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环境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
| 第二章 环境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 · #1 #2 #3 #4 #5 #6 #7 #8 启蒙时期的环境主义 行为主义 [注:主观的]概念全部扫除,“诸如感觉、知觉、想像、甚至思想与情感;因为它们是个体依自己的主观来界定的东西。” B.F.斯肯纳的新行为主义 [注:要把斯肯纳的贡献在此处充分讨论,会离我们的主题太远。我只把新行为主义的基本原则提供出来,另外讨论一些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细节。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他讨论到他的学说体系的一般原则,特别是与文化有关的部分。又可参考卡尔·R·罗吉斯和B.F.斯肯纳所作的讨论,及B。F。斯肯纳的著作。对于斯氏的批评,请参看诺姆·科姆斯基,并参看K·麦克考奎德对科姆斯基的反驳,并参看N·科姆斯基。科姆斯基的批评彻底而深刻,在此无须重复介绍。不过我与科氏的心理学立场仍旧很不相同,因此我不得不在这一章中提出我对新行为主义的批评]跟瓦特森的基本原则相同:把心理学当做一门科学,它不需涉及情感、冲动或其他主体的事件,也一定不可以去涉及这些方面。[注:斯肯纳跟许多行为主义者有点不同的地方——他甚至让步,认为“私人事件”不必完全从科学研究中扫除,又说“行为主义的学说告诉我们,私人世界即或不是全然不可知,也是没办法详知的。”这一段话使他的让步变成了对“心灵”的客套。但“心灵”却是心理学的主题。]他拒绝去讨论人的什么“本性”,或去铸造人的典范,或去分析推动人类行为的种种热情。他认为去讨论行为的用意和目的,是科学还没有发达时期的看法,是没有用处的。心理学心须去研究是什么增强作用(reinforcement)在铸造人的行为,我们又当如何以最有效的方法利用这些增强作用。斯肯纳的“心理学”是一种控制行为的科学;它的目标是在发现合用的增强作用,以便制造人类所需要的行为。 目标与价值 “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如何制造原子弹’,这个问题里不包含价值判断,但如果说‘要不要制造原子弹’,这个问题里也没有价值判断,他们都不会同意。两者最重要的不同可能在这里:设计原子弹的人,他的科学方向是清楚的,但设计文化而让这文化里包含原子弹制造的人,他的方向却是不清楚的,我们可以精确地预测物理发明的成功或失败,但不能同样精确地预测文化发明。由于这个原因,对于文化发明(如该不该制造原子弹)我们才诉诸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猜测。就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价值判断接取科学未竟的任务。当我们能够设计出一些社会交互限制,或者,甚至于带着物理科技学那种信念设计出全球的整个文化,价值的问题就不会再产生。” 斯肯纳的主要观点可以这样说:在设计原子弹的科技问题上没有价值判断,要不要制造原子弹,本来也没有价值判断,不同的只是制造原子弹的动机不“清楚”。斯肯纳教授可能不清楚,但许多学历史的人却很清楚。事实上,决定制造原子弹(氢弹也是一样),理由不止一端,当初是怕希特勒抢先制造,后来可能是想在武器竞赛上超越其他国家,免得日后在冲突上处于劣势(氢弹的制造尤其是根据这个理由);这种逻辑是:我们被逼着加强军备,以便支持我们跟竞争者的斗争。 [注:在“人类新希望”里我讨论过这个观念。后来我发现H·奥滋培坎也看出同样的现象,他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工艺学的胜利:‘能’意含‘必须’。”迈克尔·马可白博士对高度发展的工业的经营情况做过研究,结果显示,为军事用途制造产品的工业,比其他竞争性的工业更遵循“能意含必须”的原则。这个原则这么普遍,还有别外两个因素:一、直接和间接为军事武力制造产品的工业,幅度甚大;二、许多与工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心里已经被这个原则所控制。大家对太空飞行的热潮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医学上的:跟医学有关的人喜欢制造和应用科学玩意儿,根本不顾及这些玩意儿到底有多少医学用途。] “平常我们只注意到主人控制奴隶,屋主控制雇工,却忽视了他们的相互影响,而且由于只从单方面着想,便把控制认做是剥削,至少认为只有一方面获得利益;但事实上控制是相互性的,奴隶完全控制主人,像主人完全控制奴隶一样,因为主人惩罚奴隶的技术是由奴隶的行为来决定的——因为他们屈服于这种惩罚。这并不是说剥削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说我们不应当问‘何人得益’?只是,如果那样问就超出了社会插曲范围以外,而涉及到某些长远的效用,但这却与价值判断问题显然相关。