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新的问题和澄清

作者：欧内斯特·曼德尔

自从本书第一版面世以来，许多国际科学研讨会对“长波”问题更增加了兴趣，这种研讨会曾举办多次：1985年6月，在巴黎由费尔南德·布劳代尔中心设在美国的宾厄姆顿和人类科学院（the Maision des Science de L’Homme）联合举办；1985年6月，由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举办；1985年6月，在魏玛（德国）由IIASA举办；1986年12月，在锡耶纳和佛罗伦萨大学举办过；1987年7月在蒙比利埃（Montpellier）大学由IIASA和费尔南德·布劳代尔中心联合举办；1988年3月，在新西伯利亚的阿卡杰姆格罗多克（Akademgorodok）举办过；1989年1月，在布鲁塞尔大学由克莱因克内希特、沃勒斯坦和我组织。

[if !supportFootnotes][①][endif]我们不必去纠缠无意义的争论，让我们作一结论。现在，我们在导致长波由衰退到繁荣的因素的因果链中外生因素（既成秩序冲击）重要性的问题上观点一致。

[if !supportFootnotes][②][endif]其论述中再一次将凯恩斯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由于乘数的剧烈波动作用而引起“需求拉上”理论引进长波理论。对于凯恩斯对经济周期的解释，我们在根本上持反对意见。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一观点把经济增长〔扩大再生产〕看作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相结合的过程，而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能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在长波分析中，“总需求”波动的研究是必要的，但迄今为止它还是被忽略了。

[if !supportFootnotes][③][endif]

通常我们可以假定在经济周期繁荣阶段和长波的扩张期靠工资生活的人可以有更大的余地将新的商品和劳务并入社会承认的平均工资水平之中。相反，在经济危机或长期萧条期间，资本家可以有更大的余地将一定量的商品从平均实际工资中剔除。但这些仅仅是可能性。即使是现实的，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它们是现实的，这取决于历史上主观和客观因素的辨证关系。这些因素中，组织的程度，阶级觉悟，两个基本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斗争精神的高低，他们各自领导层的才能与团结程度以及各自历史传统的特征都起着重要作用。罗莎·卢森堡所讲的现代工人运动的启迪性恰恰在于依靠工资生存的人意识到新的需要并为实现这些需要而斗争的倾向。马克思在《大纲》和1861—6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中阐述了同样的观点。[if !supportFootnotes][④][endif]倍倍尔后来谈到工人们“糟透了的安于现状“，这是他从反面表述了这一观点。

[if !supportFootnotes][⑤][endif]

弗朗西斯科·卢萨使人了解了内生与外生长波理论的情况，并且指出了对于理解长波理论有贡献的二十三个因素。[if !supportFootnotes][⑥][endif]他将这种争论置于科学发明与技术发展的更广阔的框架中，这超出了本书第二章开始时所作的结论。在第二章我们认为科学进步与长波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条件下归根结蒂可以简化为一种应用科学。但是这与我们自己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周期的相对独立性产生了矛盾。我们赞同卢萨对技术——经济型范式的驳斥并支持技术——经济次系统的概念。此概念与社会机制变化这一因素在一起，基本上说明了由一轮长波转化为另一轮长波的主要原因。科学发明将有助于形成科学革命进而引起技术革命。在讨论到科学革命的理论时，卢萨强调虽然大多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讨论都是以均衡为前提的，但经济史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均衡的，即使有短暂的均衡也是不明确的。[if !supportFootnotes][⑦][endif]根据这种分析，“内生与外生”长波理论的争论将变得更清楚。这样技术革命，升级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相对力量以及工人运动很明显都是长波的内生因素。但是阶级斗争的实际结果不是预先注定的。这个结果部分地是一个独立变量，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讲，它不是长波的内生因素。对于资产阶级来讲，它是不可预知的。阶级斗争的实际结果会影响投资决策，从而影响资本发起新的扩张性长波的能力，在此且不论发明、创造及新产品是否能推动巨大的技术革命浪潮。[if !supportFootnotes][⑧][endif]

