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有份狗屁工作是什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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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说法是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人人享有权利。其他不幸的人，不像我们这样自由，他们活在警察国家。不论命令有多不讲道理，这些受害者都得服从。当局固定监控，国家官僚能控制到日常生活最琐碎的细节。牵着他们鼻子走的官员只听命于上级，不论公部门或私部门都是一样。提出异议或不服从都会被处罚。网民会定期向当局汇报。上述的每一样都糟糕透顶。 　　——布雷克（Bob Black），《废除工作》

在上一章，我们提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对人类而言，拿钱不做事，几乎都会是一些让人火冒三丈、难以消受，或是遭受压迫的经验——即使僱佣条件不错也是一样。我的想法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揭露了一些经济科学多所忽略的人性真相，连比较犬儒的通俗常识都未能洞悉。人类是一种社会的存有，如果不准他们跟其他人类规律接触，就会萎靡不振，甚至连身体状况都有可能衰退。心目中的自己有能力对世界和他人有所作为，而且结果多半符合自己的预期，这多少能让人感觉自己是一个跟世界和他人分离的自主单元。一旦否定人类对自己能够有所作为的感知，人就不成人样了。一般来说，在普通状况下作出假装的行为，这样的能力堪称是将人类本色体现得淋漓尽致的行动类型，尤其充分展现在，人们能将无中生有、以假乱真的世界的某些方面确实带入现实。然而，在狗屁工作中，这种假装的能力却反倒跟自己过不去了。所以我才考察假装工作的历史，以及「一个人的时间可以归属别人」这个概念的社会和智识起源。在僱主眼中，工人不工作是如何变成道德错误？即便眼前无事可做，也是如此？

被迫假装工作之所以让人恼火，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才让人看清楚，你有多大程度是任凭他人的权力摆布。那么，如同我前面指出的，狗屁工作就是完全根据同样原则安排的工作。你是在工作，或说假装在工作，但只是为了工作的缘故，而不是有任何好理由让你这么做，至少你找不到一个好理由。人们会怀恨在心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狗屁工作和被迫清洁餐厅踢脚板的洗碗工，其间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在后者的状况，霸凌者是确凿的，你确切知道自己受谁摆布。但在狗屁工作的状况鲜少黑白分明。是公司？社会？还是社会常规和经济力某种诡谲的汇流，即使没有足够的实在工作，仍坚持人不工作就不该给予生活的凭借？至少在传统的工作场所，还有个人能让你冲着他发怒。

我搜集的证言当中，这是反覆出现的主题之一：让人火冒三丈的暧昧不清。有件很糟糕、荒谬、令人发指的事正在发生，但你连是否能将那件事指认出来，都没有明确的准则可依循。至于这件事该怪罪谁、怪罪什么，则更加不明确。

不过，继续探究这些主题之前，务必先把一件事放在心里：做狗屁工作的人不见得都满肚子苦水。上一章有提过，在我收到的证言中，有一小批人相当满意他们的狗屁工作，他们的证言大部分是正面的。由于数量实在不多，因此很难概括这些工作者的共同特质，但我们或许可以试着理出一些头绪：

华伦：我在康乃狄克州的某个公立学校校区担任代课老师。我的工作只有点名，和确保学生都乖乖做他们手上的任何一种个人作业。老师几乎没交代过我要教课。即使如此，我不觉得这份工作有什么不好，毕竟我获得很多自由时间阅读和学习汉文，还不时跟学生聊很有意思的话题。也许我的工作能以某些方式被消除，但我目前为止还蛮开心的。

　　很难说华伦的工作到底算不算狗屁工作。按照公共教育现行安排，老师生病时，既定的上课时间里必须要有人顾孩子。注102狗屁的元素似乎在于，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导师（譬如华伦）不是来教课的，但仍旧如此假称。我料想这是因为，当「老师」叫他们不要乱跑、乖乖写作业的时候，学生比较会尊重他们的权威。这个角色狗屁的程度肯定也因为他并非完全无用，而多少减轻了。这份工作无人监督、不至于千篇一律，也有与社会互动的内容，更允许华伦花许多时间做他喜欢的事，这些也同样重要。最后一点，华伦显然没打算一辈子做代课老师。

最好的狗屁工作也不过如此了。

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宗旨，但某些传统科层工作也可能让人乐在其中；倘若接任这份工作能让人融入某个伟大而光荣的传统，譬如法兰西公务员，那更是锦上添花。就拿宝琳来说，她是格勒诺勃（Grenoble）的税务官员：

宝琳：我是技术性破产的顾问，我服务的政府局处相当于英国的国税局。给予专门建议占我工作的百分之五，上班日的其他时候，我向同事解释难以理解的程序，帮他们翻出无用的指令，激励我的士兵，重新指派「系统」误派的档案。

　　这两则例子还有一个共同因素：每个人都知道像代课老师（在美国）或税务官员（在法国）之流多半是狗屁工作——所以没什么幻灭或混淆的余地。应征这类工作的人深知自己会做些什么事；而代课老师或税务官员该怎么当，他们脑中也已经有清晰的文化模型。

可见，似乎有一群快乐的少数享受他们的狗屁工作，总数很难估计。YouGov 的民调发现，全体英国工作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七觉得工作没有意义，只有百分之三十三觉得有志难伸。因此从逻辑上说，至少有百分之四的工作人口觉得他们的工作无谓，但还是乐在其中。真实的数字恐怕还高些。注105荷兰的民调报导的数字约是百分之六——亦即认为工作无谓的那百分之四十工作人口中，有百分之十八也说自己至少是乐意去做那些事。

就个案而言，可想而知会有很多乐意做狗屁工作的原因。有些人厌恶家人，或觉得家庭生活充满压力，因此把握每一个得以脱身的理由。有些人单纯喜欢同事，享受八卦和成天混在一起的情谊。大城市都有个共同的问题，亦即多数中间阶级人士目前耗费太多时间在工作，工作之外的社交连结少得可怜，北大西洋的大城市尤其严重。八卦里逐日上演的肥皂剧和个人祕辛，让住在村庄、小镇或往来密切的都市社区（假定还存在这样的地方）的人，生活有所调剂。工作之外别无社交的结果是，八卦大部分限缩在办公室内，或只经由社群媒体，让人们在想象中体验八卦（许多人在办公室假装工作时，多数就是使用社群媒体）。然而，若一切属实，人们的社交生活真的多半根植于办公室，那么做狗屁职业的人当中有压倒性的多数宣称自己苦不堪言，就更让人讶异了。

注102：如上一章指出的，整个上课时间的结构真的只是教导学生时间纪律的一种方式，以为将来的工厂作业作准备。这是事实。如今，这样的考量或许已经过时，但现存的体系就是如此。

让我们回到假装这个主题上。的确，很多工作都需要假装，几乎所有服务业都需要假装到一个程度。针对达美航空空服员的经典研究《情绪管理的探索》（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中，社会学者霍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引介了「情绪劳动」的概念。霍希尔德发现，空服员时常要费尽心力创造并维持活泼阳光、富同理心、性情温顺的人格，这是僱佣条件的一部分，以至于许多空服员经常被空洞、忧郁或混淆的感受侵扰，无法确定自己是谁、是什么身分。这种情绪劳动当然不限于服务工作者，许多厂商也对面向内部的办公室工作者——尤其女人——抱持相同期待。

