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恶性侵犯：残忍与破坏

作者：弗罗姆 · 1973

弗罗姆

第十一章恶性侵犯：残忍与破坏 · #1 #2 #3 #4 #5 #6 #7 #8 #8 #9 #10 #11 状若侵犯［注：英文原用apparent，这个字在此处的意思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而实际上不是”。姑勉强译作“状若”］［注：弗洛姆一再强调：只要我们深深潜入自己内在，就可以见到跟古始人类相同的人性体验］经验里，血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大家一般都认为它同生命与生命力相等，是从身体里流出来的三种神圣的东西之一。另外两种是精液和乳汁。精液代表男性，乳汁代表女性与母亲的创生性，这两种东西，在许多崇拜仪式中，都被人当做圣物。血则超越了男性与女性的区分。在最深层的经验里，洒血的时候便很奇异地抓住了生命力。［注：吃活着的动物的肉，这种仪式离现在不算久远；这可以从犹太法典中的一个传统看出来。法典说，诺亚所已经接受的（整个人类也藉着诺亚而接受）七个伦理典范中，有一个就是禁止吃活着的动物的肉。可见这种仪式在诺亚以前不久还存在］。跟饮血和吃生肉很近似的，是现在还存在的原始部落中的一些习俗。据报导，加拿大的哈马扎印第安人，在某些宗教仪式中，参加的人有义务要去把一个人咬一块肉下来，或在胳膊上，或在腿上，或在胸脯上。饮血有益于健康的看法，甚至可以在最近一些例子中看出。保加利亚有一个习俗，如果某人受了很严重的惊吓，他们就马上杀一只鸽子，把仍在悸动的鸽子心给他吃，帮助他压惊。即使像罗马天主教这样发达的宗教，我们还发现有古代的传统：把酒当做基督的圣血来饮；如果把这个仪式解释做破坏性的冲动使然，显然是还原主义者的偏曲见解，因为这个仪式实是肯定生命的，而且是团契的表示。种种自发的形式［注：在这里我用“破坏性”（destructiveness）一词，既包括严格字义的破坏性（“恋尸症”），又包括虐待症。两者的分别容后再说］分两个形式出现：自发的和构筑在性格结构里面的。前者我指的是由特殊的环境所激发的破坏冲动，这种冲动原先是隐伏着的（但并不一定是抑制的）；后面一种则是长久性的，它是性格里的一种破坏性特征，尽管并不一定常常表现，却经常是存在的。　　历史记录　　复仇的破坏性［注：莎剧“威尼斯商人”三幕一景中，放高得贷的夏洛克就把这种平等感讲得非常妙，非常动人］。人虽不能永远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伤害，可是在他复仇的心愿中，他却想扫除他已经受到的伤害（羡嫉似乎也来自同样的根源。该隐与兄弟亚伯同时向上帝奉献他们的收成，亚伯被接纳了，他的被武断地拒绝，而他却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事实，这基本的不公平引起他的羡嫉，这种怨恨只有杀亚伯才能解除）但复仇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当神的权威或世俗的权威未能发挥效用的时候，人似乎以复仇的方式把正义拿到自己手中。就好像他的复仇之情，把他提升到神的地位，或复仇女神的地位。复仇的行动所以会成为他最庄严的时刻，意义就在这种自我提升。［注：这一段正是中国人所说的“替天行道”］［注：例如第八章体系Ａ与体系Ｂ之间的对比］和个人中，似乎只有极轻微的痕迹。这种不同一定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贫穷与富裕之别。个人或团体，如果对生命有信念，而且享受着生活的快乐，物质资源即使不富也算够用，不致于使他产生吝啬心，这样的人和团体在受到伤害时，便不甚急于报仇；而焦虑的、囤积的人则急于复仇，这种人害怕自己的损失永不得弥补。　　狂欢的破坏性［注：这些舞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们的功用也超出我此处所强调的一点］，参加的人在催眠的最高峰时，用一把kris（一种短剑）来戮自己（有时互戮）。［注：这个镇的名字叫卡兰达。我从电影里看到这种仪式，那种狂欢的愤恨表情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显然，这种击鼓表达了强烈的破坏冲动。在一开始的时候，鼓的节奏或许有助于激起催眠似的状态，但一会儿之后，每个打鼓的人便完全被击鼓的激情所控制了。这种激情完全占据了他们，也只有这种强烈的力量才能使得他们继续打24个钟头，而不顾手的伤痛和身体的疲劳。　　对破坏性的崇拜克恩·房·撒罗蒙：一个破坏性的偶像崇拜实例［注：他日后在人格上有没有变化，我不知道。我的分析只是以他的小说为基础，假定他所说的都是实话，以这些资料，来分析他和他的朋友们当时的情况］。