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角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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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十月革命的谴责一般都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布尔什维克的“政变”阻止了民主的制度化与巩固。正因如此，它导致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在1917年10月及其随后的几个月中，民主或独裁是可供随意选择的替换项。

这又是对历史的公然神秘化或篡改。

实际上，俄国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了顶峰。这种两极分化，没有给俄国制度化或实际上长期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留下任何试验空间。从1917年7月起，以民众需求激进化为显要特征的日子里，资产阶级政党，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军事集团，采取了更具压迫性的应对方案。

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并非从天而降。它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它的失败只是加强了有产阶级及其党羽对复仇的渴望。这一点在十月暴动的前夕与随后就可以看出。

俄国有产阶级的这种仇恨具有少见的力量。举例而言，它可以与1871年巴黎公社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仇恨、1936年夏天的西班牙反动相提并论。

雅克·萨杜尔（Jacques Sadoul）中肯地指出，他们：

……想建立一个专制主义政权，将革命淹没在血泊中，屠杀和驱逐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和宪政民主党人（Kadets）。¹

这种阶级仇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士兵们对克伦斯基（Kerensky）1917年6月在波兰加利西亚前线的攻势缺乏热情，贵族和“爱国”君主主义者们愤怒不已并变得强烈亲德（Germanophile），要求德国军队抵达彼得格勒，以粉碎革命的温床。²同样由萨杜尔指出：

……自从〔德国大使〕米尔巴赫（Mirbach）抵达莫斯科后，君主主义者们大感安心。德国大使的第一次访问是与大公夫人会见，即尼古拉二世的小姨子，然后他又会见了其他臭名昭著的保皇党。这显然是在为沙皇复辟做准备。专制主义君主主义者打算毫无愧色地将其全盘接受，尤其是与德国的军事联盟和乌克兰的独立。³

　　德国大使馆的一名成员，卡尔·冯·博特默男爵（Freiherr Karl von Bothmer）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一段时间以来，君主主义者的圈子一直非常活跃，并与我们自由交谈……。在这些交谈中，我遇到了一大帮对我们很和善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持一套同样的口径：没有你们，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你们必须直接干预，之后我们才能行动。⁴

这种阶级仇恨并没有将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放在被攻击的首位。它首先针对人民群众，首当其冲的是村庄里的“野”农民，君主主义者们要求约束这些“盗贼”。

正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于改革派政党，特别是右派社会革命党的犹豫不决的支持下，在俄国革命后发动了内战。他们在1918-21年期间的表现证实了他们无限的残酷。

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本人最为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基于对群众的深刻蔑视的残酷。她在给她丈夫的信中说，“去做彼得大帝，做恐怖伊万，做保罗沙皇——把他们都踩在脚下吧。”⁵

而在革命的前夕，她仍然在给沙皇的信中这样写道：“最亲爱的，展示你拳头的力量——这就是俄国人需要的……。是他们自己要求这样做的——最近有许多人对我说：‘我们需要拳头’。”⁶

革命期间生活在俄国的美国记者威廉姆（A·R·William）引用了N·奇弗林（N·Chiffrin）在1919年9月7日的反布尔什维克日报《日报》（）中的一段话：

如你所知，布尔什维克已经改变了旧团的名称，莫斯科部队的背上印着“K.L.”——卡尔·李卜克内西。我们（北方白军）俘虏了其中一个团。我们把它带到了战争法庭。白军前线的审判时间非常短。每个士兵都要接受审讯，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那么他将立即被判处绞刑或枪决。红军对这一点非常清楚。

⁷

　　这一描述在最微观的细节上预示着纳粹特种部队——党卫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使用的方法：屠杀政委和被迫挖掘自己坟墓的犹太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战俘。这是“民主捍卫者”对“布尔什维克独裁政权”的行动。

博特默男爵在他的上述书中报告称：

捷克—斯洛伐克人〔帝国主义在1918年夏天武装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俘〕和西伯利亚人对落入他们手中的苏维埃成员的行为极其缺乏顾忌，大量的处决给所有布尔什维克留下了深刻印象。⁸

　　《法兰克福日报》驻俄罗斯记者、德国作家阿方斯·帕克（Alfons Paquet）也指出，在1918年7月短暂占领雅罗斯拉夫尔后，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成员被反革命势力处决，这次是在左派代表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在同一时间，左派社会革命党（Left SRs）的恐怖分子杀害了一些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沃洛达斯基（Volodarski）和乌里茨基（Urisky）。一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范尼·卡普兰（Fanny Kaplan）曾试图杀害列宁，几乎成功。

布尔什维克作家们的断言相当正确：

正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步枪的射击下，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最优秀的无产阶级之花的尸山血海中，……所谓的“人民军队”（白军）才得以诞生。⁹

　　调和各方并建立一个名为“制宪会议”政权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一系列政变使权力重新回到军事独裁者的手中，如海军上将高尔察克（Kolchak）或将军弗兰格尔（Wrangel）。¹⁰

当时，人们具体的选择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布尔什维克专政之间进行的，而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专政之间做出抉择。

