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4 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呼吁书[1]
德国在疯狂的战争喧嚣中又建立了“秩序和安宁”；在硝烟弥漫的城市废墟上在杀气腾腾的隆隆炮声中又恢复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 军事法庭简直来不及把一个又一个被打碎了脑袋的“叛逆者”送进坟墓；监狱已经容纳不下所有的“谋反者”；而唯一还存在的法就是军事管制法，——从那时起，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便无家可归，流落国外。
他们一天比一天多，这些失去祖国的人们灾难也日益深重；他们从一个地方被驱逐到另一个地方，早上不知道晚上在何处过夜，而晚上又不知道明天早晨能在何处觅食。
无数的流亡者遍布瑞士、法国和英国。这些不幸的人来自德国各地。凡是在维也纳街垒中同1联盟进行过战斗以及同耶拉契奇的骑兵队厮杀过的人，凡是在普鲁士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的兵痞手中逃跑的人，凡是在德累斯顿用枪炮捍卫过帝国宪法的人，凡是在巴登以共和国军人身份同诸侯的联合十字军作过战的人，——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者，是共和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和利益的拥护者，现在则由于同样遭到驱逐和同样遭受苦难而团结起来了。
半数国民身穿破衣烂衫在他人门前乞讨。
我们的流亡同胞也流落在这世界繁华都市伦敦的寒冷街头。每一艘横渡海峡的轮船都从大海彼岸运来一批失去祖国的人；在这个城市的各条街道上都可以听到被流放者用我们的母语发出的怨声。
这种困苦的境况深深地触动了居住在伦敦的许多热爱自由的德国 人。因此，今年9月18日召开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2和来到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大会，建立了救济贫困的民主主义者委员会。被选进委员会的有下列人员：
卡尔·马克思，原《新莱茵报》编辑；
卡尔·布林德，前巴登—普法尔茨政府驻巴黎特使；
安东·菲斯特尔，前维也纳奥地利国会议员；
亨利希·鲍威尔，伦敦鞋匠；以及
卡尔·普芬德（本市画家）。
委员会将每月向全体大会提出公开财务报告，同时把报告摘要刊登在德国报纸上。为了避免一切误解，特作下列规定：今后委员会的任何委员都不得从委员会的出纳处领取任何救济金。如果委员会的某个委员需要救济，那就不得再担任委员会委员。
朋友们和兄弟们，我们请求你们尽力而为。如果你们希望那受压制的和被束缚的自由重新得到恢复，如果你们同情你们的优秀的先进战士所受的苦难，那我们是不必特别提醒你们的。
所有捐款请寄：伦敦索霍广场第恩街64号鞋匠亨利希·鲍威尔。信封上请注明：“流亡者委员会收”。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3
| （签名）安东·菲斯特尔 卡尔·马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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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年9月25日《西德意志报》 （科隆）106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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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htm](393 关于成立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报道.md)[index.htm](第3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3).md)[395.htm](395 克里斯蒂安·约瑟夫·埃塞尔(科隆)给卡尔·马克思(伦敦)的信.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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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黄黑和黄曾是代表奥地利帝国的颜色。——编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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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原卷末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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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个属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委员会成立于1849年9月18日，最初名为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也被选入该委员会。为了划清伦敦流亡者中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该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于1849年12月3日被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方面，在团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方面，以及在1849—1850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1850年9月1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委员会被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控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 版第48卷第739页）。——原卷末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