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各种解答

作者：弗罗姆 · 1955

弗罗姆

第七章　各种解答 · #1 #2 #3 权威主义的偶像崇拜超级资本主义　　工业家［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3—114页。］　　林肯感到，工人对工作缺乏兴趣的情况产生了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是导致工人生产率的降低，就是导致冲突或阶级斗争。他认为，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不是给我们的工业制度装璜门面，而是资本主义存亡攸关的大事。他写道：　　在这件事上，美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美国必须作出决定，而且要快。一般人对此并不理解，但是他们必须作出选择。他们的选择决定着美国的前途、个人的命运。［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7页。］　　他采取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多数卫道士的立场，批判了贯穿工业制度的利润动机。他写道：　　在工业上，公司企业制定了一系列细则，明确说出公司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赚取“利润”，除此别无其它。不是股东就得不到利润分红，而且一般说来，为公司工作的人很少占有股份。只要这种情况存在一天，赚取利润的目标就不会激起工人的热情。这一目标将无法实现；实际上，工人感到，股东得到的利润已经够多的了。［注：同上书，第106—109页。］［注：同上书，第108页。］　　这些批评意见与很多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完全一样，这种批评态度是对经济事实和人的实际状况所作出的一种冷静而又切合实际的估价。不过，这种态度所含的哲学却与社会主义思想完全相反。林肯确信，“只有在激烈的生活竞争中，个人才能发展。”［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72页。］“不论好歹，［注：同上书，第89页。］他进尔区分了“‘愚蠢的’自私和‘聪明的’自私，前者让人去偷，后者使人去奋斗，去自我完善，从而更加昌盛”。［注：同上书，第91页。］在谈到刺激工作的因素时，林肯表示，正像刺激业余运动员的因素不是金钱一样，我们可以推论，金钱也不一定是刺激产业工人的因素，其它诸如缩短工作时间、讲究安全、保障年老职工利益、社会福利保险以及允许讨价还价等措施，也都不是刺激工人的动力。［注：同上书，第99页。］他认为，唯一有力的刺激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及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能力的认可”。［注：同上书，第101页。］林肯把这些思想运用到实际中，提出了一种组织工业生产的方法，在这种组织中，“工人凡是做了有益的工作都应受到奖励，如果没有像其他工人那样做得好，就应受到惩罚。他就像一个球队队员，是得到奖励还是得到惩罚，就看他的能力大小以及是否尽了一切努力来打赢这场球。“［注：同上书，第109页。］在分析这种组织系统时，林肯说道：　　……评判划分一个人的等级的工作，由所有熟悉这人所干工作情况的专家来完成。他是得奖还是受罚依据的就是这种等级划分。这一计划类似于球赛之后的详细总结文章，成了挑选全美球队的工作。最好的队员受到表扬，得到他当之无愧、梦寐以求的地位。根据这种奖偿计划，一个人所得到的奖励与他对公司的成功所作的贡献成正比。上述这种对比十分明显。每个人根据他的现实表现，得到提升或降级。对每一个人的评判一年搞3次。评判的结果决定他奖金的多少以及是否晋级。被评判的人在评判时可以提任何问题，有关的执行人员对这些问题分别作出详细解答。［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09、10页。］　　奖金的多少这样来决定：利润的百分之6作为红利分给股东：“分红之后，我们把发展公司的‘种子基金’除开，‘种子基金’的多少由公司经理依据公司的经营现状来定”。［注：同上书，第111页。］“种子基金”用于扩大生产，更新设备。从利润中扣除这些开销之后，余下的部分就作为工人和管理人员分享的奖金。在过去16年中，奖金的总额与工资的比率为百分之20到百分之28，16年中每个雇员的平均奖金为40,00美元左右，即每年2,500美元。所有工人除去奖金之外，得到与相应工种一样的基本工资。林肯公司1950年雇用人员的平均开销为7，701美元，而通用电气公司的开销则为3,750美元。［注：由于奖金由工人和管理员共同分享，我们很想知道，在这些平均数字中，付给工人、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经理的工资分别是多少，以及通用电气公司的指数仅仅是指付给工人的工资，还是包括公司官僚机构的上层。］在这种制度下，拥有大约100名工人的林肯公司一直非常昌盛，每一雇员的产品平均销售额为电气机械行业的其它公司的两倍。1934年至1945年间，林肯公司的停工次数为零，而其它公司的停工次数则为11次到96次不等，其它制造业中劳动补缺率仅为百分之25左右。［注：参阅林肯的著作第254页及其后面章节。］［注：不过，股东的固定收入也不是没有关系，因为从1933年到1941年间每一股份的红利从2美元增长至80美元，即平均净增6美元。］公司的记载清楚地表明，这种制度使得工人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劳动补缺率降低，罢工不再出现。不过，虽然这种制度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的观念和实践，却同时表现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某些最重要的原则，尤其是有关人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原则。