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革命、我们的国家、文化及其他

第一次发表于1924年，中译文来自1981版《布哈林文选》第一卷

院士是俄国的大科学家之一。他的名字享有世界的声誉。他在生理学领域中创立了整整一个学派。他为人类作出的丰功伟绩是不容置疑的，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其不容置疑。因为客观情况就是这样：巴甫洛夫教授在政治上看来离工人阶级遥远得很，但他首先是在为工人阶级而工作。他的条件反射学说是完全为效劳的¹，巴甫洛夫教授从事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成果是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强有力工具之一。而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唯物主义总的说来和整个说来，已经成为的世界观。这里无须解释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我们只是确认这个。正当资产阶级满怀疑虑地越来越望洋兴叹，而哲学的唯心主义像油斑一样漂浮在资产阶级意识的表面时，整个资产阶级科学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神秘主义就在这里筑下了牢固的窝巢。新活力论、对达尔文学说的批判、目的论、绝对的相对论，纯粹逻辑论以及形形色色庸俗不堪的“主义”也迅速地在自然科学界泛滥起来。如果说在我国，“科学之父”企图借助于数学公式和天文学计算来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这类现象在西欧科学界则具有真正流行病的性质。西欧的科学目前过于接近某个的立场了，后者在亚述学中仔细搜索，企图推算出默示录日历的“大周期”，预测世界的末日，并同先生一起分享正如尼茨施所说的“白天和黑夜的小小乐趣’’，确认布尔什维克革命是“野兽”降世，而苏维埃制度则是“恶魔临头”。神秘主义，或者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一种旧式的怀疑主义，即一再重复世间百事的沉沦——这就是现时西欧科学思想的 基本特征。因此，大胆起来反对这种神秘主义浊流的每一个科学家现在和将来都会受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尊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再说一遍：这样的科学家，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都是在为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从事的那个事业而工作，巴甫洛夫教授正是属于这类科学家的。

但是，太阳也有黑点。而像巴甫洛夫教授这样的自然科学专家们一旦着手从事他们所根本的事业（请条件反射论的作者原谅我这样说）时，这些黑点则具有相当巨大的规模。巴甫洛夫院士在其绪论性的演说中批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批评我们党，批评笔者时，情形正是如此。

巴甫洛夫教授抗议愚昧无知的共产党人对文化珍品和科学珍品的摧残，我们这位批评家的基本“道德”就是：“不要去做你所不了解的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来谈。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应当指出，科学也是一门。这门科学也是应当的。而巴甫洛夫教授正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他在涉及到社会问题时竟然陷入如此幼稚可笑的地歩，就像在自然科学中去维护林奈的观点或者某种燃素说一样。

巴甫洛夫教授提出来反对我们的最一般的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共产党的教条主义……是纯粹的教条主义，因为他们（共产党人。——尼·布·）认定，这就是真理；他们不愿知道更多的东西，（他们。——尼·布·）总是致力于一点。”²

然而，“科学和教条主义是互不相容的东西。科学和自由批评是同义语，教条主义则不然……牢不可破的真理有过多少呢？就拿原子的不可分性来说吧！曾几何时，这种理论已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全部科学都充满着这类例子。”

巴甫洛夫教授因此向听众们发出相应的指示：

他说，“如果你们认真地对待科学，如果你们扎扎实实地了解科学，那么尽管你们是共产党人、‘工农速成者’等等，你们就一定会承认，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决不是绝对真理，它只是一种或许包含着部分真理或许并不包含真理的理论。因此你们一辈子都应从自由的观点去看问题，而不是从这种受奴役的观点去看问题。”

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社会”演说的结尾时就是这样号召自由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不愿成为“科学上冷漠无情的人”。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巴甫洛夫院士的这个非常抽象的几乎是“哲学性的”论点吧！

首先，什么是从“自由的”观点而不是从“受奴役的"观点看问题呢？我们不应故作天真。我们知道，人们在政治领域中，对“自由”这个词玩弄了多少把戏。而在科学领域甚至哲学领域中，也存在着这类把戏。别尔嘉耶夫们、梅列日柯夫斯基们等先生不是反对“”吗！？不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实吗；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学派把自然规律看作是奴役，而把合乎理性的认识同直觉对立起来看作是汗流浃背的劳役者的工作，其中有些人（如布尔 加柯夫在《经营哲学》中）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经验地产生的整个世界无非是“世界的罪恶外壳”，按这个罪恶世界的内在逻辑来说，那里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巴甫洛夫教授是不是同意这种“自由”的观点呢？

当然不是。这是同他的自然科学观点相矛盾的。然而由于他对自己的“自由观点”的说法没有深思熟虑，因此直接得出了“非理性的”结论。

因为：巴甫洛夫的“自由观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观点。观点都具有“约束的”因素。一旦你持有某种观点，那么人们就可以责备你，你是它的“”，你是它的“俘虏”，你是 “受奴役的”等等，等等。

不过，在这堆无谓的废话中最有趣的一点是：完全没有观点。比方说，在力学中什么是“自由观点”呢？力学中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是你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加以使用的。从什么意义上说你使用这些概念呢？例如，対这些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他分析得对不对呢？任何一门科学都要讲“规律”。那么这些规律是现象的客观联系呢，还是我们可以随意调整的理性的产物呢？按照康德的意见，它是可以仿照主人的样式从混沌中确定宇宙的“法制国家”的。一门科学的一个槪念都是可以被批判地置于放大镜之下的。按照巴甫洛夫的意见，一个“正直的”科学家应该怎么办呢？什么也不加考虑吗？不过，这也是一种“观点”，只不过是最坏的一种观点：这是的观点。这是最坏的一种教条主义，因为它对一切现成的概念都信以为真, 并装出蒙昧人的无辜的模样来运用它。

总之，，甚至是一定的观点，是任何一个不愿穿着思想的长衫和破鞋的科学家都必须具备的东西。

现在要问，持有一定的观点、敢于“有自己的见解”并认为这个“见解”是最正确的、在现有的一切答案中最好的见解的科学家应该怎么办呢？为了发展科学，一个不是“无舵无帆”地在知识的浩瀚海洋中航行而是遵循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经过检验的、经受过同其他的理论批判性地较量的观点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他将起来捍卫这个观点，为它而进行斗争。科学也有自己的战士。这样的人曾经把科学事业推向前进！曾经是保证科学思想向前发展的有益的社会酵母，而绝不是持有一定观点的庸人。只有因循守旧的编纂者、尤其是折衷主义者才害怕持有一定的观点。

我们非常清楚，巴甫洛夫教授在议论“奴役”和“自由”时完全是在无谓地。的确，就拿他的文集《客观研究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的二十年经验》来说吧。单是根据这本书就可以看出，作者正是“以极其顽强的精神”“”的。而巴甫洛夫教授的著作的优点正在于此，正在于他“致力于”这个“一点”。我们尊敬的论敌，难道不是这样吗？

巴甫洛夫院士甚至在实验室的研究中也是多么热心地捍卫这个观点的，这一点我们从条件反射论的作者的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例如，他写道：“我们完全禁止自己（在实验室中甚至宣布要罚款）使用这样一些心理学上的表述，‘狗猜着了’、‘它想要’、‘它愿意’等等”。³

诚然，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工农速成者”还没有对比方说使用了拟人观、目的论或者唯心主义的表述而采取罚款的，但是他们无疑也会对巴甫洛夫主义者们为了科学在自己的实验中所采取的实验室“卢布专政”进行辩护。

然而，所有这一切怎么能同教授本人所反对的“受奴役的”观点相一致呢？要知道，连小孩子也明白，巴甫洛夫本人的科学实践是同他的关于“自由”和“奴役”的论点是截然地、明显地矛盾的。

假如他的批评者摆出一副自由美女的卫士和骑士的高贵姿态，对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也说出类似的以下一番话，那么巴甫洛夫院士将会说什么呢：

“条件反射论或者巴甫洛夫教授的信徒们的教条主义……是纯粹的教条主义，因为他们认定，他们拥有真理；他们不愿知道更多的东西（例如完全不愿倾听活力论者的意见），他们总是致力于一点，死抓住自己的唾腋腺不放。然而，科学和教条主义是完全互不相容的东西……牢不可破的真理有过多少呢？就拿原子的不可分性来说吧！”如此等等。

假如他的批评者对他和他的学生们以直截了当的训诫口吻说岀以下一番话，那么巴甫洛夫教授将会说什么呢：

“如果你们认真地对待科学，如果你们扎扎实实地了解科学，那么尽管你们是条件反射论的拥护者’‘巴甫洛夫主义者”等等，然而你们一定会承认，巴甫洛夫的理论，即条件反射论决不是绝对真理，这只是一种或许包含着部分真理或许并不包含真理的理论。这样你们一辈子都会从自由的观点去看问题，而不是从这种受奴役的观点去看问题，自然，你们也就永远不会对自己的信徒们因为随便说了一些话而进行罚款，因为正如一位诗人说的：

我们相信，巴甫洛夫教授一定会愤怒地把这位饶舌者赶走，即便这位饶舌者留着长长的胡子。他一定会对他说：“别妨碍我们工作。收起你的那套胡言乱语吧!”

