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法共与国家

第九章　法共与国家

——译者

1971年4月底，法国共产党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周”组织了一次讨论会，题目为“公社以后的一百年——法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¹弗朗索尼·皮佑以法共政治局的名义在会上发了言。他在归纳马克思和列宁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经典论述时说：

79页）。

1971年，法共在国家问题上，至少就抽象的理论声明而言，还保持着“形式上的正统观念”（就政治实践而言，它从1935年起就滑向了机会主义，而且修正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1941年到1947年期间）。

30页，黑体是作者标示的）。

1971年4月讨论会的观点恰恰相反²。该书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既不是资产阶级国家，又不是工人国家的“民主国家”；换句话说，这种国家显然已不再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该书还告诉我们，在消除异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仅仅通过“在异化社会本身之中取得一些自由权利”，就可以成为掌握自己生活条件的主人，而

1971年的明显的“正统”观点转变为1977年的明目张胆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中间的理论环节是什么，本书不打算去追溯。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对此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加以研究，他们将揭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改良主义实践如何能够在阶级斗争中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事实上，法共在国家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并不是从纯理论领域产生的（较之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

1971年版）第二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章，详尽地为一种观点辩护，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和垄断资本的共存，使得国家越来越承担起为

264页）。

国家机器的性质

³，因为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14年以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次是旧国家机器为工人阶级的目的服务的。——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国防军的经历，1931年到1936年共和制下的西班牙军队的经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法国军队将领的经历，1969年以来在意大利为对付工人斗争的高涨而采取的“紧急战略”中军队和警察所起的作用，智利的皮诺切特和同伙的经历，这些都绝不是为工人目的服务的；我们仅仅列举这些最突出而又尽人皆知的例子——，这些事例全都表明，这个结论不应当修改。

148—149页）。

148页）。

⁴

最重要的是：人们怎能看不到，如果不去坚决地打击私有制，不去反复地破坏“财产的保护”（但这却是塞韦及其同伙爽快地赋予他们的“民主警察”的责任），象这样猛烈的革命过程如何能够展开呢？又怎能不看到，革命进程必将迫使每一个警察和士兵做出断然的抉择：要么，支持（或者至少拒绝镇压）来势迅猛的群众（其中包括那些最革命的士兵）的发动和动员；要么，准备镇压（包括进行血腥镇压）这些发动。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1975年葡萄牙发生的事件就是最新的证据，证明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上述那种进程的结局，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民主化”。要么是它被打碎（无产阶级显然愿意竭诚欢迎所有那些在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中站到自己一边来的人，包括军官在内）；要么是国家机器的“完整性”得到恢复，重新强加于被资产阶级秩序维护者镇压下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起义士兵”的身上。

隐藏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修正背后的第二个根本的混淆，是把群众的民主权利和以议会民主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混为一谈。

议会并不是劳苦大众经过斗争而“强加”给资产阶级的制度。它完全是产生于资产阶级的一种制度，资产阶级最初是利用它来监督资产阶级交付的税款的使用情况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历来反对普选权，坚持要把选举议会代表的权利限制在资本所有者手里的原因就在这里⁵。其它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也都产生于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且也都是保护所有者的利益的（当然，他们反对半封建的专制主义，但也反对被剥夺了财产的群众）。

⁶。结社自由、游行自由、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不受约束的罢工权利，也都是对付资产阶级的强制办法。资产阶级企图限制基本的民主权利，把它限制在与保护私有制的职能不发生冲突的范围以内。只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兴起，才扩大了这些权利的范围，也就是说，部分地（而不是全部）消除了这些限制。

1929—1939年期间本来已经有点声名狼藉了）。资产阶级主要的思想攻势之一，就是声嘶力竭地向人们灌输这些骗人的理论：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就没有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没有自由企业，也就没有政治自由。国际上的社会民主党大肆宣扬这种欺人之谈，西德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更是一马当先。欧洲共产主义各党现在也纷纷加入了这一新的神圣同盟。

⁷，把高级官员、军队司令、部长和议员的薪水普遍限制在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上呢？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实行这一原则就会杜绝按资产阶级的方式选拔国家高级官员的过程（通过消除个人升官发财的竞争），杜绝这些人员通过资本累积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资产阶级行列的途径呢？