这一制度是以自私和竞争的原则为基础，用金钱的奖励来表示社会的承认，而且就工作对工人的含义而言，这一制度并未根本改变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地位。正如林肯反复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的模式就是足球队，一群人与所有不属于本团体的人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便形成了一种竞争性合作的精神。实际上，刺激性管理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符合逻辑的结果。这种制度有助于使每个人——工人、雇员乃至经理——都成为一个小小的资本家，助长人人的自私和竞争精神，把资本主义改造成包罗全民族的制度。［注：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按照“利润共享工业联合委员会”的思想组织起来，这些企业在其经营管理中实行了或是更加激进、或是较为保守的利润共享计划。下面这段文字内容表达出了这些企业所实行的原则。　　“1．委员会将利润共享计划定义为一种程序，在这一程序中，雇主根据个人和小组的工作情况以及公司整个业务的开展情况，除了付给雇员较高的固定工资外，还付给一定数量的特别流通的或延期兑现的奖金。］这种利润共享制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的实践不同，它不过是一种贴了金的计件工资制，对股东应得分红的份额考虑较少而已。尽管这种制度大肆谈论“把人看待成人”，不过，一切事情——工作定额、工人的奖金以及红利金额——都是由经理们独断决定的。根本原则是“分享利润”而不是“分担工作”。虽然这些原则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共享利润的概念却令人感兴趣，因为对于超级资本主义来说，这是最符合逻辑的目标。超级资本主义使工人感到他自己也是一个资本家，也是这种制度的积极参加者，从而克服了工人的不满情绪。社会主义［注：比较傅立叶：《人类灵魂的感情》，伦敦，1851年。］　　要你愿意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社会的规律——这些规律实现的方式，以及发现这些规律所依靠的方法。看在上帝份上，在破了一切教条之后，我们自己不要再给人民加一些条条框框。让我们不要像你的同胞路德那样陷入矛盾境地，即以逐出教会、革除教门为开端，在推翻了天主教的神学之后，又建立起新教神学。［注：引自E．多朗：《蒲鲁东》，巴黎，1948年。］　　蒲鲁东的思想基础是以自尊为第一伦理信条的伦理学观念。由自尊引伸出尊重邻居的第二个道德信条。这涉及到以人的内心变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蒲鲁东在一封信中表达出了这种想法：“旧世界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人们只有通过思想和心灵的整体革命才能改变它。……”［注：转引自多朗的书，蒲鲁东给于连·米谢尔的信。］　　我们大家的伟大导师蒲鲁东先生说过，社会主义同极权主义的联合，人们通过独裁以及将所有政治、社会权力集中在国家的方式，来争取经济自由、物质福利，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最令人不愉快的结合了。愿将来保护我们不受到专制主义的危害，不过，更希望在将来我们不要吃教条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所带来的苦头，受到这些的愚弄。……没有自由，任何活生生的、有人性的东西都不会繁荣昌盛，那种抹掉自由或不承认自由是唯一的创造性原则和基础的社会主义，只会引导我们堕入被奴役、充满兽性的境地。　　在蒲鲁东给马克思写信之后50年，彼特·克鲁鲍特金在一段话中总结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展的个性“将在各个方面、各种程度和一切可能的目的上，同高度发展的自愿联合结合在一起；这种联合不断变化，有着持久性的特征，并在任何特定时期以最适合大家的各种努力的形式出现”。克鲁鲍特金同他先前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强调人和动物王国中存在的合作与相互帮助的固有倾向。［注：引自M．布伯所著《乌托邦的道路》，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50年，第48页。］［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观念，包含着许多上述社会主义学派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比较I．N．斯坦伯格：《革命的试验场》，纽约，莱因哈特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注：参阅S．兰德舒特所著《国家经济学与哲学》，斯图加特，克勒内尔出版社，1953年；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第247页。］世界的历史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创造的、人的诞生的历史。而整个历史也是人与自身、与自己所具有的人的力量相疏离的历史；“我们自己的产品结合成一种超乎我们之上的客观势力，脱离了我们的控制，毁灭了我们的期望，打破了我们的算计，这便是过去一切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人一直是环境的　　要了解什么对狗有用处，就得了解狗的天性。这种天性本身不应当从实用原则演绎出来。如果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对人的研究，那么，谁想对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关系作出批评，谁就得首先研究一般的人性，然后再讨论在每一历史时期变更了的人性。