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

第十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

——译者

欧洲共产主义者把他们的战略，视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均可采取的共同战略。不错，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当这些党中的绝大多数改变它们的政治方针时，它们之间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这不仅仅局限于西欧，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共产党也采取了和它们相同的立场，只举这两个例子就够了。美国、加拿大和西德的共产党看来还未转向越来越流行的欧洲共产主义，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些党相对地来说在国内比较孤立，以及考虑到它们各自国家中阶级斗争的特殊条件，这一点就好理解了。这只是因为，把一个以获取政权为目的的战略提到议事日程上，在中期内对它们来说还是不切实际的。这些党的这种软弱性，自然导致了它们在物质上以及政治上完全依赖于苏共（或者导致了在西德党内出现东德党式的官僚集团）。这一点使得这些党（或至少在目前？）无法在终于产生了欧洲共产主义的那条演变道路上走得太远。然而，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党的政治，就会发现，它们与欧洲共产主义的相同之处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多得多。唯一的主要区别是，这些党在各个方面对苏联官僚集团都持批评态度。

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主要论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1、没有国民中大多数人的一致同意，在工业化国家中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

2、为了赢得这种同意，必须保留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因为这些制度显然享有大多数国民的支持。

3、这些议会制度的特性使得它们的阶级内容可以逐渐被撤换掉；即，它们可以不再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支柱。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扩大的结果。这种作用把国家机构变为一个垄断资本和“进步力量联盟”之间——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话——可以进行角逐的战场，因而把社会中的主要矛盾转移到国家机构本身中来了。

4、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全体资产阶级和孤立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正面冲突。这不仅是因为这种对抗肯定会以工人阶级的失败而告终，而且还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毁坏，从而使任何向社会主义的“突破”都会大大推迟。

5、为了赢得足够的议会多数（在群众压力和群众动员的支持之下），工人运动有能力，也必须争取体制上的改革。体制改革将分阶段从性质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使它发生彻底质变。

6、从根本上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阶段是反垄断同盟的阶段，或“进步民主力量”的阶段。反垄断同盟首先要削弱垄断资本的力量，然后再消灭它，以使资本主义受到决定性打击。它要采取各种使经济生活民主化的措施、让群众参与国家管理，来使劳动人民在社会中的影响与力量实现质的增长。在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这个阶段是决定性的过渡阶段。然而，它并不直接涉及这两项任务中的任何一项。

7、为了孤立大垄断资本势力，除工人阶级和广大雇员（包括公务员、技术人员以及干部）之外，反垄断同盟还必须包括农民中的大部份人和数量可观的中、小资产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初级阶段中对财产私有制提出挑战是不适宜的。

我们认为，以上这些是对欧洲共产主义基本战略前提的客观概括。附带说一下，克里姆林宫对这些前提基本上表示了赞许¹。对于它们，我们值得、也需要做出一个综合性回答。在这个回答中，我们必须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里阶级斗争演化的主要特征做出分析。在议会民主制度的性质以及国家在当代整个阶级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这个战略还引起了一些特殊问题，但我们对它们已另外有所论及，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历史根源：考茨基的“消耗战略” 1910年，当卡尔·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同罗莎·卢森堡论战时，就首次以明确的形式把它表达了出来。当时，考茨基阐述了德国工人运动（他还引申到所有工业发达国家中的工人运动）夺取政权的两种战略：即所谓进攻战略和“消耗战略”。而他自己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²

追溯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历史根源并不只是空洞地做学问。相反，这种研究使我们得以用实践经验以及历史教训来反驳欧洲共产主义的鼓吹者们。考茨基的战略遭到了惨败。它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堡垒的崩溃，而是通过1914年8月4日事件、1918年和1923年革命运动的被镇压、以及1933年拱手让纳粹取得政权这几个著名阶段，使德国工人运动遭到了崩溃。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后来在1935至1938年间采取了类似的战略，同样导致了流血的失败。在1944至1947年间，法国、意大利和其它一些欧洲小国的共产党又采取了这种战略，这次它们还是失败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殊条件下，同样的战略也曾被采用过（但是，这个国家有一个组织完善的独立工人运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人民联盟领导下，这个战略被应用于智利。结果是一场流血失败，即1973年的皮诺切特政变。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说，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家们看来还不愿意从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1974年4月到1975年11月，葡共严格地执行了“反垄断同盟”和“进步民主力量”的战略。该党甚至参加了由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清醒计划，而是由于激进的群众运动的压力，大垄断资本的势力被有效地排除了。可是，资本主义根本未被消灭。在工业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化部门的比重最多只占百分之二十五。资产阶级远没有衰弱下去，反而发起了气势汹汹的和越来越猖狂的反扑。工人阶级远没有迅速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反而迷失了方向、被迫采取守势，并发生了分裂（虽然并非被击败。现在，葡萄牙工人阶级还有能力再次发动反攻，但这完全不是由于“消耗战略”的“胜利”）。

