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意义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意义

曼 德 尔

对于苏联的现实。西方普遍存在两个错误的观念。

第一个观念，把苏联看成为冻结的、专制的社会。苏联官僚层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控制造成了几乎是一成不变和稳定。官僚层已经成功的把所有的东西结合在它的制度之内，包括黑市、腐化、罪恶、经济失调、西方消费模式的引诱。人民对政治的冷漠就是它的成功的证明。就因为如此，这制度才能够无限期地使自己生存下去。许多右派的“异端分子”还走得更远。大多数资产阶级的“苏联问题专家”也有这种看法。

第二个观念，把苏联看成为一直运动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进步，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增进，一方面解释了人民不进行政治上的反对；另方面也解释了人民不断要求进步性的改革。使得官僚层无法永远的避免它。自从斯大林在1953年死后。一次次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改革却把苏联愈来愈带近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一连串改革中最近的一个；这就证明了这个社会的健康与活力。激进的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是不会倒转的。

第二个观念不但在亲苏的共产党中普遍存在。在欧洲共产主义者以及欧洲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中。特别是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中。也有愈来愈多的人持有这个看法。

对于近三十年来苏联现实及其演进加以客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上这两个观念是错误的。这两个观念都没有考虑到苏联社会的性质及其矛盾的发展，因为苏联社会正是动态与静态结合的产物。

苏联社会的动态，是从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来的。因为这个发展虽然在近期是一年一年地减慢。但是从整个长远的时期看来，它是惊人的。这个发展已经使这个国家改变得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或者甚至于六十年代的苏联大大不同。

苏联社会的静态，是从官僚层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抑制而来的。这是将来前进的障碍物。这个国家，特别是劳动群众、青年、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妇女、少数民族和“新穷人”分享的过去发展的果实，给官僚层剥夺去了。

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占主要地位的矛盾。这就是决定它的最近的前途的东西。这也解释了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的关切、忧虑和愤怒。我们可以对这个领导班子的过去两年的经验作一个总结表。这就是它说要进行“激进的改革”但又无法加实现的主要根源。

自从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苏联的社会制度已经经历了真正的危机。最表面的观察家也看出了反映这个危机的上层结构方面的种种现象：每个层面的领导人物的年龄增大但又丝毫不改变人事；对政治的选择愈来愈采取不更动的态度；占主宰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僵硬与无效果。比较严肃的批评家把这些现象归因于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危机。

苏联政权危机的最明显表现，就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在过去二十年中。从上个五年计划到下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减少。

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
1951-55	11.20%
1956-60	9.20%
1961-65	6.60%
1966-70	7.75%

人民消费的的增长率也大大地减慢，这个减慢当然引起经济增长率的减慢。

苏联每人消费力的年增长率

	1966-70	1971-75	1976-78	1981
全世界消费	5．1%	2．9%	2．2%	1．8%
货物
食物	4．3%	1．6%	1．0%	1．4%
非耐用品	7．1%	3．0%	3．1%	2．1%
耐用品	9．1%	10．05%	5．4%	1．7%
服务：
食物	5．8%	4．6%	3．4%	2．1%
教育	2．9%	1．5%	1．6%	1．3%
卫生	3．2%	1．4%	1．4%	-0。2%

（G•SHROEDER著的八十年代苏联经济中的人民生活水准。第二部分）

经济增长率的减慢，使官僚层面临极大的问题；那就是无法达到官僚层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所定出的三个目标：保持高水平的投资；逐渐地改进群众的生活水准；继续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军备竞赛。

从经济学的术语看来。苏联经济增长率的降低。要资本主义的经济中有一个同义词：“资本系数”的增长。这个“资本系数”术语在苏联经济中的表现就是：使一个五年计划的国民收入（即物质生产）比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国民收入高百分之一所需要的投资总量。归根结底，这是由愈来愈不能好好利用物质资源所引起的，这种低效益是由经济一般的失调和人类劳动的低生产力所引致的。

经济失调的结果，可由安德洛波夫的一句简洁的话总结。这句话常常给戈尔巴乔夫重复：苏联有三分之一支取工资的工作被浪费掉。

这不是东西方的技术官僚所说的：主要因工人的“懒惰”或“缺乏干劲”（斯大林说得更粗糙：故意破坏）所引起的。这是由于官僚层错误的管理造成一般化的浪费所引起的。

这个一般化浪费的特征是：原料供应的不规则性；生产、运输及分配制度之间缺乏平衡。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几十年来在运输和分配方面投资不足；缺乏零件和许多有关的问题；机器年久失修；物价和奖金方面的混乱；技术方面缺乏进步，等等。

正如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6月11日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所批评的，苏联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技术的落后。许多工业品的低质量（这两个因素导致苏联产品，包括机器，在世界市场的低竞争力。一般说来由于过份的投资而且长期以来的由于未完成的（冻结的）投资所造成的低利润、不平衡的计划、能源和原料的极端的浪费。

1985年7月6日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引用了一篇波兰科学院的报告。这篇报告计算了1979至80年度为制造一千美元（以官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所平均消耗的能量（以每千公斤的煤计算）和钢材（以每千公斤的钢铁计算）是：

国家	能量	钢材
苏联	1，490	135
东德	1，356	88
捷克	1，290	132
匈牙利	1，058	88
英国	820	38
西德	585	52
法国	502	42
瑞士	371	26

（这些数字不是真正可作比较的；制造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这些国家比在上面所提及的其它国家为少）

戈尔巴乔夫以对钢铁工业部的重大打击作为对这些批评的总结：“在15年中，我们一共投资了500亿卢布。这些钱大多数是用在建筑现在尚未完成的工厂上，但是对于提高整个工业的技术却被忽视了。因为钢铁工业部门及其部长卡沙纳兹同志的错误政策，这个部门在第十个或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都不能达到它的目标。这个情况需要急剧的改变”。

