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提纲

2004年

以下是丹尼尔·本萨德为西班牙《南风》（Viento Sur）杂志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大胆地尝试探究马克思主义今天所面临的理论挑战。根据作者的看法，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和其他主要政治流派的理论贫乏可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者固步自封，一味执守着过去的正统性。不过，他坚称，斯大林主义崩溃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理论现在必须尝试来把握这种变化。他讨论的范围涵盖现代帝国主义，苏联一类国家的得失总结，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新民族主义和社团认同，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和政党和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等等，不一而足。这是一篇难懂的文章。我们翻译成英语以供参考，因为该文章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弱点和挑战有重要的见解，乃是未来研究与思考的重要标志；所以尽管难懂，但将吸引和激励许多我们的读者。

在过去的十年中（自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后），有某样东西结束了。是什么？是厄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其他历史学家所谈论的，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柏林墙倒塌的“短20世纪”（Short 20th Century）吗？

抑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短时期？该时期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为标志，特点是各帝国主义中心持续的资本积累和“福特主义”调节？

或者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大周期？这个周期开幕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殖民扩张和现代劳工运动的兴起，后者以第二国际的形成为象征？

关于工人运动的伟大战略分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草创时期：例如，帝国主义分析（希法亭，鲍威尔，罗莎·卢森堡，列宁，帕尔乌斯（Parvus），托洛茨基，布哈林）；民族问题（罗莎·卢森堡，列宁，鲍威尔，贝尔·波若廓夫（Ber Borokov），潘涅库克，斯特拉瑟（Strasser））；政党-工会关系和议会制（罗莎·卢森堡，索雷尔（Sorel），饶勒斯，尼乌文赫伊斯（Nieuwenhuis），列宁）；战略和权力之路（伯恩斯坦，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

这些争论构成了我们的历史，就像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所引发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冲突一样。

虽然在方向和选择上常常存在激烈的分歧，但是那时的工人运动展现了相对的团结并且共享一种文化。这方面如今还剩下什么？

在重新发行的《新左派评论》（）第一期上，有一篇非常含糊的社论，在这篇文章中，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认为，自宗教改革以来，世界从未如此缺乏替代主导秩序的选择。¹查尔斯·安德烈·乌德利（Charles-André Udry）更明确，他认为目前情况的一大特征是独立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消失”。

于是，我们处在一个不确定的过渡阶段，此时旧东西正在死亡但没有消除，新事物正在努力显现，我们夹缠在未被超越的过去和日益迫切的开展自主研究的必要性之间，而这些研究课题将使我们能够在眼前的新世界中定位自己。因为旧工人运动传统的衰弱，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平庸和其他右派对手的存在，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听天由命，只是维护旧的理论成果，而这些成果在今天的价值有限。当然，理论的生命依赖于辩论和对抗：我们总是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辩论对手。但这种依赖性是相对的。

法国的社会党、共产党和绿党，被称为法国的多元左派（plural left），这些庞大的政治势力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毫无吸引力，指出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记住，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左派（far left）很幼稚，有时过于年轻，但是他们在那时的辩论却远比今天的更有成果，更加丰富。

我们已经开始了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危险过渡，我们正身处其中。即便我们的理论传统有变得顺从的危险，我们也必须要传播和保卫它，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大胆地分析新时代。虽然会让人震惊，我会以一种我称之为“开放的教条主义”（open dogmatism）的精神面对这个考验。“教条主义”这个词或许有坏的名声（据媒体的共识，开放的比封闭的要好一些，轻便的比沉重的要好一些，灵活的比僵硬的要好一些），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在一切理论问题上，它有助于抵制各种虚伪的理念。由于多种多样的时兴观念和流行的影响的挑战，我们需要在改变范式之前，先对其作出有力的反驳。之所以要“开放”，因为我们不应该宗教性地维护教义，而是根据新的现实进行测试，从而丰富和改造世界观。

我会提出五条反抗的提纲；它们所采取的形式是为了强调必须要进行的反驳工作。

我认为这些提纲是可论证的命题。其注释则解说推理的结果。

帝国主义是统治的政治形式，对应于资本主义积累中的联合与不平等发展。现代帝国主义已改变其外观。帝国主义并没有消失。在最近数百年的过程中，经历了三大阶段：a）殖民征服和领土占据（英国和法国殖民帝国）；b）金融资本的统治时期或“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希法亭和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工业和银行资本的融合，资本出口，原材料进口）；c）在二战以后，一些帝国主义列强分享世界的统治权，前殖民地的正式独立，它们的发展受到控制。²

俄国革命所开启的一系列事件已经结束。我们走向的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类似于出现在1914年以前的金融统治。现在，帝国主义实行霸权的方式多种多样：金融和货币的控制（允许控制信贷机制），科学和技术的控制（对专利的准垄断），控制自然资源（能源供应，控制贸易路线，给生物组织加以专利控制），行使文化霸权（由大众传媒的巨大力量强势推行），还有最后一种，行使军事霸权（很明显地见于巴尔干地区和两次海湾战争）。³

在这种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新结构里，对领土的直接控制次于对市场的控制。结果导致一个非常不平衡和非常糟糕的综合发展（very unequal and very badly combined development），产生了新的主权关系（如债务、能源、食品和健康的依赖性，军事协议的分支机制）和新的国际分工。

直到二、三十年前，还似乎走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国家，再次盘旋在不发展状况中。