而他是完全正确的。庸人般的、不加批判地使用字眼有时是很危险的。已故的科兹马·普鲁特柯夫写道：“许多人就像香肠一样，装进去什么，那里面就是什么。”但是，像“香肠”一样的不仅有许多人，而且有许多话。我们竭尽全力地为社会底层的自由，为摆脱资本的自由，为发展合理的因素、克服自发的因素的自由等等而斗争。但是，我们决不主张资本摆脱无产阶级桎梏的自由；我们决不主张摆脱理性桎梏的自由；我们决不主张摆脱一定观点的自由，等一等。

这是巴甫洛夫教授应当懂得的。他必须在自己的见解上自圆其说。他必须从自己的唯物主义前提中得出社会-哲学的结论。他必须摆脱一旦在他涉足社会学领域时威胁着他的那种的残余。

他必须懂得甚至自由主义的多年以前就已懂得的东西。

在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中有一首很著名的《处世之道》：

“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对我说，——你若想狠狠地责难对方, 甚至加害于对方，那你就斥责他有某种缺点或毛病，而这正是你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你要义愤填膺……并痛加斥责！

巴甫洛夫教授在批判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时说，他是持客观态度的。

他说：“先生们，应当说，我对事情的态度是极其诚挚的……每当我对（某件。——尼·布·）事情感兴趣时，我就不是一次地读书，而是……几次……我把这本小书读了整整三遍（啊！——尼·布·）。读时非常专心致志，并且我觉得……我是持力所能及的公正态度的。你们知道，我一生，即已经半个世纪了，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这意昧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每天都检验我的公正态度、我的一些想法。这首先是……其次是（我指的是。——尼·布·）我的公正态度，因为现实始终必须回答——我是对的还是错的。现实是怎么也不能欺骗的。”

从这种态度中可以看出，巴甫洛夫教授的问题的提法如是多么天真。是著名的化学家，但未必有谁敢断言，他对专制制度的态度是公正的，他在经济政策领域中的保护主义的态度没有缺点。是杰出的科学家，但他对默示录的态度未必是公正的。是公认的天文物理学家和杰出的实验家，但谁都知道他对招魂术的态度是有缺点的。难道这样的现实是可以欺骗的吗？

况且教授在谈到教授自己时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这样认识社会现实的：

他说，“我的一生过得极其平凡：我只知道自己的住所，自己的实验室，看不到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因此，我看不到整个生活。

于是，巴甫洛夫教授就去看我的，然后“公正地”对它进行批评。

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原委”吧。巴甫洛夫教授不看“现时的”报纸，因为它偏颇。不过，巴甫洛夫教授从前当然是看报纸（不是“现时的报纸”）的。这样说，他过去看报纸，是因为报纸总的说来是公正的或者——说得更好和更慎重些——是比“现时的报纸”较为不偏颇的。这是从巴甫洛夫教授关于他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法的言论中以无可反驳的逻辑得出来的结论。

现在我们要问一声巴甫洛夫教授，难道从前的报纸在战争时期写到战争的目的时是公正的吗？难道充斥着关于自由、文明、弱小民族的自决权以及圣索菲亚的十字架等等的弥天大谎的“从前的报纸”，在巴甫洛夫现在看来，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的今天看来，竟是神圣的和公正的真理吗？或者说，现实是可以欺骗的吗？

或许二月革命后的报纸是公正的吧？那时候，报纸不是把列宁宣布为徳国的间谍吗？那时候，报纸不是颂扬科尔尼洛夫吗？

巴甫洛夫必须把话说到底，以便作为诚实的人并意识到现实。他“公正地”闭眼不看资产阶级报纸对待资产阶级的“偏颇”，而却极其厌恶“现时的”报纸对工人阶级的“偏颇”问题实际上正是这样摆着的。

如果巴甫洛夫教授对我们的报纸采取这样的“公正"态度，那么他也应当对我们的书籍或小册子采取大致相同的态度。巴甫洛夫不看报纸，但看领导这些报纸的人所写的报告，这只能说明他在努力解决柱会问题时的“方法论”是思想不一贯的。很明显，这里事先就表现出了一种“虚幻的统觉”。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巴甫洛夫教授有时候毕竟对问题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过这只有当问题是以完全另一种逻辑程序提出来的时候才是这样。例如，他以欧洲内战的威胁来恐吓“共产党人和工农速成者"，并提出社会力量的配置这个理由，当然这个理由本身是非常正确的。

他写道：

“一旦发生内战，这（指双方的军事动员。——尼·布·）是通过全民进行的。假如革命方面有更多的物质，那么另一方面则有多少智慧、知识以及其他等等东西呢？”

是有很多智慧和很多知识。这一点我们同意巴甫洛夫院士的意见，但是，难道他没有看到，他正是以这种说法彻底粉碎了他自己的所谓科学工作者公正态度的说法吗？我们要问一声巴甫洛夫院士，为什么您的那些习惯于实验室工作、习惯于检验现实等等的科学家们会发现成为反对物质的这种惊人的“公正”呢？这里能不能找到具有“智慧、知识以及其他等等东西”的人们的“外部行为”的某种呢？为什么这种“知识和财产”会成为一方的街垒呢？或许是上帝这样安排的：具有智慧、知识以及其他等等东西的人们必然是如此地“公正”，以致起来反对“物质”呢？如果这样，那么何以解释像季米里亚捷夫和爱因斯坦这样一些人对这种“物质”的“偏颇”态度呢？或者说何以解释在我国，部分地在德国，知识分子头脑中产生的这种转变呢？而那时从科学工作者的“公正"行为中还留下什么东西呢？

假如巴甫洛夫教授站在形式的立场上，即持形式上公正的观点，而实际上是持维护需要形式上加以思想掩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即来说不可能公正的观点，那么他是不可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

这样一来，巴甫洛夫教授在解决当代伟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时, 是宽宏地在绐人类灌浇玫瑰色的镇静剂。我们的这位科学家在完全正确地指出一旦内战爆发具有“智慧和知识”的力量将站在边之后，摆出一副天真的（或者说故作天真的）姿态得出以下的“结论”：

教授说：“我本人，按一个科学家的职责来说，则持不同的想法（与共产党人不同。——尼·布·）……出路只有一条，出路就在于科学，而我是相信科学的，我认为，人类借助于科学不仅能弄清自己与自然界的状况，而且也能弄清自己与自身本性的状况……所以对于我来说，出路就在于发展科学资料并将它贯彻到人类中去。它将会制止人类进行这种互相残杀的可怕事情，不管是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都一样。”

至于说到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等等之间是否能划等号, 这一点将在下面再谈。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以下一点。当然，长篇大论地来谈论“科学和艺术的益处”是非常幼稚的，不过，我们要问巴甫洛夫教授，科学资料，科学领域的资料将能“改造”“人类”呢？最否需要这样的资料才能理解脑袋上被铅弾打个窟窿是无助于人体的健康的呢？在意义上，即在摆脱帝国主义战争，摆脱剥削，摆脱殖民地掠夺等等的意义上，科学将提 供什么呢？就拿来说吧，巴甫洛夫承认，科学工作者是“物质”的。这就是说，他们也相应地反对化学。和将会帮助（也正在帮助）化学家；他们发现机体中最敏感的地方，并在选择毒气时发出指示。还是巴甫洛夫教授认为数学可以拯救人类呢？或许还是认为学呢？不过在这里——这是巴甫洛夫教授也知道的——存在着两个的体系：一个是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实用地看，它也无非就是革命的工具；另一个是资 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整个说来它也无非就是从思想上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不能详细地来证明这一原理，这是每个“共产党人和工农速成者”都相当清楚的，不过遗憾的是许多科学家教授还不甚清楚。我们只想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我们手头有一本就出版的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大”作：《公共经济》。这部著作在结尾第503页上有这样一个结语：“一个社会究竟是善是恶，关于这一点可以作不同的判断。但是，宁愿生而不愿死，宁愿享福而不愿受苦，宁愿富裕而不愿贫穷的人，应当接受和承认（bejahen）社会。而承认社会并希望它发展的人，也就应当拥护生产资料私有制。 ”