本瑟姆对此作过简短的论述。他把现代的店主，尤其是英国的店主，看成正常的人，这实在是十分天真又可悲。［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第688页脚注，纽约，兰登书屋。］　　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的目标应在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和谐，一种使人与其同胞的相关性同人的最重要的需要协调一致的发展。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联合，在这种联合中，各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全体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充分自由的发展成了社会的主要原则”。马克思将这一目标称作现实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目标，并且指出，这一目标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却结合了二者中的真理”。［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第688页脚注，纽约，兰登书屋。］［注：卡尔·马克思：《论犹太问题》。］［注：关于这一点，我十分感激G．富克斯的评论和建议。］当然，马克思是反对剥削儿童的，但同时他也反对儿童一点不劳动的原则，并提出，教育应当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他写道：“正如罗伯特。欧文所详细说明的那样，工厂制度萌发出将来教育的胚基，这种教育通过给超过一定年龄的全部儿童以教育的方式，将生产劳动与教导及人本主义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作法不仅是增加生产效率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489页，纽约，1889年。］马克思同傅立叶都认为，工作应当成为吸引人的事，而且与人的需要及愿望相一致。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同傅立叶以及其他人都提出，任何人都不应当只从事于某一特定的工作，而应当做不同职业的工作，以符合他的不同兴趣的潜力。［注：同上，第233页、234页。］［注：引自M．布伯：《乌托邦的道路》，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注：参阅我在《社会心理分析的一项任务》（莱比锡，1932年）中就此点的讨论，以及J．A．舒姆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纽约，1947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一种更加符合理性、因而更具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羁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19世纪流行的唯物主义完全不同。从后一种唯物主义中，人们了解到，物质现象造［注：参阅我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分析（纽约，1941年）。］由于缺乏对人的心理活动的令人满意的洞察力，马克思对人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一方面，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塑造了人，而反过来，人也铸造了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他没有充分看到根植于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感情和奋斗精神，而这些感情和奋斗精神本身正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最有力的力量。不过，这些缺陷是由于片面性引起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任何有创见性的科学观念中找到，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局限性。恩格斯在一封著名的信中表达出了这种认识。在信中，恩格斯说道，由于他们的发现是一个新东西，马克思和他都没有完全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历史不仅取决于经济状况，文化因素反过来也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基础。［注：在私人信件中指出。］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一变化的重大意义。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恩格斯承认，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他和马克思对思想的力量没有加以足够重视，但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来不及对他们的体系作必要的重大修改。 [06.htm](第六章其它各种诊断.md)[index.htm](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md)[08.htm](第八章通向健全之路.