上一章，我们看到派翠克初次遭主管要求假装很喜欢收银员的工作时，他为此愤慨不已。然而，空服员不是狗屁工作；就我的观察，没几个服务工作者会觉得他们提供的服务全然无谓。可是多数狗屁工作需要的那种情绪劳动，通常相当不同。狗屁工作也需要维持虚假的门面，玩假装游戏——但规则有哪些、为什么要玩、谁是队友、谁不是队友，你很少会有十足把握。在狗屁工作的情况，你必须在这样的脉络下玩游戏。空服员好歹确切知道自己要满足怎样的期望，而做狗屁工作的人要满足的期望，通常不至于太繁重，但他们总是不确定期望的内容究竟为何，这个事实让狗屁工作更形复杂。我固定会问一个问题：「你的上司知不知道你什么事都没在做？」回答上司一无所悉的人占压倒性的多数，多半还会补一句说，他们难以想象上司完全被蒙在鼓里，但也不很确定是否如此，毕竟太坦白地讨论这话题似乎是个禁忌。然则他们连禁忌的涵盖范围有多广都不大确定，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有规则就有例外。有些人的确指出，他们的上司对于无事可做的事实相对坦白，有的上司告诉下属，可以接受后者「进行自己的计划」。即便如此，容忍仅限于合理的分寸内，至于怎样的分寸算是合理，从来就没个准，只能从试误中找出来。我从来没听过哪个上司会大剌剌地要员工坐下来，把规则一条条讲清楚，简单明了开诚布公，让她了解什么时候必须工作，什么时候不必，而她没在做事时可以怎么自处、又不可以做哪些事。

有些主管会透过他们自己的行为迂回地沟通。举例来说，碧翠丝在英国的地方政府局处工作，上司会在周间直播重大运动赛事或做类似的自我放纵举动，提示合宜的假扮程度（小装一下）。对比之下，周末轮班就不需要假扮了：

碧翠丝：遇到其他场合，我的楷模，人称「资深经理」的，会在办公室，他们的桌上，直播世界杯足球赛事。我把这个招呼理解成一种多工的形式，此后只要我工作时一没事做，我就研究我自己的项目。

　　其他状况下，规则固然有明白贴出来，但其订定的方式无疑是要让人打破的。注106在北卡罗莱纳州，受僱为临时人员的罗宾就设法把技术长才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缓和那段经验的一种方式：

罗宾：我被告知务必要保持手头有事忙，不可以玩游戏或逛网站。我最主要的功能大概就是占一张椅子，一同维护办公室礼仪。

　　这让罗宾得以把时间都花在编辑维基百科的页面上。

只考虑临时工作的话，要工作者只坐在那里假装工作，往往形同在考验他的能力。像罗宾那样明确被告知准不准玩游戏的情形，反而是少数。所幸若公司临时聘僱的人还不少的话，通常都能私下跟同侪询问，稍微弄清楚基本规则，以及要多明目张胆地违反规则，才真的会被炒鱿鱼。

职位做得久了，员工之间的同事情谊够深厚，可以开诚布公讨论这样的处境，找出共同策略一起对抗上司。在这样的情境下，团结能带来一种有志一同的感觉。罗伯特在一家助理交相贼的律师事务所，谈到他们的法务助理：

罗伯特：这份工作最诡异的事情是，做起来还蛮有意思的，虽然有意思的方式很扭曲。法务助理全都是聪明有趣的人，大家都做这份明显没有意义的工作，久而久之团队就打成一片，用力亏彼此。我处心积虑换到一张背靠墙的办公位子，才能把时间尽情花在逛网站或自学计算机程序语言。我们做的事情很多都明显没效率，象是手动重新贴好上千份档案的标签，于是我自动化这件事，本来手动完成要耗掉的时间就用来做我想做的事情。此外，我向来确保手上至少有两个不同老板主持的项目，这样我就能对两边都说另一边的项目占据我太多时间。

　　保守估计，这样的怠工策略可能涉及大伙儿串通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则积极配合。在其他案例中，有人运气够好，能遇到一个上司愿意适度坦率，并姑且同意设下大致明确的摸鱼分寸。此处我强调「大致」二字。开门见山是行不通的。底下这个人在旅游保险公司做待命的工作，他大致是个补漏人，每一个月或两个月，跟合作的公司之间有什么东西又不出所料出包了，他就现身收拾。但其他时候：

凯文：随便哪个星期，〔我们合作的公司〕可能会遇到几个状况，该找我的团队寻求建议。所以每个星期，我们会有顶多二十分钟实在的工作可做。话虽如此，我通常每天送出五到八封十五字左右的电子邮件，每隔几天还有十分钟的团队会议。一周里，其他的工作日实质归我所有，当然这没什么好说嘴的。于是，我轻快滑过社群媒体、RSS汇集，还有我藏在两台荧幕的第二台上一个宽而短的浏览器视窗里的学校作业。每过几个钟头，我会想起这里是办公场所，然后回覆一封正等着我的电子邮件，内容类似：「我们同意你说的那件事。请继续处理那件事。」回完，我就只要假装每天工作超过七个小时，看起来过劳就好。

　　倒也不是每个上司都苟同「是我在为你的时间付钱」的意识形态。尤其一些大型组织，经理人没什么所有权概念，当自己的某个下属偷懒被上司发现时，他们也没什么理由相信自己会在上司那边惹上大麻烦，那么他们或许会让事情自行其是。注107在这样的情境中，一般人能获得的坦承，顶多就是这种礼貌、心照不宣的相互体谅。但即使在这样尽其宽谅的情况，直言不讳仍是禁忌。「基本上只是为紧急状况预作准备，才让你待在这里，其他时候你就自便，小心别碍到别人做事」，据我所知，绝不会有人真的说出这种话。就连凯文都觉得有必要假装超时工作，尽管他这么做只是要跟上司互相致意：点滴在心，彼此尊重。

比较典型的状况，上司只会找个委婉的方式说：「闭嘴装乖就对了。」

玛丽亚：我刚到职开始这份工作，第一次跟部门经理开会时，她迅速对我说明，本来做我这份工作的那个人究竟都做了什么，但她压根就不懂。所幸这位前任还在公司，只是在小组中升职了，可以教我她在前职位上做的所有事情。她有教，教了一个半小时。

　　结果「她做的所有事情」又是跟没做事差不多。闲着没事让玛丽亚坐立难安，她恳求同事分一些工作给她做；若不做点事，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待在这里。为了排遣这种感受，她终于犯下公然跟经理抱怨的错误：

玛丽亚：我跟我的经理谈了，她一字一句对我说，我超级不忙的「事实」，不要「昭告天下」。我请她至少把一些没人认领的工作分过来，她说会给我几件她在做的事，但无疾而终。

　　话已经没办法说得更白，经理不啻是直接告知要假装工作。丽莲的经验更戏剧性，却绝对不是单一个案。丽莲在一家大型出版社的IT部门做数位产品项目经理，这头衔乍听之下多少有点膨风，但丽莲坚称这类职位不见得会狗屁，这姑且不论。丽莲之前干过类似的差事，固然门槛相对低，但至少她跟一个人数不多、彼此友善的团队共事，并解决货真价实的问题。「谁知道这个新地方……」

她尽力重建事情经过（大部分在她到职前才发生）如下。她的直属上司自大又爱吹嘘，执迷最新商业风潮和时髦词汇。这个上司发出一系列莫名其妙又自相矛盾的指令，造成非预期的后果，亦即丽莲一点职责都没有。她委婉指出这个问题，上司白眼一翻，她的疑虑都成了杞人忧天。上司又作了类似的示意，迫不及待要散会。

