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脚》序言

作者：哈罗德·伊萨克斯

伊罗生

《草鞋脚》序言哈罗德·伊萨克斯1973年 ¹ ² 　　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拋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已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见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新青年》七卷一期）　　要拥护民主与科学，新青年必须“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见一九一七年二月《新青年》二卷六期《文学革命论》一文）　　一九一八年，陈在《新青年》上刊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它第一次实现了陈号召的一切，用新的方法来使用白话文，并用新的形式（它尤其标志着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运用现代短篇小说的形式）去反对旧社会的本质和准则。此外，这篇文学作品使鲁迅在崭露头角时就成为在这一变革时期中国出现的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鲁迅在三十八岁时开始写小说。他不是一下子就动起笔来的。他还刚刚开始探索他愤怒、讽刺、痛苦和幽默的根源³［注：美籍华裔学者夏济安，本文译为“夏子安”，现统统改为“夏济安”——录入者注。］敏锐观察到的那样，鲁迅一开始就看到自己的工作是肩住“黑暗的闸门”。——唐代传奇中的引喻——，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似乎期待着这些预言即刻实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平学生冲击了外交总长的官邸，对屈服于凡尔赛条约，将山东省的权力划归日本的决定表示抗议。大批孩子们并没有奔向宽阔光明的地方，很幸福地度日，很合理地做人，他们却奔入二十年的思想动乱、个人生活的反抗和动荡，奔入国家民族历史的革命与战争中去⁴ 　　青年！青年！……你们既要矢志为文学家，那你们赶快要把神经的弦索扣紧起来，赶快把时代的精神抓着。我希望你们成为革命的文学家，不希望你们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这也并不是在替你们打算，这是在替我们全体的民众打算。彻底的个人的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你们不要以为饮得两杯酒便是甚么浪漫精神，多做得几句歪诗便是甚么天才作者。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中国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一致。时代昭告着我们：我们努力吧，向前猛进！（见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一文）　　至于鲁迅则清醒地、缓步地走向政治活动的舞台，他决不使文学屈从于政治专政。他去南方执教，起初到厦门，后来到广州。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蒋介石在上海篡夺政权前几天，鲁迅在训练国民党军队干部与宣传干部的主要中心黄埔军校，发表了一次演讲。根据即将发生的，以及更远的将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看，鲁迅那天讲到文人与执政者的关系时，有些话是含有阴暗的预言的意味的。他说文学是无权人的话，那些“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是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　　对于投身到这些事件中的人们，历史很快就给予他们什么教训，是一件复杂的事，也不是简单几句话能概括的⁵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⁶ 　　但是鲁迅和那些试图向他学习的青年，不久就发现他们自己被夹在无法逃避的压力之中。国民党禁止出版他们的著作，对他们加以逮捕，处死。共产党则由于处在国民党恐怖统治下，以及自己的缺点和失败，使这些作家受到激烈党内斗争的影响，同时又要求他们完全、绝对地顺从。于是这些作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终不是成为国民党的，就是成为共产党的受害者。⁷ 　　楼适夷，一位青年的小说诗论文小册子作家，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分子，在上星期六（九月十六日）夜五时被绑去了。楼最近对于反战大会非常热心，并帮助反战大会的《反战新闻》出版事宜。［注：“更”字疑为“便”字之误——录入者注］音踪不明了。他的青年的妻子找他不到。星期日上午两个蓝衣社密探跑到他家里，幸好他的家里已经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了。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全部情况。有些是第一手材料，有些则来自十分接近的方面。我有可能在一种特殊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活动。我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个优越条件，甚至是一种保障。但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秘密活动的一些常规对我说来就需要加倍了。文字材料通常都是由送信人或其他间接途径送交给我。任何一个可能发生意外的中国人都不能和我公开接触。但我确实也和一些这样的朋友会面，不过总要经过最严格、周密的防范，即使如此，每次会面时，也从来不通报姓名。我甚至不知道为《论坛》冒险工作的中国青年的真名实姓，甚至在上海我们幽静的公寓房子里隐蔽地一连生活和工作了几个月的一位青年，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如果当时在上海我的确会见过任何共产党的要人，我也从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对于我不知道的事，我也就无可奉告。我这位热心的外国青年支持者，他的工作是出版《论坛》，写外界的事，报导重大政治事件，报导日本、列强、战争，报导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和恐怖；他是不去了解，也没有任何机会探明共产党内部的活动和内部的斗争，更不去探明共产党和鲁迅、茅盾这样的作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两位我认识，而且时常见面，但从来不谈类似这样的问题。 ⁸ 　　“编选这个集子的目的，在于对近十五年来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一个连贯性的介绍。用短篇小说能实现这一目的，因为这一体裁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形式。鉴于此目的，小说最初的选目是鲁迅和茅盾选拟的，郑振铎教授也提出了宝贵的补充意见……在最后确定选目时尽管不断听取了朋友们的建议和指导，但对此负责的还应该是编者…… 　　关于“水门汀”这个名字，我想补充一点趣话。这是已故乔治·A·肯尼迪的笔名，当时他是公共租界一所学校的语文教员。乔治实际上对当时上海的政治活动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兴趣，他晚年成为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但即使那些在此以前还不认识他的人们，大概也都听说过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选用这个笔名时，用异样的、讽刺的口吻说：“如果斯大林是‘钢’，莫洛托夫是‘铁锤’，那我就是‘水门汀’！”⁹ 哈罗德·伊萨克斯
	《草鞋脚》序言哈罗德·伊萨克斯1973年