他像他所崇拜的英雄克恩一样，可以说是纳粹的早期原型，但他们和大部分纳粹不同，因为他们没有投机心理，甚至没有要求生活享受的欲望。　　“但是我，我不要忘记。如果我忘记，我就完了。我要清清楚楚看到过去的每一天每一个时辰。这让我产生有力的恨意。我不要忘记任何屈辱、轻蔑，任何骄横的姿态，我要记得每一件对我卑下的行为，每一句使我痛苦或意在使我痛苦的话。我要记得每一张脸谱，每一个经验和每一个敌人。我要把我的生命填满那可恶的秽物，那累积起来的可憎的记忆。我不要忘记；但是，我曾经遇到的那些小小的让我快乐的事，我却要忘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撒罗蒙、克恩和他们那一小圈子的人可以说是革命分子；他们要把现存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全部毁灭，用国家主义的、宣言的秩序来取代它——不过对后面这种秩序他们却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观念。但是，从性格结构上来看，革命分子却并不只是希望毁坏旧秩序，他们必须以对生命、对自由的爱为动力，否则便只是破坏性的叛徒。（有些参加真正革命运动的人，动机却是破坏，这种人就不是革命分子）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的心理情况做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只是破坏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不仅恨他们的敌人，他们也恨生命。克恩的话和撒罗蒙对监狱里的人、树木、狗的反应，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任何活的人、活的东西，他完全不能感觉到关连和共鸣。破坏性的性格：虐待症［注：犹太法典塔穆德上说，凡是在别人面前羞辱一个人的，等于是杀他］　　斯大林：非性欲施虐症的临床案例　　在拘捕内战英雄瑟迪奇（D. F. Serdich）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斯大林在一个招待会上向他祝酒。而就在布留赫尔（Bliukher）被杀害之前的几天，斯大林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会面。当一个美国代表团来访，他询问了诗人卡伦茨（Charents），说不会被骚扰，但是几月后诗人就被拘捕并且杀害了。1937年的一个晚上，奥尔（Ordzhonikidze）忠实的副政委斯列巴洛夫斯基（A. Serebrovskii）的妻子意外地接到了斯大林的电话。“我听说你现在没有汽车代步。”斯大林说，“那不太好。如果你的车在维修的话，我送你一辆汽车。”第二天早上，一辆汽车从克里姆林宫派出，由斯列巴洛夫斯基夫人使用。但是两天后，斯列巴洛夫斯基从医院被拘捕了。［注：梅德韦杰夫报告说，她被调查人员施以酷刑，直到她签署了关于她丈夫的声明。斯大林当时对此没有理会，他希望据此拘捕加里宁，而其他人无论如何都需要取悦他了。］莫洛托夫（Molotov）的妻子、奥托·库西宁（Otto Kuusuien）的妻儿，以及共产主义国际的领导之一，都被关押在劳教所。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说，斯大林问面前的库西宁为什么不要求释放他的儿子，库西宁回答说：“毫无疑问，他被关押有很重要的理由。”据目击者说，“斯大林咧嘴一笑，下令释放库西宁的儿子。”库西宁为劳教所的妻子送包裹，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并且是让管家送去的。斯大林私人秘书的妻子也被拘捕，而这位私人秘书依然在职。　　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负责镇压了许多民众。但是，战后他不再支持斯大林了。结果，一些调查人员成立了所谓的地下“法西斯中心”（fascist center），并且将米哈伊尔纳入其中。他们的说法明显很激励人（同时也荒谬绝伦）：如果希特勒占领莫斯科，他（一个犹太人）就会成为法西斯政府的副总统。斯大林知道了这些，很明显在他意料之中，他电话拉扎尔，告知其兄弟因为与法西斯有关而将被拘捕。“是真的吗？”拉扎尔问道。“如果有必要，拘捕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高度赞扬了拉扎尔的“原则性”：他同意将他的兄弟拘捕。但是，随后斯大林补充说，此次的拘捕不要当如此草率，米哈伊尔已经在我党多年，对他的所有处置都需要再次核实。