任何可以改变社会文化的行为,如果我们对它加以分析,都会发现到有价值判断的问题存在。” 这一段话叫人惊骇,尽管剥削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斯肯纳却要我们相信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是相互的关系。在斯氏看来,剥削不是社会插曲的一部分;只有控制奴隶的“技术”才是。这是一种把社会生活当做实验室里的插曲的人的看法。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人唯一关心的是他的技术,而不是“插曲”本身,因为在这个人工化的世界里,老鼠是否有侵犯性或性格是否和平,根本没有关系。这还不够,斯肯纳进一步说,主人剥削行为是跟价值判断问题“显然有关的”。斯肯纳是否相信,剥削——或类似剥削的行为,如抢劫、残害和谋杀——因为显然与价值判断有关,就不是“事实”了呢?这等于说,一切社会的与心理的现象,如果能够从价值上来判断是非善恶,便不再是科学所能研讨的“事实”。[注:若按同样的道理,则折磨人的人和被他折磨的人,关系也是“相互的”,因为被折磨的人流露出痛苦,便“制约”了折磨人的人,使他运用最有效的工具来折磨自己。] [注:反抗],所用的方式虽然不一,但仍是可以探知的。你可以制约他,让他变为奴隶,但他会变得喜欢侵犯,或者生命力衰退;你可以制约他,让他觉得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结果他倦怠,喜欢侵犯并且不快乐。 [注:激情]。他跟弗洛伊德不同,他没有感觉到人类热情力量的强大,只以为人总是会依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实际上,新行为主义的整个原则就是这样:人的自利是怎么重要,这么有力量,只要应用它(主要是用奖赏),就可以完全控制人的行为。分析到最后,新行为主义的基础,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经验上:自私与自利,是无上原则,超过了人类一切其他热情。 斯肯纳的学说为什么这般受人欢迎 行为主义与侵犯行为 “有两个理由让我们把‘意图’的概念从侵犯的定义中除去。第一、意图包含着一种目的论,它是一种有意的行为,指向一个未来的目标,而这与本书中所采用的行为学研究法不相合。第二,更重要的是把‘意图’一词用到行为事件上有困难的地方。意图是一种个人自己心里的事,可能说得出来,也可能说不出来,可能用语言正确地表达,也可能不。一个有机体感受外在的影响力,有日积月累的历史,我们可能以为意图就是从这个历史中产生的。一种侵犯性的反应如果有系统地被某种固定的结果所加强——譬如说,在他侵犯的时候,对方一定会逃跑——则这种侵犯反应的一再发生,我们就可以说里面包含着一种‘想使对方逃跑的意图。’但是,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这种推论是多余的;直接去考察侵犯反应的历史和造成这种侵犯的环境两者间的关系,更有效果。总括来说,在分析侵犯行为时,意图是不必要的,碍手碍脚的;是什么样的结果才使得侵犯反应一再发生,一再加强?这才是研究的重点。换句话说,加强侵犯行为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它们的性质是什么?种类是什么?这是研究的重点。” “意图”一词,布斯所指的只是有意识的意图。但布斯并不是完全不能容纳心理分析的研究法:“如果愤怒并不是唯一驱使人去侵犯的力量,则把它当做一种驱使力是否有效?按我们此处的立论,它是无效的。”[注:L·波可维茨在很多观点上跟A·H·布斯相似,情感产生动力,这个观点他也不是不能容纳;但基本上他还是留在行为主义理论的架构里;他把“挫折——侵犯”论加以修订,但并没有抛弃它。] 论心理学实验 [注:译注:请参看J·劳勃特·奥本海默的演讲,和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们类似的言论],再者,行为主义喜欢利用数学公式来掩饰理论上的空虚;数学公式虽然引人注目,但跟资料并没有密切关系,而且也不能给资料增加什么价值。 [注:我把这两个词用引号括起来,因为一般人应用它们是随便的,有时候认为“适应的人”就是“正常的人”,“不适应的人”就是“神经官能症”的人]有什么关连。另一种方法是面谈,最好是一连串的,如果情况许可,见面时最好也研究一些梦境,和做某些外科试验(心象描述试验);这个方法虽然不够严密,但也很有效果。另外一种方法也不可低估,就是有素养的观察者在片刻之间对一个人的细微观察(包括他的姿态、声音、动作、面部表情、手势等)即使对这个人原先并不认识,也没有看过他的日记、书信,也没有听到别人说过他,这样一种观察仍旧可以对他的性格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注:对于研究群众基层的、多半系无意识的动机,我发现“解释性的问答法”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这是去分析(开放式的问题的)回答中无意识流露出的意义,从性格的意义上去解释答案,而不是以它们的表面价值为依据。