电脑的使用和分配方面的落后，也可以看出苏联所面临的科技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问题。

我们不能说苏联在纯粹科学的研究方面比美国、欧洲、或日本落后。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中。都有苏联数学家的份。符拉地米亚，古勒维兹于1985年1月20日在莫斯科电台广播说，苏联正在西维洛但纳茨基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电脑。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吹牛，但就其本身而论，这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设计方案、模型的建造、初步的试验和正规的生产或大规模的使用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就是在这方面，苏联的落后是惊人的和无可否认的。行政机构、企业和学校所能使用的电脑的型号，还是我们所称的第三代电脑。在西方，第四代电脑已很普遍。但在苏联，它的制造才刚刚开始。只有32%的大企业（雇用500人以上的企业）有用电脑，但是在美国及日本则几乎是100%。虽然目前的五年计划每年生产25至30亿卢布的软件（电脑的程序），但是83至84年度的生产还达不到这个数字的1%。

这些电脑的每日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小时，虽然按照计划可以连用18至20小时。

为了要准备苏联的年青一代运用这个新的工作和研究的工具，大规模地将电脑介绍到学校，是非常必要的。由于苏联本身的产量不够，东德的输出能力也有限，苏联当局会与英美的公司接洽，希望能够进口苹果公司的微型电脑（APPLE MACINTOSH）或者万国商业机器公司（IBM）的PC-AT型的小型电脑。但是，根据估计，在普遍使用的电脑的质量和数量方面，苏联比美国落后10至15年，比英国、日本落后5年至10年。

至于电脑的使用，延迟的时间更长。要七十年代初，苏联和东德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那就是在使用电脑来计划和管理生产、投资、或者整个经济生活上。计划经济应该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适合。他们对于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各方面资料，拟定了一个中心的、统一的系统。今天，苏联的哲学家、经济管理及行政人员一定是非常失望。普遍地合理地使用电脑来管理企业和国民经济的设想遇到很多的困难，而困难好像是愈来愈多。

某些困难是技术性质，而且很难在短期或中期之内消除：基础结构的不充裕（特别是在电话与电讯方面），电子专家特别是软件专家的缺乏，很难从财政或生产力的观点来证明使用电脑的好处（电脑的引进并没有致使完全用人工的会计或秘书部门消失）。

但是，主要的困难还是在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电脑普遍使用的先决条件就是信息的无阻障的传播。在资本主义的企业里，这点是由私有财产制度所保证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之下，这个信息的无阻碍的传播并不自动地推广到全部的国民经济。

在苏联的经济中，由于官僚层的兴趣在于物质的特权，它是尽可能压低计划的目标，但要尽可能多得到物质。因此，企业与其上级之间的信息公开，不但不能得到保证，而且是被排除的。甚至于在企业之内，也是有限制的。官僚的管理制度大多是在错误信息的基础运转，这是所有有关人物所公认的。在这些情况下，怎样可以“合理地”运用统一的电脑系统呢？官僚管理制度本身似乎是一道阻碍。

除了这些社会经济的困难以外，还有社会政治的困难。小型电脑通常都带有一个印刷机。这个印刷机可以当作复印机用。学校、大学和企业中有数百万具电脑，因此就会变成这么多逃避过检查的地下刊物、地下出版物。这对于苏联的秘密警察将会是多大的梦呓。对当局所称的“反苏”宣传将会是多方便。其实这是工人在工人国家中对现实生活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所应该有的权力。马克思和列宁都希望他们有此权力，而且要尽量保护他们的这些权力的。

虽然苏联今天在技术方面还落在帝国主义之后，但它却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科学毕业生和将近一半的工程师。如果帝国主义宣传家看不起苏联，他们的幸灾乐祸是太急速了。这些学者、工程师、苏联工人的技能和文化，都是事实，而且是非常动人的事实。不懂得这些事实，就不懂今日世界的现实。

正是苏联官僚层的静止不变和严密控制，才阻止这个巨大的潜力替国际社会主义和整个人类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如果苏联群众摆脱了这个束缚，这个世界就会很快的很惊人地改变。就像1917年10月那10天所起的震撼一样。

正像在纯经济的领域一样，制度的危机在社会的领域–全部社会关系–也是很明显的。一连串斯大林及赫鲁晓夫要冻结的关系。已经在下述的变重压力冲击下开始放松。甚至于逐渐的分解：一方面是因缺乏自决、自管和自由所引起的受挫感；另一方面企图以个人的或者小组的解答来代替集体的解答。

工人和集体农场工人的三十年几乎无中断的（虽然速度很慢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被伴随着社会分配方面的令人可耻的落后。它的结果是普遍出现一个“新穷人“的阶层。几千万人民，包括病弱者、伤残者、寡妇、独身母亲（在苏联，她们还被称为“被遗弃的妻子”）、酗酒汉、社会边缘的青年。都生活在贫穷线之下。种种迹象显示。这个“边缘化“的现象，带来了道德沦丧、酗酒现象急增、犯罪率、以及较少程度的成瘾性毒品的使用。根据现实性的估计，这部分的人口超过三千万；再加上他们的子女，就占苏联总人口的20%。他们的每月收入只有50卢布，而工人的每月平均工资是200卢布。

酗酒和犯罪份子不简单是从穷人和“边缘份子“中来。他们也是普遍有挫折、不满、缺乏远景等等感觉的产物。这些感觉只能被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无诚意、说谎和犬儒主义的作风所加强。

犯罪率的增加，也是由普遍存在的贪污现象所引起。在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贪污现象已经开始在官僚层地高层出现。官僚资经济管理制度的失调、“特权关系”、中间人、企图克服因计划失调所留下的真空的“牵制”制度，等等。都刺激了犯罪率的增加。

