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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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或一般等价物首先是一种商品，一种其他一切商品都通过它的价值来表现其各自的交换价值的商品（1）。公式：“25口袋小麦=1里弗黄金”，表示一个相等的交换价值，也就是一个相等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作为共同的价值尺度，货币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性质。其所以能够胜任这个职能，原因在于它本身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当交换简单，买和卖正逐渐取代以货易货的时候，货币的上述基本性质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当小商品生产刚刚露头时，最常见的情况是两种或者三种一般等价物同时被用来作为价值尺度，例如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小麦、金子和黄铜；在中国是小麦、大米和白银；诸如此类。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能把货币看成是单纯的、常规的交换工具。

在当时，劳动的社会分工还依旧比较简单，比较透明。在拿二十五口袋小麦、五头牛和一里弗白银来进行交换中，农夫、牧人和矿工的各自劳动似乎成了共同的尺度，成了以计算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社会所支配全部劳动时间的一个共同部分。

但是，等到以后交换变得频繁并且日益占了支配地位的时候，这种简单的和十分透明的关系就消失了。货币不再单纯是共同的价值尺度，而且成了交换工具（2）。大批的商品被各自的主人带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这些商品从一个人之手转入另一个人之手，直到转入意欲使它们实现其各自的使用价值的买主手中为止。这个时候它们才最终地被买主从市场上抽出去。货币为上述接二连三的交换提供了便利，并且使这些交换得以在一个统一了的市场的条件下进行（3）。然而，为了发挥这个职能，货币的固有价值反而成了次要的东西。假如二十五口袋小麦的价值同五头牛的价值相等，那么农夫和牧人把这两种商品拿去进行交换时，他们是怎样先收一里弗优质白银或十里弗劣质合金，然后又怎样把这些白银和合金付出去，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由于各种商品的流通表现为一连串的交换手续，而在这一连串交换手续中，货币起的是媒介作用，因此人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认为一般等价物的固有价值对于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这当然是错觉。当商品流通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商品流通，另一方面又是货币流通时，货币本身也就是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流通手段，另一方面是。在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社会里，大量商品的流通是通过信贷来进行的，商品的货币等价物要到以后才能收取（4）。货币固有价值的涨落，也就是说，一般等价物价值的涨落会立刻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相互关系中引起一场紊乱。货币价值上涨——例如罗马共和国时期黄铜价值的上涨——，债务人就蒙受损失，货币价值狂跌，债权人就破产。

自从贵重金属多多少少被普遍采用为一般等价物以来，它的固有价值的每一次涨落，都会毫无例外地引起商品价格的巨大动荡，也就是说，会引起通过货币来表现的物价便会下跌；金属货币价值下跌，通过金属货币来表现的物价便会上涨。

货币价值上的第一次大革命是在采用了铁制劳动工具以后、生产白银的条件有了重大改进时发生的。这种改进使得白银的价值在纪元前900年左右一落千丈。白银价值的下跌引起了通过白银来表现的价格的暴涨：纪元前2000年哈姆拉比在位时，一个“居耳”（qur）小麦的价格是两个西克尔，但到了纪元前950年，同样是一个居耳小麦，价格却上升到了十五个西克尔（5）。又过了六百年，大亚历山大抢劫了波斯帝国国库内贮藏的大量的贵重金属。这次掠夺带来了与生产价格低廉同样的后果：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下跌了一倍，而物价则有了相应的上升（6）。

纪元后第二世纪起，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当时，由于奴隶的价格上涨，由于奴隶的劳动效率下降，由于许多矿山关门，由于掠夺得来的财富大量流往印度，结果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上涨，通过贵重金属来表现的价格则下跌（但因为历朝皇帝相继将货币贬值，所以这一点并不明显）（7）。这一个运动在八世纪和九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就又反了过来。从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起，银矿开采方面发生的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引起了白银价值的下跌和物价的普遍上涨。这一次物价的上涨，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由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各银矿的开采而全面展开。以上各矿的开采都是使用奴隶劳动进行的，因此生产费用大大地降低，使得欧洲的许多矿都关了门。

把金属货币的价值的涨落同商品价格的涨落拿来作比时，不可以忽略这样一点，即同一个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而导致金属价值下跌的技术大改革，也能引起商品价值的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在黄金和白银价值下跌的同时可能是商品价格的稳定甚或下跌。例如：纪元前十世纪，铁器时代的同一次技术革命，一方面降低了白银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大大发展了生产费用降低了的农业。结果，从纪元前十世纪到七世纪，农产品的价格一落千丈（例如一居耳小麦由十五个西克尔跌到了半西克尔）（8）。

