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意共与紧缩政策

第八章　意共与紧缩政策

——译者

在所有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中，意大利共产党在适应“本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时刻的需要方面走得最远，并且在自己的国家里最杰出地扮演着一个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制度拯救者的角色。比较仔细地考察意共在经济政策方面所主张的方针，将有利于揭示整个欧洲共产主义所固有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在西欧其它大多数国家或在日本、澳大利亚和墨西哥，尚未充分显示出来。

此外，这种考察，能够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斗士们，在与本国共产党的斗士们进行的辩论中，提供材料。这样做有助于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十分困窘的对比：一方面，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瑞典以及比利时共产党一直在表面上表示它们坚决反对紧缩政策（虽然还说不上能持续多久）；另一方面，意大利共产党却以蛮横的态度表示它完全接受这同一个紧缩政策。这样的辩论还起着警钟的作用，提醒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使它们能够看清自己处于同意大利工人运动相似的处境之中，除非工会和共产党的斗士们及早警觉和动员起来，有效地反对正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酝酿着的类似的转变；除非革命先锋队及早成功地改变工人运动和整个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

意共领导人至少有一个优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致性。他们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劳资之间全面的正面对抗；他们认为，对工人运动来说，这样的对抗只能以失败告终。策略手段也同样明确：防止目前使意大利资本主义受到折磨的严重经济危机与阶级斗争的强化同时发生；最后，全面地实行系统的阶级合作政策。根据这个方案制订的经济方针，就是坚定地支持朱利奥·安德雷奥蒂政府的紧缩政策。

然而，要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与大学生中最有觉悟的、先进的部分推销这项政策，就需要给这整个政策披上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即从结构上对危机加以解释，并勾画出克服危机的某些途径。这就是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在1976—1977年的那个冬天埋头完成的首要任务。

1914—1923年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谨小慎微的做法（人们对这个历史的先例是记忆犹新的）相比，意共领导人几乎会感到惴惴不安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贝林格所提出的并由意大利共产党大多数主要领导人多次重复的对目前经济危机的解释，或者至少是对这一危机的危急局面的解释，完全是抄袭当前流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甚至是抄袭其中最不“进步”的流派。

1976年10月在意共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该报告刊登在1976年10月19日出版的意共《再生》周刊上），只列举了危机的两个基本原因：通货膨胀和工业化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资金外流”（即原料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上涨）。贝林格在1977年1月意共召开的知识分子讨论会的闭幕词中，对危机严重的原因加以“解释”时，仅仅归因于与“第三世界”关系的改变。（这个讲话连同1977年1月30日在伦巴底工人党员的一次集会上的讲话，被意共收集在一本小册子里，并且加上了一个动人的标题：《紧缩：改造意大利的机会》。¹下面的话引自这本书。）在这次对知识分子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16页，黑体是作者标示的）。

1929年至1932年的危机比这次危机严重得多。贝林格对这一点未免太健忘了。但是，把经济衰退或其严重性归咎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这完全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公式的学舌（即使拿“气势磅礴的崛起”这样冠冕堂皇的话对民族解放运动加以颂扬，以此掩盖他们的学舌，也无济于事）。这种肤浅得连凯恩斯自己都会不屑一顾的凯恩斯主义，利用的是人们对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无知。石油价格的上涨被说成对帝国主义经济起到了紧缩通货的作用（象贝林格1976年10月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的那样，通过“资金外流”）。衰退就是这样产生的。

1973、1974和1975年比原来预料的大大降低：1973年为570亿美元，1974年为350亿美元，1975年为340亿美元。这表明，低于帝国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二的年平均增长率；1975年还低于百分之一。石油价格上涨大约不超过全部价格上涨率的百分之一点五至百分之二。可见，要把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看到的这场如此严重的衰退和通货膨胀“主要”归因于这个微不足道的、次要的因素，是多么困难。

²。阶级斗争已经从分析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平地分担牺牲”的陈词滥调，这是过去几十年中每遇类似的情况无数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蛊惑家们反复喊过的共同口号。