由于消费品的低质量，官方分配制度的迟缓，以及供应不足，人民就想出对策来。于是黑市、半合法贸易，以及“在工余时私自兼职”以增加收入等等现象就应运而生。整个事情是在充满了个人致富的气氛中腐烂。

与这个客观矛盾加深的同时，苏联在近几年来进化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在社会的几个部分中逐渐地重新出现了对危机的认识。我们正在看到真正舆论的形成。

这个舆论当然还分散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中，对社会的弊病，现在还没有整套的看法。整套看法只能是政治性的，而苏联的社会仍然是非政治化的–六十多年的官僚专政的后果。

但是，独立于克里姆林宫的舆论的重现，标志着局势的重大改变。它是制度本身危机的产物。它是长期以来恐怖的消失、畏惧的减少、和对人民群众镇压放松的后果。当然，自从1968年以来，对政治反对者的压制有所增加。

这在官僚层内部，特别是较高层份，产生了某些压力。

我们可以从下述的社会集团中听到他们所公开表达的不安和不满：

他们的人数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中增加了不少。这批与“党路线”保持距离的人，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员（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戏剧和电影人士、画家和雕塑家。虽然有很严的、愚蠢无知的審查，这些与党路线格格不入的论调和行动，还是在愈来愈多的文章、评论和书籍中出现，甚至于在地下刊物和非官方艺术展览会之内出现。

一度被认为是禁忌的主题，现在又被小心地提出来。这些主题包括：向共产主义地过渡、经济平等的性质、“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不同利益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在苏联的存在、这些不同利益对日常的社会行为以及对政治决定的影响、贫穷在苏联的存在、从苏联政权的最初几个月的文献的角度来看那个时期的历史，那就是说不经过伪造的历史来看那个时期的历史。

这些离经判道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科学研究，虽然一般说来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但它们的出现却开始一点点地改变全国的知识分子的气氛。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作风，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启”以前就已死亡了。

这种专制作风的瓦解，并不表示自动回复到二十年代的苏联艺术和科学的黄金时代。

由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被转变为国家的教条（或者甚至是国家的教条），使人民对这些主义撤底失去信仰。由于人民对斯大林和布列日涅夫时代的得失有了整个的看法，再由于现实与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似乎是完全说谎的）之间的距离，所有这一切都在人民心中造成很深刻的影响。在这些情况下，思想的多样化，不但造成自由的左派或右派的社会民主党的、无政府主义的、或者真正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的流派，而且也造成同样多的落后的、神秘主义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反犹太的、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流派。在前者之中，我们可以提及社会民主党人尤里，奥洛夫（现已移民出国）和在1986年出版向苏联公民呼吁一文的反对派共产主义者。

如果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得出，一旦广大群众涌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流派都能得到工资劳动者（他们构成苏联人口的大多数）的差不多同等的注意，那是言之过早。不论思想是有意识地或者直觉地被群众接受，这些思想都要通过社会利益的、首先是物质利益的筛滤。在这些情况下，索尔津尼津之替沙皇制度辩护–就民这为例–不见得会在工人阶级或知识分子中引起什么共鸣的。

知识分子的不满，和他们有时候的勇敢的创造力，在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即已发生。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以来，这种不满和勇敢的创造力即以“解冻”和“自由化”的方式表达出来。

经济失调已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一部份年青的企业干部不得不严正地思考这个问题，而提出改革的方案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事实上却是官僚专制主义和价值规律的关系），这个经济制度中的基本矛盾，早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已经在官方的思想中存在。我们时常看到官方有人在表达这个矛盾。八十年代初期，他们又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讨论的目的还是差不多一样的：由于资源逐渐耗尽，怎样从外延的工业化转变到密集的工业化？

问题不是在于诊断。问题是怎样在整个经济制度中有系统地、大规模地运用解救的方法，但又不会在制度内产生太多的不一致或者矛盾。局部改革是不够的。整个“经济机制”必须要翻修。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撤底“翻修”，这个经济机制的撤底翻修是不可能的。在权力主张撤底改革苏联经济的年青一代技术官僚中，经济学家塔息亚娜•沙斯拉夫斯卡姬是主脑人物之一。她在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顾问阿根伯赞院士的赞助下，写了《诺伏西伯斯克报告》。但是由于六十年代的利伯曼改革和七十年代的柯西金改革的失败，他们的实际建议是非常谨慎，因此也是非常空洞，与他们清晰的诊断形成尖锐的对照。

由于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剧增，俄罗斯民族将会成为苏联中的少数民族。为了挽救这个对俄罗斯民族不利的局面，官僚层的最高层使用了两种方法：一方面扩张内部的殖民地化，以至增加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在每个非俄罗斯民族居住的地区，培养“民族的”官僚机构，以至将他们融入保卫现状的圈子中。

苏联之存在着–而且愈来愈增加–民族压迫和歧视，是毫无疑问的。以下就是事实的证明：根据官方统计，俄文报纸的发行量，比所有非俄文报纸的总发行量大3.5倍，虽然非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书籍出版的数量，非俄文的书籍只占18%。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70%的书籍和小册子是俄文，虽然20%的人口的母语是俄文。

这些对民族压迫的迹象，苏联人民会有很多次的反应。其中最特别的是：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有人企图要在除了俄罗斯共和国以外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行政机构中，废除“单一语言”的原则。这些反应主要是由波罗的海沿岸的共和国、乌克兰、高加索、以及几个中亚细亚共和国的土著知识分子和学生所表达出来。最大的反应发生在格鲁吉亚共和国，那里的人民在最近的宪法修改时，会举行群众性的游行。

虽然苏联青年对文化的反叛没有像西欧、美国和中国那么发展，他们的声音也开始在七十年代末期为人所听到。他们所特别关心的是流行音乐、爵士、和流行歌曲。他们的一些示威行动带有半政治性，因为他们经常与審查机构发生冲突。