丽莲：你或许会认为，我身为产品经理，好歹要「执行」这个流程，可惜流程根本没有「执行」的余地。没有人在执行这个流程，每个人都一头雾水。

　　丽莲进退维谷，只好勉为其难地两头维持假象：一边是她的上司，一边是她的下属。前一个状况是因为她只能猜想，如果她的上司还有得指望，到底会想要她做什么；后一个状况则是基于下述事实：她有办法作的正面贡献，只有经营一种振奋的氛围，姑且激励她的下属把工作做得更好（宝琳会说「激励我的士兵」），至少不要让她自己的走投无路和一头雾水感染下属。背地里，丽莲满心焦虑。她的评述值得长篇摘引，从中能读出这样一种处境所能造成的精神损伤：

丽莲：做这样一份工作有什么感受？灰心丧志。生活中，我从工作得到最多意义，现在我的工作却没有意义，不知为何而战。

　　你工作上唯一能去克服的挑战，是接受你眼前其实毫无挑战可言的事实。你能运用职权的手段，是发想有创意的方式，掩盖你没办法运用职权的事实，去控管你已经被变成寄生虫、变成欺世盗名之辈的事实，尽管这彻底违背你的选择。在这样的处境下，员工还真的要有信心，才不会开始怀疑自己（而这样的信心本身可能是恶性的：毕竟这个局面是她老板妄自尊大起的头）。

本节描述的这种两难，心理学者有时称为「脚本从缺」（scriptlessness）。举例来说，心理学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有过暗恋经验的男女，假以时日多半能够接纳这段经验，鲜少留下挥之不去的情绪伤痕。不过，那些被暗恋的对象，可就另当别论了；许多人仍为内疚与困惑所苦，而缺乏文化模型正是研究者总结的一项主要原因。若是有谁爱上一个不回报情意的人，那足足有数千年的罗曼史文学告诉他该作何感受。然而，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固然为充任西哈诺（Cyrano）的经验提供了巨细靡遗的洞见，但若你是胡克珊（Roxane）注108，又该作何感受，这些作品能说的却极其稀少。注109许多（恐怕是大多数）狗屁工作都涉及了类似的脚本从缺，教人忧虑焦心。不只是行为准则暧昧不清，更没有人拿得准他们该如何应答，对他们的处境又该作何感受。

注106：尽管主管鲜少会直接告诉员工他们应该假装工作，偶尔还是会发生。有个汽车销售员写道：「照我主管说，人家付我薪水，我就要做点『什么』，即使做的工作没有真实的价值也要『假装』有产出。所以，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假装打电话。这有任何意义吗？」不管在哪里，遇到这种事情，太诚实都是讳莫如深的禁忌。我记得唸研究所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授那里，有一份短期的研究工作。教授博学多闻，专攻工作场所的抵抗政治，我想，我要是能向谁坦诚无讳，只能是他了。于是，他一向我说明完出勤卡的登记方式，我就问：「那我能谎报到什么程度？刚好够报上去的时数是多少？」他看着我，彷彿我是从别的星系来的星种，我赶紧换个话题，假定答案是「一个特定的总额」。

不论是怎样的暧昧不清，几乎所有报导人都同意，狗屁工作最恶劣之处恰恰是对这工作之狗屁心里有数。第三章我提过，我们身为一个自我，身为跟周遭环境分离的存有，这样的感知，大部分来自我们能对环境造成可预测的效应，了解到这一点让我们充满喜悦。婴儿如此，整段人生也是如此。完全剥夺那样的喜悦，就是像捏死一只虫那样捏死人。显然，人们影响所处环境的能力，不可能完全被剥夺——重新整理背包里的东西，或是玩「四川省」注110，仍然是以某种方式对世界发起行动。可是当今世界上（当然是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基于他们受到的教导，其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工作；有人付钱、他们做事，这项事实更佐证了他们的心力确实具备某种有意义的效果。找个人来问「你做什么的？」，他或她会假定你想问的是「你做什么养活自己」。

许多人都谈到了那种逐渐明白领薪水其实没事做的剧烈挫折感。譬如查理，大学时就在游戏业打工，第一份工作在SEGA，起初做测试员，不久被升职做「在地化」，才发现在地化的职位是典型的待命工作。平均起来，查理一周会遇到一次需要处理的问题，其他时间上头要他坐在位子上假装工作。就像丽莲的情形，这样的处境让查理质疑自己的价值：「说到底，公司是付我薪水，让我干坐没事做，这让我觉得自己完全没价值。」有次查理迟到，上司训了他一顿，他就辞职了，转进一场闪电恋爱。一个月后，他重新出发。

起初，他以为同样是游戏公司的新工作会有所不同：

查理：二○○二年，洛杉矶那边〔大游戏公司〕僱用我当执行制作。他们告诉我，要让我负责写设计文件，将美术家的欲望跟程序设计师做得到的实况对接起来。我满心期待。不过头几个月，没事好做。我每天的重责大任，就是替其他员工向一家外送店订晚餐。

　　于是查理告别了领正式薪水的就业世界，开始弹吉他为生，睡在他的厢型车里。

工作者根本没在做事，这种一翻两瞪眼的状况很少发生（不过如我们所见，还是有可能发生）。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好歹还存在小份量的工作，而工作者要嘛立刻、要嘛逐渐明白那些工作之无谓。不论工作的性质或僱佣条件为何，大部分受僱者会考虑自己做的事有什么社会价值，考虑他们动用了哪些隐微的标准，一旦他们判断工作不知为何而战，这个判断只会愈来愈巩固，进而影响做那份工作的经验。当然，如果僱佣条件也糟，事情常会变得无可忍受。

让我们来看一个最差情况的推演：工作令人不快、条件差，明显无用。奈久是位派遣工，僱用他的公司拿到替数十万家公司扫描会员卡申请书的合约。该公司使用的扫描设备不怎么灵光，而合约载明每份申请书经核可前，至少要检查三次，因此公司不得不每天送进一支小部队般的临时工，担任「资料纠错员」。奈久描述他的工作如下：

奈久：我很难解释这种程度的无聊到出神是怎么一回事。我发现自己在与神对话，祈求下一份、再下一份、或再下一份纪录会有一个错误。只是出神的时间好像很快就过了，就像某种濒死经验。

　　所幸奈久和他的同侪工作者都是派遣工，对组织没有忠诚度，发生什么事也没有理由闷不吭声——至少不必对彼此缄默。在派任期程更长的状况下，往往很难确知可以信任谁、不能信任谁。

对某些人来说，无谓让无聊恶化；对其他人而言，无谓让焦虑恶化。葛列格为一家广告代理公司的数位展示广告业务做了两年设计师，「创作你在大部分网站都看得到的，那种烦死人的广告。」制作和贩售横幅（banner）广告的整个事业说穿了就是诈骗，葛列格打从心底这么认为。卖广告的代理公司握有的研究讲得很清楚：逛网站的人多半根本没注意到、也几乎从来不会点击横幅广告。然而代理公司并未就此停手：它们继续假造数据，招待客户旅游，并给他们看精心制作的广告绩效「证据」。

既然广告不是真的有效，那就只能拼客户满意度了。设计师被交代，不管客户反覆无常的念头技术上多困难、多自溺、多荒谬，都要一一照办。

葛列格：衣食父母级别的客户通常会要把他们的电视广告，在横幅广告的范围内重制，要求复杂的分镜脚本，有好几个「景」和务必要放进去的元素。汽车业的客户一上来就要求我们用 Photoshop 调整方向盘的位置或油箱盖，但影像只有缩图般的大小。

　　设计师知道，逛网站的人不大可能凭眼角余光，从迅速变动的影像中分辨那种微小的细节。尽管如此，客户既然提出苛刻的需求，就必须配合。葛列格本来还能容忍这一切，直到有一次，他实际看到了前文提过的研究：那份研究也揭露了，就算使用者确实看到那些细节，也还是不会点横幅广告。他开始体验到临床焦虑的症状。

