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经济危机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看来，关于经济危机性质的分析乃是对于他的学说的最重要的应用。当时认真研究这种现象的工作尚处于开始阶段。西斯蒙第对于竞争和为广大市场进行生产所引起的破坏作用，已经作了一些丰富可是缺乏系统的观察；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对于供过于求和经济萧条是否由于消费不足而引起的问题也已经进行了历史上有书的、重要的讨论；在德国，罗贝图斯（Rodbertus）已经发展了若干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但是就李嘉图学派和他的遗产来说，可以说经济危机在他们的思想体系里面实际上是没有地位的：如果发生萧条，那就认为是由于经济力量的自由活动或资本积累的进展受到外来干涉的缘故，而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内在痼疾的影响。即使这个学派的后继者也一味认定这种说法，而在自然的原因中（如收获的丰歉），或在“货币的薄幕后面”，去寻找说明，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似乎很清楚，危机是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基本特点有关系的。这种经济的两个基本特点就是他所说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方面的决定是分散在无数独立自主的个体企业家之间——以及这种生产制度不是为了有意识地计划出来的社会目的而是为了追求利润。就是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古典的市场规律才具有支配力量和这些规律事实上所采取的那种特殊形式[1]。但是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发生一种趋势，不但破坏了古典经济学家所特别强调的平衡的那种趋势，而且也破坏了平衡。就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个特征，剩余价值的追逐以及有利于它的增值的情况才具有支配的意义；因此，作为统治阶级收入的利润一有变动，就会产生不是任何其它阶级的收入变动所能比拟的影响。不仅如此，马克思显然认为，危机并不是偶尔脱离了预定的平衡的现象，也不是从原来的发展路线上随便游离出来以后还会服服帖帖地回到原来路线的现象，而是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运动形式。研究危机事实上就是研究这种制度的动力学；而且只有把这种研究看作探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运动形式以及表现在市场上的阶级收入的一部分，我们才能正确地进行这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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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有一方面在某一个时期内的确使经济学家们感到烦恼而且引起了一些互相对立的解释。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随着情况的改变，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动。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这种利润率的下降常常是受人欢迎的，他们认为是一种健康的现象，这显然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家主要是从资本贷入者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盛极一时的时候，于是就由赞美转为忧虑。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变成这样突出，甚至马克思也说，“亚当·斯密以来不同各个学派就是因为它们对于这个秘密的解决，有不同的尝试，所以存在着差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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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Hume）在提到货币借贷的利率和更一般性的名饲——利润的时候表示，“只要在国内有地主士绅和小农阶级的存在，借贷的人就一定很多而且利息也高”，理由是“地主的怠惰”和淫佚。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工业必然停滞而且进步很小。……，商人构成了“最有用的人种之一，他们推动着工业，像运河一样，把工业运送到国家的每一角落。……广泛的商业，因为使生产扩大，所以就降低了利息和利润，而且在降低其中之一的时候，常常由于另一个也按比例下降而得到好处。我还可以加一句，当工商业扩展而使利润降低的时候，低利润又使物价更趋低廉，消费受到鼓励，工业更加高涨，因而又促进工商业的增长”[1]。和休谟一样，在亚当・斯密看来，高的利润水平是资本积累落后的标志；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通常是可以估计到利润率的下降的。关于他根据供求关系对于这方面所提出的理由，后来李嘉图学派会经激烈地争论过，这与他们以后对于单纯用“供求”关系来解释问题的极端蔑视有不少关系。亚当·斯密会经这样写道：“资本的增加虽然能提高工资，但却会降低利润。当许多富商的资本转入同一行业的时候，它们的相互竞争自然降低了利润；而且在同一个社会里面，所有不同行业都同样增加资本的时候，同样的竞争也一定会在所有的不同的行业里产生同样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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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观点改变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就有所不同。在谷物法的争论中，和地主利益集团的冲突达到最尖锐的阶段；而且利润——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因此也是资本积累的源泉以及进步和发明的刺激——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李嘉图和他的学派来说，利润是他们集中注意的焦点。