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 （刘茔、杨云若 译；王淇 校） ［1921年12月4日，孙中山抵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12月23日，孙中山在桂林军（初）次会见马林。——译者注］。我向他的军官们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我与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我告诉他爪哇民族主义性质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发展；孙则向我讲述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国外的非法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联系和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他还利用这个机会与张太雷就需要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就在这一次，他宣称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的经典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都已经说过了。为了给你提供孙中山思想的神秘特性的某些概念，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孙向我说明他是怎样发展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的：“一连8天，每天8小时，我向他解释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600年。”孙中山比甘地更有战斗性，但是他单纯地沿着搞军事阴谋的路线想点子。 ［伊罗生提出。陈独秀曾说1922年作出国共合作的决定是由于马林以共产国际的纪律相威胁而服从的。对此，马林作了上述回答。——译者注］ ［括号中的话是伊罗生所加。——译者注］）——回到北京后，我天天与陈独秀接触。这正是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二七”运动）时期。汉口工人中心的活动迅速发展。汉口工运高涨，正是1922年香港罢工的直接后果。这次运动的事实众所周知，无庸复述。你会记得京汉铁路工人的失败，表明汉口工人运动在其后一个长时期内被镇压下去。“二七”屠杀后，汉口中心被摧毁，北京发布了对马林和陈独秀的通缉令。我们于郑州枪杀后不久前往上海。 ［塔斯社的前身（1918-1934年）。——译者注］记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时，我就离开了。在哈尔滨遇到了正来华的鲍罗廷。工作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航向。此后发生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尽管提供了发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却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作为工具，他们此后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