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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曼德尔

第四章 对斯大林主义的新认识

作者：欧内斯特·曼德尔

欧内斯特·曼德尔

第四章　对斯大林主义的新认识

——译者

在欧洲所有重要的共产党中，法国共产党在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踌躇得最久。这与莫里斯·多列士的传统有关，因为这位书记早就自豪地把“斯大林主义者”这个标签当作“荣誉奖章”来佩戴了1。但是，在思想领域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如同在历史的其它一切领域里一样，起着支配作用。让·爱伦斯坦在他写的《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历史》一书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已经超出了原来意大利、比利时、英国和瑞典共产党对它的批评，更不用说葡萄牙和西德共产党对它的批评了。

2的作者，而此书却只字未提“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出发点，是批判用“个人迷信”这一众所周知有缺陷的概念来“解释”“违反社会主义法治的行为”，这种行为曾使数百万人丧失了生命，其中的共产党员可能比希特勒所屠杀的还要多。他解释说，在本质上，“个人迷信”毕竟是一种主观现象：斯大林的个性、他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中所占的份量、他的个人独裁、以及他建立和巩固这种独裁的方法等等。

1956年2月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时就已经提出过这一点。

243页）3——而同时仍然认为斯大林主义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而且还认为，在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已经很少了，这些“残余”尽管令人不快，但已越来越无关紧要。然而，这种一党制显然不适合“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

4。在爱伦斯坦朝正统斯大林主义大本营放了一枪的地方，卡里略则投掷了一枚炸弹。

5提到,同一个社会基础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上层建筑——完全不同的思想体制、国家和政府的形式的时候（虽然这一切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他是正确的。

230页）。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与事实也不相符（在他自己的书中，这些事实有的已被揭示，有的则仍然被掩盖着）。

1921年的肃反委员会的巨大作用，他还十分强调，那一年“成立了一大批机关、组织、机构，并且，一直到产生它们的必要性和条件已经消失之后，它们还继续存在”（第25页）。他在结论中又重提这一观点（第230页）。他写道：“专政是一把双刃剑。”专政是不可缺少的，但又是产生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1917年以来在俄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所有事件的逻辑严谨的解释，它主要是根据爱伦斯坦自己的书中也提到的一个历史事实：为了建立起自己的个人独裁，斯大林必须从肉体上消灭列宁的党。如果我们说，后者产生了斯大林主义，那只是好比在说生命产生了死亡：作为它自己的否定。

从主观主义到客观主义 88页）。斯大林“发展了社会主义，尽管他是使用暴政的方式来进行的”（第116页）。第一次使用这信条的是德国的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6，后来伊萨克·多伊切尔把它部分接受过来，现在这个观点则被全体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所利用。布兰德勒甚至曾说得更简单扼要：斯大林主义就是通过野蛮手段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对“斯大林主义现象”进行解释的社会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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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斯坦并不否认苏联的“官僚主义现象”。他甚至偶尔也谈及“官僚集团”（详见第92－93页）。但总地说来，在解释苏联的蜕变时，他没有给予它以应有的重视。相反，他得出了一种廉价的双关论法，对爱伦斯坦这样博学的人来说，这不能说不是别有用心的8。他说：官僚集团是一个阶级，不然它就不是一个198－200页）。他甚至完全否认官吏和官僚之间的同一性（第200页），并把官僚制度降低到只是“耍官僚”（这是斯大林自己创造的概念）。换句话说，他又一次陷入了一个主观主义的解释：“斯大林主义现象确实是官僚主义性质的，但这意味着官僚所起的作用支配着群众所起的作用，行政措施支配着经济动机”（第200页）。不，官僚集团实在是一个概念明确的团体：一切垄断苏联行政管理权力的人，据此而享有极大特权的人，以及拼命捍卫这一垄断地位和特权的人。

1923年以来苏联发生的演变，我们就能了解，苏联经济政策和国际政策的巨大反复，蜕化变质的苏联国家机构（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斯大林的暴君独裁，以后又蜕变为集体独裁）的总特征，都是在迎合