例如，阿根廷再次成了主要原材料出口国（大豆已成为其主要出口产品）。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统治的埃及，吹嘘其收回主权（以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为象征），在扫盲教育上的成功（为中东国家提供工程师和医生）和工业化的开始（如同布迈丁（Boumedienne）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今天只不过是旅游业者的天堂。两次债务危机（1982年和1994年）和融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以后，墨西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北方巨人”的后院。

战争中技术和地缘战略的转变，突出的体现了依赖和统治关系的蜕变。

二战期间，不再可能谈论单个战争，也不能再讨论一条战线，而是几场相互重迭的战争。⁴冷战结束以来，冲突的性质使我们不能以单纯的好或坏来判断各方。最近所有的冲突，具有多重矛盾，是一种独特的混合体，这说明不可能采取简单化的对策。

在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福克兰群岛战争）时，反对撒切尔英国的帝国远征的立场决不能迫使阿根廷革命家支持军事独裁者。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里，面对两种形式的专制，出现在这两个国家的革命失败论是有道理的。在海湾战争中，国际上反对“沙漠风暴”行动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对萨达姆·侯赛因专制政权的任何支持。

全球化对冲突的结构也产生了影响。我们已不再处在争取解放的战争时代，那时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情形相对简单。这使得利益相互交缠，立场不断快速转变。显然，这就是我们要仔细权衡得失的原因，以便从怀疑，错误（有时）和我们在近年的冲突里发现的困难中得到教训。

把冲突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人权帝国主义”（human rights imperialism）的论调，而这种论调为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干预提供了理由。

民族国家的功能在19世纪就已形成了，尽管它无疑已经被改变和削弱，但是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法时代却没有来到。矛盾的是，在过去10年欧洲已经出现10多个新的正式主权国家，有超过1.5万公里的新边界出现。为波斯尼亚、科索沃或车臣自决权的辩护显然是对主权的辩护。这个矛盾被“主权主义”这个带有贬义的概念弄得模糊，在这个概念下，令人恶心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掺杂于对政治主权的合法民主诉求，这种主权阻止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国际法仍然需要阐明两种合法性：一种是正在出现的人类和公民普遍权利的合法性（国际刑事法院等某些机构构成了这种合法性的部分结晶）；另一种是国家间关系的合法性（其原则可以追溯到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论述），而联合国等机构则建立在这种合法性之上。不要把联合国没有的品质归于联合国（别忘了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的灾难性表现），有必要指出，参加“盟军行动”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修改新帝国的秩序结构，让其有利于新的秩序支柱，也就是北约（在50周年的华盛顿峰会期间，其作用被重新界定和扩展了）和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产生于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力量关系，毫无疑问，联合国必须改革和民主化（反议会主义并不妨碍我们支持比例制和女性化等民主审查模式的改革），这有利于联合国大会，有助于反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封闭俱乐部。这不是为了赋予其国际立法的正当性，而是要确保这些必然不完善的“国际社会”代表，可以反映利益和观点的多元化。同样，围绕着欧洲政治体制，以及像海牙法庭，紧急刑事法庭和未来的国际刑事法院一样的国际司法机构，我们迫切需要进行深思熟虑。

要更新帝国主义的概念，不能只从（明显的）经济统治关系的观点出发，还要考虑全球统治系统（科技的、生态的、军事的、地缘战略的、体制的）对资本的重要性。随着其东方官僚对手的崩溃，一些看似聪明的人认为这一概念范畴已经过时，现在的世界是民主（换句话说就是西方国家）和野蛮之间的对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和E.P.汤普森（E.P.Thompson）都是反“毁灭主义”（exterminism）以及反对在欧洲部署潘兴和巡航导弹的核裁军运动的领导人，现在她却说，“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内部和平和外部战争之间的区别，造成了国内的法制和国际的无政府状态，而它已经与冷战一起结束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顺利迈向全球性法制”的时代。这正是有些人所说的不必害怕矛盾的“道德帝国主义”，玛丽·卡尔多将其称为“良性帝国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反改革意识形态，试图使帝国主义消解在商品全球化的忠实竞争里，与此同时，试图让共产主义消解在斯大林主义之中。于是官僚专制成为了革命简单而合乎逻辑的发展，而斯大林则是列宁或马克思的合法继承者。以这一概念谱系为基础，这种观点流行于世界各地。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发展和黑暗灾难，已经潜在地存于“无产阶级专政”或“先锋党”的概念中。

当然，在现实中，社会理论从来都只是对一个时代进行批判性的解释，在面对证据和历史时，社会理论可能会因为偏差和弱点而失去力量，为了找出这些偏差和弱点，我们不能根据另一时代的标准评判该理论。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发现继承自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矛盾，发现人民和党以及国家的混乱，融合社会和政治的法令，对官僚危险盲然不知（低估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一切都有利于20世纪30年代的俄罗斯官僚主义反革命。

在俄罗斯的热月过程中既有连续性又有断裂性。要准确地追溯官僚反动势力的胜利时间存在困难，这牵涉到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不对称性。反革命其实并不是革命的反面事实或反置的形象，并非是一种反转的革命。就像约瑟夫·德·梅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谈到法国大革命的热月时，正确指出的那样，反革命不是一场相反意义上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它取决于自己的时间尺度，在这个时间尺度上，断裂是积累和互补的。

