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母权论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现实意义 “理解母权制现象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实现。学者必须能彻底抛弃他所处时代的意识，抛弃那些充斥其精神的信仰，并能将其自身转变到大相径庭的思想世界的中心上来……那种以后起世代的人们的态度作为自己出发点的学者是不能理解人类最早的时代的。” 巴霍芬的先决条件对于那些拒绝承认自己的时代的人当然是彰明较著的——无论他们追忆那失乐园般的过去，还是满怀希望地憧憬美好的未来。但母权论上对立的双方在对当前的批评上几乎是唯一没有分歧的事情。两大集团之间在其他所有基本问题上都尖锐地敌对着，这就暗示我们，在母权论本身及其所研究的论题中，种种混杂的成份也必然比比皆是。一个集团可能注重母权论的某一方面，并把它当作决定性因素；另一个集团则可能全神贯注于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双方都会找到鼓吹这个理论的理由。 “全部文明只有一个强大的杠杆，这就是宗教。人类存在的一切沉浮都是从这个最高领域中开始的运动萌发出来的。” 当然这种态度不单是巴霍芬所特有的。但这对他的理论却有着根本的重要意义，即假定认为妇女和宗教情感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如果说母权制尤其必须刻上这神圣的烙印，那么，这是因为基本的女性本质使然；圣灵存在的深觉感总是伴随着爱的感情一起浮现，它给妇女、特别是作母亲的妇女增添了宗教的虔敬。所以在最野蛮的时代里，宗教是最活跃的。” 巴霍芬于是就把宗教的癖性看作是女性的显著“气质”，并把宗教视为母权制的一个明确特性。但巴霍芬也不是简单地把宗教作为顶礼膜拜和有意识的形式。他最灿烂的一个思想就是认为，人类精神的一定结构是与特定的宗教相联系的，尽管巴霍芬把这种关系本末倒置了，并从宗教中追寻精神结构的起源。 “如果一个人要理解神话，他就必须对过去的力量怀有深厚的感情。同理，如果一个人要理解革命和革命者，他就必须对未来及其潜在的可能性有深刻的认识。 ［注：转引自J．J．巴霍芬：《东方神话与西方神话》］ 在巴霍芬的母权制心理结构概念及与之相关的冥府鬼神的宗教概念中，决定性的特征是母权制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它倾向于与智力的和精神的现实相反的物质的东西。 “母权制与只承认物质生活发展的宗教阶段有密切的联系…… 因而，两个特性便可刻划出母权制社会对自然的关系：做自然的被动的屈服者，承认相对于精神价值的自然的生物学的价值。自然象母亲一样，是母权制文化的中心；人类在自然面前永远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孩子。 “在前者（即母权文化）中，我们受事物的拘束；在后者（即父权制文化）中，我们得到了智慧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在前者中，我们无意识地守法奉公；在后者，我们具有了个人主义。在前者中，我们委身于自然；在后者中，我们发现的是超越自然的欢悦和古老樊篱的破裂，勇于创新生活的痛苦奋争取代了永恒的休息，取代了和平的快乐和成熟的躯体中永久的幼稚。母亲的无私奉献是得墨特尔的高尚希望，这是在谷物种子的命运中被领悟到的。相反，希腊人想独立地赢得一切，甚至达到最崇高的高度。他在拼搏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父亲般的本性，并使自己超越了他曾一度完全隶属的唯物主义，为他自身的神圣化而斗争。希腊人不再在身怀六甲的妇女身上寻找不朽的源泉了；现在他在男性的创造原则中寻找它，他把曾经只给予母性的神性赋予了男性创造原则。” 母系文化的价值体系适合于这种被动屈从于母亲、自然和地球的情况，适合于它们的中心作用。唯有自然的和生物学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在精神的、文化的和理性的东西都是无价值的。巴霍芬在他的正义概念中最清楚而又彻底地发展了这一思想迹象。资产阶级自然法中的“自然”就是父权制社会转变为一种绝对，与些相反，母权制的自然法是以本能的统治、自然的统治、血缘价值的统治为特点的。在母权制的法则中没有逻辑的、合情合理的罚罪与补偿的平衡——它被报复、一报还一报的“自然的”原则支配着。 “人类从母性概念进步到父性概念，这在两性之间关系史上是最重要的转折点……在对父权的强调之中，我们具有了从自然现象中释放出来的人的精神；在父权的成功实施中，我们提高了人的存在，使它超越肉体生活法则。” 