由此，斯大林命令米高扬（Mikoyan）安排米哈伊尔与那些指证他的人进行对质。对质在米高扬的办公室进行。一个人被带进来，在拉扎尔的面前重复其指证，并且补充说战前一些飞机制造工厂就被蓄意建造在边界附近，因此德国人轻易就占领了。米哈伊尔听到这样的指证时，他请求允许去一趟厕所。随后，厕所里传来枪响。　　他曾经帮助斯大林躲避了来自圣彼得堡的侦查。20岁时，卡夫塔拉泽加入了托洛茨基（Trotskyite）反对派。只是在托派呼吁其追随者停止对抗活动的时候，他离开过反对派。基洛夫（Kirov）谋杀之后，卡夫塔拉泽作为前托派被流放到喀山（Kazan，伏尔加河中游城市），他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说自己不再从事反党工作。斯大林立即将卡夫塔拉泽从流放中召回。随后，许多中央报纸刊登了卡夫塔拉泽的文章，详细讲述了他和斯大林的地下工作。斯大林喜欢这些报道，但是卡夫塔拉泽不再就此写任何文章。他甚至不再重新入党，而是以适当从事编辑工作为生。1936年末，他和妻子突然被拘捕，并被施以酷刑，之后就被宣判枪决。他被指控为与穆季瓦尼（Budu Mdivani）一起策划谋杀斯大林。宣判之后，穆季瓦尼就被枪决了。然而，卡夫塔拉泽的死刑却延迟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出现在贝里亚（Beria，苏联秘密警察局局长，1938~1953年）的办公室，那里是他和妻子认识的地方，他看上去明显老了。之后，两人都被释放。最初，他住在旅店里，之后他获得了社区公寓的两个房间，然后开始了他的工作。斯大林开始发出他的各种关心的信号，邀请他参加宴会，甚至给了他一个惊喜——和贝里亚一起拜访了他（此次拜访在社区公寓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卡夫塔拉泽的邻居当时就晕倒了，用她的话说，“画像上的斯大林同志”出现在了门口）。当他与卡夫塔拉泽一起晚宴时，斯大林自己盛汤，开玩笑，回忆往事。但是，就在一次晚宴中，斯大林突然走向他的客人，说：“你是不是依然想杀了我。”［注：梅德韦杰夫说，当然，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卡夫塔拉泽并不想杀了他。］　　虐待症的本质［注：对权威性格的分析，第一次是本书第二章提到的。第一次的分析资料显示出，接受分析的人78%既不是权威性格，也不是反权威性格，因此，当希特勒攫权之后，可能既不是热烈的纳粹，又不是热烈的反纳粹。12%是反权威性格，因此可能是坚定的反纳粹分子；10%则是权威性格，这些人可能会成为热烈的纳粹。这大致和1933年以后的情况相符。（E．弗洛姆等人，1936。后来，T．阿德诺也研究过权威性格，不过他是从行为主义的观点来着手的，而不是从心理分析的观点］［注：对喜欢思索的人，我愿提供一点线索：虫惑于粪便和嗅觉，可以象征着神经生理学上的一种退步，退到动物的阶段，因为动物靠嗅觉指引方向，比靠视觉为甚］［注：“官僚”二字，在这里我指的是老式的、冷漠的、权威的官僚；在老式的学校、医院、监狱、铁路和邮局现在还可以看到。大的工业机关，虽然也是高度官僚化的组织，却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典型——友善的、微笑的、“谅解的”官僚，这些人可能上过“人际关系”的课。官僚性格的这种改变主要是由于现代工业的本性使然，它需要“联队工作”，避免摩擦，需要更好的劳力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因素。这并不是说这些新的友善的官僚是不真诚的，也不是说他们本来是虐待者，却装做一副假笑脸；事实上，由于前面提到的这些原因，老式的虐待者已经不适合做现代官僚了。现代的官僚不是一个变得友善了的虐待者，而是他自己变成了一个“东西”，他对自己是一个东西，所有的人对他来说也都是东西。他感觉得很少，很少为自己感觉，也很少为别人感觉，而他友善待人的态度，虽然不是虚假的，可是却如此浅薄，以致于跟虚假相去无几。但即使这样说还是不十分恰当的，因为，事实上没有人期望他的友善更深一些；如果偶而他们互相微笑了，他们便以为这就是人性关系也许这时偶而会期望对方的友善更深厚一些。M．马克比，I．米兰二位先生对现代经纪人员的研究，即将出版，可做参考］。在官僚制度下，每一个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并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虐待的冲动和被虐待的冲动都可以获得满足。对于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会待以不屑；对于地位高的人，他却会羡慕与惧怕。