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莎·卢森堡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曼德尔 注：1977年夏发表在英国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的理论刊物《国际》（第三卷第四期）上。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曼德尔专栏上，此文写作日期为1971年。 [1] “疲劳战略”的危机 [2] “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 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 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W·O·亨德森编撰《恩格斯选集》，第294——296页） 今天，我们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头头们手握老人的手稿，并篡改了它的意思，所有最基本的由不屈的老战士——马克思在生前强调过的革命原则都被抹除了。[3] [4] [5] [6] “对于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来说，俄国无产者的起义刺激着我们每根神经。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如果依然不可救药地沉迷于形而上学中，我们将会对这一切事变茫然无措……革命像火山一般喷涌，地动山摇而又如风似魔，年轻的无产阶级就像鼹鼠一样，窜行在地底下，让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寝食难安。通过选举的票数和各地机构中社会主义代表的人数来衡量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成熟和他们的革命能量就如同试图用尺子去丈量勃朗峰。” 当年五月，她说： “有一点必须要澄清：沙皇俄国发生的事情将加速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节奏，即使在心脏地带的‘旧欧洲’我们也将在不远的将来碰到这样的革命并需要提出全新的对策，从当前这样一场革命中间了解和吸收东西完全必要。” 在1905年9月22日召开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她与罗伯特·施密特等改良工团分子针锋相对，她慷慨陈词： “你们坐在这里，听了无数关于政治罢工的演说。你们难道不感觉惭愧吗？你们扪心自问：你们是生活在伟大的俄国革命发生的纪元里还是依旧活在几十年前？每天我们都从报纸上读到革命的消息，你们也可以留意各大通讯社的电讯，然而你们既不愿去听也不愿去看……施密特难道真的没有意识到我们伟大的老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曾预言过的一切已经到来？革命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俄国革命就在我们视线看得到的地方。如果我们不闻不问，那我们将会成为傻瓜。”[7] 若干年后，我们知道卢森堡是对的。如果没有1905年数万俄国工运骨干以学徒工的身份投入那场革命事变中去，1917年的胜利将变得更加艰难；我们也可以事后诸葛亮地下这样一个结论，德国工人如果在1914年之前有一场类似的演习，那1918-1919年的那场革命将会变得更加顺利。如同不把脚弄湿学不会游泳一样，没有革命行动的经验，群众的革命意识就无法被唤醒。即使不能邯郸学步一样地让德国在1905-1914年时间内也经历一场革命，但至少能让社会民主主义事业的日常工作发生改变，使它的内部运作和干部队伍将变得更加有革命性，为未来同资产阶级和它国家机关的大规模冲突做准备。不过那些社民党头头们拒绝了，他们抱定了“长入社会主义”的信念，幻想不同资产阶级和他国家机构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和平而文明”地组织工人，社民党的领袖们为自己种下了灾难性的“龙牙”，而德国工人则在1914年、1919年和1933年三次遭受灾难性的打击。 关于群众罢工的争论 [8] [9][10] [11] [12] “……早产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身构成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将创造最后胜利的政治条件，无产阶级不经过艰苦斗争的锤炼，是无以达到完成推翻资本统治的政治成熟度的。”[13] 早在1900年，卢森堡已经在考虑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些主观因素之类的理论了，而考茨基仍然执迷于他的纯粹客观条件的检验，以至于他否认了罗莎提出的质疑。凭借着她对于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于群众情绪和行动的敏锐感觉，早在1910年，卢森堡已经提出了一个对于20世纪无产阶级斗争策略中很重要的一个命题了：一方面期望着群众不受影响地茁壮成长，逐渐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却由于领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叛卖使广大劳动者趋向于消沉。[14] [15][16] “迄今为止的革命，尤其是1848年的革命表明，在革命的形势之下需要管束的不是群众而是议会制度的辩护士，以使他们不能出卖群众和革命。”[17] 经历了1906到1910年中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在1910年她重新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这一次，她的论述更加清晰了： “当革命高潮来临，斗争更加激烈的时候，我们的领袖们将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制动阀，而群众也将推开他们。这极有可能发生在未来的德国。但我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会是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方向。”[18] 罗莎·卢森堡作品的逻辑连贯性 [19] [20] “资本主义国家也好，资产阶级也好，它们的权力和统治都凝结在军国主义之中，而社会民主党是原则上反对军国主义的唯一的政党。因此，反过来说，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则斗争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本质。放弃同军国主义制度的斗争在实践上就会导致根本否定同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斗争。”[21] 一年以后，在自己反对常备军的文章中间，她重申了这一观点，所谓武装起来的人民，不过是“现代军国主义的幌子”，这不过是最富有代表意义的军国主义的国家，人民被奴役，其阶级性质一目了然。如此清晰的立场，实在是同那喜欢胡扯的伯恩斯坦还有那个用律师词汇振振有词强调着“民主化的帝国”的考茨基真实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区别啊。 [22][23]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