³。

危机的历史作用和紧缩政策 ⁴。

59页），而且完全是正面的意义。贝林格写道：“我们肯定地说，甚至在根据民主的公众意志发展并受这种意志支配的经济结构中，市场、企业和利润也可能而且必须发挥作用。”这就是他所说的一切。温和得象修女一般。

⁵。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进行这种改变，利润率的恢复、生产投资的增加和持久的经济恢复都是不可能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其他有进取心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有坦率的优点。他们大声疾呼：“今天的利润，就是明天的就业职位。”但是，由于贝林格面对着世界上最激进和富有战斗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他就不能说这样赤裸裸的话。他不得不将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这种不可饶恕的罪孽与伪善以及故弄玄虚这种情有可原的过错混为一体（正如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1923年那样）。

⁶；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惊人发展（《再生》周刊，1976年10月19日）。事实上，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⁷。

这是否意味着“经济计划”只不过是一个骗局呢？如果是这样，那就很难理解它为什么接二连三地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被采用；也很难理解意共领导现在向本国资产阶级所献的双倍殷勤的含义。

贝林格的讲话中，也有强烈的谴责，有时甚至带有感情上的激动。但那不是谴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不是谴责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私人公司的利润。那不是谴责。不是的。谴责的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要求获得耐用消费品并以私人汽车为标志的。这一指控，是同对意大利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那些陈旧的、落后的、发展不充分的现象的指责，混合在一起的：

“紧缩，随着其内容和控制其应用的力量的不同，能够被用来作为加剧经济萧条、政治镇压和社会上始终存在的非正义现象的工具；也能够被用来作为促成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府的严格精简、社会基础的深刻改造和民主的保障与发展的机会”（第44—45页）。在另一处，贝林格宣称：“事实上，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目标将有助于加固社会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旨在有组织地反对浪费、特权、寄生现象和浪费资源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这些目标将体现出必然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紧缩政策本质的那些内容。更进一步地说，可以这样认为，非正义的现象和铺张浪费，过去和现在总是在颓废的社会中交织出现，而正义、节省却在上升的社会中手挽手地前进”（第27页）。

24—25页）。

1929—1932年的大危机期间提出的古典社会民主党方案的又一个简单的复制品：应该做一个正在受疾病折磨的资本主义的护理医生，因为如果病人不能恢复健康，面饼就不会增大，工人得到的面饼屑就会更少。

⁸。

⁹。由此还可看到，任何资本主义的“国家经济计划”，即任何遵从私有制、利润指令和市场法则的计划，对于这些垄断集团的投资范围、方向和地区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势将越来越小。

1976年的竞选纲领中，在《怎样克服经济危机》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抉择仍然是接受一个‘开放的’市场制度，即在国际范围内的公开竞争的制度……但是，在反保护主义的选择和实行一项投资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那样的投资政策的目的在于，要增加经得起价格竞争的意大利工农业产品的生产；而过去一些年来，工农业产品的进口数量却在不断增加，价格不断提高……必须实行一项投资政策，把意大利推向一个工艺上更加高度熟练的境界，以便加强和恢复出口能力”（《团结报》，1976年5月16日）。

¹⁰

这不是会更加陷入陈词滥调并在工人阶级内部散布愚蠢的幻想吗？拉马开头是承认危机非常严重；继而强调资本主义竞争的激烈；最后是承认意大利资本家在这次危机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他承认这些资本家正在试图减少“劳动费用”以使生产“吃饱”。失业的作用不正是为达到这个目标吗¹¹？然而，拉马得出这种结论是出于对外国资本家的信任，相信他们会放弃部分世界市场来援助可爱的意大利“解决就业问题”。虽然在资本主义竞争场上，资产阶级通常的做法总是在危机时刻竭力

