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欧洲1892～1894年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在我的想象中，世界文明的基础已打好、道路已设计好，朝着一定的大目标前进已是没有疑问和必然的。尚需讨论的是有关细节和方法以及文明快速前进时可能会有的迂回。但是基本的情况应是清楚的、没问题的，也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从1885～1894年，我在菲斯克大学、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念书。那个时候要我形成对世界含义的任何决定性的判断是困难的。这个世界与我周围相似的传统习惯是不同的。很明显，有一点考虑使我避免了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完全一致，那就是对种族和文化接触问题的考虑。否则，我可能很容易成为我这个时代纯粹的产物。恰恰是这样，我当时正在准备进行的斗争和试图构想和研究的形势，大部分涉及同我有关系的较小的美国黑人群体的恶劣境况；理论上涉及大范围的黑人种族。我没有去面对全人类一般的惨境和状况。从当时一致的想法和我所看到的发展情况，我认为这种惨境的存在是无需感到惊奇的。

大多数老师和我都认为，如今的世界是在朝前发展。文明国家的人口增长极其迅速，增长是成倍的，甚至更多。到处，城市在崛起、扩展，形成中心，差不多成了文明唯一的中心。海、陆运输使国与国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进入地球上任何一块土地变得越来越容易。发明和技术是永久的奇迹，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商业在全球疯狂地寻找市场。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和一些海岛上建立了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国家又与欧洲文明同化。殖民帝国主义的手段、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处境和殖民地对殖民国家本国劳工的影响，我一直到好多年之后才了解。

首先，科学正在成为一种宗教。心理学把形而上学简化为实验。设立研究人类活动的社会学已被列入计划。宗教在与进化论这一渊博的概念作斗争中，从事它异端邪说的试验，开展同“对圣经研究提供根据的人”的斗争，并为新约圣经“校订本”的出现感到不安。这个校订本是在我进大学那年出版的。人们在到处寻求财富，特别是美国，那里的有钱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到处都是穷人盼着富有，富人意欲更富。到处都把宽广些、大些、高些和好些的东西看作是照例必然会有的。

当然，所有这些支配着教育。特别是经济状况决定着下一代应该学什么、懂得什么。总的来说，美国了不起的工业发展，西部农民的崛起和东部机械业的工资，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挺不错。如果不认为这样，认为还有不祥的抗议和动乱，那它也只不过是前进中免不了的摩擦。“上帝在他的天国，世界上一切顺利”，布朗宁这样唱道——这位黑人罗伯特·布朗宁就在我得到第一个学士学位后去世。

若不是种族问题很早就加压在我身上，把我卷了进去，我可能已经成为我出生的圣地的一个不成问题的宗教崇拜者。在这块圣地上，已经建立了社会秩序，发展了经济。但是正是这个秩序，我多数朋友认为已接近完善，而我却认为是最最不公正和错误的。从对它的批判开始，随着一年年过去，我渐渐地发现我周围的其他事情也存在问题。

不过我的批判首先局限在对我的同胞与世界运动的关系上。我并不是对世界运动本身提出问题。白人世界所做的，它的目标和理想是十分正确的。我没有怀疑。问题是我和与我一样的人以及其他几千人，他们可能有我这样的能力和热望，却被拒之门外，不准许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就好比乘坐一列特别快车，我的主要思想是在同特快车上其他乘客的关系上，而不在车速和驶往的目的地上。

在我受正规教育的日子里，我的兴趣开始集中在种族斗争方面。我的注意力的焦点是民主和民主的发展，以及我的同胞享受民主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学习中是涉及到，但是躲躲闪闪地。我们几乎是唯一的从古代德国的自由、英国和新英格兰的民主以及白人美国的发展的观点出发来研究历史和政治的。然而，在这里，我可以就我所知和我所看到的涉及黑人的问题展开批评。

尽管我在欧洲只呆了短短的两年，在那里的接触有限，朋友又少，而它却深深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我对人生的思想感情。人生可能具有的那种美丽和高雅的东西充满了我的心灵；我的言谈举止受到尊重。我以前总是匆匆忙忙地，追求的是刻苦、顺利而节奏快的生活，没有时间拐弯抹角和修饰以及慢慢地沉思和不慌不忙地行事。如今，我有时安稳地坐下来，开始欣赏起贝多芬的交响乐和瓦格纳的“指环”。我久久地注视着雷姆卜兰德和提香的绘画的色彩。我从拱门、石碑和尖塔观察历史和人类的奋斗，以及人们当时的情趣与表现。形式、色彩和文字有了新的组合和含义。

我恍恍惚惚地渡过了海洋。我总是似乎在念道:“这不是真的，我一定在做梦！”我还能记得——小小的荷兰船——蓝色的海水——新割的干草味——荷兰和莱茵河。我游览了沃特堡和柏林；去了哈次山脉，爬上了布拉肯；参观了汉莎镇及德国南部的城市和村庄；游览了伯恩的阿尔卑斯山脉；参观了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维也纳和佩斯的大教堂；看了俄国的边界；访问了巴黎和伦敦。

