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功能——关于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笔记 ［注：由于自我保存本能和毁灭倾向的特殊重要性，这种性本能的混合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修正了自己原来的立场，现在他以死本能与维持生命的（性欲的）本能相对，弗洛伊德对他最初立场的修正的辨解意义重大，比起他最初的立场来，这种辨解更富思辨性，而更少经验性。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以生物学资料和心理学倾向的混合为基础的，这种混合是弗洛伊德在其他情况下竭力避免的。它还同弗洛伊德最初的观点格格不入，原先他把本能基本上看作是愿望、欲求和满足人的生命需求的奋争，据我看来，弗洛伊德总的立场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的心理活动是在适应生命的过程和必需品中不断发展的，这样的本能与生物学上的死亡原则相对立。关于死本能假说的讨论仍在精神分析学范围内进行着。这里我们陈述的内容已脱离了弗洛伊德的最初立场。］并把它们作为隐藏在人的心理生活背后真正的推动力量，他把性本能所固有的能量称为里比多，并把从这种能量中引发出的心理作用叫做性欲的。［注：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崇拜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因此不断提到“里比多的力量”（能量）或“里比多的结构”（或驱动力结构），今天我却不愿渉及“里比多”，而宁愿说到各种各样的情感力量。然而，这一差别对本文的主要之点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1970年）。］至于性本能，弗洛伊德扩大了该术语的通常用法，把诸如生殖器冲动之类的一切受肉体条外限制的冲动都包括在它之下，这些冲动依附于身体的一定性感带，并追求令人快乐的紧张的释放。 ［注：被虐待狂冲动的刺激和满足起着特殊的作用。当别的更帮肯定性的本能的满足在社会经济基础上被排除时，这些冲动就不断增长，施虐狂是一个巨大的本能储存库，当一个人没有别的往往是更重要的满足可向群众提供时，他就会求助于这个本能储存库；同时，施虐狂还有益于消灭“敌人”。］ ［注：参看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性学三论》。］性本能的较大的可塑性和可变性并非意味着它们能够永久地处于不满足状态；性本能不仅有肉体的最小存在，而且有心理的最小存在，它必须要得到最小限度的满足。正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指出的那样，两组驱动力之间的差别确切地表明，性本能可以作出巨大的改变，以适应现实的满足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适应生活的具体条件。它们通过这种适应而成长和发展，只有在患有心理症的个人身上，我们才遇到这种适应能力的失常。精神分析学特别倚重性驱动力的可变性。它教诲我们要根据个人的生活经历来理解其本能结构，看一看前者怎么样影响后者。 ［注：“精神分析学的真正对象是社会化了的人的心理生活。只有当以个人为基础的现象在群众身上出现时——例如，领导的问题，只有当‘群体心理’的特性如焦虑、恐惧、顺从等等能够以我们关于个人的知识来阐述清楚时，群众才成为精神分析考虑旳对象，由此看来阶级意识现象几乎不能进入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的问题（群众运动、政治等）也不能成为精神分析方法的对象。”（威廉·赖希：《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3卷，第5册，第737页。）∥ 由于这个方法论问题在评论上的重要性，我要强调我与刚叙述的赖希的立场的区别；在他的晚期著作中，赖希看起来非常成功地修正了这一立场。我将在后面指出我对他在社会心理学中杰出的经验调查的赞同之点。］在社会学中研究的一个现象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的对象（这无异于研究一个物体的物理特性而排除它的化学方面的研究）。他们的意思无非是说，由于心理因素在现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它就是精神分析学唯一的、全部的对象。那种认为心理学只研究个人而社会学只研究“社会”的论点是不足为椐的。因为正如心理学始终是研究社会化了的个人一样，所以社会学也始终是研究个人的群体，这些个人的心理结构和机制必须予以考虑。后而我们将讨论心理因素在社会现象中所发挥的作用，并说明 ［注：在方法论方面，可参阅我在《基督教教条》中更广泛的论述，也可参阅S．伯恩费尔德《E．西米尔和B．兰特斯关于社会主义与精神分析的讨论评述》，载《社会主义医生》第2卷，第2～3章，1929年版；还可参阅赖希前引书。］弗洛伊德从未认为脱离了一切社会联系的孤立的人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个体心理学的确关心个体的人，它研究那些个人竭心尽力满足其本能驱动力的方式。可是只有在十分罕见和特定的例外的情形下，它才将这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抽象出来。在个人的心理生活中，其他人通常必须作为模范、对象、帮助者或对手而考虑进来。因而从一开始在这个广义的却合乎逻辑的意义上看，个体心理学同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注：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基本上排除了那种把诸如“社会”与“群众灵魂”或“社会灵魂”相关的社会情结等群体作为社会心理学对象的错误观念。