我们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面部表情就够了：这一刻，他如何批评他的部下，他怎么样皱眉头；一分钟以后，他的表情和行为可能完全变了，至少象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时间“属于”他的上司。另外我们也可以想想，邮局窗子里的职员，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整，他分毫不差地把窗子关起来，脸上露出不容易察觉到的微笑，而窗子外面最后的两个人虽然已经排队等了半个钟头，却必须明天再来。重点不是到了五点三十分整，他便绝不卖邮票，而是他以挫折他人为乐，他要向他们表示，是他控制了他们，这种满足感在他的面部表情上表现了出来。［注：有许多的生活资料足供我们观察，但一般心理学的实验和测验往往没有把这些资料采集在内。］［注：中文的“权力”和“力量”是截然有分的。只可惜英文字义含混，致造成许多误会与译作上的困难］虐待者所追求的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而这正是因为他缺乏做事的力量、缺乏做人的力量。不幸有许多作家借用“控制”与“力量”的含混意义，把“控制的权力”与“做事的力量”混为一谈，目的则在推崇“控制的权力”。再者，缺乏控制并不意味没有组织，只是没有剥削性的控制——剥削性的控制意味被控制者不能控制控制者。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的“共意社团”，都有许多例子告诉我们，在他们的社会里有合理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以众人真正的同意为基础——而不是以操纵下的同意为基础；在这种社会中，“控制的权力”关系不会发展出来。　　虐待症的种种发生条件　　亨利克·希姆莱：囤积虐待症的一个实例总结 [10.htm](第十章恶性侵犯前提.md)[index.htm](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md)[12.htm](尾声论希望.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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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恶性侵犯：残忍与破坏 · #1 #2 #3 #4 #5 #6 #7 #8 #8 #9 #10 #11 状若侵犯［注：英文原用apparent，这个字在此处的意思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而实际上不是”。姑勉强译作“状若”］［注：弗洛姆一再强调：只要我们深深潜入自己内在，就可以见到跟古始人类相同的人性体验］经验里，血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大家一般都认为它同生命与生命力相等，是从身体里流出来的三种神圣的东西之一。另外两种是精液和乳汁。精液代表男性，乳汁代表女性与母亲的创生性，这两种东西，在许多崇拜仪式中，都被人当做圣物。血则超越了男性与女性的区分。在最深层的经验里，洒血的时候便很奇异地抓住了生命力。［注：吃活着的动物的肉，这种仪式离现在不算久远；这可以从犹太法典中的一个传统看出来。法典说，诺亚所已经接受的（整个人类也藉着诺亚而接受）七个伦理典范中，有一个就是禁止吃活着的动物的肉。可见这种仪式在诺亚以前不久还存在］。跟饮血和吃生肉很近似的，是现在还存在的原始部落中的一些习俗。据报导，加拿大的哈马扎印第安人，在某些宗教仪式中，参加的人有义务要去把一个人咬一块肉下来，或在胳膊上，或在腿上，或在胸脯上。饮血有益于健康的看法，甚至可以在最近一些例子中看出。保加利亚有一个习俗，如果某人受了很严重的惊吓，他们就马上杀一只鸽子，把仍在悸动的鸽子心给他吃，帮助他压惊。即使像罗马天主教这样发达的宗教，我们还发现有古代的传统：把酒当做基督的圣血来饮；如果把这个仪式解释做破坏性的冲动使然，显然是还原主义者的偏曲见解，因为这个仪式实是肯定生命的，而且是团契的表示。种种自发的形式［注：在这里我用“破坏性”（destructiveness）一词，既包括严格字义的破坏性（“恋尸症”），又包括虐待症。两者的分别容后再说］分两个形式出现：自发的和构筑在性格结构里面的。前者我指的是由特殊的环境所激发的破坏冲动，这种冲动原先是隐伏着的（但并不一定是抑制的）；后面一种则是长久性的，它是性格里的一种破坏性特征，尽管并不一定常常表现，却经常是存在的。　　历史记录　　复仇的破坏性［注：莎剧“威尼斯商人”三幕一景中，放高得贷的夏洛克就把这种平等感讲得非常妙，非常动人］。