在山上和山谷里，在人们的家里和学校里，我遇到的男男女女都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渐渐的他们在我眼里已不再是白人，而是普通的人。这种人类的和谐使我感动。我已不再是狂热的黑人，而是更大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和世界的朋友的“黑人”。我感到自己站立起来，不是反对这个世界，而仅仅是反对美国的狭窄和种族偏见。支持我的是那大而美好的世界。

1892年在德国，我发现我是站在美国的外边往里观察美国。同我一起观察的是白人同学、朋友和老师。他们并不总在我面前表现踌躇，把我看作是怪物和低于人类的东西。我是一个学生，或多或少地也算是个特权阶层的人。他们高兴见到我，同我在一起谈论世界，特别谈论我原来所在的那部分世界。

我高兴地发现他们同我一样，并不认为美国是最新型式的文明国家。说实在的，当我得知柏林大学甚至不承认哈佛大学的学位，就跟哈佛不承认菲斯克的学位一样，我感到某种满足。当我了解到有许多东西，我原本认为是属于美国的，却是属于白人欧洲的，而根本不属于美国时，即使是我，也感到吃惊。德国人说，美国的音乐是德国的；意大利人说，美国没有艺术；英国人称，美国的文学主要是英国的。大家都一致认为美国人会赚钱，而不管是怎么赚来的，以及类似的说法。有时他们的批评，甚至连我这个反对美国的人都感到受不了。但是，整个来说，我在表态时却把美国看得对自己是这么的重要。这倒是新鲜事。

下面是我在欧洲的一段日记： 　　“荷兰是个极其整洁和有秩序的泥坑，处在英、法、德语的汇合点。我记得我第一眼看到的那发出苜蓿味的、密密麻麻的一大片植物。那是在经过两周的航行之后——真是迷人的焕然一新的景色，看到它确实感到高兴。大海总是那么千篇一律，不过也就是两个星期——然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走上甲板，看到了向远方延伸的那低处的绿油油的田地、沉睡着的小小农舍、端端正正修整适宜的一长排一长排的树木、不动的风车和那些母牛。荷兰的风景，就我所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了。如果我（苍天不容！）按照我最初的想法，早该带着那平淡无味的故事离开这个可爱的古老的角落了。我在此停留了一周，对此，我还是极其高兴的。”

　　最最重要的是这次来欧洲使我学会了从一个人，而不简单地从种族狭窄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其主要原因不完全是受在这里学习的影响，而是碰上了正因肤色因素而愿同我结交的伙伴。从我在南方青年时代的后期起到1892年8月我在鹿特丹踏上莱茵河的客船为止，我没有过像我如今这样地把白人看作是有人情味的。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做好了面对普遍的种族偏见的准备，即使我发现在有的地方并不存在这种偏见。因此，在这个小客轮上，当我见到一位荷兰妇人同她两个成年的女儿和一个12岁的女儿时，我开始尽可能地在这小船面积允许的范围内与她们保持距离。但是客轮太小了，而这位妇人天生的涵养更不允许这样做。不久，那个小女儿穿过甲板照直向我走来，不闪避地站在我面前。她问我会不会讲德语。我刚要回答，母亲和两个大女儿走了过来。我们开始了交谈。

在到达旅程的终点前，我们成了快活的旅伴，在一起笑啊、吃啊、唱啊，用英语、法语和德语谈天，一起观赏可爱的德国城堡。有一两次当船靠岸装卸货物时，她们全家下船游览城镇，每次我都借口留在后面，然后独自下船观光。直到有一次船在都瑟镇靠岸，当我意识到时，所有的乘客都上岸了，只剩下我和那最漂亮的女儿在谈天。我们上岸后，她建议我们尾随大家一起游览城镇。我们这么做了。从此，我们继续表现得像正常的、有教养的人那样.最后，在科隆大教堂的庄严的拱形的侧廊上，我含着眼泪挥手向她们告别。

同样，在那古老的、英雄的艾生纳，在路德的沃特堡附近，我在一家人家度过了愉快的节日。大学教育和家教在这家人家没有给美国的种族偏见留下地盘。在同有教养、有礼貌的欧洲人的没有障碍的社会交往中，我从极端的种族狭窄的观念中拔出来，变得比较通人情了。我在“酒、女人和歌唱”的生活中熟悉这块土地，中止了仅仅由于种族和肤色的不同而对某些人的仇恨或怀疑。最为重要的是我开始懂得科学研究的真正意义以及在新的社会科学领域应用它的技术和成果的一些轮廓模糊的方法，以此来解决美国的黑人问题。

