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三个方面

第二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三个方面

——译者

欧洲共产主义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把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西欧各国共产党向右翼的转化变成了一整套纲领。由于这种转化，西欧共产党采取了一种不断加强同它们本国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只有1939年9月至1941年春以及朝鲜战争时期除外。

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共产党最近召开的那次代表大会，象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瑞典和比利时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一样，可以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格尔利次代表大会的翻版。长期以来，改良主义的日常实践与正式的正统纲领（过去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当今那些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制定出了适合于这些日常实践的纲领。于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就这样正式问世了。

这是否意味着，由于西欧各国共产党的新改良主义的行径被明确定为一整套正式纲领，他们的实践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呢？显然，这些党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阶级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共产党通过参加政府、使游击队解除武装、积极支持重建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镇压机器（甚至在殖民战争条件下也是如此）、重建资本主义经济等方法，在法国和意大利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在中欧拯救了资本主义一样。早在1936－1938年西班牙共和国时，共产党领导集团反对革命的作用就有所显露。当时，执行这种政策还是打着“捍卫苏联”的名义。如今，它们已公开地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然而，这样做在实践上会引起任何改变吗？

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懂得，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蜕变为改良主义的组织是一个，而不是一个突然事件。日常的实践、正统的理论（干部就是受这种理论教育的）、吸收新党员的方式、阶级斗争的客观影响以及党的领导成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看待他们自己的方式，所有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因素，都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作用。这些因素既不能被看作是相互独立的，也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同一的整体。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转而实行人民阵线政策时，西欧各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一般都加入这个党，尽管它实行的是改良主义政策。因为这些积极分子把这个党和十月革命、苏联一样，看作是革命的化身。今天情况则越来越不同了。过去这些党的干部们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在策略上的多变是有准备的（每隔三、四年改变一次策略）。而西欧共产党现在的干部，除极少数外，二十或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实行地地道道的改良主义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新改良主义的形成标志着这些党向右的方面转化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完全意识到了这些变化。资产阶级并不为欧洲共产党参加政府的前景所陶醉，至少在他们尚未面临爆炸性的革命危机时是如此。在根本上，资产阶级对这些共产党的怀疑超过对社会民主党的怀疑。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到发生了某些变化。关于这一点，一位主张冷战的思想界权威乔治·凯南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说得很明白，这次讲话发表在1977年1月20日的《纽约书评》上。他说：“今天，当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问题提上日程时，我们所要对付的党远非1947年的那些党了。”

1977年秋，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向社会民主党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势，恰恰是为了维护这种特性，也是为了在工厂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中维护其统治的地位。

1977年春意大利所发生的事件便证实了这一点。欧洲共产主义者，象1914年后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调和的祭坛上不仅被迫奉献出革命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奉献出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利益（“为了不惜代价地避免一次力量的较量”）。

1935年或在纳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时所发生的那样。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力图冲破在国内政治上与世隔绝的局面，克服在议会中的孤立，并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因此，欧洲共产主义向右转，决不是响应莫斯科几乎在同一时间向不同国家发出的号令。这种转变在意大利、瑞典、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相隔数年。这清楚地表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本国因素，而不是国际因素。

1938年就预见到了这种挫折，尽管他对事态发展的时间的估计有些差错。他在一篇题为《慕尼黑，最后的警告》一文中，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的演化作了下列评论。这些评论应作为了解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托洛茨基写道：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纽约，第70－71页)。 欧洲共产主义与苏联官僚集团 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谴责在苏联将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医院”；谴责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侵犯；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比较谨慎地抗议对波兰罢工的镇压；语气缓和地责备将沃尔夫·比尔曼驱逐出东德和取消他的国籍。

1948年以来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时不断强调的，而批评苏联领导集团的其它流派还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的一种现象：苏联官僚集团没有割断它与国际工人运动的纽带，因而也没有割断它与国际工人阶级的纽带。所以，在苏联（或人民民主国家）以外的共产党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内部引起反响。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影响可能会损坏、甚至会明显地威胁苏联官僚集团统治的稳定。

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无条件支持，或者把他们对1968入侵捷克所表示的反对，叫做“对帝国主义的支持”，因为帝国主义在这些问题上吵嚷得更厉害。

欧洲共产主义与西欧工人阶级

1974-1977年所执行的方针的结果和陶里亚蒂1943-1947年在意大利北部大工厂中所执行的政策的结果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1948年以来，他们第一次看到，延续多年的政治僵局有了解决的可能，群众本能地，或朦胧地把这种僵局看作是资本主义晚期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左翼联盟’将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再经过二、三次努力，他们就将赢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这样，到将来进行力量较量时，他们就会有一个较有利的起点。”广大群众就是这样理解欧洲共产主义的；过去，德国的劳苦大众也正是这样理解考茨基的“消耗战略”的（这是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历史由来）。

[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2.htm](第一章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苦果.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htm](曼德尔 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1978).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4.htm](第三章 东柏林会议.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