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791年的政党与阶级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
这个平衡是怎样打破的呢？革命的进程现在将由一个问题所决定：国王是否打算真心支持革命？如果是真心支持，换句话说，如果国王毫无二心地拥护宪法，即决不同外国宫廷及本国逃亡贵族和反叛教士相勾结，革命将会沿着制宪议会为它选定的一条平坦的中间道路继续前进。国民的最高权力所得到的肯定将不致于建立起民主政治。因此，革命可以废除贵族等级，可以没收教会的财产，并对国王加以控制，但不会动用民众的力量。相反，要是国王对革命先是暗中反对，随后则直接对抗，革命为了自卫，将不得不求助民主政治，动用民众的力量。
因此，此时此刻，除去国王在怎样想，将怎样做这一问题外，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可是1790年底，欢闹的结盟节刚刚过去，制宪议会便开始遇到了许多麻烦和严重困难。首先，议会内部的党派之争和个人之争似乎在激化。拉法耶特和米拉波为扩大各自的影响而在背地里展开的斗争，已是众所周知。现在，则是巴尔纳夫、杜波尔和拉梅特兄弟在起劲地同米拉波作对。1791年2月，当针对逃亡贵族的初步措施提出来时，米拉波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不希望移居国外的自由因而受到损害；不料其对手却在雅各宾俱乐部对他展开了围攻〔注：1791年2月28日，同宫廷持一致看法的米拉波，在制宪议会就移居国外法案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这样的法律同宪法所规定的原则是不相容的"。当天晚上，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受到猛烈抨击。——编者注。〕，给了他沉重打击。这期间，罗伯斯比尔却带着其关于民主政治的不屈不挠的理想，在这一片混战中前进着。不过，要不是国王对于革命的反抗使得人们决定给予痛击的话，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并怎么会把革命引导到完全的民主程式上去呢？因此小心翼翼，对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罗伯斯比尔，从未离开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即使在他遭到失败（这在他是常有的事）的时候，即使在他未能使国民大会独享宣战权，未能使所有公民都享有选举权，以及未能使人们同意遣散所有军官和建立符合正义的殖民体制时，他也总是带着一副恭敬的样子表示服从；至少是现在，他的这种恭敬不是假装出来的。卡米尔·德穆兰在谈到议会就宣战权问题所进行的表决时，说他的一些话说得过于激烈；他随即作了改正，表示他作为一名立法议员对按照法律程序通过的决定是尊重的，即使他不同意这些决定也罢〔注：1790年6月7日罗伯斯比尔给德穆兰的复信，德穆兰在他办的《法兰西和布拉邦革命报》上发表了出来。——编者注。〕。
此外，他的影响在雅各宾俱乐部虽已开始扩大，但该俱乐部的主导思想却是支持和维护宪法。要是王权采纳了米拉波给它提出的高明建议，要是路易十六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革命的基本原则，对执行宪法表现出明显的真心实意，从而消除国民的不信任，罗伯斯比尔在这场革命中关于民主政治的谈话，便只会是空洞无物的议论。不错，他会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民主的原则，因而可能会阻止宪法过多地倒向资产阶级寡头一边。但他不会左右时局，使他那一套想法得以全部实现。只有产业无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的缓慢发展和知识在民众中的缓慢传播，会逐渐地使这场革命最终采纳民主政治。
麦茨、南锡和布雷斯特的军人骚乱，使制宪议会受到严重干扰。1790年8月，麦茨士兵中出现大规模的动荡不安。军官们在旧制度下早已习惯于认为士兵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出于对这些人的蔑视，至少也是出于贪婪，他们常常克扣士兵的军饷。在麦茨，事情被揭露出来后，士兵们按连队推派代表，要求审查帐目。结果有关方面不得不承认帐目有假，因此建立了更为严格的监督制度。然而就在这时，南锡驻军也发生了严重骚乱。
当时驻守南锡的夏托维尤团，自革命爆发以来，军官和士兵在政治方面几乎一直处于尖锐冲突中。军官皆为贵族，而士兵则是拥护革命的。1789年7月14日就驻在巴黎的该团，曾明确表示决不向民众开枪。这一态度对于打乱反革命的计划起了有益的作用。
这个团来到南锡后，军官们动辄对士兵给予严厉的处罚，使其对自己所表示的革命热情付出代价。士兵们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苛严自然怨恨不已。后来，他们终于举起反抗的旗帜，不但拒不服从上司的命令，而且扣留了几名军官。东部地区最高司令官布耶，是一名温和的保守派，一个谨小慎微的反革命分子。他对王权忠心耿耿，在安的列斯郡岛同英国人作战时曾为王权立过赫赫战功；不过，同所有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人一样，他也享有热爱自由的声誉。他惧怕革命，僧恨、甚至蔑视他那走上新路的表兄拉法耶特。
然而他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名声，同秉性轻浮、挥霍无度、浑浑噩噩的宫廷贵族不太相投。他有一种预感：贵族将会失去国王。为了能够为国王做点有益的事情，他努力使自己在东部的革命资产阶级中保持一定的声望。国民卫军曾提议由他担任司令；他谢绝了，但仍与之保持着联系。他挖空心思，不断地为部队的调动寻找借口，而逃亡贵族在边界那边肆无忌惮的结集，正为他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借口。他因而可以阻止士兵和民众长时间过于密切的接触，而不会引起革命者过多的不信任。结盟节举行完毕，各团派往马尔斯广场的士兵所带回团队的，有难以名状的爱国激情和对自由的向往。布耶立刻感到，部队的思想将发生变化，东部地区也不例外；作为一名忠于国王的司令官，他的使命将变得更为艰巨。
不过，这时候，他在东部地区依然享有很高威望，因而能将麦茨的骚乱迅速平定。议会得悉南锡士兵哗变的消息十分震惊，在未弄清哗变原因的情况下，于8月6日匆匆颁布一道法令，宣布凡不服从命令的士兵将以叛国罪论处〔注：此即1790年8月6日颁布的关于恢复部队军纪的法令。8月16日制宪议会又宣布道：“部队若持械违犯国民议会经由国王批准的法令，将是十恶不赦的危害国家罪行。”——编者注。〕。拉法耶特为了向其表弟布耶表明他同“乱党”没有妥协的余地，把一个出言不逊寻衅滋事、名叫马尔塞涅的军官派到了南锡，从而更加激起了士兵的愤怒。