托洛茨基把热月反动的开始时间追溯到列宁死亡时，他认为，反革命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最终完成，这一时期纳粹主义在德国胜利，发生了莫斯科审判，大清洗和可怕的1937年。在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建立了明晰的编年表，把官僚极权主义到来的日期恰当地定为1933或1934。莫舍·列文（Moshe Lewin）揭露了苏联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国家官僚机构数量的激增。20世纪30年代，对民众运动的镇压扩大了。那并不是契卡（政治警察）或政治监狱的实践所预示的东西的简单延长，而是一个质的飞跃，国家的官僚体制摧毁和吞噬了党，而党一度相信能控制住该官僚体制。

从三个角度来看，这种官僚反革命所表现的断裂性是重要的。与过去有关的：历史之所以可以理解，是因为历史不是疯人胡说的故事，而是社会现象的结果，是不确定的结果和决定性事件中的利益冲突。与目前有关的：斯大林反革命的后果污染了整个时代，长期扭曲了国际劳工运动。如果对斯大林主义没有历史的认识，那么现在许多的悖论和僵局（开始于巴尔干地区的周期性危机）是无法理解的。

最后，与未来有关的：这些反革命的后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将是新一代的重负，其中包括在意想不到的层面上出现的官僚化危险。正如厄里克·霍布斯鲍姆写道，“离开俄国革命及其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一个人就无法理解短缩的20世纪的历史”。

把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描绘成“列宁主义”（季诺维也夫在第五次共产主义国际代表大会上打造的概念，其用意是在列宁去世后，把新的国家理性正统合法化）的原罪不仅在历史上是错误的，对于未来也是危险的。因此要充分地理解并纠正这些错误，以防止“权力的职业危险”（professional dangers of power），并保证社会的透明。

如果放弃了有关富裕的幻觉（这个灾难性的经验是必要的教训，它可以使社会从选择和专断当中解脱出来；如果必然性是历史的，那么富裕的观念具有强烈的相对性）；如果我们放弃建立在人的同一性和国家迅速消亡之上的绝对透明民主的假设，最后，如果我们移除所有“时间尺度不一致”的后果（经济、生态及法律的选择，习俗、心态、艺术有不同的时间性；性别和代沟矛盾的解决方法和节奏不同于阶级矛盾），那么我们应该得出结论：作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国家和法律被削弱的假设并不是指从法令上废除它们，除非结果是社会的国家化，而不是权力的社会化。

因此，官僚主义不是错误思想的讨厌后果，而是社会现象。在俄罗斯或中国确实有特别的原始积累形式，但其根源在于匮乏和分工。官僚主义以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普遍方式表现自己。

这可怕的历史教训，使得在1979年之后，第四国际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⁵发挥的纲领性影响必然深化，该文专门论述了作为原则的政治多元化，社会运动相对于国家和党派，法律文化和权力分立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用19世纪的政治词汇来说，诱发了一种法律制度：赋予罗马议院反对暴政的临时紧急权力，然后，这制度成了专制政权的名字。⁶不过，这个概念因为有原始的含糊性，同太多仍在经历的惨痛历史经验相关，负重难行。不过，这个说明可以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多数民主、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削弱统治的条件等问题，而巴黎公社“最终发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斯大林主义代表的是官僚反革命，而不是在十月革命中兴起的制度或多或少不可逆转的简单演变，该观点远远不符合一般的共识。正好相反：自由改革派和斯大林主义忏悔者同意，把斯大林主义的反动视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逻辑延伸。实际上，这正是正统共产主义传统的“革新者”所达到的结论，他们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主要是一个“理论的偏差”，而不是可怕的社会反动。

在《答复约翰·李维斯》（）”一文中，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是“经济主义偏差”（economistic deviation）。许多其他的理论家则把重点放在理论上的错误或偏差上。这种观点认为纠正这些错误就足以避免官僚主义危险。⁷“理论偏差”（theoretical deviation）的方法，使得对官僚反革命的政治分析总是存在插入语，它致力于寻找理论上的原罪，不仅导致了对“列宁主义”周期性的清算，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对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启蒙运动遗产的清算：从指责列宁，迅速过渡到指责马克思……或卢梭！如果就像马特里指出的那样，斯大林主义主要是“无知”的结果，那么更大的理论洞察力，就足以防止权力的职业危险。⁸这是件极其简单的事。

：厄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法国版受到左派欢迎，他们认为这本书展示了健康的思维，是对傅勒⁹式历史学和库托伊斯¹⁰式历史裁判学的反驳。这种欢迎合情合理，但是却有可能让这本书的巨大问题被忽略掉。

霍布斯鲍姆当然不否认热月掘墓者的责任：但他削弱了这种责任，仿佛业已发生的，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是不得不发生的。对可能的不同结果，他几乎不屑一顾。

因此，霍布斯鲍姆得出了他所认为的这个奇怪世纪的悖论：“十月革命最持久的结果，是在战争与和平中拯救其敌人，鼓动其自我改革。¹¹似乎革命是自然发展，而不是可怕的社会政治冲突的结果，在这些冲突中，斯大林反革命并非最可怕的！这个历史的“宿命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1920年，“回顾起来，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似乎是主要的：分裂国际劳工运动”〔于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之间——编注〕。¹²

加入共产国际需要接受21个条件，如果我们对当时的情况进行批判性的检验，我们就会更好地明白，国际劳工运动的分割不是意识形态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教条错误的结果，而是革命原始冲击的结果，是其辩护者（主要者如罗莎·卢森堡）和反对者（他们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神圣联盟存在关系）的分水岭。