9。然而，如不从托洛茨基主义那里吸取力量，就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斯大林主义现象”。

[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4.htm](第三章 东柏林会议.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htm](曼德尔 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1978).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8book-6.htm](第五章 卡里略的冲击.md)

  1. 因此，直到多列士逝世前，每当他提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时，他总是说：“所谓的赫鲁晓夫的报告”。西蒙·西尼奥蕾在她激动人心的回忆录中（《如今的怀念已非昔日之怀念》，巴黎，1976年，第152—159，163—173，209—211页），揭示了这场与历史捉迷藏的游戏所导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她记述了1956年11—12月她的莫斯科之行的筹备、在此行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以及此行后接踵发生的事件。在莫斯科，她和苏共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议，其中有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长时间同她谈论他“所谓的报告”。——作者注 ↩︎

  2. 让·爱伦斯坦：《苏联历史》，巴黎。——作者注 ↩︎

  3. 所有提到爱伦斯坦的书的地方都是援引自爱伦斯坦：《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历史》，巴黎，1975年。——作者注 ↩︎

  4. 见本书第五章，这一章是专门分析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著作《“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的。 ——作者注 ↩︎

  5. 尤其是西德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施泰格尔瓦尔德教授，在1977年9月一期的《马克思主义报》上发表了批判爱伦斯坦这本书的长篇文章。——作者注 ↩︎

  6. 海恩里克·布兰德勒是德国共产党右翼的政治领导人，奥古斯特·塔尔海默是该党右翼主要理论家。这个右翼于1922—1923年期间领导该党。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失败以后，布兰德勒分子被撤离领导岗位，并于1928年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在三十年代他们一直是一支国际反对派，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他们在德国一直是一些独立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对斯大林采取非常调和的态度，从来是他们的一大特色。（他们甚至赞成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会！）布兰德勒对伊萨克·多伊切尔有一些影响。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布兰德勒分子，是我们的朋友沃尔夫岗·阿本德罗兹教授。他热情地为爱伦斯坦的书的出版而欢呼，是不足为奇的。——作者注 ↩︎

  7. 这种思想在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和他论苏联的其它著作中，在第四国际的文件中，以及本人的许多著作中（尤其是在《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十篇论文》中），有详尽的发挥。——作者注 ↩︎

  8. 爱伦斯坦反驳那些主张官僚集团是一个阶级的“托洛茨基分子”，他特别提到了雅姆·比尔勒阿姆和布律诺·里齐的话。但是，他忘记了补充说这些作者是背离了托洛茨基来提出这一论点的。要是根据这种逻辑，那么人们也可以断言，新官僚阶级这个论点是“斯大林主义分子”米洛凡·吉拉斯提出来的。——作者注 ↩︎

  9. 例如，请看第96页，在这里，爱伦斯坦想利用托洛茨基来反对1975年的托洛茨基主义，后者“以反苏维埃主义的、倒退的和教条的战略为其明显特征”。爱伦斯坦之类的前斯大林主义分子在谈到托洛茨基主义者时，特别地不知羞耻，他们几十年来对托洛茨基主义者造谣中伤，想把他们送到古拉格（古拉格群岛是苏联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集中营——译者注）而后快。而现在，他们又摇身一变，以致要让他们以前的受害者来和杀害自己的人一起分担责任。而《红色管弦乐队》的英雄利奥波尔德·特雷帕尔的体面一些的评论，又更值多少钱呢？他在自传中写道：“但是，当时谁提过抗议？谁站出来大声疾呼，表示过憎恶？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配享有这种荣誉。托洛茨基主义者，象他们那位因为倔强而挨了一斧头的领导人托洛茨基一样，最彻底地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且他们是孤军奋战。在大清洗的时期，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只能在荒凉的冰原上喊出他们的反抗，人们把他们抛在那里，是为了以较高明的手段来消灭他们。他们在集中营的表现很有尊严，甚至堪称楷模。但是，他们的呼声却消失在西伯利亚的苔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