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其它各种诊断

作者：弗罗姆 · 1955

弗罗姆

第六章　其它各种诊断 · #1 #2 19世纪的诊断　　我有一种预感，尽管听起来仍然有些愚蠢，但这种预感却时时萦绕在我的心间；我预感到：军事国家必定会成为工业大国。大工厂人员密集的现象不会永远因为人们的贪婪和需求而任其发展；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这样：预定的困难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它们将日复一日，如行军般随着战鼓整齐地开始，前进，到来。……可以预见到，人们会长期地自愿服从于一个领袖，一个篡权者。人民不再相信原则，只是大概会周期性盼着救世主的到来。由于这个原因，权威将在欢乐的20世纪抬头，这将是一次恐怖的抬头。［注：J．伯克哈特：《书信集》，F．卡普兰编辑，莱比锡，1935年。］　　伯克哈特与革命家蒲鲁东都预见到了类似法西斯主义那样的制度，而且他们两人的预言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关于未来的威胁，蒲鲁东写道：　　……看起来似乎是建立在群众专政基础上的集中民主，但是在这种制度里，群众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比维持一种普遍的奴隶制所必要的权力大多少，这与下述借自古代专制主义的格言与原则相一致。这些格言和原则包括：公众权力不可分割，所有消费集中化，有系统地摧毁所有个人的、集体的以及地方的思想（这些思想被看作是分裂思想），以及审问官长似的警察…… 　　他写道：　　我们不应当再继续自欺欺人了。欧洲现在厌倦思想和秩序；欧洲正进入一个充满暴力、蔑视原则的时代。　　他接着又写道：　　然后，6个大国的大战将开始。……杀戮将降临，大屠杀之后的虚弱将是可怕的。有生之年我们不愿看到新时期的杰作，我们将在黑暗中奋斗；我们必须尽到自己的职责，确保这一生不要有太多的苦难。让我们互相帮助，在黑暗中互相呼唤，随时随地，一有机会就申张正义。　　最后，他写道：　　今天，文明已经到了紧急关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导致基督教产生的那一次危机。一切传统均消失殆尽，所有信条也已废弃，而新的纲领尚未［注：转引自E．多朗：《蒲鲁东》，巴黎加利玛出版社，1948年；第96页及后面几页。］　　伯克哈特和蒲鲁东想象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19世纪文化的产物（杰克·伦敦于1907年在《铁蹄》一书中也重复了这种预言），而其他人则集中分析了当代社会的精神贫困和异化现象。他们认为，精神贫困和异化现象必定会导致人性及文化的日益堕落。　　世界已近末日。只是一个原因使它得以维持稍长时间：只是因为它偶然存在而已。但是，同其预示的反面相比，这个理由是多么软弱无力，尤其是当我们提出“现在给将来的人类世界留下什么？”这个问题时，情况更是这样。假定世界能在物质上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存在称得上存在么？堪配在历史上占一页么？我不是说世界将会倒回到充满鬼魂的状况，或者南美诸共和国的古怪的混乱状态；我也没有说，我们应当回复到原始野蛮状态，手持长枪，穿过野草覆盖的文明废墟去猎取食物。不，这样的冒险活动也需要某种活力，需要仿效原始时期的精神。我们将举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精神道德法则的不可抗拒性，我们将重新成为这些法则的牺牲品！［注：转引自K．勒弗特：《历史的含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97、98页。］　　这之后几年，托尔斯泰写道：　　中世纪的神学或罗马人对道德的败坏，仅仅毒害了他们自己的人民——整个人类的一小部分；而在今天，电力、铁路、电报却宠坏了整个世界。人人都把这些东西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他们无法不这么做。人人都一样受罪，受到同样的压力，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大家都必须背叛那对他们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宗教。机器——用来生产什么？电报——发送什么？书籍报纸——传播什么样的新闻？铁路——到什么人那里去？到哪里去？成百万的人如牲畜一样紧集在一起，屈从于最高权力——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医院、医生、药店，尽力延长人的寿命——为了什么？个人和整个民族多么易于把自称的所谓文明当成真正的文明！完成学业、保持指甲清洁、做衣服、理发、去国外旅行，这样一来，人就成了最文明的人。至于民族，则需要尽量多的铁路、学院、工厂、战舰、城堡、报纸、书籍、政党、议会。民族也就由此成了最文明的民族。因此，相当多的个人和民族对文明感兴趣，但却对真正的启蒙不屑一顾。前者易行，人人赞同；而后者则需要下真功夫。后者总会受到多数人的蔑视和憎恨，因为启蒙揭露了文明的谎言。［注：转引自勒弗特一书第99页及菲勒普与F．埃克斯坦所编《托尔斯泰的逃跑及死亡》一书，柏林，1925年，第103页。］　　梭罗对现代文化的批评没有上述作者那样激烈，但同样十分清楚。他在《无原则的生活》（1861年）中［注：卡尔·博德所编《袖珍梭罗文集》，纽约，海盗出版社，1947年，第631—655页。］说道：　　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度过一生的方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经营商业的场所。