反革命势力毫无疑问是独裁性质的。约翰·里斯（John Rees）很好地描述了反动势力所使用的恐怖手段：

科尔尼洛夫（Kornilov）宣称：“恐怖之势越大，我们取得的胜利就越大”。“我们必须拯救俄罗斯。”他声称，“即使我们要放火烧掉它的一半，让四分之三的俄国人流血也在所不惜！” ¹¹

¹²

1918—1921年，在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乌克兰发生了为欧洲所熟知的最严重的对犹太社区的大屠杀。根据兹维·吉特曼（Zvi Gitelman）的说法，发生了2000次大屠杀，其中1200次是在乌克兰。笔者估计，受害者总人数达到了15万人。这些大屠杀伴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性。

男人有的被埋到只露出脖子，然后被赶过来的马蹄践踏而死；有的被驱赶向相反方向的马匹拉成碎片。孩子们在他们父母的注视下被猛砸到墙上；孕妇是最受欢迎的目标，她们未出世的孩子在母亲的注视下被杀死。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奸，数以百计的妇女因其经历而精神失常。¹³

　　这些大屠杀是由反革命领导人冷酷而有意识地组织的。正如极度反动的英国作家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所指出的：

大屠杀如今不再是种族和宗教仇恨的自发倾泻，已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大肆强奸、极端残暴和前所未有的覆灭。8月底的一天，在克列缅丘格（Kremenchuk）的犹太人定居点，白军强奸了350名妇女，包括孕妇、刚分娩的妇女，甚至是濒临死亡的妇女。¹⁴

　　根据萨洛·W·巴伦（Salo W. Baron）的说法，在“社会主义者”佩特尤拉（Petljura）组织的大屠杀之后，留下了大约10万名新寡妇和20万名新孤儿。据说，所有乌克兰犹太人的房屋中不少于28%被烧毁，此外还有10%被其主人遗弃。¹⁵

反革命势力还得到了德国占领军的支持。1918年11月16日，当德军征服了敖德萨镇及其周边地区时，它发表了一份的声明，也转载于其报纸《新消息报》（），其中特别断言：

我们已经深入到俄国境内，打算重建秩序，把国家从布尔什维克篡位者手中解放出来……。所有对俄国有害的分子，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和支持他们的人，现在都被宣布为非法分子。任何庇护他们的人都将被带到军事法庭上。¹⁶

　　白军的暴行清单可以无限延长：

尤登尼奇（Yudenich）发动的暗杀（1919年8月，仅在扬堡镇(Lamburg)就有650人被枪杀或吊死）……；波罗的海帮派和冯·德·戈尔茨（von der Galtz）统帅的德国部队进行的暗杀（约4000名受害者）……高尔察克的暗杀（在他撤退期间，有1000名红军士兵在彼尔姆（Perm）被活活烧死）。¹⁷

正如任何社会革命期间的情况一样，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替代方案”有着非常确切的社会经济内容。在白军建立独裁统治的地方，十月革命的成果即使没有立即消失，也会迅速被抹除。地主们夺回了他们的财产。少数民族的权利受到压制。苏维埃受到了凶猛的迫害。工人的民主权利被完全剥夺。

这就是造成白军失败的原因。

高尔察克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的部队士气低落；在战斗过程中经常有人逃到共产党那边。另一个因素是他未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虽然民众远非亲共，但在最后关头，他们更喜欢苏维埃的统治。 ¹⁸

　　张伯伦同样指出：

在〔1918年〕7月16日，西伯利亚政府下令镇压所有现存的苏维埃，并禁止选举新的苏维埃。在整个7、8月，西伯利亚政府的政策是要恢复各种形式的私有资产……。 ¹⁹

　　这就是白军为什么会失败。他们无法赢得或重建群众基础。总的来说，他们的军队是军官军队，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意愿征募新兵。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军官对农民的恐惧程度。

面对这一难以反驳的诊断，十月革命的反对者往往会做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有些人认为，在俄国没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基础，无论是社会层面的原因（极端不稳定；缺乏中产阶级，缺乏对民主的传统支持）还是民族文化的原因（俄罗斯帝国缺乏民主传统，群众倾向于在逆来顺受的消极状态和混乱的、无法控制的暴乱之间疯狂摇摆）。

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的“极权主义偏差”虽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比专制的右翼政权更糟糕。

对其他人来说，还是有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如果克伦斯基政权没有被“布尔什维克政变”推翻，它就可以逐渐稳定下来，对极右翼和极左翼进行温和的镇压。²⁰一旦召集了制宪会议，并以有序、合法的方式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一个可与波兰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媲美的资产阶级民主，虽然肯定有着西欧所没有的局限性，但也可以稳定下来。

这个观点并不现实。它低估了社会矛盾的易爆性。指望资本家会接受破坏其工厂竞争力的社会立法，指望土地所有者会接受对其财产的分割，只是因为上述这些改革是由普选产生的制宪会议进行的，是对20世纪20-30年代欧洲历史教训的误解。

