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阿拉木图一年（3）
[deutcher-1959bookindex.htm](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年.md)[deutcher-1959book17.htm](第六章 阿拉木图一年(2).md)
斯大林的处境尽管困难，但还没有绝望到只能接受托洛茨基的条件的地步。托洛茨基却在等待斯大林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那时，斯大林派的大多数人可能会或者和领导一起或者在甩掉领导的情况下按他的条件寻求联合。由于事关原则和自身利益，他不考虑其他任何条件，根据他的全部经验，他不相信“机关”的仁慈。况且，托洛茨基正面临着出乎预料的事件转折。他几年来从未停止谈论“来自右派的危险”，警告党应提防富农的保护人和热月政变分子。他准备与斯大林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布哈林。但现在，正是布哈林恳求左翼反对派与他联合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压迫者——斯大林。当布哈林胆战心惊地嗫嚅着“他会掐死我们”,“他会杀死我们”时，托洛茨基不能把它仅看成是吓破胆的人的病态想象而不屑一顾。他本人也反复谈到“革命的掘墓人”正策划对党的一场屠杀。当然，布哈林的转变太晚了，因为他已经帮助斯大林镇压了反对派，消灭了党内自由。但在斯大林的对手中，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行径同他如出一辙，而这并没有妨碍托洛茨基与他们联合。那么，他要不要推开布哈林伸过来的手呢？如果说斯大林从托洛茨基的书中剽窃了一页，即左倾方针，那么布哈林则拿了另一页，他以无产阶级民主的名义求助于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进退维谷：如果他对布哈林的求援充耳不闻，那就否定了他本人的一个原则；如果他同意布哈林的请求，则破坏或使人觉得他在破坏他的另一个原则，而正是出于这一原则，他有责任支持左倾方针。
①参见托洛茨基8月30日致流放到阿克秋宾斯克的“红色教授”兼经济学家帕拉特尼科夫的信。在7月13日致拉柯夫斯基的信中托洛茨基写道，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斯大林已经向左转，只不过还拖着一条“右倾尾巴”，应劝他丢掉这条“尾巴”。托洛茨基指出，即使真是如此，那也没有意义：“猴子就是没有尾巴也不是人。”托洛茨基档案。
这一声明在各流放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引起惊讶甚至愤怒。除了妥协派，还有许多其他流放者表示反对，他们提醒托洛茨基：他本人曾多少次将右派与左派以反对中间派为目的的联合称为是无原则的、毁灭性的，说它不只一次导致了革命的失败。难道热月政变分子不正是雅各宾党中反对罗伯斯庇尔中间派的这种左派与右派的罪恶联盟吗？反对派的全部政策迄今为止难道不都是以在适当条件下准备与斯大林派结盟反对布哈林派为前提而决定的，而并非相反吗？难道不是托洛茨基本人刚刚不久前还再次庄严地肯定了这一原则并向共产国际保证，左翼反对派永远都不会与从右面攻击斯大林的人结盟吗？
①参见《当务之急》（没有标明确切日期），这是托洛茨基对批评者的答复，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这一声明对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来说并没有说服力，他们已经习惯于把布哈林派看成是主要敌人，所以根本不会考虑与后者合作。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不懈地攻击斯大林派的两面三刀，并视其为右派的同谋，以至现在一想到他们自己也要成为右派的同谋就惊慌不安。他们同样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解释，即他向布哈林派建议的仅仅是技术性的合作，就像决斗双方商定决斗规则一样。从一方面来说，这不是决斗，而是一场有3派参加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任何一种两派联合自然是针对第三派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党内民主是政治课题，它本身对所有争论的问题都有影响。左派与右派的联盟尽管其目标有限，但它如果获得成功，必将导致斯大林派的垮台，而且这将是在它开始推行左倾方针之后。左倾方针那时必然会废止，后果将取决于左右两派斗争的难以预料的结局。如果右派获胜，他们肯定会提倡新的新经济政策，而这正是托洛茨基派极为担心的。能进行这种冒险吗？当国家濒临经济灾变和农民骚动时，他们能否让党经受这种考验？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派可能垮台，但是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却不可能通过民主途径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联合执政。这样，他们可能无意中毁了党，为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开辟道路。那时就会真正出现典型的热月政变局面，因为正是备受恐怖折磨的左派与右派结成这样的同盟而导致了罗伯斯庇尔的失败。现在托洛茨基不是正在玩热月政变之火吗？而这些年来不正是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告诫人们要警惕这种危险吗？