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收入的下降怎么会成为有利于进步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制度，通过它本身的发展，就会产生利润下降的趋势，那是不是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着某些难以理解的矛盾呢？是否因此就可以确定它是一种暂时的制度，正在为它本身的阻滞和崩溃播下了种子呢?[1]这些暗含的而不是明显的问题似乎就是后来发展为对亚当·斯密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所进行的激烈批评的根源。这个批评并不否认这种趋势，但他们不是从这个制度或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某些内在特点，而是从一个外来因素去探求对这种趋势的说明。他们所找到的说明就是有名的“报酬递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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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富论》出版的十年以前，司徒亚特（J·Steuart）已经预示过这种对于进步的外来限制，他说：“根据生活资料所规定出来的价格，当自然的收获已经不能补偿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新增加的费用的时候，……生活资料价值的增长必然就会提高所有劳动的价格。” [1]1815年威第（West）在批评亚当·斯密的理论的时候，曾经利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农业生产力比工业更为有限的事实（亚当·斯密认为是由于分工在农业上的可能性比较小的缘故）和利润下降的趋势。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使利润率不仅在某些行业而且也在各行业普遍下降的原因就是由于资本的竞争；威司第则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他也认为不可能“完全用劳动工资的增加来解释资本利润的逐步降低”。这种降低主要不是因为工资随着进步而提高，而是因为农业中的资本生产力的降低。”这个原理不过是这样：在改良耕种的进展当中，农产品种植的费用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就是土地纯生产物和总生产物之间的比例正在继续缩小。……这种论断就是：投入资本的每一个增加景都只能产生在比例上更小的收获，因此所费的资本越大，利润对资本的比例就越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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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甚至说得更为明显，他把这个论点发展到使它足以成为批判地主利益集团的支柱的程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之中，有一个论点是，价值既不依商品的需求也不依商品的充足为转移（他把商品称为“财富”或“财货”，以与价值相对立），而是依“生产的困难或便利”为转移；因此利润或“纯生产物”的价值既不决定于“总生产物”的大小，也不决定于资本的生产力，而决定于取得劳动者生活资料所需要的那一部分的社会劳动力——也就是产品价位与工资的差额。[1]所以他所断言的“如果工资上涨，利润就会下降”[2]这句话，初看起来，好像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它的更充分的含义远超过不言自明的真理，因为这意思就是说，利润只由这两个数量来决定（生产生活资料的成本和生产一般产品的成本）。而且资本既然主要是当作对劳动者所“垫支的工资”，这种论断又被解释作利润（也就是利润对原来付出的总资本的比例）也单独由这两个数量来决定。任何影响利润率的因素只能在它变更工资与总生产物之间的比例的范围内才会有这种影响。“资本积累不会永远降低利润，除非有某些使工资提高的永久性的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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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虽然采用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可是他似乎没有看到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充分原因——至少没有看作是长期的因素——乃是劳动供给量的缺乏。劳动群众倒是很愿意赶上资本增加所提供的任何扩大就业的机会的。所以在他看来，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上，似乎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投入额外的资本基金，来增加生产劳动的供应和不断地扩大生产的循环，却不能继续提取至少和以前一样的利润率。因此在资本积累进行的过程中，利润率的唯一充足的理由，只能说是由于劳动者生活资料价值的提高而促使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某些因素的作用；而这种因素，他以为就是土地报酬递减的规律。他在《原理》一书上道：“如果工人的生活必需品能够同样容易地不断增加，工资或利润率就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变更，不管资本积累到什么数量。……亚当·斯密似乎没有看到，在资本增加的同时，资本所利用的劳动也在以同样的比例增加。……究竟生产的增加以及随后发生的需求会不会降低利润，这完全要看工资是否会上涨，而工资的上涨，除了短时期以外，完全要看劳动者的食物和必需品的生产是否容易。我说除了短时期以外，因为最肯定的一个论点就是，劳动的供给量最后总是和维持他们的生活资料成比例的。”[1]在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上，他写道：“我认为除了在食物和劳动力价格比较高的时候以外，不管资本怎样充斥，也没有原因会使它的需求在任何一段时问内减少，这就是说，资本数量的增加不会使利润下降，因为资本的需求是无限的而且同样受人口规律的制约的。它们二者都受食物价格的上涨以及随着发生的劳动价值的提高的限制。如果没有这种增长，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人口和资本的无止境的增加呢？”[2]因而他就得出下一结论，这就是他反对地主利益集团论点的：他说：“我想可以充分地证明，在财富和人口正在增进的每一个社会，如果农业不能改进，或谷物不能以较低的价格输入的话，那么一般利润必然会下跌。”