只要在市场仍然是被分割为千百个相互之间往来不多和联系有限的区域性市场，世界上同时并存的多种多样的一般等价物就仍然不会令人感到在交换中有什么特殊不便。最初是葡萄牙人，随后是荷兰人，当他们开始到印度尼西亚去做买卖时，他们发现那里同时存在着不同的货币本位。在土著居民公社里，既可以使用黄金货币和白银货币，也可以使用贝壳货币（9）。只是等到工业资本主义真正统一了世界市场，等到大家所生产的只不过是交换价值以后，人们才感到必需有一个在任何国家都能够通用的一般等价物。许多国家都曾经试图把黄金和白银同时用来作为一般等价物（复本位货币制），但是结果都失败了。因为这两种金属各有各的交换价值，而这种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时期经受着许多波动的影响。其结果是通过此一金属来表现彼一金属的价格，通过此一金属或彼一金属来表现的商品价格，就必然要不断地发生紊乱（10）。最后，到了十九世纪左右，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采取了金本位制；黄金成了在一切国家都通用的价值尺度。但是远东却继续拒绝这样做。在远东，从十六世纪以来，先是在中国，以后又在印度和日本，白银仍然被采用为一般等价物。

被用来作为交换工具的贵金属本身代表着一定的交换价值。由于等量的价值同等量的价值相交换，因此，在使用一种金属货币的时候，流通过程中全部商品的总价值与实现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两者之间，就必然建立起一种确切的关系。要想确定这种关系，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实：同一块货币可以被用来连续进行好几次交换。

一个农夫拿了一块货币到市场上去买布；卖布商用这同一块货币到磨粉商那里去买面粉；磨粉商又到农夫那里去买小麦。他用的仍旧是那块货币。由此可见，同一块货币，在同一天内就被用来进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数额都同这块货币的价值相等。假如我们用v来表示货币流通的速度（同一块货币在一定的时间内被用来进行交换的次数），用Q来表示流通商品的数量，用p来表示物价的平均指数，我们就有了求得流通货币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Q × p  (11)

M=(Q×p)/v

P来代替Q × p，我们又得出下面这个公式：

M=P/v

12）。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把P看作是13）。”

但是，自从小商品生产有了飞跃发展，单单使用金属货币会对交换中的快速付款形成一种限制。国际贸易突然发展会引起现金荒并从而妨碍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不但在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的西欧发生过，就是在伊斯兰教帝国阿巴西德王朝时期（14），在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征服埃及时期（15），在洛里奥姆矿被发现以前的古希腊（16）以及在九世纪以后的中国（17），也都发生过。现金荒时期的一般特点是：铸币流通得越来越快，铸币的份量和价值迅速耗损。

此外，在小商品生产业经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单单使用金属货币就会产生许多困难。远行海船和队商在启程时，必然要在一个长时期内把它们的交换手段带走，这就会引起突如其来的现金荒。罗佛举出了岛赞诺起草的十五世纪的一份商务条约（18），条约指出，在威尼斯，每年6月和7月，商船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后便发生货币荒。中世纪“货币市场”上的这种“紧张局面”每一次都要有规律地延长到9月初商船启程前往亚历山大港之后，而从12月15日到1月15日这一段期间，随着商船又外出采购棉花，紧张局面就又重新发生。反过来，10月和12月，由于到威尼斯来采购香料的德国商人带来了大量货币，威尼斯就又现金充足起来（19）。

要支付货款就必须运输铸币，而这些铸币的数量往往极为可观。单单这一点也能说明使用金属货币会造成很大的累赘：

“（路易十六时期），邮船公司在经营现金运输方面所费不赀……迈尔西埃在其所著《巴黎一瞥》（Tableau de Paris）中写道：‘每个月的10日、20日及30日，从早晨十点钟直到中午，人们会遇到被装满了铸币的大口袋把腰压得弯弯的搬运夫；他们快步飞奔，活像敌军马上就要来攻打这座城池一样……（20）’。”

这种运输上的困难在像中国那样的国家里特别不容易解决。当时在中国，人们使用的现金是用比黄金和白银要差的金属，也就是用黄铜甚至是铁来铸成的。

除了运输上的困难以外，还须加上当时普遍存在着的货币风险，这种风险的来源是各种各样货币的同时流通，¹是营私舞弊（截割等等），特别是国库舞弊。十六和十七世纪时，这种现象是那样地普及，以致在1695年，由于收来的铸币分量不足，英国的税收损失了50%（21）。

