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主义

1957年4月

在匈牙利最近发生的事件中，中国媒体坚定地支持莫斯科的压迫政策。例如，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庆祝匈牙利人民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匈牙利人民传来喜讯……在苏联武装部队的支持下，推翻了背叛匈牙利人民的纳吉反动政府。”俄国军队在匈牙利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声明。它赞成了莫斯科政策的总体路线，认为斯大林在其政治生涯中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合理的，并且还支持了当前俄国对匈牙利的政策，并批判了铁托。它还强调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作用”。在这一年的1月份，周恩来在他的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巡回演讲中也反复强调了这一点。这表明在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的这段话致以最热烈的掌声：“我们共产主义者……对我们来说，像斯大林本人那样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曼彻斯特卫报，1957年1月18日）

对许多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在毛泽东及其政权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幻想下受苦——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对于任何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人来说，毛泽东的极端斯大林主义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着眼于政治的经济基础。

要理解毛泽东的政策，我们必须牢记中国官僚机构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即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中国资产阶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中国工人阶级在经历了1925-1927年的革命失败、世界经济衰退和侵华战争后，变得支离破碎、群龙无首，在过去30年里并没有发挥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如果不能依靠工业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心的帮助，那么实现工业化是很困难的，它要求人民勒紧裤腰带，以便使资本的迅速积累成为可能。而任何时候，想要以民主的方式来大幅度地降低生活水平，那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家越落后、高速工业化的愿望越强烈，这个政权就越专制和极权。这种制度的统治者同时又是资本积累的守护者，当然要犒劳自己：他们从对经济、社会和国家的绝对控制地位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特权。

中国经济极其落后。例如，1950年的中国人均钢铁消费量是2磅。相比之下，印度有11磅，日本111磅，俄国278磅，英国556磅，美国1130磅（《世界人口与生产》，纽约，1953年，第1124页）。1950年中国的发电量为35亿千瓦时。而印度和巴基斯坦为50. 63亿千瓦时（它们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二），日本为388. 4亿千瓦时，俄国为912亿千瓦时。（同上书，第1067页）。中国的交通也十分落后。据估计，在二战以前，每25300个中国人有1公里铁路，而印度，这一人数则是6878人（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概览》，1947年，第113页）。也就是说，在运输方面，中国甚至比印度还落后

由于经济落后，中国的国民收入极低。科林·克拉克估计，中国（1933-1953）人均纯收入为138IU（IU是他规定的国际单位，即1925-1934年间1美元在美国平均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相比之下，印度（1944-1945）为246；苏联（1937）为379；匈牙利（1938-1939）为408；波兰（1938）为508；日本（1940）为600；英国（1947）为1383；美国（1947）为2566（克拉克，《经济发展的条件》）。

毛泽东在他的一五计划中所制定的工业增长速度是相当有雄心壮志的，尽管它仍然低于俄国一五计划的目标。（见表1）

中国资源最初是如此的匮乏，以至于即使是在一五计划之后，它也远远落后于俄国的生产水平——而且不是落后于一五计划后的俄国，而是在这之前的俄国。这一点可以从图中看出（见表2）。中国需要一系列的五年计划，以达到俄国在实行计划之前的水平。

中国的一五计划比俄国的一五计划更加强调重工业。根据该计划，在工业总投资中，有88. 8%将用于重工业，而轻工业只拥有剩下的11. 2%。（李富春，《一五计划报告》，北京，1955，第34页）。而俄国，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5. 9%和14. 1%。

	中国	俄国
	1957	年增长率	1932	年增长率
工业生产总值	198.3	14.7	202	19.3
大工业产量	207	15.7	230	23.2

（杨建柏，中国与苏联的一五计划对比分析，《统计工作公报》，北京，1955年8月）

		1952	1957（目标）	1928	1932
电力	千瓦时	12.71	25.2	32.5	81.7
钢铁	公斤	2.36	6.54	27.6	35.8
棉布	米	6.7	8.85	18	16.3
谷物	公斤	286.95	305.74	475.2	421.5

