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人协会第三年度报告[558]
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委派伦敦代表访问瑞士、法国和英国邮政当局，提请他们注意国际邮费率即低廉的邮费问题。
瑞士的邮政部长同意代表团向他提出的各点，但他指出：法国政府妨碍了他们。
在法国，代表们未能得到接见；而英国政府只同意接受送去的一份书面声明。
第一次年度代表大会交给总委员会的其他任务是：（1）用几种文字出版代表大会的材料，包括寄给代表大会的信件和报告；（2）用不同文字定期或随时发表报告，报道所有能使国际协会感兴趣的问题（3）提供有关各地劳动供求的情报；（4）合作社情况报告；（5）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报告。总委员会还被责成在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里着手进行统计调查，搜集雇用工资劳动的各工业部门的详细的和专门的情报。
为了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完成这些任务，代表大会规定每个会员向执行委员会捐款3便士；并规定每周付给总书记2英镑的报酬；总书记由总委员会委任。
伦敦的代表们一回来，总委员会就获悉，在法国边境上，法国警察从雅莱斯·哥特罗这个人那里没收了我们代表大会的一些文件。
总书记曾受托写信给法国内务大臣，但由于没有得到答复，又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请求。斯坦利勋爵立即责成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进行斡旋；结果，几天以后文件归还给我们了，还另有一捆《人民论坛报》，这显然是从另一人那里没收的。
代表大会的文件随即转交给了常务委员会，由它准备出版报告。由于没有钱给总书记，这项工作只得交给自愿者利用闲暇时间来做，因而拖长了时间。全部工作做完后，估计用一种文字印1000份至少要花40英镑。为了完成代表大会的委托，必须立即付出120英镑；而在12月31日只有18先令4便士的存款。
总书记受托号召英国支部各附属团体捐款——只有伦敦雪茄烟工人以及考文垂和沃里克郡的织带工人立即响应。织带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时，表现了极堪称道的热忱，——尽管它没有存款，而且许多会员失业，——立即向有工作的会员募集了必需数量的捐款。
后来，总委员会接受了《国际信使》的所有人和编辑——公民科勒特提出的建议，把报告用法文和英文逐周分别刊登在他的报纸上。他还同意由他自己出钱把报告铅印成小册子，并且让总委员会分享盈利，万一有亏损，总委员会也不承担责任。
但是，这一极其有利的安排刚一就绪，由于没有遵循政府事先并未追究的法律手续，公民科勒特便不得不把他的报纸停止出版几个星期，因而在3月份以前，出版代表大会报告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刊登报告的那几号《国际信使》已免费分送给各分部。由于缺乏类似的机会，德文译本不能出版。
虽然排好了版，但由于资金不足，直到现在还未能印成小册子。
为了把事情弄得更糟，法国警察没收了一包准备发给法国支部的章程和会员证，其印费花了4英镑，是借的钱。除了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外，还受到在法国主要来自个人会员捐款减少的损失。除此而外，代表大会虽然把有些旧债作为协会的负债承担下来，但是没有偿付这些债务的专门储备。这些情况大大妨碍了我们的行动，并且仍然是令人作难的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出版定期的或即时的报告；我们的通讯员也没有劳神为出版这些报告给我们送来任何专门的情报。因此今年不得不放弃统计调查工作。因为要使这项调查完全有用，就不能把调查局限于现有的我们附属团体范围内的那些行业。为了解决问题，这样的调查必须包括一切行业、一切国家、一切地方。这就不仅牵涉到印刷、文具和邮费的庞大开支，而且还牵涉到用于通信、编辑以及把分散的专门材料整理为一个综合性的清楚明了的完整材料的大量工作，［因此］要想依靠自愿者利用闲暇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促进国际联合施加有利影响的最好手段之一是由国际工人协会在日常的行业纠纷中提供帮助。无论伦敦或各省的英国资本家，每当工人不顺从他们恣意专横的命令时，经常使用的主要威胁手段就是运进外国人来代替这些工人。这种运进工人的可能性，在多数情况下曾迫使英国工人不再坚持原来的要求。由于总委员会的活动，有效地使这样的威胁不那么公开进行了。即使有类似的图谋，也不得不秘密进行，因为工人只要稍一得到消息，就足以使资本家的计划落空。通常，在加入协会各团体的行业中不论发生罢工或遇到同盟歇业，大陆上的通讯员就立即受托警告各自地区的工人，不要同发生纠纷地方的资本家代理人订立任何合同。但这一行动并不限于已加入协会各团体的行业内才有。在提出了请求的其他行业内也有这样的行动。这就经常导致要求我们帮助的团体加入协会。
