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曼德尔

第七章 东欧的反响

作者:欧内斯特·曼德尔

欧内斯特·曼德尔

第七章 东欧的反响

——译者

鲁道夫·巴罗的《选择》1一书,是自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问世以来,在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出现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从米洛凡·吉拉斯软弱无力的《新阶级》,直到杰塞克·库龙、卡鲁尔·莫杰列夫斯基的《公开信》,匈牙利前部长会议主席安德拉什·赫格居什关于官僚政治的著作,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自由主义”著述,波兰人弗罗吉米耶尔兹·布鲁斯的著作,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与所有这些著作比较起来,鲁道夫·巴罗这本书的领先地位是十分明显而不容否认的。

1968年5月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苏联性质”的国际性争论,以及围绕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的争论。

罪恶之源

对官僚集团的严厉谴责

(即“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巴罗的著作中作为副标题出现过,巴罗还是猛烈地向这个观点开火。在这方面他也回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那里。存在着市场生产和货币经济;报酬被作为每个人劳动的“数量和

402页)。“官僚集团政治专制的复原是社会—经济的必然”(第306页)。“苏联遭受的损害……是共产党告密者和他们的‘首长们’的胡作非为;而这些人中,旧式农民的族长的职权和新的工业化暴君的族长式职权,同党的纪律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宗教式的顺从”(第267页)。“正如我们的教育科学在‘教育工作者联合团体’的体制里发现了当局反对儿童们的独立性和想象力的传统阴谋一样,我们的政治教育,对人民,直到对最后一个清道夫,都用356页)。

183页)。“爱德华·盖莱克在波兰十二月危机后对我们社会的问题进行总结时,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你们好好工作,我们对你们则好好地管理’;他的这种坦率态度值得感谢”(第207页)。

252页)。有必要“在忠实于非资本主义的基础和忠实于陈旧的上层建筑之间找出一条严格的分界线”(第411页)。

1966年、1967年应当是可以预见到的,但是改革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却使人人感到吃惊”(第397页)。“反对派活动的可能性近来已有了显著的增长”(第395页)。“有必要创建一种取代(现存模式)社会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应具有彻底公开的形式,排除密谋策划活动”(第359、405页)。

243—245页)。巴罗写道:“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工人们……对整个社会索取利益的可能性,要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会所能达到的程度更大。与表面现象相反的是,他们只能以消极的方式利用这些可能性,这就是怠工。这对于较低层的人来说,不那么明显;对于那些承担大部分计件活的妇女来说,就更不那么明显。但是,大多数工厂里的熟练工人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一致表现来决定工作进度的”(第245页)。

261页)。“个别的官僚本人可能是哲学家,但官僚主义机器不可能是一个集体的哲学家”(第258页)。“官僚主义作为管理和工作的主要形式,产生一种具有保守庸俗特征的特殊类型的人”(第265页)。巴罗采纳了匈牙利斯大林主义者,前部长会议主席安德拉什·赫格局什的论点,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官僚主义制度是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制度”(第134页)。

政治革命的社会内容

523页),而且是通过在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公社(这是巴罗设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基础组织——译者注)联邦组织起来的(虽然这一点还不是很清楚)(第528—531页)。

504页);普及大学和相当于大学程度的高等教育,即将义务教育扩大到23岁(第334—335页)。2

3.为了使社会产品在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之间的分配更加明确,经济计划的目的和效果的计算,应普遍改为按劳动时间而不是按价格来计算(第517—520页)。巴罗还明确地主张,在劳动数量的基础上对计划进行核算的方法同生产者付出的“个人时间的实际消耗”之间应确立明显联系。他认为这样一种计算方法将产生一种明显的、普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为这种发展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出来的。我们要补充的是,只要货币计酬制继续存在,双重的计算体系,即既按劳动时间又按价格计算的体系,大概是有必要的。

462—468页)。巴罗证实道,这样的生产定额所产生的“节省”通常不足以补偿由于雇用那些计时员而在生产中造成的损失,因为那些计时员是不参加确切含义上的劳动生产的。

512—513页)。

458—460页)。

485页)。特别要优先安排教育和保健事业所需的费用。

令人欣慰的“世界范围的”眼界 3,竟在他的思想中综合地考虑我们时代

官僚集团历史的两个阶段?

1917年存在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中推断出官僚集团专政的“不可避免性”。

1918年革命之后(即使不是从俾斯麦时起),“由于德国普遍存在的客观条件”,希特勒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设在波兰西南部的奥斯维辛市的纳粹集中营——译者注)是“不可避免的”那样,都是同样荒谬的。在“最深远的客观原因”和任何一个最终的实际结果之间,总是有许多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首先表现为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只举一个例子:1918、1919、1920和1923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德国革命的背叛,确实象俄国的“亚细亚的”和“不开化的”历史产生的影响一样,对俄国革命的命运产生了同样重大的影响。因为这使十月革命处于孤立地位,与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和愿望背道而驰。

