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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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委员会订在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起召开合并代表大会。在多年的互相苦斗之后，这些历来互相敌对的兄弟们现在面对面地进行共同的工作。至于人们不马上兄弟般地互相拥抱，而一部分仍是心存猜忌，这又何足怪？还需要大大地互相尊重和互相小心对待，以免在仍然存在的人和事的矛盾上发生冲突。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共同敌人好奇地和紧张地向哥达注视，看合并工作能否成功。这个工作在一些小小的摩擦以后得到意外的成功，有了结果。
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二十七人，代表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九个党员。其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七十一人，代表会员一万六千五百三十八人；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五十六人，代表党员九千一百二十一人。
大会由W． 鲍克（哥达）以当地委员会的名义揭幕并向出席代表致辞。鲍克是爱森纳赫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办人之一，而今他第二次着手创立新的、更大的政党的工作。
盖布和哈森克莱维尔被选为大会主席。在审查资格时，我主张准许莱比锡拉萨尔派的一个由联合会总部分裂出来的小集团出席。既要合并，就完全合并。奥艾尔反对。我的建议被否决，但准许各派的代表列席讨论。所以我获得一半的胜利。接着是布勒斯劳的代表建议两派应在全体代表大会开始讨论以前，先分别举行各自的代表大会，安排各自的内部事务。表示反对，说这在全体代表大会以后同样可以举行。为这件事，爱森纳赫派需要一天时间。出席代表可以证明，这个计算是对的。代表大会是在两派的代表取得协议后举行的。没有人怀有隐情。在爱森纳赫派方面适用“我们贫穷，但是诚实”这个口号。我们不能把大会拖长，所以反对布勒斯劳人的建议。奥艾尔的这番话显然伤害了对方，于是在次日发言，就奥艾尔所说的：“我们贫穷，但是诚实”这句话提出申诉。这话会使人怀疑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不诚实的。劝慰弗里茨舍。说：他认为这话在现存情况下是对的。又说拉萨尔派自己发动了这种攻击，却说成“双方”了。
这是在谈判中出现的唯一严重的不和之音。
纲领问题由作报告。纲领中有这句话：劳动者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我建议把末句改为：“对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阶级都是有反动性的”。瓦尔特希更进一步，建议删去这一整段。他的建议是十二对一百一十一票，我的是五十八对五十票被否决了。在下次的特别讨论会上我提议，要求两性国民都有选举权。表示反对，赞成。这提案以五十五对六十二票被否决。事后解释说：许多代表认为国民一词使要求的词意隐晦，因而反对我的建议；李卜克内西表示相似的意见说，他由于文词的原因（两性）反对我的建议，就事情本身而言，他是同意我的。此后，还有些我们提出的小修改建议被接受了。在最后表决时纲领获得一致通过。其中原则性的条文是：
“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通常只有通过社会才有可能，所以全部劳动果实应归社会所有，也就是应按照平等的权利、按各人合理的需要分配而归社会全体成员所有，并且人人有参加劳动的义务。
下面接着是要求国家民主化和其次的社会要求。
由纲领中可见，合并后党的名称是“社会主义工人党”。作了关于所建议的组织的报告，照原案略加修改，一致通过。根据这个建议，党的领导机构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成的理事会。为了监督理事会管理业务，任命七人组成监察委员会，该会地址由大会决定，其人选由该会所在地的党员选举。此外，选举散居德国各地的十八个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临时裁决机关，决定党理事会有关事项，遇有特别重要事项，应理事会方面的邀请参与讨论。地方的业务领导由党理事会委派一个由地方成员提名的代理人担任。人们希望借此可以避免因协会的违法联合而遭到控诉。不久就显出来，希望落空了。
党的理事会的所在地，照我的建议，决定为汉堡。还通过了我建议的理事会五位委员的工资，依此，执行业务的主席应得六十五塔勒，他的代理人十五塔勒，两位秘书每人五十塔勒，司库三十五塔勒。这些数额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我也以爱森纳赫派名义建议，在新的理事会中选举三个拉萨尔派和两个爱森纳赫派，也被通过了。于是当选为第一主席，（汉堡）为第二主席，和为秘书，为司库。监察委员会的所在地是莱比锡，由我担任主席。
党的正式机关报是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两个报纸都转为党的财产。
五月二十七日夜晚十一时半，会议结束，大会在高呼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万岁和接着高歌马赛曲的歌声中闭幕。
※ ※ ※
白拉克因健康关系未参与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他对大会的结果表示满意。五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我个人还不能有所奉告，因为在作判断之前，必须先明了所决议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这些决议不是荒谬的，那么我们也不要制造荒谬。（暗指李卜克内西写给白拉克的信中的话。）无论如何，李卜克内西、盖布等是有诚意补救所犯的错误的。大会的经过表明，草案为了工人所必需而作的让步，远较由于照顾个人而对哈森克莱维尔等人所作的让步为少。
我到秋季才答复恩格斯三月底的信。我写道：
“莱比锡，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您三月底的来信，我搁起来没有回信，非常抱歉。但我可以向您实说，在被释后的头三、四个月没有一个钟头的安静时间来复您的信，就在今天仍难挤出所必需的时间。
我完全同意您对于纲领草案的意见，由我给白拉克的信可以证明。我也严厉谴责了李卜克内西的委曲求全，既然遭到灾难，就应该尽可能逃出此难。代表大会决议各项是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另一方面却表现了一种可惊的浅见和部分的怨恨，如果不愿使这个大声喧嚷中上演的合并代表大会给敌人称快，给党大丢其脸，闹到无结果而散，那么就必须像捧小磁人似的对付这些人。虽然如此，我们最后，特别在人选问题上，却还做到使我们能对于结果感到满意。当然还要对浅见和个人利己主义作许多斗争，但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就可以斗争到底而无损于整体，并且在两年内那些现在还有些顽固的分子会充满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种。
全部是一个教育问题。人们受了八、九年拉萨尔—施韦泽式的精神教育，不能马上就习惯于另一种方式，在这里重要的是耐心。
如果我们这里能够满足从各方面涌来的要求参加集会和作庆祝会演说的邀请，我所说的教育方法也许可以大大省略。同这些人作些私人往来可以很快地扫除偏见和成见，但是我们能够完成的较之所要求的差得不远了。
我特别被我的生意弄得疲惫不堪，因而对于邦议会选举的失败没有比我更高兴了。李卜克内西和莫特勒虽然专在党内任职，情况也并不比我好些；因为他们的经常工作同流浪的鼓动生活很不协调，并且我们对于这一点做得已经太多，对它不感到很大的热情了。而且肺部和发音器官也有点意见。
，现在才看到，以往的斗争怎样地分散了力量。现在党的财务情况是以往所没有的，虽然营业萧条，会费却收得很准时和正常。
承您友好地邀我到伦敦去，照上述的情形看来，我自然是难以遵命；我很愿意到古老的英国去一趟，但目前还不能作此想。明年我或许要到莱茵省，也许到荷兰去做生意，那么到您那里的路程就不太远了。
我听说，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但是我或许见不到他了；据李卜克内西说，他想取道巴伐利亚回去。我大约十四天后来到卡尔斯巴德，我想到波希米亚作业务旅行，但届时他大约已不在那里了。马克思如果回去，请代我向他致候。您不打算到德国故乡来看看吗？您住在英国好像锈住了。
友谊的敬礼
您的倍倍尔。”
恩格斯给我的复信表明，他和马克思对于我的信的看法与该信的内容不大相合。恩格斯写道：
“伦敦，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二日。
亲爱的倍倍尔！
您的来信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种合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太轻率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将来分裂的萌芽。如果这种分裂能推迟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以后，那就很好了……
现在这个形式的纲领包括三个部分：
1．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如果两派要想在一个纲领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就应当采纳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涉及并非双方一致同意的地方。诚然，拉萨尔的国家帮助也曾列入爱森纳赫纲领，但是，在那里它不过是许多中的，而且就我所听到的一切来看，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合并，它就会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删掉了。现在它却被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不可缺少的和唯一的良药。让‘铁的工资规律’和拉萨尔的其他词句强加在自己的头上，这是我们党在道义上的一次巨大的失败。我们的党改信拉萨尔的信条了。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否认掉的。纲领的这一部分是奇耻大辱，我们党就带着这样的耻辱匍匐于神圣的拉萨尔的赫赫声名之前；
2．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
3．向‘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且谁也不知道，其余的‘要求’应当向谁提），这些要求是非常混乱和不合逻辑的；
4．一般的原理，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和国际的章程中抄来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就是变成了，正如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中所详细指出的那样。
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给人出丑的。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中有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他就会把这个纲领拿去逐句研究，弄清每句话的真实含义，极其明确地指出荒诞无稽的地方，揭露出矛盾和经济学上的错误（例如，劳动资料今天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似乎地主已经不存在了；不说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说‘的解放’，而劳动本身在今天恰恰是了！），并且把我们的整个党弄得非常可笑。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加进了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否认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