马巴哈的家里只接待通过正当途径介绍来的“付费的房客”。他家有两位成年的女儿、他家的亲戚、两位年轻的妇女、两个年轻的法国人、一个英国青年和我自己。教区长马巴哈博士和他那能干和总是正确的妻子操持这个家。起先我的德语讲得不好，有点害羞，不过，很快由于长者的善意和年轻人的热情，唤起了我的善良的性情和与同伴间的深厚友谊。我们这些外国人最容易在语言的文法和用句以及格式上出错，而正是这些错误引起我们的欢笑和相互间的同情。我们成为联结紧密的快乐的一群。我们一起去做礼拜、听音乐。我们去远足，穿过田地和树林，到达有趣的地方，在简朴的小饭店或野外午餐。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长满树木的幽谷里举行诗歌朗诵比赛。从那里可以望见巨大的山脉。我用英语朗诵。两个法国人中的一位用法语朗诵。然后是马巴哈夫人（她总是伴随我们的）朗诵“你像一朵花”。我们为这首美丽的诗毫不掩饰地流下了眼泪。我望着多拉那一双蓝眼睛、一头黑发和漂亮的皮肤。多拉总是同我在一起，先是纠正我的德语，以后就凭她对我的喜爱。有一次我们都参加了城镇的中上层人士一年一度的舞会。那是个正式的舞会，有点呆板。精心地穿着礼服的有身份的年长妇女们靠着墙壁围坐在大厅的四周，一面编织，一面闲聊，同时注视着她们各自照管的穿着白礼服的娴静而拘谨的姑娘们。父辈们坐在桌旁喝啤酒。我同我住处的所有女士都跳了舞。然后弯下腰来一鞠躬，大胆地邀请已被介绍认识的年轻女士们跳舞。接着是女士们的邀请。我靠后站。其实不必要，因为每场舞我都被邀请了。

我非常喜欢多拉·马巴哈，而我很清楚，她也同样喜欢我。当我唱民歌“罗拉在门口”时，朋友们和我俩开玩笑、起哄。小伯莎总是把歌中人名罗拉换成多拉。我们彼此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爱情。多拉说她愿意立即同我结婚。但我知道这对她是不公平的。我是注定要回去工作的，而在那里，对于这位蓝眼睛的异国人，我既无财产又无社会地位。对此她不十分理解。自然我得到了不少关于婚姻计划的忠告。一位妇女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应该跟一个灵巧的、白皮肤、金头发的女郎结婚！”但是我心里明白，在我心中重复出现这样的格言：这太可爱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一位美国妇女企图防止在我和多拉之间发生纠缠不清的事。她同她的丈夫在马巴哈家里住了一个月左右。她丈夫是科罗拉多州的一位教授，是个性情温和、举止风度不佳的西部人。她是个神经质、爱说闲话的人。她看到一个黑人在这里如此受欢迎，感到惊讶。关于美国黑人，她对弗罗·马巴哈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能够想象到。对这对夫妇，大家没说什么，不过当他们离开时，大家都挺高兴的。我离开这家人家时有点不自在，当我尚留在德国时，我同这家人有书信往来。但是我再也没有回到这个我所爱的、照顾过我的家庭。

秋天我去了柏林，在柏林大学注了册。社会科学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历史方面都有发展。我在学习期间，同这个领域的好几个著名的导师都有接触。使我在社会科学方面眼界开阔的不仅是老师，还有从法国、比利时、俄国、意大利和波兰来的学生。入学注册时，我们100人一组进入一间高屋顶的大房间，上面装饰着柏林大学名教授的半身雕塑。当年的校长是名扬海内外的鲁道夫·弗乔。他是个温顺、文静的人，小个子，白头发，白胡子，有着和善的面孔和动听的声音。同在哈佛一样，我在柏林大学又一次遇到了不寻常的机会。虽然是外国人，我在第一学期就被接纳选修盖斯塔·施摩勒和阿道夫·瓦格纳的两门讨论式的课程。他们当时是他们的专业中最最杰出的两位教授。我最后在经济、历史和社会学的学习上得到了他们两人的良好的鉴定。我坐在下面听那好战的泛日耳曼主义者汉里奇·万·特里奇克讲课，还听了马克斯·威伯的课。我写了关于美国农业的文章交给施摩勒，同老师和同学们讨论欧洲的社会状况。在这些老师的教导下和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我开始把美国的种族问题、非洲和亚洲人民的问题、欧洲的政治发展看作是一个问题。我开始把我学的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但是我仍然认为在所有这类活动和力量中，政治领域还是占支配地位的。这里是我当时的记述：

“10月15日开始注册入学。在5000多名通常在此注册的学生中，我的注册号码是85。讲课大部分在下个星期开始。每位教授或多或少地写下字迹清楚的通告，说明他开始讲课的时间和地点。学生就得跑来跑去，从10多个黑板和数百张纸条中搜索他选定的教授的通告。遇到蹩脚的英文就够呛，但遇到意思难懂的德文，再加上糟透的德文笔迹，那看起来就既令人害怕，又感到莫名其妙了。施摩勒的潦草模糊的笔迹给我带来困难，瓦格纳的字几乎是难以辨认的，而特里奇克呢——啊，我还没弄懂他的通告呢。”

　　1892年德国的壮观的队伍和爱国主义使我震惊。在新英格兰，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冷淡和理智的。我们的国家是个伟大的国家，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爱”它，但是属理性的，而非激情的。在南方，黑人对于一个250年来把他们的父辈当作奴隶的国家简直就不会去讲或不去想什么爱国主义。在另一方面，我们尊敬像罗伯特·戴尔·欧文、亨利·乔治或爱德华·贝拉米的起义。当我听我的德国朋友唱“德国，德国，高于一切，高于世界上的一切”时，我觉察到他们所感受的东西是我从来感受不到的，也许永远也不会了。士兵们的齐步前进，穿着美丽的军装的军礼致敬以及那军乐和乐章的节奏，使我振奋不已。