除非采取合理化的政策（例如逐步提高节约劳动的投资），否则巨大的移民波动将改变雇佣劳动的供求比率以及劳动与资本力量的客观对比关系。[if !supportFootnotes][⑨][endif]这一问题与长波之间的关系已被深入阐明，特别是通过利迪娅·波茨的研究。[if !supportFootnotes][⑩][endif]她提供给我们的数据清楚地显示了在19和20世纪除日本以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际移民浪潮与长波的相互关系。在长波的扩张期，国际移民出现高潮，而在长波的衰退期，国际移民则相对回落。战后，移民与长波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更为显著。在联邦德国移民工人的数量在1973年达到顶峰（占总劳动工人数的11.9%），而在1987年这一数字降至7.5%。在法国同样在1973年这一数字达到最高峰，随后稳步下降。

下面这张图表展示了美国国际移民与长波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尽管自70年代初以来出现了长期衰退，但向美国移民的增长趋势并未改变，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1993年8月22日所载资料改制。）

首先，考虑到1986年对非法移民的大赦法案，官方数字是带有误导性的。这是因为它并未反映移民真实水平的增加而只反映了被认为是合法移民的数量的增加。应该记住从波多黎各来的“移民”不是真正的移民，因为波多黎各是美国的一部分。最后，美国南部边界存在的外国移民进入美国的许多处“疏漏地带”，其原因不仅仅是美国与墨西哥和中美洲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巨大差异，更重要的是美国资本家故意吸引廉价的不受法律保护的移民劳工作为降低本国工资进而“分化”美国工人阶级的手段。

这引起一个关于国际移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为一般的问题。那就是涉及一亿多人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其中6000万移民出现在20年代初，3000多万名移民出现在二战后。[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其原因，传统的文献常常着重于移民的产生是对来源国原始恶劣条件的反应，如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但这种研究方法只反映了真实历史趋势的次要方面。

19和20世纪这种资本运动与移民流动有惊人的吻合现象。[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

这就是为什么利迪娅·波茨认为全球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的假设实质上是不正确的。它只能归纳出一种早期的趋势。真正的全球性劳动后备军是巨大的，它包括大量的失业者，无地的劳动者，在“第三世界”的贫苦农民以及大量从质上看是未充分就业的产业工人（那些从质上看平均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工人），总计可能达10多亿人。另外，工业化国家本身有大量的家庭主妇及领取养老金的人尚未作为雇佣劳动而被雇佣，他们可能非常愿意从事半职或部分时间的工作，如果他们能够找到这样工作的话。

4—5倍）当今工业化国家的工资水平。但是，丝毫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已经在起作用。我们可以反对是由于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屏障（诸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组成工会的“工人贵族”的反应）阻止了这种趋势的发生。波茨事实上叙述了这一观点。但这只是真实过程的一个部分。在资本操纵劳动力供给的能力背后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基础在于经济而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反过来，这种现象反映了资本近乎无限的流动性与植根于雇工本性的工人阶级的相对不流动性之间质上的区别。[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

因此，资本之制约和最终分割无产阶级的能力既不是无限的也不是可预知的。正如工资的波动，它至少部分地依靠主观因素，这些因素对资本来说是不可预知的。如果工人阶级的觉悟达到某种水平并且可胜任领导的能力达到某个最低限度，那么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将会部分地被克服。移民工人能够日益地结合成越来越紧密的劳动力联盟，甚至能够在“本土”工人中扮演组织者的角色。在历史上，像这种成功联合的例子诚然是存在的：犹太工人在阿姆斯特丹，纽约或希腊的塞萨洛尼基，犹太联盟在俄国、波兰的部分地区，意大利工人在比利时和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人在欧洲其他国家。当然，我们不得不看到近150年间，这种现象是特例，并非常规。但是结论仍然成立。资本预先没有无限的能力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施加影响，以保证剩余价值率的巨大增长，从而对利润率的提高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并有助于启动一轮新的长波扩张期。对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抵抗程度基本上是不能预测的。在一定限度内它是一个独立的变量。

[if !supportFootnotes][14][endif]他描绘出四种典型情况：工会继续保持相对力量，例如西欧的“福利国家”；工会力量的相对削弱及持续的衰落（如美国）；由政府冷酷而成功地解散了工会力量（如英国）；政府在不存在强大的独立工会的情况下趋向于对劳动力市场“不加管理”，但伴有社会保障措施，政府根据经济政策的导向和群众抵制程度来决定这种社会保障措施（如东欧和前苏联）。他本来还应补充第五种情况：即像印度那样的国家，在那里大量劳动后备军使得工会运动通常处于衰弱状态。