不过在国民议会上述法令的威慑下，士兵们已开始归顺当局。对他们深表同情的南锡国民卫军，于是向制宪议会派了几名代表。议会接待了这几位代表，他们因而将这场骚乱的起因和军官的恶劣表现向议会做了一番陈述。得知实情后，议会决定向南锡派遣两名特派员，指挥当地的治安力量，传达〔议会的〕调解声明。不想声明发表之时，南锡驻军士兵同布耶从麦茨调来的士兵在南锡发生了严重冲突。后者的幡然悔悟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对前者进行了残酷镇压，试图以此让人们忘记他们不久前所掀起的骚乱。大街上血流成河。路易十六给议会写了封信，对“秩序的恢复”深表欣慰。议会则根据米拉波的提议，通过了给布耶的祝贺信〔注：祝贺信是在1790年9月3日的会上通过的，信中写道：“将军及其部下为履行自己的职责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值得称道。”——编者注。〕。
同国王一样，议会也对“秩序的恢复”感到欣慰。夏托维尤团的瑞士士兵于是按照本国的“司法”，或被处以死刑，或被送去苦役。制宪议会的“保守思想”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强烈。这一情况应如何解释？显然，议会对军队的问题深感畏惧。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遣散满脑袋旧制度思想的军官，任命新的军官······奇怪的是，米拉波和罗伯斯比尔都同意这样做。但罗伯斯比尔赞成遣散旧制度的军官，主要是想把反革命手中的这一武器夺过来〔注：1791年6月10日，罗伯斯比尔再次揭示了危险所在，说道：“在贵族的一片废墟中，只有一种人还在那里放肆地昂首挺胸，显示一副嗤嗤返人的样子，这是一些什么人呢？你们已打倒贵族，而贵族仍在指挥军队，你们已按照自由和平等的原则重建国家机构，却又将这些有武装的官员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可是他们是专制制度的支柱和工具，是贵族的骄做；因此他们的留用是对国家政体的公然否定和对人民尊严最令人愤慨的污辱······看看过去，你们应当对未来感到担忧。”——编者注。〕。
米拉波所关心的，主要是恢复军中纪律；因为只要士兵能够大胆地揭露上司所奉行的反革命原则和耍弄的反革命阴谋，纪律将无从谈起。但议会的胆略似乎已经耗尽，况且由于担心将不得不建立征兵制，它又不想触动军队的现行体制，因而对军官未敢采取遣散这一必要措施。另一方面，在议会看来，士兵的不守纪律，即使是出于对革命的拥护，也具有极大的双重危险：首先是自由事业将受到军人骚乱的严重干扰；其次是资产阶级将无法掌握一支听命的军队，以维护财产和他们所理解的秩序。
总之，议会担心会造成一些不守纪律的先例，于新制度不利；因此对那些用资产阶级感到害怕的手段来支持革命的人很不客气。但若认为资产阶级这一粗暴的镇压会在国内激起一股对议会的广泛而又强烈的不满，那就大错特错了。罗伯斯比尔提出了反对意见；《巴黎革命报》的年轻记者卢斯塔罗，在其最后一篇文章〔注：此文载于《巴黎革命报》1790年9月4日至11日的第61期。卢斯塔罗死于1790年9月19日，生于1762年。——编者注。〕中所表现的，是忧虑多于愤怒。此后没两天，卢斯塔罗便溘然长逝了；他的朋友将他的死归因于这次流血事件给他造成的太多痛苦。然而就全国而言，这时仍是资产阶级在左右舆论；革命者大都很快表示对“秩序的恢复”感到欢欣，而没有对所采用的办法表示抱怨。
只是在后来，路易十六的出逃瓦伦和布耶的参与败露后，才重新引起人们对南锡流血事件的注意；舆论对夏托维尤团士兵的认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将其视为公共自由事业洞察敏锐的捍卫者〔注：根据立法议会的决定，1792年4月15日全国举行了“自由节”，纪念“夏托维尤团士兵"的英勇行动。——编者注。〕。
可是在1790年末，这一事件还不足以激起下层民众的反抗，不足以否定议会所奉行的既革命又保守的资产阶级政策，从而使民主政治的思想得以加强。
同样，海军中与反革命军官关系紧张的水手，对污辱人格的野蛮处罚依然存在也十分恼火，曾在布雷斯特闹事。议会当时派去了几名特派员；他们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协助下很快恢复了舰上秩序。逃亡国外的海军军官逐渐增多；不过这里也一样，制宪议会并未急于做出决定。
殖民地给国民议会提出的问题殊为棘手，不是议会所能解决得了的。在殖民地问题上，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介于人权宣言所显示的理想主义和赤裸裸的狭隘阶级利益之间。在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圣多明各等殖民地，有境遇不同的两种人：自由人和奴隶。后者的人数是前者的十倍。劳动大军由奴隶组成；种植园的各项劳动皆由从非洲弄来的不幸黑奴负担。庄园主的财富以其所拥有的奴隶多寡来衡量。因此，要废除奴隶制就必会动摇殖民地现存
“社会秩序”和“财产占有”的根基；而若维护奴隶制，则必会从根本上使人权宣言和革命本身受到动摇。同时，自由人又分为两类：对自己所属的种族深以为荣的白人和渴望得到平等待遇的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儿。后者虽然是自由的并大都拥有土地；但从白人方面遭到的歧视，几乎与黑奴无异。白人殖民者声称独掌政权；革命爆发后，他们妄图霸占革命所带来的全部好处而把有色人种排除在外。因此革命在这里遇到的，是尖锐的双重对立；白人与有色人种的种族对立和白人有产者与黑奴的种族和阶级对立。革命爆发的消息刚一传来，各殖民地立即意识到，革命对这里的社会状况将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急忙采取了对策。一方面，他们坚持在议会中须有大量代表，希望因而对议员产生有力的影响；另一方面，殖民者一边声称享有国民最高权力，一边却作了些保留，希望将殖民地置于革命的一般法规之外。他们申言，殖民地决不会同意法国对各岛居民的地位拥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人权宣言如果要求有色人种在政治上与白人享有同等权利，要求解放奴隶，则殖民地将不会承认。因为殖民者不想破产，而生存权不是任何权利所能对付得了的。他们不仅提出了这一狂妄理论，而且组织了起来。马西雅克宾馆所成立的组织，上文已经谈到〔注：即“法国殖民者通讯协会”，见本卷（上）第58页。——译者注。〕。此外，他们还规定任何殖民者不得将其弄到法国的奴隶再弄到安的列斯群岛来，因为这些奴隶可能会给各岛带来动乱的祸根。因行为不慎和心地宽宏而违反这一规定的殖民者，将受到严厉处罚，使之在殖民社会名誉扫地。一个殖民者就是因为被怀疑想让其奴隶获得自由，结果其农村房舍甚至其住所，很快被付之一炬。与此同时，在议会有关法律产生之前，各岛殖民者就急忙给自己制定了一部适合于自己的“宪法”。我们从下文将可看到，旺代的特点是个人利己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极度膨胀。旺代人所希望的，是把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全部据为己有，同时把革命所造成的负担推给他人。他们希望革命能为地方上的狭隘局部利益效劳。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早在1789年，圣多明各岛就成了资本资产阶级和奴隶制维护者的“旺代”。正如一殖民者在1789年12月1日写的一封信所显示的（转引自列昂·德桑的著作〔注：即列昂·德桑所著《制宪议会和殖民地》，1898年在巴黎出版。关于殖民地贸易和黑奴交易所达到的规模，可参看本卷（上）第58和71页。——编者注。〕），该岛居民在利益上所产生的分歧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信中写道：