[3]既然这些条件都和地主的利益相反，“结果地主的利益当然总是和社会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冲突。他的处境永远不会像食物缺乏而又昂贵的时候那样得意的，而所有其他人却都会因为获得的低廉的食物而获得很大好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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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对地主利益集团的非难才引起他的朋友马尔萨斯的批评，而且正是在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个问题上，才形成了他们意见分歧的中心点[1]马尔萨斯所坚持的是，利润不会由于工资提高而下降，只会因商品价格由于需求不足的下降而下降;而且如果资本激励进展的过于迅速的话，特别是如果这种积累是在减少消费的情况之下产生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多半就会出现。与萨伊的市场规律相反，他认为“如果生产设备是在牺牲消费的情况之下增加的话，那就可能使生产超过消费，也就意味着使价格和利润下跌，因而发生商业的“供过于求”和萧条现象。“如果能使收益增加在先，那就可以实行节约或转化收益为资本而不使消费减少。……（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由于经常较少消费来积累资本而致富，因为这样的积累既然大量的超过了需要，为了对产品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其中有一部分就会很快地失去它的用处和价值，不再具有财富的性质”[2]。与扎伊尔和李嘉图相反，他认为随着积累的扩大，所有的商品在和劳动力比较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就会相对地下跌，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怎样使这个见解符合他自己的学说，即人口会不断地扩大到生活资料的限度。他写道：“某些有能力的作者认为，虽然可能容易发生个别商品供过于求的情况，却不可能发生一般商品供过于求的现象。……但在我看来，这个学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商品总是要和商品来交换，这并不是事实。大部分的商品都是直接和劳动——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相交换；而且很明显，这部分商品在和与之相交换的劳动比较的时候，可能因为供过于求而价值下跌，正如同任何一种商品，假使和劳动或货币相比较的话，在供给过多的时候，它的价值也会下跌一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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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曾经提出过十分类似的批评[3]的西斯蒙第的著作结合起来，就成为今天又占着论战中心的各种消费不足学说的根源。随着李嘉图的传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胜利，马尔萨斯的这种学说除了用来例证奢侈创造就业，储蓄不如浪费的那种谬论以外，就长期地默默无闻了。在德国，大约过了三十年，这个理论又被罗贝图斯用一种新的形式提倡了起来，而且通过他和他对于拉苏尔（Lassalle）与杜林（Duhring）以及正在兴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派的影响，这种理论就开始相当深刻地移植到社会主义思想中来。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这种学说当初创立的时候是为了替地主和债券持有人那些“不生产的消费者”辩护用的，可是现在却成了无产阶级手中的武器，用来批判那种把贫困和限制消费强加在大部分生产者身上的制度。近年来这种学说也活跃了起来，甚至到今天还是我们所谓时髦的东西。这大部·分是由于霍伯胜（Hobson）的多年倡导，他用一种新颖的方式来阐发这个学说，但是基本上还是沿袭着传统的路线。最近，它似乎得到柯尔（G·D·H·Cole）的支持，[2]而凯恩斯则声称马尔萨斯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原理”是对经济理解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这个贡献却被人忽略了。[3]这个学说虽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驳斥[4]（至少在它的罗贝图斯形式上），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里面还是很流行而丘会经被卢森堡（Rosa Luxemburg）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殊变种。卢森堡曾经批评马克思，说他对这方面的忽略是不应该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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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为博学的诡辩术所影响的普通常识看来，究竟是李嘉图的学说更近于真理呢？还是消费不足学说更近于真理，这是不会发生什么疑问的。生产的目的可以假定就是为了消费。生产者的利润的实现要看销售市场是否存在。如果在各工业之间有一种不合比例的发展——生产能力在某些方面超过需要——那么似乎可以像马尔萨斯那样有充分理由假定：在可消费的商品之问，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关系来说，可能会有一般的比例失调的现象。有一种学说（我们已经提过）[1]，认为作为一个来看的生产和交换完全可以当作货物对货物的一种连续交换过程，因此全部需求会用的速度和全部供给一道增长，因为它们是相同的东西，这似乎是实际问题的一种抽象的回避。如果全部所得事实上确是用在消费财货上，那么全部所得就足以补偿所有生产出来的消费财货的费用。如果那所得里面有一部分没有用去而储蓄起来，这储蓄起来的一部分所得用来购买的则不是消费财货而是生产财货。而且它们又会在将来再增加消费财货的流量。那么，如果储蓄继续下去，除非把物价降低到利润下降或甚至消失的一点，那增多的成品流量的市场又在哪里呢？不管生产过程多么“长期”而“迂回”，制成的财货最后还不是用在消费上吗？资本的利润和劳动的工资，大家不是都承认是从消费财货的价值上面以及由消费者对消戏财货的需求方面“得来”的吗？