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现象

一八六五年春季，在路易斯·奥托—彼得士和奥古斯特·施米特领导下，在莱比锡举行第一次德意志妇女代表大会，结果成立了全德妇女协会。这是走出资产阶级妇女界而把妇女组织起来的第一步。一位退职上尉科尔恩那时编的《妇女报》成为协会的机关报，除科尔恩外，路易斯·奥托—彼得士夫人和燕妮·汉里希斯小姐也参加编辑部。我以来宾身份参与商讨。后来，以路易斯·奥托一彼得士为主席的莱比锡妇女教育协会商请工人教育协会，在星期天让出它的大厅来设立女子星期日学校，我们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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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五年是个繁荣的年头，各城市中爆发了许多工资斗争。其中有，汉堡大罢工、马格德堡的城内织布工人罢工、莱比锡印刷工人罢工，接着是莱比锡制鞋工人、订书工人和其他各业工人的罢工。莱此锡印刷工人的罢工是工资低和工作时间过长引起的。最高的工资是每周五又四分之一塔勒。每一千大张二十五萨克森芬尼，帮工们要求三十芬尼，并缩短工作时间。三月二十四日，在八百人中解雇了五百四十五人，八天后罢工开始。支持罢工的组织是没有的。以理査·海尔特尔为主席的印刷工人进修协会，在解散处分威胁之下，不得不保持中立。海尔特尔本人在科尔底申印刷所工作，该所已承认新的工资标准。印刷工人联合会到一八六六年才成立；这就是由莱比锡罢工激起的。德意志的第一流法学家、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教授曾试图调解，没有结果。

宗纳曼作为印刷业主，对于这个事件特別关心，写信给我，要我请求常务委员会为双方调解，为了这种企图他给我寄来了各种规章。我同他关于这事的通信，至今似乎还有趣味，我把它发表在这里：

“莱比锡，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一日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列奧波特·宗纳曼先生：

因久感不适，所以本月一日的尊函至今始克奉复。您的试图为此处印刷工人罢工事件作调解的计划，我应完全同意。我先和这里的印刷工人协会主席通信，听取他对这件事的意见。据复信，他是在一家承认工资标准的印刷所工作，因此他同这整个事件没有关系。他建议我向工资委员会接洽。

星期二下午我与工资委员会商谈，他们欣然接受我的建议，使我感到快慰。他们还告诉我几个业主的名字，要我先到他们那里打听一下，看他们方面是否也倾向于调解。这就是基色克与德佛林特和阿克尔曼（托布乃尔公司）的主人。我昨天到他们那里去。

德佛林特旅行在外，基色克不反对，阿克尔曼答复说，我最好去向市参议员海尔特尔（布莱特考卜夫与海尔特尔公司）或者布罗克好斯接洽，他们是合作社主席。我在这里必须说明，我曾经立意不到上述两个人那里去，就是因为他们是以工人最凶狠的敌人闻名的。虽然如此，这个指点使我还是到海尔特尔那里去了。我遇到两兄弟全在家，同他们谈话将近一小时，后来的结论是，在排字工人的工资委员会对于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教授的调解尝试表示那样不稍让歩以后，业主不再进行疏通了。我回答说，自那时以来（十四天）见解也会有所改变，那方面的人们将乐于接受调解。

但我这方面这样的和类似的解释是亳无用处的。我从这些先生的表示很清楚地注意到，他们非常恼恨工资委员会，根本不愿和解。

于是有人认为，工资委员会并没有受到委托以排字工人名义进行谈判，而是假冒委任的，这种言论与事实非常不符。又有人说，即使委员会愿意同业主取得和解，而其余的却不愿意，那有什么用处。人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接受另外的调解，因为上述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教授在谈判破裂时还声明说，谈判随时可以恢复，如果工人对于建议确具诚意，他们可以为此采取行动。

在达个声明以后，我当然看出了，继续谈判不会有多少效果，于是离开了。

那时罢工的排字工人正在大剧院开会，我把这个消息立刻通知他们；决议如何，到目前我还不知道。

未能获得较好的结果，至感抱歉。

虽然如此，我仍当密切注意这件事，如果这事万一变得对我们有利，当立即奉告。

我确信，工资委员会方面是真心诚意要和解，因为人们渐渐体会到，使事情走向极端是多么危险，而一个光荣的和解乃是最上之策。但另一方面，我也同样确信，所说的那位海尔特尔先生绝不是按全体业主的意向来同我协商，因为大家知道，大多数人怎样愿意为和解而伸过手来。可是又不可与个別人商谈，因为一切这类的建议都要海尔特尔以合作社主席身份提出来。我有意把整个事件在报纸上公布，并且等候着，看是否有个别人愿意不关照海尔特尔、 布罗克好斯等最趋极端的领袖而为和解伸过手来。我还听说，有六家印刷所大体上已同意工人的要求……”