“我们在各县建立了一些委员会，在太子港集中了一些选举人，以便产生殖民者委员会，把我们的意见带到在该城举行的殖民者大会上去。可是意见不一；个人利益不服从整体利益；北部同西部和南部处于尖锐对立······小考阿夫裁判管辖区原司法总管费朗·德·波迪埃，因打算帮助有色人种而被人杀害。小河镇一公证人也差点丧命，因为他替要求在民事和政治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的有色人种写了一个状子。近几年来，品质恶劣的下层白人有增无已；他们到处为患，我们正在设法阻止并且不让‘博爱’的鼓吹者散布有害言论。我们能成功吗？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四分五裂······”
这种分裂是个人利已主义和地方主义所得到的必然报应；虽然如此，这些殖民者仍能在一些大的方面达成一致。首先，他们选举产生了殖民者大会，选举人和享有被选资格者是清一色的白人庄园主，作为自由人的混血儿同黑人一样被排除在外。同时，这些“殖民者大会”以砸碎旧制度枷锁为名，实则组成自治实体，拒绝承认总督的监管。此外，他们还撕毁了他们同宗主国保持隶属关系的殖民协约，从而废除了他们所说的“宗主国专属权”，即宗主国对殖民地所需商品享有的供应特权；他们让殖民地港口向各国商人开放，一边仍从宗主国继续进口享有特惠的商品。最后，他们对敢于谈论废除奴隶制的人施以道道地地的白色恐怖。一个名叫杜波瓦的人，就是因为要求给黑人以自由并传播了“一种关于财产占有的新理论”而被他们处死的〔注：1789年9月至1790年3月，鉴于圣多明各旧有行政机构已名存实亡，由白人组成的各“委员会”和“大会”乘机夺了权。不久，北部地区彻底断绝了同王国政府的关系。多瓦堡城防司令杜波瓦于1789年11月中旬被捕下狱，罪名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语：奴隶制是违反天赋人权的。——编者注。〕。这种极其自私的行径要是得逞的话，白人大庄园主寡头就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殖民地实行专制统治。
他们将会独掌选举和立法方面的大权，对“品质恶劣的下层白人”（即由白人小庄园主、小有产者、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组成的殖民地新兴民主力量）进行压制和排斥；大庄园主将会指责小庄园主为有色人种撑腰，从而对他们采取恐怖手段，将其流放远方。备受歧视的、政治权利全被剥夺的混血儿，实际上将会同黑奴遭受同样的命运，而黑奴所受压迫则会更形加重；因为关于废除奴隶制的少数含混不清的说法，将会大大激起白人有产者的疑心和愤怒。
此外，殖民者将会自由地向各国采购商品，从而确保其所购商品的价格低廉。同时，他们将会利用多年存在的传统和习惯，继续作为法国各食糖加工厂的专属供应商而为这些厂家提供原糖。以上就是圣多明各殖民者从一开始努力实现的目标，而各殖民地选往国民议会的议员所肩负的使命也只有一条：不顾一切地捍卫这贪婪自私的寡头自治体制。如果人们试图强使殖民地接受别的体制的话，他们在必要时会以断绝关系相威胁。革命资产阶级尴尬万状，因为他们在法国所宣布的原则同其在殖民地所维护的阶级利益，矛盾重重。我们知道，在法国本土，这一矛盾并不存在。革命资产阶级可以给四百万公民以选举权，而不会损害其经济利益和工业上的发展。他们甚至可以立即让所有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如同他们在1792年所做的——而不会使其在经济方面所占的优势受到任何危害。各手工工场的工人虽然都成了公民；但仍会继续提供其劳力，为资本这股正在崛起的力量提供剩余价值。因此，人权宣言即使以民主的方式广泛执行，也不会同革命资产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相抵触。相反，人权宣言只会有利于其阶级利益，因为它将便于资产阶级瓦解旧制度，铲除封建行会的束缚，确保其对国家各项事务的单独控制。但若废除奴隶制这一在殖民地已广泛存在几百年的唯一劳动方式，岂不会使殖民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庄园主归于破产，岂不会使法国本土那些在殖民地拥有大宗产业的富有家庭遭受灭顶之灾？一直同殖民地做着大笔生意的波尔多、南特和马赛的商人，岂不会倾家荡产？各大港口的糖厂要是得不到圣多明各的原糖，将何以维持生产？南特和波尔多的那些精明的黑奴贩子和积极革命者，已从几内亚海岸给安的列斯群岛运去三万五千名黑奴，因而赚了几百万；要是废除奴隶制，他们将何以为业？面对上述涉及重大利害的叫嚷，革命资产阶级后退了；他们不仅没有颁布废除奴隶制的法令，甚至对可能的有益过渡形成也未考虑〔注：关于维护殖民地利益的各个施加压力的集团，1913年的《革命年鉴》载有J.勒塔柯诺的一篇文章，题为“工商界非常议员委员会和制宪议会的经济业绩”。该委员会由各港口商会建立，其宗旨是维护殖民制度和黑奴交易，对于起草制宪议会主要经济改革措施起了重要作用。1789年12月2日，委员会要求不在殖民地实行人权宣言，并从这方面展开了大量工作，直到1790年3月8日法令颁布。可见各港口大资产阶级影响之大。——编者注。〕。
当时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是黑人之友社，其成员有布里索和米拉波〔注：黑人之友社于1787年在巴黎成立，其主要成员有布里索、孔多塞、米拉波。——编者注。〕。1789年12月，佩琼在议会发表的一篇出色演说中，详谈了可怜的黑人在极度闷热的船舱里所遭受的苦难。我想，其描述的催人泪下，为一个议会场合所仅见。
但是议会将此问题当作一场恶梦而回避了，甚至不敢解决作为自由人的混血儿在政治上所应享有的权利。因为议会担心，让一部分有色人种享有政治平等权利，会在黑奴心中唤起议会所不愿实现的希望。不过议会仍须把有关法律制定出来，否则殖民地的混乱将永无宁日。
1790年3月，巴尔纳夫以报告人身份，在议会讲坛将此问题提了出来。他是大庄园主利益的积极捍卫者。我在不止一本书中看到过这样的话语：“此人是个两面派。”他对法国本土是个民主主义者，对殖民地则是寡头势力的帮凶。所以不久之后，他的敌人便以其殖民政策来还治其人之身了。他本人在谈到黑人之友社成员布里索时，曾说他是“败坏我的声誉的恶棍”。我承认，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巴尔纳夫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干净例落的现实主义者。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文所引他关于革命爆发原因的论述，便会明白，在他看来，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政治上的反映，是动产财富所取得的胜利。