永无休止的喧闹！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被火车机车的喷气声所吵醒。火车打断了我的美梦。没有让人宁静的安息日。一旦人有悠闲的一天，那真会令人高兴不已。整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我很难买到一本可以记录我的思想的空白簿子，因为簿子大多是列有元、角、分的记帐本。一个爱尔兰人看见我在田间记笔记，就以为我在算我的工资。　　梭罗总结道：　　美国被称作是一个为自由而战的战场，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自由。即使我们姑且承认美国人已经把自己从政治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仍然是经济、精神暴君的奴隶。　　对19世纪资本主义文化作出景透彻诊断的人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他既不是政治激进家，也不是宗教改革者。他论述道，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人及团体都不再十分完满地发挥其功能，而处于一种反常的混乱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缺乏组织的社会生活；个人越来越追随“一种无休止的运动，一种无计划的自我发展，一种没有价值标准的生活目的，幸福将永远在未来，而不存在于现实的任何成就之中”。以全世界为兜售目标的人类野心，变得不可抑制，人的内心充满了憎恶和“无止境追求的枉然”。迪尔凯姆指出，只有［注：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1897年，第449页。］社会也成了“［注：同上，第448页。］ 20世纪的诊断［注：R．H．托尼：《贪得无厌的社会》，纽约，哈考特—布鲁斯出版公司，1920年。］指出了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社会所依据的原则是人受物的支配。他说道，在我们的社会中，“……即使是最明白事理的人都认为是资本‘雇用了’劳动，这正像我们不信教的祖先所想象的那样，被他们尊奉为神的木头和铁，给他们带来了好收成，使他们打赢了仗。当人们把偶像说成了活的因而离谱太远之时，就会有人出来打碎这些偶像了。劳动是由人构成的，资本是由物构成的；而物的唯一用途便是为人服务。”［注：R．H．托尼：《贪得无厌的社会》，纽约，哈考特一布鲁斯出版公司，1920年，第99页。］他又指出，现代工业工人没有尽他的全力，是因为他没有参与管理而对工作不感兴趣。［注：同上，第106、107页。］　　〔有必要〕……给经济活动本身以恰当的位置，使之成为社会的奴仆，而不是主人。我们的文明所背负的沉重包袱，并不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工业产品分配不均，或者工业的行为残酷，或者，怨恨情绪阻碍了生产；而是工业生产本身已经达到了对人类兴趣绝对控制的地步，这不是任何单一的兴趣，更不是生存必需的物质手段所能占有的地位。正如疑病患者醉心于自己的消化活动过程，在开始生活之前就迈入了坟墓一样，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在狂热地寻求致富方式的过程中，也忽略了那些值得尽量追求的目标本身。［注：R．H．托尼：《贪得无厌的社会》，纽约，哈考特—布鲁斯出版公司，1920年，第183—184页。］　　当代美国最杰出的研究工业文明的学者之一埃尔顿。梅奥也与迪尔凯姆持同一观点，虽然相比之下梅奥的观点要谨慎一些。梅奥说道：　　社会的无组织问题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反常状态，大概在芝加哥比美国的其它地方更为突出，这是一个真实情况。而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又比对欧洲显得迫切。不过，这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顺序问题，最终会波及到全世界。［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年，第125页。］　　梅奥在讨论现代人对经济活动的忧虑时说道：　　两百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研究方面倾向于只考虑与生活有关的经济功能，因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让追求经济发展的力量牵着我们走，使我们处于一种社会总崩溃的边缘。……当然，一个人所做的工作可能代表着他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但是，除非他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整体，否则他根本无法估价他的工作。迪尔凯姆对19世纪法国所作的研究的结果看来也适用于20世纪的美国。［注：同上，第131页。］　　梅奥对霍桑笔下的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作过全面研究，在提到这一研究之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工人和监工不理解他们工作的意义，不了解他们的工作条件，人们普避感到自己无用，这不仅是芝加哥的特征，而且是文明世界的通病。