葛列格：那份工作让我明白，无谓的感受会让压力雪上加霜。刚开始做那些横幅时，我对过程很有耐性。当我了解到这任务恐怕没有意义，耐性就烟消云散了。我得投注心力克服认知失调——才能真心在乎过程，同时假装在乎结果。

　　压力终于大到葛列格不能承受。他辞职，另外找了份工作。

§

压力是另一个不时跳出来的主题。就像葛列格那样，当狗屁工作的内容不只是干坐着假装工作，而是真的要做某些每个人都知道——但不能说——是无谓的事情时，环伺的张力会愈绷愈紧，常导致人们恣意花大钱。前文已经介绍过汉尼拔，他写报告拿的钱多得离谱，然而那些报告只是写来在药商的营销会议上挥一挥，会后就被扔掉。其实，他把受僱的狗屁面向限制在一周一到两天，刚好生活够用；剩下的时间他投入医学研究，目标是终结南半球的结核病——似乎没人想为这个目标埋单。这让他有机会比较两种工作场所的行为：

汉尼拔：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我在工作场所的人身上观察到的狼性高低和压力大小，跟他们做的事情的重要程度呈现负相关。「客户要暴走了，他们的老板施压，要这份简报在周一的第三季规划会议前准备好！客户威胁我们明天早上就交出去，不然就要撤销整份他妈的合约！我们全体都必须加班把简报完成！（别担心，我们会订一些屎烂垃圾食物披萨和尿味啤酒进来，就可以通宵工作了……）」做狗屁报告的典型状况是这样。反之，做有意义的事总是有更多同心协力的气氛，大家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通力合作。

　　同样的道理，尽管办公室鲜少能完全幸免于损人取乐和勾心斗角，许多回应者似乎感受到，没做什么事、但人人心照不宣的办公室，状况特别严重。注111

安妮：我任职于医疗照护成本管理公司，被安排在特殊任务小组上，在公司里的执行多种职务。

　　读者若在办公室环境工作过，对这种虐待性质的小动作，多半不陌生。请读者自问：主管屡次把安妮叫去，「跟她谈」一个她完全明白、早已更正的错误，这个主管到底在想什么？难道主管每一次都忘记问题早就解决了吗？不大可能。主管的行为应该是单纯为运用权力而运用权力。叫某人修复一个早已修复的问题，势必会不了了之，安妮和她的上司都知道这一点。这样运用权力确实莫名其妙，但恰恰是上司找到一种方式，拿「这是纯粹、专断的权力关系」的事实打安妮的脸罢了。这是一种羞辱仪式，让主管表明谁是不折不扣的老大，也把下属锁死在她的位子上。道理何在？这还用说，光凭精神上不屈从、怨恨老大擅权这点，下属就概括获罪了。这就像明知嫌疑人清白还殴打他的警察，都会告诉自己这个被殴打的受害人铁定还犯了别的罪。

安妮：我做了六个月才想清楚，再做下去我不如去死。话说回来，这也是我第一次赚到够我生活用的工资。之前我是幼儿园老师，虽然做的事很重要，但一个小时的薪资是八．二五美元（在波士顿）。

　　这把我们带向另一个议题：此般处境对员工生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尽管欠缺统计证据，但从证言看来，狗屁工作会造成跟压力有关的毛病。五花八门的低潮、焦虑并发生理症状，从工作结束就不药而愈的腕隧道症候群，到发作时宛如自体免疫崩溃的状况，屡见不鲜。安妮也未能幸免，身体愈来愈差。回想起来，她觉得部分原因是前一份工作的工作环境跟这一份天差地远：

大卫：我尝试想象，从教学和照顾孩子这样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换成去做全然无谓又不把人当人看的事情，只为了缴房租。你认为处境相同的人是不是很多？

　　恐怕安妮非但一语中的，她还描述了一个异常戏剧化的例子，而这个例子中的动力其实十分常见。安妮不仅认定她这份工作无谓，还认为这整个事业也不该存在；它顶多就是大费周章捆胶布，稍稍弥补以失灵出名的美国健康照护体系造成的损害罢了，但又跟这个体系水乳交融。不过，在办公室里不许讨论这种事情，想都不用想。在办公室里不许讨论任何事情。社交的孤立延续到形体的孤立，在那里的每个人都被迫变成一颗套在自己身上的小泡泡。

在这种规模极小却已明显不平等的社会环境，可能会催生一些怪象。上溯一九六○年代，基进的精神分析师佛洛姆（Erich Fromm）首先提出，在讲究规矩又阶序井然的环境里，日常事务经常瀰漫着「与性事无关的」虐待和恋尸形式。注112一九九○年代，社会学者蔷瑟（Lynn Chancer）把这些想法的一部分跟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师班杰明（Jessica Benjamin）的想法综合起来，发展出一套日常生活的SM理论。注113实际投身BDSM次文化的爱好者对于他们在玩假装游戏的事实心知肚明，然而蔷瑟发现，阶序环境中据说是「正常」的人，经常沦于同一种SM动力的病态变体，却难以脱身。下位（的人）使出浑身解数，无望地寻求认可，但根据游戏规则，认可是永远盼不到的。上位（的人）投入愈来愈多心力申明其宰制，但双方都知道这样的宰制说到底只是个谎言——如果上位者真的那么全能、自信、把他扮的角色扮得出神入化，他就不需要耗费离谱的心力来确保下位者承认他的权力。此外，假装的SM游戏（有在玩SM的人的确称之为「戏」〔play〕）跟它在真实生活里无关性事的演作，当然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差别。在游戏的版本里，双方事前知情同意，仔细谈好了所有的分寸，都明白只要喊出约好的安全词，这场游戏随时可以叫停。举例来说，只要说出「柳橙」，你的玩伴会立刻停止朝你身上滴热蜡，从邪恶的侯爵摇身变成怜香惜玉的人，一心要确定你没有真的受伤（下位者知道自己有权力，但凭己意促成这样的转变，其快感颇源自于此，这样的主张不见得说不通注114）。这恰恰是真实生活的SM情境欠缺的要素。你不能对老板说「柳橙」。上司不曾事先跟员工商量，当员工以不同的方式坏了规矩时，能承受、不能承受怎样的训斥。如果一个员工，譬如安妮，被训斥或被羞辱了，她知道她说什么都没办法喊停。没有安全词，例外也许是「我走人」。然而一吐出这三个字，效果不只是打破羞辱的剧目，更会让工作关系彻底决裂——而且很可能会导致你沦落去玩一场截然不同的游戏，焦急地四处找东西填饱肚子，或是设法不被断暖气。

注110：用麻将牌或麻将外形的牌叠排成盘面，基本规则是同牌面者可对消。

那么，我的想法是：狗屁僱佣彻底的无意义，很容易加重已然潜伏于所有上——下阶序关系的SM动力。这绝非不可避免，毕竟有肚量又和善的主管大有人在。然而，办公室生活的些微屈辱、发脾气、怨恨和刻毒，很容易被一一放大。因为员工毫无有志一同的感受，也毫无理由去相信：人的集体行动总能以某种方式改善办公室外头的人的生活，或真正对办公室外的任何一个人起到一丁点值得一提的效果。说到底，正是因为茶壶里唯一的风暴就只是办公室政治。

许多人也跟安妮一样，被健康遭受的波及吓坏了。就如同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免不了开始经历大脑的损伤，目的感全被剥夺的工作者也常经历心智和生理的衰退。我们在第二章见过的诺里，他替不适任的维也纳心理学者修理程序码，为他接连不断的狗屁工作，以及工作对身心造成的影响，作了类似日记的纪录：