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的任何妨碍，都是这场革命所不容的。不错，他是个民主主义者，不仅反对旧制度势力和封建土地制度，而且反对王权官僚专制及一切阻碍生产发展的东西，但他首先是一个观点明确而非常自觉的资产者。因此他站在殖民资本主义一边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不错，是拉梅特把他带进马西雅克宾馆的，他直接介入此问题同他和拉梅特的交情有很大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注：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亲戚关系方面的原因，因为巴尔纳夫是巴孔·德·拉什瓦勒里的亲戚。此人是圣多明各最富闯动的庄园主之一，并是圣马克"殖民者大会”主席。——编者注。〕。他本人十分乐意在这场激烈争论中发挥积极作用，因虚荣心的驱使而愿扮演“政治家”的角色，这也是可能的。但他的总的社会观和政治观，使他在殖民地问题上不可能采取别的立场。
他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资产阶级天生律师的角色，比任何人都更为突出。况且他以有关委员会名义所提出的法令，是经过精心推敲的。因为此法令似乎是庄园主的根本利益同革命原则的妥协产物：既给了殖民者广泛自主权，使他们在殖民地地位问题上免受任何新的花样侵扰，又确定了或似乎确定了所有自由人——不论是白人还是混血儿——在选举方面的平等权利。
第一条：宪法、法律和行政机构须符合使殖民地与宗主国连成一体并使其各自利益得到维护的总的原则，各殖民地有权就上述方面提出要求。
第二条：凡成立“殖民者大会”——由公民自由产生并得到其承认——的殖民地，此“大会”有权表达殖民地的愿望；没有成立的应即成立。
第三条：国王将给各殖民地送去国民议会的指示，其中包括：（1）殖民者大会的产生办法；（2）此大会须具备的一般基础。
第四条：殖民者大会所拟定的计划须提交国民议会审定并由国民议会发布，然后交国王批准。
第五条：国民议会关于市镇机构和管理大会的组建法令，将寄给各殖民者大会；殖民者大会有权立即执行，或按照国民议会和国王的最终决定及总督对执行管理大会的决定之批准，予以修改。
殖民者大会可就有关禁令的修改提出要求，国民议会将在听取国家商业代表的意见后予以裁定。
此外，国民议会宣布：在法国与其殖民地的直接或间接贸易中，议会不想在任何方面推行新的措施；它将把殖民者及其财产置于国民大会的特别保护之下；任何人若煽动暴乱，反对国家，将以危害国家罪论处；国民议会对殖民地公民的各种考虑将给予积极评价，不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并期待他们发扬爱国精神，维护安定局面，坚定不移地忠于国家、法律和国王。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此法令是殖民地自主权和宗主国最高权力的平衡产物。此外，议会对奴隶只字未提，但却表示要保护殖民者的财产，从而以婉转的方式肯定了奴隶制。
相反，3月23日的指示〔注：此指示也出自巴尔纳夫之手。——编者注。〕却给了有色人种中的自由人（混血儿）和黑人以选举权，而且条件相同。巴尔纳夫可能以为，通过这一交易，可使殖民者的根本利益得到维护。不想这些殖民者依然我行我素，不愿在政治上同有色人种享受平等待遇；不仅他们的议员向国民议会表示了强烈不满，殖民地的少数白人有产者甚至举行了反抗。他们对上述法令对选举条件未置一辞而感到洋洋自得，同时对姗姗来迟的通报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总之，他们妄图建立一个基本自主、极其自私的政府。
马提尼克的形势急趋直下。岛上土地所有者有一大部分为贵族。他们同负债累累但对自己的债主（资产阶级）却怀有贰心的德国农民党〔注：保护地主利益的政党。——译者注。〕成员十分类似，其债主是圣皮埃尔市的富有资产者和资本家。由于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大爆发，他们的矛头不仅指向议会的决定，而且指向圣皮埃尔市。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不但借口议会的法令把选举权给了混血儿而拒绝接受，甚至胆敢将其黑奴武装起来，去向圣皮埃尔的资本资产阶级进攻。
因主子的许诺而可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部分富足战利品的黑奴，于是在这些疯狂农民党党徒的旗帜下踏上了大路。局势好不容易才恢复平静。这些来自海岛腹地的殖民者，所以既反对国民议会，也反对港口资产阶级，完全是由于财产占有的个人利己主义和种族方面的傲慢心态造成的。因此，国民议会的软弱表现及其有关法令的难产和闪烁其词，对各殖民地产生这种近似反革命行动的农民党的反抗，起了助长作用。
在圣多明各，圣马克的殖民者大会也表现了殖民地基本自主的意向。其宪法草案这样写道：“有关圣多明各内部体制的决定权，势必主要属于该岛；国民议会要触犯这一权利，必会违背人权宣言的原则。因此，本殖民者大会在立法方面的决定，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只能交国王批准；宗主国议会涉及共同关系的决定，殖民地应享有否决权。”
通过这种自主权，圣马克殖民者大会希望能使白人殖民者的利益受到有效保护，但又力图给这种吓人的自私自利行为披上一层革命的外衣。他们正是以砸碎旧制度的枷锁为名而对总督和宗主国的权威提出异议的。因此，马提尼克的殖民者大会主要由既反对国民议会，又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贵族土地所有者组成，而圣多明各的圣马克殖民者大会所代表的，却是该岛所有资产阶级有产者，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
这样，这个大会便遭到了该岛北部与革命相抗衡的贵族土地所有者的反对。这乱七八糟的混乱局面清楚地表明，阶级利益虽然是事态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不能象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简单而机械地完全归结于这一点。实际上，不让混血儿享有政治权利和阻止奴隶获得解放，对圣多明各的贵族土地所有者及岛上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有着同样的好处。圣马克殖民者大会的白人殖民者和革命者同该岛北部的白人贵族土地所有者，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后者不想把运动的领导权拱手让给革命资产阶级。虽然所有白人殖民者在反对有色人种享有政治权利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一种特殊关系；但法国本土的革命者和贵族互相间所展开的斗争，仍对该岛产生了影响。因此，贵族土地所有者是反对圣马克殖民者大会的。同马提尼克的贵族土地所有者一样，他们把混血儿和黑奴也动员了起来。他们十分藐视自己的奴隶，因而放心地把枪交给了他们。在这一片混乱中，殖民地的形势如今是越来越糟了〔注：圣马克殖民者大会于1790年3月28日通过其宪法草案。这就走得太远，或，者说走得太快了。1790年8月8日，王国派驻圣多明各的总督派军队将大会驱散，并将大会部分成员遣送法国本土；同年10月11日，制宪议会宣布将其解散，接着于11月29日，封闭了马提尼克殖民者大会，并派了几位民事特派员前往向风群岛。——编者注。〕。
