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关于王振华被开除的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王振华来渝之前和来渝之后的半年当中，梁贻对王振华的欢迎和信任，可以说无以复加。王在来渝之前，梁贻在大家面前对王极力吹捧，并一再问我当年在山东济南和王振华相会的情况。王振华来渝之后，又将《工人呼声》的创刊、主笔、主编大权交王独揽。当时重庆托派在二十一兵工厂作为重点已发展有相当基础，梁贻将该厂托派组织、宣传、领导工作，全盘交给了王振华。但在四十五年之后，梁贻在他写的《回顾》一文中，却改嘴说：“在他（王振华）来到我们石屋（托派机关）之前，我接到上海的来信，说小王已是叛徒”（赵注：所谓“叛徒”，就是背叛组织、出卖同志、投靠敌人、为敌效劳。而王振华的问题决非如此。“叛徒”，是梁贻给王编造的罪名）。试问：明知王已是“叛徒”，怎会又把自己革命组织的最高权力交给他呢？这是梁贻编造的谎言。王来渝之前和来渝之后的一段时间，梁贻根本不知道王振华在上海发生问题的事实。
梁贻在他的《回顾》中（第73页），对王振华有这样一段叙述：“（斯、扈、王、刘）南京沦陷前获得释放，重回上海，他（王振华）在上海三年，清苦生活到了难忍的程度，组织经费靠捐助而来，掌在彭、刘手里。小王乞贷无门，才出一下策：编了一套特工盯上了他，他和特工周旋，甩不掉，叫组织给筹钱或买香港的船票给他，就能无事了。这使彭、刘大惊，也有人看穿，便由组织给他买了船票，他由香港离广西转来重庆”。胡说！再苦的生活王振华也能顶住。我们半年多的相处，他吃苦的精神和耐力，我是知道的，并使我敬佩。
对以上王振华在上海的一段经历，知情人熊安东同志于1993年12月22日给我的来信，有如下的叙述：
“赵兄：《补充》（指我写的《对梁贻〈回顾〉的几点补充》——赵）念给郑老（超麟）听了，他的意见是：‘梁（贻）已死，当然已无法由他本人来更正事实，希望把《补充》写得精简一下，作为梁书的一个附录附于书中处理’。”
熊安东同志的信中，谈到彭（述之）去香港宣布解散南方组织，重新登记，王振华既被上海三常委开除，当然就被排除在登记之外而失去组织关系。这就是梁贻说的：在王振华来渝之前，梁就知道王是“叛徒”。说来说去，“王是叛徒”乃出自梁贻之口，是梁贻在重庆宣布王是“叛徒”的，而不是“开除”。对三常委开除王的决定，照郑老超麟的看法：“王的‘下策’做得不对，借此开除也是过份了的”。
1941年五月（也许稍后一点），梁贻才真正知道，王已被上海三常委开除，他把“开除”变成了“叛徒”，而且一直不向我透露，却把王振华的生活推给了我。他知道王振华和我的关系比较密切，也就把我视为“准叛徒”了。为此，他和刘振基一起合议，将王和我两人排斥在重庆托派组织之外。王振华被捕之后，我就变成了“孤家寡人”。详细经过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