对于霍布斯鲍姆，如果内战时期意味着一场“国际规模的意识形态内战”，那么他不是在谈论基本阶级，资本和社会革命，而谈论的是：进步与反动，反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此，他谈的是一系列巨大力量的重组。在这个角度来看，并没有多少余地来权衡德国革命、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西班牙内战和人民阵线的得失。

霍布斯鲍姆没有对斯大林反革命做任何社会分析，他满意地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当战斗尘埃落定时，从本质上来讲，沙皇的东正教帝国死灰复燃，完整无损，不过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权威下。”对他来说，正相反，只是在1956年，随着匈牙利革命的粉碎，“社会革命的传统消耗殆尽”和“忠于其的国际运动解体”构成了“全球革命的灭绝”，就像一团独自熄灭的火焰。简言之，“首要的是，就组织结构而言，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改变了世界”。他用这个令人沮丧的断言，避开了对官僚主义进行严肃的批判；社会化财产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不便”，只是被视为暂时性的，似乎这个财产真是社会的，似乎官僚主义是一个微小可悲的浪费，而不是一个反革命的政治危险！

霍布斯鲍姆的作品，其“历史学家的历史”角度多于批判或战略的历史观点，而后者能够发现历史大转折点时的可选方案。

在《活着的托洛茨基》（）中，皮埃尔·纳维勒（）极力强调这一方法论观点的所及范围：“既成事实的捍卫者，无论他们是谁，其视野比政治行动者短得多。积极和具有战斗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得出一种常常同历史相反的观点”。

纳维勒说，托洛茨基所谓的“预测”，比预言或预示更能同先知的预期相比。一些历史学家，当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们觉得事件的意义很自然，而当事情复杂化，需要逆水行舟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找不利条件。他们很难想象“以错误的方向概述历史”（出自本雅明·沃尔特）在政治上的必要性。纳维勒说，这让历史有可能展开其追溯的智慧，能够对事实，遗漏，和错误作编列。但可悲的是，这些历史学家有意回避指出正确的路线，该路线本应让温和派领导革命的胜利，或者相反，指出热月时期的合理而胜利的革命政策。

：做点我们的运动忽略了的事，应当是有益的：即对一般的极权主义概念（及其同现代帝国主义时代的关系），以及特殊的官僚极权主义，做更深入的讨论。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斯大林评传》（）里经常使用这个词，而并没有从理论上进行精确的阐述。在探讨某些当代倾向（民众中阶级的粉碎，政治的种族认同和恶化趋势）和官僚极权主义之下可能采取的特定形式时，这个概念被认为非常有用，汉纳·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三部曲中分析了这些倾向。这也使得这个有用的概念被过度滥用，使它服从于意识形态，把民主（没有限制或条件的，因此，资产阶级实际存在）和极权主义两者的对立，当作唯一关乎我们时代的事而合理化。

：坚持官僚反革命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拒绝对上世纪革命的得与失作更详细的辩论。与此相反，由于更好地进行了批判性重构，我们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分析。¹³

从实践的角度看，不同的理论尝试（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马逖克（Mattick）到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新剥削阶级，列兹（Rizzi）到伯纳姆（Burnham）或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或堕落的工人国家（degenerated workers’ state），托洛茨基到曼德尔（Mandel）），可以产生重要的后果，而且通过一些校正，它们对斯大林反革命所作的诊断是相通的。

凯瑟琳·萨玛莉（Catherine Samary）现在提出这样的思想，即同权势话语斗争，要求有新的社会革命而不只是政治革命，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用语修改的问题。根据被曼德尔丰富了的托洛茨基提纲，计划经济的社会化形式，以及存在于官僚寄生和特权源头上的资产阶级分配原则，构成了过渡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政治革命”的内容是引入政治上层建筑，让其符合既定的社会基础。安托万-阿尔图斯（Antoine Artous）说，这个观点忘掉了人，即“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不只是那些最好不要形容为“后”的社会，似乎他们是按顺序在资本主义之后来到的，事实上，他们是由世界各地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决定的），国家在构建生产关系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这个观点，除了常见的工资形式之外，官僚系统，国家社会集团，可同直接生产者一起处在剥削关系内”。

在继续这场辩论时，应当注意理论上的混乱。这种混乱的特征是，直接用社会学术语解释政治现象，损害了该领域和政治范畴的特殊性。许多含糊之处，都要归因于“工人国家”（workers’ state）这个范畴的出现。“工人党”（workers’ party）这个概念可能也是如此，它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力量的功能、对抗和联盟的博弈与深刻的社会“性质”联系起来。

在太长的一段时间里，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赋予无产阶级一个使命，无产阶级的觉悟最终会符合其实质，从而成为全人类的救赎者。对许多人来说，后一天的失望，同前一天的幻想成正比：由于无产阶级没有把自己转化为“一切”，它会化为乌有。

首先，我们要记住，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与大学社会学并没有多少关系。如果在实践中，没有关于该问题的统计方法，这并不是因为该学科后来还处在萌芽状态（第一届统计资料国际大会是1854年举行的），而是因为一个更根本的理论原因：劳资间的剥削关系控制着资本主义积累，阶级斗争是劳资间剥削关系所产生的固有冲突，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结果。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阶级的还原性、规范性或分类性的定义，而是一种阶级之间结构性对抗的动态概念，这种对抗体现在生产、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上：阶级从未被限定在生产过程（企业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对抗）上，而是由整个再生产决定，为工资而展开的斗争、分工、与国家机器的关系、世界市场，这些因素都会造成影响。（因此很明显的是，劳动力的生产特性，在《资本论》第2卷里有特别的论述，同流通过程有关，并没有界定无产阶级。这些问题的核心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处理和广泛的讨论，既反对共产党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做的辩护，也反对前者相反的普兰察斯（Poulantzas）、波德洛特（Baudelot）和伊斯塔布勒（Establer）的论点。¹⁴