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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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各种解答 · #1 #2 #3 权威主义的偶像崇拜超级资本主义　　工业家［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3—114页。］　　林肯感到，工人对工作缺乏兴趣的情况产生了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是导致工人生产率的降低，就是导致冲突或阶级斗争。他认为，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不是给我们的工业制度装璜门面，而是资本主义存亡攸关的大事。他写道：　　在这件事上，美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美国必须作出决定，而且要快。一般人对此并不理解，但是他们必须作出选择。他们的选择决定着美国的前途、个人的命运。［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7页。］　　他采取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多数卫道士的立场，批判了贯穿工业制度的利润动机。他写道：　　在工业上，公司企业制定了一系列细则，明确说出公司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赚取“利润”，除此别无其它。不是股东就得不到利润分红，而且一般说来，为公司工作的人很少占有股份。只要这种情况存在一天，赚取利润的目标就不会激起工人的热情。这一目标将无法实现；实际上，工人感到，股东得到的利润已经够多的了。［注：同上书，第106—109页。］［注：同上书，第108页。］　　这些批评意见与很多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完全一样，这种批评态度是对经济事实和人的实际状况所作出的一种冷静而又切合实际的估价。不过，这种态度所含的哲学却与社会主义思想完全相反。林肯确信，“只有在激烈的生活竞争中，个人才能发展。”［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72页。］“不论好歹，［注：同上书，第89页。］他进尔区分了“‘愚蠢的’自私和‘聪明的’自私，前者让人去偷，后者使人去奋斗，去自我完善，从而更加昌盛”。［注：同上书，第91页。］在谈到刺激工作的因素时，林肯表示，正像刺激业余运动员的因素不是金钱一样，我们可以推论，金钱也不一定是刺激产业工人的因素，其它诸如缩短工作时间、讲究安全、保障年老职工利益、社会福利保险以及允许讨价还价等措施，也都不是刺激工人的动力。［注：同上书，第99页。］他认为，唯一有力的刺激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及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能力的认可”。［注：同上书，第101页。］林肯把这些思想运用到实际中，提出了一种组织工业生产的方法，在这种组织中，“工人凡是做了有益的工作都应受到奖励，如果没有像其他工人那样做得好，就应受到惩罚。他就像一个球队队员，是得到奖励还是得到惩罚，就看他的能力大小以及是否尽了一切努力来打赢这场球。“［注：同上书，第109页。］在分析这种组织系统时，林肯说道：　　……评判划分一个人的等级的工作，由所有熟悉这人所干工作情况的专家来完成。他是得奖还是受罚依据的就是这种等级划分。这一计划类似于球赛之后的详细总结文章，成了挑选全美球队的工作。最好的队员受到表扬，得到他当之无愧、梦寐以求的地位。根据这种奖偿计划，一个人所得到的奖励与他对公司的成功所作的贡献成正比。上述这种对比十分明显。每个人根据他的现实表现，得到提升或降级。对每一个人的评判一年搞3次。评判的结果决定他奖金的多少以及是否晋级。被评判的人在评判时可以提任何问题，有关的执行人员对这些问题分别作出详细解答。［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09、10页。］　　奖金的多少这样来决定：利润的百分之6作为红利分给股东：“分红之后，我们把发展公司的‘种子基金’除开，‘种子基金’的多少由公司经理依据公司的经营现状来定”。［注：同上书，第111页。］“种子基金”用于扩大生产，更新设备。从利润中扣除这些开销之后，余下的部分就作为工人和管理人员分享的奖金。在过去16年中，奖金的总额与工资的比率为百分之20到百分之28，16年中每个雇员的平均奖金为40,00美元左右，即每年2,500美元。所有工人除去奖金之外，得到与相应工种一样的基本工资。林肯公司1950年雇用人员的平均开销为7，701美元，而通用电气公司的开销则为3,750美元。［注：由于奖金由工人和管理员共同分享，我们很想知道，在这些平均数字中，付给工人、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经理的工资分别是多少，以及通用电气公司的指数仅仅是指付给工人的工资，还是包括公司官僚机构的上层。］在这种制度下，拥有大约100名工人的林肯公司一直非常昌盛，每一雇员的产品平均销售额为电气机械行业的其它公司的两倍。1934年至1945年间，林肯公司的停工次数为零，而其它公司的停工次数则为11次到96次不等，其它制造业中劳动补缺率仅为百分之25左右。［注：参阅林肯的著作第254页及其后面章节。］［注：不过，股东的固定收入也不是没有关系，因为从1933年到1941年间每一股份的红利从2美元增长至80美元，即平均净增6美元。］公司的记载清楚地表明，这种制度使得工人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劳动补缺率降低，罢工不再出现。不过，虽然这种制度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的观念和实践，却同时表现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某些最重要的原则，尤其是有关人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原则。