我们手头还有一本“深奥的”资产阶级社会哲学书，这是先生提供给我们的最后一部著作：《不平等的哲学》。

书中有这样的话：

“所有制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的因素，而不是物质的因素……所有制因素是同人的不朽联系在一起的。”（第215页）

先生不是随便的一个什么江湖骗子，而是“公认的”俄国社会活动家和哲学家。请问，怎么能把这种“科学”认为是世界的救星呢？怎么能把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先生身上“分离”出来“通向天堂生活”的这种胡言乱语认为是世界的救星呢？

再拿俄国之一的来说吧！他是比尼·别尔嘉耶夫先生较为清醒的人。他未必喜欢享用最完备的“圣餐”。“圣三位一体"和“索菲亚圣女”公共食堂对于具有“积极思维能力”的人们并不特别富有吸引力。勃鲁茂库斯先生并没有“分离”出来通向天堂生活，而是通向白俄侨民的行列。他是报据现代生物学的一切规则被苏维埃政权"移植”到那里去并在那里完满地“长合”的。于是这位科学家教导说：

“……时代要求更加坚定不移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受过社会变革理想的教育的工人群众可能会立即去着手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或者是赞扬群众的这种激情，并站到第三国际的旗帜下，或者是坚定不移地否弃马克思主义的崩溃的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未来的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必须公开地对群众说，私人占有和个人创造的制度……是不能加以摧毁的，因为欧洲的文明建筑在这个制度上面……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一种幻景，追逐这种幻景可能会不是进入天国乐土，而是掉进死亡深渊。”

勃鲁茨库斯先生明智地避而不谈“私人占有制”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点，后者也象卖淫、梅毒、宗教和酗酒一样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个社会学家、俄国历史学界的代表教授的所作所为要更放肆得多。维佩尔教授在其近作《历史的演变》中对一切都作了多余的解释。

他写道"战争不是文化的赘瘤，而是它的有机的本质，它的强有力的因素；

“战争是需要的，因为它给人的英勇精神提供出路，使人的精力得到运用，创造精神得到发挥……”

不言而喻，我们这位精力充沛的、富于创造的、英勇的教授，为了完善创造精神一边请人们“几乎是互相残杀”，一边又说，只有根据“资产阶级的原则”（借用巴甫洛夫教授的话）才能杀人，因为“在内战中，诚实和正直都消失了”。

所有这些是维佩尔先生在革命后才“臆想”出来的，他的以往的一些杰出的历史著作说的却完全是另一番话：

我们也曾是一批大走马4

结论：这种科学能拯救我们吗？

别尔嘉耶夫的圣餐？

勃鲁茨库斯（自然是公正的勃鲁茨库斯）的私人占有制？

维佩尔的战争？

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种很不体面地热心于“旧调重弹和谎言百出”的科学所充斥的成百上千种诸如此类的“分离物”？

难道在当代振奋人心的重大事件面前可以如此吗？难道可以闭眼不看：从这个拿撒勒⁵中散发出来的正是死亡、腐烂、发霉的臭气吗？

巴甫洛夫院士所谓的那种科学的公正完全是！这种神话创作是同巴甫洛夫学说的唯物主义原理根本矛盾的。这里巴甫洛夫院士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是陷入矛盾的罗网，或者是摆脱对私人占有制的那种事实上的偏颇态度，因为私人占有制是那些“饱食终日、爱好饶舌空谈、双手沾满鲜血的人们”的基本东西。

我们的时代不需要神话创作，而需要无畏地和勇敢地理解现实，为了胜利地（哪怕身上留下成百上千个伤疤）度过我们目前生活的这个痛苦而又伟大的历史时期，需要的不是甜蜜的自我安慰，也不是鸵鸟式的行为，而是"思维的力量”和钢铁般的意志。

要在当代的许多事实中辨明方向，首先需要理解人类正在经历的历史转折的全部巨大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找出用来评价目前时代这些或那些历史事件的应有的。“旧世界’‘的大人物们（首先是科学家们）的通常的错误就在于（如果我们说的是事物的逻辑方面，而逻辑是建立在作为社会存在的职能的心理学上的）：在评价整个旧制度的灾难时，往往徒劳地竭力运用从和平的、宁静的、所谓“正常的”资本主义生活的业已习惯的、与这些人的脑子同生同长的实践中取来的尺子、尺度、标准。这就好象是格列佛穿上小人的裤子或者用俄尺来测量地球到猎户星座的距离一样。格列佛需要穿格列佛的裤子，而众所周知，测量星际空间则需要像光年那样的尺度，同样，我们也应当变通地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找出不完全是遇常的或者可以说完，全不是通常的标准。

在说完这段作为开场白的意见之后，我们要转而来分析一下巴甫洛夫院士“驳斥”我们的革命学说的那些“驳词”。

巴甫洛夫院士在谈到笔者的一本小册子时说：“在这本小书中，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去年就在另一本书，即《共产主义ABC》中使我感到惊讶的那一点。这就是用断然的语气说出来的一个假设：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即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取得胜利。”

“这就是我的思想首先注意的一点。但是，有什么证据来说明，这样的革命会推广开来，它确实会成为世界革命呢？……而我无论在生活的观感中怎样翻寻，……我也看不出表明

巴甫洛夫教授接着就从自己的“公正的”观点来分析客观形势。我们尽量用原话首先来引用一下这个分析的结论：

我们的论敌说，“就拿一些操纵着各民族命运的列强如法国、英国、美国来说吧！那里没有任何迹象，一

于是巴甫洛夫教授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我国的革命“使我们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费用，遭受了极其可怕的破坏；而如果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如果世界革命，那将怎样呢？……我感到很难过，我的思想飞向四方，企图寻求出路，但没有找到。这就。"（这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

巴甫洛夫教授是在几个月以前做这篇讲演的。但是在这期间发生的那些变化最好不过地表明，巴甫洛夫教授对形势的估计是多么不正确。首先，我们来谈谈我们的论敌所运用的方法。

在德国——有点爆发革命的样子，不过它是战败国。

在保加利亚，有点爆发革命的样子，不过保加利亚是落后的国家。

在波兰，有点爆发革命的样子，不过它是弱小的国家（或者说是另一种国家、巴甫洛夫教授错误地把它列入战败国）等等，等等。

好极了！就算保加利亚是落后的战败国，就算甚至波兰也是战败国。但是，为什么这就可以用来作为反对“推广”俄国革命的论据呢？资本主义开始在其最薄弱的环节（从而开始在受1914—1918年的战争破坏最甚的国家里）被冲破。这是无可争辩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止一次地写到过，在理论上也是十分明白易懂的。难道这竟会损害革命这一本身或者损害巨大的革命风潮这一吗？要是这样来议论问題，那就可以宣布：俄国革命也不是革命（因为俄国也是战败国，也是相当落后的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革命，一切都是布尔什维克臆造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本身又是谁臆造出来的呢？——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人去研究）。巴甫洛夫院士谈到德国的那番话，就更加天真了。请听，这个德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它发动了战争，同全世界作战，现在就得向全世界清偿债务。”这真是对任何一种“客观方法”的公然了。我们且把谁“发动”战争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巴甫洛夫院士这里依然处在“交易所”及其同行们所施行的催眠状态）。就算是德国发动了战争。不过，难道它是而现在处于“困难的境地”的吗？而不是因为它是的吗？不是因为它是的吗？在研究因果关系时何以用这样的呢？这等于是用这样一种说法来“反驳”巴甫洛夫的学说：进入罪恶的巴甫洛夫实验室的哈巴狗的主人是缺德的，巴甫洛夫的实验取得了成功。这位穿长袍的“明智的”神父的论据就是：“上帝因为徳国的罪孽而惩罚了它，这样就有点革命的样子了。”

让我们回顾一些事实，即我们的论敌喜欢说的那个现实吧！我们清楚地知道以下的事实。战后曾经发生了革命。

俄国有两次，两次都取得了胜利。

德国有一次，取得了胜利，还有一系列起义。

奥地利有一次。

匈牙利有两次。

芬兰有两次。

保加利亚有两次。

波兰有一次，等等。

我们且不说中国的革命和在殖民地如印度经常发生的骚动。

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还是布尔什维克的胡闹呢？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么能够说，俄国革命不会推广开来，甚至没有这种“推广”的令人感觉得到的迹象吗？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巴甫洛夫院士不看报纸：或许因此他却“相信”威廉、卡尔等的皇冠还继续戴在这些君主们的头上呢！……