①此信所标日期是9月16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这些事件加强了托洛茨基派中妥协者的力量。现在，被流放的反对派领袖中威信最高的3个人——斯米尔加、谢列布里亚科夫和伊万·斯米尔诺夫站到了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边。他们争辩说，看来斯大林在7月间要向富农让步时显然并没有做出“他最后的决定”，左倾方针仍在继续。托洛茨基含蓄地承认，左翼反对派不应执著于自己光荣的孤立，它应当寻找同盟者；它理所当然的同盟者是斯大林派，而不是布哈林派；但这并不表明妥协派应该因斯大林整右翼反对派的方式而欢欣鼓舞。斯米尔加写道：“今天政权打击布哈林就像它当初打击列宁反对派一样，扼杀（布哈林派）也是背着党和工人阶级干的。”但是“列宁反对派并没有因此而在政治上同情右派”，它的口号仍是“打倒右派！”①这是托洛茨基在夏季提出的口号，但并不是秋季的。他与妥协派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和敌对起来。他几乎中断了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联系，与拉狄克的通信也已剧减，而且充满了谴责。拉狄克抗议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投降者的讽刺攻击。拉狄克写道：“认为他们仅仅是出于怯懦而投降，那是十分可笑的。今天反对投降但第二天就同意投降的人一批接一批，而且这种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遇到的是原则的冲突而不是单纯对镇压的恐惧。”②无疑，投降者的所作所为是政治自杀，但拒绝投降同样也是政治自杀。剩下的唯一希望是，党内进一步变动以及朝左的进一步演化会净化空气，使左翼反对派体面地回到党内。
①摘自斯米尔加的《联共（布）右派的立场》（1942年10月23日），此文旨在评论布哈林的文章《一位经济学家的札记》，该文刊登在10月23日的《真理报》上（这是布哈林反对左倾方针的唯一公开声明）。斯米尔加同时还在写一部论布哈林及布哈林主义的著作，但不知完成没有。
①参见托洛茨基10月20日致拉狄克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拉狄克写道：）托洛茨基的疾病使我们忍无可忍。当疟疾摧毁这支十月革命的利剑、这个将其一生献给工人阶级的战士的力量时，我们不能再对此保持沉默。如果派别利益消除了你们对共同战斗的记忆的话，那么听听理智与平易的事实之声吧。苏维埃共和国与之斗争的危险与日俱增。……只有不理解为战胜这些危险需要什么的人，才会对列·达·托洛茨基战斗的心脏这样慢慢地死去而无动于衷。但我相信，在你们之中有不少人为明天而感到恐惧……奉劝你们停止对托洛茨基同志的健康和生命玩弄这种毫无人性的把戏吧！①
※ ※ ※
自夏季以来，托洛茨基的健康确实恶化了。他再次受到疟疾、剧烈的头痛和终身折磨着他的慢性胃病之苦。得到有关托洛茨基健康恶化的消息，流放者的大批信件和电报纷纷涌来，对他进行慰问并对莫斯科表示抗议。某些流放者急于采取更激烈的保卫托洛茨基的行动，并计划进行集体绝食。托洛茨基费了不少力气才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极端的决定。他在发往各流放地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必要为他的健康担心，它还没有坏到影响他工作的地步；更广泛地推广反对派已经进行的抗议是可取的，但如果采取极端措施则太冒失了，因为它只能使参与者的命运更加恶化。②
①引自《战斗报》1929年1月1日。
秋天，在托洛茨基的头上聚起了新的乌云。从10月开始，他再也收不到朋友和支持者的来信了。他只能收到那些准备背叛反对派的人的信件。检查机关对他的往来信件加以筛选。他本人的信函和电报也不能达到接收者的手中。连他询问季娜健康的电报也没得到答复，而她的病情总是令他十分担忧。托洛茨基在孤独和不安中度过了十月革命庆祝日，他连一封普通的祝贺信也没有收到。此后，不祥的征兆越来越多。一位当地工作人员一直暗中支持反对派，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却突然被投入监狱。一位反对派成员大老远地从莫斯科跑到阿拉木图找了一份司机的工作，并经常与托洛茨基在浴池秘密接头，他可能是莫斯科与阿拉木图之间的秘密联络的负责人，可是也突然失踪了。此时，他的一家人已从果园里花坛环绕的别墅中搬回沉闷的城里。谢多娃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从10月底，我们就再没有收到亲属的一封来信，我们拍出的电报也没有回音。我们陷入通讯封锁之中。当然，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我们等待着更糟糕的事情发生。……这里正值严寒，室内冷得叫人受不了。这里的住宅建筑抵挡不住当地的严寒。劈柴贵得不得了。”