现代科技在这反叛行动中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国外进口的录音机可以复制芬兰无线电和电视节目，已成为一支“国内的工业”。

青年一代文化反叛行为的最典型例子，就是诗人歌手维索茨基。他虽已在1980年逝世，但仍成为苏联青年的崇拜对象。他的歌曲所起的作用就像六十年代美国歌手JOAN BAEZ（琼•蓓亚兹）或BOB DY-LAN（博比•戴伦）的抗 议歌曲所起的作用一样。他的歌曲虽受到当局镇压和禁止，但年青人仍暗地加以复制。在他埋葬那一天，虽然秘密警察隐瞒他的墓地，而且禁止人民前往，他的墓地还是聚集了一万五千人。

与这些“自由的”反叛青年的同时，苏联也有年青的保守坏蛋。据说他们是受秘密警察中的保守份子所操纵。他们常常受到其它青年帮派的反对，甚至动武。事态严重，以致1987年2月22日莫斯科教育当局要求父母不要让他们的孩子在周末外出，因为怕这些孩子参加帮派间的武斗。

生态的问题渐受到知识分子的某些会份注意。这个运动也得到少数地方党政干部和一些公民团体的支持。作家扎里古因是这运动最出名的代表。他反对贝加尔湖（它是欧洲大陆最大的淡水湖）被工业化学污染的运动，已引起了大众的注意。他已领导反对将西伯利亚的奥伯河和伊尔梯却河向南转流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要把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二个加盟共和国的谷物、米和饲料的年产量至少增加三千五百万吨。一直到苏共第二十七次大会以前，苏共还保持这个计划，不顾生态学者的抗议。但是在大会结束时，它就被神秘的放弃了，没有在大会上讨论，也没有投票表决。

扎里古因在全俄第六次作家大会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他的演说登载在1985年12月18日的文学报上。这个问题于是被戈尔巴乔夫的班底接去处理。他们对提出这个建议的部门发动尖锐的攻击。扎里古因因此得了巨大的胜利。

但是，对于群众的抗议运动作出最大的贡献，还是切尔诺贝尔核电厂爆炸事件。这个事件及其在广大地区所造成的灾害，才广泛地引起人民就生态问题所发动的抗议运动。

苏联大多数妇女的困难处境，主要是由购买食物困难和托儿所缺乏所造成的。但它也是对女性歧视的反映。譬如第二十七次党大会的代表中，虽然女代表占27%，但只有7位女代表能上台演说–也即占演说者总数的8%。在370位被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只有15位女性，那就是少于5%。在12位被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7位候补委员中，没有一位女性。一位女代表被选进秘书处，但非政治局委员。把这些统统加起来，在26位官僚层最高人员中，只有一位女性。

女权思想慢慢地在苏联传播开。这个思想最初出现在1979年底出版的《俄国妇女》上，它是由列宁格勒妇女所主编的地下刊物。这个刊物之受群众欢迎，是当初预料不到的。它比任何地下刊物都更受欢迎。它所登载的，除了诗歌以外，还有关于妇女的工作、工资、生活（包括监狱生活）的资料。在它的作者中，有像塔息亚娜•玛莫诺娃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也有虔诚信教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妇女。妈莫诺娃虽然不说自己是列宁主义者，但不反对列宁主义的传统。这个集团在1980年遭到严历的镇压。

《俄国妇女》所揭露的材料是非常惊人的。它有“妇女从事家务”的准确数字；它举出了在二亿七千万人口中只有一百五十万间托儿所的事实；它提出了机器造业中的工作歧视问题（70%的女工从事非熟练工作，只有1.3%的女性人员占有职责的位置）；它也提到某地方医院中堕胎的妇女所面临的恶劣情况，等等。

关于女权思想的提高，1987年1月30日的苏联妇女联合会的大会上，特别是在凡伦铁娜.特勒西柯娃的演说中，有着惊人的表露。她演说的大意，登载在1987年2月3日的法国解放日报上。根据这个报道。大多数苏联妇女仍然从事烦琐的、非熟练的体力劳动。她们每日都要浪费好多时间来排队购买低质量的产品，而且回家后还要做家务。这家务等于第二个工作日。这个报告批评苏联缺乏托儿所与育婴院的设备，和儿童及婴孩所设的卫生设施，因此使许多儿童得了传染病，而且使婴孩死亡率大增，达到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二倍。

比起我们在上面所详细谈过的社会集团的反叛活动，工人的罢工浪潮还没有发生。但是，说工人阶级很满意布列日涅夫政权，或者说他们对于因制度渐增的危机所积累起来的问题不闻不问，也是同样错误的。现实情况则比较复杂。

工人阶级这种态度，是工作场所中的力量关系对他们有利的后果。这是因为长期的充分就业，和生活水平的缓慢的、但是经常的提高。因此，就在企业中产生逐渐增大的压力，反对工作速度的加快，反对超时（通常是无偿的超时）工作，批评缺乏安全和卫生的设施，批评工作事故频繁发生，批评官僚操纵奖金，等等。在这个主题方面，我们可以谈到广大的工人抵抗运动。而这些运动时常获得成功。

1975年以后，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大大减慢；就高质量的食物而论，可说是完全没有改进（食物的消费占苏联工人总消费的2/3）。这可从以下苏联官方年统计数字上看出。

	1964	1975	1980	1984
肉类	41	56．7	57．6	60．4
鸡蛋（个数	124	216	239	25．6
鱼	12．6	16．8	17．6	17．5
水果	28	39	38	45
牛奶及奶类成品	251	366	314	317

