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1979年10月）
自第四国际1974年世界大会以来，世界政治形势的最重要发展，可概括如下：
1937至1938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次全面衰退，伊朗王朝和尼加拉瓜苏莫沙主义被革命推翻以及因此对中东和拉美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更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因而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便继续走向更不利于帝国主义。
1968年以来开展的过程。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强而有力的各对立阶级进行公开冲突的趋势增强；1974──1975年萄葡牙革命浪潮，便是最新的突出例子。
1、七○年代初结束的长期战后繁荣，在质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客观上，这意味着在那些已被深刻的经济危机，或被工人阶级的庞大斗争深深动摇的国家里，用以重建资本主义稳定的物资被削减了。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和竞争亦已尖锐加剧。1971年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了挽救美国在帝国主义间竞争的颓势的努力。在1974至1975年的国际衰退中，当欧洲资产阶级，特别是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按马绍尔计划的比例要求援助时，华盛顿一面在援助数字上诸多计较，另一方面又企图迫使西德和拥有石油美元的酋长国代提供贷款。在这些情况下，资产阶级向群众作出重大让步以软化阶级斗争的能力，已大大降低。
2、虽然1974-1975年的国际性衰退并不如1929-1932及1937-1938的危机那般严重，却是自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正如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这次危机之发生，是由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和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限制下，生产力超出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所形成的。显然地，“过剩的能力”已打击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很多主要部门。1974-1975年的衰退，和继后的有限度复元，又包含一些特点，例如不断的通货膨胀，和连串的信用危机，后者有可能形成一次世界性恐慌。
20年增长率低降、回升短弱、衰退更深化的时期。事实上，74─75年衰退以后回升的性质，是不平衡、踌躇，带有通货膨胀和缺乏动力的79年年尾，一次新的衰退又在水平线上出现。
3、世界形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便是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支配地位不断削弱。比较起1945-1946年的战后形势，这种衰落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其中被通胀侵蚀的美元，只是其中一种迹象。
77──78年，西德的战斗机队数量是六四二架，但美国的战略核子轰炸机却有六四四架，而除了这些“战略性”轰炸机外，美军尚有另外五七九六架战斗机。美帝屡次利用这些军事优势获得经济、财政、尤其政治利益。比美国空军数量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欧洲资本主义面对苏联时的军事弱势，以及欧洲劳工运动更大程度的政治化所引起的更大社会动荡。这种弱势，在任何真正的决战中，就会十分突出。
1974年世界信贷制度濒于崩溃，说明了各国无政府主义竞争的程度，是如何剧烈，令各国竟濒临经济崩溃边缘，才猛然后退，作出共同努力去挽救世界银行制度。但它们并不希望破坏针对社会主义革命进展而组成的共同阵线。它们共同合力来阻止这个进展。
4、世界资本主义面对的最大威胁，便是战后繁荣的终结，以及国际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减慢和遇上了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加强及战斗性的高涨。同时，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度，挑斥了资产阶级通过大量的社会让步和诸如“新政策”形式的改良来收买工人阶级的可能。
75年11月事件的结果是最显著的例子），但它并未使工人阶级蒙受一次决定性的、甚至是大规模的挫败。尽管在美国和西德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仍然落后于形势，尽管庞大的失业以及由此而加强了的国际反劳工攻势，和尽管叛卖的工会官僚支持资产阶级倡励的节约政策，每一处的无产阶级仍然保持它的战斗能力。美国煤矿工人罢工，和西德船坞工人、印刷工人和五金工人在78年初的罢工，表示了甚至在比较稳定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当资本家加强攻势时，工人阶级能够采用有力的保卫性措施来响应。更多的迹象显示其它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丹麦的工人正反击“节约”攻势。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中争取每周工作35小时斗争的逐步扩展，也验证了这个同一的趋势。
10年来异常的战斗性和持久性的反抗，始终也不能阻遏资本主义力量重新发动的更恶毒进攻。事实上，如果缺乏以社会主义来解决危机的展望，过长的不稳定能构成工人里面的消沉。工人阶级抵抗资产阶级进攻的成功程度，和工人走向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进攻，即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于议事日程上的能力，是取决于下面各项发展的广泛路线：
a）出现日益扩大的激进工人层份；它们在某些国家部份表现于广泛的反对流派。
b）这个层份组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左翼，对抗工会、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政党的官僚领导的阶级合作政策。