人虽不能永远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伤害，可是在他复仇的心愿中，他却想扫除他已经受到的伤害（羡嫉似乎也来自同样的根源。该隐与兄弟亚伯同时向上帝奉献他们的收成，亚伯被接纳了，他的被武断地拒绝，而他却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事实，这基本的不公平引起他的羡嫉，这种怨恨只有杀亚伯才能解除）但复仇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当神的权威或世俗的权威未能发挥效用的时候，人似乎以复仇的方式把正义拿到自己手中。就好像他的复仇之情，把他提升到神的地位，或复仇女神的地位。复仇的行动所以会成为他最庄严的时刻，意义就在这种自我提升。［注：这一段正是中国人所说的“替天行道”］［注：例如第八章体系Ａ与体系Ｂ之间的对比］和个人中，似乎只有极轻微的痕迹。这种不同一定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贫穷与富裕之别。个人或团体，如果对生命有信念，而且享受着生活的快乐，物质资源即使不富也算够用，不致于使他产生吝啬心，这样的人和团体在受到伤害时，便不甚急于报仇；而焦虑的、囤积的人则急于复仇，这种人害怕自己的损失永不得弥补。　　狂欢的破坏性［注：这些舞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们的功用也超出我此处所强调的一点］，参加的人在催眠的最高峰时，用一把kris（一种短剑）来戮自己（有时互戮）。［注：这个镇的名字叫卡兰达。我从电影里看到这种仪式，那种狂欢的愤恨表情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显然，这种击鼓表达了强烈的破坏冲动。在一开始的时候，鼓的节奏或许有助于激起催眠似的状态，但一会儿之后，每个打鼓的人便完全被击鼓的激情所控制了。这种激情完全占据了他们，也只有这种强烈的力量才能使得他们继续打24个钟头，而不顾手的伤痛和身体的疲劳。　　对破坏性的崇拜克恩·房·撒罗蒙：一个破坏性的偶像崇拜实例［注：他日后在人格上有没有变化，我不知道。我的分析只是以他的小说为基础，假定他所说的都是实话，以这些资料，来分析他和他的朋友们当时的情况］。他像他所崇拜的英雄克恩一样，可以说是纳粹的早期原型，但他们和大部分纳粹不同，因为他们没有投机心理，甚至没有要求生活享受的欲望。　　“但是我，我不要忘记。如果我忘记，我就完了。我要清清楚楚看到过去的每一天每一个时辰。这让我产生有力的恨意。我不要忘记任何屈辱、轻蔑，任何骄横的姿态，我要记得每一件对我卑下的行为，每一句使我痛苦或意在使我痛苦的话。我要记得每一张脸谱，每一个经验和每一个敌人。我要把我的生命填满那可恶的秽物，那累积起来的可憎的记忆。我不要忘记；但是，我曾经遇到的那些小小的让我快乐的事，我却要忘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撒罗蒙、克恩和他们那一小圈子的人可以说是革命分子；他们要把现存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全部毁灭，用国家主义的、宣言的秩序来取代它——不过对后面这种秩序他们却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观念。但是，从性格结构上来看，革命分子却并不只是希望毁坏旧秩序，他们必须以对生命、对自由的爱为动力，否则便只是破坏性的叛徒。（有些参加真正革命运动的人，动机却是破坏，这种人就不是革命分子）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的心理情况做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只是破坏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不仅恨他们的敌人，他们也恨生命。克恩的话和撒罗蒙对监狱里的人、树木、狗的反应，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任何活的人、活的东西，他完全不能感觉到关连和共鸣。破坏性的性格：虐待症［注：犹太法典塔穆德上说，凡是在别人面前羞辱一个人的，等于是杀他］　　斯大林：非性欲施虐症的临床案例　　在拘捕内战英雄瑟迪奇（D. F. Serdich）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斯大林在一个招待会上向他祝酒。