只有在经济学家的幻想里面才可能有这样一种世界的存在，在那里（用克拉克J·B·Clark的一句不恰当的话）[2]“他们会建筑工厂，再由这些工厂建筑更多的工厂以至于无穷”，而且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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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见解作了两个答复。第一个是李嘉图对马尔萨斯所作的答复。在他的《关于马尔萨斯的札记》上，评论到我们所引用的那几节文字的时候，他写道：“我不认为一般消费者的欲望会由于节约而减少——它们是随同消费的能力转移给另一部分消费者。……用收益来增加资本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增加生产工人的消费，来代替非生产者的消费。”[1]亚当・斯密曾经在他有名的一个段落上写道：“每年所储蓄的数量是同每年所用去的一样，经常地被人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内消费掉的；但它是被另外一部分人消费掉的。”[2]这个答复的正确性显然要看这个简单化的资本概念是否包括“对劳动者的垫支”为定。所以如果一个资本家或地主“储蓄了”，那么就可以认为他是把所得的一部分移作工资，来扩大生产过程：他所放弃的消费被新增加的工人的消费所代替。所以储蓄并不具有消费需求绝对减少的含义。只有一点不能立刻看得清楚，就是如果一部分投资所采取的形式不是“流动资本”而是“固定资本”——这种投资不是直接用来雇佣劳动者而是用来购买和装置机器，结果是否也会一样。但是经过更仔细的分析以后，就可以弄明白，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关于这一点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因为机器的购置也是把用钱的能力转移给其它的人，和直接雇佣劳动的投资形式是一样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是转移给制造机器的工人和雇佣他们的资本家（虽然我们将会有到，这种投资情况对于劳动的需求以及利润的后果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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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答复是对消费不足论者之谜的另外一半而发的：就是那种额外机器和额外劳动者所生产的额外财货，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或者社会的所得会因生产机构的扩大而扩大，来吸收比以前更多的工人（因而扩大了用工资和利润的形式所分配的收益）；或者如果投资所采取的形式是将劳动者转移到制造机器上面，那么所增加的财货产量，由于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果实，必然会促使生产成本降低，因此货物虽然更丰富，售价还是可以低廉而不致赔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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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蒙第和罗贝图斯的著作所代表的消费不足学说（认为投资本身会造成货物充斥），也许可以称为这个学说的粗糙形式。这在马克思看来，似乎是过于肤浅，以致不能成为对古典的市场规律的一个充分答案，因为他们把需求看作好像是一个孤立的因素，所以就忽略了需求与生产之问所存在的关系；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社会消费者，和它一定的总购买力，只是社会生产者的一面。马克思曾经评论过西斯蒙第说，“他适切的判断了资产阶级生产的诸矛盾，但没有掌握它们，从而也没有理解它们的解决过程”，特别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分配的条件就是在另一种形式之下来看的生产条件”[1]。而口西斯蒙第曾经指明，对于资本积累的过程，需要进行一种比过去更为认真的分析。不幸，他自己的分析，在我们看来，也还是不尽完善的。但是他所留下的这种不完全的东西已经足以开辟一个新纪元，而且他已经这样充分地讨论了并且超过了以后的经济学家在同一个题目上所作的工作，这就使人对于学究式经济学家忽视这个问题的程度的确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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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在两个有决定性的而且被人忽略的概念上面：其中一个是对李嘉图学说的修正，另一个是对它的扩充。第一个是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第二个是他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的概念。前者是关于把资本单纯地作为“对劳动者的垫支”这个概念的重要修正。过去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意思非常不清楚。的确，他们对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是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的（像马克思所指出的，相当于重农学派的和），至于这两个要素在不同的生产部门有不同的配合这一点，他们的概念也是相当清楚的。李嘉图很了解固定资本的经久性的重要，并指出“固定资本按经久性降低的比例而接近流动资本的性质”，因为“它将在较短的时间内被消费掉”。但当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从一个单独的工业转到整个经济制度的时候，他们好像总是又回到“所有资本最后都可以分解为对劳动者的‘工资的垫支’”这个概念上面去。这个见解的意义似乎还没有清楚地确定出来。可以推想得到，他们没有意思说这个名词是指所有资本都可以在一定的生产周期里面分解成这个形式。但这种说法却使李嘉图显然要把利润率（利润对总资本的比例）和利润对工资的比例等同起来并使约翰·穆勒认为利润率是由劳动者所消费的那部分生产物来决定的（可是麦克洛克McCulloch已经约略地看到，而朗福特Longford看得更清楚，这是由利润对资本的比例来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法别，不在于资本流转所需要的时间，而在于劳动和劳动在生产上所担负的具体任务。前者是在机器的损耗过程中“零碎”逐渐周转，后者则整个地一次转入产品（“供役用的牲畜是固定资本，如果是供育肥，那就是原料，最后将作为商品而进入周转，换句话说，它们是流动资本而不是固定资本”[1]）。