c）这个无产阶级左翼动员起来，部份基于它在正开展的群众斗争中争取到的领导权威，来进行一场取代阶级合作领导的斗争。
d）在每一个阶段中，随着斗争份子的政治认识的增加，争取越来越多的战斗份子参与建立革命党的工作。
1974－1977年在西南欧面对的极危险局势（葡萄牙革命、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上涨、法国的激进化重新兴起）。
5、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机构的政治危机，构成了不稳定的另一个根源。在这场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里，纠结着几种历史的趋势。
74－75年的衰退和随之而来的货币危机里，这情况以显著的形式表露出来。
30年代以来用来刺激资本累积、保证垄断性利润、扩大军事机器和减弱社会紧张──越来越要求在工人的背上增加赋税的负担。配合着反工人的进攻，资产阶级国家正在找寻方法去打击社会保险，削减公共服务和工人其它既得成果。资产阶级政府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大规模的赤字支出会刺激急速的通货膨胀，和威胁到世界信用制度的崩溃。但这条道路却与多年来政府公共褔利和其它社会政策上的让步所造成的群众期望，发生直接的冲突。
20多年的一些基本趋势：与美帝建立紧密的军事和政治联盟；极端有限的军事支出；在输出和劳动生产率快速扩张的条件下保证三分之一日本工人阶级的就业；高度的内部政治稳定（由同一个政党，即“自民党”所统治）；缓慢地增加对亚洲和东南亚的资本输出，以避免刺激起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日情绪；同时，资本的输出，也被日本不但在亚洲、同时在澳洲、美洲和拉丁美洲部份地区作商品输出所取得的惊人胜利所掩蔽了。
73年以来由于世界局势种种转变的结果，使这似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再生的永久性特点，正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已被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尖锐竞争所动摇。除非急剧扩大那已达到空前水平的资本输出，否则商品出口扩张率是不能长期保持。甚至大型企业也未能给工人再提供就业保障。军费开支必定要大量增加。所有这些转变标志了由“自民党”控制着的政治制度的深刻危机。在洛歇丑闻时期，如果不是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可恨的错误，这个政治制度或许已被更易了。日本资产阶级所以能够结合反工人阶级的进攻，以及侵略性地发掘在整个太平洋资本输出的新领域，并使其政府的政治制度作出逐渐的适应，而没有触及在短期威胁要推翻政府的政治和社会爆炸，主要因素便是工会官僚没有能力提出有效的、可行的激进出路，可以摆脱日本资本主义危机。但日本却比美国面对更多适应危机的限制。日本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将会在未来几年接连的危机中，得到明确的验证。
6、我们面对的，是早在国际经济形势逆转前已出现的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架构的总危机。资本主义欧洲的转折点，是法国1968年5、6月事件和继后在意大利和其它地方的发展。意大利、美国、日本、澳洲和西德等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激进化，已预示了这个转折点。推动这次激进化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力量，包括妇女解放运动、青年和学生运动、以及反核能运动。特别重要的，有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爱尔兰斗争，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坦隆和巴斯克、美国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等。
77年开始出现了数以万人的反核能示威，尤其在澳洲和西欧，在美国，反核能运动也同样迅速蔓延，产生出战斗性的示威。在法国和西德，反核能运动已高涨到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反核能运动的方向是针对资本主义及其政府的。抗议者大致上都明了到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同时，反核能运动还隐约地提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疑问，因为这个运动揭示了在目前科技发展阶段上因利润动机而带来的危险。
1）它反对建立核能工厂，因为低程度放射、意外的防范、再加工、开采和废料处置等问题仍未解决，所以抗议必定会随着公众对危险程度的较详细了解而增加。（2）它反对建造、试验、储藏和使用核子武器。这造成了承接反战运动传统的群众行动的潜能。这是第四国际甚有理由去提倡的。（3）通过证明社会上的重大决定是脱离人民控制和知晓的，它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局限。
7、工人阶级先锋队对先进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较清楚的了解，明白它不但是在工人及其同盟军的抗议运动中，和在前革命时期群众斗争中的实践结果，也是纲领性问题的明确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优越的结果，主要的教训，已在1968年5月的法国、1974－1975年的葡萄牙、1969年和1974年的意大利、以及1975－1976年的西班牙诸事件中表现，从英国、日本、西德、加拿大、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群众运动中也能汲取到宝贵的经验。
二、国际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和殖民地革命的展望 8.帝国主义在印支遭受的挫败，造成了华盛顿作为帝国主义世界监察人的能力之衰降。这开始了世界帝国主义制度危机的新阶段。
MPLA）以对抗反动的南非军队及与南非联盟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和“安哥拉全国独立民族联盟”（UNITA），因而赢得非洲大部份反帝战士的感激。在非洲起义的人民中，革命的古巴和反革命的美国的对立立场，是再突出不过的了。
