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弗朗西斯·费勒与现代学校

经验被视为人生最好的学校。如果人们没有在这所学校学习过至关重要的课程，真的会被看作是个傻瓜。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有组织的教学机构不断犯下错误，虽然这些机构没有从经验中汲取任何东西，我们还是默认在这种机构中学习是理所应当的。

在巴塞罗那，生活着一位名叫弗朗西斯·费勒的人。他是一名少儿教师，为乡邻爱戴。在西班牙之外，只有少数文化人了解弗朗西斯·费勒的工作，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们则对这位老师一无所知。

1909年9月1日，依天主教会的吩咐，西班牙政府逮捕了弗朗西斯·费勒。10月13日，他没有经过真正的审判，就被带到了蒙特伊克监狱旁的沟渠中，在那可怕的、充满了无数叹息的监狱墙边被枪决了。费勒，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教师，立马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他的死激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对肆意谋杀的愤慨。

杀害弗朗西斯·费勒不是西班牙政府和天主教会犯下的第一桩罪行。这些政府和宗教机构的历史就是一条血与火的长河。但是，他们仍未从这些经历中学到什么，至少他们没有认识到，每一个被教会和政府屠杀的草民在不断地成长为一个参天巨人。这个巨人终有一天会将人类从这些机构可怕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弗朗西斯·费勒生于1859年，家世寒微。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他们也希望儿子继承相同的信仰。他们不知道，这个男孩将会成为伟大真理的先驱，这个男孩的思想会拒绝沿着旧路亦步亦趋。费勒在年纪尚小的时候，就开始怀疑父辈的信仰。他要弄明白，那个向他宣扬善良和爱的上帝会为何会用可怕的、令人恐惧的折磨、痛苦、厄境摧毁天真孩童的睡梦。作为一个有着敏锐头脑和探索精神的人，费勒不久就发现了那个黑暗恶魔——天主教会的丑恶之处。因此他拒绝接受天主教会的思想统治。

弗朗西斯·费勒不仅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探索真理的人，他还是一个反叛者。他的思想起源于对本国残暴统治的义愤；当勇敢的爱国者比亚坎帕将军率领的一群反叛者以共和国理想为旗帜，向统治者发动猛击之时，没有人比年轻的弗朗西斯·费勒表现得更像一个热情忠诚的战士。至于共和国理想——我希望没有人把它和这个国家的共和主义混淆。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论我如何反对拉丁语国家的共和党人，我都知道他们已远远超越了那些正在美国摧毁一切残存的自由和公正的腐败反动政党。在思考过马志尼、加里波第以及其他的民族解放领袖的事迹之后，你会意识到他们的斗争是有方向的，推翻独裁统治仅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之一，瓦解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所有进步和自由为敌的天主教会才是斗争的重点。

而美国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共和主义代表了既定权利、帝国主义、贪污腐败以及消灭所有与自由相关的东西。共和主义的理想是对麦金莱政府油腔滑调地、献媚地尊重和对罗斯福政府苛刻地傲慢。

西班牙的共和主义反叛者被政府镇压了。要砍去天主教会和西班牙王室这个九头蛇怪的头颅，还需要迈出勇敢的一步，劈开积年的岩石。一小部分人作出这样英勇的尝试之后，逮捕、迫害和惩罚随之而来。那些能够躲过血腥追捕的人不得不逃往国外避难。弗朗西斯·费勒就是这其中之一。他去的地方是法国。

他的灵魂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得到了怎样的舒展啊！法国，这自由、理念和战斗的摇篮。巴黎，这永远年轻、热情的巴黎，在经历了本国的黑暗阶段之后，巴黎生生不息的活力是怎样激发鼓舞了费勒啊。巴黎给了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怎样的机会，怎样极好的机会啊。

