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仁小传
译者：近卫堇
源自Baruch Hirson和普罗米修斯学术图书馆（Prometheus Research Library）
李福仁，革命活动家，作者，学者，在1988年3月21日逝世于洛杉矶，恰在他的87岁生日之前。对各国的读者来说，比起他的原名，李福仁、弗兰克•格雷夫斯、梁约翰（梁为译音）等姓名更为著名；他曾在三个大洲工作，在每个大洲都是革命的中心人物。他是南非共产党的创立人之一；来到中国后他是左翼反对派，在美国他是《战士报》这一托洛茨基主义报刊的首要编辑者。作为一名战斗终生的革命者，他有三段丰富的人生：在南非是先驱者和激进派；在中国是政治评论员和组织者；在美国是作者和导师。本章将谈及他的人生的第一个部分。
李福仁是南非共产党的创立人之一，但是那里几乎没人记得他；在工人阶级运动史上，他被无视，甚至可能被删除了。然而，他在南非期间（从1911年还是一个孩子的他来到那里，到1930年前往中国），在共产党以及第一个黑人工会（非洲工商业工人工会）的建立和组织工作中起着领导作用。作为加入左翼反对派行列的第一批南非革命者之一，他去往中国协助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联盟（托洛茨基主义）。
寻找李福仁的活动细节是相当困难的。他不爱谈及自己，认为了解他的个人活动并不有助于人们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南非劳工历史的资料中几乎没有记载李福仁，斯大林主义者在记述里删除了他，甚至歪曲真相来尽可能地丑化他。然而，1921年在决定创建南非共产党的会议上，他是最年轻的代表，而且在离党前他一直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但是，令他引退的原因已经被篡改，这掩盖了共运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
就像各个时代的先驱者一样，他不得不基于南非工人阶级的特殊性质，做出艰难的决定，而后他不得不判断一个革命者最好在什么地方进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犯了一些错误，并且是与大多数早期社会主义者一同在几个议题上犯错的。不过，如果与李福仁的成就对比，那些人就显得相形失色、微不足道；而我觉得，只有不把他神化成超人，他才会接受这一评价。李福仁是一位革命者，他努力克服面对的种种困难，并在行动过程中不断修正。
他是开普敦的工业社会主义联盟的一员；这个团体出版了《布尔什维克》，并首先采用了南非共产党之名。工业社会主义联盟号召：阶级斗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制度、加入共产国际，以及目标是夺取政权的工人群众运动。工业社会主义联盟和基于约翰内斯堡的国际社会主义联盟（由David Ivon Jones, S.P. Bunting和W.H. Andrews领导）建立了密切联系，但工业社会主义联盟拒绝参与选举政治。在此基础上（in this）他们在约翰内斯堡找到了盟友，和它一并发起了南非共产党。这个党和工业社会主义联盟一样，是非种族主义的，号召全体工人的统一组织。
在一段时间的沟通后，几个组织同意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1，合并组成了（联合）南非共产党（译注：此时的南非共只是几个组织的合并，仍在组建中）。在关于党参与政治活动（例如选举。译注：共产国际关于资产阶级政府和政治的态度显然是否定的）的条款存在着争议，而李福仁和其他四个成员反对这一条文，脱离了（联合）南非共产党并于1921年4月组织了共产主义宣传小组。这一行动是 一战前浓重的工团主义倾向的 仍存的遗风，而非基于反对参加全白人的（译注，白人至上、种族压迫的）政府机构。在南非，直到1940年代早期才出现[抵制这一政府机构]的决定，这一决定也仅被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有联系的一些团体接受。
1921年5月，190个“以色列人”（一个相信千禧年末日论的黑人教会组织）的成员被屠杀于布尔霍克（位于东开普省，临近昆士顿）。这桩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史末资政府犯下的，而四个（联合）南非共产党党员因抗议这一暴行而遭逮捕、起诉。共产主义宣传小组的成员们，通过参加（联合）南非共产党的联席会议并解散自己的组织，展现了他们的团结（solidarity），工会同样如此。几个小组织合并为正式的南非共产党，此时的党代会上，李福仁是开普敦的四名代表之一。
作为一名重要的领导成员，李福仁很快脱颖而出，并于1922年成为开普敦支部的书记。这一年发生了威特沃特斯兰德矿工罢工，甚至进一步爆发了起义；直到史末资派飞机轰炸了那些主要矿区，罢工才终于停止。落入这一两难时——是支持那些与矿主斗争的矿工，还是迎合相当多的白人工人中的反黑人活动——，李福仁站在了党的主流（几乎是一致通过的）意见这边，也即宣称矿工罢工是为了保卫生活水平而非反对种族歧视。这就滑到了右边，李福仁和全党一起犯了这个错误。
1923年，南非共进一步右转：一致于共产国际的政策，接受了“联合阵线”战术，并申请加入（applied for affiliation）南非工党。遭到拒绝后，南非共产党仍支持南非工党，之后在1924年选举中联合南非国民党，之后在党代会上再次讨论了加入工党。此时，李福仁是南非共的全职组织工作者和行政人员（its business administrator），他投票支持再次申请加入工党。这次，决议被以微弱多数否决，一些重要的领导成员退党。
三个因素导致了南非共决定加入工党。