说得更准确些，他总是从这样的事实入手进行研究，即每一个群体纯粹是由个人组成的，只有这样的个人才是各种心理属性的主体。弗洛伊德同样拒绝接受“社会本能”的概念。他感到人们所称之为“社会本能”的东西“不是一种原始的、基本的本能”。他认为，“社会本能的发展根源是在象家庭这样的狭小范围内。”他的观点导致的结论是，社会把它们的起源、强化和衰落归因于特定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关系对本能的影响。 ［注：撇开毫无价值的研究（如A．科尔內对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肤浅的研究，《精神分析和欧洲政治》正是这类著作），我们倒想把同样的批评用于评价如雷克和罗海姆这样的研究社会心理学专题的作者们。然而也有例外，S．伯恩费尔德在《教育的限度》中令人钦佩地集中探究了一切教育旳努力的社会限制。另一个例外是威廉·赖希，他的关于家庭作用的评估与本文要阐述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特别是赖希深入而广泛他研究了性道德的社会制约作用和社会功能。］它们在评估家庭的功能时出师不利。它们清楚地看到，个人只有作为一个社会化了的人才能被理解。它们认识到，正是孩子与家庭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对他的本能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是它们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一事实：就家庭本身的整个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而言，家庭及其一切特定的教育目标和情感态度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在更狭窄的意义上）阶级结构的产物；家庭实际上纯粹是它由以产生的社会和阶级在心理上的代理者。它们找到了解释社会对儿童的心理影响的正确的出发点，但没有足够的重视它。 ［注：在心理学上，我们必须把个人身上那些对于整个社会是典型的特性，与那些对于一定阶级是典型的特性区别开来，决定他们个人的生活并使其异彩纷呈的是在这个普遍共享的基础上的个别的、私自的存在，从社会角度来看则是偶然的存在。所有被研究的人都有相同的心理特性，这些特性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产物，该社会是以阶级结构的事实和不择手段地追求最大利润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他们仅仅在下列情况下心理表现才有所不同：一个人有个在童年时代恐吓他的冷峻严厉的父亲，另一个人有个使他情有独钟的姐姐，又一个人则有个他从未能挣脱与她的里比多联系的占有欲强烈的母亲。 ［注：我不再认为，不去理解单个病人的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特性仅仅是个“不相干的错误”。相反，如果不这样理解，我们就会错过病人个性结构的基本因素（1970年）。］ ［注：参看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毫不顾及所研究的群体的物质生活条件。 ［注：在《虚幻的未来》（1927年）一书中，弗洛伊德这种忽视社会现实及其变化的立场有所缓和。弗洛伊德由于认识到了经济条件旳重要性，因而便从个体心理学的立场以及宗教在心理上对个人怎么可能的问题（儿童对父亲的态度的再现），转到宗教为什么在社会上成为可能，并必然是―个社会心理学问题，他的回答是，只要人类需要宗教幻想来弥补他们面对自然的无能（即生产能力的低下程度），宗教就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技木的发展和人类的相应成熟，宗教就成了一种多余而有害的幻想。∥ 弗洛伊德的这本书没有全面论述宗教与社会相关的功能。尤其是，它没有考虑到宗教的特定形式与特定的社会思想情感丛之间的联系的重要问题。但在方法和内容上，弗洛伊德的这本著作却最接近唯物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就内容而言，我们只需从中引证这样一句话：“毋庸赘言，一种让如此众多的成员感到不满足、不满意旳文化是几乎没有兴旺长盛的希望的，这种文化要达到经久不衰的目标几乎不可能。” ∥ 弗洛伊德的著作和青年马克思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能用马克思的话作为他的箴言：“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第1卷，第385页，1923年版）∥ 在弗洛伊德探讨社会心理学问题的最后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他都没有发展这一条路线。倒不如说，这本书应该被视为是《虚幻的未来》的反题。］可是在其他分析作家的著怍中，在社会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看来，这个错误的出发点却导致了危及精神分析学。 ［注：罗素在《精神分析学为什么流行》（前进出版社，1927）中写道：“当然，精神分析学无法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沦，因为马克思强调那种充其量也只不过与自我保存相联系的经济动因，而精神分析学则强调那种通过再生作用而和自我保存联系起来的生物学的动因，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因为两种动因都起着一个作用。” ∥ 然后，罗素谈到了一种假想的蜉蝣，这种小动物在幼虫阶段只有进食的器官，在成年阶段只有性交器官，假如这种昆虫能思维，它会说些什么呢？