议会在三月间曾相信，由巴尔纳夫巧妙谋划的法令定会使所出现的冲突得以平息。他们当时希望，作为保存奴隶制和给予广泛自主权的回报，殖民者能同意在政治上使有色人种中的自由人享受平等权利。他们对这位年轻演说家发出了热烈欢呼，而对佩琼和米拉波提出的反对意见则不予置理。接着，好象终于摆脱了一种难耐的苦恼而感到十分庆幸一样，他们没有注意如何切实地使其政策得到认真的贯彻。解释该法令的通报，虽然指出每个自由人在一定条件下皆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未说明混血儿也包括在内，从而以这种不容置辩的明确性防止恶意的曲解。
此外，议会对那些曾鼓动殖民地进行反抗的殖民者议员所搞的离心活动，也缺乏警惕。至于巴尔纳夫，他此刻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他未能将人权宣言否定到足以否定有色人种所享权利的地步，所以同意给予混血儿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是他的马西雅克宾馆的朋友并未老老实实地努力让人们接受这一妥协，而是把法令中有关殖民地基本自主权的规定抽将出来，蓄意夸大，并死死抓住维护奴隶制的有关保证，把关于混血儿所享权利的决定视为一纸空文而拒绝接受。
这样，烈火在各殖民地蔓延着。对巴尔纳夫来说，形势已发展到决定性时刻。如果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政治家，便会强使其马西雅克宾馆的朋友接受上述必要妥协，或是对他们提出强烈反对，并要求对3月法令一丝不苟地全面维护；要是他们不同意给予混血儿以选举权，便对他们以解放黑奴相威胁。可是没有，他显然只是在背地里埋怨了他们的顽固态度和狭隘行径，但不知道如何摆脱他们。因此，在殖民地问题上他虽然曾为革命资产阶级的利益作过辩护，但现在不过成了一个昏昧狂妄集团的奴仆。
到1790年10月，巴尔纳夫所关心的，显然只是恢复殖民地的原状，即禁止各个不满足于有限自治而以政府自居的殖民者大会享有最高权力，同时不再要求给予有色人种以选举权。
被圣多明各传来的消息弄得不知所措的议会，似乎也失去了镇静；于10月12日颁布一道法令，宣布解散反叛的圣多明各殖民者大会，但没有明确表示其维护有色人种政治权利的意愿。一小撮利欲熏心的白人终于取得胜利；但这场胜利是罪恶的，长不了的。
被制宪议会抛弃乃至出卖的混血儿，于是主张求助于武力。况且在贵族与革命者的争吵中，白人不是已经给他们树立了这一榜样吗？岂但如此，这些人不是已经把他们武装起来了吗？精明骁勇的有色人奥热，在巴黎倾听了各场辩论，对导致混血儿兄弟的事业功败垂成的所有阴谋活动一清二楚；虽然马西雅克宾馆对他采取了防范措施，虽然各船主都收到了不许他上船的正式命令；但他仍成功地登上一条船，离开了法国。一抵达圣多明各，他便把几千名混血儿组织起来，领着他们投入了战斗。失败后，他被判处死刑，在车轮下壮烈牺牲〔注：奥热（1750-1791），混血儿，1789年被派到法国，为有色人种要求政治权利。回到圣多明各后，他组织了起义；起义失败后，于1791年2月被车轮刑活活处死。必须指出，奥热在他敦促该岛北方殖民者大会承认国民议会各项法令的声明中，曾特别告诉白人，在奴隶制和殖民地总的利益问题上，混血儿的利益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奥热受刑时，还有二十二名混血儿在绞刑架下被同时处死。上述殖民者大会全体成员并亲临刑场观看，以表示其对有色人种政策的坚定不移。——编者注。〕。
这一英勇插曲不但使人们深为感动，也在人们的心中造成了不安。况且殖民地的骚乱仍在继续中。各殖民者大会所反对的，不仅有禁止其享有最高权力的10月12日法令，而且有让有色人种中的自由人享有政治权利的3月法令。因此制宪议会的软弱退让丝毫无济于事。尽管它已牺牲了〔有色人种的〕权利，并放弃了其微不足道的3月法令，但也未能使局势平静下来。因此远方的这场动乱不禁使议会备感腻烦，无计可施，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悔恨之感。黑人之友社于是利用这一混乱局面作出了强烈反应；他们以更加坚定，更具威严的言辞要求实现人权，制宪议会无言以对。确实，正在进行的革命是以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局限的；可是这场革命却是以全人类的名义发动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支安营扎寨，只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征服的部落，而是在一个已经很古老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是靠着思想的发展才得以壮大和意识到本身的存在的；而这一思想在经过巨大发展后，早已占据整个字宙。现在怎能为了一些有产者提出的充满仇恨的原则和狭隘的利益，而对有色人种弃之不顾呢？
制宪议会的这一动摇立即被黑人之友社看了出来；他们提交了一份请愿书，不仅要求让有色人种在政治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而且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废除奴隶制。故而制宪议会因受马西雅克宾馆愚蠢之至刚愎自用的影响而回避了它对混血儿所作的最初承诺后，除了使平静的局面受到破坏外，并使奴隶制这一它已抛开的棘手问题又回到了它面前。这一块充满奴役和屈辱的阴云在天际日益扩大，仿佛要给这既要求自由又维护奴隶制的浅薄而又固执的民族以羞辱似的。因此，1791年5月，问题在议会再度提了出来。这一次，违背其1790年3月所起草法令的巴尔纳夫，虽然耍尽花招，但议会似乎已准备明确承认混血儿的应有权利。不过为了把混血儿同黑奴分开，他们又是多么地小心谨慎！
混血儿代表雷蒙被允许来到议会为混血儿兄弟辩护。他竭力要议会放心，甚至表示混血儿愿在对付黑奴的斗争中助议会一臂之力。他大声嚷道：“今天在各堂区使奴隶们服服贴贴并对其中的逃跑者进行追捕的民团，不就是由作为自由人的混血儿组成的吗？让他们享有公民待遇怎会引起奴隶的反抗呢？是因为他们之间订有某种契约还是出于模仿？怎么能把混血儿看得这样傻呢？须知他们拥有岛上四分之一的奴隶和三分之一的土地，怎会莫名其妙地订立这种契约，使自己的家产、生活和即将获得的公民资格受到危害呢？其次，“积极公民”一词的含义，奴隶根本就弄不懂；他们要造反的话，早在他们当中的个别人获得解放时就已行动起来了，何必等到今天？最后，你们难道没有看到，英国人要是步步进逼的话，阻止他们扩张的唯一办法是让两个阶级享有平等权利，使之联合起来？”