让我们说正经的吧！世界革命是，这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它还处在一定的发展上，无产阶级还只夺取了六分之一的土地，而不是六分之六的土地，这也是事实。现在可以自问，世界革命将向何处发展呢？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正面临着革命和关系发展、加强、壮大的过程呢？

请听一听某些“具有智慧和知识的人们”的意见吧！

“我们面临着一个软弱无力、无所作为、组织涣散的欧洲，被内部纠纷和民族仇恨搞得四分五裂，在日益加强的斗争和饥饿的痛苦中发抖，充满着抢劫、暴力和欺骗。何以证明，这幅图画的色调描绘得过分阴暗了呢？”

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欧洲看到的现象，从伟大的资本家阶级的角度看是异常虚弱的现象，这个阶级产生于十九世纪工业的辉煌成就并在几年前被认为是我们万能的统治者。这个阶级中的成员的恐惧和个人的畏怯现在表现得这样厉害，他们对自己社会使命的信心，对自己对社会制度的不可或缺的信心变得如此不足，以致他们很容易成为恐吓的牺牲品。”⁶

这是英国经济学家、教授、被公认为官方专家的话。

下面是意大利前任部长、教授和金融专家的话。

他写道：“革命正处在开始的阶段……整个欧洲浸透着革命精神。工人阶级对自己的生存条件不仅不满，而且激愤和发怒。全欧洲的居民开始怀疑现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否合理。”

德国的副教授说：

“这类（欧洲的。——尼·布·）失常现象的基础完全是由普遍的半饥饿状态和绝望情绪造成的。萨满教的巫师几天前开始吃斋，准备采取神魂颠倒的行动。如果许多民族都将不得不长期吃斋,它们就会陷入同样狂乱的状态。”等等。

法国前部长激烈地批评欧洲的现状。而巴甫洛夫教授，您知道他是怎样评价俄国革命的，是不是像您以为的那样是“徒劳无益的”呢？请看：

“应当承认，苏联人是并始在解决一个问题。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们试图减少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工业及其发展服从于社会利益……另一方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 Status quo（现状）！平静和舒适的Laissez faire！！（悉听尊便！）。

且看英国资产阶级的一家最有威望和最稳重的机关报《经济学家》对欧洲现状的描写吧：

“我们的一位驻德国的记者（不能责备他站在德国的立场上） 报道说：

我们有意援引了那些不会被任何人怀疑为倾向于“俄国执政党共产党人”、“工农速成者”和其他反对资产阶级意识的人的意见。

上述引用的大多数“证词”还不包括最近这段时期的。这段时期内的事件说明什么呢？它们是完全反对巴甫洛夫院士的。欧洲中部正在急剧地沉落。德国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是无庸置疑的。“小小的”共产党已经成为力量。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整个说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是连瞎子也看得见的事实。

英国“工党政府”怎么样呢？或许它不会长久，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事实证明，甚至在最强大的、最少受战争之苦的欧洲大国，由于它的精巧的保守主义，其他的传统，手工业工人阶级，社会各阶层对教会、国王、高礼帽和牛里脊十分尊敬，甚至在这样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不能用其“正常的”方法进行管理。从这个观点来看，麦克唐纳先生的工党政府（它的革命危机）

假如巴甫洛夫教授在研究人类社会方面坚持采取他如此成功地运用于狗的那种客观方法，那么他或许会理解现时的形势。

以前的沙皇俄国已经挣脱了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其余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离开“相互平衡”还非常遥远。关系的现在十分清楚地表现在：这是欧洲的和我们苏维埃国家的真正“”，而复兴。在我们联盟内部，我们已经初步地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达到了社会阶级因素的平衡，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之所以成为我们国家的民族英雄不是偶然的。而“苏维埃体系”的平衡正始终以向着对我们的方向发展。在英国和意大利都承认我们的今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在西欧的“发展"中却是相反的数学符号。换句话说，我国专政的坚硬的结晶体已在欧洲的一片混乱中沉积形成，正是它现在成为欧洲注意的中心和使腐朽的旧形式腐烂的因素。而巴甫洛夫教授看不到我国胜利的“令人感觉得到的迹象”！看不到甚至凯约之辈已经看到的东西！

即使甚至中欧无产阶级无力取得巩固的胜利，甚至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在中欧的革命也还是一种半胜利。因为那时关系的复兴将会是不可能的。欧洲会长期地腐化下去。它的过剩人口会被推出生产性劳动领域之外。工人阶级、技术知识分子以及甚至科学界阶层中的最优秀的、最大胆的、坚毅顽强的人也会侨居到我国来，到一个几年前曾被认为是“野蛮的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来——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未来的情景，我们苏联将作为、劳动的美国而长足发展。因此，我再重复一遍，在这种从革命的胜利节奏观点来看是最坏的情况下，世界革命即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革是有保证的。

我们且不谈别的。巴甫洛夫教授甚至不愿考虑问题，他自己问自己，革命过程的一切耗费难道不是“徒劳无益”的吗？我们可敬的论敌，从客观分析的角度看，它们是不会“徒劳无益”的，即使没有保持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种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才保证了俄国摆脱封建主义的残余，用铁扫帚清除了整个沙皇地主的粪堆，为我国进一步的发展解脱了封建的桎梏。假如不是从帷幕的丝穗或瓷夜壶花纹的完整性的角度来看问题，假如懂得旧的关系已经成为不可能，那是不会抱着枕头痛哭的，也不会自问，革命究竟是不是“徒劳无益”的。连露骨的反动思想家们，从约瑟夫·徳·梅斯特尔到别尔嘉耶夫都懂得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非常不乐于想到我们会变成培育新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肥料堆，因为那时我们就会成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胆的和最坚决的创造者。但是，不难设想，那时革命也将不会像巴甫洛夫教授所担心的那样成为徒劳的和流血的儿戏。

诉诸现实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巴甫洛夫教授是对的，然而，现实正在把上述问题变成为学院式的（从这个词前不好的意义上来说）问题，因为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表明的，欧洲的资本主义在，而我们在。这是任何诡辩也无法加以驳倒的根本事实。

巴甫洛夫教授提出共产主义胜利的问题，并认为他的这种问题的提法是很机智的。实际上它是十分的。

到底这是指什么期限呢？是指全世界无产阶级胜利的期限吗？还是指欧洲革命胜利的期限呢？还是指徳国革命胜利的期限呢？巴甫洛夫教授向我们提出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如果说的是全世界的胜利，那么我们无可奉告。不过提这样的问题也是可笑的。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开始的。欧洲的最近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在1917年2月，这次革命 推翻了地主的专制政治制度。日程上还会资产阶级的殖民地革命，然而，这些革命由于完全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将具有另一种意义。亚洲、非洲等地关系的改革一定会占据，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必须看到变革的历史规模，必须懂得变革的全部巨大意义。目前，由于经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更大，情况的发展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是十七世纪时没有的现象。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期限问题本身就是。要是有个英国人拍拍克伦威尔的肩膀并懊丧地追问他，到底什么时候最后一顶皇冠会从它的一个拥有者头上落地，那可真是不错啊！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普希金曾经幻想过这种“场面”：

我们要使俄国人民欢心，

这样的事情在一个世纪以后发生了，不过并不完全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从客观的“历史的理性”角度来看，我们能对这位假想的英国怀疑论者说些什么呢？历史的理性未必会发给他一份令人满意的证书。

或许可以弄清革命的期限吧？根据同样的理由，这也是不很明智的。

那么可以问什么呢？首先可以问发展的趋势。假如巴甫洛夫教授能驳倒我们的论点，即认为在中欧事情，而在我们这里则，那他就有权对我们的“信仰”表示怀疑或加以嘲笑。在我们这里可不是“信仰”决定一切啊，教授！我们的信伸是建筑在冷静的科学（客观）分析基础上的。而您的，却是没有道理的、保守的、自发的，是对资产阶级秩序稳固性的陈见。“信仰是绐希望者的通知书，是对未见物的披露。”，您把资本主义关系的这种稳固性当作了现实。在这里，您是同您在谈到自己专业时认为正确的那些科学要求分了手。这又说明资本主义是怎样地甚至卓越人物的头脑，怎样限制了甚至最杰出的人物的视野。