罗素说：“在幼虫阶段它该是个马克思主义老，在成虫阶段它会是弗洛伊德的信徒。”罗素接着补充说，“大英博物馆的书呆子”马克思是幼虫哲学的代表。罗素觉得自己更接近于弗洛伊德，因为后者“对倒凤颠鸾、男欢女爱不是漠不关心，也没有试图以‘挣钱’来解释事物，即不是以干瘦的老头们创立的正统经济学来解释事物。”］马克思把“挣钱”看作人的行为的决定性的动因，而弗洛伊德则把“爱”看作决定性的动因，那么，这两种理论就会象罗素相信的那样是不可调和的。让我们思考一下他假设的蜉蝣的例子吧。假定这种小动物能够抽象地思维，我想它是不会说那些罗素断定它所说的话的。相反，它会说：罗素完完全全地误解了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实际上研究的是生物学因素（本能）对社会现实的适应，而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一种心理学理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从未系统地表达过人的动机的理论。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解释过‘阶级’的含义。当他转向这—主题时，却不幸逝世，从而中止了他最后的工作。但他由以出发的基本概念却是不容怀疑約。他著作中潜在的未下定义的心照不宣的前提，既表现于他的学术活动，也表现于他的政治活动。马克思的每一个经济论点和政治见解都依赖于这个前提：造成社会进步的人的意志的动因首先是由经济利益支配的。当今社会心理学应该从利欲驱动力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方而来表达相同的思想。如果马克思本人把这样的系统阐述看作是多余的话，那是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目的。”［注：亨德里克·德·曼：《社会主义的心理学》，第281页，1927年。］ 这种“心照不宣的前提”也许一直就是所有当代（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自我理解的概念；它当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因为马克思与当代理论家的观点有许多不同之处。 “以经济解释历史并不一定意味着仅仅认识到经济的力量和动因，而只意味着，经济对于伟大的历史运动来说，［注：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斯图加特，1899年，第13页。］ 在这些混乱的阐述后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心理学的概念，而这种经济心理学被伯恩施坦在唯心主义的意义上将其精制并改进了。［注：考茨基在他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一开头就坚决摒弃了心理学的解释，但他随后又设想存在一种原始的“社会驱动力”，并以这种纯粹唯心主义的心理学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 ［注：旳确，许多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对意见事实上适用于这种特定的资产阶级的混合物，而这些杂拌是由朋犮们和论敌们偷运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解释者们把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为一种经济主义的心理学。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学理论相去甚远；它的心理学前提微乎其微，可以简单列举如下：［注：读者从整个上下文看就会明白，我所说的“爱”是指弗洛伊德早期的阐述，在那里，爱是在与性欲相同旳通俗意义上使用的，其中包括性器官成熟前的性欲；要是我曾写过“自我保存与性欲”，这一点就会更明白晓畅了。（1970）］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需要不断增长，因而也刺激着经济活动的增长。［注：“正如野兽必须与自然争斗以满足它的需要、维持它的生命和再生产一样，文明人在一切社会形式下，也必须以每一种可能的生产手段做同样的事情。随着文明人的发展，他的自然需要的范围扩大了， ［注：在《马克思对人旳认识的贡献》一文中，我已纠正过这种观点，并说明马克思有一种比教科书中指示的要精细得多的心理学（1970年）。］然而他们从未坚持那种以追求利欲为目的本身的激情即“利欲驱动力”是仅存的、基本的需要。赞扬它是普遍的人的驱动力，就会把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力量的心理特性天真地绝对化。 ［注：马克思在他那篇写成后未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写道：“……政治经济学使之运转的唯一车轮是贪婪……”。甚至用意极为客观的学者R．塔克也受到普遍流行的意见的影响，认为马克思假设贪婪是一个首要的动机，所以他把（难懂的）德语段落错误地解释成相反的意思，即“使政治经济学运转的唯一车轮是贪婪”（R．塔克：《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年）。］满足人的全部需要的一切人的活动都取决于人周围自然的经济条件的特定本质；正是这些条件决定了人怎样生活。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意识应该由人的社会存在来解释，由人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真实的、世俗的生活来解释。