[[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

13 阶级斗争（1871-1973

这一分析强化了我们的阶级斗争长周期的论点，该论点是本书对长波理论的主要新贡献。在图3中（本书第40页），我提出了欧洲阶级斗争的一般趋势，这一结论源于一般历史知识，但未被实证数据所验证。贝弗利·西尔弗根据重大的工人斗争的新闻报导绘了一条曲线，这条曲线与我提出的曲线相当接近。如果有不一致之处，那主要是因为西班牙（这个国家在20世纪有多次工人运动高潮）没有纳入西尔弗的数据。[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图13是从1871—1973年阶级斗争的历史规模，实线是西尔弗所绘的曲线，虚线源自本书第一版。

1989年,在布鲁塞尔研讨会上,乔治·加泰伊提供了关于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罢工日数的统计资料，资料显示罢工的高峰出现在1893年，1905-1906年（俄国革命！），1911-1913年（1913年是一战前罢工人数最多的一年），1919-1921年（俄国和德国革命及意大利北部的大罢工风潮），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这个统计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未包括法国1936-1945年，西班牙1912-1937年，德国1933-1948年的罢工情况（1945年后，德国出现了重要的罢工风潮）。

下表列示了加泰伊总结的他的研究结果[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

长周期的转折点	运动高潮（罢工和争端）
1844-51年	1847-49年
1866-75年	1868-73年
1892-96年	1893年
1913-20年	1919-21年
1939-48年	1946-49年
1967-74年	1968年

通过图14，埃内斯托·斯科雷潘蒂认为以上的罢工数据与资料主义经济的长波有着本质的联系。[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阶级斗争长周期的统计证明，波峰与波谷大约50年改变一次，此外，斯科雷潘蒂先前曾经尝试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周期性高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精确地解释[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由于对工人阶级战斗力和破坏力的认识和恐惧，这种相互关系围绕着资本家们从事大规模投资的意愿而构建。反过来，这又与工人阶级的成败波动相联系，与经济长期扩张和衰退对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及阶级觉悟水平的影响相联系。

这种分析中存在着许多有趣的并具有说服力的成分。但同时，这种分析又受到过多的“唯意志论”和宿命论偏见的困扰。这样，在长期衰退结束时资本激起巨大投资浪潮的意向就不完全与利润率的强烈推动相联系。工人阶级的反抗程度（或挫败程度）就不完全与雇主们引入剧烈的劳动力组织形式变革的企图相联系。这种变革将是资本抬高剩余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的途径之一。在过去的25年间，对于获得高利润的尝试以及这种尝试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力量相对强弱关系的不确定、不可预测的结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解。同时，斯科雷潘蒂试图阐明工人战斗力和阶级斗争的持续波动，主要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运动。这种阐述降低了组织的作用和领导层不和谐的负作用。这导致他描述的全球模型与史实不符。

为什么1848年的革命没有波及到英国？为什么1871年的公社运动在巴黎发生而没有在德国发生？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而德国革命却失败了？为什么在1933年德国工人运动屈服于希特勒而奥地利，尤其是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在1934-1936年奋起抵抗法西斯？为什么在美国没有全国性罢工？为什么阿根廷的工人总是举行大量的总罢工但没有威胁及资产阶级政权之存亡，而在巴西仅有比阿根廷少的罢工经历却至少出现了对政权存亡的威胁？这些差别不重要吗？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相信我们对于阶级斗争周期相对独立性的解释将更符合史实而且在理论上更加一致，尽管我们的解释比斯科雷潘蒂的解释简单。当然，吸取一些斯科雷潘蒂的理论贡献是有益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完全有能力解雇工人或大规模关闭工厂,如果这样做符合资产阶级当前的偏见和兴趣。工薪阶级只能通过直接对全国性资本力量的挑战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历史上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例子。但如果法西斯的崛起被成功地抑制和扭转，那么，在1923年和30年代初，德国还是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尽管如此，在危机的后期阶段或在长久的萧条期间，资本不能机械地将需要工人阶级担负危机代价的政策强加给难驾驭的工人阶级。资本对于厂房和机器有绝对的权力。但它对活劳动就没有这种权力。