9、由于美国在印支的失败所引起的反响，苏联官僚层获得更大的玩弄手段余地。苏联在利用这个间隙，来加强它在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存”和“缓和”的架构中的谈判地位。苏联的做法，包括对某些克里姆林宫认为会扩大其外交利益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军事援助。
1969至73年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达成一连串局部的协议，以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I）为顶点。但军事竞赛在量上的限制，便无可避免地助长了在质上的发展。军事竞赛便朝向发展巡航导弹、中子弹、和摧毁力可比拟第一个原子弹的“传统”武器，以及研究在军事科技上的新突破。因而也同时存在了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危机，和反苏宣传及帝国主义恐吓的高涨，部份原因是基于经济危机及非洲革命兴起。
10、比较强的半殖民地政权，继续担任帝国主义警察的地区性辅助队，为此他们被慷慨地配备上现代化武器，例如：拉丁美洲的巴西军队、中东的伊朗和沙地阿拉伯军队、以及东亚洲的南韩军队。而巴西和巴基斯坦已表明他们愿意成为“核子国家”。
1973-1974年通货膨胀世界性蠭起及继后的世界性衰退中，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比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所受的倒退远为严重。在先进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水平达到10%到15%；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通货膨胀则高达25%或以上。半殖民地国家的颓势更为尖锐。在好些亚洲和黑非洲地方，甚至发生庞大的饥荒。外债上升，使很多新殖民主义政权──从秘鲁到扎依尔──的稳定被动摇。
1947年以来未有遇过挑战的阶级政治。
25年来重复了3次这样的循环。
11、在半殖民地世界的主要地区，应该注意到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的一些一般特性。
1964年巴西军事政权的建立，以1973年智利的宾奴齐政变达到其血腥的顶峰；但在1976年阿根廷的军事政变后，这个失败时期似乎已完结了。尽管阿根廷政变意味了对拉美无产阶级的严重挫折，而以谋杀、拘捕和大量解雇的方法，已重大地打散了曾在1976年哥多巴苏总罢工中站在工会和工厂前线的工人先锋层份，但它并不曾一如在巴西、尤其在智利一样，能成功地以法西斯式手段粉碎有组织的阿根廷工人运动。阿根廷工人阶级能够参与有组织的保卫性斗争，这已在1977年和78年的罢工中看到了。这反过来又助长了群众运动的再兴起，尤其在巴西、玻利维亚和秘鲁，群众正在越来越广泛的斗争中兴起，从军事独裁处取得重要的让步，从而削弱了军事独裁。
76年的群众城市起义，直接向种族隔离和班图人的制度挑战，预这着未来的发展。
FETEH．这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里最大的组织，其领导人是阿拉法──译者）亦显示出日益浓厚的倾向，去向这股压力适应，尽管它作出各种口头抗议。所有这些势力，都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庞大抵抗，看成为将中东现状“稳定化”的主要──（即使不是唯一的）障碍；这个“稳定化”就是：以色列的巩固，和承认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他们准备与任何政治架构（包括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拉拢，以达成瓦解抵抗运动的目标。尽管贝京和犹太复国主义现有架构掌握一定程度的策略上的自主性，能够不但间中使白宫感到尴尬，而且在短期内妨碍某些步骤的完成，但他们并没有力量去改变帝国主义中东的总设计。因此，阿拉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整个循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纳塞尔主义”为名的群众激进化而达到顶峰，它现在已走到终点了。这就与其它因素一起，解释了反动流派如“回教兄弟会”的复兴。
1977年1月庞大的反政府示威所显示的），以及在三个马格里布国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无产阶级斗争的出现，都进一步显示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新机会。埃及的工人斗争浪潮，关连到小资产阶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危机。这除了是对1973年后美国大力建立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反应外，还同时反映了沙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实质上并没有减轻而是增加了埃及群众的极大苦难，而且反映了群众拒接受苦难的生活。以换取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一些空谈。沙达拼命企图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达成谅解，是企图以减低军事开支的负担，以及帮助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以资本去介入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对埃及的危机找出一个经济的解决方案。但这并没有成功地压服不满和群众的战斗性。
77年春天和夏天一次重大的罢工浪潮。工人这次大量加入斗争，特别是在国家部门，改变了统治阶级面对的情况。力量对比的改变，加上波拿巴主义的布麦丁的死亡，加速了统治阶级内的政治动荡。工人生活条件继续恶化，增加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力量 来行动的倾向。
78年1月26日的野蛮镇压。
67年挫败以来第一次的机会，以另一无产阶级领导来进行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阿拉伯无产阶级的社会斗争，结合于阿拉伯区域的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帝团结的斗争，正日益成为可能。