但是，巴甫洛夫教授试图反驳。他谈到我对“形形色色资产者”的反击并承认上述腐败的事实有些是真的。他对这个的问题的回答是很简短的。他说，

“这（指欧洲的混乱。——尼·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确实是可怕的，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变迁也是非常巨大的……当然，

这个回答确实是出色的。不过这里又缺乏巴甫洛夫院士的那种“公正”，实际上这是对资产阶级制度的下意识的

事实正是这样。现在该让我们来问一声巴甫洛夫教授关于的问题了。什么时候能够期望“如此动荡的平衡”得以“恢复"呢？或许，我们借用巴甫洛夫教授的话说，“可以相信一辈子并怀着这种信仰而死去。”真是这样吗？不过请再向您提一个有趣的问题：“应该有一些令人感觉得到的迹象说明这是有希望的，不过这些迹象在娜里呢？”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巴甫洛夫教授作出回答的。因为反驳了他。因为在平衡建立起来了，而在“他们”那里更加“动荡”起来了。巴甫洛夫教授或许会怀着对资本主义稳固性的信仰而死去，但是我们衷心地希望他不怀这种信仰，这也是对这位大智者的一点抚慰吧！

旧世界没有前途，因此它也没有任何能够团结人们、密切他们关系的巨大的思想。随着经济-政治衰落的曲线，也出现了思想堕落的曲线。施本格勒们、凯泽林们、神志学者、东方式的卜卦算命者、黑人舞蹈者、吸鸦片者、先知者、精巧的色情狂者、令人作呕的怀疑论者、施泰涅尔们，安德烈式的白俄、歇斯底里的狂吠者、形形色色的未来派作家——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英雄谱。

我手头有一本德国教授的非常有趣的调査报告《陌生的非洲》。在这部作品中，尊敬的教授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抓住了黑人及其古老的文化。“对遥远的东西的向往”，对“天真的和纯洁的事物"的激情，“逃避流汗和机器的环境”——这就是激励他去建立科学功勋的东西。在非洲，使他感到惊讶的首先是：“迟钝的保守关系”。“宏伟的安宁"——这就是理想。瞧，非洲简直可以拯救世界啊！过去在战前，他们发出狂热的叫嚣：

向非洲进军！向喀麦隆进军！

现在这些不幸者和可怜人却抓住这古老的遗物，以便涉足这生活的发源地。但是，奇迹是不会产生的。死尸是不会复活的。而则继续从事文化和文明的事业。它既不害怕汗臭，也不害怕机器的轰鸣。它将以自己坚强的双手来从事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

巴甫洛夫院士是宽宏大量的，他准备向我们“让步”并承认，至少我国的革命是个事实（愿别尔嘉耶夫先生的上帝保佑他吧！）。不过，我们的教授认为，对于这个事实，或许不是应当叫“阿门！”，而是应当叫“救命!”

他写道，“其次，假如在我国革命的因素中有某种能够起促进作用的东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瞧，你们很不幸，我们则很幸福，我们将会来帮助你们摆脱这种困境。。”

现在，巴甫洛夫教授的这种“恶毒的”（打引号的）挖苦，已经变成为巴甫洛夫教授对教授的恶毒的（不打引号的）挖苦了。因为比方说，当我们论敌的同行们在科学家代表大会上决定帮助德国科学家的时候，当我们的工会也同样这样做的时候，在这些并非重大的事实后面隐藏着的实际上正是足以彻底驳倒巴甫洛夫那种说法的原则性转变。我们远非“很幸福”，但是我们把油脂运给德国科学家，把面包运给鲁尔的工人，一般说尽量安排对德国的出口，并以自己的军事威力（以军事威力存在这一事实本身）来制止某些人彻底瓜分德国的企图。难道这一切不是巴甫洛夫教授所如此热爱的（像热爱“物种”那样的）事实和现实吗？而假如巴甫洛夫教授不是以柏拉图式的爱（因为柏拉图式的爱对于一个生物实验家的作风来说是很不相称的）去热爱现实（真理的标准），那么是否该得出某些的结论呢？

首先必须上述事实。

应当作出的主要结论是，

巴甫洛夫教授是否明白，除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外，俄国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使国家免遭真正的毁灭和解体？巴甫洛夫教授是否曾经打算哪怕大致地计算一下，俄国所负的国债仅仅一项就要多少？巴甫洛夫教授是否读到过，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等在当时被白卫分子占领的地区是怎样作威作福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

难道现在，直到现在还不明白，决定国家这个独立实体的生活的只有摆脱战争和不付债款这两件事吗？难道这您需要加以吗？

但是，要拯救国家和国家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才行。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需要激起的极大，而只有当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夺取工厂和政权时，这种积极性才能被激发出来。换句话说，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是被称为俄罗斯的这个结合体的客观前提。正是因为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了出来，正是因为他们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发扬了忘我的、英勇的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正因为是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因为旧的基础已卷过时）成为伟大的强国。难道这个道理如此难懂吗？

“具有的”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这种全民意义也是一种基本的标志，说明旧的生活方式本身已经过时了，旧的经济结合已经不行了，各阶级间的旧的结合已经不行了，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以前的相互关系已经不行了（客观上不行了），各国之间的旧的类型（帝国主义类型）的平衡已经破坏了。在目前的条件下，“需要"社会。只有它才能保证国家的。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看不见这种可能性， 在他们看来，光明完全在无比神圣的私有制及其“宗教-本体论基础”的神圣原则上。不过，现在这种可能性已开始在实现，而德国和俄国的平衡的同步的发展将是最好的实例，来反驳巴甫洛夫教授的“驳词”。因为我们暂时还不是“幸福的"，但是“越来越幸福”。而德国已经“不幸”了，并将越来越不幸。问踱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然而，巴甫洛夫教授反驳我们说，“就拿德国来说吧，它正在受苦，因为战败了，因为它必须支付过多的赔款。无产阶级革命将如何——我要知道如何就好了——帮助它呢？现在，他们除了一小撮以外反正都互相团结一致，那样他们就会形成一个互相故视的营垒。而为什么这就会使他们摆脱现在所处的困境呢？这一点我又不能想像，我又陷入了死胡同。当然，结局可能是，法国会越来越迅速地改造德国，占领更多的领土，掠夺更多的财富，如果他们 （德国人。——尼·布·）制造（！——尼·布·）内战的话。我完全不明白，这（指摆脱困境了 ——尼·布·）将如何达到，而

巴甫洛夫教授的论证是惊人地天真的，这种神圣的天真实在令人感动，感动得使人不由得想起约翰·古斯老太婆的话：啊，天真如圣！

确实如此。巴甫洛夫教授实际上提出了的一个论据，如果“他们“团结一致，那么“他们”就更强大。如果“他们”互相敌对，那么“他们”就更软弱，不过，巴甫洛夫教授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也就把。因为当代的主要问题是，谁来团结整个社会，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就是现时力量对比的危机，即危机。因为巴甫洛夫教授究竟在哪儿见到过“所有德国人”“除了一小撮以外”都“互相团结一致”呢？要知道，这种说法等于是开玩笑。在德国，起义一个接着一个，德国正在解体，阶级斗争空前激烈，而巴甫洛夫教授只说“一小撮”。

诚然，巴甫洛夫教授作演讲时,许多事实尚未发生。但是，巴甫洛夫的糟糕之处就在这里，就在于他看不到发展和衰落的客观趋势。看不到，或者说看到。阶级之间在分裂，是否可以恢复平衡，或者需要找出一种新的社会配置——问题就在于此。换句话说，资产阶级能否捆住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必须捆住资产阶级，并重新组织社会，为争取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这样提出问题。巴甫洛夫对问题的提法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它看不到最 主要的东西，看不到世界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其次，再来看一看巴甫洛夫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过程。要知道，他的议论，一字一句，都同样可以“运用于”俄国革命。让我们想一想世界大战时期吧，那时候沙皇军队节节败退。巴甫洛夫教授可以逐字逐句地重复自己的论据。他说得对不对呢？ 一点儿也不对。因为他看不到巨大的、完全客观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相应地配置各个阶级并决定这些阶级的（或者也可以说，它们的“外部行动”——在目前这是完全一样的）。在战争时期，开始 时确实只有“一小撮”坚决反对者。但是，应当明白，这“一小撮”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只是因为客观的生活条件使得群众处于必然要发动起义的境地。要——您这位客观方法的拥护者是否懂得这一点呢？