193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我曾采用这个办法;后来为了研究一个黑西哥小村里的居民性格,也采用这个办法。第一次研究中主要跟我合作的人是E·沙赫特,已故的安娜·哈托克-沙赫特和保罗·拉撒菲(统计学顾问)。这项研究在30年代中期完成,只有问题与样品答案出版。第二次的研究已出版。马克比和我也设计了测验恋尸症倾向的问答法,马氏用来测验各种群体的人,成果很明显。] [注:实际上并没有通电,但两方受实验的人都不知道]。天真的人掌管通电,设计者则用了一套口实让他相信这样做是对的。这套口实就是本期杂志的封面故事,它的结果很有效。我们假装这是惩罚与学习的实验,在讲述这两者的关系之后,告诉被实验的人说: “一个普遍的紧张现象是神经质的笑。40个受实验的人有14个表现出神经质的大笑或微笑。这种笑,当然很不是时候。有3个人爆笑得失去控制,以致实验不得不暂停。一个46岁的百科全书推销员,由于自己这种没料到的、失去控制的行为十分困窘。实验以后,这些人痛苦地告诉实验人员,他们不是喜欢虐待别人的人,他们的笑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电击别人。” 这40个受实验的人没有一个在300伏特以前就停止的,这倒超出实验人员的预料。在300伏特的时候,学生开始踢墙壁,而且不再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只有5个人在超过300伏特就立即拒绝服从命令,有4个人又增加了一级电压,两个人在330伏特时拒绝服从,345、360和375伏特各一人。抗拒实验的人加起来是14个(35%)。那“服从的”人则带着极大的紧张作下去……和那些反抗的人一样紧张;但仍旧是服从了。在用最大的电压电击过以后,实验人员叫停,这些服从的人许多都长叹,捧着额头,用手指揉眼睛,或神经质地摸索香烟。有些摇头,显然是懊悔,有些则开始到结束都保持冷静,很少表露紧张。 第一个发现是在这个情况下强烈的服从倾向。被实验的人幼年时都受到教育,不可违背某人的意志而去伤害他,因为这是不道德的。但是,26个人却放弃了这个信条,而服从没有特权去命令他的人。……第二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他们特殊的紧张。本来我们预期他们会依照良心的决定,直截了当地拒绝或继续。事实却完全不同,他们有强烈的情绪紧张反应。有一个观察者说: 这一项实验确实有趣——不但是在研究服从与妥协方面,而且在研究残忍与破坏方面也是同样有趣。一开始看起来,实验人员所制造的环境气氛几乎和实验生活相差无几,很像在上级的命令下(或以为在上级的命令下)做出极端残酷行为的士兵。这是不是纽伦堡大审中德国将军们的故事?或者卡莱中尉跟他一些部下在越南的故事? “我们并不是要制造实际的美国监狱,而是要制造一个环境,在作用上可以代表一个美国监狱。伦理、道德和实用方面的考虑,都给我们的实验立下界限。我们不能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延长期限或遵从期限,我们不能用威胁,也不能允许使用严厉的体罚,我们不能允许同性恋或种族主义蔓延,也不能把狱中的其他特别现象加强。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所制造的环境相当真实,可以让参加实验的人深刻地扮演他们的角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设计了一些与实验监狱生活产生相等作用的东西,使参加实验的角色心理上的反应跟实际在监狱中相等,譬如说,权力感与无能感,控制感与被压迫感,地位感与卑微感,虐待感和男人本色(machismo)感与去势感。” 这一段文字只“含蓄”地描写到他们所采用的办法,可以实际上他们的办法却不这么含蓄。他们采用严重的和有系统的屈辱跟贬低手段。不仅扮演狱卒的角色在行为上是如此,实验人员为监狱所定下的规章也是一样,读者等一下就会看到。 “没有一个狱卒迟到过,有好几次还自愿加班,没有加班费,毫不抱怨。 可惜我们不知道“有些”和“少数几个”究竟是多少。这种疏忽本来是很容易避免的。金巴杜在监狱改革会议上的演讲倒比较精确一些。他说,“想出种种办法折磨囚犯”的狱卒,约占三分之一。剩下的分成两类,一类是“粗暴但有分寸的”,第二类是“囚犯的好狱卒,因为他们对囚犯友善,对他们做一些有好处的小事情”;这一段和后来三人合写报告很不同,后者写的是“消极的,很少采用压迫囚犯的方法”。 “在假释委员会应征的时候,有一件最让人注意的事。作者问五个准备要假释的人,如果释放他们,愿不愿意放弃做囚犯所赚的钱,其中三个竟然愿意。但他们参加这项实验原来是为了赚钱;现在竟然愿意完全放弃,不是让人吃惊吗?更让人吃惊的,当我们说要执事人员讨论之后再做决定时,囚犯们竟安安静静地站起来,任凭狱卒一个个把他们送回个人的囚室。假如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为了钱才来参加实验,他们现在马上可以走开,因为他们既然放弃了那些钱,而又显然厌恶监狱的环境,还有什么理由再留下去呢?