而就在布留赫尔（Bliukher）被杀害之前的几天，斯大林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会面。当一个美国代表团来访，他询问了诗人卡伦茨（Charents），说不会被骚扰，但是几月后诗人就被拘捕并且杀害了。1937年的一个晚上，奥尔（Ordzhonikidze）忠实的副政委斯列巴洛夫斯基（A. Serebrovskii）的妻子意外地接到了斯大林的电话。“我听说你现在没有汽车代步。”斯大林说，“那不太好。如果你的车在维修的话，我送你一辆汽车。”第二天早上，一辆汽车从克里姆林宫派出，由斯列巴洛夫斯基夫人使用。但是两天后，斯列巴洛夫斯基从医院被拘捕了。［注：梅德韦杰夫报告说，她被调查人员施以酷刑，直到她签署了关于她丈夫的声明。斯大林当时对此没有理会，他希望据此拘捕加里宁，而其他人无论如何都需要取悦他了。］莫洛托夫（Molotov）的妻子、奥托·库西宁（Otto Kuusuien）的妻儿，以及共产主义国际的领导之一，都被关押在劳教所。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说，斯大林问面前的库西宁为什么不要求释放他的儿子，库西宁回答说：“毫无疑问，他被关押有很重要的理由。”据目击者说，“斯大林咧嘴一笑，下令释放库西宁的儿子。”库西宁为劳教所的妻子送包裹，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并且是让管家送去的。斯大林私人秘书的妻子也被拘捕，而这位私人秘书依然在职。　　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负责镇压了许多民众。但是，战后他不再支持斯大林了。结果，一些调查人员成立了所谓的地下“法西斯中心”（fascist center），并且将米哈伊尔纳入其中。他们的说法明显很激励人（同时也荒谬绝伦）：如果希特勒占领莫斯科，他（一个犹太人）就会成为法西斯政府的副总统。斯大林知道了这些，很明显在他意料之中，他电话拉扎尔，告知其兄弟因为与法西斯有关而将被拘捕。“是真的吗？”拉扎尔问道。“如果有必要，拘捕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高度赞扬了拉扎尔的“原则性”：他同意将他的兄弟拘捕。但是，随后斯大林补充说，此次的拘捕不要当如此草率，米哈伊尔已经在我党多年，对他的所有处置都需要再次核实。由此，斯大林命令米高扬（Mikoyan）安排米哈伊尔与那些指证他的人进行对质。对质在米高扬的办公室进行。一个人被带进来，在拉扎尔的面前重复其指证，并且补充说战前一些飞机制造工厂就被蓄意建造在边界附近，因此德国人轻易就占领了。米哈伊尔听到这样的指证时，他请求允许去一趟厕所。随后，厕所里传来枪响。　　他曾经帮助斯大林躲避了来自圣彼得堡的侦查。20岁时，卡夫塔拉泽加入了托洛茨基（Trotskyite）反对派。只是在托派呼吁其追随者停止对抗活动的时候，他离开过反对派。基洛夫（Kirov）谋杀之后，卡夫塔拉泽作为前托派被流放到喀山（Kazan，伏尔加河中游城市），他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说自己不再从事反党工作。斯大林立即将卡夫塔拉泽从流放中召回。随后，许多中央报纸刊登了卡夫塔拉泽的文章，详细讲述了他和斯大林的地下工作。斯大林喜欢这些报道，但是卡夫塔拉泽不再就此写任何文章。他甚至不再重新入党，而是以适当从事编辑工作为生。1936年末，他和妻子突然被拘捕，并被施以酷刑，之后就被宣判枪决。他被指控为与穆季瓦尼（Budu Mdivani）一起策划谋杀斯大林。宣判之后，穆季瓦尼就被枪决了。然而，卡夫塔拉泽的死刑却延迟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出现在贝里亚（Beria，苏联秘密警察局局长，1938~1953年）的办公室，那里是他和妻子认识的地方，他看上去明显老了。之后，两人都被释放。最初，他住在旅店里，之后他获得了社区公寓的两个房间，然后开始了他的工作。斯大林开始发出他的各种关心的信号，邀请他参加宴会，甚至给了他一个惊喜——和贝里亚一起拜访了他（此次拜访在社区公寓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卡夫塔拉泽的邻居当时就晕倒了，用她的话说，“画像上的斯大林同志”出现在了门口）。当他与卡夫塔拉泽一起晚宴时，斯大林自己盛汤，开玩笑，回忆往事。但是，就在一次晚宴中，斯大林突然走向他的客人，说：“你是不是依然想杀了我。”［注：梅德韦杰夫说，当然，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卡夫塔拉泽并不想杀了他。］　　虐待症的本质［注：对权威性格的分析，第一次是本书第二章提到的。第一次的分析资料显示出，接受分析的人78%既不是权威性格，也不是反权威性格，因此，当希特勒攫权之后，可能既不是热烈的纳粹，又不是热烈的反纳粹。