消费资料工业从属于生产资料工业的需要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在1952-1955年间，轻工业的利润总额比对其的投资总额多1080万元。而这笔钱主要用于投资重工业（《统计公报》（中文) ，北京，1956年11月14日）。由于国民收入很低，投资占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据称，1952年的资本投入总额占国民收入的15. 7%；在1953年，这一比例为18. 3%；1954年则变成了21. 6%；1955年是20. 5%；1956年是22. 8%（《人民日报》，1956年9月12日）。这个数字的增长仅仅略低于俄国在一五计划期间的，但考虑到中国的绝对收入水平比当时的俄国低三倍左右，所以即使中国的资本积累率只有20%，那也比俄国的30%资本积累率要沉重得多。

但是，从绝对数字上看，中国的资本积累却是相当少的。因此，1953-1957这五年的计划年平均投资率为85.48亿人民币，或者按官方汇率计算为约三十六亿五千万美元。

1956年的加拿大人口是中国的四十分之一，资本投入达到79亿美元。（即使我们考虑两国之间可能存在的价格水平差异，情况也不会有根本变化）

1952年，中国的军事预算占国民收入的18. 1%；1953年为15. 9%；1954年为15.2%；而在1955年，这一比例为16. 2%（摘自王子英，论公共财政，《大公报》，天津，1955年1月29日）。与这些数字相比，俄国1928年的军事预算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

由于资本积累率高，军事预算负担重，工人的工资自然远远少于他们生产的价值，这就是说，剥削率从本就高的一个台阶继续向上攀爬。

《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强调了这一点：“1952年，国营企业的工人平均每人每年生产一亿人民币。其中，除开工人的平均月工资（50万人民币）以外，其他94%都是为国家创造的资本。”（《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3日）上述数字可能夸大了对工人的剥削率，但是毫无疑问这仍是非常极端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剥削率逐渐增加，这可以从工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看出来。据《人民日报》报道，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年份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	工资的增长率（%）
1953	13	5. 0
1954	15	2. 6
1955	10	0. 6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9日）

（由于这篇文章无法证伪，我们有理由怀疑，表中提到的工资增长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对农民的剥削甚至比对产业工人的还要极端。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仅举几个事实来说明这一点。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指出，1954年7月至1955年6月，国家通过征收粮食税和强制征粮的手段获取了5200万吨粮食，占全国总产量的30%左右（新华社，1955年4月30日）。这一数字与俄国政府强制征粮征税的数字相差无几：1938年，33%(A. Anna, Kolkhozes in 1938, Sotsialisticheskoe Selslcokhozyaistvo, Moscow, December 1939)。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国民党时期农民用来交房租的“三千万吨粮食”（陈汉成，工业化的开始，《中国建设》，北京，1953年1月-2月）。

缺少资本而多廉价劳动力，其结果自然是强制劳动（包括囚犯和奴工）的广泛使用。

与莫斯科不同，北京并不羞于透露有关强制劳动的信息。例如，在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的《关于过去10个月广东省政府工作的报告》中，在1951年9月15日，据报告，仅广东一省，在这10个月时间内，共逮捕反革命分子89701人，处决28332人，而“那些罪可至死但又没有引起公众强烈仇恨的人被判死刑，但缓期执行两年，在此期间，他们会被强制劳动，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广东，南方日报，1951年9月18日）。如果在10个月的时间内，仅中国的一个省就有约6万人被迫沦为奴隶，那么全国的奴隶劳动力规模一定是惊人的。时任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声称在3年内“有200多万土匪被消灭”（《新中国的经济成就，1949-1952》，北京，1952，第152页），据推测，大多数人不是被杀，而是得到了工作。

强制劳动中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是强征农民参加公共工程。比如1951年10月28日，水利部长傅作义说：“在这两年（1949年10月-1951年10月）内，共动员劳工10370000人完成各项水利工程……”（人民日报，1951年10月31日）。这种工作的平均工资是每个工作日（12小时）2-3斤大米（引自斯大林主义者W.O.Burchett的书籍《中国的双脚不受束缚》，伦敦，1952年，第157页）。而在国民党统治的1929-1933年间，农业工人的日平均工资相当于14斤大米（《中国的土地利用》，上海，1937，第305-306页）。

中国官僚机构所能支配的生产力水平较低，这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比俄罗斯更为严厉。文章的篇幅只允许我们谈几点。

与俄国一样，中国也有一个户籍制度，有义务向警察登记住址变迁等等（《国家安全部法令》，《城市人口暂行条例》，新华社，北京，1951年7月16日；国家安全部宾馆住宿管理暂行规定，新华社，北京，1951年8月4日；国务院关于建立永久人员登记制度的指示，《新华社》，北京，1951年7月2日）。