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和经济危机 ³。这样，就要有一个前提，即经济是独立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利益而运转的。这又是在白日做梦！

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和社会危机

Cagoule and the ‘synarchie’,SAC and company, ‘Guerrillas of Christ the King’,the Spinolists）⁴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主要是镇压机器，但也还有别的机器——进行密切的合作；利用“红色威胁”这个幽灵，使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政治觉悟不高的各阶层极度麻醉；使议会制度逐渐瘫痪；公开破坏行政管理；如果需要的话，就作政变的准备。

⁵。

两个被滥用的概念：“经济主义”和“合作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是葛兰西遗训的执行者吗？ ⁶。对于仍然把自己称作共产主义者的人们来说，宣布忠于葛兰西，显然要比宣布忠于考茨基舒服得多。

1919年《新秩序》的创立到写下他的《狱中笔记》⁷之间，葛兰西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但从未有任何根据，可以说葛兰西放弃过这样一个信念，即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取消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并代之以民主自由选举的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葛兰西从1917年俄国革命、1918—1919年德国革命以及1919—1920年意大利革命危机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而最主要的，这是在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本质进行分析之后，以及在对无产阶级自我解放运动的兴起和胜利所需要的组织条件、思想条件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

⁸。这个思想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告诫人们，在一个已经进入历史上衰败阶段的生产方式中，任何一个革命阶段的兴起，都要伴随着一系列变化。在正面进攻统治阶级的政权并把它推翻之前，这些变化会逐步削弱它的统治机器。资产阶级在封建和半封建社会中兴起时曾是这样，现在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兴起时也是这样。

⁹——是完全不现实的。例如，单单凭着它手中的资本的力量，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前可以掌握几乎全部的通讯手段。而在无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和夺取政权之前，如果指望它能够获得出版界（更不用说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了）的思想领导权，则是荒谬的。专制君主政权无法有效地阻止资产阶级科学和意识形态在教育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科学和意识形态以及自然科学、技术、制造业和大工业的迅速发展是不可分割的。而如果相信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教育体系可以让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那就无异于相信一个神话。

¹⁰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都只不过是这个辩证法在思想上和战略上必然导致的后果，尽管它们也会反过来加强这个过程中的“一体化”倾向。

¹¹

这样，“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或是导致改良主义式的投降，使工人运动官僚机构不断和资产阶级国家一体化，越来越支持其政策，甚至在革命危机到来时完全站到其立场上去；或是加强在议会外进行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发展趋向，即自觉地和系统地为这个革命危机做准备的发展趋向。不管导致哪种情况，革命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前一种情况会在客观上导致工人们的失败，而后一种情况则会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以德国工人运动为例，这便是在艾伯特—诺斯克和罗莎·卢森堡之间进行的选择¹²。相形之下，考茨基的欧洲共产主义信徒们永远无法实现他们的“领导权”纲领。

¹³可是，虽然他认为“阵地战战略”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指的并不是工人运动已经强有力的时候——象考茨基和贝林格所指的那样——而是相反，指的是力量对比还很不利的时候，这是因为，当时¹⁴

葛兰西对这两个战略和资产阶级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概括，在纯军事方面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否定了。在政治方面，认为千百万雇佣劳动者进行的阶级斗争可以长期打“阵地战”的观点，比“消耗战略”的观点还要不现实。这个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群众可以长期保持高度的纪律性、牺牲精神和阶级觉悟，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因这些努力而提高，反而甚至有可能严重下降。这个幻想把阶级觉悟降低为一个单纯的政治—思想的标准，完全忽视了使它形成和提高所需要的条件。

我们绝对不是在鼓吹“经济主义”。但是，如果相信，可以拿指挥官们所发明的某个战略当借口，使无产阶级大军的生活水平不断地严重下降，而又不使无产阶级大军的士气因此而低落，那就是无视所有关于群众情绪的教训，无视所有关于资产阶级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教训。

为葛兰西——也为考茨基！——说句公道话，我们必须指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矛盾，因为他们懂得，自发的群众高潮在某些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¹⁵他们还意识到，由于“指挥官们”无法把这种自发性导向“积极”的目标，——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退到另一个极端，即走向反动，甚至有时会是穷凶极恶的反动。历史只是证实了他们的预感。从这种意义上讲，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们也大大低于考茨基的水平，更不要说葛兰西的水平了。