个人对他自己的社会功能以及与集体团结一致——他在工作中与人合作的能力——的信念消失了，被毁掉了，这部分是由于飞速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致。随着这些信念的消失，人们的安全感及福利感也消失了，人们开始表现出迪尔凯姆所描述的那种对生活的过分要求。［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学，第159页。］　　梅奥不仅同意迪尔凯姆所下诊断的根本论点，而且还得出了这样的关键性结论：尽管人们在科学上下了不少功夫，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进展甚微。他写道：　　在物质和科学领域我们认真地发展了知识和技能，可是在人及社会政治领域，我们却满足于随意的猜测和投机式的摸索。［注：同上，第132页。］　　接着他又说：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在人类认识和人类控制力这一重要领域，我们不了解事实和性质；我们在管理和社会调查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态度使得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灾难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被迫坐等社会有机体自行恢复其功能或自己灭亡，而拿不出有效的药方。［注：同上，第169—170页。］　　他还专门谈到我们的政治理论落后的问题：　　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将理论同其历史来源相联系，而没有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不停地进行生动有力的探寻。与此同时，社会环境、文明人的实际处境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因而仅仅说说古代的规则听起来就会空洞无物，也不能使任何人确信。［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年，第138页。］　　对当代社会情况作过深刻研究的学者是F．坦南鲍姆。尽管坦南鲍姆强调工会的中心作用，不同于托尼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主张工人直接参与管理，但他得出的结论与托尼的结论并不是没有关系。坦南鲍姆在《劳动的哲学》一书中的结论部分写道：　　上一个世纪的主要错误是认为一个总体社会可以在经济动力和利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工会证明了这是一个错误观点。工会再次表明，活着并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因为大公司只能提供面包和糕饼，所以它无法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工会将公司纳入其自身的“社会”，纳入其自身所含的团结一致的劳动大军中，工会给公司赋予了任何真正社会都具有的意义，使人在人生旅途中有了一些理想。这样，尽管工会有缺点，却能拯救公司，使其保持高效率。靠扩展经济劳力的办法绝不能使社会具有这些意义。公司要想生存，就必须在世界上起一个道德作用，而不仅仅是扮演一个经济角色。由此看来，工会对经营管理机构的挑战是值得尊敬、充满希望的。这是拯救我们的民主社会以及当代工业制度价值观念的一条、也可能是唯一一条可行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司和它的劳动大军应当成为团结的一体，而不要再次分家，老是相互争斗。［注：弗兰克·坦南鲍姆：《劳动的哲学》，纽约，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52年，第168页。］　　刘易斯·芒福德的著作中有许多观点与我的观点相同，他在谈论当代文明时说道：　　我们对现代文明可以提出的致命批评就是：除了人为的危机和灾祸之外，它根本就不为人所喜爱。［注：当代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的名剧。——译注］揭露了这一整套虚假、自欺和虚无，这大概便是为什么该剧深深打动了美国都市观众的原因。［注：L．芒视德：《生活的行为》，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1951年，第14、16页。］　　A．R．赫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他的写作倾向比上述那些作家的要保守得多，尽管如此，他也得出了与迪尔凯姆和梅奥极其相近的结论。他的书《人为什么要工作》入选为美国行政人员读书俱乐部1948年丛书。在这本书中他写道：　　如果我们描绘出一幅大批工人由于感到厌倦、无用，受到挫折而集体自杀的场面，那将是十分离奇的。但是如果我扩大自杀的概念，使之不仅是指结束肉体的生命，那么，这种景象就不显得离奇了。人如果心甘情愿地过一种没有思维、没有雄心、没有自尊、没有个人成就的生活，那么他就已经将自己交托给了作为人生特性的死亡。用躯体占有办公室或工厂的一个空间，按照他人制定的方案行动，使用自己的体力，或者运用蒸气动力或电力，凡此种种，从根本上讲，都不是人类能力的贡献物。［注：A．R．赫伦：《人为什么工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121、122页。］　　听了这么多不同的社会学家议论之后，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来听听三位不是社会学家的人的看法，他们是A．赫胥黎、A．施韦策和A．爱因斯坦。