但他认为这种区别并不像两种类型的“积蓄”劳动或死劳动与主动的“活”劳动的区别那么关系重大，因为后一区别，从整个经济来说，相当于由过去继承下来的生产能力与当前价值或新增价值的生产的区别。马克思把投入设备和储存原料的资本称为，把用于购买劳动力作为当前工资基金的资本称为。他因而指出，利润率（利润在某一时期内与资本的比例）并不完全由他根据对比方法称为剩余价值率（利润与工资的比例或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例）[2]的那种东西来决定。如果现有的资本数量被分成这两种形式以后，在比例上（就是他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动，那么即使剩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也还是能变动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可能改变这种比例，一般总是（虽然不是一成不变地）提高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因此工业进步的趋势是会降低利润率的，虽然剩余价值率并没有下降。这是他对李嘉图认为只要根据土地收获递减的作用就足以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那种意见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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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克思紧接着指出，还存在有“各种反作用的趋势”，它们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已经提过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扩展到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以致劳动力价值也和一般的商品价值同样地低落下来。结果就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因为事实上只需要较小一部分的社会劳动力，来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因此“纯生产物”在价值上和数量上都增加了；或者像马克思那样更直接的说法，是由于劳动者的工作日里，事实上只要用较小的一部分来补充自己的劳动力价值，而较大一部分可以留下来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李嘉图曾经提到这种可能性，但是没有继续加以探讨，他对土地收获递减的威胁所抱的偏见，显然使他忽视了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意义，而只是把它看作是开辟国外市场和输入廉价谷物的结果。但是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效果之一，而且这种提高不仅有扩展到工业，而且有扩展到农业的可能性，这就是马克思之所以否认把收获递减看作影响利润率和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的另一个理由。我们现在就要回过来，谈这种影响和他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关系。
“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既然表明“积蓄的”或过去的劳动和“活的”或现实使用的劳动的关系，因此可以看作是以后奥地利学派的“生产时期”或“资本强度”[1]等概念的先声，但是有些人常常批评马克思，说他缺乏关于时间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概念，而且混淆了资本的流量和资本的存量，好像这些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中并没有讨论过似的。马克思明白指出，“投入的资本的周转时期”不仅由劳动过程所占用的时间长度——也就是直接用以制成产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且也由“在制造过程中的财货”由于技术理由而正在成熟所需的时间来决定。他还引“冬季谷物［它］大约需要九个月的成熟时期”，而培植树木，“种子也许需要一百年才能变成成品，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却只需要很少的劳动贡献”——作例子。他也没有把这种概念只限制在魏克赛尔式的“流动资本”上面，而且还明确地用在劳动器具上而并指出固定资本既然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将它的价值传给产品，它通常要比流动资本的周转时期长，但是正如树木的例子所表明的，并不一定是这样。[2]他和以后的经济学家所不同的，就是他始终一贯地坚持着第一卷所着重指出的一点，就压是管资本周转对利润**[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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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与利润率的下降有关系的，因为这种变动就是由劳动市场上相对缺乏的情况所促成的，而这种情况又使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用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形态获得任何迅速的或至少是相等的“补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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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于这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重视程度，可以从他对扎伊尔和李嘉图的答复的重点上面看出来，他强调指出，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社会生产”（为社会目的所推动）的制度，而是一种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因此，应当考虑的不是对于交换的抽象限制，而是在某种利润率上对于生产和投资的限制。