这些原因都说明为什么小商品生产演进到了一定的阶段，商业发展的结果会使商人们发明了，使用这种符号可以使交易加速，可以简化交易中的付款。在每一个商品资本发达的社会里，或多或少地普遍出现的这种代用符号有两种范例形态，一种是支付票据，一种是转账（账面货币）。

我们已经谈过支付票据是怎样从买货和交货在时间上的分离、从买主和卖主在空间上的分离中产生的。²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票据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些兑换契约和信贷工具。在另一些社会里，它们或者是些简单的信贷工具，就像日本的“米券”一样（22），或者是些用金属货币或一定的商品来支付的支票，就像中国宋代的“茶券”一样（23）。这些票据除了起信贷工具的作用以外，它们的特点是：由于它们被普遍使用而可以充当货币代用符号。为了做到这一点，只要它们可以进入流通，就是说能为票上所开记名人以外的人接受就行了。在西欧实行保证了这种流通。期票背书的办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纪便开始在西欧通行了（24）。十九世纪初在苏格兰和兰开夏，期票还仍然像真正的交换手段那样的流通着，并且上面签满了人名（25）。

转账的方法曾经为补救金属货币之不足而被广泛地采用过。至少在中世纪的欧洲便是如此。这是因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业银行家的店铺里立有往来帐。商人在购买商品时就通知银行把该付的款子记在他们往来账上的负债项目下，同时也记在向他们出售商品的人的债权项目下。同样，商人出售商品时就通知银行把别人欠他们的钱记在他们账目中的债权项目下，并把相应的一笔钱数记入有关买主的负债项目下。每到一定时期，每一个商人的往来账便就负债及债权两项进行一次结算，用自己在银行里的存款来付账，有的时候则补交必要的现金。这种转账制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纪的国际大市集来获得发展的，通过转账制度，中世纪社会节约了大量现金：

“这些集中了地中海东岸诸国香料贸易和西方国家布匹贸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办法来支付货款的。总之，在特罗亚和普罗文斯，人们很少经手货币，在那里进行的主要是记账买卖。大市集结束时，兑换商们的店铺就成了真正的票据交换所。所有付清的债款还可以用支付佣金的办法从这一次市集转到下一次市集（26）。”

罗佛在布鲁日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当地银行的账册中发现好几千张转账通知书。罗佛认为银行存款当时已经成了真正的货币（27）。人们所说的账面货币就是用银行转账来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为资金的转移是通过在银行账册上记一笔账的办法来进行的。

付款通知单和期票以及账面货币等可以被当作金属货币，用来进行一系列的货币交易。但是这种货币代用符号所代表的是一种信用货币，因为人们只是在信任开发这种符号的本人（或是信任转账银行）的情况下才会接受它来作为支付手段的。这是一种，因为它是由私人发行的。

金属货币代用符号充当交换工具和诸般商品等价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要，即一般等价物。私人信用货币的流通总是意味到最后要支付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公用货币。每一个商人都当然要完全负责使自己发行的票据能够兑现。倘若这些票据到最后不能兑现，商人便破产，握有这些票据的人便失掉垫付过的金钱。因此，从定义上说，私人信用货币是一种信贷形式，一种，作为金属货币等价物，它的等价程度如何，取决于这一货币发行人的支付能力。

但是由作出努力以补救金属货币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从定义来说，货币或一般等价物乃是一种，它所应当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于商品之中的那些纯属私有性的东西，好让交换可以在时间上、空间上受限制最小的情况下来获得发展。货币代用符号的使用取决于个体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尽到这种社会性的职能。因此，商业资本的发展便要求建立一些，也就是说要求建立一种公共信用货币。从历史上看，公共信用货币的起源系来自私人信用货币的第三种形式，即起着钞票作用的各种存款收据。这种存款收据的发源地是中国。

中国早在周朝时期（纪元前1134——256年）就已经有了商业票据（28）。纪元后九世纪，由于发生了严重的金属货币荒，到各省省会来的商人们的习惯是把他们的贵金属存放在一些私人那里，然后再把从这些私人那里取得的拿去流通（29）。这种私人信用货币的名称是。中央政府禁止这样做，因为它害怕贵重金属的流通会因此而绝迹。但是由于的的确确存在着现金荒，连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于812年在京师设置了存钱局。存户可以凭着皇家存钱局发给的收据或存款票据向该局在各省的任何一家支局去兑换金属铸币。稍后，到了十世纪，又成立了“便换所”来对这项制度进行统筹管理。