赫胥黎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包含在他的著作《美丽的新世界》之中。在这部小说里（1931年版），他描绘了一个自动机器般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精神错乱的不健全世界，不过它同1954年的现实相比，也只是在细节和程度上有点不同而已。他认为，另一种唯一的选择便是有着崇拜生育、忏悔罪过各自参半的宗教的野蛮人的生活。在该书1946年新版的前言中他写道：　　假定我们可以从广岛的事件中学到的东西同我们的祖先从马格德堡［注：马格德堡——这里赫胥黎指的是1520—1575年间在德国马格德堡编写的第一部基督教史。——译注］中得到的启示一样多，那么，我们可以期望等到一个虽然没有真正和平，但最多只有有限战争且破坏较少的时期。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个期间，原子能被用在工业生产之中。很明显，结果将是一系列空前迅速和全面的经济与社会变化。人类生活的一切现存模式都将瓦解，人们将不得不使用新的模式凑合着去适应原子能的非人的事实。核子科学家就像披着现代外衣的普罗克拉斯提斯［注：普罗克拉斯提斯：希腊神话中开黑店的强盗，传说他劫人之后将人放在铁床上，如果高人睡在床上超过了床的长度，他就会砍去过长的部分；如果是矮人，他就强行将人拉长，便其与床相齐。——译注］，将为人类准备一张非睡不可的床；如果这张床有些不合适——那么，对人类来说就是太糟了。少不了有些人要被拉长，有的将被削短——自从应用科学真正走上轨道以来，人们就一直干着这种拉长、削短的事，只是这一次的调整比过去更剧烈罢了。这些远远说不上舒服的手术将在高度集中化的极权政府指导下进行。情况必然会是这样，因为最近的将来很可能与最近的过去相似；而在最近的过去，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中以及人们普遍没有财产的情况下，发生的急剧技术变化，总是会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为了对付这种混乱，权力便集中起来，政府的控制也加强了。世界各国的政府甚至在控制原子能之前就会完全或部分地成为极权，这种情况看来是极可能的事了；而在控制原子能之时或之后，则是毫无疑问的了。［注：着重号为我所加。］但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运动会发生。［注：A．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伦敦，先锋图书馆，1952年，第11—15页。］　　阿尔伯特·斯韦策［注：阿尔伯特·斯韦策（1875—1965）：法国哲学家及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52年）。——译注］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及道德传统最高发展成就的人了，他们也谈到了当今的文化。　　必须悄悄而不引人注目地创造一种新的公众舆论。现在的公众意识是靠报纸、宣传、组织、经济影响以及其它可用的影响手段来维持的。应当用自然的方式来反对这种不自然的思想传播方式，所谓自然的方式就是靠一传十、十传百，完全依赖思想和真理以及听者对新的真理的接受情况的办法来传播思想。这种新的舆论没有什么披挂，遵循着人类精神原始、自然的斗争方式，必定会击败披着时代的沉重甲胄的现存舆论，就像大卫射杀死哥利亚一样。［注：据希腊神话，巨人哥利亚被大卫用小石子射杀而死。——译注］［注：引自阿尔伯特·斯韦策：《文明的哲学》，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A＆C布兰克出版有限公司。］　　爱因斯坦在一篇短文《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中写道：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立足点来简要说明我们时代危机的本质。这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已经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但是，个人并不把这种依赖体会成一种积极的财产、一种有机的联系、一种保护力量，而理解为一种对他的天生权利或者他的经济生命的威胁。此外，他的社会地位使他天生的自私本能愈发强烈，而他那原本就弱的社会本能不断地退化下去。每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经历着这种退化过程。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为自己的自我中心的俘虏，感到失落、孤独，不能再天真、单纯、质朴地享受生活了。人只有在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社会之后，才能找到那短暂而多险的生活的含义。［注：A．爱因斯坦：《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载《每月评论》，1949年第1期，第9—15页。］ [05.htm](第五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md)[index.htm](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md)[07.htm](第七章各种解答.