①秋天，警方对流放者的监视突然加强了，许多流放者被逮捕。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因去地方格别乌作定期汇报迟到5分钟而被捕。托洛茨基的秘书布托夫在狱中绝食50天后去世。
尽管斯大林羽翼已经丰满，但他对能否达到目的仍没有把握。他即将开始的巨大计划是前无古人的。斯大林打算一举剥夺2000万农民的财产并把他们及他们的家属赶进集体农庄。他打算强迫俄国城市实施工业化，在这一进程中，原始积累的恐怖将被浓缩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规模再现。他尚不知道人民对此持何种看法，绝望、愤怒、胡作非为和骚乱可能会引起剧变，他本人也可能会被卷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对手们能不尝试利用出现的各种机会吗？如果他们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们必然要把托洛茨基扶上台。甚至在阿拉木图，托洛茨基的思想和人格仍然环绕着无畏的殉道者的光环，吸引着布尔什维克的精华。尽管在流放者中也有骚动和绝望，但托洛茨基主义在党的基层组织中不断赢得新的追随者。1928年底，格别乌不得不对付多达6000至8000名左翼反对派成员，他们或被关押或被流放，而在年初时，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力量估计只有4000至5000人。加米涅夫认为党在紧急情况下将不得不派“专列”接回托洛茨基，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在悔过者中，甚至在斯大林派成员中也有不少动摇的人，其中有些人暗自这样想：既然左倾方针已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托洛茨基不就始终是正确的吗？对托洛茨基的诬陷诽谤和残酷打击已令他们厌倦。斯大林知道，在那6000至8000反对派成员中，几乎每人都宁愿被捕或流放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观点，至少有一两成的投降者在内心深处赞同其更坚定的同志，他本人这一派中也有一两成的怀疑者或是妥协派（他称他们为两面派）。现在他们都老老实实，但若形势转向，他们会不会起而反对他呢？
同样，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结盟的威胁也不能掉以轻心。尽管这个联盟没有结成，但只要托洛茨基仍是左翼反对派无可争议的领袖，只要存在着派“专列”接他回来的可能性，这种威胁就仍然存在。因此，斯大林加倍努力去摧毁反对派的意志。他的代理人对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朋友们又是许愿，又是提出诱人的建议，答应为他们恢复名誉，大谈共同的目标，说他们可以为党和社会主义完成光荣伟大、硕果累累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遇到了强烈的抵制，这是由于来自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的影响所致，它至今防止着反对派的崩溃。斯大林决心把这一障碍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掉。
但怎么做呢？他克制着自己而没有派杀手，也不敢把对手投入监狱。因为这样做的后果过于严重，虽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然而人民对托洛茨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仍记忆犹新。因此斯大林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俄国。他深知，即使这样也会引起震动，因此他煞费苦心地制造舆论。首先，他散布有关驱逐的消息。随后又下令加以驳斥，最后重新散布这一消息。他用这种方法来麻痹舆论。只有通过散布、驳斥、再散布，才能使人们习惯于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的想法，只有那时斯大林才能实施这一意图而不至引起太大的震动。
※ ※ ※
在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的时候，托洛茨基再次提出“革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现在，苏联正处于两个时代——即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二次革命”①之间的暗淡的空隙时期。未来事件的轮廓尚不清晰，在最好的情况下看它们也只能像隔着毛玻璃看东西一样。托洛茨基开始意识到：近几年来他所阐述的某些思想即将被事变超越。他试图超越这些思想，但是它们却牢牢地拉住他使他难以自拔。他想勾画出新的前途，但他那形成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并适应当时现实的思维习惯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回忆仍妨碍着他的视线。