便换所当时发出的存款收据仍然是记名式的。但是到了十一世纪初，四川省的铁铸金属货币由于分量过重妨碍了商品的流通，于是商人们便决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实商号把自己的全部金属凑集起来发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记名，成立不记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后备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属货币，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属货币。由于这些钞票的发行不慎，商人们都破了产。于是中央政府便亲自出面，于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一家银行来发行。又过了两年，这些官钞开始在全国流通。随后又特地成立了一家银行来发行和兑换这种货币。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已经高达四千一百四十七万贯，而金属铸币却总共才有七十万贯，元朝和明朝时期，纸币仍然占主要地位，但是发生了多次贬值和通货膨胀。明朝覆灭的部分原因就是纸币通货恶性膨胀。³经过这次灾难之后，清朝从十七世纪起便取缔了纸币，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它才又在中国重新出现。

在欧洲，公共信用货币也完全是以同样方式问世的。早在十五世纪威尼斯和巴塞罗那的私人银行就已经有了向存户开发存款收据的习惯。十六世纪末左右，当上述银行破产倒闭时，先是里雅托银行，接着是威尼斯银行——两家都是公共银行——就发行了不记名式存款证，像纸币一般流通了起来，但是很快就贬了值。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只是按照在联合省⁴铸造的货币的比例，就存放在它那里的金属货币来发行金属货币等价证。一直到十八世纪末，这些钞票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发行第一批真正银行券的是瑞典银行，那是在1661年（30）。

公共信用货币或银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国产生的。银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货币“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这个国家。开始时，英国商人曾经把他们的私有珠宝和钱币存在国王那里。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一世由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没收了这些财产。商人们从此便习惯于把他们的财物存放在金匠铺，换取金匠铺开发的存款收据，名之曰“金匠券”。以后，当金匠铺开始自命为银行时，“金匠券”又改称为“银行券”（31）。

开始时，银行券是按照存款总额来发行的。倘若中途存户把存款提走了一部分，银行券上就注明已经提走多少。后来，银行券上的记载成了固定的数额，存户拿到的是好几张银行券，加起来的总数同存款相等。苏格兰的私人银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银行也先后采用这种形式发行了银行券（32）。

然而，从某一个时期起，苏格兰银行家和金匠铺开始把不归他们所有的金属储备用来向第三者贷放。他们发放这种贷款便取得了对于第三者的债权。从这以后，在社会上流通的信用货币就不再单单由金属储备担保兑换，而是同时也由对第三者的债权来担保兑换（一项债权由另一项债权来担保）。英吉利银行在1697年成立时发行的银行券，一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属储备予以担保，同时也由国家对该银行的负债来加以担保（33）。

经验告诉银行家们，用对第三者的债权来担保兑换的银行券可以发行到一定的限度（例如发行到金属库存的三倍或四倍），因为公众是绝不会把他们的银行券全部拿来一下子都兑成金属货币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纪期间，英吉利银行研究出来了一套机构，通过这套机构，银行券的发行额，既取决于银行的金属储备，又取决于贴现，起初是单单指公共证券的贴现，以后兼指商业证券的贴现（34）。在整个十九世纪，起初是一般贴现，其后特别是商业票据再贴现，不但在英国、而且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形成银行券或公共信用货币的主要源泉。

发行银行就一张票据进行贴现（或再贴现）时，它先在票额内扣除利息，然后把余额付给票据所有人（或银行）。这样一来，银行就把一批与此款额相等的银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据到期时，发行银行就反过来又把这笔款子收回，把同量数额的银行券又从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见，掌握在发行银行手中的票据数量的增减，决定着流通纸币数量的增减。提请贴现的商业票据数量，经济情况良好就增加，经济发生危机或不景气就减少，因此，发行纸币由贴过现的票据来担保兑换，是一种十分灵活的货币手段，能使货币储备适应当时经济所需要的交换手段（35）。

只要票据贴现是流通信贷的主要形式，中央发行银行的贴现及再贴现业务便总是流通中的绝大部分信用货币的来源。但是，银行透支一旦作为短期信贷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贴现的时候——英国早在十九世纪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则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然如此——银行存款（账面货币）的流通便成了货币流通的主要成分。