第一个因素源于列宁对英共的建议：加入英国工党（find a place in their Labour Party），以从社民分子那里争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澳大利亚和南非（也许还有别处）的共产主义“小”组都讨论了这个议题：英国的这一战术能否应用在他们所在的国家。
其次是因为这些共产主义小组孤立于工人阶级；这种情形在南非共这里特为尤甚，因为南非共关于那场（白人）矿工罢工的极端错误的结论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社会主义“小”组比以前更加孤立。
第三个影响了一些共产主义者的因素，源自Ivon Jones（1924年4月13日死于雅尔塔的疗养院）写给W.H. Andrews的信，建议解散南非共，并减少他们在出版杂志、保护黑人工人利益方面的活动。李福仁在一份回忆记录（作于他去世前数周）里，特别提及了Andrews曾给他读过Jones的信这一事。
1925年2月，李福仁退出南非共中央执委，随后退党，他称南非共已经蜕变为小派别。有人以一些理由视他为反白人主义，然而事实是他同时投身于白人工会运动（他早已成为南非雇员组织联会的财务人员（treasurer）），并成为裁缝工会的书记。他也加入了南非工党——此时的工党与南非国民党组建了联合政府。
李福仁在工党待的时间很短。1925年3月的党代会上，他反对了工党领袖、劳工部长克雷斯韦尔（Frederic Creswell）提出的紧急权力法案（Emergency Powers Bill）的提案，批判了这一立法，还提出了反对议案。李福仁再次成为了少数，看来他或许没法再待多久了。关于他的下一步，我们没有什么信息，但他一定重新考虑了他的位置，然后离开了白人工会中的领导位置，来到了黑人占多数（major African）的工会运动中的一个不稳定位置——他来到了非洲工商业工人工会。
非洲工商业工人工会组建时，南非的工业化才刚刚开始。Clements Kadalie领导期间，这个新工会在参与了一场码头工人罢工后，逐渐扩展成了一个广泛的总工会，据说注册人数达15万人。加入的成员主要来自黑人居住区（African townships），也有一部分来自城郊（countryside）。它的很多组织者加入了南非共，南非共的一些官员（officials）（包括一些白皮肤的领导成员）也在会议（meetings）上发言过。1926年末，工会内的共产主义者们被专横地除名，原因不明，但似乎一部分由于工会领导层害怕即将被批评财务违规（financial irregularities），另一部分由于白人自由派施压于领导层，要求开除工会官员中的全部共产主义者（remove all Communists from office）。还有人指责工会领导层诉诸无耻的种族主义，攻击白人共产主义者。工会领导层宣称共产主义者作风专制，并窥探组织的内部事务。
李福仁（随后他成为了不受自由派欢迎的人，the liberal’s bête noire）被劳工部要求审计工会的账目并准备财政报表，这自然引起了人们（反白人的工会）的震惊。Kadalie还希望任命李福仁为工会的财政书记（financial secretary），但工会里有些人反对一个白人占据这一职务，于是李福仁仅仅被任命以临时职务，直到一名英裔顾问（an English adviser）（可这名顾问显然也是白人）到达。还有记载提出李福仁的不被任命是因为自由派的施压。历史没有假如，但假如他被正式授予了这一职务，黑人工人组织的历史或许就会完全不同。3月28日，李福仁，在W.H. Andrews（他尚未退出南非共，但仅保持普通党员身份，同时几乎完全工作于白人工会运动）的陪同下，演讲于工商业工人工会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处讲坛。组织号召人们来反对又一部土著人管理法案（Native Administration Act），此法案将可以授权政府削弱任何黑人组织。报纸的报道中估计聚集者有两千黑人，和一小伙白人、印度人、中国人。警方将李福仁的演讲认定为非法，这一议题也被提出到南非议会。我们只在报纸上找到了他的演讲内容（兰德每日邮报，1927年3月28日），但这已足够说明为什么他的话语在议会中受到如此严重的抨击。
李福仁说：
“如果你们像十月的俄国工人和现在的中国工人一样行动，那你们——全国工人，不论皮肤黑白——都会得到自由。我们不知道，当前，政府会把限制土著工人的尝试推进到什么地步；但我们知道，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的处置，是完完全全的一致。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不仅仅是示威，而且——如果必要——是更加激烈的行动。”
那份对工会1928年政治经济纲领的不凡的介绍，极有可能也是李福仁所写。再没有别的人能表达如此中肯的意见了：
“非洲工商业工人工会的反对者屡次断言，我们的组织不是一个工会，不是在南非被普遍认同的那种形式的工会，而是一个伪装成工会的政治组织。……但新宪法已经明确确定了，非洲工商业工人工会是一个工会，虽然是一个土著工人的工会。……同时，必须明确理解：我们无意重复当代白人的“非政治工会”的观点，这一观点愚蠢且毫无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经济问题，归根结底也是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对当前的政治活动忽视不顾，和让阶级敌人对政治机器的控制不受挑战，就是在伤害成千上万的、在压迫者的法律下的呻吟的工会成员。……在我们现阶段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我们的活动主要是鼓动，因为我们被否认是本国公民，在与我们的生活和福祉紧密相关的国家事务上，几乎完全被剥夺公民权、禁止行使话语权。”