诺里：

　　就连在相对亲和的办公室环境，缺乏目的感也会消磨人。缺乏目的感不见得会造成实际的生理和心理退化，但少说也会让工作者为空洞或无价值的感受挣扎。这类职位时常带来名声、敬重和丰厚的薪酬，这些非但没有缓解空洞或无价值的感受，还会雪上加霜。做狗屁工作的人，象是丽莲，会怀疑公司付给他们的钱，超过产出其实更丰富的下属（「要是我真的领比较多，那会有多狗屁？」），怀疑其他同事会理直气壮地憎恨他们，因而备受煎熬。这种情况让许多人彻底混淆了他们应该作何感受。没有派得上用场的道德罗盘。或许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脚本从缺。

底下是一个相对平和的案例。阿芬在一家走订阅制授权软件的公司工作：

阿芬：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狗屁工作」那篇专文，很有共鸣。几年来，我不时会调出来读，也转给朋友看。

　　阿芬坦承绩效考核很废。他解释：「大家早就知道是谁在闪工作。」事实上，阿芬已经接受自己的大部分职责都很废；他执行的有用作业不外乎捆胶带，也就是解决公司里数种出奇紊乱的科层流程造成的问题。不仅如此，公司本身也相当无谓。

阿芬：都坐下来写这篇了，一部分的大脑还是想维护我的狗屁工作，多半是因为这份工作供应着我和家人的吃穿。我想，认知失调是从这儿开始的吧。从情绪的立场来说，并不是说我对我的工作或公司有什么放不下的情绪。如果我周一到班的时候，办公大楼消失，不但社会不在意，连我都不在意。我们公司的组织毫无章法，而我是在这片恶水上领航的专家，而且我有办法办妥事情，这是我从工作得到的成就感。不过身为可有可无的事情的专家，实在不是那么让人满足，这你也料想得到。

　　这当然是司空见惯的两难。工作本身也许可有可无，但它让你养家活口，就此而言实在很难看成是坏事。一个人醒着的时间大半耗费在无用的打勾事务，或解决不该存在的问题，不这样做就养不起小孩；你或许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体系会创造出这样的世界。话说回来，你同样可以倒转矛头，质问：如果创造这些工作的经济体系也让你有办法养家活口，那乍看无用的这一切真有可能那么无用吗？我们真的想当资本主义的事后诸葛吗？尽管有些面向明显无用，但也许这个体系的每一面都不得不然。

然而，在此同时，你也没办法把自己的经验一笔勾销：有些事情实在离谱。

跟丽莲一样，还有许多人谈到他们朝向外界的那面所得到的社会观感，跟他们所知道的、自己实际在做的事情出入甚大，让人备感煎熬。阿丹承揽某英国企业驻多伦多办公室的行政事务，他深信自己一周只有一到两个小时是做实在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他可以轻易在家里办完，剩下的时间他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穿西装进办公室只是一场繁琐的献祭仪式，他必须展演一系列无意义的姿态，才能证明自己值得一份非凡的尊重。工作时，他时时揣想同事是不是也有同感：

阿丹：感觉象是某种卡夫卡式的梦境序列，梦里只有我倒霉，因为我明白我们在做的事，有好多都蠢到家了。可是内心深处，我又觉得这样的经验肯定心照不宣。我们一定每个人都知道！这间办公室六个人，人人都是「经理」……大楼里的经理简直要比实际的员工多了。这种情形是彻头彻尾的荒谬。

　　在阿丹的例子里，每个人都配合演出这场「比手画脚」（charade）：办公环境绝对没有欺凌人的情形，六个经理和监督他们的经理的经理都有礼、友善，相互支持，一个个提醒彼此工作做得多棒，要是团队缺了哪一角，其他人都会遭殃——可阿丹的感觉是，这只是要慰藉彼此罢了，因为他们暗地里一清二楚，他们谈不上有做什么事，做的事也没有社会价值，团队缺了他们这一角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出了办公室，面对他的家人，他的感受更糟糕，因为家人开始当他是事业有成的家族成员来对待。「说真的，很难形容我有多懊恼、觉得自己多没用。他们认真把我当成『年轻专业人士』——可是他们有谁知道我真的在做的事？」

最后，阿丹辞职，去魁北克北部的克里族印地安人（Cree Indian）社区当理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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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面对这类情境时，多半会坚称下属所感知到的徒劳是庸人自扰，可是高层的坚持不仅毫无助益，有时连坚持都不坚持了。如前文所述，有些主管眨眼一笑，得过且过，更有凤毛麟角的少数人会诚恳讨论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讨论一部分。可是，中阶主管一般把维持士气和工作纪律视为职责，常会觉得除了替这样的处境打圆场之外别无选择（说实在的，打圆场是他们职务中唯一不狗屁的一块）。再者，在阶序里爬得愈高，经理人通常愈漠然——通常也具备了更装腔作态的权威。

瓦斯里在欧洲外交事务办公室当研究分析师。按他说，他的办公室里研究员跟主管一样多，一个研究员产出的每份文件、每个句子，都要在阶序里往上呈两级，无一例外，经阅读、编辑后再传回来，如此反覆，直到面目全非。如果，有办公室外的人好死不死有机会读到这些报告，或因此察觉其存在，包准会是更大的问题。确实，瓦斯里有时试着对他的上级指出这一切：

瓦斯里：如果我质疑我们产出报告的效益或意义，老板们会像看外星人那样盯着我。不意外，毕竟对他们来说，最要紧的就是别人不把我们在做的工作看成是通篇胡言乱语。万一我不幸言中，职位都会被取消，结果就是丢了工作。

　　在此个案中，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是现代国际国家体系在多样的领事服务、联合国，还有布列登森林体系间，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多半高薪、体面、舒服），遍布全球，实际数目可能还在此之上。这些职位有几个真的有作用，又是起什么作用，人们大可辩上一辩（什么事都可以辩），毕竟其中一些的工作想必举足轻重，譬如为了避免战争而奔走。但其他职位则成天摆弄办公室陈设。此外，那些机构里面有一些酬庸职位，对职级低的「庶民」而言，说多余都嫌好听。这样的感知，照瓦斯里的说法，会造成罪恶感和羞耻感。

瓦斯里：我不想要在公共场合被人问起工作，因为没什么话好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声望很好，当我说「我在外交部工作」时，人们通常的反应是敬重，尽管不是真的知道我都做些什么。敬重让事情更糟了吧，我想。

　　让人自惭形秽的方法百百种，时常在这个领域开疆辟土的美国，锤鍊出一种深具美式醍醐味的政治论述模式。这种政治论述模式不说别的，就是向人说教：你们竟然认为自己对某些事物有某种权利，真是混蛋。姑且称之为「权利嘲讽」。权利嘲讽有许多类型，表现方式不一而足。右翼版本的主轴是严词批评那些认为世界欠他们一口饭的人，或生大病时欠他们医药治疗，或是欠产假，欠育婴假，或是工作场所的安全，或是面对法律的平等保障。也有左翼版本，内容是当人们自认有权要求差不多是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要人「检查他们的特权」，因为更穷苦或更受压迫的人连那些东西都没有。

根据上述标准，即使某人被警棍从头上打下去，没头没脑地拖进监狱，他也得先指明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发生在哪类人身上，才能抱怨这种不公正。权利嘲讽可能在北美发展得最浮夸，但也已经随着新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散布到全世界了。在这样的境况下，要求一种崭新又陌生的权利——譬如僱佣关系要有意义的权利注117——恐怕遥遥无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今日，要求你本该要有的东西，这样的诉求要被当一回事，是难上加难了。