这一制度是以自私和竞争的原则为基础，用金钱的奖励来表示社会的承认，而且就工作对工人的含义而言，这一制度并未根本改变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地位。正如林肯反复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的模式就是足球队，一群人与所有不属于本团体的人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便形成了一种竞争性合作的精神。实际上，刺激性管理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符合逻辑的结果。这种制度有助于使每个人——工人、雇员乃至经理——都成为一个小小的资本家，助长人人的自私和竞争精神，把资本主义改造成包罗全民族的制度。［注：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按照“利润共享工业联合委员会”的思想组织起来，这些企业在其经营管理中实行了或是更加激进、或是较为保守的利润共享计划。下面这段文字内容表达出了这些企业所实行的原则。　　“1．委员会将利润共享计划定义为一种程序，在这一程序中，雇主根据个人和小组的工作情况以及公司整个业务的开展情况，除了付给雇员较高的固定工资外，还付给一定数量的特别流通的或延期兑现的奖金。］这种利润共享制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的实践不同，它不过是一种贴了金的计件工资制，对股东应得分红的份额考虑较少而已。尽管这种制度大肆谈论“把人看待成人”，不过，一切事情——工作定额、工人的奖金以及红利金额——都是由经理们独断决定的。根本原则是“分享利润”而不是“分担工作”。虽然这些原则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共享利润的概念却令人感兴趣，因为对于超级资本主义来说，这是最符合逻辑的目标。超级资本主义使工人感到他自己也是一个资本家，也是这种制度的积极参加者，从而克服了工人的不满情绪。社会主义［注：比较傅立叶：《人类灵魂的感情》，伦敦，1851年。］　　要你愿意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社会的规律——这些规律实现的方式，以及发现这些规律所依靠的方法。看在上帝份上，在破了一切教条之后，我们自己不要再给人民加一些条条框框。让我们不要像你的同胞路德那样陷入矛盾境地，即以逐出教会、革除教门为开端，在推翻了天主教的神学之后，又建立起新教神学。［注：引自E．多朗：《蒲鲁东》，巴黎，1948年。］　　蒲鲁东的思想基础是以自尊为第一伦理信条的伦理学观念。由自尊引伸出尊重邻居的第二个道德信条。这涉及到以人的内心变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蒲鲁东在一封信中表达出了这种想法：“旧世界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人们只有通过思想和心灵的整体革命才能改变它。……”［注：转引自多朗的书，蒲鲁东给于连·米谢尔的信。］　　我们大家的伟大导师蒲鲁东先生说过，社会主义同极权主义的联合，人们通过独裁以及将所有政治、社会权力集中在国家的方式，来争取经济自由、物质福利，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最令人不愉快的结合了。愿将来保护我们不受到专制主义的危害，不过，更希望在将来我们不要吃教条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所带来的苦头，受到这些的愚弄。……没有自由，任何活生生的、有人性的东西都不会繁荣昌盛，那种抹掉自由或不承认自由是唯一的创造性原则和基础的社会主义，只会引导我们堕入被奴役、充满兽性的境地。　　在蒲鲁东给马克思写信之后50年，彼特·克鲁鲍特金在一段话中总结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展的个性“将在各个方面、各种程度和一切可能的目的上，同高度发展的自愿联合结合在一起；这种联合不断变化，有着持久性的特征，并在任何特定时期以最适合大家的各种努力的形式出现”。克鲁鲍特金同他先前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强调人和动物王国中存在的合作与相互帮助的固有倾向。［注：引自M．布伯所著《乌托邦的道路》，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50年，第48页。］［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观念，包含着许多上述社会主义学派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比较I．N．斯坦伯格：《革命的试验场》，纽约，莱因哈特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注：参阅S．兰德舒特所著《国家经济学与哲学》，斯图加特，克勒内尔出版社，1953年；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第247页。］世界的历史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创造的、人的诞生的历史。而整个历史也是人与自身、与自己所具有的人的力量相疏离的历史；“我们自己的产品结合成一种超乎我们之上的客观势力，脱离了我们的控制，毁灭了我们的期望，打破了我们的算计，这便是过去一切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人一直是环境的　　要了解什么对狗有用处，就得了解狗的天性。这种天性本身不应当从实用原则演绎出来。如果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对人的研究，那么，谁想对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关系作出批评，谁就得首先研究一般的人性，然后再讨论在每一历史时期变更了的人性。