如果您对人选问题上所达到的结果感到满意，那就是说，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一定已降得相当低了。两个是我们的人，三个是拉萨尔派！因此，在这里，我们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同盟者，而是战败者，并且事先就决定了我们的少数派地位。委员会的活动，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也不是令人快慰的：1．决议把白拉克的和伯·贝克尔的关于拉萨尔主义的两本着作包括在党的文献目录里；如果能把这个决议撤销，那就既不是委员会的也不是李卜克内西的过失；2．禁止瓦尔特希接受宗纳曼向他提出的担任《法兰克福报》记者的建议。这是宗纳曼亲自告诉正在旅行中的马克思的。使我感到惊奇的，与其说是委员会的妄自尊大和瓦尔特希不是对委员会满不在乎而是对它唯命是从，不如说是这项决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委员会倒是应该设法使得像《法兰克福报》那样的报纸到处都只由我们的人替它服务……
说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合并只要能维持两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它无疑是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代价取得的。……”
由此可见，要想同伦敦这两位老人取得谅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我们所认为是聪明的打算，灵活的策略，他们却看做是软弱和不负责任的让步，可是合并的事实毕竟还是主要的事情。从逻辑上来说，这个主要事情在自身里就包含着继续发展，今后和以往一样，我们的朋友和敌人也都关心这件事。党的理事会在恩格斯所指责的事情中所犯的局限性和褊狭性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这里必须说明，当时《法兰克福报》对于我们所代表的方向持着友好的态度，相反地，全德工人联合会同宗纳曼则吵闹不休。所以不难明了，联合会方面对他和他的报非常仇视。
合并过程并不是到处都像我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顺利。特别是在有哈赛尔曼和李希特尔（王兹贝克）和他们的信徒进行挑拨的汉堡，这些人常常有激烈的互相冲突。奥艾尔作为党的秘书住在汉堡，他认为这些事情是相当可忧的。因此，他在一八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写信给我说：在党的成员中仍旧很不一致，是否会由于这一切可恶的琐碎事而再闹出分裂，很成问题。并且在九月二十五日他又给我一封信，重诉他的愁词。后来在一八七六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李希特尔（王兹贝克）因为进行损害党的活动而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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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五年春天，在莱比锡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斯台法尼博士辞去了委任。于是来个补缺选举，我又被提为党的候选人。五月十一日选举时，我得了四千零十八票，较上年普选时多三百六十七票，我的对手民族自由党的竞选人较保守党的少得一千多票。我同时也被提名为萨克森的美拉内—荷亨斯坦—艾恩斯塔尔的邦议会选区的邦议会议员候选人。这里我同样失败了，是以六百九十四票对我的民族自由党对手所得的八百九十九票。我很满意于这次失败，如上面转录的我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党在那时还很少致力于邦议会选举。而且选举法比起今天的现行选举法来，诚然是很有利的，它对选民的要求是缴纳国家直接税三马克、萨克森籍和年满二十五岁。如果要想被选为议员，即所谓被选举权，其要求是：至少纳三十马克的国家直接税、年满三十岁和获得国籍已满三年。虽然如此，我们的选举人还是为数很少，因为那时许多任务人并没有缴纳与每年收入六百马克有连带关系的三马克国税。到一八七六年施行了新的所得税法，由于收入估计得较高，选举法才变得对我们有利。从该年起，我们才有成效地参加邦议会的选举。
为了使往日敌对的兄弟们越来越亲切深刻地觉到已实现的统一，我们一致同意，由以前两派最出名的人物到他们以往比较难达到的地区去举行集会。于是李卜克内西和莫特勒往北方和西方，哈森克莱维尔、德累斯巴赫等到南方和萨克森去，我到阿尔托那—汉堡，参加我在那里举行的集会的异常踊跃，在柏林的提佛里我所举行的一个盛大集会上也是这样。在汉堡、阿尔托那及其周围各地，由于一八七五年十月一日创刊了《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运动有了新的据点。哈森克莱维尔现在宁愿脱离理事会而加入《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的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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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境遇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不惬意的。营业与党之间的利益冲突使我痛苦异常，关于这，白拉克在八月底也写信向我诉苦。做一个营业的奴隶是悲惨的。但是如何摆脱？他意欲把他的印刷出版企业卖给莱比锡印刷合作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所顾虑出版社和印刷所使他担负极繁重的工作和沉重的债务。我很诧异，他虽有不少烦恼而仍保持着愉快心情。因为我在那时获得了我后来的合伙人（合营是次年秋季才实行的，合营的消息却闪电似地在莱比锡传播开来），敌人就造谣说，我此后将要脱离党的生活了。这个谣言是一个阿尔登堡的同志首先告诉我的，他在八月三十日写信对我说，他在莱比锡的短时间内由各方面听说，我找到一个合作者，将成为一个大工业家，而后就要慢慢退出党。他在什麦尔恩的一个工人宴会上，也告诉了美拉内和郭斯尼兹的同志们，并且同他们说，他们必须克服我所给与他们的这一沉痛打击。但令人感动的是，这些同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回答说，他们不相信，他们认为这是不会有的事。同时他也认清了这消息不确。但是他答应他们，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并请我原谅他的冒昧，他说我可以公开地辟谣，我则认为不得这样做。
在这时期（一八七五年九月）莫斯特还一直关在普略曾湖的监狱里。我给他一封长的慰问信并探问他的近况如何。我已经听说，他的待遇也比从前优厚了一些。他在九月二十七日写信我说：
“亲爱的倍倍尔！如果我告诉你，我常常数月之久既没有从党方面，也没有从同志那里得到一个字，那你就可想而知你的信多么使我高兴。请勿为我担忧，我固然是够懒的（
一八七五年十月底，国会又开会了。在差不多三年半的间断以后，我第一次再参加国会会议。也在这次会期中，党的代表第一次以的党代表身份出现于公众之前。我们的党团的行动也立即比以往任何一次会期都更为活跃，更为自觉和更有力量。讨论材料的性质也是有助于热烈辩论的。
向国会提出的有一个关于修改工商业条例第八条的法律草案连同一个关于互助基金的法律草案。我们在讨论法律草案的各阶段都以全力进行争辩。几乎党团全体成员参加辩论，一部分还反复参加辩论，并且对于各条提出相当多的建议。草案在工人界造成很大的不满并招致一批请愿书，特别是柏林的疾病救济基金委以会的请愿书很仔细地研究了法律草案的各条规定。
议会党团方面决定由我充当总辩论时的发言人。讨论在十一月六日开始，还要在当天结束。多数派愿意尽可能少辩论而迅速结束。我对于当前内容的草案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党团和党当时的立场是，疾病救济基金专属于工人，因为只有他们缴了费，所以应该有的自己管理权。保证金以及关于意外事故的一切后果的保证金要由企业主负担。残废保险和养老保险由双方出资举办。我说，草案把工人置于官厅和企业主的监护之下。草案否认工人具有一切其他阶级在管理自己的财产上所具有的权利，这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财产的无限权利。如果我们在一个股份公司法或者合作社法中搞个这样的监护章程，国会会说什么呢！人们不从伟大的与帝国相称的观点出发而从渺小的和最渺小的观点出发。尤其是与保证金法第四条有联系的部分，草案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草案把救济基金的重担放在工人身上而该项基金是应由企业主的赔偿义务保险来担负的。法律草案如果基本上保持它现在的性质，它在工人界中所引起的将不是满意而是大不满意，也就是与它的目的正相反。这个草案被转交二十一个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在这决议以后，议员米凯尔走过来问我，是否准备任该会委员。我在遍询党内同志以后，声明愿就。但在就要选举时，议员米凯尔又到我跟前说，他十分抱歉地通知我，他的议会党团的大多数不愿选我。他劝我去和中央党协商。这个我拒绝了；为了委员会的一个席位而去请求其他党派，有损我们的尊严。国会常务委员会在当时已经成立，该会按各党团人数的多少分配委员会的委员。每个党团至少须有成员十五人，而我们只有成员九人，不能认作一个党团。所以我不能参加委员会。最后我们因为我们的修正建议没有获胜，于是投票反对该法案；我们的建议全部被否决了。
我们参加讨论的第二个议案是刑法修订案，这个修订案把刚生效五年的刑法修改或新增不下五十三条。联邦政府要想用十四条新罪行的议案来保证刑法迫害。俾斯麦在任何时候都是个逞强肆暴的人；凡是他感到不便或讨厌的时代潮流，他总相信，能够使用国家的暴力把它消灭掉。他对于天主教运动、波兰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如此。虽然在他的晚年这种政策的彻底失败已了如指掌，他是个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的时候，他的这种观念依然未改。迄今用警察和法官没有做到的事，要想全靠刑法附则来促成。所以特别是刑法法典中所谓政治条款，例如：九十五、一百零三、一百十、一百十一、一百十三、一百十四、一百十七、一百二十八、一百三十、一百三十甲、一百三十一等条款都相应地加重了。于是第一百三十条就包含如下的内容：凡是以危害公共治安的方式公开挑拨各阶级民众互相对立者，或者以同样方式用言语或文字公开攻击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所有制者处以监禁。第一百三十一条也作了类似的补充。提案是用以前臭名远扬的普鲁士的那个关于怀恨和蔑视的条款略加修改来代替这一条。我们采取的策略，首先是观望，让对政府这个草案非常不满的自由主义者向前。这个策略证实是正确的。不仅进步党的，而且连民族自由党的和都阐明关于舆论自由的见解，使我们不必加以补充，他们这个见解却大不同于他们几年后对于第二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所持的态度。议案的一部分移交委员会，另一部分由大会讨论。第一百三十条列在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议事日程上，在讨论这一条时我们才真正开始参加。普鲁士内务部长欧伦堡伯爵的发言开始时说道：我的先生们，第一百三十条是针对社会民主党制定的。他发言的其余内容主要是引证《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报上的和一八六三年拉萨尔一篇演说中的大段辞句，他企图由此来证实我们对国家的危害性。最后他请求给联邦政府以必要的权力来对付我们，否则就只好满足于目前不中用的法律条款，“时为止”。这个演说绝没有给人什么印象，所以在欧伦堡之后发言时，轻而易举地把他驳倒了。政府面对着社会民主运动而不了解这个运动只是现有经济弊病的自然结果。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要求是我们所建议的医治现有病症的良药。对于控诉我们在民众集会中煽动工人的话，他提出质问说，人们为什么不到这些大会上去驳斥我们呢？阶级斗争是敌人开始的，巴黎公社就证明了，他们是多么残酷和血腥地进行斗争。他最后声明说，无论以怎样沉重的牺牲为代价，我们也要在合法基础上继续进行斗争。辩论的结局是，在保守党的一个修正案被否决后，竟一票赞成政府的建议，因而引起哄堂大笑。