日本	495	317	254	214	188
德国	547	371	330	469	401
欧盟	158	113	93	131	104
日本和欧盟	113	77	64	77	67

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来推迟计算日期，这种方法的功能有多种含义。[if !supportFootnotes][20][endif]正如上表列示的，一个非霸权国家终究不能通过以政治—军事为主的手段来对其竞争伙伴或单个资本家施加影响，也不能对其贬值的货币继续作为世界货币有所作为。如果美元的衰落尚未转化为不断下跌的趋势，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前东方国家相比保持了甚至提高了它的优势，尽管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与西欧和日本相比已经失去了领导地位。第三世界与前东欧国家遭受了像皮埃尔·萨拉玛生动描述的所谓经济“美元化”之苦。

1873-1893年的长期萧条并伴随着保护主义和“损人利己”及殖民征服的暴力战争。在1893-1913年长期扩张期（这时各强国都从国际贸易中不同程度的受益），帝国主义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高。起初这种竞争是相对和平的，除日俄战争之外没有发生重大战争。但是随着扩张力量自身的增强，军备竞争加速了步伐，一场大战便成为可能。战争的爆发出现在1913年经济大危机之后决不仅仅是个巧合。

1913-1940（48）年长期萧条期间，资本主义主要国家之间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种市场就是布哈林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if !supportFootnotes][21][endif]——成为世界格局的主要特征。资本的国际化似乎倒退了。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恰恰是通向资本主义扩张的阶梯，它本身就是世界霸权进行侵略的跳板，这可反映在诸如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德国帝国主义在东欧，英国帝国主义在中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南亚的行动上。但是世界市场的基本趋势曾经是分裂而不是进一步的统一。[if !supportFootnotes][22][endif]

1949年开始，这种趋势被日益逆转过来。这种过程当然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中以霸权国的地位出现不无关系，不过还有深层的基本原因。这符合不断增加的生产力国际化，符合不断增长的“职能”资本的国际化，符合多国（跨国）公司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形式在世界市场上的出现。[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

Privatization of money）,这是当前长波衰退期最明显的特点。通过投机经营，信用货币日益扩张，这是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都不能控制的，而且它的确切存在形式也不为人所知。[if !supportFootnotes][24][endif]资产阶级仍需要国家权力。在“职能资本”业已国际化的条件下，国家权力的适当形式应是全球国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经济与社会——政治原因，这种形式绝不会实现的。

每百名居民拥有个人电脑	5.7	15.2
每百名雇员拥有个人电脑	10	42
与地方联网的个人电脑（%）	9	52
国际联网（Internet）的个人电脑	39000	1180000
有线电视公司	149	11075
有线电视使用者（百万）	1	57
	（占家庭数3%）	（占家庭数60%）

资料来源：法文《外交世界》1995年2月号。

卡雷尔·范·沃尔费伦（《日本权力之谜》，文塔奇图书公司，纽约，1990年）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指出，日本经济的突出成功，它的出口驱动力，它的大量国际收支盈余，它对美国赤字的“基金”主要归因于其政府导向。因此“这种气泡（土地和股票的价格飞速上涨）一时不会破裂（第339页）。但是，将来会不会如此呢？

德国和西班牙的资本家在1933年和1936年就远远没有一致地支持法西斯。在德国，资产阶级甚至在希特勒成为“元首”之后仍对试图平息工人运动的作法犹豫不决。他们害怕发生内战——正像对西班牙发生的那样。他们的计算严重失误几近失败。即使他们在西班牙最终获胜，这也要归因于工人阶级“主观因素”的软弱，革命觉悟的不充分以及未考虑经济制约条件的（“过于武断的”）领导决策。

[if !supportFootnotes][25][endif]所以也就没有真正的世界货币。[if !supportFootnotes][26][endif]因此，货币的利己主义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国际货币紊乱的不断增加。这种紊乱成为阻碍当前长期衰退结束的额外障碍。

ENIAC计算机的成本低10000倍，其运行速度却快了20倍，而只需占用原先三万分之一的空间。集成电路显现出在过去每年复杂性增加一倍。在1976-1978年间，每个电路至少都包含262000个“比特”。在70年代，存储器中的每个“比特”的成本每年都下降35%。[if !supportFootnotes][27][endif]