⁸，都没有提到进行任何真正的民主革命变革。这绝非偶然。

⁹。我们同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在这条原则上并没有分歧，分歧之点在于，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机器与劳苦大众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和自由的扩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爆炸性的矛盾。一旦群众运动达到了爆发的程度，这种矛盾就将变得不可调和，这就迫使人们做出明确的选择：要么，废除和打碎国家机器；要么，以暴力制止和压制群众的自由和行动（如1975年葡萄牙革命爆发时，马里奥·苏亚雷斯、梅洛·安图内斯及其同伙就把这种群众的自由和行动称为“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

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 ¹⁰。他们甚至准备——至少是在法国，因为那里的自治倾向最强烈——部分地“吸收”群众自治的思想。群众自治对于官僚政治的致命危险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消毒剂，工人们也日益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¹¹。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里面还潜伏着一个最终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

¹²。

1914年8月4日以后所采取的作法一样，一旦社会紧张局势和阶级矛盾引起了人民斗志的高涨，并因而引起了资本家的国家与群众的自由和行动这两者之间真正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他们就会最终选择支持资本家的国家，而反对群众的自由和行动。

1977年夏天，意共同其它五个“合法政党”——其中包括基督教民主党，它是代表大资本利益的主要政党——达成的纲领性协议中，有一整条是维护“公共法律和秩序”的；这一条协议给了资产阶级警察极为广泛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意大利警察现在可以借口进行预防性拘留，监禁被怀疑的人；所以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直接审讯在押人员；甚至不持搜查证就可任意搜查被宣称为“窝藏颠覆分子”的人的住宅；他们还可以随意在电话线路上搭线，窃听别人的电话。这显然是在¹³，从而改变了对公民复决投票权的态度。现在意共正竭力

1977年3月，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布法利尼对中央委员会说：“工人和人民的运动必须同打算维护民主秩序的力量进行合作，必须从道义上公开支持他们。警察向来就不是我们的敌人，虽然那时他们被用来维护阶级特权，并与我们发生冲突。但是，今天的形势完全变了，完全翻过来了。今天，警察被用来维护民主秩序，对付匪徒的攻击，这些匪徒是民主秩序的敌人，使法国抵抗运动中诞生的共和国的敌人（《新法兰西》周刊，1977年4月1日）。

1932年7月冯·巴本政变期间，他才被一小撮人——一名陆军中尉和十名士兵——赶下了台。在十五年间，这支警察根本没有做过任何“维护民主”的事情。）

欧洲共产主义的“左”派 ¹⁴。

¹⁵的那样，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真正的第二议会。就它作为一支监督力量，一支钳制性的监督力量而言，这支力量补充了其它的民主机构，其中包括经过选举的机构的作用”（《意大利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的渊源》，第134页）。

135页）。

¹⁶。但是，还有一个令人极为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工人运动的生死存亡，这就是能否“通过和平途径”从资产阶级国家过渡到工人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即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力过渡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权力，而不破坏和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尤其是不破坏资产阶级的镇压机器。

1978年，第118—119页，黑体是作者标示的）。

真正的过渡时期：双重权力

¹⁷。

1936年7月，西班牙的将军们发动政变时，加泰罗尼亚（规模小一些的还有利凡特、安达卢西亚、马德里、阿斯图里亚斯、阿拉贡和巴斯克地区）的工人们不仅在军事上打败了当地的法西斯叛乱者，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而且他们还武装了自己，组织了工人民兵，占领了工厂、火车站以及发电站和电话设施——占领了所有“实际权力”的神经中枢。他们在自己的领导下重新开始生产，无数的委员会遍及了共和国的领土，至少是在战胜了这些将军们的区域性胜利之后的最初几个月中，由这些委员会管理着广大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¹⁸。

1917年的俄国革命来说，根本不是独特现象；后来这种局面又在1918—1919年的德国，1920年的意大利北部，1936—1937年的西班牙，尤其是在1972—1973年的智利和1975年的葡萄牙多次出现过）。