年轻世代承受的权利嘲讽最严苛。在多数富裕国家，当前这批二十几岁的人代表着逾一世纪以来，首度有一个世代，整体而言机会和生活水平远逊于双亲所享有的条件。他们觉得自己有所屈就，然而左翼和右翼都一样，孜孜不倦地责备他们的扩权意识，使年轻人要对无意义的僱佣内容表达不满时更加困难。

那么，就让我们跟瑞秋一起结束这一节，藉她的故事，把一个世代的恐慌表达出来。

瑞秋是个数学鬼才，有个物理学位，出身贫穷家庭。她渴望继续拿研究所的学位，然而英国大学的学费翻了三倍，财务资助砍到见骨，她不得不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找份灾变风险分析师的工作，存必要的资金。也不过就是一年，她告诉自己，这不是世界末日：

瑞秋：「这不是世上最糟糕的事：学习新技能、赚点钱，在职的时候稍微交关一下。」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务实考量一下，是可以多糟糕？」当然，大脑深处传来回音：「一辈子做无聊又操劳的工作还赚没几个钱的人多不胜数，你没有多特别，不过就是一年无聊的办公室工作嘛。」

　　顺带一提，这是英国味特别重的权利嘲讽变体（不过也逐渐感染欧洲其他地方了）：成长过程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国家保障的长辈，嘲弄年轻人妄想自己有资格获得相同保障。还有另一个因素，尽管要瑞秋坦承是有些尴尬：那个职位的薪酬破格的好，比她双亲赚得都要多。瑞秋成年后都在当穷学生，当临时工、打电话、做服务业工作养活自己，总算能一尝布尔乔亚生活的滋味，简直焕然一新。

瑞秋：我做过「办公室工作」和「像工作的烂东西」，那在烂办公室工作能糟到哪去，是吧？我那时对一箩筐的繁文缛节、恶劣管理和繁多的狗屁事务之下，自己将要没入的海底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层无聊，还没有概念。

　　瑞秋的工作源自控股行为须满足的法规，不过她的僱主跟其他处境相仿的企业一样，没有要遵循的意思。于是，典型的一天从一早收电子邮件开始，邮件挟带的资料，是该公司的不同分支在一些假设的灾变剧本里会损失多少钱；「清理」资料，将资料复制到一份试算表上（复制时试算表程序必定当掉，只能重新开启），算出一个总损失的数字。接着，如果有潜在法规问题，上面会要瑞秋把数字搓一搓，直到问题被搓掉为止。以上是一切顺利的状况。若逢倒霉的日子或倒霉的月分，无事可做，她的主管就会制造繁琐又明显无谓的活动让她有事忙，譬如建构「心智图」。注118或者径自放生瑞秋——但总是有一条但书：虽然没在做事，她仍必须积极装出不是没在做事的样子：

瑞秋：我的工作最诡异、而且（除了职衔之外）可能是最狗屁的事情，就是人人都知道没那么多工作可做，但还是不准明目张胆地不工作。连 Twitter 和 Facebook 都被锁，都快想起网际网络早年的光景了。

　　瑞秋本来以为「烂办公室工作」不大可能是世界末日，最后也不得不得出结论：其实世界末日还好一点。注119

注115：无法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即使他们的能力有客观凭据，仍担心有朝一日会被识破自己是骗子。

还有一种因为社会因素而受苦的形式，略有别于前文提过的形式，也该纳入我们的视野：必须假装为人谋福利，却知道实情正好相反。社会服务供应者为政府或非政府组织（NGOs）工作，因此这种情形最常发生在他们之间，道理非常明白。大部分社会服务供应者都要行礼如仪地打勾，很少能幸免，可是很多人更察觉到，他们在做的事比无用还糟糕：伤害他们在岗位上本该协助的人。施宜如今是艺术家，不过她曾在纽约市做社群治疗师。

施宜：一九九○年代到二○○○年代间，我曾在布朗克斯（Bronx）的社区精神健康中心担任治疗师。我有社工学位。

　　小官员奉文书作业之名，行荒谬又恶劣之事，但敏锐察觉到自己在做什么、会对有血有肉的人造成何等伤害的，其实不乏其人——尽管他们常常觉得应对民众时必须铁面无私。这一点很有意思，也值得留意。有些小官员会找个说法，少数则享受虐待的快感。无论如何，假使这个体系的受害者曾自问：「这种人怎么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良心？」就可堪告慰了，因为事实是，在很多状况下，他们确实没办法面对自己的良心。米纳在某英国小镇的地方政府局处工作，这个小镇有时被称作「海边的小史基卓」（Little Skidrow-by-the-Sea）。她接这份工作时，职位描述是跟无家可归的人一起工作。她发现某种意义上此话不假：

米纳：我的工作不是安置、不是提供咨询，也不是以任何方式协助无家可归的人。反之，我要试着搜集他们的文件（身分证明、国家保险编号、薪资证明等），让临时安置单位去追回租屋补贴。注120他们要在三天内提供文件。如果拿不出或不愿意拿出必要的文件，我必须请他们的个案管理者将他们赶出临时居所。其他要求先不说，药物成瘾的游民多半拿不出两份薪资证明。同样地，遭双亲遗弃的十五岁少年，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老兵，还有逃离家暴的女人，多半都拿不出来。

　　说穿了，米纳解释，她的职务是威胁要让原先无家可归的人再次无家可归，「做这些事都只是要让一个部门能回收从另一个部门转来的现金。」这种事情做起来是什么感受？「泯灭天良。」六个月后，她没办法承受，完全放弃服务公职。

米纳辞了工作。在另一个地方机关工作的碧翠丝，目睹同事取笑寄给领补助民众的信件，她同样无法承受。那些信件都经过蓄意误植，用意是混淆收件人，让他们迟缴费用，这样市政府就可以敲他们竹杠。她们受僱来服务民众，碧翠丝说，虽然只有一小撮同事从敲民众竹杠中取乐，但本来步调轻松又友善的办公室环境还是因此蒙上一层死灰。她试着向上级反映（「这肯定不对吧！」），却被当疯子看待。于是，一有机会，碧翠丝就另择良木了。

为奥托斯（Atos）工作的乔治，勉为其难地撑着没离职。奥托斯受僱于英国政府，业务是尽可能从障碍者名单中剔除公民（后来几年间，遭认定「适合工作」后不久即过世的超过两千人）。注121照乔治的说法，为这家公司工作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憎恶奥托斯，敢怒不敢言」。在其他个案中，政府工作者深信办公室里只有自己知道业务内容有多么无用，或造成多大的损害。然而，如果问他们有没有把看法直接说给同事听，他们大都否认，罕有例外。这样一来，他们的同事会不会同样深信自己是唯一知道实际发生什么事的人？我们无法排除这个可能。注122看过上述个案，我们逐渐走向略有不同的畛域了。在这类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多半只是无谓，可是，当你了解到自己涉入主动伤害别人的事情里，还会加上一个内疚和恐惧的维度。内疚的原因毋庸赘言，恐惧则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总有关于「抓耙仔」下场的阴沉耳语不胫而走。这一切都让这类工作有挥之不去的辛酸，其纹理与质地，日复一日地加深。

