阿尔都塞之后的阿尔都塞[1]

从1982年7月开始，阿尔都塞在苏瓦西临床部，继而在他的巴黎住所重新开始了写作。几个月内，他就完成了十多页的文稿，其中有论政治形势的文字，也有他后来称为“相遇唯物主义”的相关文字。当年秋天他决定在此基础上形成一部专著，复印了文稿中的一部分并添写了一些新的过渡性段落和章节，最终形成了一部手稿。该手稿包含有16章，共计142页打印纸。这部规划中的专著里有许多页标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页码，这种情形说明阿尔都塞试图以不同方式将该书的不同部分拼接起来；而今天我们很难构想这些“蒙太奇”了。在阿尔都塞档案中保留至今的这份稿子也非原件，而是一组复印稿，因而重构这些文稿的历史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说其中不计其数的手写修订看上去决不属于同一时期的话，那么复印件则使确定它们的日期成为相当不确定的事情了。

不久，情况看上去似乎是我们根本无法按其原貌发表阿尔都塞手稿的全部，因为其中许多页完全是重复的。¹而且重复的那些页都是突然出现在其他页码的中间，使得后者发生骤然转向，所以问题的解决不可能通过删除这些重复页码而实现，那样一来将会使阿尔都塞的论证线索突兀地断裂；句子与句子之间有时也插入一个或几个难以接合的段落，这使得文稿中许多段落难予理解。因而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做怎样的选择，该文的发表版本都只能是建构的结果。较之于采纳最大可能忠实于原貌的观点（无论如何那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在我们看来还是采用相反的编辑方法即不把其他文本一并编入本卷更好。手稿的一些部分，特别是标有“怎么办？”这一相同标题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完全带有阿尔都塞严厉的自我批评的印迹，这种自我批评是他在1987年11月3日给费尔南达·纳瓦萝（Fernanda Navarro）的信中给自己做出的，在那封信中他也曾要求纳瓦萝不要发表对他的采访稿当中的几个章节：“这些章节只是对一些可疑的观点进行了交换，那些观点没有被证明，经不起辩护，也没有文本引文和例证的支持——总之，它们是薄弱的，仅限于新闻报道的水平，这的确很可怜，真是太可怜了！忘了‘政治策略’的野心吧，请让你自己仅限于哲学”²。就另一些页码的内容看，它们本应是另一些页码内容的展开，稍晚于后者几周写成，但实际上几乎是重述了后者的内容。既然不管怎样都必须做出选择，我们也就决定把这份文本压缩到其“相遇唯物主义的潜流”的核心，在这么做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这本规划之中的专著的整个配置。

当路易·阿尔都塞决定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的意图实际上与1985年写作《来日方长》时萦系于心的意图是相同的，那就是：再次公开地言说。在这一作品的开始，他还写下了如下题记：“献给埃莱娜／没有她／本书／哀悼”（后有四字，被删去）；本书也以部分自传性质的章节开始：

我是1982年10月写作本书的，那时长达三个月的可怕折磨刚刚结束，如果对这次折磨进行一次清算可以为将来其他类似折磨提供说明，我将——谁知道呢——在某天讲述我的历史，既讲述此种经验的环境条件也讲述我的经历（精神病治疗等等）。因为我在某种极度危机和不可预见的心理失常情况下扼死了我的妻子——1980年11月——，这个女人是我世上的一切，她那样地深爱着我，既然生活早已变得不可能，她曾想过一死了之。当我心理失常，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时候，无疑是我帮她“如愿”了：她未作丝毫抵抗，就这样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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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前言的最初形式，后来这个结尾又得到了充分的展开：

因此，我开始这项工作，并使最初笨拙的尝试和随后的修订都体现在其中：清楚地，尽可能清楚地探究马克思的理论，他的理论思想，同时为行诸文字的思想赋予其外延（努力地去思考、去设想该思想的种种结果，努力地衷心接受必然的矛盾限制）。因此在这关于哲学，关于理论的最初的两卷小书当中，就需要再一次并且一如既往地兜圈子。有些人会觉得这很可笑，我要为此请求他们原谅。他们总是确信,在理论中,特别是在哲学中,在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当中不存在兜圈子的问题,尽管兜那种圈子可以使我们理解政治——我们投身于其中的政治，我们迷失于其中的并且是“没有参考注脚”的政治。这项工作也许过于野心勃勃，但这种经验是值得尝试的，在此过程中我也时刻紧绷着警惕这根弦。

1986年6月24日至7月28日，路易·阿尔都塞再次进入苏瓦西住院部接受治疗，在此期间，他用速写和记号的方式所写的东西无疑是他将要完善的最后一系列哲学文本：“论分析（12页，无日期）”；“论历史（2页，7月6日）”；“论随机唯物主义”（19页，7月11日）；“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肖像”（2页，7月19日）；“作为哲学家的马基雅维利”（13页，无日期）。由于这份东西整个构成了偶然的唯物主义这一主题的各种未完成的展开形式，但又几乎不可能发表，所以我们只从其中选取风格奇特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肖像”发表在这里。可以肯定，它是一篇以特有方式被过度决定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