党报对欧伦堡的演说表示感谢，因为它起了有利于党的鼓动作用，党的理事会决定把它广泛传播。第一百三十一条新修订的条文在国会中也没有博得人们的喜爱，同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关于所谓阿尔尼姆条款（三百五十三甲条）李卜克内西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但很有作用的演说，引起国会多数派的激烈反对。
当修订案第三读时，俾斯麦感到需要再把提案的第一百三十条谈一谈。但因这一条已不存在，议员拉本瑙的瑙代克男爵又提起那个议案。于是俾斯麦马上向我们猛烈开火。他要求，在国会里也应该反对社会主义鼓动。如果一个社会党的议员在议院中讲话，就要照例在听他的话时好像他是来自另一个与国会无关的世界。人们必须极其广泛地宣传反对社会主义者那种空想谬论的理由；现在竟闹到在这里国会中公开颂扬巴黎公社的杀人放火犯，而无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这是一种被诱惑者只能在诱惑者的遮眼灯阴影中才会看到的幻象；如果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它的不切实际和有罪的愚蠢就必定暴露出来了。
俾斯麦这个指责无疑是针对我在一八七一年会议为巴黎公社辩护的演说，因为自从那次以后，国会再没有关于公社的演说，于是我要求发言。温德荷斯特和俾斯麦又讲了一次话，然后拉本瑙的瑙代克男爵声明撤回他的建议，他的理由是，俾斯麦侯爵在第二读时缺席，现在既已发言，他的建议就已达到目的。当温德荷斯特坚持继续辩论时，因傅尔肯贝克不能出席而暂代议长的辛森反对。当宗纳曼为了要使我得以发言而又提起拉本瑙的瑙代克的建议时，辛森宣称，议员瓦兰丁已提议结束辩论。因此，瓦兰丁的讨论终结建议又早就储存在办公室内随时备用。于是断绝了我回答俾斯麦的攻击的发言的机会。我就企图用个人说明为自己辩护。我谴责人们不让我在首相对我个人激烈攻击时作答辩。（中间一再有人叫嚷。）首相的攻击无疑是针对着我个人的，这一点我可以指出一八七一年我的演说作证。首相诉苦说他本人时常遭到侮辱，因而他给议会这个首先应对我和我的党施行的妙计。他控告我为杀人放火犯辩护，我把这话作为对我的侮辱来驳斥。我所以为巴黎公社的人们作辩护，正是因为不可以把这些人看作杀人放火犯，而应该看作是遭到非常不公平待遇的人们。瑞士联邦、比利时和英国三个大名鼎鼎的政府曾认为巴黎公的逃亡者不是罪犯而拒绝引渡，由此可见他们并不是杀人放火犯。说到这里，议长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陈述不是个人性质了，我这样针锋相对地具体陈述，超出了个人解释的范围。我只好不再继续讲下去。但是我在莱比锡的一个集会上报复了，得以畅所欲言。
拘捕议员问题由于进步党的建议又提出讨论，但因这个建议有片面性，所以我们提出一个更进一步的正确建议作为对案。我们的建议我申述理由，没有通过，但是进步党的建议也以一百四十二票对一百二十七票被否决了。拉斯克尔根据他上次会议的态度，赞成这个建议，却经弃权，缺席，还情有可原。
另一事件，在下次党代表大会上还要谈及并且受到攻击，即关于我们对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伙伴有关支付议员日俸的建议的表决。李卜克内西和我在这个建议二读时弃了权，哈森克莱维尔则投票赞成，其余同事在表决时都没有出席，其中莫斯特在监禁中。在三读时我以全体名义发，并声明我们弃权。我们已厌烦了，经常为联邦政府委员会的字纸篓工作，国会在每次会期总接受下越来越多的支付议员日俸的建议，而联邦政府委员会却也经常把这些建议丢到字纸篓里。如果国会有诚意支付议员日俸，就应该运用它所能运用的手段取得它。国会由是应该首先拒绝支付首相的薪俸。国会得不到德国一切其他议会都得到的东西，这是个耻辱。我们不愿继续参加这个游戏，我们既不能对这建议投反对票，所以我们弃权。这个短短的发言给我招来了两次遵守秩序的叫喊。会议于二月十日结束。
一八七六年三月十日，我在莱比锡同布伦诺·斯巴利希举行了一次辩论会。他是莱比锡民族自由党的主要鼓动者，在评论我对公社的态度的发言中提出了当时人们对公社所作的一切攻击。那个集会由两党共同召集，每党都分到一样多的入场券，每党各选主席一人，当一方发言时，由另一方任主席。我们这方面是尤利乌斯·莫特勒任主席，对方是波克尔校长。
我为了帮助读者，把当时在莱比锡的发言录下来：
“
随后我又讲一下据说是费烈所促使的枪决人质，并且接着说：
“公社的办法是按照当时局势不得已的办法，人们即使不同意它的办法，也至少认为这种办法可以理解而加以原谅。
接着是斯巴利希的简短而无关重要的答复，然后我又发言：
“我的先生们，斯巴利希先生对于我的发言没有回答，虽然我们在今天规定的时间内已经不能完事，他也没有声明愿意举行第二次集会。我现在有必要略谈一下斯巴利希先生讲话中最后的几点。斯巴利希先生自夸他敢同我们对阵的勇气。同一个被认为只是由一小撮空想家组成的党派对阵，是否具有巨大的勇气，姑置不论。
这个成绩辉煌的集会以我的讲演为结束。
一八七六年一月初，萨克森的本党同志在开姆尼茨举行了一个出席者很踊跃的全邦集会，会上已为可望在一八七七年一月举行的下届国会选举提出候选人。不顾一切迫害，情绪还是非常好的。这一年年初，柏林的同志们在《柏林自由报》上创办了一个地方栏，它逐渐获得了朋友和敌人的重观。现在也已经觉察到国家整个政策要转变的初期征兆。四月底，内阁秘书长德尔布律克被免职，官方开始转向保护贸易方面。普鲁士的贸易部长冯·康普豪森不久之前曾在国会中为企业主降低工资以摆脱危机作辩护，并且因此博得欧仁·李希特尔的颂扬：“谨向竟敢说出这样不得人心的真理的部长致以崇高敬意”，后来他也因此遭到冷落。在这期间，连续不断地对我党同志进行迫害，特别是由于侮辱首相的罪名。俾斯麦采用了一种惯例，他使人把他的刑事起诉书大量复印出来，送给那些指出了侮辱者姓名的检察官来提起诉讼。
他不断提出这种公诉，直到他一八九〇年二月离职时为止。这种案件数以千计，被判罪的人使监狱中的人口大增。这种办法当然不是他宽宏大量的明证，就连崇拜他的人也有许多不赞成的。
此外，台森多尔夫遵照俾斯麦的意旨继续迫害工人组织。他控诉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违反一八七五年二月的普鲁士结社法时，建议对该联合会实行镇压，他的理由是：“我们摧毁了社会主义的组织，社会主义的政党就不再存在”，这句话证明他对运动完全不了解；现在他认为需要进一步采取类似的手段。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镇压，由于会主义工人党在哥达的建立而被抵消了。现在轮到社会主义工人党受镇压。他也办到了要求柏林市法院参议室作出决议，宣布把党在柏林的党支部以及党本身。党理事会以一封告党员同志书回答这个决议，书中要我党同志不顾这个决议，为下届国会选举进行鼓动。党应该表现出绝不让像柏林市法院参议室那样的决议给吓住。现在各个同志才真正有必要为党尽他的全部责任。对台森多尔夫这个“消灭社会民主党”的手段必须用“社会民主党万岁”这个对策作答复此后普鲁士各处在党组织被解散的地方都成立起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当然必须隐蔽它与德国其他地区继续存在的中央组织有联于的任何迹象。台森多尔夫这个行动确实成为一场空，因为这些地方组织在发展党员、推销党报和募集资金等方面所作的事至少与被解散的中央组织一样多。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召开以往那样的党代表大会。但是我们不愿也不能缺少这种会议，于是由国会党团和党理事会聚在一起，讨论应该怎么办。我建议，由国会党团召开一个社会主义者全体代表大会，会期是八月二十到二十三日，地点是哥达，会议代表由公开的集会选举，这建议大家很快地就同意了。另一方面，为了使普鲁士的党员同志能以无法驳斥的形式来缴纳党费，决议每月出版一张大约有手掌大小名为《选举人》的小报，定价二十分尼，销路极好。
但是台森多尔夫的迫害狂并不以解散普鲁士的党组织为满足。他随即也处置一些职工会的中央联合会，使它们作为“政治组织”而遭到与党同样的命运。对于其中的四个，他达到了目的。被解散的中央领导机关现在迁往汉堡，那里的结社法并不禁止政治性团体的联合。
※ ※ ※
六月二十八日，莫斯特在受了二十六个月的监禁以后，由普略曾湖释放来了。在同一天，白拉克公开宣布出版莫斯特所著的一本小册子，名：《普略曾湖的政治犯监狱》，他在书里叙述他的经历，并且描写了他和其他的人如何在官员的背后做了各式各样有利的事情和欺骗子这些官员。这本书的出版是不智的。书刚一出版，内务部长就要求那个不识不知的普略曾湖监狱长报告所描写的事情。结果是许多官吏受处分和革职，并且从现在起执行监狱规章远较以前严格。还有，从现在起（当我也不得不迁入普略曾湖时，人们把我作为例外，关于这事，下文再谈），大多数的政治犯被隔离在所谓蒙面区中。当莫斯特在一八七八年又被判处住六个月普略曾湖监狱的时候，他的轻率举动受到报复。他现在被严格地单身禁闭起来，每当他离开狱舍时，必须同狱舍中其他住客一样，带上黑色面具，免得有人认出他来。
处罚也同当时对党越来越凶的迫害相适应。原先判几个星期或仅仅几个月徒刑的，现在判得加重三、四倍。判决十二、十五、十八个月甚至更多，已成通例。个别党报，像《前进报》和《柏林自由报》，经常有许多编辑在坐牢。例如塞维克（开姆尼茨）因为渎君罪（人们把这看做渎神罪）被处二年监禁；由于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奥格斯堡刑事陪审法庭判处R. 弗兰茨徒刑三年，E. 罗特曼诺和E. 科伯尔各二年，这些判决引起全党暴风雨般的忿怒。在其他案件中，托马斯（奥格斯堡）被判二年，劳夫（开姆尼茨）被判一年零四个月。次年，瓦尔特希因为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被判十八个月监禁，并且在再下一年，《德累斯顿人民报》编辑格·冯·福尔马尔被判了同样的处分。到后来，这些判决在党内几乎引不起惊异了；谁作编辑或鼓动者，谁就必须把坐牢算作他的职位所必不可少的属性。因为福尔马尔是《德累斯顿人民报》的编辑，我和他发生频繁的书信往来。他被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所牵累，于是发生了一个迫切问题，即在判罪以后他作为德法战争中重伤员所领的年金是否因而取消，他为此征询我的意见。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对此答复说：
“……关于您的年金的事我还没有能够同夫赖塔格谈起，我也难以相信，他会能够比我告诉您的更多些。
使人大大满意的是，这时党得知，不伦瑞克大公国的最高法院因为吕森事件判决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赔偿在一八七〇年秋季所逮捕的同志的损失，计付给白拉克二千一百马克、格拉莱一百零八马克、彭好尔斯特一百零五马克、独立经营工商业者埃莱尔斯每天七点五〇马克、工人曲恩每天三马克。
我们拟订的哥达代表大会（八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的议事日程是：
“1．社会党议员的活动；2．德国会主义组织的行动和地位；3．当前的国会选举；4．确定社会党候选人；5．德国的社会主义组织；6．党报。”
半官方的《北德意志总汇报》对这种安排大肆叫嚣并威胁说，人们将设法确定，这次代表大会是否是一个规避法律以免随后被封闭和解散的行为。但是我们对这个威胁置之不理。我们必须表示，我们不受威吓，并决定利用环境所容许的一切手段来招架对我们的打击。
会议仍由和主持。出席代表九十八人，代表二百九十一个地方的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四人的委托。李卜克内西和我由于私事在开会的第二天才出席。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党的领导机关从一八七五年六月八日到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九日总共收入五万三千九百七十三马克，开支则是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二马克。所以稍有亏空，这个亏空用《选举人》小报高达四千三百三十马克的盈余来弥补。党在那时拥有二十三个政治性的机关报和新创刊的消遣性附刊《新世界》。机关报中每星期出版六次者有八种，出版三次者八种，二次者四种，一次者三种。由国外社会主义组织寄来了一系列的祝贺党的勇敢行动的信件，这对一个德意志的党代表大会说来还是第一次。我因业务关系曾到瑞士旅行，凑巧参与了在伯恩举行的国际会议，于是我带回了国际会议的祝贺。为了表示兄弟般的国际团结，决议为极端困苦的巴黎公社社员适当地筹措款项。卡尔·希尔施代表巴黎工人出席大会。哈森克莱维尔作关于党团在国会里的活动的报告。我利用这机会为我们大受攻击的在议员日俸问题上弃权一事作了辩白。反对我们弃权，发言说，他认为，弃权的办法损害了我们的鼓动工作，这种策略使同志们吃惊。党团对一个议案赞成还是反对，必须总是态度鲜明并连续参加投票。在长时间辩论以后，A. 卡培尔和德累斯巴赫建议，应声明我们对议员日俸问题投票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建议到否决。相反地，勒文施太因的一个建议通过了，他建议略去这个问题，因为社会主义议员当然赞成日俸，并且在目前情况下弃权，只是证实了一部分自由主义议员所犯的欺骗罪行。