1976年10月写了一篇文章（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一致性与严格”），毫不隐晦地表明了几乎是直接地反对共产主义的工会会员的立场，他说：“当我们说，为了克服危机，工人必须接受必要的牺牲时，把这种牺牲看成是对资本家和政府的‘让步’（象有时做过的那样），或者看成是为了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进入政府的所谓共产党人的策略而付出的‘代价’，这些看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如果国家需要用一种与工人利益一致的方式把自己从危机中拉出来，如果青年要找到工作，如果人民的生活状况需要得到改善的话，那末牺牲是必要的……因此，去讨论为改变这种状况而作出的必要牺牲应该要求什么样的补偿，那是不正确的。”（这段话被亨利·韦伯引用于他写的《意大利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的渊源》，第68页）。

?¹²这些“牺牲”差不多同经济危机本身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不是什么“命运”或“铁的法则”造成的。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结果，而这种生产方式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才得以幸存下来的。换句话说，只要工人阶级相当坚强、觉悟高并紧密团结，就能够推翻它。甚至在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进行的精细分配，也不是既定不变的，而且也不是机械地由就业程度来确定的。它取决于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取决于阶级斗争的起伏。

如果要向一个还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去提起这些基本的真理，那几乎是羞于说出口的。但是，阿门多拉假装已经忘记：共产党最初的和历史的使命，根本不是要使工人确信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们“必然地”强加于无产阶级的“牺牲”，而是要教育、组织和动员工人不妥协地捍卫他们的利益，准备推翻作为危机和失业的诱发器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恰当地利用这个制度的虚弱和严重危机的时刻以实现这个目的。

然而，意共工会领导人特兰亭竭力用完全不同的腔调说话。他肯定地说：“一种可取的方针，必然使制度不可避免地在性质上发生变化。不是变成更合理的资本主义，而是变成过渡性的经济制度。如果集体单位不是通过命令来管理，而是通过群众行动、工人管理的新形式、传统的代议制机构中新的关系和普通群众的民主的新形式来管理……通过以上办法来确定新的投资分配，来确定一项得到现今工会运动支持的恢复政策，那末，人们就不能说那只是调整或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我认为，而且意大利资本主义对这一点也十分清楚：这是资本对利润的支配权，这个权力那时也将受到挑战”（同上书，第120页）。

“新的消费模式” 1976年10月19日）。我们这里遇到的，又是一件古典社会民主党论点的几乎纹丝未动的复制品，如“自治社会主义”和“政治报酬”等。

¹³，在公共事业方面也要实行“紧缩政策”（第41—42页）。于是就出现了既要减少，同时又要增加公共开支的问题。对此，尴尬的意共经济学家回答说，公共开销必须“合理化”；这意味着“耗资大的”公共开销（军费开支不在此列，因为意共尊重意大利承担的“国际义务”，即尊重北约组织）必须代之以“直接或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共开销。但是，这只是回避实际问题的遁词：这整个经济纲领是意味着由预算体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还是减少呢?任何诚实的人都不能否认，纲领意味着增长，甚至是相当大的增长。资产阶级是否准备同意增长，并且为它出钱？怎样才能强迫他们这样做？这个沉重负担的基本部分是否将强加给工人阶级（在意大利，他们已经缴纳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直接税）？工人阶级是否会接受这一方案，而不顾对他们生活水平的灾难性后果？“共产党人的分析”甚至不敢为提出这些问题担风险，更谈不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1936年的总罢工为所有受雇者赢得了带薪的假日，可以说这是一个“改变消费模式”的样板，如果真有那么一个样板的话。然而，正是利用了总罢工和资产阶级中产生的害怕革命的心理，才赢得这个成果。因而，即使国际工人运动在三十年代赢得的最重要的改革，显然也是群众斗争（客观上是属于革命的范围）的副产品。意共却破坏和压制当前意大利进行总罢工的尝试。意共几乎不想运用革命的威胁争得改革。相反地，意共想要做的是，在“共同利益”的旗号下与雇主谈判。我们敢担保，用这种方式，意共永远不可能赢得在轻信者面前炫耀的那种“社会主义消费”的改革。