1973至1976年发生了异常大规模的学生、工人及农民的动员。这解释了1976年10月政变的残暴。反帝斗争的当前发展，不单是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的回响，它同时反映了在泰国的转变，诸如：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人口的涌出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失业和巨大的半失业、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加剧。
12.尽管帝国主义作出各种努力，但它并未能在半殖民地国家内建立起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稳定。只要世界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亦不可能有任何“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资本主义制度，除了能给予一个以剥削──包括对最弱小的人民的超额剥削──为基础的秩序外，是不能提供任何其它秩序的基础的。
三、伊朗革命的前景和问题 13 历史上其中一次最持久的群众动员，将伊朗国王可恨的独裁政权推翻，对于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有着深远的意义。
SAVAK秘密警察，使之成为一个巨大的秘密警察网。直到最后拼死的一刻，每一个帝国主义强国都支持孔雀王朝对抗伊朗群众。莫斯科和北京各自寻求与华盛顿“和平共处”，都对伊朗王朝加以支持，而莫斯科只是在伊朗王已显然完蛋时才转变立场。最后一点是，伊朗王以前拥有几十亿油元，而且应允快速的经济进展和社会进展。
1979年2月9日至12日的起义中，工人阶级走出来，成为广泛群众斗争的骨干，反映了一个世界性倾向，包括在半殖民地国家，就是群众政治斗争中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
14.华盛顿尽其所能支撑伊朗国王，但它却不能派遣军队打击伊朗人民。其它帝国主义强国也无一能够这样做。伊朗革命给予帝国主义一个新的打击，进一步改变了世界规模上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帝国主义以前依靠伊朗王的政权和军队来作为打击阿拉伯革命的堡垒，作为帝国主义在这个石油丰富产地的利益的保护者，作为“北部防御层”（包括在苏联南部的土耳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资本主义稳定的堡垒。
15.构成伊朗王朝危机的基本原因，是伊朗王在62至63年发动的所谓“白色革命”的失败“土地改革”、70年代由于油价上升而刺激的工业化计划、以及油元的涌入，都没有解决任何多年帝国主义剥削造成的低发展的基本问题。
30%以上。由帝国主义强国入口的资本货物的价格，比油价上升得更快，此外更有美元贬值的影响。伊朗开始筑起欠帝国主义者的债台。
50大家族的关税政策。它通过冻结工资和强迫实行工人护照来打击工人阶级。这些引致王朝的社会孤立日增，反映于伊朗王无法建立一个基于“白色革命”的亲王朝政党。
16.在1976年，在采取什么改策来应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掌权者之间出现分歧。王朝的一元化外观开始断裂。
1977年，知识分子的一部份和前“国民阵线”的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一部份，由于受到外国要求伊朗国内人权的斗争鼓舞，开始公开动员起来，要求尊重当时在形式上仍有效的1906年宪法。学生运动也高涨。政权决定以镇压应付各反对流派。
78年1月8日，嘉荫这个宗教城市发生群众街头示威，抗议政府报纸攻击被放逐的霍梅尼。警察袭击人群时多人被杀。
40日后开始，那是继传统的回教哀掉时期之后。当时，阿塞拜疆省的大不里士城发生了起义，反映了革命将来发展的一些特点。工人、商店主和城市的半无产群众也加入了。大不里士军营的纪律崩溃，军队无法压制群众。该城被群众控制了1日，然后伊朗王从其它军营调入军队重新取得控制。
63年强迫霍梅尼流放他国，又不断攻击这个僧侣集团以期减弱它的影响力和对它取得控制。
1978年9月，工人阶级开始以本身的武器和组织形式加入战斗。到12月，由石油工人开先锋的一个革命总罢工取得了商人和其它社会层份的支持，成为广泛群众斗争的骨干。动员加剧，在1979年2月推翻王朝的起义中达到顶点。
17.在王朝被推翻后，霍梅尼任命的巴沙根的资产阶级政府上台，试图恢复资本主义法律和秩序，重建军队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可是，实际权力操纵于教士控制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霍梅尼开始实行取代伊朗王而建立另一资产阶级国家的计划。
79年3月重新坚持它的权威时，就引起了主要的冲突。在夏天，霍梅尼发动了一次打击库尔德人的主要军事攻势，向群众发动空中攻击，导致库尔德斗争蒙受一次军事挫折，但斗争并未被粉碎或失败。对于政权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大挑战。最近，库尔德人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迫使霍梅尼宣布他准备承认库尔德斯坦有部份自主的地位。
PASDAR），由教士支配的“伊斯兰委员会”所控制的力量，取得了部份成功。
79年3月激发了在伊斯兰国家从未有过的支持妇女权利的最大规模示威。妇女在反伊朗王时参力动员，吸取了政治行动的经验，并制造了这次反攻的条件。政府因这些动员而被迫暂时退让，但它已通过群众宣传媒介发动打击妇女的运动。在革命以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期待妇女新的斗争爆发。
79年11月开始就遣反伊朗王的要求而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冲突，以及巴沙根政府被撤换，又一次提高了霍梅尼在群众中的地位。霍梅尼的权威，将会在阶级斗争的现实中受到更多考验；如果它直接抗衡群众的目标，就会耗尽。