当知道苏联的思想家认为苏联人民的需要量和购买力是每人每年75公斤的肉类，上列数字的真实性使可想而知。

	1965	1975	1984
无线电收音机	59	79	96
黑白电视	24	74	96
电冰箱	11	61	90
洗衣机	21	65	70
吸尘机	7	18	37

但是，在这方面，质量之差和修理工作速度之慢，就像食物质量之差一样。在这两方面，工人的反应就是“自己来”：在月光下工作（即在工余做第二种工作）和黑市。从苏联的资料，我们估计约有一千七百万至二千万工人在工余兼职。1985年8月19日的《消息报》报道，这种服务的“价值”是每年50至60亿卢布，而国家企业在服务部门的1984年总收入是98亿卢布。根据EKO评论（1985年第5期），60%的私有汽车的维修费是由黑市做的。

“事情非得要改不可”，所有有头脑的苏联人都这样说。但是在目前，没有从下往上改革的远景。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资的希望就是从上面来的改变。

这个希望并没有使人失望。1985年5月1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酗酒的问题以后，就公布了“禁止酗酒的法案“，于6月马上实行。酗酒是苏联的可怕灾祸。根据科学院的报告，酗酒影响了四千万人。它对经济的影响（无故旷工）和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是极悲惨的。这是所有工业国家中只有苏联在最近几年发生了平均寿命减短的主要原因。因此，从官僚的利益看来，他们应当这样行动。国家从卖酒方面的收入远远抵不上酗酒所造成的损失。

这个方案是行政性的，而且是压迫性的。它包括：下午二时前晚上八时后，禁止在餐厅和咖啡馆卖酒；酒价大增；增加矿泉水和果汁的生产；减少伏特加酒的生产量；禁止家庭酿酒；对醉酒驾车和因酗酒而不开工，课以重罚，等等。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的效果不很大，人民还是抱怀疑态度。

同时，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重新发动安德洛波夫所开始的反对贪污和“经济罪恶”的运动。这个运动的要点是：大量削减中央政府及加盟共和国各部门中、特别是商业机构中的冗员，以及“平行市场”（黑市及灰色市场）的企业家和中间人。

但是，这些改革的主要特征，就是以典型的官僚方法来抑制官僚的过份行动。 这此典型的官僚方法包括：发布命令、行政措施、镇压、刑罚。国家的行动应该更残忍，国家机构的行动应该更残忍，那就是说，警察的行动应该更残忍。这就是现在为止我们所能总结的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与政治的哲学。这是纯粹官僚的哲学。

改革的目的本来要改正罪恶事情。但是，戈尔巴乔夫不能了解那些罪恶事情的社会性质，就充分暴露它的官僚哲学。群众性的酗酒的主要根源是：士气低落、缺乏社会和政治的远景；缺乏能够表达个性的社会关系；企望用醉酒来忘却无望、厌烦、日常生活的灰色情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四千万醉汉并不只是四千万个别的心理“病例”。它们也是苏联存在了一个社会问题的四千万个证明。向戈尔巴乔夫、他的班底或者他的顾问质询这个社会问题的根源和性质是没有用的。

苏联所普遍存在的贪污现象（更不必提东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因为那里的贪污情况也散布得很广）的根源。明显地是市场关系的残存、巩固和扩张，以及金钱在该社会中所起的威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

当然，没有人会要求在一日之内废除这一切。在必要情况下，有时也不得不暂时扩大市场和金钱经济的影响范围。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闭眼不看，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的中，金钱的威力、社会不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扩张，在客观上所起的有害和败坏士气的作用。列宁在1918年写道：

“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要影响到苏维埃政权……也要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

他接着说得更清楚：

“我们用非常高的薪金吸收资产阶级专家，这是离开了公社原则的，如果对群众隐瞒了这一点，那我们就是堕落到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但官僚层已小心地向群众隐瞒达五十年以上。

官僚层一定要向群众隐瞒拿高薪的事实，并不是由于无知或愚蠢，而是由于它的社会利益。它是要替它享受巨大的社会特权而辩护。

这就是为什么它不能揭露贪污现象和经济罪恶的原由。

因此，它只能求助于世俗的方法。但它这样做，仅仅证实了它所要抗争的罪恶的社会性质，而非个人的性质。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表达得很清楚：

“不管社会存在的条件的内容如何，刑罚只是保卫社会对付任何违反其存在条件的方法。但是，一个社会，如果除了刑事法官以外，就没有更好的保卫它的方法，那这是什么社会呢？……如果犯罪事件多，而且发生的次数如此频繁和有规则性，以致似乎成为自然现象的话，……那末，与其赞赏仅仅为了要监禁新犯人而释放部份旧犯人的法官，是不是需要严肃考虑改变这个产生犯罪事件的制度呢？（原发表在1835年2月1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

上面的马克思每个字都适用于有几百万犯人的今日苏联。

波兰的报纸最近发布了一则新闻说：两个青年被控在青年旅馆中偷了两条被单，检察官要求判刑十年。这则新闻似乎说明，在店中买不到被单，而且“规规矩矩的人”对这种犯罪事件特别愤怒。

这则新闻比一百本“马列主义”的书籍更能说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现实，因为这种“马列主义”已经由于要适应官僚的需要和利益而变得面目全非。即使戈尔巴乔夫懂得这现实的一半，他也必须保持缄默。（包括戈尔巴乔夫）引用为计划和经济管理方面的典型国家。

1985年的谷物生产有些微增加。其产量约为19，000万至19，500万吨之间。这数字还低于1981-85年的五年计划所原定的24，000万至24，500万吨的目标。

很多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想要鼓励集体农庄成员的私有田的生产。这个生产在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也是停滞的。它占了农业总产量的25%。它的着重点是在于畜牧、水果和蔬菜的生产。鼓励私有的生产，但仍被置于国家管制下，通过国家和合作社的分配的孔道，这就是改革者所提倡的一个方案。这个提议接近东德的模式，是介于现在的苏联结构（从赫鲁晓夫和布列日涅夫时代所传留下来的）和匈牙利模式之间的，远远追不上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模式。