马克思在谈论无产阶级时是一般而论的。一般来讲，在十九世纪，人们谈论的是复数的劳工阶级。工人阶级的德语术语“arbeiterklasse”和英语术语“working class”有足够的一般性，而现代法国的政治词汇“classe ouvriere”（工人阶级），含有限制性的社会学内涵，容易产生歧义：它涉及到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但不包括服务和商业的雇员，但是他们同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关系，他们在分工中的位置，他们作为工薪者的地位，以及他们收入报酬，使得这些雇员经受着类似的剥削。

也许“无产阶级（proletariat）”这一术语在理论上比“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更可取。在发达社会，它代表着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的工作人口。有趣的不是无产阶级会消失的语言，而是它的社会变化和政治代表，据了解，严格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虽然在过去20年中减少了很多（从占工作人口的35%减少到26%或更少），但离消亡还很远。¹⁵

从国际视野看，无产阶级的真实情况就显示出来了。因此米歇尔·库恩（Michel Cohén）所谓的“世界无产阶级化”（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world）变得显而易见。1900年的全球10亿人口中，挣工资的工人约为5千万，而现在的60亿人中，他们占20亿左右。

因此，这是理论问题，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秩序的问题，而不是严格的社会学问题。阶级观念本身就是逐渐形成的，是斗争和组织的结果（见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导言），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产生了理论概念和自决权的意识：对阶级的归属感，既是政治过程中形成的结果，也是社会学决定的结果。那么这种意识的削弱，是否意味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失？用代表意识形态的后现代话语来说，这个弱化，是局势上的（同斗争的起伏相关）还是结构上的（新统治程序的结果，该统治不仅是社会的，而且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是米歇尔·苏里亚（Michel Surya）所谓的“绝对资本主义”（absolute capitalism））？换言之，如果阶级斗争的成效，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的验证，那么后现代的支离破碎和个人主义，允许我们去设想重新建立一个共享的集体吗？在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泛滥的情况下，以及对短暂和眼前事物的狂热，那么是否能够出现持久的政治和社会项目，以跨越现在这种没有未来的强烈融合？

从工作组织的角度，以及法律法规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将其称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的角度出发，研究工薪者的社会变化，以及积累体制中工资关系的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任务。

对极端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对撒切尔—里根时代的反改革的反应，如果它沉迷于无限制的放松管制后的商品丛林，而不去研究正在发生的重新组织和重新管制的尝试，那么它的目标就有可能是错误的。就像波尔坦斯基（Boltanski）和夏佩罗（Chiapello）所说的那样，没有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话（葛兰西说，没有霸权，就没有持久的强迫），资本的统治是无法在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下持续的。

：然后，摆在议事日程上的，是根据目前的生产力（新技术），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的一般条件，重新定义全球性的结构、领土组织、法律关系。在这个框架内，我们看到传统政治势力的转型危机，比如基督教民主党、英国保守党、法国右派党，它们在战后民族国家框架内所执行的功能遭到了质疑；并且也是在这个框架内，社会民主党发生了转型，这些政党的精英们，通过公共部门的私有化，以及与私人精英与国家精英的融合，正日益有机地与资产阶级执政阶层结合起来。

鉴于传统资产阶级在转变过程中的弱点，社会民主党们常常被召来承担资本现代化的临时责任，把没有规划的后斯大林主义党派，和大部分的绿党（它们缺乏理论来抵抗迅速加快的制度化）拖入其轨道。

不论是布莱尔和施罗德（Blair-Schröder）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它旨在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主义欧洲，里斯本欧洲首脑会议曾经就此展开辩论）还是法国雇主协会的“社会重建”（social refoundation），其最终结果都不是无规则的自由主义，而是新的工资关系，该关系处在一个过去闻所未闻的自由-社团主义（liberal-corporatism）和自由-民粹主义（liberal-populism）形式的框架内。认为未来唯一可能的民粹主义形式，将是类似于法国的帕斯夸（Pasqua）和维利尔斯（Villiers）之流的保守主权主义（backward-looking sovereignism），那将是危险的短视。

工薪股东的改革运动，私人养老基金（不利于凝聚力），个人合同（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它往往是个人从属关系的同义词）在法律上优先于与法律的非个人关系，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再封建化”（阿兰·苏皮特（Alain Supiot）对此进行了谴责）；这一切，概述了一种新的资本—劳动组合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一小撮获利者的存在，损害着大量的全球化受害者。俄罗斯的普京，以及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领袖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他们的民族自由主义（national-liberalism）是混乱的，而上述趋势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与它完美兼容。

在另一方面，在研究海德尔这个个例时，将其与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运动进行类比，是没有效果的，甚至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应该将其与当代的右翼危险联系在一起，它可能会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如果参与反海德尔（不过别忘了，他的一些富裕的反对者对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菲尼（Fini）、米隆（Millon）、勃朗（Blanc）等人的自满情绪）的动员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忘记，海德尔首先也是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十三年联盟的产物，欧盟内部民主的缺乏和紧缩政策使他到达这个位置。