本瑟姆对此作过简短的论述。他把现代的店主，尤其是英国的店主，看成正常的人，这实在是十分天真又可悲。［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第688页脚注，纽约，兰登书屋。］　　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的目标应在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和谐，一种使人与其同胞的相关性同人的最重要的需要协调一致的发展。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联合，在这种联合中，各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全体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充分自由的发展成了社会的主要原则”。马克思将这一目标称作现实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目标，并且指出，这一目标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却结合了二者中的真理”。［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第688页脚注，纽约，兰登书屋。］［注：卡尔·马克思：《论犹太问题》。］［注：关于这一点，我十分感激G．富克斯的评论和建议。］当然，马克思是反对剥削儿童的，但同时他也反对儿童一点不劳动的原则，并提出，教育应当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他写道：“正如罗伯特。欧文所详细说明的那样，工厂制度萌发出将来教育的胚基，这种教育通过给超过一定年龄的全部儿童以教育的方式，将生产劳动与教导及人本主义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作法不仅是增加生产效率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489页，纽约，1889年。］马克思同傅立叶都认为，工作应当成为吸引人的事，而且与人的需要及愿望相一致。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同傅立叶以及其他人都提出，任何人都不应当只从事于某一特定的工作，而应当做不同职业的工作，以符合他的不同兴趣的潜力。［注：同上，第233页、234页。］［注：引自M．布伯：《乌托邦的道路》，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注：参阅我在《社会心理分析的一项任务》（莱比锡，1932年）中就此点的讨论，以及J．A．舒姆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纽约，1947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一种更加符合理性、因而更具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羁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19世纪流行的唯物主义完全不同。从后一种唯物主义中，人们了解到，物质现象造［注：参阅我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分析（纽约，1941年）。］由于缺乏对人的心理活动的令人满意的洞察力，马克思对人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一方面，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塑造了人，而反过来，人也铸造了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他没有充分看到根植于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感情和奋斗精神，而这些感情和奋斗精神本身正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最有力的力量。不过，这些缺陷是由于片面性引起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任何有创见性的科学观念中找到，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局限性。恩格斯在一封著名的信中表达出了这种认识。在信中，恩格斯说道，由于他们的发现是一个新东西，马克思和他都没有完全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历史不仅取决于经济状况，文化因素反过来也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基础。［注：在私人信件中指出。］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一变化的重大意义。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恩格斯承认，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他和马克思对思想的力量没有加以足够重视，但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来不及对他们的体系作必要的重大修改。 [06.htm](第六章其它各种诊断.md)[index.htm](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md)[08.htm](第八章通向健全之路.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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