弗朗西斯·费勒没有浪费时间。他如饥似渴地投身于各种自由主义运动当中，认识了各路人士，学习了知识、吸取了养分、得到了成长。在巴黎期间，他观摩了现代学校的运作，这在他以后的人生当中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巴黎的现代学校创立的时间要远早于费勒的时代。现代学校的发起人是和蔼可亲的路易斯·米歇尔女士。她那时创办的现代学校规模尚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伟大的路易斯在很早之前就认为未来属于年轻一代；除非将年轻人从毁坏人的精神和灵魂的那些资产阶级学校机构中解救出来，对社会大众有害的事物（社会恶习）就会持续存在。或许她和易卜生的看法一样，认为社会笼罩着信奉鬼神幽灵的氛围，成年男女需要克服太多的迷信思想。他们刚刚摆脱一个死一般的幽灵的控制，瞧！他们随即就发现自己又被99个其他的幽灵奴役。如此，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到达彻底重生的顶峰。

然而，孩子们没有被传统的枷锁束缚。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思维定势的压制，他们的心灵还没有因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而变得冰冷。学生之于老师好似泥土之于雕刻家。这个世界收到的是一件艺术品，还是一个拙劣的仿制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的创造能力。

路易斯·米歇尔非常胜任满足孩子们灵魂需求的工作。她自己就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她是那么的可亲、温柔、纯洁质朴、慷慨大方。路易斯充满热情的灵魂总是能战胜任何社会不公。不论什么时候，她总是站在巴黎人反抗非正义的最前沿。由于注定要为自己对被压迫者的奉献而遭受牢狱之灾，路易斯位于蒙马特的小学校不久就被关闭了。但是她播下的种子，从此在法国的许多城市结出了果实。

对现代学校最重要的大胆探索来自一位伟大的而年轻的老人，保罗·罗宾。他和几个朋友在巴黎附近一个美丽的叫贡比涅地方建立了一所规模颇大的学校。除了致力于在教育中传播现代思想，保罗·罗宾还有更高的理想。他想用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关于世袭的概念仅仅只是他们为了让社会豁免其对年轻人所犯罪行的一个借口。那种仅仅因为孩子的父母没有留给他们什么遗产，孩子就必须背负着他们父辈的罪恶、必须世代生活在贫困和污秽当中的思想，那种这些孩子一定会成为一个酒鬼或罪犯的观点，对保罗·罗宾那美丽的灵魂来说，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他认为，不论遗传发挥了何种作用，总也有其他的、即使是没遗传的作用强大但是也同样重要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这些因素可以并且将会根除所谓的首要原因，或者使它最小化。合适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自然的气息，自由、健康的运动，爱与同情，以及最重要的，对孩子需要的深切理解——这些将会消除那些强加于无辜的年轻人身上的残酷、不公、罪恶的烙印。

保罗·罗宾没有刻意去挑选他的学生；他没有选那些所谓最好的父母养育的孩子，而是随机地选择自己的教育对象。他从仁慈的社会为安慰其内疚之情而隐藏它的受害者的地方：大街上，茅舍中，孤儿院，弃婴收容所，少年管教所，他从所有那些阴郁的、可怕的地方挑选他的学生。他尽可能地把这些脏兮兮的、颤抖的小流浪儿都送到他的学校中，把他们带到贡比涅。在那里，这些孩子们被自然的壮美围绕，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饮食无忧、，衣着整洁，享受着他人深深的爱和理解。这些孩子们开始如庄稼般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他们的成长甚至超出了他们的朋友和老师——保罗·罗宾的预期。

孩子们成长和发展成为自立自强、热爱自由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这对逼迫穷人世世代代为穷人的机构来讲，是多大的威胁啊！贡比涅后来被法国政府查封了，罪名是男女同校。因为男女同校在法国是被禁止的。然而，贡比涅已经运营了足够长的时间，它向所有进步的教育学家证明了它极大的可行性以及其对现代教育方法的推动作用。现代教育方法虽然进展缓慢，但是必然会逐渐瓦解现存的体系。

贡比涅的实验被许多其他的教育家纷纷效仿，他们当中包括富有才华的作家和诗人，《自由恋爱》一书的作者玛德琳·弗耐特，以及《蜂房》的作者，塞巴斯蒂安·福尔。1907年，我在巴黎曾经拜访过福尔。