目前中欧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和平的说教将成为神甫式的布道，将会遭到群众的拒绝，就象豆子掷到墙上一样。它顶多只能是那些毫不中用的、无能为力的、不依附于任何一种社会力量、故作先知姿态的知识分子，就像人们曾轻称赫尔岑那样的“无骨气，随风倒”的人希望通向“天堂生活”而说出来的睡沫四溅的“仁慈的”。这种使人变得软弱无力的说教除了带来危害以外，从来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现在再来看一看使巴甫洛夫教授陷入死胡同的一个最“可怕的"问题，革命有所助益；或者用康德式的话说：“革命的客观的有益作用怎么可能”。的确，对这个问题怎能答案呢？

先生，您搞错了！首先，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我国的革命已经回答了，“这”是发生的。上面我们已经用几段话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只须稍微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到这几段话对德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现时的德国政府是“一小撮”的政府。在总危机的条件下，它保卫德国，因此，将在客观上促使它腐化，尽管它千方百计地努力也枉然。群众将被动员起来，但不是，而是。然而，只有的政府，动员群众并领导群众的政府，才能挽救德国。

“法国反正会掠夺它，会使它破产。”那为什么在我国，法国+德国+英国+“其他国家”却掠夺我们的成果呢？正是因为起来捍卫国家（而不是钱袋的国家）。诚然，德国没有像我国那样辽阔的领土，没有那些使我们有可能有回旋余地并赢得时间的领土（列宁同志在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在党内曾经说过：“我们让出领土，为的是赢得时间”）。 不过我们那时是，而现在有了像我们整个苏联那样的革命基地。请凭良心说说，假如革命群众的队伍集结在从莱茵河到海参崴一带，那么还有力量能够战胜它们呢？还有力量能够从苏维埃德国汲取生存的液汁呢？难道真的不明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支援德国吗？

这种革命结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一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巴甫洛夫教授真是陷入了不可救药的困境啊！

他想在我国找到并不存在的死胡同，他写道：

“当作者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景时，他提请注意的是这个资本主义欧洲的精力和思想贯注在哪里。正是贯注在制造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武器上，贯注在大炮和飞机上，这些东西只要一动用，城市等等就会被摧毁。诚然，这是一幅可怕的图景，假如所有这些杀伤武器动用起来，将会对人类的灭亡构成威胁。当然，前景是可怕的，

是的。巴甫洛夫教授，您对人类进行了一番安慰！……不过这很有点儿像谢德林的寓言。

“鲫鱼是一种信奉理想主义的安静的鱼，难怪僧侣们喜欢他。”

可惜的是，巴甫洛夫教授甚至不知道这样的语言……而大家知道，梭鱼后来还是把鲫鱼一口吞吃了。

巴甫洛夫教授向“人类”提出自己的“缓和”办法（公民们，你们希望这种只值半个卢布的“缓和”吗？）的建议（不过这里让人不明白，为受苦受难的人类脱去一层厚外衣，究竟是个什么玩艺儿）时, 竭尽全力地攻击内战的“缓和”的办法。这样（显然这是他命中注定的），他就又陷入了自己的死胡同，不过读者对此大概不会再感到惊讶，因为：“习惯乃是第二天性”。

伊·巴甫洛夫感叹说：“不过请问，在这未来的可怕处境中，无产阶级革命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这位论敌援引了马克思关于各国人民的内战和搏斗的漫长时期（“15年、20年、50年”）的话，并悲哀地问道：

“这算是什么出路呢？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4年，使人类痛苦到了极点，而马克思竟还预言要进行50年各国人民的可怕的搏斗、内战。这算是什么出路呢？……我不明白，在运用这些毁灭性手段的条件下进行50年的全民战争，这是什么出路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这不会涉及到马克思，而会涉及到布哈林（非常感谢! ——尼·布·）——他们（指布尔什维克。——尼·布）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革命的轻易获胜所诱惑了，不过我认为，是没有充分理由为它所诱惑的。不用说异乎寻常的耗费，俄国的破坏要几十年才能恢复……假如我们党的愿望实现的话，那么在各国发生的屠杀，将无可比拟地要超过我国发生的屠杀。”

在巴甫洛夫教授的这段话里包含着一连串的错误。

首先，伊·巴甫洛夫天真地把客观的预测同行为的准则混为一谈。马克思是作为某种可能来世界战争的时代的；马克思预言内战是延续整整一个时期的总的灾变的结果”。而马克思说，在这个“铁的”时代里，工人阶级将不得不进行积极的斗争，这个斗争将使它受到锻炼并“改变它的本性”。这些预言对不对呢？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回答：它在实现了。而巴甫洛夫教授面对这些，却摆出一副高贵的姿态说；“哎，这是多么糟糕啊！老是打仗又打仗，没有一点儿安宁。”

就算是这样吧。但是，您为什么把所有这些“仗”（其中包括）都归罪于无产阶级，看作是“出路”呢？这是十分荒谬的，毫无道理的。马克思是“预言过”。这是对的。但是，“预言”并不等于“希望”。我们至今还“预言”神圣的私有制王国将一再地导致流血的屠杀。资产阶级及其科学家和技术将不而去制造各种杀人武器的。它不可能不这样做。而我们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是战争所造成的危机，来推翻这个万恶的制度，对于这个制度来说，战争、掠夺和抢劫也像货币权力，对群众的压迫、对科学的收买等等一样都是具有表征意义的。但是，难道能够因此得出结论，可以把资产阶级的流血的肮脏的政策归罪于无产阶级吗？要知道，这是一种麦耶尔霍德式的逻辑，“本末倒置的逻辑”。否则是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第二，巴甫洛夫教授从何得出结论，我们被俄国革命的轻易获胜所诱惑了？巴甫洛夫教授“出于公正”是不看现时的报纸的，却为把我们当作死人那样来诽谤的可能性所“诱惑”了，假如他更多一些，那么他或许会“觉得”情况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因为以列宁同志为首的所有共产主义思想家一直在说，在西方取得胜利，但将比较容易。取得胜利比较困难是因为资产阶级要强大得多、聪明得多、有力得多，它经受的锻炼更多， 更富有经验；因为那里的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不像我国的农民；因为人民没有武装等等。所有这些话，我们大家都说过遍了。可是巴甫洛夫教授却“认为”，我们想的“完全相反、一个“严格科学”方法的拥护者，怎么能这样猜想呢？！当然，如果对自己的讲演像对嗑瓜子一样地看待（把瓜子皮往角落里一吐就算了事），那是另一回事。不过，巴甫洛夫教授是个严肃的、受大家尊敬的、杰出的的科学工作者。这就是说：“报纸我是不看的，而审理得由我来。”

第三，巴甫洛夫教授提出革命的耗费作为论据。不过从上述一切已经清楚，他作的这些耗费平衡表是完全错误的。他得到的图表是这样：

1.资产阶级　　　　　　　　　　　 2.无产阶级

于是，伊·巴甫洛夫得出大致如下的结论：由于50大于4 ，因此“无产阶级”的出路是纯粹不合理的。假如巴甫洛夫教授的“估价”哪怕稍微符合点实际，那么一切就会是这样。但是，它的（这种“估价”的）基本性质就在于，它不反映也不代表任何现实。正确的估价表应是这样：

1.资产阶级　　　　　　　　　2.无产阶圾

“革命的耗费”将是巨大的吗？是的！十分巨大可但是如果把它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所带给人类的打击相比较，那么毕竟具有“很大差别”。世界大战（）便人类有死亡和。光是俄国死亡的人数就有250万。请设想一下在最新发明（毒瓦斯、遥控炸弹、自动控制的飞机以及其他人类天才的产品）基础上进行的世界大战将会带来什么。“革命的耗费”与此相比将会是什么样呢？不要当鸵鸟，尽管鸵鸟是很好的鸟，而且有美丽的尾巴。不消灭资本权力，我们就会走向灭亡——这就是每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大脑应当得出的结论。而为了拯救人类，我们应当作出革命所要求的种种牺牲。

巴甫洛夫教授在清晰地描述了资产阶级和科学家一起怎样为反对“物质”而斗争，内战怎样“渗透到整个民族”，统治集团怎样发现在镇压无产阶级的事业上“行动一贯”等等之后，又唱出了通常的副歌：