这个改革的最大胆部分是在服务业方面。它已经在爱沙尼亚开始实验。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塔林城的一家电子修理工厂。几个技工所组成的工作队，租了该厂的一间店，租金是按技工的人数来算。每人每月付650卢布。他们还要支付材料、电力、燃料等费用。他们向顾客所收的修理费是按照市场的供求律来决定，30%的利润要上缴给企业。技工们自己拿70%。

结果是非常惊人。过去，顾客要等两个星期（塔林还算好，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顾客要等得更久），现在只要两天，就轮到了。

修理时间也快得多了。无线电和电视的修理，白天送来，晚上即修好。修理的质量也改进很多。修理费在刚开张时被技工们定得很高，现地经过供求规律的自动调整，慢慢稳定下来。过去要贿赂技工的现象也没有了。事实上，供求是如此快地被带到平衡，以致工作队现在要寻找新的生意，因为修理生意的市场很快就饱和了。

以上的例子能够登载在苏联的报纸上，表示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们想要扩大这方面的实验。这个例子已经很接近匈牙利模式。但是，正如匈牙利的情况所显示，很难将这个实验应用到大规模的工业上，而且从社会或者经济的角度来年，也不见得能保证成功。

戈尔巴乔夫的进退两难之处，主要是在社会方面。那就是怎样在种种互相矛盾的社会利益之间作出选择。这些社会利益从开始就互相冲击，而且会达到爆炸性的程度，如果某些矛盾发展到底的话。

“以官僚的手段使官僚管理合理化”的含意，很明显是增加经理的权力。这就会与职业的保障发生矛盾，因为对苏联工人而言，职业保障是十月革命所留下的主要成果。所有要避免这个难关的企图，主要是通过调迁制度，以及允诺大量地增加（少数人的）奖金，来使工人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到现在为止，这些企图，统统在工人阶级团结和本能的平均主义之下碰了壁。这种障碍不见得可以用简单的政治压力来克服。还得用大的经济压力，那就是大量运用解雇的方法。但是，在目前的力量关系下，大量使用解雇的方法，一定会引起工人的巨大的爆炸性的反抗。

但是，如果工人的抵抗这一道难关不打破的话，经理权力的增加是很有限的，顶多是在官僚层中重新分配权力而已。因此，对经济发展率的正面影响，对技术改进的正面影响，将会是短期的，正像赫鲁晓夫和柯西金时代的改革一样。过几年之后，同一原因将会产生同一结果。毛病是在结构上，并不限于某一时期。

从1987年1月1日开始，经济改革的社会效果进入了第二阶段。1，500个国家企业和信托公司设立了“国家质量控制站”。这包括最大和最重要的公司，约占全国一半的工业产值。根据1987年3月初的《真理报》报道，质量低于标准的生产已经减少了7.5%。

这种质量控制，由于要消除低质量的货品，导致某些工厂的暂时停工。这样一来，奖金也减少了，所以月薪也减少了，引起工人的反对。在1987年1月的中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以隐约的言词谈到矛盾的可能性。塔斯社的报道却说，既没有罢工，也没有公开的冲突。这跟事实完全不符。

1986年12月，在塔他自治共和国的布列日涅夫镇上，一间卡车工厂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反对减低工资。《消息报》提到此事。戈尔巴乔夫在访问爱沙尼亚时，也提到一间电子工厂的员工对质量控制的“初步反应”。《俄罗斯苏维埃报》1987年1月份的一篇文章指出，“许多工人”在那个月损失了约50卢布的工资相等于四分之一左右的工资。塔斯社1987年3月4日报道，在西伯利亚梯吉门城一间农业机械厂，工资减少了30%。塔斯社第二天的报道说，在接受“质量控制”的企业中，有60%无法完成1月份的生产目标。

工人的愤怒，并不是被无能的经理或者“懒惰者”所挑拨起来的，像戈尔巴乔夫的西方奉承者所说的，也不是他的跟从者在苏联和东欧更小心地窃窃私语那样的。工人的愤怒，只能以受到不公平的处理来解释。工人之受到处罚，他们的工资减少，完全是管理制度的错，工人对此不应该负责。这个错误的管理制度，不但与工厂之间的关系（原料和零件供应的延迟和不规则。以及材料和设备的供应不足）有关，而且也与企业本身的生产组织有关。这就是工人意识中又有工人管理生产这个列宁的老口号的主要原因。

工人阶级一方面受到对充分就业的阴险攻击的威胁，另方面看见其生活水准遭到打击。在1986年和1987年的头几个月，官方的宣传机器慢慢地将经济改革的重心，从改进全体人民的情况（即在2000年以前使所有的人都有舒适居所这个著名的承诺），转移到一个与生产有关的要求：增加生产力的工作强度，将工资与生产力联紧起来。工人们只会觉得，这些无休止的呼吁，只是要他们超时工作，和以他们为代价增加社会剩余产品的压力而已。

当合作社商店和私有餐馆中的高质量供应品的价格超过普通工人所能负担的时候，工人们会更加强烈地感到上述的压力。他们因此就会感觉到官僚继续享受大量的特权，虽然在报纸上已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商店、医院的特别病房、天才儿童的学校（事实上是官僚子弟的学校）、渡假的别墅，等等。对于街上的普通人，日常生活并没有改变：这是工人阶级普遍的感觉。这是他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的原因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家留意到不同的利益的冲突，但他们的观念是对工人阶级不利的，他们只着重地区之间、公司之间、或者工厂之间的不同利益，而忽视工人与官僚之间的利益冲突。