有时，资本家也能诱骗几个迷途的工人，但是一旦他们了解了被雇的原因，他们一般就会废弃合同。
去年冬天伦敦编筐工人纠纷期间，得到了有六个比利时人在百蒙德西区蓝锚巷铁路桥拱下做工的情报。他们被严密看守起来不让他们与外界公众接触，就像女修道院中被诱骗的姑娘一样。总委员会一位佛兰芒的委员施计得以会见了他们，当他们一经了解到他们所订合同的性质，就放弃工作回国去了。正当他们准备搭船动身的时候，又来了一艘载满工人的轮船。当即同新来的人联系上了；他们也废弃了合同，回国去了，他们还答应将尽力劝阻有人再来，而且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总委员会派遣代表团向英国的各团体发出呼吁，巴黎的青铜匠在他们遭遇同盟歇业期间得到了相当可观的金钱援助；而伦敦的裁缝在罢工时也由于总委员会的请求得到了大陆上各团体的支援。总委员会也同样帮助了掘土工人、金属丝工人、木版雕刻匠、理发师和其他工人。
宣传工作和各团体的加入，过去一年中在英国大受阻碍。看来，若没有公众的激昂情绪发展到偏执的程度而产生威胁性的和压倒一切的压力，英国的立法机构大概是绝不会在任何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朝正确的方向挪动一步的。当改革运动处于高潮，经常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时候，要想把工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国际工人协会的略为遥远的目标，几乎是徒劳无望的，我们总委员会的大多数英国委员都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把我们有效的力量都花在派出代表团上，而这种做法本身造成了如此激昂的 情绪，并吸引了那些本可以接受我们的入会书的人太多的注意力，以致他们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的余地了。这种做法也使工人的注意力转向别的目标，结果是妨碍了许多新会员入会和一些老会员继续缴纳会费。人们到处都遇得到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不］仅是一时性的斗争，而且是目前至高无上的责任，也是达到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工人阶级从资本统治下彻底解放的不可缺少的踏脚石。1867年的法案无疑是前进了一步。这个法案提供了极为广泛的可能性，使工人阶级在宪法范围内为了阶级的目的而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并在涉及劳动问题的社会经济改革问题上，对立法机构施加直接的影响。
记录本的一页（1867年7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
但是，尽管我们的宣传工作在去年受到许多阻挠，但是宣传工作并未中断。法人团体加入协会的正规手续有点烦琐。当总委员会确有根据相信这个问题将为一个社团作赞同性考虑时，它就通过信件向这个团体的主席和书记提出要求。如果这个要求被接受了，一个代表团就应邀去参加该团体的执委会，说明协会的目标。如果该执委会赞同代表团的说明，它就把问题提交给稍后的全体大会或代表会议予以考虑，届时代表团也许再次被邀出席。有时候，立即作出了加入协会的决定；有时候，则必须由全体会员或所有分会进行投票来作出决定。
去年一年，有33个团体用这个方法加入了协会。有20多个团体通了信和接待了代表团。另有一些尚待作出决定的团体延期到更适当的时机再予研究；只有一个团体因为本协会干预政治问题而断然地拒绝建立任何关系。
关于各附属团体捐款的问题，总委员会研究了好多次。当这个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泥水匠协会执行委员会加入了协会，并决定每年捐款1英镑。
1865年3月，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了鞋匠联合会的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伯明翰代表提出和赫尔代表附议的下述决议案：
“我们诚恳同意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团所阐明的该协会的原则，我们宣誓加入协会以促进这些原则，并努力在我们的会员中宣传这些原则。”
捐款问题曾经提出过。但是，这个问题的讨论由于受阻而停下来了。几周以后，作出决定：印制入会申请书，每个入会的团体缴纳5先令的入会费，向这些团体的会员个人尽可能多地发售会员证，其余的，如果需要钱，则应由他们自行酌情决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欠下了前已提及的那些债务。
各附属团体去年交的钱是捐助支付派遣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费用，这笔钱已用于这一目的。