18.阶级斗争的动力将立即的、民主的和过渡的要求，沿着不断革命的路线提到显著的地位。革命面对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几点：n 无条件保卫革命成果，抵抗本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n争取召开一个自由和全权的立宪议会。n 所有政党有全部民主权利。反对加诸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任何限制。将国家与教会分开。一般应有宗教和信仰自由。n 扺抗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后果，工作时间应减少但同时不减工资，以便将现有工作分配开来，而工资应自动随着生活费用上升。急需一个大型公共工程计划来协助应付失业和提供亟需的房屋、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n 工人向公众打开公司账目，令人知晓有关经济、与帝国主义的暗中交易和贪污等真相。立刻没收皇族的所有财产，没收已逃走或拒绝重办厂的资本家的所有财产。停止资本流出国外。没收经济主要部门，将所有被没收的财产置于工人控制之下。n 农民需要土地，低息贷款，足够的机器、肥料，和有保证的市场。n 与争取农民的社会需要紧密连系的，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被压迫民族在打倒伊朗王的斗争中站在前线。完全恢复这些被压迫民族的语文和文化权利，争取他们的自决权。n争取妇女解放。n 解散所有旧政权的特别镇压机构。打开他们打击伊朗人民的所有罪行档案。n 群众的组织有权利保卫自己以对抗伪装成革命者的暴徒和前秘密警察特务。n士兵有全部政治权利。n工人需要民主工会来为他们利益斗争。n 要发展和协调工厂内、农场上和街坊里的委员会。为了要争取工人和半无产城市群众、士兵、农民和所有劳动者的利益，这些委员会必须要独立于国家和宗教僧侣集团之外，并民主地运作。清洗试图渗入这些委员会的秘密警察特务。目标是成立有广泛根基的工人、士兵、农民和街坊委员会的代表会议或代表苏维埃。n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将会与现今政权并肩抵抗帝国主义。其直接走狗或由帝国主义支撑的军事政变来推翻现政权的任何反革命企图，但同时，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政府可以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 假如在斗争白热化时能及时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群众马克思主义党，工人及其盟友就可以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志所订下的任务。第四国际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帮助我们的伊朗同志前进走向这个目标。
四、官僚层的危机和政治革命的前瞻 19.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的最近发展，明确地肯定了托洛茨基主义对它们的社会关系、国家结构的分析。这分析包括了：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另方面是官僚阶层的寄生体这两者之间的基本矛盾的辩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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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工业国家里面，只有苏联、东德、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没有卷入1974年至75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里面；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些国家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它们并没有经历一场全面的工业产品减产；它们没有经受庞大的失业。但同时，这些社会却证明不能免于受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在物价及贸易上的大规模波动所影响。这场经济衰退，帮助了再一次揭露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神话；这神话宣称“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建立起来，而这些经济体系可以独立于世界经济及国际阶级斗争之外，在没有基本内在矛盾的情况下发展。
1976年的波兰风暴是一个好例子。官僚们预算出口会增加，于是大量向西方银行借贷。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这些计划不能实现了，官僚们逐削减食物津贴，工人则以自己的方法来回答，发起战斗性的群众示威和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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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流派寄望官僚层会改良自己，并且会推行激进改革，或者实行一次“从上而下的革命”，这已被证明为幻想。要结束官僚统治的迫切客观需要，部份解释了官僚层内部日益加剧的分化和纷争。但统治阶层不会自愿放弃那维护其特殊物质及社会利益的权力垄断。任何官僚赐予的改良，归根到底都是为维持其权力和特权而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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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方面，官僚寄生主义越来越昭彰，它完全无能力去将本身反动特权的维护与社会计划的需要调和，它无能于发展任何本身的意识形态，它内部不断出现分歧；这些都显示，面对着我们的，既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也不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而是在建立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的一个扭曲现象。在极端的政治危机时期，甚至在紧张加剧的时期，官僚层趋于分裂：一翼疯狂地保卫以最反动的意识形态为标志的立场，另一翼则屈从于企图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群众底压力。1953年的东德起义、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都清楚地显示了统治阶层这一个基本型式。在波兰的政治生活复苏里面，亦可以看到这个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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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场能消除一切形式的官僚阶层统治的政治革命，才会重新开启走向建立国际性无阶级社会的道路。