①我在《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94页中第一次使用了“二次革命”这一术语，我为此遭到了批评。批评者声称，集体化和工业化并不是革命。但是，一举剥夺两千多万农民财产所导致的所有制关系的改变，这不是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又是什么呢。
他接着说，波拿巴式的危险可能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可能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即俄国的雾月18日，或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他认为，很可能军队会直接向拥有私有财产的农民呼吁，在他们的支持下企图推翻斯大林并彻底埋葬布尔什维克制度。至于军队首脑中谁能充当这次运动的领导，对他来说则是次要的问题。如果条件有利，连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之类的庸才都能把握主动，获得成功。（托洛茨基引用了一条谚语：“用垃圾也能造出一位公爵”,据他说斯大林喜欢这条谚语。）有利于政变的条件都已具备。农民对斯大林领导的党充满了仇恨，而工人阶级却大失所望，心灰意懒。如果建立军人独裁，它理所当然地会获得广泛的支持。就其性质和后果来说它是反动的。它将力图保障私有经济成分的安全、稳定和扩展，削弱或摧毁社会主义成分。它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托洛茨基得出结论：面临这种危险，所有渴望捍卫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都应该联合起来，而左翼反对派不得不与斯大林及其派别合作，因为斯大林代表的不是私有者，而是“无产阶级新贵”,而且他始终避免与工人阶级公开决裂。
①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六章。
因为他最终总是把革命过程与劳动群众的社会理解力和积极性等同起来，因此，他从社会理解力和积极性的缺乏中得出结论：随着斯大林主义的获胜，“革命的影片正在倒播”，斯大林在这部影片中的角色与克伦斯基的角色正好相反。这里的判断失误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应该忽略这一判断中的正确成分。电影情节的发展出乎革命先驱和革命组织者们的预料，它部分地进入了其他方向，却没有向后倒转。斯大林在其中的角色也并不与克伦斯基相反。影片在继续向前播放，显然，对它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从理论上可以设想，影片以革命失败告终，而且这一失败是与前几次大革命，如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同样严重的失败。但是，这一可能性看来却十分遥远。当托洛茨基说影片正在倒播时，他指的是革命正朝资本主义复辟方向发展下去。实际上，影片正朝着计划经济、工业发展和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而它们正是托洛茨基本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最终完全实现革命承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它们遭到了官僚集团的歪曲和偷换。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先决条件并没有实现，50年代的苏联有充分理由用悲观失望的目光回顾斯大林主义的政绩，至少是在它的某些方面，然而在斯大林道路的尽头，在苏联并没有见到获胜的富农和耐普曼。①
①可是在斯大林时代末期，东欧（匈牙利、波兰、东德）却几乎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边缘，是苏联武装力量（或其威慑力量）防止了它们的资本主义复辟。
斯大林的顶点是否是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并没有在通用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只是用它来指“暴政”和个人独裁。马克思主义对波拿巴主义更广义的界定指的是由国家机器或整个官僚集团实施的专政，而军人独裁只是其中一种特殊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波拿巴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和执政者在政治上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建立起对社会的绝对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独裁当然与波拿巴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这一等式只是为理解复杂矛盾的现象提供了一种笼统模糊的思路。与其说斯大林是通过“独立”的国家机器实现其个人的统治，还不如说他是通过“独立”的党的机器控制了国家。