12%是反权威性格，因此可能是坚定的反纳粹分子；10%则是权威性格，这些人可能会成为热烈的纳粹。这大致和1933年以后的情况相符。（E．弗洛姆等人，1936。后来，T．阿德诺也研究过权威性格，不过他是从行为主义的观点来着手的，而不是从心理分析的观点］［注：对喜欢思索的人，我愿提供一点线索：虫惑于粪便和嗅觉，可以象征着神经生理学上的一种退步，退到动物的阶段，因为动物靠嗅觉指引方向，比靠视觉为甚］［注：“官僚”二字，在这里我指的是老式的、冷漠的、权威的官僚；在老式的学校、医院、监狱、铁路和邮局现在还可以看到。大的工业机关，虽然也是高度官僚化的组织，却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典型——友善的、微笑的、“谅解的”官僚，这些人可能上过“人际关系”的课。官僚性格的这种改变主要是由于现代工业的本性使然，它需要“联队工作”，避免摩擦，需要更好的劳力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因素。这并不是说这些新的友善的官僚是不真诚的，也不是说他们本来是虐待者，却装做一副假笑脸；事实上，由于前面提到的这些原因，老式的虐待者已经不适合做现代官僚了。现代的官僚不是一个变得友善了的虐待者，而是他自己变成了一个“东西”，他对自己是一个东西，所有的人对他来说也都是东西。他感觉得很少，很少为自己感觉，也很少为别人感觉，而他友善待人的态度，虽然不是虚假的，可是却如此浅薄，以致于跟虚假相去无几。但即使这样说还是不十分恰当的，因为，事实上没有人期望他的友善更深一些；如果偶而他们互相微笑了，他们便以为这就是人性关系也许这时偶而会期望对方的友善更深厚一些。M．马克比，I．米兰二位先生对现代经纪人员的研究，即将出版，可做参考］。在官僚制度下，每一个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并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虐待的冲动和被虐待的冲动都可以获得满足。对于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会待以不屑；对于地位高的人，他却会羡慕与惧怕。我们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面部表情就够了：这一刻，他如何批评他的部下，他怎么样皱眉头；一分钟以后，他的表情和行为可能完全变了，至少象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时间“属于”他的上司。另外我们也可以想想，邮局窗子里的职员，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整，他分毫不差地把窗子关起来，脸上露出不容易察觉到的微笑，而窗子外面最后的两个人虽然已经排队等了半个钟头，却必须明天再来。重点不是到了五点三十分整，他便绝不卖邮票，而是他以挫折他人为乐，他要向他们表示，是他控制了他们，这种满足感在他的面部表情上表现了出来。［注：有许多的生活资料足供我们观察，但一般心理学的实验和测验往往没有把这些资料采集在内。］［注：中文的“权力”和“力量”是截然有分的。只可惜英文字义含混，致造成许多误会与译作上的困难］虐待者所追求的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而这正是因为他缺乏做事的力量、缺乏做人的力量。不幸有许多作家借用“控制”与“力量”的含混意义，把“控制的权力”与“做事的力量”混为一谈，目的则在推崇“控制的权力”。再者，缺乏控制并不意味没有组织，只是没有剥削性的控制——剥削性的控制意味被控制者不能控制控制者。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的“共意社团”，都有许多例子告诉我们，在他们的社会里有合理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以众人真正的同意为基础——而不是以操纵下的同意为基础；在这种社会中，“控制的权力”关系不会发展出来。　　虐待症的种种发生条件　　亨利克·希姆莱：囤积虐待症的一个实例总结 [10.htm](第十章恶性侵犯前提.md)[index.htm](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md)[12.htm](尾声论希望.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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