1923、1924和1925年,无论是世界革命的失败,或是苏联工人阶级不问政治的倾向、苏维埃民主的最终窒息、工业化速度的延缓,剩余农产品被富农掌握,这一切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不可逆转的。官僚集团的强化和专政也是如此。党的干部正确的回击可能为相反方向的发展开辟道路,从而使这种倾向日趋减弱。那些干部低估了热月政变和官僚化的危险,而当他们认识到这种危险时已为时过晚,而且又处于极为分散的状态,这些情况对官僚集团日趋强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托洛茨基作为一位优秀的列宁主义者,确信

工人阶级有革命潜力吗? 223—224页),他也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来自工人阶级之外的“雷管”,对于发动政治革命的进程,看来是确有必要的。在这里,存在着许多的可能性:机构内部的分裂、知识分子以及技术人员的反抗、来自国外的巨大刺激因素,等等。

338页)。若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未能吸取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和波兰事件的真正教训。在这三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客观的社会影响和政治传统都不如东德和苏联。从这一点来看,巴罗的怀疑没有社会—经济的根据,而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偏见。

1914年以来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实际信奉的那些利益并不是他们的真正利益”(第224页)。按照巴罗的观点,工人实际信奉的那些利益,并没有超出他们“小资产阶级式的”和“团体主义的”改善范围。因此,作为天生的改良主义者(工联主义者)的工人阶级,是不可能承担起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纲领的任务的。这样的纲领只能靠“历史性集团”来实现,这个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高度熟练的白领雇员会比工人们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1914年以来”欧洲工人阶级的1918年的革命怎么说呢?那时德国全国到处都建立了工人委员会。1920年反对卡普叛乱的总罢工怎么说呢?1920年意大利的大罢工和占领工厂事件怎么说呢?法国1936年6月的总罢工怎么说呢?1936—1937年西班牙革命怎么说呢?法国和意大利解放斗争期间和之后的大规模战斗,并发展成为1948年7月的意大利总罢工,该怎么说呢?法国1968年5月和意大利1969年“遍地蔓延的五月”怎么说呢?1974年—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和西班牙当前正在高涨的斗志又怎么说呢?

1905年的革命经验以后,他比巴罗更“现实主义”,更“马克思主义”,也更精明。二十世纪的实践经验证明,虽然工人阶级在正常情况下是“自发的改良主义者”(工联主义者),但在革命危机时期,它也是“自发的反资本主义者”(革命者)。并且,只有唯物主义的解说(而不是阴谋理论),才能阐明整个二十世纪“正常”状态和革命危机

1975年上半年资本主义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得到了拯救。相反,他批评库尼亚尔在左翼和右翼之间,甚至在军队中煽动无益的分裂活动。爱德华·伯恩施坦在1918年也同样谴责过德国革命者,甚至进而谴责法国革命者(以及马克思本人),指责他们在1948年采取的行动。用这样的政治见识来代替阶级斗争客观动力的全面考察,是与巴罗的共产党人的远见和热情不相称的。

在国家作用问题上的糊涂见解

149—150页),对于管理社会和调解特殊的欲望和利益之间的竞争是必不可少的(第187—188页)。“工业化”社会再也不可能出现摧毁国家机器而不危害整个经济再生产的愉快情景。因此,巴罗赞成欧洲共产主义者们放弃摧毁国家机器的主张。

426—427页)。巴罗雄辩地证明:“党的单个的成员,他们本身并不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合法权利已被否定。当他们以共产党的资格讲话时,党的机器就几乎一无例外地要对他们施以半军事化的纪律”(第427页)。

三个纲领性的模糊观点

116页)。他评论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获得成功(不论何种形式),工人们将重新控制他们的工会,并且这将会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处境。但是,恰恰是这种权利的恢复会更清楚地显露出他们在官僚集团把持的国家中的从属地位”(第224页)。确实!二者必居其一:改革官僚制度,或者进行反官僚集团的政治革命。由于巴罗对工人阶级革命潜力持怀疑态度,他没有(尚未)表示支持政治革命,但他强调了改革的不彻底性。无论怎样我们都要认识到,巴罗经常提到“文化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这仅仅是一个假象,这使他得以回避困难,而不是解决困难。从中国文化大革命惨痛的经验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建立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13页上用过这个词)对权力的垄断。

181—182页,黑体是本书作者标示的)。

[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7.htm](第六章 苏联的反应.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htm](曼德尔 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1978).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9.htm](第八章 意共与紧缩政策.md)


  1. 鲁道夫·巴罗:《选择——对现存社会主义的批判》,德文版于1977年问世于科隆。英文版由英国NLB于1978年出版。——作者注 ↩︎

  2. 为了阻止异化劳动的自发习性,使其不致产生异化的习惯和异化的游手好闲者,巴罗坚持对所有儿童进行教育的重要性,认为那种教育不应该是单纯的体质上和技术上的教育,还应有哲学、科学和美学的教育。——作者注 ↩︎

  3. 1952年,巴罗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候补党员;第二次大战后,东德共产党在与东德社会民主党合并之后使用了上述党名。1954年他成为正式党员。1954年至1959年,他在东柏林洪堡大学研究哲学。1959年和1960年他积极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62年至1965年,他参与全国科学工作者工会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65年至1967年,他编辑出版青年和大学生刊物《论坛》。1967年以来,他一直作为一名工程师在许多企业里工作过,专门从事为工业合理化和劳动的科学组织提供方案的工作。——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