“结果会怎样呢？

就像我国“借助于”俄国革命而得到拯救一样呗！不多不少，正是这样！

还有一点小小的意见。巴甫洛夫教授一口咬定，说什么“俄国遭受的破坏要才能恢复”。怎么能作出这样的预言呢？这种悲观主义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数字、有什么客观材料可以证明呢？据我们看来，苏联再过5-6年将成为一个。由于巴甫洛夫教授不看我们的报纸，自然他只好跟一些“模糊不清的和不可理解的”材料打交道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妨看一看某些图表。美国的参议员们、法国的高利贷者们、英国的商人们倒没有患像巴甫洛夫教授那样的色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根据比住所和生物实验室更为合适的来源来了解我国的生活的。对我们的封锁已经解除了，教授！而您也早就应该解除您对我们的报纸、对“现时的”我国舆论的封锁了！那种旧的“公正的”舆论，那种始终反对人类“物质”的舆论已经死亡了，任何怀疑、任何哀号都不能将它复活。

我在我的小册子中曾经谈到，工人阶级不仅能拯救世界，不仅能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的基础，而且能创造新的文化工作形式，实现和贯彻新的文化原则。这一方面是指理解一门科学和任何一个意识形态部门同的联系，另一方面是指克服。

巴甫洛夫教授说，这个问题使他“很感兴趣”。巴甫洛夫教授对我表示敬意，承认我那里有“许多好的东西”。使巴甫洛夫教授特别喜欢的是这样一个论点：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比较起来是不学无术的”。巴甫洛夫教授在引用了这句话以后，就立即开炮，并说他又陷入了死胡同。

“这就是他（即布哈林。——尼·布·）说的话。但同时使我十分不明白的是：这个根本什么也不知道的工人阶级何以能肩负起消灭文化个体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重任。这是

很遗憾，上述论点是完全正确的，符合现实的，而且——请允许我礼尚往来地回答——它也完全是“好的东西”。让我尽力来解释一下并纠正这个对巴甫洛夫教授来说不很有利的现实。

最通常的解释首先就是用实例来解释。我们也就从实例说起吧！

工人阶级过去懂不懂管理国家的事情昵？不懂。“厨师的儿子甚至离学校大门也很远。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相比是不是曾经不学无术呢？是的，他是否“肩负”了管理国家的重任呢？“肩负”了。这些都是巴甫洛夫教授本人所承认的。

对不起！您所说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在哪里呢？不学无术的人竟打败了敌人并像茁壮的橡树挺立在收复的土地上，这样的奇迹是怎么发生的昵？谜底非常简单，巴甫洛夫教授：过去不懂，现在懂了；过去没学过，现在就去学而且把它学会；过去不会，后来就会了。事情就是这样。某些非常令人尊敬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甚至认定，（见凯瑟琳伯爵有关这方面的议论）。不过我们且撇开这个问题不谈，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取得胜利并得到巩固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我国无产阶级领导有方，难道不是这样吗？

另一个例子。工人阶级过去知道怎样建设军队吗？不知道。军官团不是从工人中招收的，这也是伊·巴甫洛夫清楚知道的（因为他是看“那时的报纸”的啊！），而主要是从高贵的贵族阶层中招收的。工人出身的将军微乎其微，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不学无术的革命家，那他们是不曾指挥过军队的。不过且慢！工人阶级是不是“肩负”了这个重担呢？“肩负”了。请想一想，它建立了军队，指挥了军队，领导军队胜利地投入战斗，并且取得了敌人的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承认（建议巴甫洛夫教授看一看白卫将军们对红军的反映，这是很有教益的）。这又是怎样的奇迹呢？这难道是“无法克服的矛盾”吗？当然，只有从守旧的、静止的、可以说纯粹形式逻辑的（用黑格尔的话说不懂得“”范畴的）观点看，才是矛盾的。而这里谜底又非常简单：是学会的，巴甫洛夫教授！而学得比高尔察克们、弗兰格尔们、尤登尼奇们等等这些在军事方面“富看经验”的人更加适应新的战争条件。

第三个例子。工人阶级过去是否管理过工商企业，银行、合作社等等呢？

没有。它一无所知。当它着手做这件事时，它做过许多蠢事。 而现在学会了一些，站立起来了，现在还在，不过已经满怀信心地站在对它来说崭新的基地上了。

现在让我们问问自己：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工人阶级是不是作出了呢？显然，作出了新贡献，红军已经远不像白军了；苏维埃制度完全不像所谓的议会制国家了；我国的经济也远不是资产阶级的私有经济了，如此等等。

现在倒很想知道，文化为什么有这种“禁忌”，这里“不学无术者”为什么就不能做点什么，为什么就不能学会呢？何曾作过尝试（是尝试！）证明这一点呢？可惜，丝毫没有证明，有的只是一些气话和牢骚。

巴甫洛夫教授气得简直有些发狂。

他冲着我们写道：“人们幻想，尽管他们说自巳愚昧无知，但是他们能把现时的整个教育改造过来。”

好大的火气啊！这才真是可怕的呢！不过我们需要改造的，我们一定能把它改造过来！就像过去改造我们自身、改造国家、改造军队，现在改造经济一样，就像我们曾把“拉舍伊斯卡娅”、“费多鲁什卡-瓦尔瓦鲁什卡”改造成为积极的、有志向的、迅速成长的、热爱生活的、只有现在才得到真正发展机会的人民群众一样。

其实，巴甫洛夫教授是否反对我在报告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原则呢？不，不反对。他本人是否承认各个意识形态领域之间的必要性（“消除智力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明确到科学结构各部分的价值等等呢？

似乎是承认的。资产阶级能否解决这些任务呢？在我们看来不能。如果需要证明的话，我们可以举出不少来。现时的资产阶级科学，从最抽象的科学到最“实用的’‘科学（如技术）正在徒劳地寻求——但没有找到。艺术领域中的情况也是这样。四面八方都在诉怨，都在议论“精神文化”的危机、“死胡同”等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在其一部近作中谈到普遍精神危机问题，按齐美尔的意见，普遍精神危机是 “生活"和现时生活之间冲突的结果。把这句哲学上抽象的话译成具体的话，就是：资产阶级制度以及由于这一制度各种形式的解体过程而变得越来越严重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分散性，已经不可能解决结合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它的文化正在走向下坡。正因为这样，文化宏展的历史前提应当是工人阶级的统治。

但是，巴甫洛夫教授没有时间来这样高谈阔论，他把我们的实践作为自己攻击的出发点，他对我们大致这样说：“你在哪里坐下，你就在那里唱得好！”原来，我们“坐得”很不好，虽然我们或许唱得很好。

“现在对有些事情提供大量经费，例如对日本，以期争取世界革命，与此同时，我们科学院的实验室每月只得到3个金卢布……应当合理地提供，应当

接着就说得更带火气了：

“

这里需要开诚布公地说明一下。

首先，巴甫洛夫教授从何知道“对日本”提供“大量经费”的？不是不看报纸吗？是“熟人跟他说的”？一个客观主义的科学家应不应该采取这种办法呢？这样好吗？

其次，我们确实对各国劳动人民给予不止一次的援助，但是难道他们没有给我们援助吗？难道他们没有帮助我们同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进行斗争吗？难道在饥荒严重的年代里他们没有支援我们吗？难道他们没有帮助我们、迫使一系列国家承认我们是大国吗？不能那样地看待问题。不能对有时起作用的重大问题视而不见。

巴甫洛夫教授和其他不少教授一样，看不到这种巨大的、历史地必然的工人阶级的战略，因为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

当斗争在进行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直接斗争的目的常常不得不牺牲，尽管从的观点看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斗争的良好结局是的必要前提的话，那么没有别的抉择，只有牺牲一切。

从静止的观点和从“一般”见解的观点来看，我们用于防务的开支要比用于教育的开支大，这是毫无意义的。但从我们的整个事业即推翻旧的现状来看，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为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具有比“住所和实验室”更大的视野，需要超越狭隘专业的范围，需要不囿于四面围墙，需要竭力从事情的相互制约中、从它的运动中、从它的世界范围（尽管多么困难）来理解它……

不言而喻，上面所说的一切不能作为替个别一些错误、无谓地“打碎坛坛罐罐”、不善理事和缺乏经验的具体的和一般的事例辩解的理由。这是“学费”，虽然是非常昂贵的，但是是暂时的。它不是决定事情的因素。巴甫洛夫教授反对整个制度，反对“对这门学科上一无所知的”共产党人的。