然而问题来了。谁每年打算多购买25%的芯片、集成电路或是半导体呢？在1960年50亿个晶体管已经被生产出来。为了与产品的成本降低保持一致而每年生产50亿个晶体管，这是否能销售出去？如果不能销售出去，不仅技术租将会消失，甚至平均利润也注定要下降。[28]

注定要发生的事果然发生了。1984年IBM的税后利润接近70亿美元，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公司能有如此业绩。但在1992年，IBM亏损50亿美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公司亏损的都要多。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一数字比世界上10多个国家的GDP还要大。[29]

举个更加精确而较少推论的例子。西门子公司的执行副总裁瓦尔特·库纳特教授讲道：“技术水平越高，需要的资本就越多，需要的操作者就越少，对市场的需求也就越甚。”兴许可以补充一句：其利润越低。另一个专家提出一个惊人的设想：如果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能够达到电视机工业那样的生产率，那么今天一辆罗尔斯轿车只值一辆自行车的卖价。[30]这里你将接触到马克思所阐明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外壳。[31]

另一个关于这个基本矛盾的典型例子便是机器人。当机器人刚问世时，过分醉心此物的观察者们便发表议论，说人的劳动将开始逐渐被替代。工业生产中所使用的每个机器人平均替代两份工人从事的工作，同时只剩下一个监督者看管4-5台机器。[32]这可真是所谓“后工业化社会”了。另一方面也很像马克思140年前在《大纲》一书中所预言到的所谓的后市场化社会。对那些极端推崇市场经济的顽固分子而言，不幸的是在于机器人并不会去购买商品及劳务。但同时他们的确生产出堆积如山的日益难以销售的商品。[33]

尽管如此，所有关于“机器人与逐渐消失的人力”的故事在实际中只会成为科幻小说。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完全自动化的时代，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半自动化的时代。在1983年斯坦利·波尔辛已预测到在1990年初，每年大约仅能卖掉40000台机器人，共计金额不超过20亿美元。[34]而且现在看起来存在机器人生产过剩及机器人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35]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技术租金的消失及大量商品资本和固定资本部分价值的丧失。资本贬值导致可获资本相对缺乏，这使得在新技术和新产品方面的大量投资更为困难。[36]

15 英国资本支出

1993年8月29日所载资料改制。）

乍一看，这个结论和目前长期衰退的一个重要特征相悖。在趋于下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人们何以可谈在这个充斥着纸币的世界里资本会贬值呢？但这个似非而是的论点仅仅是表面上推断的结果。大量流动性纸币主要落在从事投机活动（房产、债券市场或通货投机）的那部分资本家手里，因而未能投放到能生产剩余价值的部门中去。但是投机商所得到的大量利润却要从目前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中汲取。因此，可用于现阶段生活性投资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会不断下降。从整体上看，不断扩大的经济再生产（增长）活动也在衰退。平均利润率依然保持相对下降。长期衰退还尚未出现终止的迹象。

让我们采用一个简直难以置信的数字说明这种现象。根据1994年3月21日的《金融时报》记载，期货合同交易量估计可达每年14万亿美元：14000000000000美元！当然，同样的投机者们在一些连续性的交易上存在预售数的重复使用，因此期货交易的实际每年支出额应该是14万亿美元再除以5或10。如果考虑到大通曼哈顿银行，其全球范围内的私人资本总额在1993年除房地产外总计达10万亿美元。那么上述的那个数字倒是令人费解的。