5页）。

1936—1937年的加泰罗尼亚，1970—1973年的智利和1975年的葡萄牙的教训尤其惨痛。

1919—1920年间有关

恩格斯的著名导言

1848—1850》一书写了一篇导言，这篇导言在1917—1920年革命爆发前后的年月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争论中起了很大作用。改良主义者曾经大肆利用恩格斯的论述来维护选举至上的策略，认为该策略可以使力量逐步积累起来，导致资本主义“不可抗拒”地走向灭亡，并把依靠起义的主张说成是“过时的”。目前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经常利用这个导言，来为他们的“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民主和选举的道路”¹⁹辩护，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这种做法，正象以前伯恩施坦、艾伯特和谢德曼曾借助这个导言来反对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伴一样。

1895年发表的导言是经过1930年，这个导言的全文才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首次发表²⁰。

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1895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第436页）。

401—402页）。

52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07页——译者注）上，我们发现“52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04—605页——译者注）上，有一段话说：“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在这段话后边的一句话，被《新时代》从恩格斯手稿上删去了，这句话是：“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黑体是作者标示的）²¹。

1891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写的。导言的结论部分毫不含糊地写道：“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国制下也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²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27页，228—229页）。

1893年11月3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了总罢工问题，其中有下面几句带有预言性的话（托洛茨基曾正确地指出这些话所具有的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你自己说街垒已经过时了（如果有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成为社会主义的并找到出动理由的话，街垒可以成为必要的），而政治性罢工如果不是威胁一下而很快取得胜利……，那就必然会弄得很难堪，或者最后160页）。

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1977年1月号的《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的西班牙文版（布拉格出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智利人民联盟政府千日的回顾》——说来也怪，这篇文章在同一期的法文版上却不见了，尽管通常各版本所安排的内容都是统一的。对于这篇文章，本来我们可以大段大段地引用，但是我们只选录了三段特别能说明问题的话。第一段，泰特尔鲍姆论述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的和选举的道路”，他说：“依我们看，归根结蒂，智利事件证明：在一定的环境下，作为范围广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的结果，通过一个艰苦的过程，使力量积聚起来，使那些与社会变革利益攸关的各阶层联合起来；这样确有可能通过选票箱取得

1973年9月，他们还一直在鼓吹军队的“统一”、“政治中立”以及所谓的尊重宪法；因此，他们拒绝在军队中开展任何工作，而在他们想极为有限而又谨慎地开始进行这种工作时，又把革命的战士说成是“反动的特洛伊木马”。²³

泰特尔鲍姆虽然羞羞答答地反对欧洲共产主义（他是不是正在变为一个“左翼”欧洲共产主义者呢？），然而他表现出明显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他对今天智利共产党实行比人民联盟时期更右的方针这一事实，竟然保持缄默。他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提出的唯一行动方针，就是要求智利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实行联合，即搞意大利式的“历史性妥协”。这种做法肯定不容许在军营中开展工作，以破坏反动军官集团的权威。

任何混淆国家机器阶级性质的做法，都会导致工人阶级成千上万人的牺牲，以致于丧失他们的全部的公民权利和经济利益。人们怎能对这样一个从惨痛经历的有力证词中引出的沉重教训置若罔闻呢？请西欧的和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请共产主义的战士们仔细考虑一下泰特尔鲍姆的话，请记住：医病不如防病，与其作马后炮式的自我批评，不如事先杜绝欧洲皮诺切特式的胜利。

西欧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与——1929—1933年的情况则不同——工人斗志的增长同时出现，在一些国家里还伴随着人民在政治上的激进化；这几种因素合在一起，已在当前创超出一个十分有利的局面，它将有利于工人将自卫的斗争（反对降低生活水平，反对剥夺他们已得到的成果）转变为革命前夕的冲击和革命的爆发。然而，只有无产阶级和各种群众运动的先锋队，能够防止使这些斗争转化为资产阶级建立各种形式的阶级合作和议会联盟，防止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危机中再次拯救出来。假如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完全看清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而且坚定不移地向着由工人实现人民执政的目标前进。

[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9.htm](第八章 意共与紧缩政策.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htm](曼德尔 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1978).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11.htm](第十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