来临中的苏联、东欧及中国的政治革命，将不会改变十月革命留传下来的经济制度的特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集中计划、外贸的公众垄断──它们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革命不会局限于上层建筑方面。无产阶级民主的运行，将会急剧地改变计划、经济管理和生产过程的组织；它也将会在恢复其它福利时，亦恢复与农民的友好、互利的联盟。它将会标志工人管理经济的决定性决策权，以及家庭生活改造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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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危机与斯大林官僚阶层的危机互相纠合，再一次指出了全世界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本质“和平共存”和“缓和”，并不能消除世界核战的威胁。它们的作用只会是维持目前世界“势力范围”的瓜分，阻止世界革命任何决定性前进。这个目标，与那口头上宣称的阻止战争的目标对立，因为若要消除核战的危险，就只有在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内推翻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坚持阶级合作政策，这个政策最终来说会削弱对经济基础的保卫，而这个基础又正是官僚层特权的根源。只有用对社会主义革命新浪潮的畏惧，才能解释官僚层这种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假若革命在西方爆发，它就会在东欧和苏联感召起同样的浪潮。即使北京也不希望革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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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官僚不能提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剥削和资产阶级民主局限的前途，而苏联及东欧的官僚层仍然紧跟着“和平共存”的前景，即是说，维持国际现状──东、西欧工人群众永久分离；但第四国际为欧洲大陆真正统一在“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之下的历史前途而斗争。在这巨大的进步里面，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将会被劳动群众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国际联邦里的自由联合所取替；这个联邦，将为所有把自己从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洲人民开放大门。
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统治了苏联至少50年，而同类的官僚层统治了东欧和中国几十年；这个事实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政治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予清楚的回答。指出斯大林主义的政府乃是苏联国内一个处于危机的政权，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人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政权，虽然经历重复的危机，但对于群众的不满，已显示出比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原先所想象的，有着更大的抵抗能力。这个结果的根由必须加以解释。
1953年）、匈牙利（1956年）、捷克（1968年）等官僚统治层。在1956年，及再次在70年代初，莫斯科从外施压力、及公然干涉的威吓，间拉挽救了波兰的官僚层。
50年来的斯大林主义恐怖，已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使苏联工人阶级分散。在肉体上对干部的消灭，使俄国前革命时期和革命时期各辈代的经验的连续性被打断了。
70年代初开始，积累起来的迹象显示，这个模式已开始产生反面的效果。世界斯大林主义近期的危机，其标志乃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带来了海外新的冲击，加深了对官僚统治的政治挑战。波兰和捷克出现了保卫宪法权利的运动；被压迫民族的上升反抗，亦以同样方式帮助了这种发展。第一次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抗议形式，事实上在苏联出现了，尽管其规模仍是温和的。地下刊物在警察力求扑灭之下，仍能继续出刊，这是另一个显著的指标。所有这些发展，结合起帝国主义国家内越来越近的革命机会，为苏联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制造了有利条件。
20年来官僚层统治的相对稳定，本身造成越来越多的政治问题。由于官僚层的领导人已不再周期性地被激烈的清算所摇憾，他们年老了，使到继承问题越来越难解决；完全缺乏民主，尤其使问题严重。加上对于资源的分配越来越难作出选择──军事支出对立着民事支出；扩大消费对立着扩大投资；扩大原料来源对立着扩大技术革新──以及官僚阶层积极反对劳动者对这方面的决定享有任何发言权，这使到布列日湼夫的直接继承问题，对官僚层而言，成了一个隐伏爆炸性而复杂的问题。劳动群众的离散，又加剧了上层与社会的脱节，使他们生活在一个人工的世界里，割离于一般人民的世界。
在官僚统治下，波兰及捷克的最突出发展，就是逐渐出现一个使官僚层以一定程度的慎重去处理的政治反对派。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甚至在苏联和东德，情形也部份相似。在波兰，反对派运动发展得很广泛，反对派份子在一些公开和相对大型的政治活动里，已得到一些颇为持续的经验。
1975年末波兰数万人反对修改波兰宪法而示威；1976年6月波兰工人罢工之后，要国会调查警察暴力的广大要求；东德反对驱逐伯尔曼的广泛抗议；捷克人民广泛地拒绝参加官方授命的遣责七七宪章运动，并抗议政府对波得．欧尼及其它七七宪章领袖的审判（抗议浪潮蔓延到波兰和匈牙利）；1977年8月罗马尼亚35000名矿工因工资和工作条件而使用罢工的权利；1978年4月乔治亚人举行公开集会，反对禁止以乔治亚语作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在社会不稳定时期，对官僚层而言，这种争取民权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官僚层面对一个两难局面：回复庞大的镇压──这本身甚至会产生更激烈的公众反应──或者容忍某些反对流派。
