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今日革命的辩护

恰恰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包含有群众行动的必要维度，因此严格说来，“来自上层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这一概念并不准确，尽管恩格斯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当然，它具有严格限定的意义。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的改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俾斯麦统一德国、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用来自上层的激进变革取代来自下层的革命的历史尝试。这些变革的历史意图在多大程度上或取得成功或走向失败，必须依照各自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做必要的修改后，这也适用于今天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进程。 ↩︎

这是周刊Revolutions de Paris中的警句，1789年8月底最初发表于巴黎。 ↩︎

参见Barrington Moore Jr．，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8）。 ↩︎

1979年伊朗德黑兰大街上伊朗国王垮台前的那段日子即是如此，这个场景随着伊朗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人们遗忘。 ↩︎

这不会随着先前军队的瓦解和解除自动出现，统治阶级可以尝试着用一支新的资产阶级军队代替原有的军队，古巴的巴蒂斯塔（Batista）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垮台后的情形就是这样，但却没有成功。 ↩︎

这是当前颇为流行的一种关于伊朗国王垮台原因的解释：破坏伊朗传统社会稳定的“白色革命”，外加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组织的野蛮。 ↩︎

在俄国，1917年2—3月革命的原因在于，沙皇专政的腐败以及寄生阶层在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那场革命的导火索是彼得格勒女工发起的饥饿暴动，哥萨克人拒绝镇压。与1905年革命中出现的镇压相反，这场革命表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实际存在的联盟。然而，在结构和危机间还存在着一种深深的辩证调和。沙俄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既决定了它将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决定了它在处理胜利战争的物质和政治前提时，将会越来越乏力。这种乏力感反过来又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加深了社会危机——导致长期的食品短缺、饥饿骚乱、1917年2—3月革命的爆发。要理解当代的革命时刻，一种类似的多层次分析必不可少——包括成功的例子，如1968年法国的五月事件。法国在群众高涨和总罢工达及高潮时所发生的一切应该被视为一场革命，尽管它失败了。要理解巴黎学生造反运动的导火索，必须将它置于社会和政治关系较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中才能做到。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个补充，苏联社会学家赫洛平（Khlopin）在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West ：Their Causes and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s中引人注目的研究在这里是有益的。 ↩︎

在俄国，作为农民的后裔，哥萨克的物质利益一方面与政治意识相连，一方面与农村生产关系的爆发性危机相连，所有这些汇聚到一起便解释了哥萨克在某一特定时刻和特定场所行为的独特变化。 ↩︎

当然，这种垮台有可能只是暂时的，即只持续几周或几个月，但这并没有使倒塌变得不那么真实。在德国——不只是德国，当然尤其是在柏林——这正是1918年11—12月所发生的一切。在法国，这正是1968年5月的革命高潮时所发生的一切。的确，最近得到了证实，在那一刻，戴高乐将军不可能跟在德国的法军指挥官马苏（Massu）将军通电话，由于一场有效的总罢工，在巴黎他已经丧失了对整个电信系统的控制权，他在最后能够亲自对话的一名匿名女话务员，拒绝服从他的命令。罢工委员会的决议获胜了。他们是无名的男女革命英豪，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得以构成的基础。 ↩︎

参见Edward Luttwack，Coup D’Etat：A Practical Handbook（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cf．interview with Stampa-Sera，August 8，1988。 ↩︎

尽管斯宾诺莎本人对革命的结果表示怀疑，他却明确宣称人民拥有革命的权利，同美国《独立宣言》（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序文（以及后来的法国《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s]）最初确立这一权利相比，整整早了一百多年。据我们所知，今天的南斯拉夫宪法是唯一一部既明确包括这一权利，又在具体条件下增添了革命义务的宪法。 ↩︎

人类本“恶”的信条建立在西方原罪迷信的基础之上。最近，随着康拉德·洛伦茨学派做出人类具有普遍攻击性的声明，该信条获得了一种伪科学的外观。于是，一些心理学家倾向于推出人类具有自我毁灭倾向这一结论。心理学家中的前辈，首先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人类心灵由一种合作倾向和自我毁灭倾向、生本能和死本能、爱人和杀人组成。如果后者大行其道，人类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了，绝不会表现出这种令人印象至深的人口学和生物学扩张。 ↩︎

两千年前，犹太哲学家希勒尔（Hillel）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表达了个人怀疑论的矛盾：“如果我不为自己，谁将为我？如果我仅仅为自己，那么我又是什么？如果不是现在，那么是什么时候？”康德试图通过他的“绝对命令”摆脱这一悖论，但却没能令人信服地将之诉诸社会矛盾（参见他对法国革命的态度）。马克思在他的“绝对命令”中找到了出路，即为反对一切人类被贬低、被压迫、被异化的社会条件而斗争。 ↩︎

一小撮巴贝夫（Babeuf）的追随者坚持革命的连续性，通过邦纳罗蒂（Buonarotti）这个人，他们协助促成了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的四季社，进而在19世纪30年代引出了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但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国内只发生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有组织的革命，100年里可以见到的也只有5次。 ↩︎

当然，争论仍然在继续。塞迪约（Rene Sedillot，Le coût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Paris：Perrin，1987]）是现代最厚颜无耻的魔鬼杀手，两个世纪过去了，他仍然持续有力地反对法国革命。他的论点通过以下事实显露出来，即将反革命的殉难者，首先是拿破仑战争中的殉难者，计入革命的成本。但是，他却没有将这些“成本”同那些旧体制下的王朝战争的成本（德国1/4的领土被毁坏、18世纪初法国的大饥荒等）进行比较。 ↩︎