戈尔巴乔夫对以上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向工人提供一些机构方面的改革。但是他的建议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是空洞得使工人怀疑。

他的建议是在1987年1月27日至28日的中全会上提出的。他的政治改革建议包括：

地方与地区苏维埃的每个职位的选举应该有几位候选人（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也适用于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党官员的选举应该经过秘密投票（这里我们也不知道是否适用于苏共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的选举）。

工厂中的工会代表应该由选举产生。

建立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的新机制。这新机制的要点是，工厂职工可以每五年选举经理人员。（不知道是所有工厂还是某些工厂？不知道是所有的经理还是某些经理？）这个做法事实上并不是增加工人的真正管理权，而使经济人员的权力更加“合理化”。

这些政治改革宣布以后，官僚层中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人包括计划委员会和“经济”部门的干部、国家机构和地方及地区的党机构的大多数干部、极多的工厂保守干部，以及少数的保守的（也就是最古旧的）知识分子。

如要看看这个反对力量的大小–或者是官僚机构的惰性和阻碍力–我们只要看苏联及加盟共和国各部数目的增加[便明白]。它已从1936年的18个部，增加到1946年的40个部，再增加到1986年的80个部。国家行政机构干部的总人数达到1，800万人。再加上党、工会及其它群众机构的干部，总人数达到2，500万至3，000万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戈尔巴乔夫所依靠的是什么人，他在1987年1月1日的中全会上公开呼吁支持他的是什么人。他所依靠和呼吁支持的是：自由的知识分子（极大多数给他的热烈支持）；较年青和较现代化的技术官僚，特别是在企业和中央经济管理局中的技术官僚（他们似乎只占少数）；以及党、警、军中较有远见和头脑较清醒的分子。

在他的报告中，虽然他戏剧化地描写制度的危机，虽然他谈到需要真正的“革命”，但他的目的是挽救官僚层，并不是推翻它。他与所谓“保守派”的不同，是后者低估这个危机的可恶行为。面对着这么深的危机，布列日涅夫派还拒绝采用戈尔巴乔夫所提议的外科手术，它只建议用阿司匹灵这样的治头痛药。

我们可以从他的报告中举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他要保卫整个官僚层。他强烈的保卫一党制以及党在政治领域中必需担当领导的角色。他赞扬克格勃（K G B，秘密警察机关）。自从斯大林派得胜后所实施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事实上是官僚集中制。但戈尔巴乔夫认为这“原则”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石。他认为这个“原则”从党扩张到群众组织和国家机构，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最高点。事实上这两者是毫无关系的。

他保卫官僚专政的意图，也可从他苏联的民族问题的态度上看出来。在他的中全会的报告上，他把着重点放在向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斗争上，并不是放在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斗争上。我们只要看他对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第一党书记古那夫的整肃，就可以看出他报告的着重点的具体意义了。这个整肃会引起1986年12月1日在阿拉木图的示威游行。从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看，很难知道这是群众的自发反应抑是地方官僚资所挑拔起来的。但是，就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大俄罗斯人在他的报告中大肆攻击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而且支持在加盟共和国中提名俄罗斯人为领导而言，这事件就是撤底反动的。

只是将他的目的和他所用的方法来比较，就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进退两难。六十年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经过从上而下的命令而推行，根本没有经过群众的创造力和自发行动。在这种官僚专政之下，使经济机器运转和使计划能够实现的推动力就是“物质刺激”。权力的垄断和物质的特权是互为因果的。因此戈尔巴乔夫要从上而下地推行改革。

但是行政机构抵抗这个改革。连最清醒的评论家都没想到抵抗力量是如此巨大。它不但破坏，而且处处阻碍。所以一定要打破它。他们就开始用行政方法来移去这些管理人。但是，新接任的这批人还是有阻碍、有惰性，因此还是发生迟误和局部的失败。

制度危机的定时炸弹不停地在响。所以一定要通过其它的社会力量来行动才行。戈尔巴乔夫说，苏联需要“真正的革命”。但是，“革命“的主角不应该是官僚层，应该是苏联的群众。愈来愈热烈地支持他的只是技术官僚和知识分子。这批人是不够力与几千万只知保卫自己特权的干部抗衡的。

但是，官僚们怎样能够动员群众和另一批官僚对抗，同时又要控制这些动员起来的群众呢？这个冒险行动的危险性已经被匈牙利、捷克、中国和波兰团结工会等例子所证实。戈尔巴乔夫的“自由派“官僚专政正处在两面夹攻之下。官僚层内部的分歧打开一个缺口。群众的自发行动就会通过这个缺口爆发出来。

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方面（特别是在裁军问题上）所采取的勇敢行动，虽然与他在内政方面犹豫不决是个尖锐的对比，原因之一是官僚层内部对外交政策对比于官僚专政的政治结构较有一致的意见。另一原因也是官僚层真正需要停止核武器的竞赛，以便可以减少把急需的资源用在非生产性的目标上。

苏共第二十七次党大会通过的纲领已正式地不再提起在国际上消灭资本主义这个目标了。以和平共存为基础的缓和国际局势的政策，似乎比赫鲁晓夫时期更有诚意。这个政策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只要谈谈英国报纸对撒切尔夫人访问莫斯科的评论即可看出）。

清醒的国际资产阶级发言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面临的难关，以及这改革对官僚层、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意义，有更清楚的洞察力。沙谬尔•彼散在法国《地球报》（1987年4月30日）作的访问记中说：

“俄国人总是在暴政和混乱之间摇摆。假如统治一放松，就有发生意外事件的危险。戈尔巴乔夫对这点很清楚，所以他是冒很大的险。他还可能有政治上或者自己身体上意外事件的危险。”