重要的是，应当考虑现在世界上的反动威胁能够采取的奇特形式，考虑欧洲重组中地方主义的作用，考虑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联姻。海德尔以他的方式，不乏黑色幽默地说道：“布莱尔和我反对保守主义势力”。¹⁶我们两党“要摆脱福利国家的僵化，而又不造成社会的不公”。大家都要“法律和秩序”。双方认为，“在变得灵活的前提下，市场经济可以为工薪阶层和公司创造新的机会。”然后，英国工党和奥地利自由党用一种非教条主义的办法来应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转型”，他们认为在这样的世界里“左右派的旧范畴已经过时”：“布莱尔和工党右派会接受关于移民的申根协定和严格法案吗？”海德尔问。他的回答是，“如果布莱尔不是极端主义者，那么海德尔也不是”。

我们要补充一点，地方民粹主义者海德尔像布莱尔一样支持北约，甚至比他对欧元的支持更强硬！

：最近卢卡奇的一篇写于1926年的文章被公开了，捍卫《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该文使卢卡奇的超黑格尔的解释失效，根据这种解释，党是绝对精神最后发现的形式。¹⁷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已经被季诺维也夫给布尔什维克化了，在这场大会上，儒达斯（Rudas）和德邦里（Déborine）攻击卢卡奇，称其为“主观主义”，卢卡奇反对儒达斯的说法，根据他的说法，无产阶级注定要按照其“存在”行动，而党的任务退化为“预测发展”。对于卢卡奇来讲，党的特殊（政治）的作用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阶级意识的形成，不断地同拜物教和物化的现象发生冲突。正如齐泽克（Slavoj Zizek）在卢卡奇《尾巴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尾篇中所说的那样，党在历史（普遍的）和无产阶级（特别的）的三段论中起到中介的作用，而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历史和科学（通过教育党而具体化）之间的中介，而在斯大林主义中，党使用历史感，把其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合法化。

后现代主义和一些与其相似的理论反对将社会冲突简化为阶级冲突，它们认为当前的空间和冲突都具有多元性。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是特殊的，不可简化的，是多个属性的原始组合。后现代性的大部分论述，比如分析性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倾向，都进行这种反教条主义的批判，认为阶级关系已经消失在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浑水之中。不仅仅是阶级对立，而且更为一般地讲是相互冲突的差异，都稀释在黑格尔所谓的“没有差异的多样性”中，也就是互相漠不关心的多样性（indifferent singularities.）。

当然，对差异性的维护，往往归结为一种放任的自由主义宽容，是商品同质化的消费主义反面。与这些有关差异和没有个性的个人主义的伎俩相反，维护身份的做法倾向于冻结种族或性别的差异，并且用和自然界相关的知识来解释这些差异。有问题的不是差异这个概念（它允许构建结构性的对立），而是用生物学解释差异，或者说使身份主义绝对化。因此，差异是建构普遍性的中介，而极端的分散则是对这种建构的屈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说，当一个人放弃普遍性的时候，占上风的是普遍性的恐怖。

我们在讨论平等或同性恋运动的作用时，对它们却缺乏了解。在我们频繁遇到的这种困难里，差异性和普遍性之间的辨证关系是问题的核心。酷儿运动宣布取消性别的差异，以此来促进不具有排他性的性关系实践，并发展到拒绝所有逻辑上简化而持久的集体确认；与酷儿运动不同，雅克·邦克（Jacques Bunker）在他的《别了，规范》（）中，他概述了被肯定的差异的辩证法，在面临压迫时，它是一种力量关系，而在一种具体的统一性视野之下，它就会希望削弱自己。

与此相反，酷儿宣布，要立即消除差异。其关于欲望的辞令，缺乏社会必要性的逻辑，促进的是一种追求完满的强制愿望。酷儿运动，继承无历史的身份，不再是同性恋斗士，而是变化中的个人，不是特殊性别或特定种族者，而只是反映其感受和欲望的残破镜子。这种话语受到美国文化产业的热烈欢迎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同性恋主体所支持的流动性完全适应了源源不断的交际和时尚。与此同时，逾矩违规的做法代表了对规范的挑战，并宣称赢得了新的民主权利，但这种做法，已经被庸俗化为随心所欲的消费主义嬉戏时刻。

与此同时，某些势力以“更具体，更专门和更肉体的”性欲范畴反对性别的社会范畴。他们声称要超越“性别的女性主义”，赞成“性欲多元化”。毫不奇怪，这样运动意味着同时排斥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探讨直接涉及到阶级关系和社会分工的性别问题，但要了解“性的力量”，和发现不同于必需经济学的欲望经济学，则有必要发明独立的理论（受“福柯式”生物政治（“Foucaultian” bio-politics）的启发）。

同时，资本对同性恋市场的新的商品容忍度，导致其对非生育性取向的有机敌意减弱了。在资本的道德秩序和同性恋之间，有不可化解的矛盾，这一观念让人相信，只要简单地确认差异，社会秩序就会自动地被颠覆掉：同性恋者只要宣布自己为这种反对者，就足够了。然后，对歧视同性恋所作的批判，可以在具有自我肯定性质的挑战中结束，并用自然原因来解释身份。相反，如果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特性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那么它与规范之间的冲突关系意味着差异和克服差异的辩证关系，也就是雅克·邦克（Jacques Bunker）所指出的。

这个问题，当它涉及性别或语言文化的沟通时显然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当其涉及到阶级冲突的表现时，也不是没有后果的。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悖论“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吕西安·瑟维（Lucien Séve）说，“如果在结构的一端确实有一个阶级，那末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另一端却没有阶级”。无产阶级似乎已消解在一般性的平均化中了；我们现在不得不“作一场阶级斗争，不是以一个阶级的名义而是以人类的名义”。