鞋匠执委会捐了5英镑。
为了改变这种不可靠的情况，总委员会提出了各附属团体每个会员的最低捐款额。
代表大会规定3便士；英国代表认为，规定的这个数额不可能从英国各工会团体中征收到。
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派往各工会团体的代表团发现，正如英国代表所预见的那样，每个会员3便士的捐款额成了各团体加入协会的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
总委员会在10月9日一致决定，把捐款额减少到每个会员半便士。所有曾经隶属于协会的团体都以这样的条件来加入了。
鞋匠联合会已明确宣布，他们1865年代表会议的决议不是加入协会的决议，该团体1867年代表会议废除了能让委员会去年向我们捐款5英镑的决议。
泥水匠执委会缴纳了1867年的1英镑，但是还没有宣布该团体是不是考虑全都加入的任何决定。
鞋匠协会去年减少到约有5000名会员，泥水匠有3000—1000名会员。
曾两次发出关于募集今年捐款的呼吁；有些原先的附属团体缴纳了，其他团体还没有缴纳，但是，除了鞋匠协会以外，没有一个团体规避自己的义务。
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执委会不久前通过了每年向总委员会基金缴纳2英镑捐款的决议，但是现在全体会员才讨论决定该团体是否全都加入协会的问题。这个联合会拥有约9000名会员，遍布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兹将英国支部的各附属团体的名单以及它们两年来交款数列表如下：
| 捐款和入会费 捐 款 |
|---|
除此之外，弹性织品织工给代表大会基金捐赠了1英镑；雪茄烟工人1英镑1先令。
两年中的实际收入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就其主要项目来说有个基本的差别。去年，钱是用于派遣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因而没有用于别的目的，今年的收入是捐款，用于开支行政费用。去年，我们欠了债，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的收入；今年，我们偿付了债务，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笔收入。
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附属团体还没有缴纳它们的年度捐款，为什么另一些附属团体没有捐助代表大会基金，原因是由于生产的停滞、罢工和同盟歇业对它们的基金造成严重压力。
我们收到了几封信，说明了如上所说的何以同一个团体去年对代表大会基金如此慷慨解囊而今年无能为力的原因。裁缝罢工用尽了伦敦工会团体的基金。
通常，总委员会只同国外由于警察限制而妨碍成立分部的地方的单个分部有通信联系。1
在比利时，曾试图吸收工会团体参加，但是我们不知道结果如何，也没有收到任何捐款。
德国的情况仍不正常。在日内瓦的德国人支部的主席公民菲力浦·贝克尔成功地建立了几个分部，但是我们目前尚未获悉详情。
在意大利，有一个正规工人组织，我们同它的负责人有通讯联系，但是尚未正式加入协会。
在美国，我们在纽约和霍博肯（新泽西）有两个附属的分部。我们同全国劳工同盟委员会通信，也同国际铸工联合会主席通信。详情见美国书记的专门报告。
过去一年是以剧烈的斗争和动荡为标志的。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不断地发生罢工、同盟歇业、迫害和指控工人阶级的事情。
资本家顽固地把工人看成是只能卑躬屈服地生存的下等人。
在美国，有一个团体为抵抗资本家的侵害花费了7万美元2；在英国，法庭曾决定盗用工联的基金可以不受法律的惩罚。已经对工联的工作着手进行官方调查，其目的在于诋毁它们的性质，并对它们的活动加以诬告。
伦敦裁缝业主对工人大规模起诉，地方法庭、法官和每日报刊的态度，巴黎裁缝被判决，以及马谢讷的大屠杀——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社会只是由两个敌对的阶级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构成的，只有全世界劳苦的儿子们联合起来，他们才能摆脱现在的受奴役的地位。因此，我们以下述箴言结束：“”3
| 刊登于1867年9月14日《蜂房报》第309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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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和1867年从这些分部收到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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