进一步的讨论表现出，在新合并的党里还存在着人事上和事务上的强烈对立，这些对立现在爆发出来。弗罗梅说，许多党报并且还有李卜克内西和我从宗纳曼（法兰克福）那里领取金钱津贴，于是引起了激烈争辩。结果证明被提到的报纸没有一家是从宗纳曼那里领取津贴的，对李卜克内西也是如此。我告诉大家，在我坐牢期间，宗纳曼曾再三说，我出狱后如果为了恢复营业需要借款时，他愿意帮助我，已借给我六百塔勒，利息五分，分期归还。这更是无可非议，因为我自从一八六五年以来就和宗纳曼有了交情，而且这件事完全是纯粹私人的事情。宗纳曼自己不谨慎，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法兰克福的同志，这件事就被传播出来。辩论的结果是，以全体对七票通过白拉克（他多年来第一次又出席代表大会）的建议，谴责了这次存心与我为难的行为。我于是在本年内还清了宗纳曼的借款。
另外还有一次争论，当时也很激烈，争论的问题是，今后是否需要有两个正式的机关报（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如果只要一个，那么要哪一个。最后，赞成莱比锡的有四十九票，赞成柏林的有三十八票，六个代表弃权。并且还决议，中央机关报从十月一日起改名为《前进报》，每星期出版三次。然后，两位编辑的选举又引起热烈的辩论。向来不喜欢合并，声明决不迁往莱比锡，并放弃编辑的职位。根据的建议，声明愿与共同担任编辑。此外，大家一致同意，党在普鲁士被解散后，另设立中央委员会代替汉堡的党的理事会，中央委员计有和。经我建议，秘书月薪定为一百五十马克，司库一百零五马克，两位副手每人四十五马克。
此外，党代表大会初次对当前的经济问题表示了意见。自从一八七四年起发生了工业危机，并且一年比一年加重，它使得工业界关于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的问题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并且最后在数十年来一直是自由贸易制度的主要支柱的农业界，也得到了拥护者。首先是钢铁工业家，他们早在前几年就已对从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起取消钢铁关税的决定非常激愤并与之作斗争。和他们联合的还有其他工业家，特别是棉业工业家。因为现在美国的粮食竞争日益显着，使粮价也不能保持所希望的高价，反而落了价，易北河以东地区的粮食生产者在美国的竞争下，他们国外市场的销路日益呆滞，就是在本国也感觉到这种竞争的影响，于是他们转入保护关税派。广大阶层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看法的这种转变也必然引起党内的注意。所以在本年内和都表示赞成一种或多或少带有保护关税性质的政策。因此，代表大会不得不对这次转变了的潮流表示态度；它的确表示得不充分，而且有些不清楚。由于白拉克、弗利克、弗里茨舍、格利伦贝格、哈赛尔曼、李卜克内西和莫斯特的建议，大会未经讨论即通过一个决议案，其中说道：“德国社会主义者有产阶级内部所发生的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之间的斗争；采取保护关税与否的问题只是实际的问题，而必须按照个别情况来决定；劳动阶级困苦的根源在于一般的经济情况，但是政府方面所缔结的现行通商条约既不利于德意志工业，就要求改变。”要求党报劝告工人，不要为在要求保护关税时求国家帮助的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并且因为那时还有铁路应归私有还是归国有的问题，而且俾斯麦还力求由帝国垄断铁路，所以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态度。大会表示赞成铁路国有，但帝国的铁路计划，因为这种计划是为促进阶级国家和军事国家的利益而制定的，并且这笔收入会用在非生产的目的上，帝国由此获得一种与人民为敌的新力量，并使人民的财产大量落到交易所投机者的手里。
温柔善良的未能忘怀他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后从它那方面所受的种种屈辱，在八月三十一日写了一封信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到代表大会的经过说：
“讨论得非常好，弗罗梅—宗纳曼事件，还有关于议员日俸的表决，接着是中央机关报应放在柏林还是放在莱比锡的问题，这是三个主要项目；拉萨尔派认真地相信，运动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无论如何他们在组织中的胜利是无疑的了。他们有一切根据来这样想。有一次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上，
于一八七六年十月一日辞去《柏林自由报》的职位回到巴门—爱北斐特，在这里他担任《山地人民之声报》的编辑，并创办一个表面上只以传单形式出版的新机关报《红旗》。但是不久就表现出，创办这个报纸，是追求分裂的目的，这使他对党和对中央选举委员会处于不正常的地位，并在次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又引起了不愉快的争论。
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一八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发出号召，展开竞选。由于该委员会和许多同志的要求，我又写了一本名为《一八七四到一八七六年德意志国会和邦议会的议会活动》的小册子。这个著作此次是以我的名字在柏林印刷合作社出版，也就是在台森多尔夫注视之下出版的，我不久就由我所遭的损害体会到，他适当地利用了这种情况。
国会的末次会期在十月三十日开始。但会期只能很短，而且因为各法律草案对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所以我们很少从事于国会讨论，却更多从事于选举鼓动，在那几个星期我由莱比锡到科伦，由科伦到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又从哥尼斯堡到布勒斯劳等地。在哥尼斯堡，我必须在座无虚席的集会上演讲两个晚上，因为我的报告所引起的讨论要到第二天夜晚才能结束。在第一次集会上约翰·雅可比也出席了，人们推举他为大会名誉主席。我到这时才认识他。他仅仅是中等身材，整个态度显然是谨慎的，只有为环境所迫才肯明显地干预公众事务，他给我一个非常亲切的印象。我在第一次大会之前到他的寓所去拜访他，他在一个很宽敞的书房里接待我，里面的书架和橱柜直到天花板都装满了书籍。我真羡慕他这个布置极好的房间，这个房间的舒适安排简直诱人工作。雅可比在次年春季因患结石症施行手术而去世；前一年十月弗兰茨·齐格勒在他之先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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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莱比锡以后，我召开一次民众大会，议程是：“妇女在现今国家里的地位和向社会主义前进。”虽然我们使用的是莱比锡最大的会场，但还容纳不了大批潮涌而来的听众，许多人因为没有隙地而不得不折回。听众中妇女很多。我分析给她们听，她们对于眼前的国会选举也必须加以如何热烈的注意；但因她们暂时还没有选举权，她们的任务就是参加竞选的鼓动，并且催促她们的丈夫和有选举权的男性亲属参加选举，而且要拥护主张她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完全平等权利的社会民主党。集会进行得很如意；这还是第一次要求妇女参加政治性的竞选活动。
我从莱比锡急急忙忙赶到德累斯顿去鼓动，在这里我被提为党的候选人。第十七萨克森选区（格劳绍—美拉内）也又提我为候选人，该区有组织的同志们预先声明，如果我在另一个选区当选的话，他们就准备来一个补我的席位的复选，因为他们在第十七选区仍会得到胜利，全世界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也就是如此。
我在德累斯顿的三个候选人中间首先得到了相对的多数票。我和自由派的候选人麦侯夫教授进入复选，并以一万零八百三十七票对九千九百二十票取得胜利。在选举的次日，我接到通知胜利消息的电报时（我曾请求不要在选举的当天夜晚打电报告诉我选举结果），我问我妻，地下室里是否还有一瓶酒，在她答应“有”之后，我说：“好，那么让我们今天中午用它来为我的德累斯顿选举人祝福吧。”谈话时我的小女孩在旁边，问道：“爸爸，麦侯夫教授先生今天中午也要喝一瓶酒吗？”我笑着回答她，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教授先生的口味如何。在第十七选区是威廉·白拉克代替我当选了。
选举结果对于我们非常有利。虽然在巴门—爱北斐特以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五票对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五票失败了，但是邻近的索林根区以一万零六百三十六票对七千四百五十三票把选进国会，并且格利伦贝格在纽伦堡也几乎当选，但是以一万二千零八十九票对一万二千六百二十五票为敌人所败。党参加了二十四次复选。当选为议员的有十二人：奥艾尔、布洛斯、白拉克、宫廷建筑技工徳姆勒（石威林，第十三萨克森选区——莱比锡乡区）、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A. 卡倍尔、李卜克内西、莫斯特、莫特勒、李廷豪森和我。
年老的德姆勒偶然谈起，他当过梅克林堡公的宫廷建筑师，建筑了一座华丽的石威林宫，他有个习惯，如果要离开石威林时间较久，就要到公爵那里去辞行。这次当他要起程到柏林入国会时也是这样。大公爵趁这机会同他说：“我祝您一路平安，但是亲爱的德姆勒（于是他笑吟吟地伸出一个指头警告着），您在柏林只不要搞得太凶了。”这里应该提一下：德姆勒是没有通过工头独自和工人订立合同把石威林宫建筑赶来的，并且对所达到的结果非常满意。
二月二日，我写给德累斯顿我们的党报发行人施吕特尔同志，告诉他，我已通知选举委员接受德累斯顿的选举，并且附带提及：
“我觉得很愉快，我这个手艺伙计走到异乡以来整整十九年了，当时自然不会预料到在十九年后的同一天里我把我接受萨克森首府的国会议员委任的声明送给一位选举委员。老拿破仑有一次曾说过，每个兵士的背包里都有一支元帅的手杖，今天可以说每个手艺伙计的背包里都有一张柏林国会议员的全权委任书。一切在前进。我们的朋友，那些敌人，都应活下去。”
敌人对选举结果怒形于色，因为我们所得选票的大大增长远比所获得的几个委任状更使他们震惊。党的票数由一八七四年的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增加到一八七七年一月集结在我们的候选人名下的四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七票，计增加十四万一千七百七十七票，即百分之三十六。在萨克森我们得到了相对多数的票，即三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票中的十二万四千六百票。
台森多尔夫制度曾逐渐越过普鲁士边界，在大多数中、小邦中成为榜样，这次选举结果证明，这个制度悲惨地崩溃了。即使此后再对社会民主党报纸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猖狂泄忿，并且对党的代表人物判决得一个比一个更加严酷，也无济于事了。即如俾斯麦遇到幸运，终于得到他长期渴望的严酷的非常法令来对付他所深恶痛绝而又那样害怕的党，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二月二十二日开幕的国会会议中社会问题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社会民主党选票的不断增长特别使中央党惴惴不安，该党现在第一次在加伦伯爵公司名义之下提出一个法律草案，这个草案完全适应自此以后中央党越来越拥护的社会政策上的蛋间舞。。这个草案要改善小企业家以及工人的状况。针对着这个草案弗里茨舍和我拟订了一个对案，要求修改工商业条例中的一、二、七、九和十等项重要规定，使其有利于工人，党团也表示赞成这草案。这个法律草案要求调整监狱中的劳役，监狱劳役应以为国家劳动为限。此外还要求：禁止工厂在星期日工作；如果有的地方办不到，就应当在一星期中给工作人员一天休假；一个标准工作日是九小时；对于女工、十八岁以下的男工和学徒则为八小时；禁止夜工；如果因为企业的性质不可能禁止夜工时，就应实施八小时的轮班制。孕妇和产妇的休假期应相应延长。每个工作场所应实施一种由劳资双方约定的工作规则。此外还要求：对矿工也取消工作登记；只有在工人要求之下才填发证明书；规定双方相同的解约通知期限，禁止实物工资制2，对于女工和学徒应有更严格的保护办法；设置同业公会和劳资仲裁机构；在国家卫生署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实行一种国家劳动检查制度。最后我们要求保障和扩充集会结社权。