这一区别给苏联的革命进程和政治气候带来重大后果。党的机关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思想和传统的唯一合法捍卫者和解释者。因此，它的统治意味着，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传统虽然经过连续不断的实用性的和教会式的改造，但仍是苏联的统治思想和主要传统。这之所以是可能的，只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传统牢牢植根于苏联的社会结构之中，首先植根于国有化的城市经济之中。如果能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任何与这一情况有局部相似之处，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只能想象，倘若罗伯斯庇尔没有被热月政变分子推翻，如果在那些如今被历史定性为督政府时代、执政府时代和帝国时代的年代中他一直能以残缺不全、俯首贴耳的雅各宾党的名义统治下去的话，那么革命的法国会是什么样子——总之，如果拿破仑根本没有冒出来，革命始终在雅各宾的旗帜下进行的话，法国会是什么样子。①
①当斯塔尔夫人称第一执政官是“骑马的罗伯斯庇尔”时，奥古斯特·布朗基认为罗伯斯庇尔是“生不逢时的拿破仑”（参见丹尼尔·盖兰的《第一共和国中的阶级斗争》第2卷第301—304页。书中对这个问题有许多有趣的见解）。但是，“骑马的罗伯斯庇尔”身后的社会力量与雅各宾党领袖身后的那些社会力量并不一样。他主要依靠军队，而不是小资产阶级，而且他不受雅各宾思想的限制。米什尔提到罗伯斯庇尔时说：“他的心与其说是帝王的心．不如说是神父的心。”但拿破仑仅仅是帝王，而不是神父。而斯大林既是教皇又是沙皇。
我们已经看到，党的机关的统治事实上在列宁时代末期就已开始了。它是一党统治所固有的，列宁本人把它看成主要是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统治。因此，在列宁时代的最后几年中，列宁政府的性质可用托洛茨基的术语“波拿巴主义”来说明，尽管没有达到波拿巴主义的最高体现——个人独裁。因此，1928年托洛茨基提到波拿巴主义的危险时，他是将多年以前就已大体上完成的一个发展阶段看成是正在逼近的阶段。当然，列宁逝世后党的机关专制变得更有侵略性、更残暴。然而，狂风暴雨般的1921—1929年的政治历史的特定内容并不单单或主要在这里，而是在从一党统治到一派统治的转变中。这是布尔什维主义政治垄断能生存下来并得以加强的唯一形式。正如我们在本卷开头所指出的那样，一党制就其定义来说是矛盾的，布尔什维克中各派、各集团和各学派在一党之内形成某种类似于影子多党制的东西。一党制的逻辑毋庸置疑地要求取消所有这些派别。斯大林成了这一逻辑的代言人，他声称，布尔什维克必须团结得坚如磐石，否则它就不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党若团结得坚如磐石，它也就不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
如果你们需要传记，不要看那些传奇传记：“某某先生如何如何，他所处的时代如何知何”，而要找这样的传记，其扉页上写着：“反时代的斗士”。 ……如果历史仅仅是“种种激情和错误的包罗万象的体系”的话，就应当这样去读它，像歌德希望人们读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其寓意在于：“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的后尘！”但幸运的是，历史为我们保留了对“反历史潮流的伟大斗士”，即反对盲目的现实力量的斗士的生动记忆……并赞扬人的真正的历史品格，他们很少关心“这如何”，而是怀着更大的喜悦和更大的自豪走在“这应该如何”的道路上。不把自己那个时代的人引入坟墓而是想造就一代新人，这一动机永远推动他们前进……。
这些话尽管浸透着主观浪漫主义的精神，但确实精彩。对于“反时代潮流的斗士”之称，托洛茨基当之无愧，但不是尼采想象的那种。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关心“这如何”，但他知道，“这应该如何”是从“这如何”中派生出来的。但他拒绝对“盲目的现实力量”俯首称臣，拒绝为“这如何”的利益而放弃“这应该如何”。
他不是作为堂吉诃德或尼采式的超人，而是作为先驱者与他的时代搏斗；他是为了未来而不是为了过去搏斗。诚然，当我们认真研究任何一位伟大的先驱者的性格时，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堂吉诃德的特征，但是先驱者既不是堂吉诃德也不是乌托邦主义者。历史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能像托洛茨基在1917年和其后的几年中那样如鱼得水般地与其时代交融在一起。而后来他与时代发生冲突并非是由于他天生与他这一代人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所造成，而是因他固有的先知的性格与气质所致。在1905年，他就是1917年革命和苏维埃的先驱；在1917年，苏维埃领袖无人能超过他；从20年代初起，他就是计划经济和工业化的倡导者；而且他始终是未来某些革命民族再觉醒的伟大预言家，尽管不是没有失误的预言家（1953—1956年笼罩全苏的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愿望就是这种政治再觉醒的重要标志，虽然它还十分微弱，但却是肯定无疑的）。他以历史本身的名义“反对历史”。在反对那些往往使人压抑沮丧的既成事实时，他坚信最美好的、使人获得自由的那些成就总有一天会变为现实。