然后是那年轻的新皇帝，“上帝赐福德国的皇帝、普鲁士国王”，是他指领着队伍沿着规定的路线行进。他骑着腾跃的军马不时地走在穿白色和金色军装的队伍前边，通过伟大的勃兰登堡门，迈向菩提树下大道，“旗帜在吹鼓乐声中轻快地飘扬！”。我虽知他的左臂已无用，他已不可能要求最高的权力，然而我仍为此情景而激动。我甚至把我的胡子修剪成他那样的八字胡，至今仍如此。我作为一个外国人都如此受感染，德国的青年又如何呢？我开始触及两分法。在我一生中都用它来述说我的思想。我对我被压迫民族的爱要多久才能与我对我的压迫国家的爱调和呢？当忠诚统一不起来时，我的灵魂将在何处找到避难所呢？

菲斯克给我的音乐和艺术，我在德国又捡了起来。宗教的圣乐，现在加上歌剧和交响乐，歌曲和奏鸣曲。我经常坐在供学生的、票价便宜的楼厅座席上听世上最好的音乐，但我颠倒过来听，先听瓦格纳的，后听威尔第的；先听《汤好色》，后听《茶花女》。总之，我对好的音乐显然越来越爱好了。

学年中许多假期我都用来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旅游。但是夏季以后，在艾桑那赫，与我结伴的好朋友走了。于是我继续按我的老习惯，独自旅行。

在德国，我有一些交往的同学，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朋友。我被邀请参加格萨斯歇尔社团，研究比较国际法学，我在那儿找到一些好伙伴。我们一起讨论、出版了一套法律附则。后来加上一本歌集。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我又出版了一部当时流行的“塔—拉—拉—碰—德—阿！”的译本。总之，我第一次旅行是独自一人，选择了德国西北的汉莎城。我计划3月份去，但在动身前的2月23日是我25岁生日。我没有请朋友。

在德国北部的冬天，漆黑的长夜。当我轻松自在时，我感到有点寂寞。一个人远离家乡和童年的朋友。我8点起床，喝咖啡，吃橙子，读着信，思念起去世的父母，感到难过。昨天夜里我听了舒伯特的好听的《未完成的交响乐》，计划着庆祝自己的生日，写信给祖母和梅希尔，还以蜡烛、希腊的酒、食油、歌唱和祈祷举行了奇特的小小的庆典。我步入书房，又去了画廊，同桑德霍夫一起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一瓶“吕德斯细姆”酒，还有香烟。随后我们去波茨坦喝咖啡，遇见一位漂亮的姑娘。我们回来参加讨论会，然后散步，喝可可茶，还有酒、橙子和蛋糕。最后我独自一人回家。在塑恩堡岸上我的房间里有蜡烛。我的小图书馆是为纪念我母亲的。我写了一段颇为感伤的文章，是泛泛谈人生的：

“夜晚，壮丽而美妙。我为活着而高兴。作为一个强人，我为去赢得一个种族而欢呼。我是强的，这是自高自大吗？是自信吗？这是心灵静静的呼唤，使我感到我是皇族，在我的王权下，普天下的国王将低下头来。黑人祖先的黑色热血冲击着我的心脏。我知道我要么是天才，要么是蠢才。啊，我想知道我倒底是什么人！我想知道世界倒底是什么！我想知道是否值得用生命去与风暴拼搏。我不知道，也许我将永远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不管真理是什么，我将根据纯粹的设想，即它是值得寻求的，而去寻求。无论是天堂、地狱，是上帝、魔鬼，都将无法阻止我实现我的目标，直到我死去。我将在我生命的第二个25年中进入这未知的世界的黑暗的森林中，为了这我当过多年的学徒，在人间提供的图表和指南针下，我没有什么信心，但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要去寻找，直到找到，然后死去。在这全然无望的生活中有着壮丽的东西——生命？生命就是一切？如果我奋斗，我在活着时将继续奋斗吗？我不知道。尽管对永生有着极大的渴望，它时而使我心里厌烦，我咬紧牙关说我不在乎。抓紧时间！那就是当前尽情享受。归根结底，什么是生命，就只是生命？生命的结束就是最伟大、最完全的自我的结束，这个结束就是善良。美丽是它的象征，它的热情和真实是它的本质。这些不是三个同量的东西，它们是长宽高三度的立体。也许上帝属第四，但是正由于这个原因，他将是不可思议的。那伟大的、完全的生命的定义就是美丽，美丽——像一个热情的黑肤色的女人那样的美丽，像一个金子般心肠的女学生那样的美丽，像一个灰白色头发的英雄那样的美丽。那是宽度。接着是真实——它是什么，客观的和无可辩驳的。什么是高度。现在我明白了，所以拯救我的灵魂吧，以高度乘宽度，以真实乘美丽，然后是善良，力量将它们结合成坚固的整体。为了什么？我现在不知道。也许还有其他容积是无限的。这是个令人极不满意的比喻，然而它粗略地代表了我对世界的态度。我要为我的生活而奋斗，可能为之奋斗一生，我的这种奋斗只有在与我兄弟姐妹们同样的奋斗不能和谐共存时才加以限制。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限制从何而来。我经常是迷惑不解的。保罗把它比作吃肉，那是愚蠢的。我把它比作（也许）美丽的生命的毁灭，那是残酷的。天知道，我仅仅是迷惑。我坚定地相信，我自己最美好的发展同世界上最美好的发展不是一种，也不一样，而我愿作出牺牲。为世界的美好作出牺牲的那种不健康的伤感来得太快。因此，我把世界未知的部分抓在我手中，为黑人的崛起而工作，把他们最美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最美好的发展看作是当然的……”