他谴责古典市场规律，因为这个规律完全着重在生产和消费，也就是着重在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上面，以致把它们看作实际上是等同的东西，因此遗漏了在这些要素之间能造成不平衡的真正因素。在他们把交换解释成只是一种C-M-C（商品——货币——商品）的过程的时候，他们就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以M—C—M’（货币资本：商品，劳动力：货币资本利润）的关系作为它的特征的；而且也忽略了，如果在这个连锁交易内实现预期利润的条件受到阻碍，那么，这种交易就会停止，结果就会破坏一大串的其他和附属的交换活动。马克思写道：“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或更确定的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作生产的绝对形态来把握，从而，在他看来，它的生产关系的确定形态，决不致与生产一般的目的相矛盾，或妨碍生产一般的目的——富裕……。在我们论价值和财富时，我们应只把社会全体放在眼里。但若我们是说资本和劳动，那就不待说，‘总所得’只是为要创造‘纯所得’才存在的。”“既然否认了危机，他们（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家）就会把包含着相反和对立的东西说成是一致的。……李嘉图和其它的人对于生产过剩的一切反对理由都有同样的基础：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看作是在购买和销售之间没有区别（直接交换）的一种生产方式；或者他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生产，在这种生产之中，社会是按照整个计划，根据满足不同需要所必需的比例，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源的。”但是正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利润而生产，所以“资本的生产过剩”就成为可能，这意思就是说，资本积累的数量已经不能维持原有的利润水平，[1]“但为了要把劳动手段和生活资料，当作劳动者的剥削手段，依照来发生机能，劳动手段和生活资料是周期地被生产得过多了……不是所生产的财富已经过多。但周期地，有过多的财富，在它的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态上，生产出来了。……由于这个理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某种生产规模上就会遇到障碍；这种生产规模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是不足以应付这种障碍的。生产在某一点上停顿了下来，这一点是由和的实现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需要的满足来决定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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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随着基本设备现有数量的增加而有下降的趋势，这个观点在最近某些关于商业循环的学说里面占着显著的地位（例如凯恩斯和卡莱斯基）；它和危机的因果关系不需要在这里详述。但是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既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证明利率会同时提高（或至少是不易变动的）而不会降低，它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利润率的下降会促使投资减少。有的人甚至认为，与其说危机是由于利润下降，还不如说是因为利率的不能下降；强调这种说法的实际含义可能是认为，困难的原因不能归之于资本主义的，而是可以用适当的货币政策来挽救的，因为这种政策在投资进行的时候可以允许利率照下降。的确，马克思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明白地指出利润、利率和当时各项投资决定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把这两方面（利润和利率。——译者）的各自影响分别得很清楚——这种分别，正如哈耶克（Hayek）教授所说的[1]，被后来的经济学家错误地抛弃了——而且他在以后讨论利率的一章里曾经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当危机正在酝酿的紧急期间，利率会有上升的趋势。至于马克思的着重点是否正确，我们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认为利率的变动对于抑制货物畅销的作用比许多作者过去所想象的要小得多，这种说法是不无理由的[2]，而且有充分根据可以怀疑货币政策具有足以影响长时期利率的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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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克思的学说在各要点上和大部分消费不足学说的说法有所不同，那么，前者和后者到底有什么一定的关系呢？总是有人把他的学说解释为消费不足的学说，究竟有什么道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是很难作答复的，因为这样一个答复需要对消费不足学说的各式各样的说法，做出比过去所已作的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分类。他的学说当然不是下面三种意义上的消费不足学说：他既不是说，如果在消费的需求上不出现某些新的来源，投资必然会引起生产过剩；他也不是说，较高的工资就足以防止危机和挽救萧条；他更没有说，消费不足总是促成危机的原因，所以危机是从生产消费财货的工业中。同时也很清楚，他决没有认为作为实现利润的一种限制因素的消费水平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曾经看到，马克思在一个地方认为危机不是“在生产范围内”发生的，而是在流通或交换范围内的一个不平衡的要素上发生的。这就是指储蓄的速度增加，以致消费品工业中发生供过于求的那种情况。但是还有几段文章好像意味着，他在比上述一点更为基本的意义上，把消费需求看作一个限制的因素。以下两段是那些把他的学说解释为消费不足学说的人所最常引用的文字。“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在这里：人民大众是贫困的，他们的消费是受着限制的；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这样去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它的限制。”