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和平宣传站
大约有六十位美国人参加了一九四九年四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我们都极受感动和鼓舞，我们把我们冋到美国后能够做些什么工作这个问题反覆讨论了许多次。事实上，我们几乎有一年没有做工作了，因为在我们美国所处的歇斯底里与战争宣传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能够做些什么工作，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淸楚。很明显，在新的法律下我们不能组织世界和平大会的分支组织。的确，当有些国家的非常著名的代表建议赴世界各国议会去呼吁和平的时候，他们被拒绝进入美国。
一九四九年秋天在墨西哥举行的美洲大陆拥护和平大会有许多美国人参加。但是它的开会通吿几乎没有在美国报刊上刊载过。美国新闻记者在会前被召到墨西哥城的大使馆去，得到客气的劝吿，叫他们不要报道会议情况。他们几乎一致遵从了。在美国，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仍是困难的。
最后，我接到奥·约翰·罗奇打来的这个电报：
「请你务必参加三月一日星期三晚上八时在东第五十二街四百号我家中举行的会议，目的是讨论一下有关目前促进世界和平的活动的一些至关紧要的问题。」
我去参加了会议，知道在场的三四十人事先已经开过好几次会，研究了美国和平运动的组织方法。第一种意见似乎是就现在已有的各种和平运动组织成一种联合会。这个意见没有成立。其次，为了欢迎打算来访美国的著名和平拥护者而组织一个委员会的意见,也证明没有用，因为他们被拒绝入境。我们推定了一个委员会来探讨各种可能性。
这次初步会议的一些参加者到欧洲去参加了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会议，并且依照向各国议会呼吁和平的计划访问了俄国。我们的委员会通过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我们全都觉得是极其合适的和合法的，那便是我们后来在一个私人家里开会决定组织一个和平宣传站，其目的应该只是向美国人民报道其他国家对付战争的工作和对于战争的想法。
约翰内斯·斯蒂尔建议我们不定期出版一份他叫做「和讯」的刊物，这样我们便能在美国搜集和发布关于和平运动的消息。委员会主席伊丽莎白·穆斯提出了这个建议， 于是我们便着手去寻找办公地点，开始组织工作。我担任了主席的职务，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有长期的经验，知道怎样使委员会或者一批人顺利工作，而不致纠缠在程序性的技术问题上；而且我也有一种颇成问题的准时习惯，并且务使会议在午夜以前从容结束。
我和会上许多人都没有私人的交往，虽然在巴黎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上我遇见过穆斯夫人。但是当我们组织起来开始工作时，他们表现出是极其令人感到兴趣而易于相处的同伴。伊丽莎白·穆斯是一个矮小白发的妇人，具有典型的新英格兰文化，虽然她生在中西部。她思想敏捷，曾在史密斯学院受教育，做过青年的教师。她的个性和蔼可亲，对国内外社会发展深感兴趣，是一个优秀的行政人材。她担任了我们的第一任行政秘书，很有效地推动了工作。
她介绍阿波特·西蒙来主持征集斯德哥尔摩宣言签名的运动。西蒙是一个典型的献身于一个伟大事业的人。他十六岁便在大学毕业，做过青年运动的领袖，他是叔恩伯格训练出来的音乐家，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麦克阿瑟手下当军官时曾经受过伤，看到过原子弹在广岛造成的灾害，因此深挚地献身于和平。
七月间，穆斯夫人使这个组织站稳了脚后，因身体不好而遗憾地辞职。她到欧洲去休养，希望最后仍能恢复她研究青年教育的工作。在我们被起诉后，穆斯夫人自动回来同我们一起受审。
阿波特·西蒙显然是她的后继人选，他自七月起到我们解散时为止，一直是我们的行政秘书。柯尔·艾尔金楚一个年轻的企业家，哈佛出身，从事小型制造业。他在社会工作上从来没有特别积极过，但是被我们的纲领所吸引，便不声不响地帮助我们，担任财务的工作。他的工作方法是极具重要性的，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愿意承担在他私人朋友与公众间募集庄金的任务。我们的年轻漂亮的速记员兼文书西尔维亚·苏洛夫就像法官最后所决定的那样，本不应与负责人找一起被起诉。她协助管理办公处，伹没有参加决策事宜。
这便是和平宣传站的主要人员。他们都是正直的人，没有个人的野心或一点癖好。他们只是看到了一项值得做的工作，愿意努力做去。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每月开一两次会，从事一般的监督。组成的人员不固定，但经常参加的有：艾伯特·伊·康恩，奥·约翰·罗奇，约翰·特·麦克曼纳斯，保罗·罗伯逊，秀莱·格拉汉，约翰内斯·斯蒂尔，琴·威尔特费希博士，克·布·鲍德温，利昂·斯特劳斯等人。
我们大家在一起顺利而有效地工作着。我们出版了「和讯」，后来又重印和散发要求取缔原子弹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我们把这份宣言向全国散发，一共征集了二百五十万个签名。我们也印发了其他的呼吁和平的文件，像红十字会呼吁书，公谊会的声明，以及许多其他文件。
从世界大战中产生出来的最伟大的文件当推斯德哥尔摩宣言。这篇简单、直白而真挚的仅八十个字的宣言[1],传遍了全世界，很少有其他的宣言可以与它相比。这篇宣言原文是用法文写的，它产生于广岛的恐怖，它产生于全世界听到杜鲁门信口说可能在朝鲜再度使用原子弹的时候感到的心惊胆战。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会在斯德哥尔摩开会，参加的一百五十名代表来自世界上十八个主要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和苏联。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这样一篇宣言：
「我们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这个恐怖的和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
[1]
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五亿人民以及如果有机会也会签名的十亿人民之所以受到感动，与其说处由于想保卫苏联，不如说是希望防止现代文化倒退到原始的野蛮时代中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蓄意要诬蔑这个伟大的宣言的来源、意图和措词，他的名誉因此不能再恢复了。他的诬蔑运动的顶点便是要把和平宜传站的五位负责人员关进监牢。