他所说的“两个阶级”，指的是一个阶级——拥护奴隶制的有产阶级——中的两个部分，而不管他们的面庞是白色的还是深褐色的。因此雷蒙大胆地把阶级的亲近或对立放到了种族的亲近或对立之上。
他对白人有产者说：“你们是白人，我们是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这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有产者，我们都拥有土地和奴隶；不言而喻，我们是天然盟友。”唉，看到这些混血儿如此地否定黑人，必要时甚至会主动地去残害他们，真让人感到无比的悲哀！不过，面对变化不定的世界，思想上和感情上的这种不悦却应克服。事物的严酷发展，是由观念的纯净而又明确的显示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个人利己主义的狭隘考虑和人们对胆怯的有限理性不完全的感知造成的。
为了顺从改变世界的大规模行动，胆怯之徒往往需要至少是部分地对其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懵然无知。当混血儿雷蒙把黑奴远远地抛开时，他这样做对于黑奴的解放，可能比公开承认他们是一起的，并同他们团结在一起，要更为有益。只是带着蒙胧的意识拜向光明，整天在成见和胆怯中打发时光的人，就是这样在崎岖的道路上跋涉着，最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为使支持混血儿的表决获得通过，所有发言者都中了雷蒙的计策，包括马拉已称之为“不可腐蚀者”的罗伯斯比尔。殖民者提出的威胁似乎表明，如果不接受其全部要求的话，他们将要断交；对此，罗伯斯比尔作了激烈的抨击：
“我不禁要问，对立法议员来说，同一伙公民所坚持的要求及其妄自尊大和贪得无厌做这类交易，是否符合其尊严？（鼓掌）我不禁要问，因一些人施加了威胁而决心以人权、正义和人道做交易，是否策略？”这话自然很是高傲，且充满高尚的气概；可是就是这个罗伯斯比尔，一触及到奴隶制问题却软了下来：“然而白人一伙反驳道，让有色人种享有政治权利将会降低他们这些主子在奴隶面前所应有的尊严。这当然非常荒谬，因为混血儿也拥有奴隶，在某种程度上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些混血儿，将会把他们归入一类。”因此，从另一头接过雷蒙推理的罗伯斯比尔，作出了这样的暗示：以不同的对待把混血儿和奴隶分开，是精明的上策。
第二天，来自殖民地的议员莫罗·德·圣梅里〔注：莫罗·德·圣梅里（1750-1819），巴黎高等法院律师，至多明各最高行政会成员，马提尼克所选代表（由设在巴黎的殖民者委员会选出）。——编者注。〕，在一次插话中提议将一法律文本中的“非自由人”改为“奴隶”。他显然主张直截了当地把奴隶制全盘肯定下来。罗伯斯比尔愤怒地喊道：“你们只要在一个法令中使用‘奴隶’一词，也就从此名誉扫地了。”不过，他的这种愤怒未免有点虚伪，因为人们在“非自由人”的词藻下所维护的，恰恰是对奴隶的奴役。这时候，也就是说在这场辨论进行的时候，罗伯斯比尔还不敢走得更远。因此议会所讨论的议案，对于让殖民者放心，奴隶制不会废除，以及在让有色人种中的自由人享有选举权的问题上，都是清楚的。由勒贝尔〔注：勒贝尔（1747-1807），阿尔萨斯最高行政会律师，科尔玛和塞莱斯塔县所选第三等级代表，后来的国民公会议员和督政府成员（共和四年至共和八年）。——编者注。〕提出，随后由议会通过的议案是这样写的：“国民议会宣布：对于父母皆为非自由人的有色人种，如果不是各殖民地在自由的气氛中主动地事先提出要求，立法议员团将永不讨论其政治地位的问题；现存各殖民者大会将继续存在；但父母为自由人的有色人种，若符合条件，将有权参加各殖民地以后的堂区大会。”这样，不仅奴隶制将继续存在，而且那些母亲是奴隶而父亲是自由人的人，即便享有自由人资格，马上也不能享有政治权利。
议会这一法令将有色人种分为三类：依然处于奴隶地位的奴隶；母亲为奴隶而父亲为自由人的“半解放者”，他们的政治权利仍将听任殖民者大会决定；最后，父母皆为自由人的自由人，他们在政治方面理所当然将与白人享有平等权利。这一结果虽然并不完美，但民主主义者和黑人之友社已将它视为首场胜利而表示欢迎。确实，这是有色人种在政治上获得的初步解放，整个种族在社会方面的解放将是以后的事。
对于这个法令，连马拉也只是作了轻微的发泄。我们从下文所引可以看到，他在谈到奴隶制问题时是怎样地小心翼翼；而且应当说，其明智态度是多么地具有远见卓识。他写道：“此法令对于人类是极大的污辱；若不是担心我们的富有殖民者（我想，他指的是富有的混血儿有产者）——会移居他国，若不是阿维尼翁传来的消息〔注：阿维尼翁，法国东南部一与意大利接攘的城市，原属教皇，1791年并入法国版图后曾发生严重骚乱。——译者注。〕把‘参院’中的反革命吓得心惊胆战，所受污辱就会比现在轻得多；因此，法令将不会产生立法议员所预期的任何效果。
“法令不仅不会使各派和解，而且会使双方都不满意。来自〔殖民地的〕白人议员现在就已怒气冲冲地退出会场，决心再也不参加会议了。不久，父母皆为奴隶的有色人种即黑人，在弄清自己的也应享有权利后，将会大胆地要求得到它；如果人们拒绝给予，他们将会拿起武器来争取。
而明智却要求他们逐步准备由奴役向自由的过渡。因此，他们的首要使命是把那些谴责奴隶制并说理透彻的书籍送到白人和混血儿殖民者手中，同时努力减轻身为奴隶的不幸者因此命运而造成的痛苦。接着，他们应当设法给这些人以教育，每年下令解放一批奴隶，并以此正义行动奖励那些表现突出，努力实现此愿望的人。最后，要是他们认为需要对这些奴隶——新大陆的牛马——的所有者给予一定的补偿，他们可以或是在一定时期免于缴纳其应缴的部分税赋，或是每解放一个黑奴便付给一笔钱。”
马拉对法令将会造成的后果所作悲观预言，我看是错误的。虽然形势的发展似乎表明他是对的，但其根由却不象他之所云。这位“先知”的预言常常就是这样。使殖民地的形势近于绝望的，并不是这个法令本身——如他所说；相反，是法令的执行不了，是制宪议会的可悲软弱。因为议会拗不过殖民者的顽固利己主义——它对他们的这一态度实际起了助长作用——这一次将再度任其法令成为一纸空文······要是殖民者能接受此法令并执行之，岛上很可能会出现相当长久的稳定。
但是他们对殖民地委员会施加影响，以便议会的法令无法实施〔注：制宪议会起先不愿成立殖民地委员会，后又于1790年3月3日决定成立。委员会成员实际由马西雅克俱乐部强行塞进，其中有来自各岛或各港口的议员及殖民地的有产者；这些人全都忠于白人大庄园主的利益。——编者注。〕。拉罗什富科就说过：“我们受命督促执行5月15日法令，但我参加的三次会议却谈的只是如何将其撤销的问题。〔注：拉罗什富科于1791年8月26日被任命为殖民地委员会成员，29日退出。——编者注。〕”这等顽固到底的反抗，这等因利益攸关而开展的阴险活动，在国民议会史也就是法国“国会”史上，尚属首次。迄今为止，制宪议会所面临的还只是旧制度的利益。人们曾试图通过诸如6月23日会上的突然袭击和7月14日的“政变”伎俩维护此利益；但没有坚持下去，没有暗中的坚忍不拔。鲁莽而又轻浮的贵族寄希望于未来的报复，因而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情走开了。这次就不同了，人们所捍卫的是其财产及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所形成的妄自尊大。因此，革命既然内部出现了反对派，受到人权和资产阶级强大利益——其爆发正源于此——发自相反方向的钳制，也就没有多少办法来对付这一有产者寡头了。