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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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它各种诊断 · #1 #2 19世纪的诊断　　我有一种预感，尽管听起来仍然有些愚蠢，但这种预感却时时萦绕在我的心间；我预感到：军事国家必定会成为工业大国。大工厂人员密集的现象不会永远因为人们的贪婪和需求而任其发展；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这样：预定的困难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它们将日复一日，如行军般随着战鼓整齐地开始，前进，到来。……可以预见到，人们会长期地自愿服从于一个领袖，一个篡权者。人民不再相信原则，只是大概会周期性盼着救世主的到来。由于这个原因，权威将在欢乐的20世纪抬头，这将是一次恐怖的抬头。［注：J．伯克哈特：《书信集》，F．卡普兰编辑，莱比锡，1935年。］　　伯克哈特与革命家蒲鲁东都预见到了类似法西斯主义那样的制度，而且他们两人的预言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关于未来的威胁，蒲鲁东写道：　　……看起来似乎是建立在群众专政基础上的集中民主，但是在这种制度里，群众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比维持一种普遍的奴隶制所必要的权力大多少，这与下述借自古代专制主义的格言与原则相一致。这些格言和原则包括：公众权力不可分割，所有消费集中化，有系统地摧毁所有个人的、集体的以及地方的思想（这些思想被看作是分裂思想），以及审问官长似的警察…… 　　他写道：　　我们不应当再继续自欺欺人了。欧洲现在厌倦思想和秩序；欧洲正进入一个充满暴力、蔑视原则的时代。　　他接着又写道：　　然后，6个大国的大战将开始。……杀戮将降临，大屠杀之后的虚弱将是可怕的。有生之年我们不愿看到新时期的杰作，我们将在黑暗中奋斗；我们必须尽到自己的职责，确保这一生不要有太多的苦难。让我们互相帮助，在黑暗中互相呼唤，随时随地，一有机会就申张正义。　　最后，他写道：　　今天，文明已经到了紧急关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导致基督教产生的那一次危机。一切传统均消失殆尽，所有信条也已废弃，而新的纲领尚未［注：转引自E．多朗：《蒲鲁东》，巴黎加利玛出版社，1948年；第96页及后面几页。］　　伯克哈特和蒲鲁东想象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19世纪文化的产物（杰克·伦敦于1907年在《铁蹄》一书中也重复了这种预言），而其他人则集中分析了当代社会的精神贫困和异化现象。他们认为，精神贫困和异化现象必定会导致人性及文化的日益堕落。　　世界已近末日。只是一个原因使它得以维持稍长时间：只是因为它偶然存在而已。但是，同其预示的反面相比，这个理由是多么软弱无力，尤其是当我们提出“现在给将来的人类世界留下什么？”这个问题时，情况更是这样。假定世界能在物质上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存在称得上存在么？堪配在历史上占一页么？我不是说世界将会倒回到充满鬼魂的状况，或者南美诸共和国的古怪的混乱状态；我也没有说，我们应当回复到原始野蛮状态，手持长枪，穿过野草覆盖的文明废墟去猎取食物。不，这样的冒险活动也需要某种活力，需要仿效原始时期的精神。我们将举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精神道德法则的不可抗拒性，我们将重新成为这些法则的牺牲品！［注：转引自K．勒弗特：《历史的含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97、98页。］　　这之后几年，托尔斯泰写道：　　中世纪的神学或罗马人对道德的败坏，仅仅毒害了他们自己的人民——整个人类的一小部分；而在今天，电力、铁路、电报却宠坏了整个世界。人人都把这些东西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他们无法不这么做。人人都一样受罪，受到同样的压力，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大家都必须背叛那对他们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宗教。机器——用来生产什么？电报——发送什么？书籍报纸——传播什么样的新闻？铁路——到什么人那里去？到哪里去？成百万的人如牲畜一样紧集在一起，屈从于最高权力——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医院、医生、药店，尽力延长人的寿命——为了什么？个人和整个民族多么易于把自称的所谓文明当成真正的文明！完成学业、保持指甲清洁、做衣服、理发、去国外旅行，这样一来，人就成了最文明的人。至于民族，则需要尽量多的铁路、学院、工厂、战舰、城堡、报纸、书籍、政党、议会。民族也就由此成了最文明的民族。因此，相当多的个人和民族对文明感兴趣，但却对真正的启蒙不屑一顾。前者易行，人人赞同；而后者则需要下真功夫。后者总会受到多数人的蔑视和憎恨，因为启蒙揭露了文明的谎言。［注：转引自勒弗特一书第99页及菲勒普与F．埃克斯坦所编《托尔斯泰的逃跑及死亡》一书，柏林，1925年，第103页。］　　梭罗对现代文化的批评没有上述作者那样激烈，但同样十分清楚。他在《无原则的生活》（1861年）中［注：卡尔·博德所编《袖珍梭罗文集》，纽约，海盗出版社，1947年，第631—655页。］说道：　　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度过一生的方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经营商业的场所。