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妇女运动的经验
| 我在中国妇女运动的经验陈碧兰（1976年12月29日） 〖续文〗 #1 “一年半后，在一九二二年尾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一九二一年决议的主要路线再得到确定。大会指出一些支部——没有明确指出——并未执行上次大会的各项决定，因而大会敦促它们补过。大会特别谈及中国同志在妇女中所作的有效工作，使妇女依照第三次大会定下的路线组织起来。共产国际对于殖民地国家的特别受到压迫的妇女工作极为重视。他们认识到，在落后国家里，正如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不动员妇女，便不可能将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 当我读完了上面所引这段话之后，我时常想写一篇从1921年开始，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及随后从事妇女运动的经过和经验，作一具体的描述，以此证明艾丽斯的研究和叙述之准确而完全符合事实；或者将《我的回忆》第二章“女子师范的生活与斗争”译成英文单独发表，以此证明这一段历史曾掀起了一个巨大而胜利的妇女运动，但都因为无人翻译，只好作罢。 1 中国的女学生同志们！ 国际共产党世界妇女书记部东方科 中国第二次革命时期 ［ 在河南的活动 在上海的工作 反军阀的斗争 2 3 4 5 “阶级斗争不能靠民族统一战线来进行，流血的四月事变，以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这个事变：就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的直接后果，拒绝了这一点，就是准备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重演四月的悲剧。”（见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中文版第廿六页） 托洛茨基作了这个批评之后，时间还不过两个半月，便不幸而言中了！四月的悲剧，在武汉革命的中心重演了！这便是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于1927年七月十五日的清共政变。中国第二次革命在斯大林顽强的和可耻的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而葬送了！从此，中国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工农共产党人，以及革命的民众和妇女群众，除了千千万万地倒卧于血泊中外，又长期陷于悲惨状态之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九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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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注）在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特别制定了一个《关于妇女运动之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当然，我只译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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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 “上海总工会是被奉系军阀封闭的。孙传芳讨奉的通电中反对奉军压迫爱国运动，……所以当奉军退出上海时，戒严令已经取消，孙传芳军队驻沪之后，重复宣布戒严，禁止人民集会，不准启封上海总工会“（见华岗编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三卷36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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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 直奉两系军阀原有冲突，但当革命势力抬起头来时，他们便联合起来，一齐镇压革命运动，当然，它们背后都受帝国主义者的指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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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 杨之华本为代理向警予中央妇女部书记，但向回国后，杨仍旧做下去，没有一句话交待，党也不提及此事，这是由于瞿秋白的阴谋操控，拉拢干部，使人们不敢提此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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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 1925年秋末，当莫斯科开办中山大学时，才送了一大批年轻的团员和国民党员免路费去，这时才有些女同志或非同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