有关这段历史作详细、文献性的研究，可参阅梅尔·戈德曼著《共产党中国文学界的分歧》（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纽约图书馆一九七一年平装本）；以及她著的《周扬的倒台》（《中国季刊》一九六六年七—九月号，第132—148页）；夏济安著《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研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版）。 ↩︎
目前中国认为文化革命后可以出版的“文学作品”，可参阅《种子及其他故事》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 ↩︎
参阅夏济安著《黑暗的闸门》中146—163页《鲁迅内心黑暗势力面面观》一文。普林斯顿大学的列奥·李凡吾正在从事鲁迅生平心理历史学的研究。 ↩︎
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参阅赵泽桐《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 ↩︎
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参阅哈罗德·R·伊萨克斯著《中国革命的悲剧》（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修订第二版，一九七二年平装本）。 ↩︎
也在这个时期，一九三二年鲁迅写了本书包封设计中采用的诗句，这两句诗经常被作为对句引用： ↩︎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是一位捷克共产党学者。他在布拉格建立了—个闻名的中国研究中心，他本人是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文学的权威。一九六八年他发表的一篇论文，结尾时作了这样的论断：“我们应该记住，在这个短暂的时期，我们提到的作家中没有一位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可以安心工作……这也就很可以说明为什么某些作品显然不连贯以及相应地不够细致，甚至某些作品使人感到肤浅……我们也不能推测这些新形式在短暂问世之后，将会如何发展。随即爆发的战争，尤其是靠革命而取得政权以后推行的专制主义使任何一种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都拖延下来，并且停止了。粮食还没有成熟就收割了。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短暂时期那样使我们感到如此悲惨，是人类史上少见的。这一悲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这种文学产生，帮助推动革命前进，帮助人们摆脱束缚的同时，革命在发展过程中却扫荡了这一文学，而且往往连创作这一文学的人，也被扫荡掉了。”——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中国研究第二十次国际会议重要论文集《中国的五四运动》中《关于中国五四运动文学方面的几点说明》。 ↩︎
伯克莱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第二卷，—九六二年版；一九六八年重新收入《黑暗的闸门》一书。 ↩︎
俄语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姓分别由“钢”和“铁锤”二词的词根衍化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