宗纳曼接到这封信后，马上于五月十二日答复：

“这样长久没有消息，我感到诧异。我在本月一日关于印刷工人的询问只是初步的。我的意见明白说来是请您与希尔施博士和班多共同进行，他俩也已向我表示同意。这绝不是对您不完全信任，这事情您单独也是能够做的；我的意思是，常务委员会由三个委员代表来出面形式上完备些，因而较有力量。在这方面，我特别依靠班多，他是莱比锡代表大会主席，在那里留有好的印象。同时您已尽了一切可能，只可惜您的辛勤努力未能获得更为有利的效果。在您要公布点什么之前，我以为，我若再写封信给布罗克好斯和海尔特尔，再次表明愿由常务委员会方面派个代表团到这些先生那里，是合适的。我要提出的理由是，工人们对于自己推选的代表总是最信赖的。或者这样办，由印刷工人授给我们的代表以全权。业主方面可以委派他们的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和另外几位先生，然后由这个委员会作一个对一切方面都有约束力的裁判。我要写一封信给那些先生，您是否同意，请马上回信。您写几行就够了。我对您不敢隐瞒，我的意见是，印刷帮工在形式上和事实上都太过份。我猜想这是拉萨尔分子煽动起来的。如果不是，那末，他们的要求就会达到目的，因为努力提高工资的时机，没有比现在更有利的，这就表明，从各方面来看，在适当限度内的和正当提出的要求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宗纳曼以为拉萨尔分子插手在这次罢工中，这个推测完全错误。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固然对莱比锡印刷工人的罢工表示非常热烈的关心，但是对于这次罢工却没有影响。

我于次日复信如下：

“对于本月十二日的尊函，我的回答是，我对于本月一日信里您的见解理解得完全正确。但是按照这个理解就自然要先探询和听取双方是否喜欢接受常务委员会的调解。至于我没有其他行动，想已由昨天的《德意志总汇报》上海尔特尔的声明中看到。这里我只须辩白一下，在这位先生的私人声明以后，我不可能把这类的建议正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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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五月十六日，我又给宗纳曼一封信说道：

“我现在可以把印刷工人事件确实地向您报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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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日宗纳曼又来信说：

“我至感诧异，我本月十七日的信竟被完全忽视”（也是关于印刷工人事件的，同上述原因一样，不能辨识）。“如果我们的机构不能更好地互相连络，那么我出版传单就很感困难了。”

这事应加说明：常务委员会因与科堡《工人总汇报》发行人经常发生冲突，所以决定出版传単，尽可能每星期出版一次。这些传单的内容应当是一切有关工人运动的通告，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首先应该投稿。对于宗纳曼的来信我在六月二十三日答复说：

“您最近于本月二十日来信指责我冷淡，我不能接受。若是您了解我的情况，就不会作这种指责。但是我的情况使我不能随意支配我的时间。既然我也有一个独立的职业，那末为贫穷所迫，我被迫以劳动挣得每天的生计，再加上（工人教育）协会的大部分事务也由我负担，不得已，除了晚上完全用来处理协会的事情外还要牺牲许多小时。虽然如此，我仍尽量设法应付对我提出的要求，如果我所写的东西还值得费力的话，我也早就会对于您的第一封信作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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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工人深恐被其他行业的罢工牵连进去，当那年春季裁缝和订书工人以及市自来水建设工人举行罢工，制鞋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的时候，他们的恐惧是有理由的。

关于制鞋工人。我于六月二十八日写信给宗纳曼：

“昨日制鞋工人为提高工资在德·萨克塞饭店开大会。因我们有紧急会议，我晚些才到会，所以不能作一个完整的报告。艾拉斯博士则自始至终在场，他将把寄给《新法兰克福报》的报告给您一份，您可以在传单上使用。

七月一日宗纳曼回信说：

“我接到您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八日的来信。我给您的忠告确实没有像您所可能体会的那种恶意。我深知您如何忙碌，而且您如何难于为我们的事情牺牲更多的时间；我也不要求长信，每次有两行就足够间短地通告一件事了。如果您马上给我写信说，印刷工人不需要我们接济，在那时这样就够了。

我们关于印刷工人罢工的通信就此结束。印刷工人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他们的领导人多数遭到处分。八月间，印刷工人协会决议将捐款增为四倍，为了把以往的借款一次还清，并给予还在受处分的人以相当的接济。工资委员会因违犯萨克森工商业条例的罢工条款，被判处十四天监禁。经过上诉，判决被撤消。制鞋工人较为幸运，意外地得到提高工资百分之二十五。对他们有利的是，师傅们没有组织，而且多为小师傅，不能实行抵抗。

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对莱比锡罢工的态度使我在常务委员会的第八期传单上发表意见说，事实是，正是从那些向人民眉目传情、装做工人之友的人们那里，工人的要求遭到最坚决的抵抗。所以即使在与拉萨尔主义没有关系的工人界中，我们所听到的对于部分进步党人的姿态的评论，绝不是赞美的，那也就无足怪了。这决不能增加对该党的同情。

在这个夏季（七月），我们召集了工人大会，为了反对德累斯顿和齐滔的工商业公会的决议，这些决议决定不遵守工商业条例，把新实行的工作簿不交给工人而交给雇主保存，而且他们也可以不经工人同意而把有关工人品行的证据记入工作簿中。我们号召萨克森工人来拥护我们的抗议，结果很好。拉萨尔派在这个场合与我们采取共同的行动。

感谢 杰拉德 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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