在二次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李福仁的信息。1928年他与Fanny Klennerman结婚，她是南非共产党的老党员，在二十年代组织过女服务生和其他女性工人。他们一起创办了先锋书店，这个书店在将来成为了德兰士瓦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书籍的来源，和一些人的焦点——这些人搜寻关于法西斯主义，关于俄罗斯、西班牙、中国，以及关于即将来临的大战的书籍和小册子。李福仁加入左翼反对派的确切时间不详，不过他是南非第一批支持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也是第一个来信支持《战士报》的人，来信是在1930年3月29日。他为那些几乎不了解南非的人提供了一份简短的综述，关于撕裂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关于南非的工人阶级。白人工人在某些工作中不与黑人合作，还把黑人阻挡在白人的工会之外。一些白人的高薪是基于黑人的低薪，而黑人已经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会。他对南非共产党的主要批评在于“黑人共和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创造于共产国际的极左的“第三时期”策略，当时共产国际指挥每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准备推翻本国政府。基于这些要点，李福仁这样反对这一口号：
一部分本土（黑人）成员对于欧裔成员的种族仇恨已经增长并正在发展到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本土成员将这一口号顺着逻辑进一步解释为（logically interpret）暗示他们优越于可恨的压迫者（包括白人共产党人）。
李福仁还认为：这是“草率地丢弃了白人无产阶级群体，南非共放弃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而这一群体绝不会附议。”
李福仁似乎没能成功在南非建立起一个组织，两年后（1932.6.4）《战士报》上才出现了一篇信件（来自德兰士瓦的“四个非裔人”,‘four Africans’）。开普敦也有几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的成员中有李福仁的挚友之一，Manuel Lopes（他后来右转）。这一时期的细节难以获得，不清楚李福仁与工商业工人工会、南非共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曾留在南非共的Fanny Glass（李福仁的妻子），于1931年与其他一些与党意见不同者（包括Andrews和Bunting）一起退党。Fanny与左翼反对派成员一起工作，但那些像Andrews和Bunting的人没有与斯大林主义者决裂，Bunting后来归党并于战争期间成为了南非共的党主席。
今天我们重新发现了30年代德兰士瓦左翼反对派小组的历史。约翰内斯堡的新一代托洛茨基主义者了解李福仁是因为他一度与Fanny Klennerman结合，但我们知道的是他来到了中国，卷入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小组的工作中，并以“李福仁”这一笔名写作。在寄到约翰内斯堡的杂志上，我们读到了他的文章。
在李福仁死后，直到现在，他的不凡的生涯的细节才为众人所知。在李福仁给《战士报》写信后，他很快来到中国，并结识了美国新闻记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他们一同看到了国民党对共产嫌疑者的血腥处决，对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消灭，其血腥程度堪比三年前，1927年上海的大屠杀。当伊罗生写他那部经典的《中国革命的悲剧》 时，李福仁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一些改动和增补的建议。关于“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的共产国际政策的性质”，这一作品成为了后来几十年的主要信息来源。
李福仁曾短暂地为苏联塔斯社在中国的新代理处工作过，但因塔斯社新闻内容毫无意义而辞去。之后他成为了英亚通讯社（Anglo-Asiatic Telegraphic Agency）的驻外通讯记者。三十年代的剩余部分里，李福仁为数份报纸工作过，当过中国评论周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做过无线电政治评论员，在三十年代中期曾任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洛茨基主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他写了第四国际纲领的中国部分。
李福仁进入了被挑选为托洛茨基工作的小组，1937年见到了托洛茨基，编辑了一些他的英语文章，后回到中国并在上海法租界得到一些庇护。然而他被迫保持低调，忧于告密、斯大林主义者的迫害、法租界警察以及国民党密探。他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和占领上海的几周前逃离上海。在一段迂回和危险的旅途后，他回到了纽约，与Grace Simons建立了家庭。