在巴霍芬看来，人的命运的最高目的是“从世俗的生存提升到圣父原则的纯洁性。”他领悟到，历史上罗马征服东方诸国，特别是战胜迦太基和耶路撒冷正是父权的精神原则战胜母权的物质原则。 “正是罗马人的一个思想激发了欧洲人以他们的铁蹄践踏整个世界。这个思想可简述如下：只有精神的自由统治决定民族的命运，而不是任何物质的法则则决定民族的命运。” 在崇尚妇女统治民主的巴霍芬与反对妇女政治解放的巴塞尔贵族的巴霍芬之间，显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说：“借助环境之力，民主总是为暴政铺平道路；我的理想是不受多数人统治，而是由最优秀的公民统治的共和国。”这是在几个不同层交上突然出现的矛盾。在哲学层次上，信仰坚定的新教徒和唯心论者与浪漫主义者相对立；辩证的哲学家与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家相对立。在社会和政治层次上，民主党的反对者与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崇拜者相对立。在道德层次上，资产阶级新教道德的拥护者与盛行性自由而不是盛行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社会的提倡者相对立。 “不过，这并不贬低他作为一个开辟新途径的研究者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毫无所知的原始的性关系杂乱状态的空谈，而提出古代经典著作中的许多证据来证明，在希腊人及亚洲的许多民族中间，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这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疾，即妇女要获得个体婚制的权利，必须以在一定限度内献身于别的男子作为代价；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确定；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亲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存了一种自那时以来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十六年之后，美国人种学家路易斯·H·摩尔根证明了母权制的社会结构在一个迥然不同的地区的存在；他运用的方法也与巴霍芬的方法相去甚远。马克思和恩格斯入木三分地研究了他的《古代社会》一书，并且，恩格斯还把它作为自己关于家庭的著作的基础。在评价摩尔根发现的母系氏族时，恩格斯说，它“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恩格斯的赞赏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他继续说道：“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 “这种婚姻关系的排他性显得如此不可缺少，与人的天性及其崇高使命的高贵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大多数人以为一夫一妻制婚姻就是婚姻的最初状态。那种关于两性间存在着更深刻的不受拘束的关系的断言，被认为是对人类存在之始的一种无趣的错误，或无用的臆测。于是把它当作痴人说梦加以摈弃。谁不愿附庸众议，使我们人类从早期令人羞耻的痛苦记忆中解脱出来呢？但是历史的证据使我们不能对骄傲自满和自高自大的煽动让步，不能怀疑人类向更高的婚姻道德的痛苦而缓慢的进步历程。” 除了母权制理论强调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相对性这一点之外，它的独特内容也不能不赢得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首先，它发现了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妇女是社会的权威的中心，而不是男人的奴隶和物物交换的对象；这对妇女的政治和社会解放斗争是巨大的支持。那些为无阶级社会而斗争的人们不得不重新恢复18世纪的伟大战斗。 ［注：“一切文化、一切德行、一切存在的较高贵的方面，其初始就有的关系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它在暴力的世界中以爱、团结、和平的神圣原则而运行。抚育下一代的妇女比男人更早地学会了超越自我的界限，将爱的关怀奉献给另一个生灵，并把她所掌握的创造性的才能用于保护和提高这另一个生存的人。