注120：获租屋补贴（housing benefit）的条件之一是失业，因此如果有工作的话就可能会变成溢领。

让我回到精神暴力的主题，为本章作结。

违反己意，被迫做出专断、官僚的残酷行径，按米纳的说法是丧尽天良。我们很难想象更丧尽天良的事情。被迫换上你唾弃的机器面孔，被迫成为怪物。我也留意到其他例子：通俗小说里最吓人的怪物，不会只把你撕成两半、凌迟你，或杀了你来威胁你，他们会威胁把你本身变成一个怪物。试想：吸血鬼、活尸、狼人。他们的骇人之处就在于不只要挟你的身体，更恐吓你的灵魂。青少年难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深受吸引：我们首次面临「如何不要变成我们唾弃的怪物」这项挑战时，多半就是在青少年时期。

无用或暗中为害的工作，甚至还打着公务的旗号，恐怕是最糟糕的。不过本章提及的所有工作，大概都算得上以不同的方式泯灭天良。狗屁工作通常会引发绝望、抑郁，还有自我厌弃的感受。狗屁工作是各种形式的精神暴力，戕害做人的义理。

我在上一章主张，人类心灵的整全，甚至是人类生理的整全（端看有没有两者有没有可能分得清清楚楚），牵连着跟他人的关系，也跟人对自己有多少能耐影响世界的感知脱不了关系。如果我的主张没错，那么狗屁工作就是一种精神暴力。

话说回来，灵魂也不是没有抵抗的手段。让我记述狗屁工作招致的精神战事，把工作者投入其他计划以保持神智清明的一些方式都写下来，应是适合本章的收尾。不妨称之为游击目的（guerrilla purpose）。罗宾，就是那位把荧幕设定成像在写程序、其实在逛网页的罗宾，利用那段时间为几个他看顾的维基百科条目进行无偿的编辑工作（显然包括在下我本人的条目），协助维护一个替代通货的倡议行动。其他人则创业、写电影脚本和小说，或私下接性感女仆外卖。

遁入白日梦冒险王式的绮想里的亦不乏其人，对于注定在死水般的办公室环境消磨一生的人来说，这是传统的应对机制。时至今日，这些绮想再也不是当一战空豪、嫁娶王子，或变成青少年时众人的梦中情人，而是有一份更好——就只是好到翻，好到浮夸的更好——的工作。就例如波立士，他为「一家大型跨国机构」工作，撰写狗屁报告。以下是他的（明显有点捉狭自己的）自述：

波立士：这显然是狗屁工作，因为我试过自助书、勉为其难中断打手枪、打给我妈哭诉，都药石罔效。我心下雪亮，人生所有的选择都是纯粹的狗屎——可我还是坚持下来，因为还有房租要缴。

　　大部分的证言还是聚焦在创意上。创意是一种全面抵抗的形式——许多人顽强死撑，试图追寻艺术，或音乐，或写作，或诗歌；面对「真实」的有酬工作不知为何而战的感受，这是他们的解药。显然，此处会有抽样偏误的因素。寄给我的证言大多数来自我在 Twitter 的跟随者，这批人很可能比一般公众更热爱艺术、更关心政治，因此我不会妄自臆测凭创意抵抗的情形会有多普遍。话虽如此，某些有趣的模式还是浮现了。

举例来说，因某种技能而受僱、之后却没有挥洒余地的工作者，一旦发现手上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鲜少安于只是低调发挥那些技能。他们最后都去做了别的事情，几无例外。我们已经在第三章见过工程师拉马丹，他梦想要做科学和技术前沿的工作。拉马丹发现公司只指望他闲坐办公室，整天做文书作业，所以直接放弃了梦想。而他不愿偷偷摸摸继续科学项目，因此一头埋进电影、小说和埃及社会运动史里头。这是典型的状况。琢磨着要写一本小册子，宣传「如何在企业环境中保持灵魂完好」的阿菲，则寄情音乐：

阿菲：我体内那个受挫的乐手困坐在办公桌前，想出了无声学音乐的方法。我学过一阵子印地安古典音乐，他们的节奏系统中，有两种我已经驾轻就熟。印地安人做音乐的方式抽象、合乎数理，而且不采书面方式流通，这启发了我几种在大脑里练习的方法，旁人听不见也看不到。

　　李维斯说自己是「伪投资银行家」，替波士顿一家金融顾问公司工作，而他正在写剧本。当他了解自己在公司的角色说到底没有用处后，工作动机逐渐流失，专注于每天他确实需要工作的一或两个小时的能力也随之消逝。他的主管对于时间和「观瞻」近乎苛求，但似乎对生产力漠不关心，所以只要李维斯不比她早离开办公室，她大致容许李维斯的作为。然而李维斯形容自己有中西部美国人的内疚情结，这驱使他想出了一种撑下去的办法：

李维斯：所幸我有一张自动升降书桌，还有大把狗屁的自由时间，只是多少沾染了内疚。于是，这三个月以来，我运用这段时间写我的第一齣剧本。说也奇怪，创意产出的开端不是我想写，而是我必须写。咀嚼过一场戏或一段对话之后，我发现我写得远比过往多又快。每天我必须完成七十分钟左右的必要工作，为此我需要另外三到四小时的创意写作。

　　阿菲和李维斯的境遇并不寻常。困在办公室里整天没事做的人，最常抱怨的是重新把时间投注于有价值的事物何其困难。你或许会想，数百万年轻男女，受过良好教育，没有任何真正的职责，偏偏能上网，而网络是几乎所有人类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库藏，至少有此等潜力——这岂不是要引发某种文艺复兴了。完全没这回事。反之，办公室的困境引发社群媒介遍地开花（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witter）。只要能让人一边假装做别的事，一边产制和消费的电子媒介，全都开花了，形式不拘。我相信，这才是社群媒介崛起的首要原因，尤其你不只要考虑狗屁工作的崛起，还要算进真正工作愈来愈严重的废冗化。如前文所述，狗屁工作个个有其特定的境况，出入甚大。有些工作者被孜孜矻矻地监督，有些人只消做点样板事务，其他时候差不多是放羊吃草，大部分人则介于其间。然而，就算论最佳个案，还是有待命的需要，至少要耗费一点精力保持警觉维持虚假门面，永远不要显出太入迷的样子，没有能力跟别人通力合作——这一切促成的文化更贴近计算机游戏、在 YouTube 呛声、迷因（meme）和 Twitter 笔战，而非摇滚乐团、嗑药写成的诗歌，还有二十世纪中叶福利国家下创作的实验剧场。即使没有事给办公室工作者做，他们也不能公开坦承此事。在这样的工作场所里，他们能掌控的，只有碎裂的、摸鱼的时间，于是我们见证其崛起的通俗文化，只能是碎裂的、摸鱼的时间里能产制和消费的形式。

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狗屁的境况下，就是难以为继。有些证言与我同声哀叹了这项事实。爱尔兰的福利与租税体制太繁杂，照派德雷格的说法，除非本来就有钱，不然几乎不可能自僱。因此，派德雷格从爱尔兰的艺术学校毕业后，不得不放弃生命的呼召，驯顺地进入海外的科技业跨国公司，做一份无谓的工作：

派德雷格：让我最难消受的事实是，下班后我没办法画画，没办法跟随我的创意冲动来绘画，或把想法涂上画布。我失业的日子里画得十分专注，只是换不到钱；现在我有钱，想发挥创意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脑袋也没有余裕了。注123

　　身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仍设法持续参与政治生活，决意消灭让他没办法从事人生真正志业的经济体系。此时，纽约的法务助理詹姆士只能退守低调的抗议：「整天耗在一滩死水般的办公室环境里，我的心思迟钝得只能消化无意义的媒体，」他说。「是啦，有时候我真的对这一切满沮丧的：孤立、虚耗、疲惫。我一个小小的揭竿举动是每天别一枚黑红相间的徽章上班——他们他妈的没概念！」