对和平宣传站的第一次直接公开攻击，是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进行的诽谤[1]：
「我相信美国人找不会受现在正在美国为了征集签名而散发的所谓『世界和平宣言』或『斯德哥尔摩决议』之愚。应该认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苏联的假『和平攻势」的宣传花样……」
[1]
我立刻在七月十四日加以答覆，我在对报界发表的声明中说：
「正当充满战争恐怖的世界在注意美国的每一句话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国务卿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査委员会同时一起谴责任何要求禁止原子战争的努力。在你的谈话中，一点没有提到要求和平的愿望、对于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的认识，也一点没有提到对因战争而成为残废、遭受贫困和丧失生命的人的同情。
和平宣传站继续工作。对和平的愿望的证据从美国各地传来，特别是从那些报纸封锁消息的地区传来。我们得到，特别是西部和南部方面惊人的关心和支持。
在这个运动的中途，我赴苏联一行，参加八月间举行的和平大会，在返国途中，约略参观了一下华沙的骇人的破坏情况以及重建国家的英勇的与日益成功的努力情况；而后，我又见到了阔别五十六载的布拉格。
虽然按计划我要参加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和平大会，但是我不能参加，因为我来不及从苏联赶回来。八月间，我接到巴黎方面的电报，邀我以一个来宾资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他们答应代出我的费用。他们开会为了两个目的：扩大斯德哥尔摩宣言内容，添上裁减军备的要求；筹备召开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我认为这很重要，因此申请在我还没有满期的护照上填发出境签证。
在纽约办事处的那个年轻人看了我的申请书后问我认识国内哪些人。我知道我这请求遗到了怀疑，于是我答应第二天给他详细材料。笫二天我带去了一封长信，我在其中说明了一切事实：我参加过一九四九年在纽约、法国、莫斯科举行的和平大会，现在希望以来宾资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
他仔细地看了这封信，然后要我必须补充一点，说明我知这战后情况的危险；我同意了，便开始写：「如果战争情况使我不能得到出国的允许，我是会谅解的，」还没有写完他就打断我，他说：「你必须说明你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情况不安定。」但是我反对说： 我不知这有这种情况。他吿诉我，国务院已这样通知了他的办事处。我说我很愿意说国务院曾这么告诉他。那不行。他又说：「你不知道俄国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我说：「我不知道。我的印象是捷克人自己掌权的。」他没有办法，把我交给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官员。
这个人面露厌烦之色，他搜遍了训令的档案，最后解释说，国务院命令他们要所有赴捷克斯洛伐克的旅客表明他们知这那里的情况。我答道，那很好，于是在我的信尾添上这么一句话：「不论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如何，我都希望去得成。」他轻蔑地看了一下，终于说：「好吧。」
经过了华盛顿十天的考虑和两次电话催询，我的护照才发回来。尽管如此，这个护照还是仔细地限定在捷克斯洛伐克及沿途「必经国家」只可返留六十天，而且「未终国务院明确批准，到其他国家去无效」。我觉得好像一个假释的犯人一样。
在布拉格被请发言的时候，我说：
「五十年来我一直与美国的社会潮流保持接触。有组织的反动派从来没有掌握像今天这样的权力，这是靠对报纸和电台的占有，靠对自由言论的限制，靠对自由主义思想家和作家的囚禁，今天在我的国家里，甚至举行一次公开的和平集会也几乎不可能了。所以发展到这种地步，是靠欺骗美国人，使他们相信，美国眼前就有遭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侵略的危险，而和平运动是这个威胁的外衣……
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在布拉格会议上终于通过扩大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内容，添上要求裁减军备和谴责侵略及武装干涉。会后我启程归国；但我接到两封电报，这两封电报最后引致一次竞选运动和一个刑事诉讼案件。
和平宣传站从一九五〇年四月三日起成立，一直到同年十月十二日正式解散。此后，为了结束我们的活动、答覆继续不断的函件、偿付账款、结束房屋租赁等等事务，我们的办事处仍然部分进行工作，直到同年年底。在积极工作的七个月中，我们从小额捐款、公开的和私人家内的集会，以及出售销路很广的出版物等方面一共收入二万三千元。我们一共印发了七十五万份印刷品，其中四十八万五千份是征集斯德哥尔摩宣言签名用的印刷品。这些印刷品每份售价一分，成本半分。我们也发行了十万份传单，以及数千份以儿童、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操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小册子，我们努力使他们关心和平。此外，还有定期出版的「和讯」，上而刊载世界和平运动的新闻。我们最大两项支出是九千元左右的印刷费和八千元房租及薪金。最后,我们有了全国各地特别关心和平的六千人的通讯录。
这便是和平宣传站的情况，这便是我与它的关系。这样，在我八十三岁的生日宴会上来了对我们的犯罪起诉书，以及为我的名誉与品行的辩护，开始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遍达世界各地。
为了这个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证据或理由作为根据的荒谬法律案件，美国政府根据奥·约翰·罗奇向哥伦比亚特区大陪审团提出的证词，终于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把我们送上法庭。政府依赖罗奇和司法部传讯到庭的其他二十七名证人——但是他们只敢叫其中七名上证人席——的证词，企图把我们送入监狱，这样来制止任何公民或团体在美国倡导和平。
[04.htm](第四章 和平大会.md)index.htm[06.htm](第六章 我的竞选参议员运动.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