[[if !supportFootnotes] [①][endif]] 戴维·戈登，《积累的进程及长期经济危机》，油印本第38页，后来被收录到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编辑的《世界体制的进程》，伦敦，1980年。[[if !supportFootnotes] [②][endif]] “总需求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篇方法论的短文”，载法国费尔南德·布劳代尔中心和人类科学院主办，《长波新闻通讯》，巴黎，1987年4月。[[if !supportFootnotes] [③][endif]]“工资、价格和利润”，载《马恩选集》莫斯科，1986年，第233页。[[if !supportFootnotes] [④][endif]]《大纲》，哈蒙兹沃斯，米德尔塞克斯，1975年，第287-88页。[[if !supportFootnotes] [⑤][endif]]卡昂大学的帕斯卡尔·比莱昂曾就19世纪70-80年代欧洲所谓的“劳动力矛盾的国际周期”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if !supportFootnotes] [⑥][endif]] 弗·朗西斯科·卢萨，《资本主义发展波动因素的技术范式的转化：微电子革命的衰落》，硕士论文，里斯本，1993年6月，第113页。[[if !supportFootnotes] [⑦][endif]] 除了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卢萨还提到了博纳文图拉·桑托斯，《后现代科学概论》（欧波尔图[Oporto]，1989年）和勒内·汤姆，《科学研究的必要范围》，这些都是1993年法葡研究所组织的研讨会上的油印交流资料。这些应补充到第二章我们引用的内容中去。[[if !supportFootnotes] [⑧][endif]] 其间，卢萨写了一本新书（《经济学的骚动：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长期历史观》），由于该书详实的文献资料，丰富多样的分析，论据中数学方法的广泛使用，使他成为迄今为止关于长波问题的最佳书籍。这本书完全超过了我的著作。但是严格地讲，由于该书极其高深且篇幅过长，也许它不适合那些对长波讨论感兴趣的人。而且他的书也比本书缺乏明确的结论。弗朗索瓦·谢奈（《世界性资本》，巴黎，锡斯罗岛）正确地建立了所谓全球化印象，多国公司优势和金融业务无限扩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与我们的分析相反，他对于阶级斗争波动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结果没有重视。[[if !supportFootnotes] [⑨][endif]] “旧的中等阶级”（如独立的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消亡的节律与总人口趋势同样是正确的。[[if !supportFootnotes] [⑩][endif]]利迪娅·波茨，《劳动力的世界市场》，汉堡，1988年，尤其是第164-190页。[[if !supportFootnotes] [11][endif]] 最近，许多国家出现了向人口稀少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的大规模移民。[[if !supportFootnotes] [12][endif]] 主要的特例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向所谓“无人居住国家”的人口流动，这和以后发生的人口流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应该补充一句，同时这些国家对于最早的居民来说也成了“无人居住的”了。[[if !supportFootnotes] [13][endif]] 在一个商品生产的世界，劳动力不单单是商品。它是一种从属于人类的商品，而人是能够对市场对其影响作出反应的（至少在某个方面）。一吨钢或一扎芯片是没有反应能力的。[[if !supportFootnotes] [14][endif]]参见他在1993年3月巴西马里利亚举行的座谈会上的报告。[[if !supportFootnotes] [15][endif]] 埃里克·塔克，加拿大，纽约大学职业和社会研究中心出版的油印本第49页。[[if !supportFootnotes] [16][endif]]《新发现》（第5章注释②引用），第286-293页。我们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评价阶级斗争变迁的方法是否充分。我们仍旧对它充满怀疑。[[if !supportFootnotes] [17][endif]] 乔治·加泰伊，《每二十五年：罢工风潮和经济长周期》第15页。[[if !supportFootnotes] [18][endif]] 埃内斯托·斯科雷潘蒂，“罢工长周期，一种经验检验”，载《英国劳资关系杂志》，1987年3月。[[if !supportFootnotes] [19][endif]] 埃内斯托·斯科雷潘蒂，“经济长周期与无产阶级暴动的发生”，载《评论》（SUNY的研究基础）VII/3，1984年冬季刊。[[if !supportFootnotes] [20][endif]] 当今通货膨胀的规模，即债务经济，是相当庞大的。美元债务（例如，不包括在其他国家有统治力的货币）已达到十万亿美元：10000000000000美元。随便提一句，其中只有15%是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美元债务——这些国家有着世界50%的人口。迈克尔·莫菲特的著作《世界货币：国际银行业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破产的边缘》（纽约，1983年）对“债务经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分析。