多年之前，福尔同志买下了他建造他的“蜂房”的土地。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他成功把一个曾经荒凉、缺乏文明教养的乡村变成了一块繁盛的土地，这块土地具备了一个被悉心照料的农场所应有的全部外观。一进入农场，映入客人们眼帘的是一块广阔的正方形土地，这块土地被三栋建筑物围绕，还有一条宽广的道路通向花园和果园。这个花园由法国人以其特有的方式打理，为“蜂房”提供了大量各式蔬菜。

塞巴斯蒂安·福尔认为如果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环境当中，他们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只有在物质需求、家庭卫生以及求知环境相协调的情况下，孩子才能够成长为一个健康、自由的人，否则就会影响他们的发展。

塞巴斯蒂安·福尔是这样描述他的学校的；

“我的学校共24名孩子，有男孩也有女孩，他们中大多数是孤儿或是因父母亲贫穷而无钱上学的孩子。在我的资助下，他们丰衣足食，居有定所，受到教育。他们在十二岁之前将会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在十二到十五岁之间，他们仍将继续接受教育，并根据自己的个性和能力学习一些谋生手段。在这之后，他们就可以得到许可离开“蜂房”，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但是他们随时可以回来，“蜂房”将会向母亲迎接自己疼爱的孩子那样，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归来。这时，如果他们希望留在蜂房工作，那么他们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三分之一的产出用来满足他们自身的生存需要，另外三分之一作为用于收留新孩子的普通基金，最后三分之一按照他们的意愿自己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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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这个话题以及旧式教育方法的盛行，塞巴斯蒂安·福尔写到：

“我们向孩子解释说，真正的历史尚待书写。所谓真正的历史，是指那些已经故去，不为人知的人们努力帮助人类取得更大的进步的故事。”

弗朗西斯科·费勒必然为建设现代学校的潮流裹挟。他不仅看到了这种趋势在理论上的可能，而且看到了现代学校在满足实际需要方面的可行性。他一定认识到，相比其他国家，西班牙如果想要摆脱掉教士和军队的双重束缚，需要的正是这种学校。

鉴于西班牙整个教育体系都掌握在天主教会手中，而天主教信条又是如此：“一个孩子，向他脑袋里反复灌输天主教信条到他九岁，那么这个孩子的脑中就再也装不下其他的思想了”，我们就会理解费勒在带给西班牙民众新思想方面所作的巨大的贡献。命运不久就帮助费勒实现了他的伟大梦想。

弗朗西斯科·费勒有一位富有的学生莫尼耶小姐，她表现出了对现代学校项目的兴趣。她去世时，赠送给了费勒一些贵重的资产，并且给费勒的学校留下了一年1万2千法郎的收入。

俗话说的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话正好可以解释天主教会为了遮掩自己的罪行而用卑劣的手段诋毁费勒的人格的做法。天主教会散布的费勒利用与莫尼耶小姐的亲密关系来窃取她财产的谎言在美国天主教报纸上大肆散播。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都是他们的私事，是无需外人过问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事。因此，如果这个传闻不是众多关于费勒的卑鄙的谎言中的一个，我是不会就这件事提一字半句的。当然了，那些了解天主教神职人员纯洁性的人会了解这种暗讽。难道天主教的神父们不是把女性看成是一个单纯的性商品吗？现今发现的有关修道院的历史资料将会证明我的观点。在他们的眼里，男女之间的合作除了以性为基础的关系，难道就没有别的关系了吗？

事实上，莫尼耶小姐要比费勒年长很多。莫尼耶小姐的童年时期和少女时期是与她贪婪的父亲和顺从的母亲一起度过的，因此，她很能理解在童年时代获得爱与快乐的必要性。她一定发现了弗朗西斯科·费勒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老师，他不是一个机器，不是只给学生颁发个文凭，也不是一个只为谋一份教工差事的人，他是一名天生的老师。