同盟问题 ¹⁶。如果没有这个同盟的话，任何消除资本统治的可能性都会被看做是乌托邦。在提到智利的例子时，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戏剧性地断言：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能以百分之三十七、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六十五的票数来进行统治（但愿能够如此）¹⁷！

(甚至在那个时候！）的经济。一旦做完这些事，他们在资产阶级眼中便无用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便被从联合政府中踢了出来。事实证明，他们帮助恢复的制度恰恰是托拉斯的制度，而不是神话般的“反法西斯的民主秩序”的制度。我们也无需对下面这一事实多费唇舌，即在分析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这一哗众取宠的提法——这样提无论怎样说都是不全面的，并有些虚伪¹⁸——竟是来自一股坚决强调“各国特殊情况”的潮流。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企图把西方无产阶级的力量，说成只是社会中少数人的力量。这个企图完全是以对无产阶级的定义所进行的修正为基础的。这个定义在马克思以及所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著作中都可找到，即，无产阶级就是雇佣劳动者阶级¹⁹。

²⁰，无产阶级还包括所有白领职员、技术人员、以及所有雇佣劳动者中的“新阶层”。

²¹。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而且，做这个论证，还会和我们已经指出的事实相抵触，即，在西欧，已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雇员工会、职员（包括银行职员）工会和技术人员工会明确地宣布，支持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

national economy）和“民主秩序”的借口下，可以使无产阶级“一致同意”保护利润，他们到头来将挨上当头一棒。

²²。这样所导致的后果谈不上是什么“一致同意”，更谈不上是社会关系的“缓和”，其唯一的后果只不过是把同盟者换了。全体工人阶级的同盟并没有出现，所出现的倒是一个和资产阶级结成的，与最富有战斗性的那部份工人阶级为敌的同盟。艾伯特—诺斯克在1918—1919年就是这样做的，其后果是举世皆知的。

²³。这样一个纲领要求工人运动名副其实地团结行动，结成联合阵线。它要求在今日的工人组织中，以及在明日的工人国家中，热忱地捍卫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中，任何现实的和有效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都必须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捍卫多党制原则，以及把真正广泛的民主权利，做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际环境 ²⁴。

²⁵。有时，“国际环境”主要指的是经济环境，那就是，如果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或整个西欧实现“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或退出世界市场，就会产生使群众生活水平灾难性地恶化的危险。更加拙劣的是，有时“国际环境”竟被说成是欧洲大陆上的北约军队，以及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危险。

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所做的反应。）在这些事例中，“逐渐论”非但没有防止住敌人做出反应，甚至未使这些反应受到妨碍。相反，它只是使敌人赢得了时间，以便从容不迫地准备反击和报复。“渐变”只是对资本势力有利，对无产阶级则毫无好处。

1919年的世界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再也不是掌握决定性经济武器的唯一力量了。除了他们，现在还有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此外，还有在半殖民地国家掌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总是在窥测时机，以求增加他们所分得的那杯羹。另外还有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先是其它西欧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在这些国家中，共同市场已经不可避免地决定了阶级斗争的某种国际化，虽然和迅速得多的资本国际化比起来，它的速度还差得远。

²⁶。今天的国际力量对比，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有利得多，难道对这一点还有什么疑问吗？我们没有理由去推测，国际团结和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无法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瘫痪。

1918年所没有的。对将来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工人政府来说，最有利的投资——实际上是第一有利的投资——是设立世界上最强大的电视广播网，它有很多中转站，使德国、英国、荷兰、瑞典、奥地利和丹麦的家庭每天晚上都能收看它的节目。它应该不断敲打这些国家中的千百万工会会员，问他们：你们能够因为我们正在实行你们的纲领，实行你们组织的纲领，而让我们挨饿吗？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就业和生活水平，来使私有制赢得更大胜利吗？难道你们同意，应该用民主的手段剥夺我们的权利，不让我们选择一条通向自治的和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吗？或者，也许你们愿意和我们同心协力，来建设一个没有失业和饥饿的世界，建设一个工人最终获得了自由、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世界呢？

1977年9月）如果这段话对于“左翼法国”来说是千真万确的，那么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国来说，难道不是千百倍的正确吗？

1917年以来，这场革命第一次有机会幸免它的国际敌人立即进行的军事干涉。

[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10.htm](第九章 法共与国家.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htm](曼德尔 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1978).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12.htm](编 译 跋.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