[1]这是出现在马克思一篇批判性的文字里面的，他批判了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缺乏资本而引起的那种见解。紧接着这段评论的上下文似乎不很明确，对于它的意义的确定并没有什么帮助。如果孤立地看，这句话无疑地是容易被解释作一种简单的消费不足学说的，它好像与马尔苏斯和罗贝图斯的意见相似。但由马克思在所有其它地方所说的说来看，特别是由他对罗贝图斯的见解——即认为“危机是由于缺乏具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而且 “这种弊病可以用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补救”[2]——的直率的批判来看，显然我们又不能作这样的解释。第二段的文字是这样，“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它的实现的条件，不是相同的。它们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在概念上，它们也是分开的。一个仅受限制于社会的生产力，别一个却受限制于不同各生产部门的比例性与社会的消费力。但后者既非由绝对的生产力，也非由绝对的消费力决定，而是由那种在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消费力决定，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会使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减到一个只能在比较狭隘限界内变动的最小限度。”[3]马克思在写这几段文章的时候，究竟心里想的是什么，下面的意见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定。今天我想是会有相当广泛的人接受这种假定的。在原有资本上所能突现的利润量，不仅经常要看这种资本在与当时的投资和消费结合起来的情况之下是怎样分配在资本财货工业和消费财货工业之间的，而且也要看当时的消费投资的量多少为定。增加消费将是增加利润的最持久的办法，因为除了它的暂时影响以外，它还会增加对未来的资本财货（它提供“扩大”资本的余地）的需求，因此对新的投资（由于用尽投资机会）可能降低利润率的趋势，产生一种延缓的作用。[4]但是提高工资的办法来增加群众的消费，只是一手得来，一手失去而已；因为它使需求增加，可是也同样使成本增加。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使消费按比例地同劳动生产率一块增加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另一方面，增加投资虽然暂时可能在增加需求方面有类似的影响，却会发生改变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因而引起在最近的将来发生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消费是整个布局中的一个附带事件——一个重要的附带事件：而且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危机的一面和矛盾的一个要素，这种矛盾由这个制度的周期破坏而表现了出来。但是同时，它仍旧一面；似乎很明显，[5]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范围内的矛盾——就是由于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与资本获利性的不断下降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与之间的矛盾——才是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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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消费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限制因素，显然首先劳动的供给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一个决定性的限制因素，而且马克思就因为这样才把它看作是基本的。马克思认为危机并不是临时的失调，而是在形成这一制度的长期趋势方面所发生的一种积极的作用——它会对这个制度在危机以后所安定下来的那种新的平衡发生反作用；而且他抱有这种看法主要是由于危机对于他所谓“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方面所引起的影响。“危机常常只是现有矛盾之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暴力的爆裂，由此暂时地，把已经破坏的均衡再形成起来”[1]。危机的主要影响，就是再创造或扩大这个“产业后备军”。这又会影响到劳动力价格的跌落：至于这种影响究竟是多大或多快，那就要由工人抵抗工资跌落的力量的各种因素来决定。的确，这些削减工资的直接影响可能加深危机，因为工资跌落对于消费财货的需求和价格会有贬低的影响。但是既然它代表着劳动力的实际价格的跌落，它也就能为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创造条件，因而为投资过程的恢复铺平道路。这种劳动力的跌价，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反应到原来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趋势上面：它又会使比较原始的技术方法成为有利可图的东西，因而延缓了技术改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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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种“产业后备军”的周期的征募好像是这个制度的一种杠杆，用来抵抗对资本价值的任何严重的侵蚀，并使资本积累所引起的利润率降低的趋势获得补偿。这就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自己的人口规律”；它说明失业和贫困的存在，不是因为人的生产能力不足以向自然争取生存，而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剥削条件限制了就业和工资；并非因为人口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是过多了，而是因为从资本获得预期的利润率的可能性来说，是相对地过多了。所以危机作为资本家对预期利润的失望的一致反应，它的作用就好像使资本家阶级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像垄断资本家那样，来和工人。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等到接近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一等到投资将原有技术方法的利用扩充到一定的边际以外，一等到生产者刚刚可以从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上得到相当好处的时候，这种果实就会立刻从他们的手中抢夺过去，而劳动市场的铁则又会使他们再度沦入卑微的地位。