　　当发现第二学期终结，1893年已过了将近一半，而我仍未收到任何关于再度给我奖学金的通知时，我相当惊慌。我原来是有信心获得的。我打电报去，没有回音。最后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D·C·吉尔曼那里来了个颇为非正式的答复：

“斯莱特委员会”已经决定继续提供奖学金给你，前提是你要像以前那样拿出一半的钱。你不久会收到掌管财务的斯特朗先生的信。

1893年的圣诞节期间，我在作穿越德国南部的旅行，我们3个人访问了魏玛、法兰克福、海德堡和曼海姆。从圣诞节到新年期间我们呆在莱茵普福尔茨的一个德国小村庄里。那里给了我非常好的机会去仔细地观察农民的生活，并与在美国南方的乡村生活作比较。我们3个一起旅游。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美国人，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那美国人是美国的德国移民的后裔。他有亲戚在德国西南部的莱茵兰。我们在金梅尔蒂根村过的圣诞节。多么有趣的假日啊。访问农民，同他们一起用餐，而他们像对待王子般对待我！我们访问了差不多20个不同的家庭，同人们一起聊天，一起吃东西，喝那新酿的酒，听他们闲聊，参加他们的联欢会等等。我的忠实的房主在我离开时给我的帐单大约只有我预想的十分之一。我们在诺斯代特呆了一个星期。那家的父亲已去世，他在德法战争爆发时曾驾驶第一辆机车进入法国。女儿是一个挺好挺亲切的年轻妇女。她尽一切力量使我们在那里过得轻松愉快。我们然后去斯特拉斯堡、斯图加特、乌尔木、芒庆、纽伦堡、布拉格和德勒斯登。在那些地方我们停留1～5日，尽量按照旅行指南，尤其注意去参观芒庆和德勒斯堡的艺术馆。整个旅行我大约花了80美元，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美国朋友。他是个好心、但有那么一点粗俗的人，受过教育，但没有明显的效果。约翰·多拉，我的英国朋友同我处得很好，因为我们在脾气上完全相反。他在穿着和讲话方面都是英国式的冷漠和保守。他散步多于步行，痛恨天主教的神父，从来讲不出什么理由。他内心惧怕女人，同时有一种特殊的单纯和对人类遭遇的深深的同情心。后来我们决定去意大利，去热那亚、罗马和那不勒斯，然后去威尼斯、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在这一段旅行中我们用法语而不用英语，因为多拉向我强调，这样花费少些。他说对了。我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广阔的界线，仰望着几乎接连天际的白雪和那天空，然后往下来到无法比拟的美丽的意大利湖泊。

如今在整个欧洲都是动荡的，瑞士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保险，马上就要全部买下它的铁路。洪伯特一世和李奥十三世争夺意大利的罗马教皇的土地。克利斯比上台、下台、又重新获得权力，现在正在往1896年的不幸的埃塞俄比亚战争逼近。我们去了热那亚和杜林，去了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上这些伟大的雕塑、绘画和历史纪念碑。我领会到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严重不和，多拉和我在古罗马市场与公共集会地参观时，年轻人把我们误认为法国人，向我们扔石块。我们住得便宜，吃得丰盛。我们参观那不勒斯，自由、可爱、肮脏，总的来说是个颓废、放荡的无底洞。这是一次有趣和令人激动的旅行。我们回过头来到北边。参观威尼斯和它的鸽子以及总督的皇宫。然后往东北去维也纳。

现在正是维也纳辉煌的时候，虽然不是最辉煌，但仍然是壮观的。我记得在那大歌剧院里，人们站在座位上扫视观众的模样以及我们这些人在剧场又宽又长的走廊上随意用午餐的闲散的姿态；然后是在高超的乐队指挥指挥下的音乐和演出。这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城市之一。就在这里，多拉离开了我。我认为他并不像喜欢罗马那样喜欢奥地利。另外他有约会在等着他。

至于我，还有更多的地方要看。在柏林时，我有一次向一位同学斯坦尼劳斯·利特·万·艾斯特里奇尔讲起美国种族问题。我发现他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动心。他说：“我太了解了。但是你应当去看看我的家乡的种族仇恨。到科拉科来吧。看看德国人和波兰人的冲突！”我答应在我靠近那里的时候去访问他。所以我现在独自旅行到匈牙利，目的是转向北部，经过斯洛文尼亚，越过塔特拉的山脉进入波兰。这次是去那与我美国南方相似的地方，是一次暗示着奇遇的旅行。