我们的伙伴，他带着知识，带着经验，带着所需的财产，最为重要的，他怀着对于自己使命的一种神圣感，回到了西班牙，在那里开始了他一生的工作。1901年9月9日，第一所现代学校创立了。这所学校受到了大力支持此学校的巴塞罗那市民的热烈欢迎。在开学典礼的简短致辞中，费勒向朋友们宣布了他这个项目的宗旨。他说：“我不是一个演讲者，不是一个传道人，也不是一个斗士。我是一名老师，我爱孩子胜过一切。我想我了解他们。我希望我对自由之事业所做的贡献，就是培养出一代准备好走进新时代的年轻人。”

费勒的朋友提醒他在反对天主教会这件事上要谨慎小心。他们知道天主教会对自己的敌人会使用什么手段。费勒也知道。但是，像布兰德一样，他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他不会让现代学校建立在相同的、旧时的谎言之上。他要真挚、诚实、坦率地对待孩子。

弗朗西斯科·费勒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从学校成立的第一天起，他就被跟踪了。教学楼遭到监视，他在门格特的小房子也被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甚至他去法国或英格兰与同事们商谈问题的时候也不例外。他被盯上了，潜藏的敌人何时收紧绞索只是个时间问题。

1906年·因为牵涉进了一起刺杀阿方索国王的事件，陷害费勒的阴谋险些得逞。然而，即使是对天主教神职人员来说，费勒的无辜也是铁证确凿；因此他们只好放过费勒了——当然，不是永远放过他。他们在等待，是的，当他们设法让受害人落入陷阱的时候，他们是可以等待的。²

1909年7月，在西班牙一次反战起义当中，这一时刻还是到来了。没有人能从革命历史记录中找出比这更卓越的反对军国主义的事件了。西班牙人民在被军队统治好几百年之后，已然无法再忍受束缚了。他们拒绝参与无用的屠杀。就像勇敢的里夫人³那样，他们不认为应该帮助专横的政府征服、压制争取独立的小人物。不，他们不能容忍对普通民众动刀兵。

一千八百多年来，天主教会一直在鼓吹和平的信条。但是，当人们真正想把这一信条变成现实的时候，她就催促当局迫使民众拿起武器。这样，西班牙王朝沿用了俄国的残忍手段——民众被迫走上了战场。

那时，直到那时，民众的忍耐到了极限。那时，直到那时，西班牙的劳动者开始反抗他们的主人，那些像吸血鬼一样，耗尽他们的力气，吸干他们的血液的人。是的，他们反抗教会和神父，但是，即使那些神父死上一千遍，也不能偿还对西班牙人民犯下的罪行。

1909年9月1日，弗朗西斯科·费勒被捕了。一个月过去了，他的朋友和伙伴们还不知道他出事了。直到10月1日，从《人道报》收到的一封信中，人们才知道了这个拙劣可笑的审判。第二天，费勒的朋友，索莱达·维拉弗朗卡收到了下面的信件：

“不用担心；你知道我绝对是清白的。今天，我尤其快乐，充满希望。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也是自我被捕后第一次沐浴到从牢房的窗里涌进的阳光。你也一定很开心吧。”

费勒多么可怜啊，直到10月4日，他还认为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更加可悲的是，费勒的朋友和同志们相信他们的敌人还保有那么一丝的公正，这是他们犯下的又一个大错。他们又一次寄希望于司法的力量，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兄弟死在自己面前。他们没有做任何营救费勒的准备，甚至没有进行丝毫反抗；他们什么也没做。“为什么无法对费勒定罪；他是无辜的。”但是在天主教会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审判敌人方面，如论对公正最大的讽刺，天主教会这个老练的帮凶若称第二的话，是没有人敢称第一的。

10月4日，费勒写了下面这封信给《人道报》：

1909年10月4日，于牢房

我亲爱的朋友——尽管我万分无辜，检察官仍然依据警察的控告，决定对我执行死刑。他们把我描绘成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目，说我指挥着法国的劳工辛迪加，在各地煽动阴谋和暴乱。他们说这些就是我去伦敦和巴黎的目的。