50%的人口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族，其它诸如乌克兰人、波罗的海民族、高加索民族、鞑靼人和苏联犹太人，都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特殊烦恼，因为他们不断提出与民族自决有关的问题。在乔治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1978年4月就民族语言权利问题而举行的示威，从政府处取得一些让步。
苏联和东欧出现的反对派运动的主要特征，是集中于为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而斗争。他们有形形式式的政治成份，包括非社会主义和非 工人阶级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尽管几十年来追随一种支持官僚层阻止东欧群众运动生长的政策，却以“人权”的鼓动去粉饰一些反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进行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利用他们作为旗帜。
在政治革命已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革命的一般内容和基本倾向，可以从1953年东德开始的一连串社会危机中群众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判别出来。
1917年革命以来对别国工人阶级最大的激励。苏联连同别的工人国家，又再次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光辉的灯塔。
- 1976年间周恩来在1月8日、毛泽东在9月9日相继去世，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政治转变。要了解这些改变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背景来考虑。最低限度自1959年“大跃进”灾难后、毛于庐山会议居于少数以来，就出现了一场简直绵延不绝的派系斗争，争论的问题包括经济、国防和有关问题。几个竞争的派系屡次企图动员群众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有几次，群众动员──官僚层内部不同派系原本打算严格将之局限在与官僚层统治不相抵触的意图上──超出了官僚层预算的限度，提出了群众的真正要求，表现出朝向政治革命的动力。
1966年呼吁群众反对中委的多数。毛利用红卫兵作为前锋，成功地动员千百万人民，其中有许多与毛的利益和目的相违，呼喊出对统治官僚层份的特权和滥用权力的不满。但是，客观的结果只是帮助官僚层其中一派代替了另一派。官僚层的其它层份反对这个进程，恐怕会 发动了不可控制的力量。
1976年4月1日（应该是4月5日──译者按）天安门广场的大示威──表面上是祭周恩来，实质上是反对毛泽东派──是反毛派策划还是自发的，目前仍难以确定。无论如何，最明显的是，狂暴的镇压催化了新的派别斗争和广泛的群众不满，这在毛逝世以及争夺承继权的斗争高潮中表面化。为了反对以江青为首的一派，邓小平及其集团再次求助军队和镇压力量，乘着反“四人帮”的庞大群众示威，成功地重建他们的最高领导地位。华国锋在76年天安门事件后曾参与清算邓小平派，现在转变立场，支持反毛派的斗争。由于它在68年后的阴沉记录（整肃经卫兵、清算林彪、涷结工人工资、压制起码的民主权利），毛派（尤其是围绕着“四人帮”的毛派份子）在被清算时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1966年以来，经济多次倒退，按人口平均来计算没有什么进展。在提高工资水平和恢复高等教育方面，新领导层对群众作出让步。一些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文学著作被批准发行。一些政治犯被释放，然而有新的代替他们。自1952年被监禁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有些在79年获得释放。其它人的命运仍未知。
60余年寿命，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许多国家的阶级斗争步伐正不断增强。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过去10年来，许多工人和青年已公开表示他们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渴求。可以预言，有利于政治革命的压力（在过去一段时间，这压力大大增加了）将会持续，尽管有暂时的间歇或挫败。 五、阶级合作主义的工人官僚危机 25. 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合作主义的工人官僚坚定地指望长时期的经济扩张。例如，1972年6月27日，法国斯大林主义派和社会民主党签署的“共同纲领”，就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相信法国建立一种“混合经济”，就能保证全民就业、消减严重的商业周期循环、稳定地增加实际工资及社会保险。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都完全没有准备1974年世界性经济衰退的爆发，正如他们面对60年代的激进化和1968年5月－6月的群众兴起一样。
在一系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作为老板的工人买办，已堕落至新的叛卖水平。例如，在英国、西德、丹麦和葡萄牙，社会民主党政府曾推行打击工人阶级的“节约”措施。他们不单站出来公开支持资本家的利润，而且还同意提高利润，从而打击工资和公共服务。为这项政策辩护的借口，是说在经济衰退时期，必须优先反对失业，而不是去提高工资。这样，那个古老的“较少的罪恶”又被推出来了──假如“我们”不推行“温和的”节约措施，那么反动派就会取得政权，并且实施“更严厉”的节约，带来庞大的失业，并对民主权利作疯狂的进攻。
1974年葡萄牙），当把斯大林派的令人厌恶的政治咀脸连结起公然的阶级合作政策、破坏罢工、公开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和分化工人运动时，就推使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与社会民主党合作。