对国际资产阶级而言，这位发言人所谓混乱，就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动员，因为苏联无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如果这个在睡眠中的巨人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那就会像美国的无产阶级一样，一下子改变世界的局势。这就在基本上解释了国际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赞同戈尔巴乔夫恐惧真正的政治革命，恐惧苏联群众真正的新动员。

这并不是说，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戈尔巴乔夫的裁军建议采取中立态度，或者袖手旁观。这些裁军建议在客观上能够鼓舞反战运动进入新的阶段，鼓舞西方的群众运动对军备竞赛，特别是对核武器，发动新的攻击。在这个意义上，它值得我们支持。不过，唯一的条件是：这个支持应该不受官僚的操纵和干涉，而且会激励起群众真正的动员。

而在同时，我们还要了解，戈尔巴乔夫的裁军建议只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面，而且在更大的骨架上发生的。这个骨架就是：苏联官僚层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完全是反革命的。这一点我们决不应该怀疑。

政治的讨论和批评，更广大群众的政治意识的提升，只能从基层自发的政治实践和学习而来。马克思嘲笑那些在普鲁士王朝开明的专制主义下的人们，说他们以为不入水即可学识游泳，他也嘲笑那些靠度量尺的帮忙来跳越悬崖的“跳跃大师”。

戈尔巴乔夫的开明家长式统治也碰到同样的障碍。正像科学没有自由讨论不能前进一样，群众的政治意识也需要行动自由才能开花结果。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不容许这种自由。

这就是说，群众–特别是工人和青年–正在等待一连串试验的结果，才对这些改革的真正内容作出判断。这些试验可以被总结为以下几点：

● 完全废除检查制度、任何公民团体有权自由地出版书籍、小册子、杂志、传单等等。

● 在法律上删除限制表达自由的条文，特别是那些禁止“反苏煽动”和“污蔑苏维埃政权”的条文。这些条件明显地是与间谍或犯罪活动（恐怖主义等等）无关，只是使言论罪制度化，阻止或妨碍群众行使民主权利。

● 释放所有政治犯即释放所有因言论罪而入狱或被送去劳改的人。

● 建立人身保护法。任何被捕的人应该在被捕后二十四小时内接到名确的罪名，而且有权选择他自己的辩护律师，律师有权阅读控诉依据的一切证据。

● 为了要防止警察的肆意妄为，任何被捕的人须有权向地方苏维埃上诉。地方苏维埃必须有权在警察不在场的地方询问被捕的人，苏维埃必须有权调查警察的行动。

● 任何在一定数目以上的公民团体，不但有权提出各级苏维埃（包括最高苏维埃）的候选人，而且有权参加竞赛。

● 工会代表、企业中的工人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应该由选举产生。在过渡时期，根据戈尔巴乔夫自己指出的理由，这种选举应该通过秘密投票。

● 自由选出的工会代表和工人委员会代表有权互相连系、商议，不但可以在工业中从直地组织起来，而且是可以在城市中、地方中、地区中、以及在全国的平面上横面地组织起来。在工会、企业团体、工人委员会、以及所有的群众团体中，取消官僚所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这个原则，即使是原来的列宁主义（即真正民主的）形式，也只有应用在共同信仰基础上自由地结合起来的人们，才有意义。在这个平面上，为了保证群众会真正行使权力，指导的原则必须是在一个授权的基础上代表权。授权的选举人可以随时收回代表权。

● 重新建立和保证工人为了贯彻其要求而采取罢工或其它形式行动的权利。

● 使工人的监督普遍化。这个监督应该包括计划和管理的所有层面和所有经济活动，例如对库存和物资运输的控制；设备的使用和要求；生产成本的计算；生产和工资模式的建立；计划目标的实现；人员雇用的原则；对解雇的否决权，等等。

这些是量度工人真正地参加管理的尺度，才是走向戈尔巴乔夫谈得最多的经济民主的主要步骤。这个经济民主应该是十月革命时所谈的“生产者的民主”的最新样本。

● 废除特殊商店、特殊病房、消暑别墅、特别餐厅、天才生学校等等。

● 聘用国家干部（包括最高层干部）的工资和福利，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收入的原则。

在目前，真正的政治讨论只在苏共中央委员中进行，所以公民应该要求苏共公开这些讨论。正因为戈尔巴乔夫建议党委员会的代表应由秘密投票选出，公民应该要求这些选举不但不是演戏，而且有多个代表不同政纲的候选人。

这些要求并不能使我们忽视多党制的要求。我们应该要求苏联的工农有权自己组织自己的政党。

提出要求是不是要的“太多、太早”呢？这会不会加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保守派的势力呢？这些是最陈腐的论点。在1848年选举前夕，自由派责备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提出“过份的”要求是“玩弄反动派的游戏”。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别的地方。问题的中心是在政治活动的阶级性质，是在所表达出来和不断扩大所联系起的不同社会利益。

如果有人认为，能够不必经过工人阶级的动员，就可以在今日苏联造成真正的革命的改变，那就是在做白日梦。如果有人认为，能够不必结合起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能够使它动员起来，那就会陷入最枯燥的唯意志论和最唯心的乌托邦主义。最近三十年的历史显示，在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工人运动所要争取的是团结、正义、平等、真正的决定权。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加上以下的真正运动的特征：国际主义，支持世界革命的三个部分。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6月19日对一个作家团体说：“敌人（其实是国际资产阶级）不怕苏联的核子火箭，只怕在苏联扩张民主。”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苏联，就会成为全世界群众的吸引中心。它就会马上改变国际的局势。但这指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个社会主义民主不但要给苏联工人更多的经济权利和权力，而且要使他们得到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多的权利。戈尔巴乔夫的行动不能产生这样的民主。群众的行动才能产生这样的民主。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打开了缺口。当群众对他所提的希望失望了，他们的行动就会从此缺口爆发出来。

（译自《国际马克思主义评论》1987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