为了控制人口，还颁布了三套规定：《城市居委会组织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的组织管理》、《公安分局组织规章》。这都是在1954年12月31日，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

为了加强这些组织，全国各地还设立了专门了检举室和检举箱。

在中国，没有什么比要求孩子谴责自己的“反革命父母”更能体现极权主义的极端性了。《中国青年报》上刊登过一名叫吕卿淑的学生的公开信，在这封信里，她指责她的父亲是蒋介石的走狗。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吕舒，

最后以这段文字结尾：

现在，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一员，而你则作为人民的敌人，永远不会被饶恕。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我要做人民的女儿，而不当特务的奴隶。我们发誓决不与敌人共存，这是我们的准则。不管你躲在哪里，我们都将抓住你。你等着瞧吧。（《中国青年报》（中文），北京，1951年5月8日）

甚至连斯大林主义的俄国都没有达到这样极权的程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毛泽东的崇拜甚至比对斯大林的崇拜更极端和令人作呕。到处都是伟大领袖的画像。它们有五层楼那么高，装饰这上海和其他城市。火车的锅炉边也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在农村的许多地方，他的画像代替了以前的灶神，家家户户都在饭前感恩：“感谢毛主席给我们的美食。”他的画像占据了家庭中的小神龛，那里还保存着以前的粘土雕像。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引用了一位农民的话：“在以前我们拜据说是无所不能的关公。但说他全能的实际上全是放屁。我们到底该拜谁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拜毛主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总体报告》，1950年11月21日由政府行政会通过）

在所有的公开会议上都要特别向毛主席敬礼。一场大规模的审判是这样开场的：“会议以唱国歌开始。然后每人都要脱帽，向国旗和毛主席的画像鞠躬”（邵秦恩，《耕者如何赢回土地》，北京，1954年，第72页），他们对毛泽东下，就像以前对地主那样。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彝族自治州主席瓦格木赤唱出了这样的赞美诗：“太阳只在白天发光，月亮只在晚上发光。只有毛主席是永不落的太阳”（《新华社》，北京，1953年7月26日）。俄国人对斯大林的评价几乎是一样的：“我本想把他比作皎洁的月亮，但月亮只在午夜发光。我本想把他比作灿烂的太阳，可太阳只在中午耀眼。”（Znamya，苏联作家协会月刊，1946年10月）。

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基本点是消费服从于快速的资本积累的需要，官僚管理工业，工人合法权利的限制，强制农业集体化，社会分化为特权人士与贱民，极权主义警察独裁。这些特点都可以在毛泽东的中国里找到。作为一个起跑较晚、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国家，比起斯大林的俄国，毛泽东的中国具有更明显的制度压迫性。官僚制度的历史功能是一方面积累资本，另一方面创造工人阶级（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使命）。一个国家被赋予的资本越少，其工人阶级越弱小，官僚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扎根越深，如果孤立地看，其寿命就会越长。

换句话说，中国比俄国还要落后得多，更不用说和欧洲的那些卫星国相比了，工人阶级规模太小，缺乏凝聚力与文化，因此在中国，迫使官僚机构做出让步，甚至威胁用革命推翻官僚的力量比俄国要弱得多。如果没有受到其他地方的革命的影响，中国很可能要经历整整一代，甚至是两代人的时间才能使它的工人阶级变得强大，以挑战官僚统治。在孤立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权可能会在严酷和寿命这两方面都超越自己的俄国斯大林主义导师。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北京不善待东欧“改革者”而欢呼“反动的纳吉”的失败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与之前所述有关，毛泽东支持斯大林主义政策和——如果克里姆林宫发生分裂的话——斯大林主义阵营。由于毛泽东对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业及军事强国很感兴趣，因此他不得不反对俄国和东欧的任何将带来弱化或软化效果的政策，因为斯大林主义政策正是以牺牲大众消费为代价来强调重工业的。毛泽东更愿意获得的是钢铁、机床和涡轮机等，而不是俄国或匈牙利人民应该得到更好的住房、食物和服装。

毛泽东的中国是一块巨大的岩石，许多革命的反斯大林主义浪潮可能会被碾成碎屑。然而，从长远来看，可能几十年后，这块巨石就将会开始崩裂：不仅仅是通过欧洲反斯大林主义革命的影响，而且是通过中国自身的革命事件。

原文链接：../../archive/cliff/works/1957/04/maostal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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