在布达佩斯，那里的人们对德国奥地利的仇恨使我吃惊。这是在皇太子在梅尔林自杀4年之后。塔阿非担任首相，寻求通过给男子选举权来缓和匈牙利人为争取更大的独立而进行的日益高涨的运动。但是匈牙利人维护自己独立的愿望。在邮局，即使我要买邮票，他们都装作听不懂德语。就在这一年的第二年，噶苏士（匈牙利爱国志士和政治家——译者）在意大利去世。匈牙利人对从奥地利独立的要求就更强烈了。

我往北远行越过大平原。1000多年前，匈牙利马扎儿人就是从西部沿这里过来的。我乘坐三等座位的火车，在缓慢的旅途中瞥见匈牙利。下了火车，我就在这里、那里住上一夜。一位匈牙利农夫后来描写那时候匈牙利的状况：“春天跟我来锄地吧，一天几分钱，工作16小时，吃的是干面包和发臭的薰肉，住在用自己的锄头花了6小时挖掘的洞内。在夏天，我们工作的时间更长。4家人家20到25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我曾见到人们由于饥饿晕倒在街头。讲这些事情并非完全是为了要人们对祖国的事表示热心。难道我们的领主认为我们应该一语不发而饿死吗？”

所有这些我没有真正看到，但是我听到了共鸣。我的黑面孔在这里并没有像在有众多白皙皮肤的德国北部那样引起人们的好奇，因为这里黑皮肤的吉普赛人和其他暗褐色皮肤的人太多了。我看到了穷困和失望。有好几次我被误认为犹太人。一天夜里，我乘坐摇摇摆摆的马车到达北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城镇。车夫在我耳边低声问道：“住犹太人的地方？”我盯了他一眼，然后说是的。我住了犹太人的小客栈。当我在暮色渐浓中独自步行走过暗黑的塔特拉的小丘时，感到有点害怕。我穿过这里进入波兰。停下来走向魏里渣的盐矿。

最后我来到科拉科我朋友那里。这是个有趣的访问，听到不少荒唐的故事，如在学校和工作场所施行的暴政；在家里和街上遭遇的侮辱。当然，同美国有差别的是，这里有特权的波兰人个人是不受侮辱的。贵族享受得到认可的一些权利，广大的受压迫者并不处于一个水平，不过那堕落就太平常了。大学的可尊敬的图书馆馆员请我去喝波兰的烈酒，几乎填满了我的肚子。朋友一家对我特别热情，自此我再没有见到我的同学，但是我后来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企图让他当他们的内奸。1940年，万·艾斯特里奇尔由于拒绝成为德国在波兰的傀儡统治集团的一员而死在德国集中营。

我经过布拉格和德勒斯登回到了柏林，开始我的第三学期，也是最后一个学期。施摩勒想要让我拿博士学位，尽管事实上我没有完成德国大学要求的“三年期限”，而我在哈佛的学习成绩这里又不承认。院系是支持我这样做的，但是英语教授从中作梗，他威胁要为几个英国学生提出同样的要求。因而我只能遗憾地放弃在德国拿博士学位的机会，而等待在哈佛拿学位。

作为向德国告别，1894年春天我去了哈兹瑞斯，我又一次独自旅行。但是由于我现在通晓德语和有了旅游的丰富经验，不感到拘束。这次旅行我没有记日记。但是记得我是从柏林出发往西到萨克森的麦格德堡和赫伯斯达特的。我经过了斯坦因贝格——韦尔尼格霍德的王子的华丽的私邸。然后我爬上勃罗根，又一次在瓦普吉斯过夜。我跋山涉水，直到天色全黑，来到了一家古老的客栈。我要了啤酒和小牛肉排，独自进餐。这是我对德国不折不扣的告别，因为现在这个德国已不存在了。

我留在欧洲直到我用尽最后一分钱。渴望工作和回家，然而又犹豫。我的老朋友多拉从英国给我来信。我们计划在我回美国前在伦敦聚聚。

我现在要返回家去了。如果我第四个学期在柏林继续念下去，那么不仅会超过我只够念两年的费用，而且会要我一直呆到圣诞节，这样我在美国为明年找工作就会成问题了。我做了另外一种较好的选择，那就是春天去法国。做准备的年代已过去，生活就要开始。我细细地计算我手头的余额。我可以买头等票去伦敦.同我的朋友作短时间的聚会，然后坐头等舱回美国；或者仔细地节省我的钱，买三等的火车票，坐统舱回纽约。这样，我可以在法国呆上一个月或多一些时间。我最初的想法曾经是作为研究生在德国学一年，在法国学一年。但是我必须在对德国有较全面的认识和对两个国家都不能全面认识之间做出选择。所以我几乎所有时间都呆在德国了。但是，现在学习结束了，我要抓住机会，至少去法国看一看，然后选择不甚舒适的旅程回国。当然，如果我对多拉暗示，我还需要一些钱花，我想他会愿意，并有可能借钱给我。可是我的新英格兰的节俭习惯制止了我。我已经欠了奖学金一半的钱。我没有职业。我在欧洲生活得相当好，应可以忍受一周的美国移民的经历。即使是那些移民在到达美国后可能比我在我自己的国家有更好的谋生机会。