妇女在这一阶段上是一切文化、一切善行、一切奉献、一切关心生者、悲悼逝者的情怀的宝库。发乎母性的爱不仅更强烈，而且更普遍……父权原则天生是特定的，而母权原则却是普遍的；父权原则意味着对一定群体的限制，而母权原则却如同自然界里的生命一样，无休无止。人们的母性观念产生了一种天下博爱感，它随着父权的发展而消亡。以父权为基础的家庭是个封闭的个体的社会组织，而母权制家庭却含有典型的在一切发展的开端都具有的普遍特征，它区分了物质生活和更高的精神生活。每一个妇女的子宫都是大地母亲得墨特尔的凡人的形象，它会给其他妇女的孩子们带来兄弟姐妹，直到父权制度的发展分解了这个大众的、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并引进了一套说得头头是道的原则的那一天，故乡才知道嫡新的兄弟和姐妹。 母权制文化有许多表现，甚至呈现在母权原则的司法程序方面，它是母权制各民族中常有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基础，是他们热情好客的基础，也是他们厌恶一切限制的基础……令人钦佩的血亲关系感和手足之情感就植根于此。这种感觉无边无垠、不分彼此，它向该民族的一切成员敞开情怀。母权制国家尤以它们彻底摆脱内讧和对立而著称……母权制民族仍然带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特别谴责伤害同胞的身体，甚至谴责伤害动物……温柔的人性的神态甚至在埃及塑像的面部表情上也可以看出，它渗透了母权制世界的文化。”］ ［注：这也解释了“宠儿”是在以父亲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宠儿”就是最好地完成了父亲的期望的儿子］ ［注：显然，我谈论的这种父爱和母爱是在理想的意义下说的。某位特定的父亲或母亲的爱由于种种的原因，将远远达不到这种理想的表述的程度］。这首先是因为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母爱是完全无条件的。母亲对不能自助的婴孩的照料不依赖于孩子履行的任何社会义务或道德义务，甚至也没有要求回报他的爱的义务。母性之爱的无条件性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必然性，这种生物必然性可能也在妇女的情感气质中培养出无条件去爱的习性。母爱（或心理上母亲的等同者的爱）不依赖于任何条件，母爱的确定性意味着履行道德规范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为这不是被爱的条件。 ［注：在精神分析术语中，以父亲为中心的类型与“肛门性格”和“强迫性格”有联系；而以母亲为中心的类型则与“口唇性格”有关。但是，后者与“口唇性虐待狂”性格类型截然不同，因为口唇性虐待狂具有一种寄生的品质，他只想得到，而不愿给予。当事与愿违时，他的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不象以母亲为中心的类型的人那样忧心忡忡。∥ 然而，在以性器官成熟前的性格结构为基础的类型学与以母亲为中心的和以父亲为中心的类型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差别。前者表示一种对口唇或肛门水平上的性成熟前的固态，它在本质上是与成熟的、“生殖的特性”不相容的。后者表示支配对象的关系，与生殖特性本质上并非格格不入，以母亲为中心的类型可以是个口唇性格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此人或多或少地是被动的、依赖的、需要他人的帮助。但是以母亲为中心的类型也可以是个“生殖”性格的人，就是说，此人在生理上成熟，是积极的，而不是神经质的或停滞不前的。∥ 这里选择的类型学忽视了成熟程度问题，只注意到了性格结构的内容这一个方面，全面的论述当然必须研究以母亲为中心的类型和以父亲为中心的类型各自内部在生殖的性格和性器官成熟前的性格之间的不同。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面地探讨各种精神分析的范畴。（参看W·赖希：《性格分析》，维也纳，1833年版）。无论如何，我确信一种基于对象关系的类型学，将为社会研究提供硕果累累的可能性，而不是基于“性感带”或临床症状学的性格学。克雷奇莫的分裂气质和循环性气质、贾因什的整合型和分裂型、荣格的内倾型和外倾型与我们提出的性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十分有趣的，这里我们也不能研讨了］ ［注：从心理学上看，路德是一位极端的以父亲为中心的典型人物。一种对父亲既爱又憎的矛盾的态度对他发生影响。