说到我们的领导人，那么我有把握使巴甫洛夫教授相信，他们在生理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知识要比巴甫洛夫教授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多得多，而巴甫洛夫教授以如此断然的口气讲话是完全徒劳的。当然，我们承认，我们整个阶级还十分缺乏文化。然而，对于我们整个阶级来说，还不能加以责备，似乎它是“蔑视”科学的。为此只需看一看比方说我们的党纲、工会、苏维埃政权各级组织、各种工人代表大会和会议等等的一系列决议就够了。我们过去犯过、现在还在犯许多错误，但是我们政策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于科学来说没有任何危险可言，只是对那些使得“具有智慧和知识的人”转而来反对“物质”的假科学的才是危险的。对于这些东西来说，确实存在着危险，而如果这种东西的变成为这种东酉的，那是极大的好事。

不妨用事实来检验自己的论点——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巴甫洛夫教授的意见。不但用从一般场合中抽出来的个别事实，而且用根据“大数定律”的全部规则得出的来加以说明。或许巴甫洛夫教授会说，我国近两年来文化科学的曲线不是在下降吗？只要看一看出版的书籍、杂志、专门读物等的数目，就可以看到我国在多么迅速地。

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危险在哪儿呢？这不是正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在摆脱巴甫洛夫教授使自己担惊受怕并用来吓唬我们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吗？要知道，他曾公然声言，说我们的政策“”——不多不少，正是如此。巴甫洛夫教授认为，共产党人只会按以下原则行事：“蹭蹭肩，挥挥手！”难道现在还不是该丢掉这种说得客气点“不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了吗？

高等学校接受学生的方法这一事实使巴甫洛夫教授极其苦恼。“由于……在获得知识方面不循序渐进，教育水准正在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大量受过教育的人……离开学校，给他们设置了各种困难。’‘

如果我们撇开一些“过火行为”不谈，来讨论一下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阶级方法等等），那么决不能把这个问题开我们的总的任务。无论是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也无论是发展智力文化，从理论上讲只可能有两种形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干部结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思想“指导”人员等）的发展转到无产阶级的路线（这远非常常以有意识地反无产阶级思想为前提），那么我们必然会坐上“路标转换派”的制动装置滑到自由资产阶级 的“理想”目标上：在经济上是“健全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是所谓的“法制国家”。不过，我们有完全充足的理由，来反对这些倾向。不言而喻，不回答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那就无法理解生产性质的问题。没有“一般的”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的、具有具体历史外壳的生产力的发展。智力文化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决不想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周期充当肥料，因为这种周期必然会导致一次又一次的 灾淮。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关于“白松鼠”的歌是纯粹的悲歌，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消灭和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正因为如此，任何逻辑，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都在我们这一边。

巴甫洛夫院士的错误就在于他回避主要的问题，即这个或那个社会制度的社会本质问题。而回避这个问题是，。

显然，从“中立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从一般说来较不文明和较少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进行选择的阶级方法是荒谬的，而如果只局限于这种观点的范围，那么共产党人真的可以算作是狂暴的疯子了。

但是，问题正在于，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十分明确的前提上的。我们需要干部和干部队伍的经常再生产，他们能够在以后所分配的劳动棋盘的每一个点上执行政策。这种政策的保证就是一定的社会-阶级的接种，即社会出身。“阶级方法”就是由此而来的。当然，从“脱离”社会评价的业务的观点来看，我们暂时“失利”了，但是我们也因此得到了保证，使列车沿着安全的轨道前进而不致在什么地方颠覆。这里有什么可奇怪的和不明白的呢？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后，接着就在整个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各个领域内开始进行这种革命, 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自然，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懂得整个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相反地，如果不预先了解整个过程，即我们的整个政策所遵循的基本轨道，那就完全不能理解像我们高等学校接受学生的阶级方法这种局部措施（这是同完全特殊的和专门的“耗费”相联系的）。

属于这类“耗成”的还有巴甫洛夫院士提到的高等学校培养的业务人员水平的降低。一般说来，革命在其最初阶段必然会在这个领域中，即在生产业务熟练的智力人员领域中出现一些破坏现象。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看到的是迅速的进步。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革命毕竟为迅速繁荣文化生活创造了某些前所未见的前提。文化的下降了。但是它的则大大地提高了，尽管曾经遭到物质上的破坏。群众的心理变得更加活泼得多，变得更不守旧得多；眼界非凡地开阔了；意志受到了锻炼；经验无比地丰富了。面向广大群众的政治著作以及经济著作、俱乐部网、文艺小组等，群众性的宣传和鼓动方式；为几十万和几百万人敞开大门的红军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使文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其结果甚至影响到我们社会中人数最多和文化水平最低的我国农民的。文化的这种巨大的是极大的文化成果，它的结果必然要经过若干时候才反映出来，这一点难道不容易理解吗？这是未来空前的文化繁荣的基础，这一点难道还不明白吗？

在这里，提出一个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般问题, 是完全适宜的。一般说来，这种制度和这种秩序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在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下有可能达到文化上的发展和文明地选拔最大数量的人材。这个越广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就越好。

我国革命正是在这方面实现了真正巨大的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还没有保证战前的生活水准，但是，它已经大大扩充了育种场，破天荒第一次吸收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参加文化活动，使有可能不是从“几万上等人”中，而是从几百万“下等人”中进行挑选。通过像政党、工会、工厂委员会、俱乐部等这样的组织，有一大批人进入高等学校，而这些组织无非就是从最广泛的生话中挑选人材的一所巨大的、空前未有的学校。

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就；它是巩固的、无可争辩的。如果说我们在没有完全’‘够格”的大学生，那么这些不完全“够格”的大学生同过去的大学生比较起来有一个无容置疑的优点：他们同生活、同实践、冋积极参加社会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奥林匹斯山诸抻们”——科学家们对这个特点是不满意的，他们听不到生活的颤音（奥林匹斯山诸神们的左耳往往是迟钝的）。不过，这种不满也恰恰证明他们是落后了。未来不属于（这一点就是在资产阶级人士中也开始明白）那些思辩哲学的英雄们，因为他们的思辩比庸俗的和唯利是图的市场投机好不了多少；未来属于同实践联系的人们，在他们看来，科学是这种实践的工具，而不是学究式的稀汤或者“消夏的甜柠檬水”。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实践是天性。工人阶级在社会科学方面（即在社会学理论和工人阶级的科学政策方面）所提供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无疑将逐步地占领一个又一个的领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难道我们不能通过我们的国家政权把舵转向唯物主义的统治和坚决反对宗教的荒诞鬼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以及诸如此类的别尔嘉耶夫式的“分离物”的方向吗？

这种实验科学、唯物世界观、唯物主义教学的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

这种转变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当然，那些所谓“民主思想”的游手好闲的空谈家们至今还没有忘记来谈论什么专制独裁和对各种自由的强奸。不过，这也无非是那种极端庸俗的、拜物教的思想，恕我直说，从历史的观点看也是一种的思想，如同别尔嘉耶夫先生关于“圣餐”的思想一样。人们以为，这是非常明智的。而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尽管由于作者们的精心提炼，它也无非是石器时代才配有的、资产阶级的“公正”的科学家们才会去诉诸的思想。然而，巴甫洛夫教授的观点怎能与之相一致呢？问题就在于此。

虽然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基督教的美德，但是我们还是尽力来帮助我们的论故摆脱他的无数的死胡同和陷坑。因为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不是康德的无上命令和基督教的道德说教，而是革命的合理行为。同巴甫洛夫教授的想法相反，工人阶级过去和现在都决不蔑视底层的科学。但是，它也要坚定不移地指出伪科学的江湖骗术，这种骗术现在在欧洲血流成河的大地上正猖獗一时，而某些泣血顿首的俄国知识分子正把它看作是最新的神的启示。工人阶级热切地关心能使科学的传统（而科学的优良传统是同富有经验的研究、唯物主义、反对各种形而上学联系着的）同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青年学生的努力汇成一股洪流，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来答复巴甫洛夫教授这位的杰出代表。不仅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而且从最的方法的角度来看，他是有过错的。当问题涉及到唾液腺时，他是那样卓越地捍卫这个客观方法, 而当需要分析社会生活中的事件时，他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我们一直只是向巴甫洛夫抛出一条的救命绳，以便把他从陷坑里救出来。“救命绳只是一条普通的绳子”，不过这条“绳子”可以在实验生理学领域中帮助摆脱陷坑……

但愿有时能走出住所和实验室来透透新鲜的空气，——毕竟是非常需要的。诚然，查拉图斯特拉⁷是不会这样说的，不过医学则会"以极其顽强的精神”使你确信，我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感谢 黄胜利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