资本家只不过把他们流动资本中的一小部分用现金的形式保留下来，而把其中的绝大部分存入银行。银行家好比是资本家的账房，把资本家欠别人的款项付出去，把别人付给资本家的款项收进来。所有这些收支都并不过手现金，而是通过一笔账、通过支票⁵或转账来进行。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账面货币的来源是存户们的现金付款。这只是对了一部分。银行存款中的很大一部分并非来自银行存户存进的现款，而是银行为资本家们在往来账上作出的透支。正是这种贷款形成了存款：

“。当银行发放贷款、答应可以超出存款实额并且收买有价证券时，它便在自己的账册中载列了同存款数额相等的贷方科目（39）。”

这样形成的银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实际上成了，因为这种存款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被用来进行任何购买和付款业务。这是一种，因为它的流通归根结蒂取决于银行方面的良好经营和支付能力，而并非取决于一般等价物的固有价值。这种存款还是一种公共信用货币，因为，在所有的先进国家里，每一家重要银行都通过一种明确的制度同中央发行银行有着联系，使得账面货币可以兑换成发行银行的银行券。

银行向资本家发放的信贷，很大一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这种贷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银行之所以设置存款，为的就是让它流通。倘若一家银行答应某甲在往来账上透支，从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万到六百万法郎，某甲就会使用这六百万法郎去偿付他欠某乙的债务，或者是去向某丙购买商品。这些不同的资本家也俱都在银行里各有各的往来账。倘若大家的往来账都设立在同一家银行里，这些手续便都会通过划账的办法来办理，用不着转手任何银行券。六百万法郎只不过是由某甲的账上转到某丙的账上去。倘若某乙的往来账是开在另外一家银行里的，那就只有在这另外一家银行不必向某甲的银行解缴等额款项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为债务结算而过手现金的必要。实际上，为了这种目的而特地设置的把此一银行须向彼一银行转移的现金减少到了最低限度。⁶

肯定地说，每一家银行只要得到其他银行的信任并经中央银行许可它在该行增加负债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发行账面货币（41）。银行家凭经验知道，在正常情况下，公众向银行提取的现款只占存款总额比较小的一部分。⁷因此，只要这些存款不超出所谓“兑现系数”或现款系数的一定比例（也就是说最低库存对存款总额的百分比），银行就一般能够从事透支业务，发行账面货币。在特殊时刻，中央银行必须进行干预，以免由于这种信用制度的垮台而引起整个货币制度的垮台。为了避免闯祸，大多数先进国家都由政府规定了“兑换系数”。⁸

自从1946年以来，这种系数在英国是8%（43）。在美国，对于各大银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时，对于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意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时，短期存款总额的65%系由公债来担保兑换（44）。

由此可见，账面货币在货币总额里占了极大的比重，也就是说，在一定国家中流通着的整个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里占了极大的比重。正因为这样，1952年，账面货币占了美国货币总额的78.6%，在英国占74%，在澳洲占65%，在意大利占51%，等等（45）。另外，在这方面还须要补充一点，即一般说来，账面货币的流通速度比银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由贴现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货币是和经济制度的固有需要——信贷需要、交换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适应的。由国家来控制这种信用货币的形成，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内部、随着交换关系的越来越错综复杂、货币越来越不容置疑的社会性相适应的。但是这种为使经济顺利发展而必不可少的控制却同时又会是各种紊乱的根源。

纸币的发行是由国家来控制的，货币总额的大小归根结蒂是由国家来决定的。但是国家本身既是买者又是卖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换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货币刚刚产生时，控制着这种货币的发行额的各国政府就已经企图假借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发行纸币的经验都毫无例外地带来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鞑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统治中国的时期就曾经有过这种情形。当时，在中国流通的纸币总额达到了二亿四千九百六十五万二千二百九十贯，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47）。其他大陆各国的早期经验也是一样，十七世纪英法等国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纸货币”（monnaies de carte），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发行的“大陆纸币”（monnaie continentale），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发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这种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统货币最严格的原则来治理的资产阶级国家里，某种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现款需要激增（例如在发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国家向发行银行举债。这种债务的增加表现为货币额增加。在正常情况下，这种追加的货币量过后又会被吸收回来。但是，倘若国家多发行货币是为了应付长期的财政支出，或者，更坏一些，是为了应付预算赤字，那么，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适应流通过程中在这一追加的货币量时，就会出现货币贬值的危机（49）。