要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是一个平常的提醒：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全人类普遍解放斗争的具体中介。或者，我们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参见吕西安·瑟维（Lucien Séve）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在他眼中，社会占有（social appropriation）问题已不再是最重要的（因此，合乎逻辑的是，同普遍的异化相比，剥削是次要的）；社会转型还原为“反异化（disalienation）”的转变，不是突然，而是永久的循序渐进的转变”；国家的问题消失在权力的征服（吉尔斯·马廷尼特（Gilles Martinet）以前一本书的标题）中，“一个霸权的逐步形成迟早会导致一个权力处在多数的同意之下”，没有决定性的对抗，从德国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再到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这个“多数同意”，至今从来没有被证实！我们在罗杰·马特尔（Roger Martelli）身上发现同样的论调，在他看来，“本质的事已不再是准备将权力由一组人手中移交到另一组人手中，而是开始给每一个人以可能性，让他控制其生活的个人和社会条件”。那么，个人解放这一非常合理的反极权主义主题，就在个体独自一人的快乐中结束了，而社会解放则被淡化。

如果在压迫和统治的形式之间确实有互动，而不是一个特定形式（阶级统治）对其他形式的直接机械作用，那么还需要在给定时间和确定的社会关系内，更精确地确定这些互动作用的力量。不同的空间和冲突会导致各种利益的联合，我们是否只是在研究它们呢？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想象的统一将来自纯粹的道德意志论。否则，资本和商品拜物教的普遍逻辑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直至为相对统一的斗争创造条件（但又不意味着与社会时代如此不协调，把矛盾归结为一种主导矛盾）？

我们无意用偶像化的抽象整体反对后现代的躁动不安，但我们认为去总体化（或解构过程）与具体的总体是不可分割的，这里的总体不是先验的总体，而是逐渐形成的总体。

这种过程中的总体化是通过经验的阐述而产生的，但斗争的主观统一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种倾向性统一的基础上，就会产生一种武断的意志（换句话说，道德意志论），而资本（在这里以商品全球化的反常形式来理解）就是这种倾向性统一的代理。

汉纳·阿伦特担心政治最终会从世界完全消失，不只因为极权废除了多元化，而且也因为商品的消失，这是它黑暗的一面。这种担心得到了证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公共空间受到经济恐怖、暴力、以及抽象道德主义的挤压。政治及其特征（计划、意志、集体行动）的削弱，孕育了后现代呓语。除了叠加效应以外，这种趋势还解释了政治行动条件在暂时空间压缩的影响下的危机。现代的进步崇拜是一种时间文化，它是一种损害空间的文化，使空间沦为了附属品和偶然的角色。正如福柯指出的，空间变得等同于死亡，固定不动，反对时间的丰富性和辩证活力。资本的恶性循环，及其再生产在全球的扩大，颠覆了资本的价值条件。二十几年来，正是这一现象，强烈地给人以时间减少和空间位置消失的感觉。如果政治的美学化是民主一种固有的内在危机，那末，赞赏地方性，寻找渊源，过度装饰和卖弄诚实，这一切显示的无疑是一种悲哀，体现了不确定状况下政治的虚弱。

按最切近的说法，政治被视为牧羊人或者纺织工的艺术，这暗示了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在该范围内城市（以及公共场所和选举任命的规律）是政治的形式。公民身份比城市重要得多，当范围和规律出现紊乱之时，公民就无法出现。不过，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阶段，这时候有城市，会出现政治问题，是因为我们都属于宇宙的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由其运气掌握”。政治仍然是一门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亵渎艺术，是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绘制和移动可能的线条的艺术。

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的拒绝，并不仅仅意味着批判与工具理性专制相关的进步幻想，这也意味着历史的解构，意味着对现在、短暂和可抛弃的狂热崇拜，不再有中期项目存在的空间。在受到错误调整的社会时代里，政治的暂时性正是那个中期项目，处在易变的此刻和不可企及的永恒之间。现在更是要求时段和决策的变动范围。

资本（金钱和商品）的地域流动性，同劳动力的相对或非常有条件的流动性，两者的不协调，表现为目前的不平等发展，其允许在绝对帝国主义时代转让剩余价值：暂时性的不平等发展补充和降低空间的不平等发展。因此，可以改变的疆域，控制流动所的重要性，弱国、小国的马赛克所支撑的世界秩序，这些都屈从于商品主权。

不过，集体行动是按空间组织的：会议、大会、会战和示威。其力量施加于各个地点，而事件的实际名称同日期（10月，7月14日，7月26日）和地方（巴黎公社，彼得格勒，都灵，巴塞罗那，汉堡……）有关，正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强调的，唯有阶级斗争有能力产生不能单纯用经济逻辑解释的空间差异。

时机、机会和通往希望的岔路口，这些政治意识组成了战略意识；战略意识的可能性不能简化为必然性；这种可能性不是任意的、抽象的、主观的，不是一切都有可能，而是受到一个权威的限制，在这种可能性当中，根据计划来调整决定才能出现有利的时机，并实现目标。总而言之，意识来自关键时机，来自于对具体情况的反应。