他们要用这些无耻的谎言置我于死地。

信使就要走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警察交给调查法官的全部证据纯粹是含沙射影、谎话连篇。但是，他们对我的指控是没有真凭实据的，我什么都没有做。

费勒

1909年10月13日，费勒的心脏，那颗如此勇敢坚强、如此忠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可怜的傻瓜们啊！这颗心最后一次痛苦的颤动并没有消失，在文明世界的心中，这颗心开始引发的是上百倍的颤动，这颤动汇集成雷声巨响，向邪恶罪行的教唆者发出诅咒。身穿黑袍、面目虔诚的侩子手们，接受正义的制裁吧！

那么，弗朗西斯科·费勒是否参与了反战起义呢？根据马德里一份天主教报纸上刊登的，由主教和巴塞罗那所有高级教士共同签署的第一份起诉书的内容，费勒甚至没有被指控参加起义。起诉书的内容大意是，弗朗西斯科·费勒犯有组织无神学校、传播无神著作罪。但是在20世纪，一个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无神论信仰就被烧死。阴谋者还需要编造出别的东西，因此，就找了煽动暴动这个罪名。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可靠消息来源能够证明费勒和暴动有一丝一毫的联系。但是那时，当局不需要任何证据，也不接受任何证据。诚然，费勒的案子有72个目击者，但是他们的证词都是书面形式的。他们从没有和费勒对质过，费勒也未曾和他们对质过。

从心理上来说，费勒是否应该有参加暴动的可能呢？这一点我不认同，下面是我的理由。弗朗西斯科·费勒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同时也无疑是一名出色的组织者。在1901-1909年这八年间，他在西班牙组织成立了109所学校，除此之外，他还发动本国的开明力量，建设了其他308所学校。至于他自己学校的工作，费勒为其学校配备了一个现代印刷厂，组建了一支翻译队伍，散发了15万份现代科学和社会学著作小册子，还印发了大量理性主义教科书。当然，作为一个高效、有条理的组织者，实现这样的伟绩也不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反战暴动根本没有组织；对于民众自己来说，这次暴动就像之前好多次革命浪潮一样，是意料之外的。例如，巴塞罗纳人民控制这座城市有四天时间，据游客称，城里跟以前相比并没有变得更有秩序、更平静。当然，当革命的时刻到来之时，民众们有些措手不及，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在这方面，他们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期的巴黎人一样。巴黎人民也没有做好准备。当他们挨饿的时候，他们保护仓库，将仓库装满粮食。他们在存放着资产阶级窃取的钱财的法兰西银行布置哨兵。巴塞罗那的工人们也看守起他们雇主的财产。

受压迫者的愚蠢是多么可怜、多么悲惨啊！但是，那时，如果不是民众身上的枷锁嵌入肉中如此之深，即使他们有这个能力，也不会打破这个枷锁是吗？对权威、法律和私有财产的敬畏深入他们的灵魂，他们如何能够在毫无准备、出乎意料的时候摆脱这副枷锁呢？

我们可以暂时假设费勒这样的人会与一个自发的、无组织的活动发生联系吗？他难道不会事先料到这次暴动会以民众的惨败、灾难性的惨败告终吗？即使他参与了暴动，那么，作为一名有经验的组织者，难道他不是很有可能全程参与组织这次暴动吗？如果所有其他的证据都不足，那么还有一个因素足以证明弗朗西斯科·费勒的无辜。但是，其他的证据也同样具有说服力。

7月25日，也就是发生暴动的当天，费勒正召集他的教师以及理性教育联盟的成员开会。会议的内容是讨论秋季学期的工作，尤其是爱利赛·邵可吕的巨著《人与地》以及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的出版。即使说费勒是参与暴动的一员，知道暴动会发生，那么他会在已知自己在巴塞罗那的朋友和同事会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冷血地邀请他们在这天前来开会吗？这可能吗，可信吗？当然，只有天主耶稣会那些邪恶的、恶毒的灵魂才会实施这样的蓄意谋杀。