1975年至76年间，没有任何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份子能担负这项任务。
“欧洲共产主义”是取错名的。它与真正的共产主义无共通之点。况且，这个现象并不局限于西欧的群众共产党。它亦牵连到日本共产党、澳洲共产党，以及诸如于1971年从委内瑞拉共产党分裂出来的MAS等组织“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标志了斯大林主义危机的一个新阶段。自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以及“人民阵线”政策提出以来，共产党所实行的阶级合作主义、选举主义及改良主义实践，在“欧洲共产主义”中取得更有系统的文字界定。它的特征，包括了口头上也放弃了列宁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党纲内不提列宁主义，加上对苏联及东欧斯大林主义专政的丑恶咀脸发表较批判性的声明“欧洲共产主义”多方面的内在矛盾正渐显露出来。
1978年的法国大选前夕左翼联盟的瓦解，生动地显示了这点。
1977年8月的矿工罢工视而不见。“欧洲共产主义”者与南斯拉夫官僚亦保持同样关系。
1938年所指出来的趋势，最终会导致这些党转变成社会民主党的同类。
1920年代以来在大多数共产党内鲜见的。假如反对力量的兴起与工人对由共产党执行或赞同的“紧缩政策”的庞大反叛同时出现，则分裂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了。我们当然不幻想各共产党会由于“欧洲共产主义”而恢复生机，或转变成为中派主义政党。
1978年春天组织了一连串正式罢工，以避免失去对群众不满情绪的控制。同样地，美国煤矿工会的阶级合作主义领导也要承认其下层对雇主向工会攻击的强烈反应，同时又尽力削弱罢工和破坏下层的反抗。
六、第四国际的当前任务及转向工人 30. 尽管资本主义划分为民族国家，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却是它的国际性结构。首先是世界市场的成立，然后是国际分工的不断进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明显地超越民族疆界；由此引申出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国际性。
150年来世界范围上的斗争经验。第四国际凭藉的主要文件有：第三国际首四次大会（1919、1920、1921、1922）的决议案，和“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在1938年通过的“过渡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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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来，第四国际得到了组织上的进展，现在在大约50个国家有支部和同情组织。可是，还没有一个第四国际党已取得工人阶级或其战斗先锋的大多数。它目前的中心目标，仍然是要通过加深对阶级斗争的参与，来吸收和训练无产阶级干部；主要就是决定性地转向工业，以便继续我们的无产阶级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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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官僚层的危机互相纠合，日益恶化时，有必要为工人阶级提供一般的政治解决方法，指出走向工人权力的道路。能够在任何特定时刻抓着宣传运动的轴心，将这点推进，是对于一个革命党的基本考验。一些宣传运动在范围和协调上是国际性的，而一些则是着重于在每个特定的国家特有的问题上及时抓紧机会。为了协助第四国际支部在整个工人阶级中的本国政治地位，是需要在这些问题上进行认真的宣传运动的。
33.。必须视这项工作为成功转向工业的重要部份。在工厂学徒和青年工人、在中学和工业学校的学生、在激进化中的大学生等中间增加工作，会大为有利于这项工作。现在，应严肃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青年组织。
以下是世界大会界定的优先进行的主要国际性协调运动。
（Ａ）
（B）妇女解放运动的特别问题例如堕胎权利运动。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参与有显著的机会。至于一些国际性统筹活动，机会也在增加。
（C）
D）
从我们对世界革命现阶段的分析和我们的无产阶级取向，可以得出以下的中心宣传任务。
A）
这个宣传运动的具体轴心是：
帝国主义在79年加强其干预，更指出了要求结束自75年以来美帝对越南的经济封锁，及自79年以来日本和欧洲帝国主义强国对越南的食物和经济援助禁运的重要性。
B）将工人斗争问题国际化 GRUNWICK）罢工所显示，这问题是移民和妇女工人所特别关心的。
1969年以来，在几个国家的团结性行动已被危险地削弱了，使到对资本主义的干涉难以组织迅速的反应。当法国政府决定了在非洲进行数次军事入侵之后，就显示出来了。我们的青年组织，应特别在发展反帝运动中起推动的作用。
3.8%的人口依靠农地过活，农民的战斗性部份却发动了反对卡特政府农业政策的示威。这些示威表示出对煤矿工人的强烈支持，他们向罢工工人运送了一车车的食物。
- 。现时，在“与恐怖主义斗争”的籍口下，西德正发起了类似麦卡锡时期的政治迫害。禁制法案被通过了，并用来对付各流派的左翼分子。在几个国家受到最坏打击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数百人被捕，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警察施用酷刑和谋杀，如何根廷、巴西、乌拉圭、智利。在西班牙和日本已有几十位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捕。在希腊，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受到类似的镇压打击。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领袖继续被囚禁。第四国际领袖们旅行自由的权利仍然受到严重限制。因此，近年来，保卫我们自己以反对这些打击的问题已日益尖锐。
1976年11月，当西班牙政府拘捕了出席巴斯克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团结的反应包括在巴斯克区的大工厂内的工业行动和罢工。这赢得同志们迅速获释。
40,000,000美元的诉讼，已能拿出大量证据来暴露美国政治警察的非法活动，并推动其它受政府间谍机关损害了权利的人提出类似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