中央党和我党同时提请讨论的法律草案，由党团方面的弗里茨舍开始辩论。辩论渐成为社会党人的辩论，我于是得到机会对所提出的谴责予以最有力的驳斥，并对中央党发言人所代表的所谓基督教世界观给以应得的批判。我的演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莱比锡印刷工人协会特予翻印，并送给我一份装订精美的演说辞。
这些建议的讨论并没有实际的结果。
在四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国会宣布，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选区得三十票多数的选举应作为无效，因为很奇怪，无意中在把一张选民名单订入选区时弄错了，以致有一批选民未能参加选举。进步党希望重选时能再赢得第六区；它却错了。我们把全副精力投入选举鼓动，于是哈森克莱维尔现在以多一千多票的优势而获得胜利。
在讨论铁的关税问题时白拉克发表了一篇关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好演说，但是到了表决时，党团的票分散了，只有少数票赞成保护关税。
要修改议事规程第四十六条的措辞，以便防止继续任意提出终结建议的企图，没有成功。这个建议不再付讨论。相反地，国会却同意了停止对我提出的建议。台森多尔夫为了我的国会小册子在柏林市法院建议对我提起控诉，因为那小册子大大地得罪了首相和触犯了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这一条是：“凡是捏造或歪曲事实，明知事实是捏造或歪曲的，而仍公开主张或者传播，因而使国家机构或是上级命令受到蔑视者，处以六百马克以下的罚金或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台森多尔夫建议在一月十二日在《柏林自由报》发行所进行搜查，只查到我的作品十二份，加以没收。
一八七七年同往年一样，国会党团召集全德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自五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在哥达开会。议程是：1．关于国会议员的活动的报告；2．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动态和现状的报告；3．德国的社会主义组织；4．党报；5．党的纲领。
从再度由作的报告得知，党在一百七十五个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三百九十七名。党报的数目增加为四十一种。此外成立了十四个党的印刷所。党的收入是五万四千二百十七马克，支出是五万零六百三十五马克。
因为李卜克内西在家患病未到，关于党团活动的报告由弗里茨舍代作。我因为营业羁身到五月二十八日才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达哥达。
关于组织问题由特尔克作报告，他以当选的组织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下列决议：
“鉴于普鲁士当局以空前的大胆正式宣布社会主义团体在普鲁士完全非法，代表大会不拟再设立党的组织，以免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对它使用现行的结社法；代表大会听任各地党员同志们各按地方情形和需要来进行组织。”
这个决议没有讨论就一致通过。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当时差不多全部自由派报纸，进步党的也不例外，无动于衷地看着当局对社会党组织肆行骚扰、压迫和强暴，而很少听到一个字的批评。当局自然把这事只看做是对它的非法暴行的鼓励。
的行为又引起了不愉快的争论。哈赛尔曼在一八七七年一月取得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同意由他发行只为支持选举而出版的传单——《红旗》报。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却完全背着中央选举委员会向官厅呈报为正规出版的周刊，他的追随者借此到处排挤《前进报》。毫无疑问，是在使党分裂。这一点在辩论中也由大多数发言人表明了。最后我的一个建议只有五票反对被通过了，建议说：“代表大会请求哈赛尔曼同志，一旦《山区人民之声》报（他任该报编辑）能够维持，就把《红旗》报停刊。”但是他早在十月初就不得不声明《红旗》报停刊。该报入不敷出，使他不可能继续办下去。
另一个争论的不愉快程度不亚于对哈赛尔曼的争论，这是莫斯特谈到《前进报》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杜林教授的连载文章所引起的。杜林做到了使柏林运动领导人几乎全体都赞成他的学说。我也认为，由于鼓动的理由，凡是像杜林那样猛烈攻击社会现状并表示拥护共产主义的文章，我们都应加以支持和利用。由这个立场出发，我早在一八七四年就已经由要塞监狱里写了两篇论及杜林的作品的文章，题名为《一个新的共产党员》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有关的书籍是由爱德华·伯恩施坦寄给我的，当时他同莫斯特、弗里茨舍和其他人都是热心追随杜林的人。不久杜林由于他的学说与政府机关和大学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导致一八七七年六月柏林大学对他的处分，这就在他的追随者的心目中更加增高他的声望。这一切促使莫斯特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如下：
“大会声明，有些文章，例如近数月内恩格斯对杜林所发表的批判，使《前进报》绝大多数的读者丝毫不感兴趣或者发生极大的反感，今后不再刊登在中央机关报上。”
诚然，此后不久杜林的威信在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心目中就遭到彻底的破产。这个人的态度这样专横和狂妄，致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
在这次大会上，福尔马尔（他当时第一次出席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通过了：
“为了表示一切国家的社会党人的团结，大会决议，派遣代表人参加今年在根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代表人选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决定。”
格利伦贝格支持这个建议，相反地，李卜克内西警告大家堤防比利时境内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潮流，它将企图操纵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是否举行，我不记得了，反正我们没有派人去；在这期间，党内发生了更严重和代价更高的问题。
一八七七年九月在邦议会选区之一的莱比锡乡区（第三十六乡间选区），我们得以使李卜克内西当选为议员。党员同志最初请我为候选人，我谢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期望我的合伙人和营业让我除了接受国会委任之外再接受邦议会委任。选举委员会审查资格时提出，李卜克内西入萨克森籍还不到三年，所以不能当选为议员。选举宣布无效。于是选区的我党同志提出莱比锡律师奥托·夫赖塔格同志，他也当选了。——
从九月一日起，瓦尔特希在兹维考服刑十八个月，次年福尔马尔继之入狱。十月一日，在柏林出版了一种月刊，名为《未来》，由（一个法兰克福银行家的儿子）出资经营。赫希博格，我可以说，是出于感情主义的动机而参加运动；爱德华·伯恩施坦辞去柏林银行业的职务做他的私人秘书。这个月刊，就其创办人和代表运动一切方向的撰稿人的世界观而言，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采取了暧昧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引起伦敦两位老人的猜疑，当事件的进展和党遭到的经济困难大大要求赫希博格愿受各方面的经济牺牲时，猜疑就更加深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从远方观察事物，对于人物和情况没有深入了解，认为赫希博格的这种甘愿牺牲是一种诡计，是一个冷静考虑出来的把党引入歧途而使它背离它的任务的计划。
这是彻头彻尾的误会。赫希博格从没有企图把他的财力用于我们所疑惧的目的，或者把支持所疑惧的目的作为他的援助条件。他的资助是出于好心好意和对事业的兴趣，并且从来没有遇事不同我或其他朋友，如盖布、李卜克内西等商议。但是后来我决定在一八八〇年秋末为了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真相，同伯恩施坦作了一次党内著名的“卡诺沙之行”，解除伦敦人对赫希博格的猜疑的尝试才得实现。这件事见下一册。
我自己为《未来》月刊写了许多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按比例分配的选举法，这个问题当时在党内还很少讨论。这种选举制度我认为是必然要实行的，而且事实上后来也实际应用了，开始时在拥护这种选举制度的主要国家瑞士，遭到我们那久经考验的同志卡尔·比尔克里的一些反对。但是当我在一九〇一年秋季在苏黎世道代尔教授那里吃过午饭向比尔克里告辞时，他说：“倍倍尔，我们不能再见了”（他那时已七十九岁），“但有一件事我想告诉您，您那时在《未来》月刊上所作的实施按比例分配的选举法的建议是正确的。”几个月后比尔克里死去；他准确地预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二日，我也终于以一个被告人身份站在柏林市法院的臭名远扬的第七庭之前。台森多尔夫在我的小册子里发现侮辱俾斯麦的地方不下三个，此外，如上文所述，还找到了个违背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的地方。俾斯麦是热心于提起公诉的。不错，我对首相的态度是有点欠温和。当我写这本小册子时，想起了一八七六年初他在国会中当面侮辱我的发言，而且多数派通过了一个讨论终结的建议使我不能答辩，我还愤愤不平。如果我当时能畅所欲言，就非常可能免于这次侮辱首相的罪名，我的小册子里对俾斯麦的攻击就指的是国会中这件事。此外，当我有一次攻击民族自由主义者时讽刺他们，说他们受首相奴仆般的待遇，而绝没有想要侮辱俾斯麦。这事发生的时候，正是班伯格议员因为首相对他和他的朋友的待遇而忽然有了可佩服的自知之明，说了一句使人难忘的话：“！”
我对军国主义所作的尖锐批判被认为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可是这批判却完全符合我们所代表的观点。人们控告我，说我捏造或歪曲事实，明知事实是捏造或歪曲了的而仍公开主张或传播，要借此使军国主义的机关遭到蔑视，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因为我所写的东西是符合我的立场和我的信念的。
台森多尔夫作为公诉人很容易尽他的职务，他对第七庭知道得确很充分。他若无其事地站在法庭前面，一只手插在浅色条子的夏服裤子（现今所流行的制服是后来才兴起来的）袋里，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黑礼服，好像私人谈话似地作了几乎还不到五分钟的发言以后就提议，侮辱首相罪应判九个月，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应判五个月，一共十四个月监禁，他建议合在一起作一年监禁。
台森多尔夫这种办事的方式使我本已激动的感情更加激动了。我自作辩护。在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我把起诉各点逐一加以辩驳。如果人们要由我的小册子里搜集侮辱首相的字句，那就必须考虑到我写稿时的情况，就这种情况来说，则所提出的判刑标准太高了。况且违犯第一百三十一条的事根本是没有的。我认为，根据这一条来控告我是荒唐的，因为法庭一定深知，我格外以事实与引自科学和军事权威的文字来说明理由的演说，只是同我党的立场和信念相适应的。