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祥。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载《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1卷，第239页。］ 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人积极的和消极的对他周围自然条件的适应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40页。］ ［注：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布哈林十分清楚地强调自然因素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K．A．威特福格尔在其富有启发性的著作《政治地理、地理学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作了专门论述，见《在马克思主义旗识下》，第3年卷，第1、4、5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 ［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前引书，第237页。］ 在纠正了最激烈的误解之后，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注：然而，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假设似乎是个内在的矛盾，他认为超我的生长和压抑的增长也与此相关，但一个人的自我和升华的力的成长意味着，这个人不是通过压抑，而是以其他方式来取得对本能的控制。］因此，精神分析学使我们有可能把意识形态的形成看作是一种“生产过程”，看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又一种形式。这里突出的方面是“自然”也在人之内，而不仅在人之外。 ［注：由于缺乏适当的心理学，致使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倡者们将一种隐秘的、纯粹唯心主义的心理学注入这块空旷之地，典型的例子是考茨基，他不象伯恩施坦其人那样明目张胆地宣扬唯心主义，而是假定人生来具有一种“社会本能”，他这样描述社会本能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根据人的社会本能的强弱，人将更加趋于善恶。但这同样要依据人的社会生活条件而定。”（见上述引文，第262页）显然，考茨基与生俱来的社会本能无非是天赋的道德原则；他旳立场有别于唯心主义伦理学的地方仅仅在于他的表达方式。∥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布哈林以一整章的篇幅讨论了心理学问题。他正确地指出，一个阶级的心理与该阶级的“利益”不是同一的。他所指的利益是一个阶级的真实的经济利益，而该阶级的心理必须要据其社会—经济作用来解释。他举例证明说，在阶级斗争惨遭失败之后，群众或某个集团充满悲观失望的情绪。“这里也有和阶级利益的联系，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联系：斗争是靠利益的 ［注：引自格律恩贝格：《社会政治协商协会》，斯图加特，1924年，第31页。］ ［注：应当记住，这种独特的父子关系本身也是受社会制约的。］我们发现了一种对父亲力量和智慧的钦佩、恐惧、信仰和信赖的混合感情，简言之，这是一种对父亲的智力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受感情制约的反应，我们在父权制阶级社会的成人对统治阶级的成员的态度上，发现了同样的感情。与此相关的是一定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激励穷人宁可受苦而不做恶，并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服从统治者，尽职尽责。这些伦理概念对社会的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对那些创造了并体现着这样的规范的人们来说，则是一定的感情和情感关系的产物。 ［注：参看弗洛姆的《犯罪心理学与社会惩罚》，《昆虫》杂志第17卷，第12期。∥ 不仅文化机制在特定的社会欲望的领域内足以支配里比多力量（特别是支配性器官成熟前的、局部的驱动力）；而且文化机制还用来削弱里比多力量，使之不再威胁社会的稳定。文化机制使里比多的力量返回到性器官成熟前的阶段，这种缓和正是特定社会的性道德旳动机之一。］ ［注：在《大众心理学和自我分析》一书中，弗名伊德集中注意了领导关系的里比多因素。但他采用的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的“领导”和“大众”，忽视了他们周围的具体情形。因而，他把普遍性赋予了那种与现实并不相符的心理过程。换言之，他把一种特殊类型的对领导的关系变成了普遍性的了，阶级关系这个社会心理学又一重要问题被统治者与大众的关系这—次要问题取代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著作中，弗洛伊德指出了资产阶级心理学普遍具有的轻视大众的倾向，他并没有苟同这种陈见。］ ［注：这里我所称呼的社会的“里比多结构”采用的是弗洛伊德的术语，我在以后的著作中称之为“社会性格”，尽管在里比多理论中有这一变化，但概念是相同的（1970年）。］ 07.htm[index.htm](弗洛姆 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70年).md)0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