他总是同时注意两个父亲的形象，这就是很好的说明：一个是他深爱的父亲形象，另一个是他憎恨并鄙视的父亲形象。他一点也不理解享受生活的观点，或也根本不理解这样的享乐起着中心作用的文化；因此他本人是一个愤世嫉欲者。路德与强迫性心理症、同性恋类型有联系；但这不等于说他是个在临床意义上的强迫性心理症患者或同性恋者］的神学核心中，我们发现他对罪孽深重的人也能得到确定性的爱这一点感到怀疑或绝望。只有一种补救药：信仰。［注：“只有通过信仰才能释罪”的论点的全部意义，只能从强迫性心理症的思想机制及与之相伴随的怀疑方面来解释。这里我们不能条分缕析了。］但在加尔文教和许多其他新教教派中，这种补救药证明是力不从心的。于是新教便断然予以补充，它宣扬以完成职责为己任的作用（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它以现世生活中“成功”的必然性来作为上帝厚爱与恩典的例证。［注：今天我想对这一阐释予以重要补充。恰恰是因为路德对父亲形象的既恨又爱的矛盾心理（憎恨父亲，憎恨天主教教会的权威，伴随着憎恨反叛的农民，但却友善地对待世俗的王子们），才使他渴望着从母亲那里得到无条件的爱。只有沐浴在这种慈爱中，他才感到被爱的安全。既然路德的母亲偏又不是位仁爱慈祥的妈妈，所以他不可能体验到在母爱的安抚下的那种安全感，而只有热切而绝望地希望得到这种爱。获得母爱的条件之一是感到自己是个十足的婴儿，毫无力量，不如草芥，只有任凭母亲摆布。对父亲般权威的嫉恨和反抗以及对母爱的绝望的怀疑使路德成为伟大的怀疑者和仇恨者；他抱定一个希望：只有信仰会解开这个疑团，并使他感到自己是上帝的恩泽和无条件的爱的受惠者。∥ 天主教也有其母性特点，他借助于教会和圣母的观念表现出来，但它没有怀疑和绝望；就父爱而言，你只要遵守上帝和教会的戒律就能够得到它；就母爱而言，你在教会和圣母的普爱和宽恕一切的态度中就能确信它（他相信，天主教会的巨大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这种把以父亲为中心的原则和以母亲为中心的原则加以揉合）。∥ 综上所述，在极严格的以父亲为中心的宗教意识形态外观的背后，路德的上帝含有众神之母的成份。路德通过抹煞基督教里母亲的象征，就为一个激进的以父亲为中心的社会打开了道路（参看我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路德的分析和E．H．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注：就我们当前的问题而论，犹太教的特点颇为复杂。它明显带有反对近东以母亲为中心的宗教的印记，它的上帝概念象新教的上帝概念一样，只含有男性父亲的特性。∥ 另一方面，众神之母的形象还没有廓清，它在“乳蜜”泉涌的圣地的观念中还保存着。这里犹太教的决定性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犯有罪恶，故而上帝把我们逐出我们的土地作为惩罚，但当我们遭罪受苦期满，上帝就会把那块土地还给我们。在先知文学中，这块土地被描写成具有肥田沃土的所有品质，是块从不让人泄气的土地，它担当起母权制宗教的众神之母的角色。∥ 在救世主基督的概念中，以及在回到圣地的信仰中（以无痛分娩和必然性工作的停止为特征），无条件博爱的母亲的观念保留下来了。］ ［注：当我在这里谈论工作和工作气质时，我是指一个独特的、具体的历史现象：资产阶级的工作概念。当然，工作有许多这里未予考虑的其他心理功能。工作是社会责任性的一种表现，是创造性活动的一次机会。这些方面在其中占居优势的那种工作气质是存在的。］ ［注：显然，这些心理学的考察仅仅论及了精神生产力；它们不是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心理现象，也不寻求用一种心理学的解释来代替其理论的理性讨论］突出的是以母亲为中心的情结。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无论每个人在生产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只要把经济的生产能力合理地组织起来，每个人就会得到他所需要的充足的生活用品；更何况这一切能够以远少于至今对每个人都必要而有效的那些部分来完成，最终达到每一个人都有无条件的权利过幸福生活；这幸福基本上寓于“一个人的个性的和谐的发展”之中，所有这些思想都理性地、科学地丰富发展了那些在早期的经济条件下只能以幻想来表达的思想：大地母亲不计功过地给了她的孩子们所需要的一切。 06.htm[index.htm](弗洛姆 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70年).md)0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