[[if !supportFootnotes] [21][endif]] 尼古拉·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载罗莎·卢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K.塔巴克编辑（伦敦，1972年），第256-7页。[[if !supportFootnotes] [22][endif]] 吉尔伯特·阿赫卡的博士论文“法兰西第一帝国的银币——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基础的评论”提供了一个美国统治阶级使用外交政策——这里阿夏的描述比通常的描述更加细致、准确——来平衡美国在世界上经济和金融霸权的相对衰落的全面高深的分析。[[if !supportFootnotes] [23][endif]] 优势并不意味着排他。伴随着多国存在的是“国家”垄断，政府参与的公司，国有公司以及主要在本国市场经营的中小公司。[[if !supportFootnotes] [24][endif]] 最近几年，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曾被误解为“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在其年度报告中，该行承认他们并不知道“游资”确切的数据。估计值的误差有上千亿美元。[[if !supportFootnotes] [25][endif]] 只要私有财产存在，私有银行就能够通过发行纸币以牺牲资本所有者利益为代价谋取私人利润（利益）。[[if !supportFootnotes] [26][endif]]萨米尔·阿亚尔（《每月评论》，1993年10月）指出了作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生产力国际化）中，质的增加的结果，“世界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在各个层次上的世界组织，不仅在货币层次上，而且在政治层次上。它需要一个‘世界中央银行’，并且发行新的世界货币，如果不是这样，则需要一个世界国家……”我们把“如果不是这样”这个词替换成“因此”。没有世界国家不可能有“世界中央银行”，在文中和注释20中的理由可以使该问题更加清楚。例如，只要生产和交换的手段主要由私人掌握，那么世界国家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东西。[[if !supportFootnotes] [27][endif]]所有的数据来自“微电子革命”，载《科学》，1979年，以《科学美国人》上的文章为基础。[28]罗伯特·诺伊斯，（《科学美国人》，1977年）指出日益增加的研究费用不仅仅抵消了这些损失。但是，越是便宜的新集成电路和芯片，越需要大量生产以便从销售中维持利润。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危机的可能性依次降临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半导体和芯片生产者头上。弗里茨·哈尔巴赫，（《资本主义没有危机？》，普罗利特—韦拉格出版公司，吉森，1972年）已对平均利润率递减规律进行了有条理的辩护，尽管这只是基于理论基础而不是经验基础上的。[29] 这直接引述丹尼尔·贝尔的“商业巨子的没落”，载《异议》（1993年夏季刊）。但是，这个题目和结论当然是不成熟的而且受累与其过多的推论。[30]《金融时报》，1993年9月10日。[31] 从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相同部门的实例出发，克里斯蒂安·帕卢瓦（《跨国公司的国际诉讼》，巴黎，马斯佩罗出版公司，1973年）试图将生产力国际化和跨国公司经营国际化与马克思用于资本分析的逻辑结合起来。[32]《金融时报》，1993年9月10日。[33]出现了令所有人都迷惑的争论，即伴随着信息技术（IT）部门的膨胀而出现的未来就业问题。例如，乐观主义者在《经济学家》（1995年2月11日）上阐明其观点，他们列出了以下就业大大增加的职业，如家庭保健人员，微机系统分析员和程序设计员，旅游代理商，儿童护理人员，保卫人员，餐厅厨师，护士，园艺工人，监狱看守，清洁工，医生和律师。这些部门就业的增加能否抵销由信息技术引起的传统服务部门就业的大量减少——实际上，这是信息技术的主要后果——仍然是很不清楚的。关于这些矛盾的数据与观点可参见“世界经合组织的工作研究：证据及解释”；保罗·克鲁格曼的“过去及未来高失业的原因”（1994年8月在堪萨斯城的杰克逊谷地举办的美联储经济研讨会）。当然，还可以参考别人的著作。[34]见OMNI，纽约，1983年4月。[35]通用汽车公司于1980年投资了800亿美元在底特律大型卡车厂，引进了全套自动化生产工艺。“对这个封闭工厂意味着一场噩梦”。参见“通用汽车公司的机器人横行霸道”，载《经济学家》1991年8月10日。“人的因素”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36]据《科学美国人》（1995年2月）报导，工程人员已开发出一种能够储存10亿字节信息的芯片和能够每秒处理10亿条指令的微型处理器，这种存储与处理能力是80年代的1000倍。价格（不管是成本价还是销售价）将由50年代的10美元降到几年后的1/100-1/10000美分。但生产和销售问题还远没有被解决。

[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5book-5.htm](第五章老问题与新资料对国际性辩论的梳理.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5book-index.htm 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5book-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