在这一时期，除了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资产阶级民主不仅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受到严重限制或明确压制，而且在芬兰也受到了强烈限制。资产阶级民主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也被消灭了，这三个国家在1917年比俄国要发达得多。

孟什维克领导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丹写道：

在评估了各种力量的有效关系之后，它〔孟什维克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他们的主观意图如何——反对分子向彼得格勒进军的胜利，必然意味着反革命势力中最恶劣分子的胜利。²¹

因此，真正的选择是，要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要么取得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反革命的胜利，而反革命的胜利将使一个比臭名远昭的德国希特勒更坏的俄国版希特勒上台。

正是根据这一诊断和它所暗示的一切，我们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归根结底，十月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否过高。我们的回答是坚定的否定。1917年革命的失败会使俄国人民和欧洲付出太大的代价。

为了歪曲计算结果，十月革命的反对者使用了他们在对法国革命使用过后就神奇消失的那种把戏。他们把革命和反革命的受害者、前者和后者的经济影响一一加起来，然后把全部这些说成十月革命的代价。

法国大革命怎么能对拿破仑战争的受害者负责？十月革命怎么能对白色恐怖和大屠杀的受害者负责呢？

诡辩家们认为，内战和白色恐怖只是革命的产物。对此的答复已经内含在了他们的问题当中：革命本身不就是旧体制的产物吗？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种对历史的概念，即历史是一种连续的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任何地方是相连的。这种观念使我们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虽然说这是一种试图将历史的运动当成一个整体理解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隐藏了特定社会和政治力量对具体行动的确切责任。

至少可以说，革命在目前并不是很受欢迎。不幸的是，即使是《革命的荣誉》和《红色彼得堡》这两本相当左的书的作者R·V·丹尼尔斯（R·V·Daniels）也被“时代精神”所迷惑，他在1992年4月26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上写道：

莫纳汉先生表明了革命的真正含义。正常的社会联系让位于无意识的谋杀和混乱。

　　 这不过是反工人阶级和反农民的偏见。为什么革命的群众高潮是“无意识的”和“混乱的”，而私人的、统治国家的暴力却被认为是“正常的”？沙皇资本主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是500-600万人的死亡。这难道不是“无意识”的谋杀吗？为什么基于皮鞭拷打、无数的处决和驱逐、野蛮的压迫（大屠杀！）和大规模饥饿的战前统治就是“正常的”，而群众对这些罪恶的反抗就是对“正常的社会联系”的解体？奴隶制也是“正常”的吗？而反对奴隶制的反抗却是“无意识的谋杀和混乱”吗？

此外，我们不应试图掩盖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在革命时期，劳苦大众首先会被引导并表现出慷慨大度。但是，面对内战，当它看到自己一再受到阶级敌人的挑衅和侵略时，它也倾向于使用直接的、有时确实是“野蛮的”暴力。巴贝夫（Baboeuf）在给妻子的信中已经指出，在攻占巴士底狱后处决朗巴勒亲王妃（Princesse de Lamballe）时，这些过激行为是人民多年来与暴力和压迫者对抗的结果，大体上是不可避免的。²²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群众在何时何地都能表现出对男女所有权利的严格尊重，实在是在要求创造奇迹。

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对革命暴力的抽象的、伪道德的谴责——不考虑确切的历史背景——试图掩盖的却是显而易见的阶级偏见。那些当权者的传统暴力是“正常的”。无论其程度如何，它都代表了一种“较小的邪恶”。一切起义者的反叛从定义上就是“更坏”的，即使它所波及的范围比有产者的反叛要小得多。这种偏见的虚伪就仿佛是打在我们的脸上一样。

这种阶级偏见往往隐藏着对群众的恐惧，而群众的社会支持又是相当明显的。正如一位相当温和的法国历史学家所说：

1861年后，知识分子和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对人民无政府状态和破坏性潜力的恐惧来控制人民。共同的恐惧（出于无知）使他们无法在对国家现实的具体了解的基础上对人民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因此，两者都屈服于20世纪初的民众自发性（stekhiinost）（基本力量）。²³

　　想把1917年十月革命的代价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代价加在一起，同样也是错误的。斯大林主义实际上是真正的官僚主义反革命的产物。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对后者涉及范围的低估或实际上的否定，或者说是对“苏维埃热月（Soviet Thermidor）”——官僚主义反革命——所构成的与十月革命及其随后一段时期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性决裂。²⁴

斯大林主义的代价对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来说是巨大的。

这场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的范围，比任何将斯大林罪行归咎于所谓列宁思想（或实际上马克思的思想）的微妙分析，更能表现出所发生的历史悲剧。在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暗杀了一百万名共产主义者。我们能严肃地将其称之为“历史的一个细节”吗？把屠夫和受害者混为一谈，这难道不令人作呕吗？²⁵

[03.htm](第三章 国内层面的意义.md)[index.htm](〔比〕厄内斯特·曼德尔《1917年10月 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md)[05.htm](第五章 对布尔什维克定位的批判分析.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