弗朗西斯科·费勒规划好了他终生的事业；他可以放弃一切，别无他想，但毁灭和灾祸断断不是他所求的。而如果协助支持暴动，必然会导致毁灭和灾祸。这并不是说费勒对民众愤怒的公正性存有怀疑，而是说费勒的职业、他的希望、他的本性都指向另外一个目标。

天主教会的疯狂举动、她的谎言、欺骗、诽谤都是徒劳的。已然觉醒的民众们谴责天主教会，谴责她又一次重复了其在过去曾经犯下的罪行。

弗朗西斯科·费勒被控向孩子传授最毛骨悚然的思想——比如，憎恨上帝。糟糕！弗朗西斯科·费勒根本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为什么要教育孩子去憎恨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费勒不是更可能把孩子们带到户外，让孩子们见识落日的光辉、星空的瑰丽、山海的壮观吗？他不是更可能用他简单直白的方式向孩子们解释万物成长、发展和相互联系的道理吗？能行如此事的费勒，永远不可能让天主教会的毒草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还有传言说费勒准备训练孩子们去消灭富人。这又是无中生有的杜撰。难道费勒不是更可能让孩子们去帮助穷人吗？费勒让孩子们认识到谦卑、堕落和贫穷的可怕，认识到它们是一种劣性而不是美德；他教会孩子们自尊和创造性活动的重要性，说这两点足以让人维持生活、健全品性。难道这不是破除阿谀奉承的流毒的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吗？

费勒被控所犯的最后一个罪行，是通过向人民灌输反战思想来破坏军队。是真的吗？他一定认同托尔斯泰的说法，那就是战争就是一场合法化的屠杀，它使憎恨和自大长存，它吞噬掉国民的良心，把他们变成满口胡言的狂热分子。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费勒对他的现代教育思想做了以下论述：

“我想让我的读者们认识到这样一个思想：所有教育的价值在于尊重孩子们身体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意愿。就像科学上没有事实就没有证明一样，不摆脱各种教条主义，就没有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找到努力的方向，并且约束自己，持之以恒地努力。如今，忽视孩子的意图是最简单的，要尊重孩子的意图也是最难的。教育总是不断施加影响、扰乱妨害、压制约束。一个真正的教育家要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孩子免受他自己（或老师）的想法和奇怪念头的束缚，能最大程度地激励学生发掘自己的潜力。

如果费勒真的组织过暴动，真的走到街上参与过示威游行，真的扔下上百颗炸弹，他就不可能像他反对戒律和束缚一样，对天主教会和专制统治真的构成威胁。戒律和束缚——难道这两样东西不是世界上所有邪恶的基础吗？奴役、屈从、贫穷，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社会不公都脱胎于戒律和束缚。是的，费勒是危险的。因此，他必须死，在1909年10月13日，在蒙特伊克的壕沟里死去。然而，谁敢说他的死毫无用处？试看遍布各地的强烈义愤：意大利为了纪念弗朗西斯科·费勒，以他的名字给街道命名；比利时举办悼念费勒的大型活动；法国称赞这位杰出的人物继承了殉道者的传统；英国第一个出版了费勒的传记：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让弗朗西斯科·费勒的伟大著作永远流传；甚至在总是对进步思想反映迟缓的美国，也诞生了弗朗西斯科·费勒协会，这个协会以出版反映费勒生平的著作和在全国各地组建现代学校为宗旨。面对这样的世界性革命潮流，谁能说费勒的死是枉然的？

费勒在蒙特伊克的牺牲——是多么令人惊奇，多么触动人心，多么激荡人们的灵魂啊。弗朗西斯科·费勒灵魂的眼睛骄傲地直视着灵光，他不需要满口谎言的牧师给他勇气，他也不需要任何禁锢人们思想的东西给他安慰。对他行刑的刽子手代表了一个垂死的时代，而费勒的思想则是充满活力的真理，他的思想让他在最后的英勇时刻获得了永生。

一个濒死的时代和一个不朽的真理。

[05.htm](5、爱国主义 自由之威胁.md)[index.htm](爱玛·戈德曼《戈尔德曼散文集 无政府主义与其他》(1910).md)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