我在法国游览了巴黎，到处走遍了。我的法语不错，能让人听懂。我感觉到巴黎的持久的诱惑。这是在布兰吉尔自杀3年之后，在法俄联盟最后完成的一年。这也是卡尔诺总统被害和杜雷富被指责叛变的一年。但是这些事件只引起我瞬息的注意。我为法国的绘画、雕塑、建筑和历史纪念碑等法国文化的辉煌所倾倒。我观看了塞拉·伯纳德特（法国著名女演员——译者）的演出，并经常出进卢浮宫。

6月我去伦敦和我的朋友多拉聚了几天作为最后的告别。多拉，这个可爱的老朋友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去坐统舱，还唠唠叨叨地要我“挑选一个好舱位”等等。我们漫步在火车站，看着那一群群的人。多拉向我介绍这个车站，直到最后我进入车厢，向我的好朋友道别，匆匆而去。

我们一群人在南安普敦停留时有点慌张。没有人，甚至值班人也不知道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我们无助地站在月台上。突然值班人喊道：“二等舱的旅客跟我来。”单单留下了我们统舱的旅客。最后他们叫我们了。我们立刻抓起行李，跟随我们的向导，排成长队，由他领着穿过几条街，来到一英里外的一个小砖房里，在外边的接待室，我们将行李放下，然后进入屋内。屋内墙壁的砖块用石灰刷白，屋顶是木铁结构，中间是木柱。在一头有一个凹室，那里有几个厨师在忙着。房间里摆开的是长木桌和长条板凳。桌上铺着不太干净的桌布。

这是一群混杂的人：男人、女人、孩子、姑娘、丈夫、妻子——根据我的判断，是诚实人和流氓恶棍对半的混合体。让我来描述一下我周围的一些类型的人：在我对面是一个好脾气、诚实、红胡子的英国人，穿得好——硬纸衬的衣领、银戒指等。他告诉我，他曾在美国呆过，说话挺有分寸。在我旁边是一位矮小的脖子粗短的人，像是州监狱的候选人，喝醉酒，头枕在桌上睡觉。另一边是个发出难闻气味的老人，络腮胡子，好脾气，有点儿蠢。在那边是个高大的姑娘——挺漂亮，穿得有点俗气——对她的将来有点恐惧。还有一位穿黑衣服的慈母般的老妇人，脸上带有愁容——可怜的人。他们正在用餐——抓着东西就吃，大口大口地喝茶。

就这样，我们整个下午坐在这个大的空房间里。船要到第二天才开。我们当然就得在这里过夜，除非按服务员和霭的喑示去住旅店。我注意找窍门，占有了一个没有门的隔断和一个有气味的床。然而这一夜并不安静——那气味，那喝醉酒人的大吵大闹，以及想着我将要开始的会有风浪的旅程。两位闹酒的人在半夜蹒跚而入，把我的隔断当作是他们的了。他们跌跌撞撞、捧腹大笑、打嗝儿、开玩笑，最后急急忙忙地走向他们自己的床。他们当中一个人拿着点燃的火柴，爬过过道，寻找他掉的一分钱硬币，把我又一次闹醒了——在这干燥简陋的小木屋里也无法得到安静。次日早晨，我那困惑的睡梦同那酒徒胃里容不下的啤酒的恶臭味搅和在一起。这简直太过分了——我吃不下早餐，连忙从拥挤的大厅的恶臭的空气中冲出去，来到了南安普敦潮湿多雾的空间。

这是星期日早晨。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啊，多么凄凉寂寞的感觉啊！后来我花了10便士吃了顿平常的早餐，然后回到那“营房”，才知道要到下午才开船。失望之佘，我又到外面去了，结果发现这次漫步还挺有趣的呢。南安普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个美好古老的城市，有历史性的城门和遗留下来的一些城墙。我对这些都非常欣赏。最后我回去用午餐——加入了我厌恶的拥挤的人群。行李车来了。我们散乱地走着，来到了码头。一路上居民毫不掩饰对我们的好奇心——这真是生动可笑的一群——年轻的、年老的——跛足的、健全的——穿得破的、穿得好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黑人、波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希腊人、奥地利人——都在跑着和摇摇摆摆地行走着。啊，——真是有趣，也让人悲伤——这希望和渴望、失望和忧伤、快乐和罪恶的人流就要把自己变为美国人了。在码头上，我们被用绳子围起来约半小时或三刻钟之久。打有美国领事印的红标戳贴在我们的行李上，表明已由他捡查过了——这当然是骗人的。最后我们出示船票上了船。几分钟内，两个拖船拖着我们搭乘的船启航了。