顺便提一句，这是托洛茨基附加阐述的“不断革命规律”的客观基础之一。由于革命进程在一个特定国家衰退后仍在继续，所以它的重心必须移向另一个国家。 ↩︎

关于失败的反革命政变，经典的例子有：1917年8月俄国的科尔尼洛夫政变、1920年德国的吕特维茨暴动、1936年7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马德里、巴伦西亚、马拉加和巴斯克自治区的军人法西斯暴动等。 ↩︎

一场民主的反革命在击退工人夺权和武装自己的尝试后，总是想方设法地保持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合法的群众劳工运动、普选权和广泛的出版自由。当然，尽管参与了对德国革命的镇压，埃伯特、诺斯克及其全体官员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国家，有组织地剥夺了民主自由、禁止了政党、叫停了报纸、征用了罢工者甚至宣布罢工是非法的。此外，当埃伯特否认为了镇压的目的而带领军队开赴柏林时，我们说他在全德工人与军人代表大会（1918年12月）上冷笑着撒了谎。他确实已经这样做了，背着独立社会党的同僚——“人民的委员”（部长），与帝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直接勾结在一起，几天后，镇压便开始了。 ↩︎

让我们引一些例子，这种情况曾发生在德国，1919年1月始于柏林，后扩展至整个德国，还有就是1937年5月之后巴塞罗那发生的事件，希腊1944年12月起发生的事件以及印度尼西亚1965年的事件。勇敢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如战前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手持武器，坚持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然而，他们却拒绝系统地组织群众，拒绝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决战到来前为群众做好准备，他们还故意将主动权留给敌人。一般认为，这是在招惹祸端。 ↩︎

革命者既不会“导致革命”，也不会人为“激起”革命（这是一场革命和一场暴动的根本差别）。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那些自夸 ↩︎

“联合革命”的概念也适用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但联合构成要素的比重却与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例如，在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自决之间的联合；在美国，无产阶级革命与黑人和西班牙裔人解放的联合。 ↩︎

例如，1917—1918年的芬兰、1918—1919年、1927年和1934年的奥地利、1918—1923年的德国、1919—1920年、1944—1945年和1969年的意大利、1931—1937年的西班牙、1936年和1968年的法国、1974—1975年的葡萄牙。 ↩︎

有些人认为，无法逃避的“技术强制”在今天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循环论证（petitio principii）基础之上，即认为技术无论如何可以独立于那些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大规模商品生产和资本的条件下）的社会利益而得到发展和应用。 ↩︎

参见Eduard Bernstein：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1899）。 ↩︎

关于考茨基在1909—1910年远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变、转折点（他在审查制度上屈服于执行委员会，这主要体现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书中）以及他反对罗莎·卢森堡赞同政治群众罢工的政治后果，参见Massimo Salvadori，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London：NBL，1979），pp．123 ff。 ↩︎

Karl Kautsky，Les Trois Sources du Marxisme（1907）（Paris：Spartacus，1969），pp．12-13． ↩︎

在1912年发表的关于超帝国主义的论文中，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内部的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爆发。最后一篇在《新时代》杂志上的论文不幸正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发表。 ↩︎

关于这个观点的深入阐发，参见我们的论文《建立第四国际的理由及其今日缘何依然有效》，International Marxist Review（Summer-Autumn，1988，pp．143-178）。 ↩︎

Ernest Mandel，Revolutionary Marxism Today（London：New Left Books，1979）． ↩︎

1920年德国工人对卡普政变的回应，以及1936年7月西班牙工人对法西斯军人暴动的回应（在一种更为有限的意义上，还包括1948年意大利工人的起义），有助于同“无产阶级能够回应资产阶级大量反革命倡议”这一类问题融为一体。与过去一样，今后在西方这仍将被列入议事日程。但是，这并不能为下面的分析提供辩护，该分析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将极有可能与下面这些特殊的例子明显不同，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在南斯拉夫、中国、印度支那、古巴、尼加拉瓜的革命进程完全不同。 ↩︎

参见Norman Geras，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London：New Left Books，1976），另外，与托洛茨基一道，卢森堡也是源于工人群众罢工的双重政权理论的缔造者。 ↩︎

Trotsky，“What Next？Vital Questions for the German Proletariat”（January 1932）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2），p．142． ↩︎

利昂·托洛茨基首次阐述这个结论是在1933年他的一篇论文中，“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October l，1933），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3-1934（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5），p．101f。 ↩︎

关于该界定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参见Ernest Mandel，Beyond Perestroika（London：Verso，1988）。 ↩︎

关于“政治革命”定义的理论基础和成因分析，参见Ernest Mandel，“Bureaucratie et production marchande”，Quatrierne Internationale，24（April 1987）。 ↩︎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October 27，1988． ↩︎

墨西哥社会学家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 Gonzales Casanova）曾经试图以全球范围内革命任务的层级结构为基础，驳斥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合法性。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各地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将会越过一切其他斗争，优先反对这个怪物。（参见他的论文“La Penetraction metafisica en el Marxismo europeo，”in sabado，magazine supplement to the Mexican daily Unomasuno，8/1/1983。）这一推理背后的假设是，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一场正在发展的政治革命（更不用说是一场胜利的政治革命了），无论如何都将会削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这个假设是毫无道理的，个中缘由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