我认为，我这次的讲话很好，但是，即使法官们的注意力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冰雹敲打窗玻璃的风暴所吸引，我的讲话也不能给他们什么印象。法官对窗玻璃何时会被冰雹打破的问题显然比对我的很好的讲演更为视。台森多尔夫认为不值得答复我，就退庭了，在简短商议后宣布，无论如何，我的判决是九个月监禁。
我提出上诉，十月二十八日，案件由高等法院审理。这里由检察官格罗叔夫进行公诉。他在讲话中主张，由于我是再犯不能从轻判刑；他建议维持初级法院的原判。
我仍自作辩护。针对检察官的起诉词我讲了一个钟头。他认为，我似乎因为是再犯就必须从严处罚，这使我特别忿怒。我抗议，人们把一个为了他的信念而奋斗并一再同刑事裁判官打交道的被告人和一个普通犯人——一个屡犯的小偷或骗子——同样看待。普通犯人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因而由于而犯法，政治“犯”却是为了捍卫或者宣传他的见解而违法，乃是由于。对不屈不挠地维护自己观点的人，不应该从严处罚而应该。没有一个政治“犯”会由于捍卫他的信念而与刑法发生抵触时会像普通犯人那样被社会所鄙视的。而且政治犯甚至还会因此在他的同志的心目中赢得威信。
我在继续讲话中，把重点放在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的控诉上。我因而取得了法庭的首席法官的许可，宣读我那包含军国主义批判在内的长达七页的文章。结果：我被免去违犯第一百三十一条的罪名，但是由于侮辱俾斯麦，被判监禁六个月。
我要附带说明，几个月以后，在十二月间，保守党的社会政治家鲁道夫·梅耶尔也由于侮辱俾斯麦被高等法院判处监禁一年。那个也对我提了公诉的检察官格罗叔夫现在说，。但是，这种案件一直到俾斯麦不再做首相时，就是说过了十三年才不再发生。
考虑到我的家庭和生意，我非常盼望能在莱比锡服刑，但是按照部里颁布的法规，这里只能处理最高不超过五个月的徒刑，于是我向主管机关询问，是否可能准许我在莱比锡监狱里服刑五个月。等这里批准以后，我往柏林向第七庭庭长赖希请求，准许我在普略曾湖服刑一个月后把下余五个月改在莱比锡地方法院监狱里服刑。使我吃惊不小的是，他非常有礼貌地接待我，并且表示同意我的建议。
于是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在普略曾湖服刑。入狱的手续很是繁琐讨厌。当我被引到劳役监督官的面前时，他用这句话来迎接我：“现在，倍倍尔先生，普略曾湖政治犯监狱的情形如何，您大概从莫斯特的作品中知道了。”我回答说，我固然看过这作品，但是为时已久，我请他告诉我有关情形。于是他那显然抑制已久的对莫斯特的愤怒突然发作起来。他说，他懂得，囚犯把官员看做敌人，并且背着他们尽可能设法图谋占便宜，但是随后公开叫嚷他们怎样欺哄官员、怎样诱使他们让步，这是卑鄙和愚蠢的行为。他接着叙述，莫斯特的作品发表后在普略曾湖的官员中发生了什么作用和后果。他结束他的激动的谈话说：“莫斯特只要再落到我们手里，我们要向他报复他那泄露机密的行为。”
不久他就又落在他们手里，并且他们给了他充分的报复。莫斯特到普略曾湖监狱来会我时，会立即遭到拒绝，这就使他预感到一旦遇到机会什么事情在等待他。
我获得了可以从事写作并且在夜晚灯火可以点到十时的权利。我的马克思《资本论》和各种其他社会主义著作都被没收了，好像我还有什么会被腐蚀似的。由于劳役监督官绝对地要求我不但要从事读书，而且也必须拿出点作品来，于是我便写了一本以《十八世纪的法国》为名的小册子。
膳食不能自理，只有那些因为欺诈而入普略曾湖的交易所投机者才可以自理，政治犯是不准的。但是这种粗劣的伙食即使不说使囚犯厌恶，也特别使囚犯苦恼，它的菜单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星期内，早上、中午和晚上所供给的膳食按次序地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循环着。我在普略曾湖将近两个月，体重大减。我不懂，监狱的医生怎么会准许这样的伙食制度。由于我的要求，医生准许我吃所谓病号饭。于是我每星期有三次午饭可以得到一份确实不错的肉汤和一份插在尖木签上的麻雀肉（因为不放心让犯人用刀叉），还有洋芋和蔬菜。麻雀肉这个名目的来源是这样，这一小块肉在形状和大小上看起来很像一只拔去了毛的麻雀。
我打算在圣诞节前由普略曾湖迁往莱比锡，这样我就可以到家里去欢度佳节了。我的女孩迄今共过了八个圣诞节，其中有四个我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我希望不要第五次在监狱中过圣诞节。但是事情竟然如此。我向莱比锡监狱管理处请示，我可否在圣诞节后到那里开始服刑，该处回答说，暂时还不可能，因为牢房已经住满了。到一八七八年一月十八日我才迁往莱比锡。
当我在普略曾湖服刑时，监狱牧师曾屡次找我来谈政治事件。我被准许看《福斯报》，这个报照例在每周末，即星期日我才能全部收到。莫斯特那时开始用他的全副热情作退出邦教会的公开宣传。他所发起的民众大会拥挤不堪，而且情绪激昂。当现在新成立的基督教社会党在宫廷教士领导之下也举行集会，并且这政党的演说家也去参加莫斯特的集会，但在那里，如所预料，这些演说家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吃了亏时，这种激昂情绪高涨起来了。这种鼓动使得国内的信徒大为震怒，监狱牧师也很激动。这甚至使年老的皇帝在一八七八年三月回答邦议会议长祝贺他的寿辰时说：“宗教必须为人民保持着。”
当我在监狱里有时间作各种各样的思考时，党内党外发生了一系列特别重要的事件。柏林的同志们在十一月间创办了一个保护劳动人民利的协会，以代替被解散了的组织。基督教保守派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创办一个周刊《国家社会主义者》，撰稿人有沙夫莱教授、冯·舍尔教授、银行家沙姆特尔、Ad. 瓦格纳教授、托特牧师、彼得曼博士（德累斯顿）等人。福音派社会政治家不愿意让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家独占阵地，而要在社会民主党面前把那些还可挽救的福音派工人挽救出来。
在重大政策方面似乎也面临改革。帝国的支出不断增加，需要有新的收入。向各邦摊派的弥补帝国亏空的款项日益增加，但因各邦本身在内政方面需款日增，所以各邦就越来越觉得困难了。俾斯麦最不愿与闻用直接税来弥补日益增加的开支。他痛恨直接税，并且他自己也在可能范围内设法逃避税。早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国会里阐明他的税收思想时就说过：
“我从来就根本赞成尽可能用
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也倾向于以同一办法来弥补超额开支。因为当时俾斯麦同一部分保守党人冲突很大，另一方面同中央党仍是敌对的，所以他有心联络那时同亲密盟友形成国会中最大党的民族自由党人来拥护他的政策，因此，他同他们的领袖冯·本尼格森先生谈判他入普鲁士内阁的事。本尼格森愿意如此，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取得其他领导同志对这一步骤的同意。在拉斯克尔的影响下，大家一致认为，如果除本尼格森之外还有巴伐利亚的斯陶芬堡男爵和冯·傅尔肯贝克先生也可以进入内阁，才可以同意本尼格森参加内阁。本尼格森独自一人对付不了日益增涨的反动的保护关税主义的潮流。俾斯麦对于这个条件，尤其是对拉斯克尔大为震怒，并斥责他说，总有一天再让他尝尝滋味。后来老皇帝听说要邀请本尼格森加入内阁，认为他在一八六六年对汉诺威王室的态度可算是半个叛逆分子，表示坚决反对本尼格森担任普鲁士的阁员，于是全部计划付于流水。俾斯麦不忘记民族自由党人所干的他认为得罪了他的事，他不久就对他们进行报复。
※ ※ ※
一八七七年年底，由汉堡迁往柏林，与莫斯特等人一同参加《柏林自由报》的编辑工作。奥古斯特·盖布力求使尤利乌斯·接替奥艾尔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但是一八七六年由于私人原因已脱离了莱比锡印书业合作社领导机关的莫特勒加以拒绝。
此后不久，柏林发生了两件事情，使广大群众紧张起来。一八七八年三月七日，柏林联合印书馆的经理奥古斯特·汉士去世，定于三月十日安葬。汉士不是演说家，却是个杰出的组织者，柏林运动的一切线索都汇合在他手里，他不顾身患疾病（他死于肺痨）还是尽其所能进行帮助和策划，从不厌倦，因而获得了柏林工人最广大的同情。他的葬礼形成了柏林社会民主党的空前大示威。警察局长对于运动的理解表现在他禁止游行队伍携带旗帜，即使是隐蔽起来的旗帜。
示威游行进行得又安静又有秩序，使敌人非常佩服，《喧声周刊》甚至刊登了一首诗：
| 给社会民主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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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星期后，柏林发生了第二次，或许还更为盛大的葬礼。《柏林自由报》的责任编辑保尔·邓特勒也死于肺痨，但是他死时的情况令人气恼，于是党在柏林和全德国掀起了一阵愤慨的风潮。邓特勒和汉士一样，是一个年纪还轻的人，他为我的官司热心地做了不少的琐碎事情。他身材瘦长，面色苍白，皮肤细嫩晶莹，这是痨病患者常有的现象，他的为人非常和蔼可亲。
一月十八日，邓特勒被控在《柏林自由报》上犯了多次渎君罪以及其他罪行，在重病中被拘押审讯，并在二月七日被第七庭判决二十一个月监禁，他声请上诉。于是邓特勒申请鉴于他身患重病免去他上诉而不变的待审拘押。法院要求监狱医师核定病情。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了；列文大夫（这位贵人的称呼）屈尊到囚舍来看一次，问邓特勒觉得怎么样，随后就又无影无踪了。邓特勒终于获得的是他在死前不久从市监狱被往慈善医院的囚犯科。
邓特勒从这里写信给《柏林自由报》编辑部说：
“我的情况日益恶化，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提请注意（请求暂释），没有效果。第二个星期开始，又结束了，在这个星期的末一天——我申请以后的第十四天——医药顾问乌尔夫来了……乌尔夫先生作了很仔细的检查以后，说我的情况非常严重，就走了。——自从那次检查以后又度过了整整八天，我仍旧不明白我的命运如何，第七庭以后开庭三次，并且我——我今天下午散步时吐了血，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是将在短期内跟着来的更厉害的肺出血的预兆。我现在一次肺出血会像以往经历过的两次那样幸免于难，我简直认为不可能。”
所预料的大吐血发生了。四月二十四日，逝世。四月二十八日，举行殡葬，送葬的人非常众多；这是对他所遭受的待遇的一种激烈的抗议。为邓特勒送葬的人那么多，又使资产阶级既惊讶又害怕。《马格德堡报》在描写这种惊骇的情形时这样说：
“看见这次送葬，谁还能说柏林工人营？这是团、旅、师，甚至还要多，这是整个军团，向确实为他们的事业立了大功的死者致最后的敬意。”
此后，柏林还出现过多次社会民主党人的送葬行列，规模比汉士和邓特勒的还要大，这些是向资产阶级大声说出的警告。
在这期间，国会在一八七八年四月六日开幕。我又因坐牢不能参与。我的请假建议和以往一样仍遭拒绝。
我们的议会党团很勤于提出提案。它建议：修改宪法第三十一条（议员即使在徒刑中也应释放），修改国会选举法：实行封套制，选举规定在星期日，根据每次户口调查规定选区的数目和范围，修改刑法法典有关操纵选举的规定；有关结社和集会权的法律草案，建议修改迁徙自由法（限制驱逐出境），对于委员会设置劳资仲裁机构的报告的建议，对于政府所交议的有关修改工商业条例的法律草案的建议。
那时期常发生社会党人的辩论，有一次俾斯麦开了个玩笑，他愿意把波兰的一个地区给我当作社会主义实验示范区。我因为被关在牢狱里面，对于他的这个玩笑不能作适当的答复。
我听说莫特勒想讨论工厂童工问题，在二月十二日写信给他说道：
“昨天格拉特斯台恩博士告诉我说，你托他搜集有关儿童死亡率的材料。如果你这样做只是为了用工商业条例附则来限制童工，则以不涉及数字材料为宜，因为就我所知，没有可用的材料。儿童死亡率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近年来也是如此，但须注意的是，除工厂劳动以外，恶劣的住所、恶劣的饮食和病中恶劣的护理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反之，如果你把一岁婴儿大量死亡归之于母亲在工厂中工作，则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闹棉花恐慌时，母亲们缺乏工作，婴儿能够不离母怀，所以幼儿的死亡率显著减少，这无疑是再好没有的实例了（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
我利用狱中闲暇来写作，其间也为《前进报》写了一篇文章，提倡创设党的总图书馆（档案馆）。数月后发生的事件阻碍了计划继续进行。我后来在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又重新提起这个意图，这时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书店工作的施吕特尔同志答应实现这个意图。党的档案馆随即建立起来。