但是,环境所造成的控制力如此强大,监狱的情况如此逼真,以致他们不能了解,留在监狱的原因和动机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他们静静地回到自己的囚室,等候监禁他们的人去开会,决定要不要给他们‘假释’。” 要这些“囚犯”逃脱实验人员设下的环境气氛岂是很容易的?作者为什么不在假释委员会上告诉他们:“只要你们肯放弃报酬,愿意走的立刻就可以走。”如果他们仍旧留下来,他们才算是真的驯服;但告诉他们“执事人员讨论之后再做决定”,是给他们典型的官僚“太极拳”式答复;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权利离开。 非政治性的中产阶级犯人(只占集中营的一小部分),最不能忍受开始遭受的打击。他们完全不能了解是怎么回事。他们现在比以前更紧紧抓住让他们觉得自尊的一些东西。即使在受侮辱的时候,他们还是向禁卫军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纳粹。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遵守法律的人会遭受迫害。即使是现在,受着这样不公正的囚禁,他们还是不敢反对压迫他们的人,甚至连想也不敢想,但如果他们心里敢有反抗的念头,反而会使他们产生自尊感,这自尊感却是他们非常渴望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恳求,有的甚至卑躬屈膝。他们认为法律和警察是没有人可以责备的,因此不管盖世太堡对他们做什么,他们只能接受。他们唯一反对的是他们变成了迫害的对象,但迫害的行为本身是对的,因为那是权威人士执行的。他们认为迫害“他们”,是“弄错了”对象。禁卫军愚弄他们,同时享受因此而产生的优越感。这群犯人特别渴切的是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一定要受到一点尊敬。最让他们难堪的是他们受到“像普通犯人”一样的待遇。 毕特汉对政治犯的描绘虽然非常简略,却很明白地让我们看出来,集中营里有信念的人和没有信念的人,对相同的遭遇反应完全不同,这和汉奈等行为主义者想证明的论点相反。 [注:游戏的态度在美国人的社会性格中所具有的意义,M·马克比先生做了一番研究,使我对于“游戏”态度的动力特性有更敏锐的认识。] [注:这让我们想到电视的商业广告节目。这种节目有一个特色,就是制造出幻想与实际不分的气氛,让广告的“使命”产生暗示的影响力。看的人“知道”用某种香皂不可能使他的生活产生奇迹式的变化,但他的另一部分却同时又会相信这回事。他不去分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虚构的,只在真假不分的迷津中徘徊陶醉。] [注: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某人偶然做了一个杀人的梦,我们只能说他有这种冲动存在,并不能说有多强烈;除非这种梦一再出现,我们才能说它是强烈的]。一件事情是真实的还是游戏,有很大的重要性,这还有另一个理由。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危险会动员起“紧急应变能力”,所产生的体力或忍耐力往往是当事者自己从来没想到的。但只在整个有机体面临真正的危险的时候,这种能力才会产生;做白日梦的人所梦想的危险却激不起有机体这种反应,只让人产生恐惧和忧虑。事实与幻想不同,不仅引起紧急应变能力,在许多别的方面也会引起不同的反应,譬如说,在实际的情况下,会引起道德的禁诫和良心的反应。 挫折——侵犯说 [注:对于挫折-侵犯说,最重要的讨论除了A·H·布斯的著作以外,我要推荐L·柏考威兹的“重订挫折-侵犯假说”。柏氏富于批评,但赞同挫折侵犯说的基本立场。他引述了许多近来的实验],我只讨论这个学说的几个基本重点。 [注:就是说,往往先定下一种假说,用它来牵强附会地解释人的暴行,而不在各种学说间做客观的比较分析]。以重要的理论观点为出发点,所做的种种考察,考察的往往只是温和的侵犯行为,再不然就是以其他动物为实验材料。”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有非常杰出的专家,他们的研究方法也甚有独到之处,而且他们抱着满腔的科学热忱,可是成果却相当贫乏,这不得不使我们觉得,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本身有症结存在,使它不能发展出一个完备的理论系统,来探求人类的暴力侵犯行为及其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 [01.htm](第一章 本能主义者.md)[index.htm](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md)[03.htm](第三章 本能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异同.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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