最后，拜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一九九○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之赐，一位英国的心理学者，本来是教师，被解聘后重聘为「项目评估师」，负责研判解聘教师的影响：

哈利：我很讶异，要将有支薪的时间重新投入有用的事情上，竟然出奇地困难。要我闪掉那些狗屁作业，把时间用在比方说尝试写小说，我会良心不安。既然合约要我实行这些活动，我就觉得有义务尽力实行——尽管我知道哪些活动完全是白忙一场。

　　所以说，善用一份狗屁工作继续其他计划，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凡用于工作的时间，多半都发生在詹姆士所谓「一滩死水的办公室环境」，已经先被压平且均质化，再随机切成几大片，切法经常无从预期，因此需要机智和决心，才有办法把这样的时间运用在需要思考和创意的计划上。有办法做到的人，无不先押进了大把大把（照理讲是有限）的创造能量，就只是要把自己安顿下来，才能做点比猫咪迷因更有企图心的事。不是说猫咪迷因不对，我看过很多棒透了的猫咪迷因，只是青春毋宁该投入更远大的事物上。

从工作者那边收到的说法中，觉得自己很大程度克服了狗屁工作造成的心智崩坏者，绝无仅有。他们找到某种方式，把那些工作压在一周一到两天的程度；不用我说，这规划起来难如登天，通常会因为财务或职涯因素而行不通。就此而言，汉尼拔是个不错的成功案例。读者或许还记得汉尼拔，此人为营销公司撰写狗屁报告，完成一篇多则要价一万两千英镑。他尝试一周尽可能只做一天，剩下的日子继续做他认为绝对值得的项目，但也明白财务上他不可能自食其力：

汉尼拔：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是要创造一个影像处理算法，用来读取开发中国家结核病患者的低成本检验棒。结核病是世界上的头号杀手，每年造成一百五十万人死亡，随时都有多达八百万的感染者。检验仍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所以如果能改善那八百万感染者的治疗方式，即使只有百分之一，每年生活质量好转的人数将数以万计。我们已经有所突破了。这项工作让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很满足。这件事有技术面的挑战，要解决难题，要合作，才能达成我们都笃信的更大的目标。它是狗屁工作的反题。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几乎不可能募到哪怕是一小笔钱来做这件事。

　　汉尼拔试图说服好几位医疗主任，这项项目衍生的某种副产品或许有利可图。在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后，募得的款项只够支付项目本身的开销，自然没办法给付出力的人（包括他自己）任何报酬。到头来，汉尼拔要为确实会拯救生命的项目筹措资金，只得替营销论坛撰写无意义的文字糨糊。

汉尼拔：我一逮到机会就会问在公关界或为全球制药公司工作的人，他们对这样的事态作何感想。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如果我问的人比我年轻，他们通常会认为我在用某种测验设计他们，或试图挑他们毛病。说不定我就是试着诱导他们承认，他们做的事毫无价值，才能去说服他们的老板把他们炒了？如果我问比我年长的人作何感想，他们一开口通常会说类似这样的话：「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彷彿我是什么青少年中辍生，还没「弄懂」规矩，还没接受我不能整天待在家里打电动和抽大麻。我必须承认，青少年时我花蛮多时间打电动和抽大麻，可是我不是青少年了。说真的，他们通常要付我一大笔钱，我才愿意写狗屁报告，所以开口询问之后，我常常察觉一个反思的时刻：他们在心里自问谁才是真的没「弄懂」的那个。

　　汉尼拔是卓然有成的研究者，能自信地漫步于企业权力的走廊。他凌驾这场游戏。他也察觉到，在专业人士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演好自己的戏分：形式价值永远高过内容，而从各种迹象研判，他能以登峰造极的技能交代他的角色。注124正因如此，他的狗屁活动在他眼里，可以只是一场诈骗，只是对企业世界的作弄。他甚至可以把自己想成是某种当代的罗宾汉，这个罗宾汉置身于一个，用他的话说，光是「做值得的事就是颠覆」的世界。

汉尼拔的际遇是最佳状况的剧本，其他人则转向政治行动主义。对工作者的情绪和生理健康而言，政治行动主义有可能是灵丹妙药。注125在办公室里的时间，性质支离破碎，相较于普通讲求创意的消遣，通常也较容易结合行动主义——至少就数位行动主义而言是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平衡有意义的兴趣和狗屁工作所需的心理和情绪劳动，往往还是让人生畏。前文提过诺里被工作波及的健康问题，一待他着手鼓动他的工作场所组织工会，就开始好转了。诚然政治行动主义需要一板一眼的心智纪律，但还比不上在高压的企业环境有效率地操持事务所需要的程度。何况你也知道，在企业环境里，你做的事情终究是徒劳：

诺里：以前我为了投入工作，必须十足十地「暴走」。把「我」擦得一干二净，变成能做这份工作的东西。暴走之后，我经常需要一天复原，需要一整天好记起我是谁（如果没有复原，我对私生活中的人会变得尖刻、鸡蛋里挑骨头，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让我震怒）。

　　做某些有意义的事情所带来的经验，对诺里而言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跟一组同心协力的团队一起工作，这点的确跟汉尼拔不一样。然而，他觉得单单是朝更大的、有意义的目的努力，就能让他把碎裂的自我重新拼在一块儿。后来他确实开始发觉一个社群的种子，至少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形式，也就是一介孤立的工作场所组织者：

诺里：向人自介的时候，我开始说我白天的工作是写程序，但我真正的工作是工作场所组织者。我的工作场所资助我的行动主义。

　　把凄惶的章节收在救赎的音符上，总是不会错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就连做最糟糕的狗屁工作也有可能找到目的和意义，但不经一番作为是找不到的。在英格兰，人们偶尔讲到「开小差的技艺」，这项技艺在一些工人阶级的传统里堪称高度发展，甚至备受赞扬。不过，没有货真价实的事情好规避，似乎谈不上名副其实的摸鱼。你到底该做什么，你到底能对你有在做和没在做的事情说些什么，你可以向谁请教，你可以向他们请教什么，上面期待你假装在工作到什么程度、分寸在哪，反之那些类型的事情可被默许、哪些不行：在一份不折不扣的狗屁工作中，这些问题通常全都含糊不清。这种情境让人备感辛酸，往往拖垮健康和自尊。创意和想象力也分崩离析。

上述情境容易茁生施虐与受虐取向的权力动态（其实我是想主张，缺乏目的、上对下的情境就会茁生这样的权力动态，几无例外，除非投注明确的心力确保它不致茁生——有时即便投注了心力还是难以避免）。行文至此，我一直把这样的结果称为精神暴力，是有用意的。这种暴力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感知方式。最堪忧的是，影响了我们的青少年。我们替年轻人作从事无用工作的心理建设，训练他们如何假装工作，再用形形色色的手段，导引他们去做没有人真心相信是为任何有意义之目的服务的工作。注126这样的情形在全世界日渐普遍，欧洲和北美的年轻人受害尤深。

我们将在第五章探究的主题，是这样的情形如何发生，现状又如何正常化，甚至受到鼓励。这是划过我们集体灵魂鲜明的一道疤，有必要加以说明。

注123：他补了一句：「里德（Herbert Read）的《让文化见鬼去吧》（To hell with culture）把这个处境描写得惟妙惟肖。我把书找来看了，确实不坏。

[03.htm](第三章 为什么做狗屁工作的人经常表示不开心 (论精神暴力,第一部分).md)[index.htm](《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 》(2018).md)[05.htm](第五章 为什么狗屁工作大量滋长.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