派往殖民地传达5月15日法令的特派员未能成行。因为，为了阻止法令的实施，一些议员及马西雅克宾馆的首领人物又在策动骚乱了。显然，正在随波逐流的巴尔纳夫成了他们的同谋。他要求重新讨论5月15日法令。因此议会在任期即将届满之际撤销了这个法令〔注：1791年9月24日法令决定将殖民地的对外体制交由下一届的立法议会解决，一切同“非自由人的地位及有色人种中自由人的政治地位”有关的问题因而仍由殖民者大会决定；9月28日法令则决定暂时放下同革命有关的一切事宜。——编者注。〕，有色人种被牺牲了。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得寸进尺，在制宪议会的业绩中留下了一块深深的印记。
这样，惩罚是必会到来的。奴隶们过去所以能被遏制住，只是因为自由人——无论是白人还是混血儿——是团结一致的。现在，他们当中既然出现了分裂，奴隶们的造反也就势在必然了〔注：1791年8月底，圣多明各的奴隶在卡普地区举行起义。——编者注。〕。因此，制宪议会在闭会之前已可听到黑奴大规模起义的最初雷鸣。
殖民地资产阶级对议会所展开的工作也极其糟糕，且是道道地地的贿赂。必须在人权和部分资产阶级狭隘利己主义之间进行抉择的制宪议会，在殖民地问题上所选择的却是后者。更确切地说，对于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理解，应当是广义的，健康的，大胆的，还是凶残的，令人发指的；制宪议会宁愿按后一种方式理解。因此，所使用的办法是曲折的，所走的道路也是曲折的。在此之前，革命已清楚地显示出其资产阶级性质。它曾对“贱民”特别加以提防，把穷人排除于选举之外；但这种提防至少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确而又大胆，甚至是以它所理解的革命利益的名义进行的。这是对民众权利的否认，是资产阶级的高贵心理和特权心理的表现；但其中至少没有可疑的商讨，没有暧昧不明的讨价还价。相反，在殖民地问题上，议会是肯定了权利或部分权利的，但随后又任人将其决定撕毁，也就是说，任那些高傲凶顽，无耻奸诈的有产者以其险恶而灵验的阴谋将此权利彻底扼杀。在此之前，革命虽是资产阶级的，但却是廉洁的；在殖民地问题上，革命仿佛第一次预先尝了尝纳税选举制，奥尔良派的贿赂和金融资本寡头的滋味。这种对革命觉悟的挫伤虽属首次，但对各党派总的表现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不言而喻，要是没有巴尔纳夫及其一伙在殖民地事件中所造成的牵累，议会在国王出逃瓦伦后所表现的总的态度，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因此，既然他们自己就态度暧昧，对于国王的暧昧不明为何不能原谅呢？特别是为何不将国王视为殖民地有产者利益所需要的保守力量呢？1790年，米拉波曾要求国王做革命的国王，而到1791年底，巴尔纳夫却只要求他做利已主义极其严重的资产阶级的国王了。为了这个阶级，必须不惜一切地把国王保留下来。因此，在1791年，这场最初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符合人道的革命，对议会和国内的部分人来说，已缩小成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寡头所操纵的工具了。
不过，无产阶级是否取得了发展，工人阶级在思想上是否已经觉醒了呢？议会对殖民地的政策虽然前后不一，十分可恶；但未能直接使法国无产者怎样群情激昂。因为只是在稍后一点时候，当糖价因殖民地的长期混乱而造成上涨之后，巴尔纳夫及其一伙才受到政论家的指责，被说成是这一上涨的罪魁祸首。不过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总的说来，城乡人民仍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宽阔激流中继续往前走。几乎整个法国，连同那些在这场革命中没有正式代表的人，都因结盟节的举行而感到激动不已。
虽然1790年3月法令决定不经赎买而予以废除的封建权利，只涉及人身劳役，虽然此法令规定其他部分皆须赎买，且价值高昂，从而使有地农民备感失望；但不应忘记，教会财产的出售，主要是在1791年进行的。农村在这方面表现出了高昂的热情；上文已经谈到，乡村民主力量也参加了购买。然而封建权利的问题依旧存在，并很快将迫使革命方面必须加以解决。
至于工人，在整个1791年，马拉为使他们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具有较为鲜明的阶级觉悟而做了很大努力，但未能如愿。他毫无所获，失望不已。不过无产阶级队伍此时正在经历着很大的变化，即将成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斗争焦点的严重问题已开始出现。实际上，马拉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主要是一支为革命所需要的政治力量。他看到革命正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强烈感到国王在背叛它。他知道，资产阶级之所以乐于相信国王的忠诚，是因为惧怕新的动乱。因此，他所信任的只有无产者。实在说来，他把无产者鼓动起来并不是为了一场新的革命，即所有制方面的革命，而主要是为了捍卫革命；况且他深信，在他们独自使革命得到拯救后，将可以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从革命中得到好处。
他是从这一意义把目光转向工人和穷人的。他希望，他们能组成一个民众联合组织，而不要被1790年7月14日资产阶级国民卫军联盟所吞并。他在〔《人民之友》〕1790年4月10日一期上写道：“我曾提议你们的联合组织只吸收那些热爱自由的人，以便你们能互相支持，向革命的敌人展开进攻，处死阴谋家，惩办渎职和变节官吏；总之对压迫你们的人穷追猛打。你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若无其事地忍受着你们的代表对你们的欺骗，任凭他们篡改这一兄弟殷联合组织的原则，使其性质受到彻底改变，任凭他们把大批形形色色的敌人塞进此组织中，使之变成一个用来对付你们的军事组织。”因此，就在人们谈论进行广泛的联合和合并的时候，马拉却主张民众组成一个单个的实体，如同一个单个的国家一样······
1790年5月8日，他对自己的思想作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因此，难道要一再重复吗，你们不应指望（由积极公民选举产生的）国家官员会拿出什么象样的措施来。他们将始终为专制制度效劳，而且人数众多，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你们也不要寄希望于脑满肠肥的富翁，即那些在锦衣玉食中长大、对金钱贪婪成性的人。他们是不会把昔日的奴隶变成自由的公民的。因此，只有不堪忍受压迫的、随时准备将桎梏砸碎的农民、小商、手工业者、工人，及狂妄的富人所说的粗人和穷汉，才是自由事业的提卫者。但他们没有文化，让他们接受教育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甚至根本无法进行；因为在今天，许多无耻文人正在一心把他们引入歧途，使之重新带上枷锁。”