我们在上面已经区别了投资范围的的发展和的发展。我相信这个区别具有决定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帮助解释了危机本身的历史，也就是危机所由发生的环境和危机所造成的新发展，而且也因为它关系到马克思的工资学说，因而关系到无产阶级斗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在资本主义竞争的黄金时代，产业后街军的周期征募是一种方法，完全可以用来加强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的剥削范围。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保持利润率的公认的标准方法。但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25年，随着劳工组织的加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劳动市场的“刚性”[1]的情况，这个公认的标准方法就失去了一部分效力，而70年代和80年代进口食物的落价，使工人在提高工资方面所获得的好处，似乎和使资本家在降低劳动力的货币价格方面所获得的好处一样多。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工资学说和李嘉图的一样，都必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的，这神说法真是太普通了[2]。但是马克思曾经明确地否认过这一点，而且很明显，马克思认为工资是保持在最低生活水平上的假定，不过是一种“第一近似法”而绝不是适用在劳动市场上任何情况的普遍的“铁律”。的确，当他在第一国际的大会上和威斯登（Weston）先生辩论工会问题的时候，他曾经明确地驳斥过这种说法[3]。如果他的理论和李嘉图的理论不同，并不是令这种人口规律作根据的，那就似乎他的理论并没有提出过任何理由来说明何以劳动力的价格不会上涨到和产品价值相等。是什么东西阻止资本积累——和它所引起的、不断增长的劳动需求——去提高工资水平，直到剩余价值消灭，以便使资本主义凭它自身的动力，来消除它所依以成长的阶级的不平等呢？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剩余价值继续存在的理由——早就是政治经济学史里面的一个中心问题，许多肤浅的辩护士的答案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想出来的。在这里发生作用的决定因素——根据马克想的理论就是这个制度制止它本身消灭的预防机构——在于双重的反应，通过这种反应才能周期地征募到产业后备军：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倾向采用“节省劳动”的改革的趋势[4]，以及在利润率出现显著下降的迹象时会发生的延缓积累和缩减投资的趋势。有两个因素不断起着作用，来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使剩余价值仍有获得的可能：这在一方面就是劳动后备的内含的征募——这仿佛是劳动市场在需求方面起着作用的一个因素——而在另一方面，就是靠着人口的增加，社会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或扩充投资到未经开发的殖民地区而进行的新的劳动供给的外延的征募。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两个所发生的作用就是资本主义继续生产的。因此，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进步的受阻和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工资“太高”。这就是在经济文献上对于这个问题的传统说法。但这种说法和一个假定有密切关系的：某些最低限度的收益对于资本是“必要”的，而且这种说法只有在这个假定上，才有任何意义可言。正确的说法不如说是：危机的发生是由于利润和利息过高的缘故，因为这样的证法可以使人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和“社会生产”的制度比较起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就是资本的本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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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产业后备军”还比较容易征募，不会由于需求而对劳动市场发生任何巨大压力。“原始积累”的过程，通过对小生产者、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的剥夺，不断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因此，这种初期的危机虽然可能是尖锐的和猛烈的，可是多半是短期的而且容易挽救。但是一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候，那种萌芽时期的顺利情况就消逝了。劳动者的供给不能再依靠掠夺而扩大，至少不能像以前那样规模。随着劳工组织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尖锐化，剥削范围的强化就遇到更多的障碍。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初期和后期危机的主要区别的，似乎就在利润率下降的基本补偿方式的难易之间的区别。扩大剥削范围——把它扩充到原有界限以外的新的和未经侵入过的阶层——的新方法不得不加以发掘。当这些范围也接近枯竭的时候，又要发明更新的方法，来加强国内的发展，就像现代历史照着无情的逻辑方式所显示的那种情况。今天资本家已经在本国和殖民地区激起了斗争，而收获果实的将是各国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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