由此可见，账面货币这座金字塔是整个建立在纸币的基础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私人信用货币也是如此。任何信贷货币都需要一定的货币量来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因为这实际上是一定的债权量。这些债权在划账之后仍须获得最终的清偿。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投入流通的货币量必须要起两种作用：构成进入这种流通的的等价物（货币这时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销的债权计算在内的同时，表现为到期的对等物（货币这时是支付工具）。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已经讲过的货币的两种职能。

货币是支付手段，可以用来偿付债款；货币也是流通手段，它有着一定的流通速度。同是一笔金钱，可以在一段一定的时间内从一个人之手转入另一个人之手，从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公司，连续进行一连串支付。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下面为了进行一切付款（例如一个月之中）所必需的货币量的公式：

（债务总额－互相抵消的支付总额）/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

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同偿付债权所必需的货币额加在一起，就可以得出为资本主义经济得以顺利进行所必需的货币总额。必需考虑到这样一点，即同一张银行券可以相继用来购买一件商品，然后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一宗债权。因此在一定时间内经济所必需的货币额应该等于：

{(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应付债务的总和－互相抵消债务的总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继被用来作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货币总和}

通过这个公式可以立刻看出，为使经济能够顺利进行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这种货币额在一个月之间不断地发生变动。例如，在每月初一到期的时候，需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要比一个星期以后多得多。同时，社会必需的货币额还随着情况的波动而波动。这个公式还使人看出，为了能够快速适应经济不断变化的需要，必须要有一个的货币工具。

十九世纪时，由于英格兰银行在发行银行券时必须遵守皮尔法，不得超越最高额的硬性规定，在不列颠发生了一连串的信贷危机。其结果是这条法律每次都不得不停止执行（50）。

到了二十世纪，账面货币成了一种比纸币还要灵活的货币工具。当银行券总额和活期存款总额停留不动、而对流通信贷及支付手段的需求却在增加时，加速——也就是说在一定时间内运用同一笔存款来进行更多的转移——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就是比利时于1950年和1951年初，当这种流通速度增加了20%时所发生的情况（51）。

账面货币以公共纸币为基础。只要纸币仍然能够兑换现金并以发行银行的金属库存为基础，使用货币代用符号就不会发生有关货币本质的问题。货币由于其本身的固有价值，继续被用来充当一般等价物。至于只有一部分银行券由金属库存来担保兑换（同样的，只有一部分账面货币由银行券来担保兑换），这件事仅仅体现出一种流通工具的社会经济，其所以行得通，乃是凭经验发现了公众的行动规律。

这种规律反过来反映了，反映了。要想不妨碍货币机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兑现的信用货币的运用限制在社会必需的货币额以内就行了。凡是大量地发行追加信用货币都会引起贵重金属的溢血症，都会引起停止兑现，货币就必然要贬值。

从现代资本主义货币这种越来越客观的性质出发，人们才能懂得不兑现纸币的流通问题。不兑现的纸币不一定就导致丧失购买力，不一定就导致表面上的贬值；早在十九世纪就曾经进行过这种试验。法国法郎于1870年和1877年间就成了不兑现纸币，但是同黄金和可以兑换黄金的纸币相比，法郎的价值仅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兑现纸币的发行额（和账面货币的发行）严格地限制在社会必需货币额以内，就可以大体上避免发生任何货币贬值。由于日常的经济往来——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这种不兑现的纸币等于代替可兑现的纸币在为一笔同额的款项而流通，在全国市场范围内任何紊乱也不会发生。

有些作者曾经想通过这种现象来证明这样一点，即货币从来就不是什么原本具有价值的商品，货币的时价向来都是由政府当局加以决定的（52）。但是十九世纪的经验，尤其是一些采用复本位制货币的国家的经验证明，有些货币价值的涨落是由黄金和白银固有价值的涨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洲（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量发现金矿以后，白银变成了太贵的金属，难以继续用来流通……但是情况很快就突然反了过来。自从1842年起，人们发明了一种冶炼方法，对于把白银从铅矿砂中提炼出来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谓‘落基山州’纳入美国版图之后，这种提炼方法被大规模加以采用。廉价生产的大量白银同黄金相比降低了价格，白银便逐渐不再被用来作为货币（53）。”

实际上，十九世纪以金本位（或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过渡为货币这件事，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是真正的货币贬值，这种贬值是由庞大的军备开支和战争开支引起来的，也是由公债负担的不断增长引起来的。这种贬值就连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黄金储备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因为1958年一块美元的购买力比战前（1939年）下降了一倍。另一方面，在经济生活中，国家的干预日益增多，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越来越把某些经济部门组织起来，这样一来，就取消了市场经济的“纯”条件。另外一些“组织”力量和“有意识”的力量如：卡特尔、托拉斯、控股公司和一般垄断集团也在这上面起了作用。⁹对于以贸易为基础的纯市场经济来说，具有固有价值的货币是必不可少的。“经济组织”的因素越是进入到经济中来的，“抽象”货币，即账簿上的货币，便越发能够取代这种具有固有价值的货币（54）。