此外，我完成了《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在次年发行第一版。我也写了一本小册子《国家卫生局及其纲领》，其中讨论社会卫生问题，据我看来，国家卫生局必须能解决这些问题，才符合它的名称和地位。
我这次在莱比锡服刑，使我有机会帮助一部分同狱者来稍微改善他们的情况。当时狱中的高级领导是一个老年的典狱官，据说他在他的职位上用下列手段致富，他以获取高额利润的价格把食物和饮料卖给有钱的囚犯。此外，我的看守者（他很高兴同我闲谈）在私人谈话中告诉我说，典狱官还用其他方法在囚犯身上作弊。他克扣囚犯的手巾和肥皂，囚犯必须把规定的使用时间延长一倍。囚犯们用瓷碗盛午饭。当然有时会有一个被打破。但是典狱官不予补充，于是必须等待一部分囚犯吃过饭，才能用未经洗涤的碗把已冷的食物盛给另一部分囚犯。
这个消息激起了我的忿怒。我现在想出一个办法来阻止典狱官的这种行为。法院院长当时兼任监狱的总监，我坐下来写给他一封申诉书，描述全部非法行为，但是我以刚离开监狱的囚犯身份来叙述亲身经历的典狱官的不法行为，这样我就不至于受牵连。这封信自然必须是匿名的。
我妻下次来探问我时（每次都是当着典狱官的面），我秘密地把一张纸条塞在她的手里，纸条上写的是请她在一个约定的夜晚正九时半从我的囚舍窗前的街上走过，我将丢给她一封信，再由她用辨识不出的笔迹抄写一道，而后送交法院院长。事情就这样办了。当我妻带着小女孩在街上出现时，我由三楼上丢给她一封相当厚的信，很响亮地落在寂静的街道碎石路上。我妻急忙拾起信来，同女孩赶快跑开，她以为听到有人从后面来，怕是来追她的。几天以后，看守人很激动地冲进我的囚舍，对我说，院长和典狱官在上午大闹了一场。老头子——他是这样称呼典狱官的——被院长叫去，并且根据一个释放了的囚犯所写的一封信，列举了他一切的罪恶，把他大加申斥。老头子非常生气地来到他们看守人这里，命令立刻革除恶规。看守人非常得意地叙述这件事，我自然慎防他发觉写信人是谁。
※ ※ ※
五月初，中央选举委员会号召召开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时间是六月十五日到十八日，仍在哥达举行。议程中的第三项：讨论社会民主党对国营和地方经营的企业的态度，登记的报告人是我同李廷豪森。讨论这一项目的起因是俾斯麦的计划，即铁路国有以及实行烟草专卖的计划，烟草专卖计划当时虽未公开讨论，但已泄露出来，说烟草专卖在俾斯麦同冯·本尼格森先生的谈判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党的李廷豪森同志公开表示赞成保险事业国有化，但在党内并未完全取得同意。
但所筹划的会议没有实现，当时发生的事件使它不能举行。
五月十二日，我在囚舍得到一个使我惊讶万分的消息：前一天下午三时，莱比锡的某一名霍德尔的人，据说是个会民主党人，行刺老皇帝，但老皇帝没有受伤。我起初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名叫霍德尔别名莱曼的人，我是知道的。霍德尔前一年出现在莱比锡党内。我不认识他本人。因为他没有工作，也许是他不愿工作（他曾学过锡匠），就从事于推销我们莱比锡地方机关报《火炬报》和出售社会主义书籍。但是不久就证明他是个骗子。他侵吞了收进的钱，这使《火炬报》发行所早在四月五日就已公布，撤销霍德尔销售报纸的职务。而且在数日后莱比锡党支部作出决定，建议把霍德尔开除出党，事实上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五月九日，也就是在他行刺以前两天，在《前进报》上宣布，霍德尔被开除出党。
霍德尔不可能留在我们这里，于是转到民族自由党鼓动者斯巴利希和民族自由党的《莱比锡日报》的编辑部，并且为了金钱供给他们一系列假的夸张的对党的控诉，《莱比锡日报》企图以此对我们进行敲诈。他在莱比锡完成了反党的使命后，斯巴利希及其伙伴设法甩掉他；他们给了他往柏林的旅费。到柏林以后，他脚踏两只船。他加入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协会，同时也参加宫廷教士斯托克尔的基督教社会党，当时在斯托克尔的周围集结着各阶层大批的危险人物。还有个裁缝格伦贝克，二年前他在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因为行骗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党。格伦贝克后来也离开了斯托克尔，他透露说，除了霍德尔之外，还有诺比林博士也是基督教社会党的成员，这个人就是后来第二次行刺皇帝的人。格伦贝克遵照宫廷教士的嘱咐，开列了一份新的党员名单，其中却没有诺比林的名字。霍德尔在柏林既推销社会民主党的，也推销基督教社会党的报刊和作品，即《国家社会主义者》和传单《热爱国王与祖国》。当他被捕时，在他的身边还搜出李卜克内西、莫斯特和我的像片，他也拿这做生意。关于这个人的道德品质是不问可知的了。
在弗里德利希斯卢合一听到霍德尔行刺的消息，马上打电报到柏林说：“”，由此可见，他如何迫切期望有个机会尽可能给这个可恨的政党以致命打击。起初公众和出版界对行刺的消息相当冷淡。当个别报纸企图使社会民主党来负行刺的责任时，半官方的《汉堡通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七十八年内对出名的政治人物发生过三十五次暗杀和暗杀企图，而且凶手是属于各种不同的政党的。政治暗杀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孕育下产生的这种控诉，是不能成立的。国会起先对于这件事也还是很冷静，所以五月十四日我们要求暂停对莫斯特进行刑事诉讼的建议未加辩论即予通过。
在第一次审讯时，霍德尔反驳他有意向皇帝射击的说法，宁可说他是意图自杀，作为迫使他出此的我们悲惨情况的标志。作为佐证，在被捕时他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并且他所用的手枪是件劣货，这支枪，据造枪工人在检查后确定，在几步以内都不能命中。此外还确定，霍德尔是他的母亲的私生子，他的母亲和一个姓莱曼的结婚，所以他有时也姓莱曼，他受的教育很坏。虽然人们在他的脑子里塞满了教义问答和圣经格言，可是他不能写出一句正确的话。此外还确定，他患有花柳病。他在被带去受审时，傻笑着进入法庭，在判决后同样笑着离开。他给他的双亲所写的信末尾署名：麦克斯·霍德尔，行刺德意志皇帝陛下的凶手。还确定了，他从小就是个骗子和小偷。这个人的整个品行，据判处他死刑的法院确定，是。而由于一个这样人的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却被钉在十字架上。
霍德尔想请奥托·夫赖塔格律师做辩护人。夫赖塔格也表示愿意担任辩护，但他要求把案卷送到他那里，给他八天研究时间并准备辩护。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都被。人们非常急忙从事于对霍德尔的起诉和处决。现在霍德尔得到了一个义务辩护人，这个人不会做别的，只是请法院原谅他抽中了签而必须担任这个谋反者的辩护人。霍德尔的头在刽子手的斧子下落了地。维尔周教授请求把霍德尔的头给他作解剖硏究，。
死刑的文书须由弗里德里希皇储签署，因为当时皇帝遭到六月二日诺比林的行刺而受了重伤，由皇储代理。此后皇储在他摄政期间，即使是双料凶手，他也没有再签一张死刑判决书。还有其他征象表明，他对整个事件有如何不同的理解。
俾斯麦所要求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不久就实现了。俾斯麦的非常法的早在五月十二日就到了柏林，于五月十四日由他的秘书处制定好并且得到了他的同意。早在十六日，它即由联邦议会批准（萨克森政府对这最为热心），五月二十日草案连同缘起被送交国会，二十三日即已列入议程。
民族自由党人在全部进程中心情不佳；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俾斯麦在背后还另有反对他们自己的计划。普鲁士政府也有变动，预料决无好事。代替本尼格森和傅尔肯贝克参加内阁的是两个极端保守主义者，欧伦堡的包图伯爵和司透耳堡—维尼该罗德的乌都伯爵，即那个在一九〇九年担任国会议长时去世的人。自由贸易派的自由主义者财政部长冯·康普豪森也只得辞职，由意志薄弱的民族自由党人霍伯瑞希特继任。自由主义的文化部长法尔克，即反对中央党的五月法令和文化斗争期中唯一开明的法令（实行民事登记法）的起草人，也必须让位，这些都意味着对中央党的极大让步。所以民族自由党人有一切理由感到怀疑。
根据共有六章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提案，联邦议会可以禁止追求社会民主党的目标的印刷品和协会。一旦国会开会，就必须把禁止事项通知它。如果国会要求取禁令，则禁令即行失效。警察局可以临时禁止在公路、街道、广场或其他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但如果在四个星期以内联邦议会方面没有禁止这项印刷品，则警察禁令即行取消。禁止和解散集会权完全由警察掌握。对于这，是不准上诉的。违反禁令者处以五年以下徒刑。印刷品即使没有法官的命令也可没收。被禁止的协会的主持人，被禁止的集会的召集人与頠导人以及供给被禁止的协会或者集会以会场的人，至少应处以不少于三个月的徒刑。这个法令的有效期限是三年。
预料在讨论提案时议会党团将通过它的发言人激烈反对这个法令，我在五月二十日由监狱写信给莫特勒说：
“因为实施非常手段是事实，那么，我们这方面为此发言的人就不应忘记，必须把他的发言散发出去几十万份。也要注意到，如果议案被否决了，国会就要被解散，那么我们就处在竞选的前夕，这个发言将发生它的效用。所以首先要把我们手里有关这个发起人的一切材料，逐项加以研究。
但是议会党团经过长久讨论后决定，通过李卜克内西发表一篇声明，今后不再参加辩论。
国会的辩论由欧伦堡伯爵的简短讲话开始。接着由李卜克内西发言，作了以下的声明：
“在法院审讯还未结束之前，就想利用一个疯人的行为来实行蓄谋已久的反动计划，并把还未证实的对德意志皇帝行刺案的‘道义上的主使’归罪于一个政党，而这个党是批判任何行刺的，并且把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都理解为完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种企图本身在每个公平人的眼里都要受到充分的谴责，因此，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选民的代表感到不得不作一声明：
继李卜克内西之后，由本尼格森发言。他的发言我认为是他直到那时最好的一次发言；这个发言表现出，他也能换一个样子，他能用比以往流行在民族自由党发言人方面的观点更高的观点来判断事物。他在发言中说，政府的见解已明白显示出来，即明知法案会被否决而仍交议。他希望，这种见解要纠正。他指出政府的不安定和动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如果人们想要独裁强权，首先必须知道：谁来行使强权？像所要求的这个非常法令，他的党不能同意，历史指出，这个法令引导到哪里去，而且毫无好处。他为此作了长篇的历史考据。此外，他在发言中还主张停止文化斗争。他是个厌倦的人，他希望看着斗争的结束，在这斗争中虽然他和友人曾一度为这在俾斯麦领导之下的斗争喝彩欢迎和奋斗到底，这些所谓文化战士却迄今没有获得丝毫好处。最后他自愿明年在普通法典的基础上帮助通过一个议案，使公民自由同公众生活中的合法秩序和牢固权威为一切阶级统一起来。
那么，他现在自愿效力于他和友人二年以前用充分理由所反对的东西。这又是完全民族自由主义的。但是，事与愿违，本尼格森及其友人却被迫来作他们目前所拒绝的事情。
经过两天讨论，法案的第一章以二百四十三票对六十票，六票弃权，而遭否决。中央党全体投票反对这个议案；民族自由党人有贝塞勒、格奈斯特和冯·特赖奇克三教授表示赞成。根据这结果，政府把议案撤回。
非常法令既暂时搁置下来，欧伦堡伯爵就于六月一日给警察机关一个训令，要它严厉对付党。“应当负责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并且为这个目的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法律手段，要谨慎遵守法律所画定的范围，但在这个范围内要使用到所许可的限度。”
开始就不需要这样的要求。警察到处表现出他们极热心于救国活动，检察官和法官也不亚于警察。
我于五月底被释出狱。六月二日，一个星期日，我同妻子和小孩去散步，下午七时以后回家。我们才到家，夫赖塔格律师的妹妹急急忙忙地到我们的寓所来，很激动地问我们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住在郊区，所以消息传来不快，特别是在星期日。我回答她说：不知道。夫赖塔格小姐接着问：“您认识一个诺比林博士吗？他今天下午行刺皇帝，皇帝受了重伤。”我哑口无言，好像触了电。我回答说，诺比林这个名字我不熟悉，但我认为他决不属于我党。这位年轻的女士才放心而去。