※ ※ ※
12月初，托洛茨基就他受到的“通讯封锁”向加里宁和明仁斯基提出抗议，两个星期中他一直在等待答复。12月16日，一位格别乌的高级官员来到阿拉木图，递交给他一份“最后通碟”：他必须立即停止“反革命活动”，否则“将把他完全排除出政治生活”并“强制改变他的居住地”。托洛茨基当天就给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写了一封挑战的复信：
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要求我放弃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而这一斗争我已孜孜不倦地进行了32年之久，也就是我自觉生命的全部时间。……只有腐朽透顶的官僚集团才会要求做出这种放弃，只有卑鄙的叛徒才能做出这种承诺。我无须对这些话作任何补充！①
①托洛茨基档案
此后，托洛茨基一家人在阿拉木图度过了难眠、不安、焦虑等待的一个月。格别乌的使者没有返回莫斯科，而是就地等待新的命令。这命令还得取决于政治局的决议，可政治局尚未下定决心。当斯大林请求政治局批准驱逐命令时，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激烈地反对。布哈林为自己从前对托洛茨基的做法感到后悔，同时又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惧怕“新成吉思汗”，他在会议上大喊大叫，声泪俱下，号啕大哭。但大多数人都按斯大林的意愿投了赞成票。于是在1929年1月20日，正好是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莫斯科整整一年之后，一群武装人员包围并闯入他在阿拉木图的住宅，格别乌官员向托洛茨基出示了新的驱逐令，这次是“驱逐出苏联国境”。他在回执上写道：“1929年1月20日格别乌对我宣读了判决，此判决在实质上是犯罪的，在形式上是非法的。”①
①托洛茨基档案。
在伏龙芝，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押上开往俄国欧洲部分的专列。途中得到通知，他被驱逐到君士坦丁堡。他当即向莫斯科提出抗议，声明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将他驱逐出国；君士坦丁堡是从克里木逃亡的弗兰格尔残部的聚集地，政治局难道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听任他受到白卫军的报复吗？政治局难道不能至少为他搞到去德国或其他国家的签证吗？他要求允许他与生活在莫斯科的亲人会面。他的最后一个要求得到了满足。谢尔盖和廖瓦的妻子被从莫斯科送来，在这辆专列上与被驱逐者团聚。托洛茨基再次拒绝前往君士坦丁堡，与他们同行的格别乌特使转达了托洛茨基的抗议并等待指示。此时，列车改道——
在一个空荡荡的小站旁边的岔道上，停在两行小树间不动了。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列车两旁的空罐头盒越来越多，大群大群的乌鸦和喜鹊聚到这里来找食。一片荒凉，渺无人烟。这里连野兔都没有，秋季一场严重的瘟疫把它们一扫而光。不过，狐狸的诡秘行踪一直到了列车近旁。火车头每天都带着3节车厢到火车站去置办午餐和报纸。我们车厢里的人都得了流感。我们翻来覆去地阅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和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科书。气温降到列氏零下38度。我们的车头缓慢地在铁轨上来回开动，以免冻住……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①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315页。
这样过了12个昼夜。在这期间，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车厢。报纸带来的只是外部世界的回声——它们充满了针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最激烈的威胁和谩骂，以及新的“托派核心”被揭露、数百名反对派分子被捕的消息。①
①被捕者中有《红色处女地》的主编沃隆斯基，有布杜·穆季瓦尼和从1921年起反对斯大林的其他格鲁吉亚共产党员，还有140位散发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致友人书》的莫斯科反对派成员。
[deutcher-1959bookindex.htm](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年.md)[deutcher-1959book17.htm](第六章 阿拉木图一年(2).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