但是资本主义在其没落时期引用到经济中来的组织因素都是互不协调、互相矛盾的。它们在一个方面取缔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自动化主义，可是又在另外一个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现。在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货币时期，不仅是在国内市场上，而且也在国际市场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过贵重金属来进行的。在各国货币成为不兑现或半不兑现货币之后，国际上的付款便复杂化了；在国际市场上的支付方面，用黄金（和可以兑换黄金的外币）付款的要求比过去多了。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不兑现纸币制度之下，肯定地说，贵重金属——具有固有价值的商品——仍然是国际市场上唯一的一般等价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唯一的、使流通工具最终脱离其金属基础的“组织起来的”世界货币是无法实现的。这种世界货币只能是全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而世界经济计划化将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产物。

由此可见，现代的货币实际上并不是同金属基础完全脱离的货币，哪怕是法律规定（已经变成纸币的）银行券不得兑取任何数量的黄金。¹⁰在对外贸易及国际支付运动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既和黄金有关，又和其他各国的货币有关。它的相对购买力的涨落，它在自由市场或黑市上时价的涨落，都是一些用来衡量它贬值了还是没有贬值的指数。这种贬值产生于公共信用货币的特性：即国家印行的一切银行券相互依赖、集体等价的特性。

金属货币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具有固有的价值。金属货币流通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必需货币量时，不是引起金属货币的贬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属货币窖藏起来。可以兑现的银行券也是一样，这种银行券发行过多时还会引起黄金逃逸。没有支付能力的资本家发行信用货币会导致彻底贬值和发行人破产，但并不自动引起其他个人发行的私人信用货币贬值。

相反，不兑现的公共纸币发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却没有同时相应增加，那末这种公共纸币就会贬值。由于所有的银行券都同样地贬了值，增加货币流通就不但不会引起窖藏，反而会引致外抛。这样一来，银行券的价值大小就由它的购买力来决定，而购买力则在下降。这个时候，货币数量论的应用就发挥了部分效用。¹¹

由于现在纸币贬了值，人们就设法予以外抛，另一方面却去窖藏原始的贵重金属、金属货币或其他没有贬值的货币。¹²根据人们的估计，从1949年到1951年，私人贮存的黄金平均每年达二亿五千万美元。表明：（或多或少贬了值的）“劣质”货币把优质货币排除于流通之外。

由于纸币贬值而当然发生的物价上涨，只是在物价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较“自由”、也就是说在由经济力量来单独决定物价的国家里才会出现。在一定时期，国家可以强行规定银行券不能兑现，同时对外汇进行严格的控制，这样一来，尽管发行了大量纸币，尽管纸币毫无疑问地贬了值（这种贬值只是在国际货币自由市场上和国内“平行”市场或黑市上表现出来），依然可以把物价上涨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当年的纳粹德国就是这种情况（56）。但是这种制度暗含着另外一些矛盾。关于这些矛盾，我们将要在所谓“管制”经济以及军备和战时经济等范围内去另外进行研究。

即便是一种“结实”的货币，也就是说，即便是一种发行量没有超过的纸币，一个传统上被认为有足够黄金储备的纸币，也能丧失对黄金的可兑换性。1931年以来的英镑就是一个例子。是这种不可兑换的原因。黄金既是纸币的储备又是国际支付方面的唯一货币。私人信用货币只是在私人发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据到期时能够付款）的限度以内才能在国内流通；同样，公共信用货币只是在发行国有能力用黄金（或可兑换黄金的外汇）来清偿对其他国家的债务的限度以内才能在国际上流通。

这并不是说每向国外购买一次货物就必须向卖方国输送一次黄金。在国际上，同在国内或地方上一样，也实行着一种清算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一个国家须向另一个国家输送的黄金只不过是前者欠后者的款数和后者欠前者的款数二者之间的差额。这种差额叫做。支付平衡里面出现结余。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项：

甲，贸易平衡，即向某一国家的输出及由该国来的输入之间的差额：倘若输出总值超出了输入总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为债务项目。