我不轻易晕船的。但我必须承认，第二天早晨当船在我脚底下升起又降痦，向两边的摆动超过了平时的幅度，我有一种挺难受的感觉，迫使我一顿早餐只吃了一个橘子，就从底下黑暗的地牢里以颇有损尊严的速度冲了出来，到达潮湿和肮脏的甲板上，我的晕船也就如此了。往后每顿饭我都没错过，也没有放弃对海的供奉。但这些日子是难熬的。海洋风浪起伏，甚至有点风暴。除此之外，我周围人们的污秽和肮脏，甲板的狭小——这些即使在陆地上也足以使健壮的胃造反。人们晕船了——啊，很厉害。看他们挺可怜的，同时也挺可笑。尽管水手们尽力打扫，几乎不可能使甲板洁净。到处都是一滩滩不雅观的污物，就像一位朋友听到我告诉他饭菜挺好时说的：“是的，我在甲板上见到不少。”人们很难想象晕船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些惨白、拉长的面孔狞起来就像死了似的。而在遍布的人群中无望和悲伤的语调也是异常的，有的人开始不想上甲板。过了几天，我惊奇地发现每次都出现新面孔。这些人以前一直是躺在下面舱里的。这样普遍的晕船！无论如何这是个少有的机会去观察人的特征：这350人偶然地被结合在一起，首先在痛苦和受难中相识，没有建立什么友谊，没有什么好坏事情发生，比平时更为沉默。可能是由于这种状况，使得海上航行具有特殊色彩。

在这个浮在海上的岛上，世界比平时更为简单。首先，它包括了我们和那颤抖的船舱、甲板、桅杆和烟囱。然后是大圈的暗蓝色的水伸展开去，均匀地一圈圈地扩展到朦胧的远方，天水相连，与云层、暗淡的月光混为一体，组成天空的世界。我们的船很大，航速不太快，船有点旧了，属美国轮船公司，船名切斯特。船上总共有800人。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简单地洗个澡。这对于统舱旅客通常不是件难事。我一般比较早地上甲板。铃声响后我就匆忙地通过西段摇摇晃晃的陡梯从甲板上向下走两层，到达我们的舱里。这是个长形的房间，长大约15码，宽度和船的宽度相同。边上都被床占去，中间剩下大约15英尺的空间。从这头到那头纵长地放着一张长条木板餐桌，两边是没有靠背的狭窄的固定的凳子。整个房间是昏暗的，只有6个小的左舷洞透光和煤油灯照亮。考虑到它在海面下的深度，通风是很不错的。我们排

列在桌旁，每人拿着旅程开始时服务员发给的餐具——一个洋铁皮的盘子、杯子、调羹和一付刀叉。早餐有挺次的咖啡（牛奶和蜜糖已放进去了），大量的上等面包和黄油，挺好的粥和焖菜。对这顿早餐，我一般是欣赏的，尽管周围声音嘈杂、说话粗野、邻座吃饭表现得没有教养。第二项任务就是洗自己的餐具。给我们准备的有用来倒残汤剩菜的泔水桶和一桶热水，擦碗布则由旅客自己准备。就像平常那样，有人甚至连这点事都嫌麻烦，显然一开始就没有洗过餐具。

船上有5个黑人。我们不在一起行动。事实上也没有在一起谈话，但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愉快的旅程。没有什么偏见可引起我们抱怨的。当然我们或多或少地会唤起一些人的好奇心。我想象另外还会有一些人不喜欢我们。然而我发现我们都同妇女谈话。有一位，特别是由于他的好心肠，得到普遍的好感。总而言之，在这里依次的排列中，黑人决不是排在最后的。在所有的旅客中，我注意到他们的好心肠和他们的坦率，没见到他们有欺骗别人的迹象，也没有人有心去伤害或忌妒别人。有这样好心的民族不应当被消灭。当350个下等人在9天里被结合在一起，而几乎没有外力的管辖，这个社会会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可以在这次旅途中得到答案，而答案是非常有趣的。我们这里当然有社会各阶层的人，但大多数属于低层次的。然而我想比较上层的阶级，即比较守秩序而在数量上不很多的人无疑是比较有影响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所想的，那就是“社会等级”的数量在某种意义上是无限制的。人们把任何一群人集中起来总会发现有许多不同的阶级。然而另一方面，“社会等级”的数量又是有限制的，因为这里几个阶级之间的不同，与世界任何地方的情况在程度上没有多大的差别。都是高尚的人反对暴力的同样经久的斗争。

当然，我们这里有着不寻常的区别。即在教育、财富、生活目的、国家、语言和肤色方面的区别。这里有为数不少的受过一半教育的人——他们由于缺少机会和毅力，只尝到了生活的开始。在没有教条和自负时，他们是极其有趣的人，是学习研究人性的对象，他们经常是矛盾的混合体。一个聪明明智的人，有着学习的愿望，却有着下等的习惯，甚至野蛮。另外还有那未开化的暴躁的人。

一周后我们开始厌倦和不安了。我们要求结束这样的生活，开始新的生活。一片新的土地隐现在地平线上，我们开始寻觅天空。我是在那里出生的，但经过24年的准备，也在追求新的和未经试验的东西，最后在清晨，我们看到了那忽隐忽现的自由女神像。我不知道别人心潮起伏有多强烈，但是我自然地会想起那淘气的法国小女孩，眼睛闪耀着说：“啊，是的，自由女神像！她的背对着美国，面孔却对着法国！”

[09.htm](第九章 19世纪末的哈佛大学.md)index.htm[11.htm](第十一章 韦尔伯佛思.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