永无休止的喧闹！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被火车机车的喷气声所吵醒。火车打断了我的美梦。没有让人宁静的安息日。一旦人有悠闲的一天，那真会令人高兴不已。整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我很难买到一本可以记录我的思想的空白簿子，因为簿子大多是列有元、角、分的记帐本。一个爱尔兰人看见我在田间记笔记，就以为我在算我的工资。　　梭罗总结道：　　美国被称作是一个为自由而战的战场，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自由。即使我们姑且承认美国人已经把自己从政治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仍然是经济、精神暴君的奴隶。　　对19世纪资本主义文化作出景透彻诊断的人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他既不是政治激进家，也不是宗教改革者。他论述道，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人及团体都不再十分完满地发挥其功能，而处于一种反常的混乱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缺乏组织的社会生活；个人越来越追随“一种无休止的运动，一种无计划的自我发展，一种没有价值标准的生活目的，幸福将永远在未来，而不存在于现实的任何成就之中”。以全世界为兜售目标的人类野心，变得不可抑制，人的内心充满了憎恶和“无止境追求的枉然”。迪尔凯姆指出，只有［注：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1897年，第449页。］社会也成了“［注：同上，第448页。］ 20世纪的诊断［注：R．H．托尼：《贪得无厌的社会》，纽约，哈考特—布鲁斯出版公司，1920年。］指出了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社会所依据的原则是人受物的支配。他说道，在我们的社会中，“……即使是最明白事理的人都认为是资本‘雇用了’劳动，这正像我们不信教的祖先所想象的那样，被他们尊奉为神的木头和铁，给他们带来了好收成，使他们打赢了仗。当人们把偶像说成了活的因而离谱太远之时，就会有人出来打碎这些偶像了。劳动是由人构成的，资本是由物构成的；而物的唯一用途便是为人服务。”［注：R．H．托尼：《贪得无厌的社会》，纽约，哈考特一布鲁斯出版公司，1920年，第99页。］他又指出，现代工业工人没有尽他的全力，是因为他没有参与管理而对工作不感兴趣。［注：同上，第106、107页。］　　〔有必要〕……给经济活动本身以恰当的位置，使之成为社会的奴仆，而不是主人。我们的文明所背负的沉重包袱，并不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工业产品分配不均，或者工业的行为残酷，或者，怨恨情绪阻碍了生产；而是工业生产本身已经达到了对人类兴趣绝对控制的地步，这不是任何单一的兴趣，更不是生存必需的物质手段所能占有的地位。正如疑病患者醉心于自己的消化活动过程，在开始生活之前就迈入了坟墓一样，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在狂热地寻求致富方式的过程中，也忽略了那些值得尽量追求的目标本身。［注：R．H．托尼：《贪得无厌的社会》，纽约，哈考特—布鲁斯出版公司，1920年，第183—184页。］　　当代美国最杰出的研究工业文明的学者之一埃尔顿。梅奥也与迪尔凯姆持同一观点，虽然相比之下梅奥的观点要谨慎一些。梅奥说道：　　社会的无组织问题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反常状态，大概在芝加哥比美国的其它地方更为突出，这是一个真实情况。而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又比对欧洲显得迫切。不过，这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顺序问题，最终会波及到全世界。［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年，第125页。］　　梅奥在讨论现代人对经济活动的忧虑时说道：　　两百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研究方面倾向于只考虑与生活有关的经济功能，因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让追求经济发展的力量牵着我们走，使我们处于一种社会总崩溃的边缘。……当然，一个人所做的工作可能代表着他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但是，除非他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整体，否则他根本无法估价他的工作。迪尔凯姆对19世纪法国所作的研究的结果看来也适用于20世纪的美国。［注：同上，第131页。］　　梅奥对霍桑笔下的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作过全面研究，在提到这一研究之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工人和监工不理解他们工作的意义，不了解他们的工作条件，人们普避感到自己无用，这不仅是芝加哥的特征，而且是文明世界的通病。个人对他自己的社会功能以及与集体团结一致——他在工作中与人合作的能力——的信念消失了，被毁掉了，这部分是由于飞速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致。