这个人为了推翻三个大洲上的资本主义，贡献出了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对李福仁作品的严肃的评价，将是最恰当的纪念。
叙述就到此为止了。他是一个活着的传奇，我们绝不能让这个传奇熄灭。
Baruch Hirson
三个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李福仁，3月21日逝世于洛杉矶，在他87岁生日的三天前。
1930年李福仁来到中国，在上海作为新闻记者谋生；他曾在这里遇见过理查德•索尔格，德国新闻记者，苏联的英雄间谍，后被日本政府处决。李福仁将伊罗生吸收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亦是一名新闻记者的伊罗生后来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
在中国的数年时间，是李福仁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1934年赴纽约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会面后，他得以接触中国的左翼反对派，并于1935年被选入临时中央委员会。此时与李福仁共事的王凡西，在他的《Chinese Revolutionary》中记录道， 这个委员会“在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我们建立的团体中最持久和高产的，它复兴并扩展了组织，于上海和全国。”2
李福仁作为中国组织的书记和会计（treasurer）工作了很多年。他以李福仁的笔名，定期与欧洲的国际书记处和纽约的Martin Abern通信。李福仁也执行重要的通讯员（courier）工作，上海的组织和领导委员会（the section and the leading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organisation）常在李福仁的公寓里碰头议事。李福仁在组织（section）的月报《斗争》的出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报纸的经费来自他捐出的自己新闻记者工作的一半工资。对于不得不在被凶猛压迫的、衰弱的地下状态下运行的组织（section），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声音的定期出版是一个不凡的成就。
1937年李福仁再次来到美国，并作全国巡回演讲。八月，他拜访了身处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讨论了最近的中国政治形势，谈话记录《与李福仁谈话》（1937\8\11）载入《中国革命问题》3。在纽约，李福仁开始为《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一份托派杂志，属于社会主义工人党）撰写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作为兄弟党代表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938年于芝加哥的成立大会。1938年李福仁回到中国继续他的组织和写作工作，但迫近的太平洋战争很快令他无法在亚洲进行政治工作。他在珍珠港事变的几周前离开中国，二战的剩余时间里他都待在纽约，继续使用李福仁的笔名为第四国际写关于中国、日本、远东的文章。
战后，李福仁迁居芝加哥，作为重要的领导成员，多年工作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芝加哥支部和全国委员会。然而，六十年代，他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成员都感染了帕布洛主义的打入主义病菌。他以梁约翰的笔名，与Arne Swabeck合写了一些内部讨论文件，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对于斯大林主义北京当局的政治革命的观点（perspective）。讽刺的是，一些针对Swabeck/Liang的取消主义（liquidationism）的最好的驳论，是李福仁自己的一些文章，发表于三十年代晚期到四十年代早期的托洛茨基主义出版物。1967年Swabeck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李福仁确实从未正式退党——这个党现在被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者，怀疑革命（cynical）的Jack Barnes把持着。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李福仁接受了普罗米修斯学术图书馆（Prometheus Research Library）的一位代表的两组采访。1987年4月14日，李福仁同志告诉我们：“我18岁成为了一名革命者，至今无悔。我一点也不会改变。一个人能做的全部，就是把桨放进水里，尽可能用力地划，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事业——社会革命。”作为托洛茨基主义开创时代的干部，特别是由于早期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这位领导者所做的那些勇敢的工作，李福仁将被铭记。
普罗米修斯学术图书馆（Prometheus Research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