26页），即

暂拟的资产负债表 ¹⁴。

1976年10月，卢奇亚诺·拉马还在“有力地”驳斥这个论点，尽管他也赞同“自动的”工资增长（不是按物价计酬法而增长，而是随资历增长，以及超法定范围的津贴等等）将违反工人运动的利益这种意见（同上书，第83—90页）。但是，贝林格就蛮横得多了。在对伦巴底的共产主义者工人讲话时，开始他说劳动费用的增长不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第41页）。然后，他就凶相毕露，接下去说：“我们认为，总的来看，意大利劳动费用动态问题，与欧洲其它国家这类问题相比，应当加以重视和解决了。但是，应当在更符合实际的更广泛的准绳基础上加以解决”（同上书，第42页）¹⁵。贝林格接着概述了意共建议采取的行动。他说：“从政治和阶级观点看，目前危机中最重要的事实是什么？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及其仍然占据某些（原文如此）要职的老政界人士已经被迫转向我们——转向工人阶级、劳苦大众和共产党人；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支促使事态纳入正轨、使经济与国家职能机构正常运转、使整个意大利社会制度具有效能的不可缺少的力量……这显示出某些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真正的新情况。旧的统治阶级和老的政客们再也没有能力把牺牲52页）。

53页）。

53—54页）。

1977年1月上涨百分之一点四，2月上涨百分之二点三，3月上涨百分之一点五，4月上涨百分之一点一，四个月合计达百分之六点三（或者说，每年接近百分之二十）。但是，根据物价计酬法而给工人增长的工资，在5月份仅仅是百分之零点六。1977年1—4月由于生活费用上涨给工人的补贴总共不超过百分之三。年收入不足六百万里拉（约合三千五百英镑）的工人，一个月增加的收入为一万四千三百三十四里拉。年收入在六百万到八百万里拉的工人只得到这个金额的一半，即七千多里拉，这意味着一些工人从物价计酬法得到的补贴不足百分之二。

1977年3月25日）已承认，自1977年2月以来，物价计酬法只能保证那些每月收入三十万里拉左右（即低于工业中的平均工资）的工人维持充分的购买力。法国资产阶级的《费加罗报》对这一情况作了很好的概述：“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共之间的历史性妥协，在经济方面产生了相应的结果，因为两党已经懂得了听凭通货膨胀长期失去控制的危险。结果是，今年年初，在雇主（工业家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工会作了重大让步，并且如果普通大众愿意接受，工会很可能会走得更远，但事实上大众不愿接受。七天支付薪金的假日被取消了……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度曾象支薪假日那样不可侵犯的物价计酬法……现在已被修改，其作用减弱了”（1977年5月3日）。这样一来，牺牲是付出了，可是“旧的资本主义结构”并未消失。

1977年第一季度与1976年第一季度相比，就业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一点一，虽然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十点九（《新苏黎世报》，1977年5月24日）。购买力受到损害，加上失业，其结果是生产率显著增长。也就是说，存在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这意味着利润的增长。就是这样一个资产负债表。它是不是反映了“借用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价值”呢？或者说，它是不是一张典型的、赤裸裸的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资产负债表呢？

35小时）；将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在所有劳动群众中进行分配（按小时计算的物价计酬法），并不得减少周工资；没收倒闭的公司，并在工人管理下恢复生产；在工人管理下把基础工业收归国有，并且不付给资本家赔偿费，不转卖给资本家；有工人组织推进经济计划的实行，而经济计划以满足群众需求为中心；在这个结构下建立现代化的公共事业；整个信贷系统集中到一个工人管理下的单一的公共银行之中；工人管理生产和投资；消除财政和银行的秘密；立即建立财产登记制，以反对资本家隐资漏税；建立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决裂的工人政府。

52页）。

1918—1919年和法国、意大利共产党在1944—1947年所做的事情。这几个时期和今天一样，资本主义已虚弱得不能把牺牲强加于工人。改良主义者挑起了这副担子。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他们出完了王牌就被一脚踢开了。这一次，同样的事情将会再次发生，除非工人出来阻止贝林格把正困在死胡同里的意大利资产阶级解救出来。

[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8.htm](第七章 东欧的反响.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htm](曼德尔 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1978).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10.htm](第九章 法共与国家.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