次日早晨，我急忙赶到《前进报》的编辑部，去听一听那里有什么消息，以及人们对这事如何看法。公布的一个电报并没有一个字提到诺比林属于社会民主党。我松了一口气，走进编辑部说：“呐，他们不能拿这个人牵连我们了。”李卜克内西、哈森克莱维尔和其他在场的人也都和我的看法一样。没有人认识刺客，就是他的名字以前也没有人听说过。我心情坦然地离开了编辑部，但是几分钟后我又必须转回去，因为这时又公布了第二个电报，说诺比林在第一审中供出，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有同谋者。我们大家都哑口无言。
后来证实乌尔夫电讯社的这些报道，也和其他许多当时故意传播的这类消息一样，乃是大大的谎言和捏造。但是这些却最圆满地达到了目的。舆论原已为了六月一日得到的消息，说当时德意志舰队一艘最大的“大选侯号”军舰在大白天和一艘载有乘客五百人的船只相撞而沉没在英国海岸附近，而极为愤激，现在听到第二个暗杀消息，就沸腾起来。
当俾斯麦得到这消息时，他欣喜欲狂地叫道：“现在我抓住了这些家伙（民族自由党人），现在我要把他们逼得尖叫起来。”然后他才问到皇帝受诺比林猎枪重伤后的情况。现在解散国会和因而重新选举已确实在望，由此他渴望得到所需要的多数，这个多数就可以批准反对我们的非常法令以及由实行保护关税获得的新收入。
诺比林是从菩提树下街他所租房屋的窗子射击皇帝的。射击以后，他曾企图自杀，连放两枪都没有成功。皇帝被刺后，许多人闯进诺比林的住所，一个军官用军刀把他的头部砍伤很重。诺比林一时失去知觉，已完全不能受审讯。可以确定的是，他多年前曾在莱比锡学习农业，并且在我们最凶狠的敌人比恩包姆教授的学院里的辩论会上表现为我们党的激烈对头。他从莱比锡到德累斯顿，进入伯麦尔特教授的学院，这人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激烈对头。在德累斯顿，诺比林曾屡次在集会上发表反对我们党的演说，因此，我们在那里的同志，如福尔马尔、施吕特尔、巴士基等都认识他。这些人后来在对诺比林的审讯中作证，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头脑非常混乱。他和党的关系比霍德尔更少。许多人发表意见，认为：由于新闻界大量报道霍德尔这个人的消息，有一家家庭问题报刊登了他的精美木刻的背像，这引起诺比林去干这件事。认为诺比林是精神病患者的意见非常广泛。就连始终对社会民主党仇恨最深的敌人、自由保守主义的《邮报》也写道，诺比林在回答一切问题时嘴上都带着奇怪的笑容，由此可见他神经错乱。并且审问诺比林的法官曾对《日尔曼尼亚报》的主编马容克说：“报为诺比林所描绘的形象完全不切当，他绝不是个有理智的人，他比霍德尔更为愚蠢。”到了九月十日诺比林死在监狱里的时候，丝毫没有取得证据能证明社会民主党直接或间接同凶手有联系或者对他这行动有所影响。
对于那些要不惜任何代价利用这两个暗杀案来成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的煽动者来说，一切这些确证都是不存在的。俾斯麦滥用他借助收买费造成的对于大部分报纸的强大影响来激起民众对社会民主党的狂热仇恨。凡以社会民主党失败为有利的人，特别是一大部分企业家，都附和这些报纸。在敌人的阵营中，党被称为暗杀党，使群众不信上帝、王权、家庭、婚姻和财产的毁灭一切的党。这些敌人认为最光荣的事是对这个党作斗争，如果可能，就把它消灭掉。几千又几千被当作会民主党人的工人被抛弃在街头。各报的广告栏里刊登着声明，工人们负有义务，此后既不隶属于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也不保存和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也不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捐钱。企业家的恐怖政策是这样厉害，我们的党报要求党的拥护者，他们可以在任何声明上签字，但是过后他们还是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于这样的恐怖政策不必守信。恐怖政策和与此相连的抵制政策还有发展：爱国的房东通知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的房客搬家，还有多年来喜欢把社会民主党人当作主顾的酒馆老板现在也要求这些人回避他们的酒馆。莱比锡的《前进报》和《新世界》的主编——李卜克内西、哈森克莱维尔、盖塞尔习惯于每天下午编辑工作结束后到一个固定的酒馆喝杯“早酒”。老板在让人告诉他们，不欢迎他们来临。《柏林自由报》和其他地方的编辑人也屡次碰到类似的事情。
在石威林，年老的德姆勒的窗子接连两夜被捣毁，这使七十四岁的老人异常忿怒，一时离开了石威林，并且拒绝充当国会候选人。但是，一切这些狂暴行为和政治疯癫还不足以满足“爱国人士”的迫害狂。真真假假渎君罪的告发潮涌而来。经法院证实，许多告发人是因为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复仇心切，于是进行告发。但是这并不妨碍宣判最严厉的处罚。大部分的法官也被迫害狂所成染，于是，他们就宣判一年、二年、三年以至五年的有期徒刑，这些是法律所许可的最重刑罚。以往丝毫不能惊破检察官的宁静的言论，现在都被看做重大罪行而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七月初，进步党的《福斯报》写道：“在我们报道各地判决（因为渎君罪）的徒刑的总额高达五、六百年以后，。”但是，法官既已完全忘记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对他们还有什么可说呢？。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警察机关，一如往日遇有这类机会时一样，也似乎丧心病狂，搜查住宅，并根据不可靠的揣测妄加拘捕。极大多数的被捕者在短时期内又释放了。
早在五月，汉堡市政府就已禁止举行全德职工代表大会，哥达市参议会在六月初也禁止举行德意志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各官署也屡次反对各协会和集会。统治集团屡次使人向我们传话说，要如何堵住社会民主党的口和逼它抗议，就可以开枪了。《柏林自由报》因此发布通告说：“谨慎小心，有人要开枪了。”虽然如此，还有一批党报宣布从七月一日起订户增加。《柏林自由报》的订户由新年的一万份增加为一万四千份。但是一八七八年九月底，《柏林自由报》的六位编辑也被关起来，其中有理查·费雪尔，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因为加入流亡者同盟而被判七个月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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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普遍的迫害对于我和我的营业非常不利。我在长期监禁以后有必要来作一次业务旅行。这次旅行应当到德国西北部和莱茵河下游一带去，这些地带大部分是我以往还没有去做过生意的地方。这就某种意义来说，也是我的幸运。我在那些地方熟人极少，在旅馆中可以冒用假名，因为我若使用本名，人们容我作客的。我天天在餐桌上所耳闻目见的，是客人们如何对党，也特别对我个人表示无比的仇恨。如果我被认出来，就会发生极严重的事件。但我在向商人推销我们的出品时，也遇到这类事情。我首先在萨雷河畔的哈雷访问一个商人。他认为我们的出品合意，并给我一张值得重视的订货单。但是我一把我们商号名片递给他，他看到商号的名字，就粗暴地声明：“我不同这家商号作生意，请您取消我的订货。”这样的事我常常遇到。有些人不作任何解释，就拒绝订货。我这一趟生意做得非常坏，在六个星期后回到家里时，我因结束了这段经历而欣喜，因为我所售出的货物还不足以补偿我的旅费，虽然我企图把旅费保持在最低限度，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在有些地方，不管雨天还是烈日之下，我自己把九公斤重的样品箱在街上背来背去，来节省搬运费。
回家后，我就投入选举鼓动中。俾斯麦在这里也懂得趁热打铁，并且两次暗杀事件使他摆脱了内部的各种纠纷，遂向联邦议会提出解散国会的建议，联邦议会在六月十二日接受了这建议。选举定于一八七八年七月三十日举行。
如果俾斯麦只为搞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令，则不解散国会也可以达到目的。在诺比林行刺以后，民族自由党的全部报纸，并且在各种时机还有该党议员们也都保证，他们现在准备批准反对我们的严厉的非常法令。
但是单用这个已不再能事奉俾斯麦。他决心要打倒民族自由党人的势力；他声明说，他们的主张对于任何政府都不是正当的。然而这些要求却向来是如何有节制。他促使公布一个正式的纲领宣言，他在宣言中完全背弃了盛行的、所谓为自由贸易服务的经济秩序。其中说：法学家、官吏和学者，那些不从事生产的人们迄今所占的优势使议会走到不切实际的方向。政党间的仇恨，各党团的争权，党团领导人的野心使人把时间都浪费在雄辩表演上。大多数人没有生产性的职业，他们既不从事手艺，也不从事生意，既不从事工业也不从事农业。经济的利益却由那些依靠薪俸、酬金，议员日俸（这在当时国会还没有。——奥·倍·），新闻事业或有息证券为生的人们来代表。
这个激烈的攻击不仅是极其清楚，而且也粗野透顶。对竞选能发生影响的官员们现在认清了他们应办何事，并且依此办事。
竞选以空前未有的激烈发动起来。俾斯麦的选举口号不妨碍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把对我们的斗争看做它们最主要的责任。“社会民主党必须离开国会。再不准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也成为进步党报的口号。虽然人人都看得出俾斯麦的阴谋何在，他不仅要消灭我们，而且也力图削弱自由党，当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同保守党候选人在爱尔福特选区进入复选的时候，进步党领袖把选举口号打电报告诉他的同志说：宁要鲁西乌斯（保守党人），不要卡培尔（社会民主党人）。他对我们的仇恨，竟使他不见选举策略上的自然规律，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同自由党人同样是俾斯麦经济政策的敌人，而将来的国家是没有考虑到的。
我又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候选。在德累斯顿和我竞选的是冯·弗里森男爵（一个退职部长）和一个进步党候选人。我在初选时得到九千八百五十五票，冯·弗里森七千二百六十六票，瓦尔特（进步党人）五千四百一十票。我和冯·弗里森进入复选，复选由选举委员会定于八月九日，即冯·弗里森庆祝他的七十寿辰的日子举行。显然人们预料我定会失败。但是我竟以一万一千六百十六票对一万零七百零二票胜利了。在莱比锡，我得了五千八百二十二票，较上次选举多六百票。除我以外，我党最后当选的还有：白拉克（格劳绍—美拉内），弗里茨舍（柏林），哈赛尔曼（巴门—爱北斐特），凯泽尔（奥德朗—夫赖堡，萨克森），李卜克内（司透耳堡—卢皋），赖因德斯（布勒斯劳），瓦尔特希（米特维达—里姆巴赫），维麦尔（安那堡—曹堡，萨克森）。这样一来，共有九位议员，其中只有二人，即白拉克和李卜克内西，是在第一次投票中当选的。
因此，把社会民主党赶出国会的打算落空了。而且票数也比我们遭到凶恶迫害后所敢希望的更为有利，因为在一批选区中，敌人的恐怖政策非常厉害，使我们无法进行鼓动。党在第一次投票时共得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票，一八七七年一月选举时共得四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七票。这就损失五万六千二百八十九票和三个委任。敌人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
选举的全部结果，果然不出所料，是俾斯麦的胜利。民族自由党由一百三十七个席位降为一百零六个，进步党由三十九个降为二十六个。保守党的委任则相应地有所增加，中央党也稍有增加。
现在俾斯麦为了推行他的政策有两个可供支配的多数派。一个同意反对我们的非常法的民族自由党—保守党多数派，还有一个赞成他那关税政策的保守党和中央党再加上民族自由党右翼的多数派。剥夺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政治权利和通过关税政策加重群众负担的新纪元现在就可以开始了。要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作出决定的新国会定于九月九日在柏林召开。
这幕戏可以开始了。这是一出悲剧，注定了社会民主党要为君主—资本家的利益的牺牲品而遭受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次也同以往经历过的许多次一样，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位要用棍子打死我们的海格立斯3，在同所仇恨的敌人作了十二年对他很不名誉的斗争以后却自己倒下来，陈尸在旷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