随着这些信念的消失，人们的安全感及福利感也消失了，人们开始表现出迪尔凯姆所描述的那种对生活的过分要求。［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学，第159页。］　　梅奥不仅同意迪尔凯姆所下诊断的根本论点，而且还得出了这样的关键性结论：尽管人们在科学上下了不少功夫，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进展甚微。他写道：　　在物质和科学领域我们认真地发展了知识和技能，可是在人及社会政治领域，我们却满足于随意的猜测和投机式的摸索。［注：同上，第132页。］　　接着他又说：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在人类认识和人类控制力这一重要领域，我们不了解事实和性质；我们在管理和社会调查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态度使得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灾难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被迫坐等社会有机体自行恢复其功能或自己灭亡，而拿不出有效的药方。［注：同上，第169—170页。］　　他还专门谈到我们的政治理论落后的问题：　　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将理论同其历史来源相联系，而没有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不停地进行生动有力的探寻。与此同时，社会环境、文明人的实际处境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因而仅仅说说古代的规则听起来就会空洞无物，也不能使任何人确信。［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年，第138页。］　　对当代社会情况作过深刻研究的学者是F．坦南鲍姆。尽管坦南鲍姆强调工会的中心作用，不同于托尼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主张工人直接参与管理，但他得出的结论与托尼的结论并不是没有关系。坦南鲍姆在《劳动的哲学》一书中的结论部分写道：　　上一个世纪的主要错误是认为一个总体社会可以在经济动力和利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工会证明了这是一个错误观点。工会再次表明，活着并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因为大公司只能提供面包和糕饼，所以它无法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工会将公司纳入其自身的“社会”，纳入其自身所含的团结一致的劳动大军中，工会给公司赋予了任何真正社会都具有的意义，使人在人生旅途中有了一些理想。这样，尽管工会有缺点，却能拯救公司，使其保持高效率。靠扩展经济劳力的办法绝不能使社会具有这些意义。公司要想生存，就必须在世界上起一个道德作用，而不仅仅是扮演一个经济角色。由此看来，工会对经营管理机构的挑战是值得尊敬、充满希望的。这是拯救我们的民主社会以及当代工业制度价值观念的一条、也可能是唯一一条可行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司和它的劳动大军应当成为团结的一体，而不要再次分家，老是相互争斗。［注：弗兰克·坦南鲍姆：《劳动的哲学》，纽约，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52年，第168页。］　　刘易斯·芒福德的著作中有许多观点与我的观点相同，他在谈论当代文明时说道：　　我们对现代文明可以提出的致命批评就是：除了人为的危机和灾祸之外，它根本就不为人所喜爱。［注：当代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的名剧。——译注］揭露了这一整套虚假、自欺和虚无，这大概便是为什么该剧深深打动了美国都市观众的原因。［注：L．芒视德：《生活的行为》，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1951年，第14、16页。］　　A．R．赫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他的写作倾向比上述那些作家的要保守得多，尽管如此，他也得出了与迪尔凯姆和梅奥极其相近的结论。他的书《人为什么要工作》入选为美国行政人员读书俱乐部1948年丛书。在这本书中他写道：　　如果我们描绘出一幅大批工人由于感到厌倦、无用，受到挫折而集体自杀的场面，那将是十分离奇的。但是如果我扩大自杀的概念，使之不仅是指结束肉体的生命，那么，这种景象就不显得离奇了。人如果心甘情愿地过一种没有思维、没有雄心、没有自尊、没有个人成就的生活，那么他就已经将自己交托给了作为人生特性的死亡。用躯体占有办公室或工厂的一个空间，按照他人制定的方案行动，使用自己的体力，或者运用蒸气动力或电力，凡此种种，从根本上讲，都不是人类能力的贡献物。［注：A．R．赫伦：《人为什么工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121、122页。］　　听了这么多不同的社会学家议论之后，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来听听三位不是社会学家的人的看法，他们是A．赫胥黎、A．施韦策和A．爱因斯坦。