乙，资本运动，即输出资本及输入资本之间的差额：输出资本包括：在外国购置的股票、工厂、债券、不动产、在外国的银行里进行的投资等等。在有关国家置有产业的外国人把红利、利息、保险费或保了险的资本等等汇往国外也属于这一类。输入资本包括：为有关国家带来资本的外国人所购置的股票、债券、工厂、不动产，在本国银行存放的外国资本，以及在外侨民汇回国内的红利、利息、保险费、保了险的资本等等。从外国寄回来的私人及公共赠与也属于这一类。倘若输入资本的数额高于输出资本的数额，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为债务项目。

丙，航海运动：本国船只在国外运输货物收取外汇作为运费并把它带回国内。反过来，外国船只把货物运到本国来，收取外汇作为运费并把它带往国外。倘若第一类运费的数额高于第二类运费数额，支付平衡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负债。

丁，旅行运动：倘若有关国家的旅客到外国去旅行花费的金钱比外国旅客到该国来旅行花费的金钱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负债。

戊，外侨移入及移民出境运动：倘若移入的外侨带来的资金比出境移民带走的资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债权项目，等等。

57）。最后，倘若大部分在贸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1930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就不能不也照样放弃金本位，否则他们本国的货币就会成为国际投机活动的标的，并且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¹³58）。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支付平衡的盈余，必须用增加国内储蓄的办法来加以抵销（59）。

60）。

1933年起才被广泛采用。在英国是1931年，在法国和比利时是1936年，由一项特别法规定，发行银行得以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及出售国家证券（公债券、国库券等等）。政府想要压缩信贷货币流通额时就可以出售国家证券，这样就会引起银行券的回笼（并从而引起银行券购买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银行在中央银行里设立的贷方往来账的减少，以及这些银行以后所能发行的账面货币的减少（这和前者的效果是一样的）（61）。反之，政府想要扩大信贷货币流通额时，它就需要把国家证券收回，这样就会引起增发新钞，或者增加私人银行在中央银行里的贷方存款。但是公开市场制度容易蜕化成为了弥补预算赤字而向国家提供垫支的手段（62）。

1933年，形成货币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国货币总额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占三分之一了。现在，提供货币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债。各家商业银行财产中的政府公债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短期贷款（63）。”

64）。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同时既硬性地控制货币额，又硬性地控制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65）。

20%，这样一来，外币的价格便会比过去增长25%。把货币这样地降低价值叫做

20%，那么同样一辆汽车就只卖六百澳镑，而汽车成本和制造商的利润并不减少。

第一，它有引起一场滚雪球运动的危险，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想用同样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支付平衡。例如1931年英镑贬值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况，那一回英镑贬值的后果是：从1931年到1935年，三十四个别的国家的货币也跟着贬了值。1949年英镑贬值后又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第二，每一个国家都不单单是要出口，而且还要进口。如果说贬值会使出口价格下跌，但它也会使进口价格上升。由此可见，对于采用本国原料经营出口的工业和采用进口原料供应国内市场的工业来说，两者相比，贬值便对前者有利，因此便引起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倘若在贬值以前就已经囤积了大量的外国原料，或者是人们预料到了这些产品会降价，预料到“交换比例”¹⁴66）。

67），结果就会在增加出口上摧毁预期的一切利益，这些出口还会像贬值的情况一样，为国际上的连锁反应所抵销：

68）。”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先后看到了两种国际连锁反应，起先是通货紧缩，随后是通货贬值。

0.4%；不动产建设成本的0.2%；矿产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费用的0.2%（69）。

70）。然而：

71）。”

¹⁵ 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编年史家科斯玛斯说：通货膨胀“比鼠疫还要坏，比敌兵入侵、饥馑以及其他灾难还要可怕（72）。”

73）。¹⁶¹⁷74）。这个时候，

75）。

1922年到1923年，又从1945年到1948年在德国发生过；从1945年到1949年在中国发生过；从1945年到1947年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发生过；等等。¹⁸

76）。只是在上述第二类范畴流通货币总额内，利息率才会对被贮存起来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才会对借贷给银行和工、商企业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才会对所有者直接用来购置生产资料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但是，

77）。”

78）。

79）。按照冯·米斯的说法，强制储蓄（即用货币贬值来降低工资的购买力）的特点在于它是资本形成的一个源泉。这两位作者完全摒弃以剥削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但在此地却间接地承认资本并不是资本家作出储蓄及付出牺牲的产物，而是

80）。”

[07.htm](第七章 信贷.md)[index.htm](曼德尔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62).md)[09.htm](第九章 农业.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