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陈碧兰（1965年12月） 「我们分析了以上各种阶级……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 彭述之于一九二○年秋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共产大学学习，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的书记，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回国时为止。据同志们说，他在旅莫支部作过很好的贡献，曾经为他们作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许多报告，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因而同志们对他很尊重。当我在那里时，继任的书记为罗亦农 （他于一九二五年春回国，不久即任上海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死于蒋介石之手）。那时同志约近百人，有些是从法国和德国转到那里的，但多半是从中国派去的。我们除了正式上课外，晚上或星期日常举行演讲会或讨论会。当我们讨论了彭述之的《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和《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这两篇长文之后，大家都一致推崇和同意他的意见。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初欢送李大钊 在第二次革命时期 「最后要明白国民革命并不是中国最后的革命阶段，国民革命只是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人类最后的真正解放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建立人类共产制度的社会。列宁主义的极终理想，便是要领导全人类由各种被压迫的社会到共产主义的社会。所以 随后，彭述之又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出版的《向导》周刊上写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他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 「要想达到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只有中国工人起来奋斗，起来作领导才有可能。上海是…俄罗斯的彼德格勒，俄罗斯的二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都是彼德格勒的工人为领导」。最后，他并预言： 彭述之的预言是实现了！上海的工人为了响应北伐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举行了武装暴动，翌日便夺取了上海租界以外的整个市区，成立了武装纠察队二千余人，维持治安与秩序，工人大批地涌进工会和共产党，呈现一幅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景象。假如当时的共产党没有共产国际的干涉，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 （如彭述之在前面所表示的），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教训和他们亲身所经历的经验，领导上海工人群众进一步地联合北伐军队中同情工人的军队 （当时在上海北伐军队中同情共产党的占绝大多数），同反革命的蒋介石作坚决的进攻，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施行独裁。那么，上海的工人是有可能执行彼德格勒工人的历史任务的。 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 流亡 回顾与前瞻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