赫胥黎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包含在他的著作《美丽的新世界》之中。在这部小说里（1931年版），他描绘了一个自动机器般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精神错乱的不健全世界，不过它同1954年的现实相比，也只是在细节和程度上有点不同而已。他认为，另一种唯一的选择便是有着崇拜生育、忏悔罪过各自参半的宗教的野蛮人的生活。在该书1946年新版的前言中他写道：　　假定我们可以从广岛的事件中学到的东西同我们的祖先从马格德堡［注：马格德堡——这里赫胥黎指的是1520—1575年间在德国马格德堡编写的第一部基督教史。——译注］中得到的启示一样多，那么，我们可以期望等到一个虽然没有真正和平，但最多只有有限战争且破坏较少的时期。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个期间，原子能被用在工业生产之中。很明显，结果将是一系列空前迅速和全面的经济与社会变化。人类生活的一切现存模式都将瓦解，人们将不得不使用新的模式凑合着去适应原子能的非人的事实。核子科学家就像披着现代外衣的普罗克拉斯提斯［注：普罗克拉斯提斯：希腊神话中开黑店的强盗，传说他劫人之后将人放在铁床上，如果高人睡在床上超过了床的长度，他就会砍去过长的部分；如果是矮人，他就强行将人拉长，便其与床相齐。——译注］，将为人类准备一张非睡不可的床；如果这张床有些不合适——那么，对人类来说就是太糟了。少不了有些人要被拉长，有的将被削短——自从应用科学真正走上轨道以来，人们就一直干着这种拉长、削短的事，只是这一次的调整比过去更剧烈罢了。这些远远说不上舒服的手术将在高度集中化的极权政府指导下进行。情况必然会是这样，因为最近的将来很可能与最近的过去相似；而在最近的过去，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中以及人们普遍没有财产的情况下，发生的急剧技术变化，总是会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为了对付这种混乱，权力便集中起来，政府的控制也加强了。世界各国的政府甚至在控制原子能之前就会完全或部分地成为极权，这种情况看来是极可能的事了；而在控制原子能之时或之后，则是毫无疑问的了。［注：着重号为我所加。］但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运动会发生。［注：A．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伦敦，先锋图书馆，1952年，第11—15页。］　　阿尔伯特·斯韦策［注：阿尔伯特·斯韦策（1875—1965）：法国哲学家及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52年）。——译注］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及道德传统最高发展成就的人了，他们也谈到了当今的文化。　　必须悄悄而不引人注目地创造一种新的公众舆论。现在的公众意识是靠报纸、宣传、组织、经济影响以及其它可用的影响手段来维持的。应当用自然的方式来反对这种不自然的思想传播方式，所谓自然的方式就是靠一传十、十传百，完全依赖思想和真理以及听者对新的真理的接受情况的办法来传播思想。这种新的舆论没有什么披挂，遵循着人类精神原始、自然的斗争方式，必定会击败披着时代的沉重甲胄的现存舆论，就像大卫射杀死哥利亚一样。［注：据希腊神话，巨人哥利亚被大卫用小石子射杀而死。——译注］［注：引自阿尔伯特·斯韦策：《文明的哲学》，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A＆C布兰克出版有限公司。］　　爱因斯坦在一篇短文《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中写道：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立足点来简要说明我们时代危机的本质。这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已经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但是，个人并不把这种依赖体会成一种积极的财产、一种有机的联系、一种保护力量，而理解为一种对他的天生权利或者他的经济生命的威胁。此外，他的社会地位使他天生的自私本能愈发强烈，而他那原本就弱的社会本能不断地退化下去。每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经历着这种退化过程。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为自己的自我中心的俘虏，感到失落、孤独，不能再天真、单纯、质朴地享受生活了。人只有在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社会之后，才能找到那短暂而多险的生活的含义。［注：A．爱因斯坦：《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载《每月评论》，1949年第1期，第9—15页。］ [05.htm](第五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md)[index.htm](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md)[07.htm](第七章各种解答.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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