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部分：新人和新社会 第七章 宗教、性格和社会 · #1 #2 #3 #4 #5 #6 社会性格的基础 社会性格和对“宗教”的需求 西方世界符合基督教精神吗？ “就社会而言，中世纪的伟大思想家都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哪怕是最微贱的人，也具有无限的价值。在经济方面，他们说，劳动是人的尊严的源泉，而不是使人退化的原因；不应利用人去做无益于其幸福的事，工资和物价必须以公正为准绳。在政治方面，他们说，国家应该具有道德的职能，法律及其实施都必须以基督教的公正精神为依据，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负责的基督上。上帝将国家、财产和家庭委托给它们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必须根据上帝的意愿，继续领导和管理国家，财产和家庭。关于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是一个共同体的信念塑性是中世纪的理想之一。歌德说：‘在国家之上的是人类’；E·卡维尔在被押上刑场的前夜在自己的作品《效法基督》的空白处写道‘仅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 如果欧洲的历史沿着十三世纪的精神路线继续发下去，如果科学的思想逐渐地展开而没有与十三世纪的精神决裂，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也许会更为有利。可惜事实并非如此，理性开始蜕变为可被操纵的智能，个人主义也变为利己主义。短时期的基督教化结束了，欧洲又回到异教信仰上去了。 工业时代的宗教 “商品销售性格”和“控制论崇拜” 对科学有浓厚兴趣、有理解的意愿、有活力的工作情绪：0% 此外，麦科比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爱的量尺”，与上表形成鲜明对比。 有爱的情感、对生活抱乐观、肯定的态度、创造性、活泼积极：0%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可参阅I·米伦（Millan）所著《墨西哥的经营管理人员》，即将出版。 人道主义的反抗 “那些智者和先知们所向往的弥赛亚时代不是说让以色列人主宰整个世界、统治异教徒和高于诸民族之上，也不是为了有吃、有喝、有快乐。其愿望是，以色列人自由地遵循其法典和智慧，既无人去运用它，也无人去破坏它。这样，幸福的生活就会来到世界。 这段话告诉我们，历史的目的是使人能够献身于研究智慧和认识上帝，而不是让人追求权力和奢侈。在弥赛亚的时代，世界充满着和平，物质财富涌流；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妒忌。这一描述与马克思对历史目的的理解十分相似，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第四十八章中写道：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逢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象迈穆尼德斯一样，一反基督教和其他犹太教救世学说的做法，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末世论的最终拯救方案。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人虽然尽可能地去控制必然王国，然而，“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目的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迈穆尼德斯的信念是：“整个世纪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即认识上帝”。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相吻合的。 “以后，一个人不得不去超负荷地工作，他日益需要一种外在的消遗……。绝对地什么都不做，转移对自身的注意和忘却成为他身体上的需要。”所以，施魏策尔主张缩短劳动时间，反对过度的消费和奢侈。 施魏策尔的结论是：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正导致一场灾难，而灾难将会带来新的复兴，一种“比文艺复兴更为伟大的复兴”；我们必须改造自己，使自己具有新的观念和新的心态，否则我们将走向灭亡。在这一复兴中，至为紧要的是“积极性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使我们能够合理地去思考”，是“人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唯一合理和实际可行的原则”。施魏策尔最后表达了他的信念：“只有当我们决心成为一个思考着的人的时候，这种变革才会到来。” [06.htm](第六章 关于重占有和重生存取向的其他方面.md)[index.htm](弗洛姆 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1976年).md)[08.htm](第八章 人发生转变的先决条件和新人的主要特征.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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