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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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Carlyle)曾写道，他作为克伦威尔传记的作者，首先得把这位英国摄政者从压在他身上的垃圾大山和大量的诽谤与诬蔑下拖出来。作为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我也要做同样的事。不同的只是：当我要向我面前的垃圾大山进攻时，巨大的历史事变已经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着它了。在我写完作为我的托洛茨基研究第一部分的《武装的先知》时，斯大林还活着，而且对他的“个人迷信”看来仍然不可动摇，堆砌在托洛茨基头上的诬蔑之词也似乎是不可消除的。然而，读过《武装的先知》的多数评论家都赞同一位英国批评家的意见：“一本书抹去了斯大林分子30年来的污言恶语。”不过，无论是对于这本书还是对于它所引用的文献资料，苏联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自然是连一个字的评论也没有，他们只是偏狭地盯住出现于西方的“苏联学”的每一块碎片上，哪怕只是垃圾也罢。后来，斯大林死了，二十大开过了，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一场地震震塌了这座垃圾山，把它的一半撒向四面八方；看来过不了多久那另一半也将会荡然无存。30年来，在苏联刊物上第一次可以历史地、如实地叙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了。尽管这些叙述是贫乏不堪的、羞羞答答的，但毕竟揭示出，历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是何等密切，而问题本身又是何等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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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并且从未相信过，托洛茨基的名声需要依赖统治者或党的领袖来为他恢复。(我认为，恰恰是他们才需要为自己洗刷罪名，只要他们能做得到!)不过，我绝没有纵容对托洛茨基的任何个人迷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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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武装的先知》一书的前言中我曾表示过，将用单独一卷《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介绍1921年以来托洛茨基的生平及其工作的全部历史。有一位评论家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写道：他怀疑是否能以相应的规模在单独的一卷中写出这一阶段的全部历史。他的怀疑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卷只能写到1929年1月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国境为止。此后12年里，托洛茨基风风雨雨的流亡生活及其最后的盖棺定论，只好让给另外一卷《流亡的先知》去承担了。这三卷本是规模更大的三部曲的一部分，三部曲还包括1949年问世的《斯大林政治传记》和尚在准备中的《列宁生平》两卷本(如果能掌握足够的历史资料，我打算再写一本《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作为斯大林传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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