后现代呓语，心甘情愿地为没有历史，没有过去或未来的事件进行调和，为没有危机的流动性，无破裂的连续性，无目标的运动进行调和。在后斯大林主义述说放弃的俚语中，未来的崩溃合乎逻辑地成为战略的起点：即活在当下，无享受无束缚！因此，对明日感到失望沮丧的思想家满意于鼓吹“不复存在的共产主义”，将其看作是“渐进的永久的运动，永远是未完成的，包含着冲突和破裂”。¹⁸他们鼓吹“新的革命概念”，“没有革命的革命过程，即革命的演化”，有些人甚至更加急迫，“毫不拖延地更进一步”。¹⁹他们申明：“曾经的革命已不再存在，因为不再有单一的时刻，让各个演变具体化”，“不再有大跃进，大倒退，也没有决定性临界值。”²⁰

当然，不再有单一的革命时刻，历史中也没有奇迹般的顿悟，但有决定性时刻和关键临界值。然而，断裂性在连续性中的消融，在逻辑上对应着通过个体的反异化来获得权力代表的观点。“霸权的逐步形成，或迟或早导致多数同意下的权力”，吕西安·瑟维（Lucien Sève）如是说。“或迟或早”定义了一种处于时间之外的政治，至少，根据本世纪及其试验来看（西班牙，智利，印度尼西亚，葡萄牙），这种观点似乎是轻率的。首先，它忽略了拜物教和商品化的恶性循环，忽略了控制再生产的条件。

社会和政治斗争之间，既没有长城也没有水密隔层。政治学产生并发明于社会内部，兴起于对压迫的抵抗中，这种抵抗的形式是要求新的权利，把受害者转换成主动者。国家是一个单独的机构，同时也是保卫整体利益和公共空间不受私人侵犯的虚假化身，它构成了特定政治领域、特定的力量关系以及一种包含着冲突语言，在国家内部，社会对立在取代与聚合、对抗与联盟的游戏中突显出来。最终，阶级斗争通过政党间的政治斗争间接地表现了出来。

一切都是政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只在一定程度上和到某一点为止。“最后”（last instance），如果你愿意，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在党派和社会运动之间，不止简单的分工，那里存在着辩证关系，互惠和互补性。社会运动屈从党派将意味着社会的国家化。

相反，服务社会的政治，将迅速导致公司游说活动，它们是对特定利益的总结，而没有普遍的意愿。因为解放的辩证法，不是漫长而宁静的河：民众的愿望和期望是多方面的和矛盾的，通常在对自由的迫切渴望和对安全的需求之间划分。事实上，政治的特殊功能在于阐明和总结它们。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评论了独特的、真正的政治选择的消失，以及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阶级选择的混乱被转化为制定五彩斑驳的纲领的趋势，这些纲领是各种口号杂烩，试图抓住所有的人，其中的重点是从民意调查中获得的。

他强调后现代性影响社会运动的方式：有限的寿命，脆弱的连续性，特别困难的意外事故把个人临时集结起来，问题解决后又再次让人分散。这不是方案和领导人的错误，鲍曼说：这种不一致和间歇性所反映的，既不是这些不和谐时代里痛苦和短缺的累积性特征，也不是它们的综合性特征。因而，社会运动要求大变革并提出大问题的能力不足。他们是其群众政党前辈的可怜替代品。这种四分五裂，无能为力的状态，忠实地反映了国家主权的损失，在自由放任的商品中，国家沦为警署。²¹

在新社会运动的分散中，齐泽克看到了新主体在顺从的背景下扩散，这是世纪失败的后果。回归到国家，社会地位和机构团体，这应是去总体化和阶级意识模糊化的合乎逻辑的后果。拒绝政治是对过去十年的“政治哲学”作出的社会政治限制的回应。然而，同样的姿态，试图在政治和非政治之间设限，而且除去政治的某些领域（开始于经济），就是“出色的政治姿态”。²²

对于拉克劳（Laclau），解放事业将无限期地受到权力的污染，所以其完全的实现将意味着自由的整个灭绝。在官僚共产主义破产以及凯恩斯改良主义破产的形势下，关于未来的两个描述都到头了，这会成为左派的危机。如果说可能的复兴意味着“重建新的社会想象”，该说法仍然非常模糊，因为拉克劳并没有面临任何激进的选择。

在反对他们的论战中，面对中左派的新家庭主义（new domesticity），齐泽克坚持认为，“应该保持可供世界进行选择的乌托邦空间的开放，即使这个空间必须空着”。实际上，面对自由主义的威胁，左派只能选择屈从或拒绝，按照自由主义的看法，任何彻底改变的想法将会导致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灾难。

拉克劳并没有放弃统一（unification）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在各种运动的激进分散中，它们的衔接变得不可想象，这也是后现代性的失败。

无领袖的、错综的、非中心的运动，迫于失败，被置于主导话语内部的次要角落中？但是也有社会运动的重新部署，发生在社会再生产的不同范围里，发生在反抗空间的增值中，发生在对其相对自主权及其自己暂时性的肯定里。

如果超越简单的分化并且思考关联性，那么这一切不是消极的。如果不这样做，不会有别的成果，只有分散各处的游说（下属的真正形象，就像主导者对被主导者的影响一样，参考库韦拉基思（Kouvelakis））或威权的统一，该统一通过主人式的言语或科学的先锋队达成，那将把政治的普遍化减化为科学的普遍化（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具体化），或者通过道德的先锋队达成，将之简化为绝对命令的普遍性。

无论哪种情况，都没有通过扩大斗争领域及其政治统一来接近具体的普遍化进程。从这个角度看，除了回到普遍化的主题──资本本身，以及商品再生产所产生的多种统治效果之外，没有其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