因此，马拉盼望着由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民众，能与反对革命的高等法院和贵族以及他认为背叛了革命、给革命造成危害的富有资产者对垒；或者说，他想象中的民众，只包括这两个阶级。可是从社会方面来说，这一想法是多么地含混不清。因为若按马拉的意思而将大工场主、大商人和大银行家全都排除出去，则他们在经济上所起的作用将由谁来完成，马拉如果是个共产主义者的话，他会说这些人所起作用将由集体来完成。可是马拉与共产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对共产主义毫无认识。他是否主张退回到小块土地的生产上去，退回到小型作坊和地方上的有限交换上去呢？他是有这个意思的；但不敢明确说出。因此，他虽然将希望寄托于民众，但不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坚实的思想。他要民众承担的只是一项政治使命。可见在马拉身上，一方面是敏锐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则是难以克服的无能为力，这种对比是多么地强烈。因此与马拉相比，巴贝夫是显得多么聪明而又伟大！可是巴贝夫思想也不过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始雏形而已。
况且马拉也承认，他所以要呼吁民众来拯救革命，是因为缺乏一个更宜于担任这一使命的富裕资产阶级。他在1790年8月15日写道：
“高等法院及高级教士和银行家们一定已经看到，公共舆论既在反对他们，把他们彻底打垮既已成为政府的主张；他们此刻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下定决心支持民众，反对宫廷，且理智和他们的本身利益也都要求他们非这样做不可。然而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一味听任怨恨、野心和贪婪的摆布，以致现已处于被公众抛弃的境地。因为不管政局会怎样发展，要是拥护王权的一伙占了上风的话，高等法院及高级教士和银行家们是永远不会恢复其原有地位的；相反，要是自由事业取得了成功，而他们又是真诚支持自由事业的，新政府定会由他们来主持。
因此，在马拉游移不定的思想中，并未将民众的出现视为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相反，他认为，这个革命的社会将完全由高等法院和金融界中的资产阶级在真心实意拥护教会组织法的教士支持下来领导。他求助无产者好象只是因为看到革命的正常发展被搅乱而引起的失望所致。而且，此发展之所以被搅乱，主要是由于温和资产阶级的愚蠢行为，而不是其自私自利的考虑。
不过，他十分现实地感到，他既然希望无产者在反对宫廷的斗争中担负起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所未能发挥的作用，便应当给民众提供一些立竿见影的好处。因此，在马拉的脑海中，曾试图从社会政策方面作些努力。可是马拉的想法是多么地徒劳无益，有些甚至是反动的，不过这些想法也并非毫无意义，因为它体现了在工人政策方面所做的最初尝试，虽然此尝试是那样地软弱无力和含糊不清。
1791年，马拉为劳动者主要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
（1）改革有关学徒的规定，给心灵手巧的工人提供支助，使之能成为师傅；
（2）关闭公共作坊〔注：即旧制度下建立的一种以救济或行善为目的的作坊。——编者注。〕，以大型私人作坊取而代之，按正常条件雇用工人；
（3）以建立储金会的办法创办工人生产合作社；
（4）合并农村中分散的小块土地，以便于统一经营，同时将大型农庄改为小型农庄。
1791年3月，议会决定取消行会管事会和师傅制，并宣布只要交纳营业税，人人皆可享有从事工商活动的充分自由〔注：即1791年3月2日法，也就是以公共税收委员会报告人的名字命名的“阿拉德法”。该法取消了行会及共管事会和师傅制，并取消了一些手工工场所享有的特权。——编者注。〕，这时候，马拉却未能看到，彻底废除已经受到深深动摇的行会制，将会使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大型手工工场出现新的飞跃。他没有看到，经济上的这一过渡时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带着落后的思想，竭力想使行会制中一切尚可挽救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
他在5月16日写道：“如是每个工人都可独自经营的话，他们是不会再愿去替别人干活的。这样的话，作坊、工场和贸易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一莫名其妙的法令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将使国家走向贫困，因为工业和商业将因而停顿；其第二个结果，是将使消费者因开支陡增而濒临破产，并使技艺从此一落千丈。因为每个行业若不以谋取荣耀为其动力，若把建立声誉的愿望从发财的愿望中排除出去，则他们将无诚实可言；用不了多久，各行各业将会成为玩弄心计和欺诈伎俩的场所。既然问题将只是如何将产品或商品推销出去，使其外表具有相当吸引力并保持低廉价格也就足矣，无须再考虑其坚实耐用。这样，各类产品一经使用，很快就会毛病百出而无法继续使用。既然如此，不得不购买的消费者定会大受其苦，从而决心去国外购买。这种赚钱欲给大城市各阶层民众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你若对其永无节制的发展多想一想，便定会对此结果深信不疑。
〔注：这是行会制卫道士的常见观点；杜尔果在1776年1月废除行会及其管事会和师傅制的诏书前言中阐明了相反看法。——编者注。〕？
至于日用必需品，其生产匠人就须具备一定的技能了，因为这类产品不论好坏，谁也不可或缺。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立法人员须采取措施，防止弄虚作假和世俗的败坏及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因此不应象不学无术的宪法委员会那样打乱一切，而应就我们不懂的方面向内行请教，竭尽全力清除弊端······
同时让每一个兼任诉讼代理人的师傅，有权向法院告发工人的违法行为。为繁荣技艺，学徒期必须严格规定为六至七年。此外，为使工人不致终身贫困，对他们的劳动所偿付的工资应当合理，并强迫他们行事规矩，从而使一切心灵手巧者在满师三年后可自行开业。不过，获得师傅头衔后一年内未能娶妻成家者，须在十年后归还国库所贷给的款项。
对才能出众和品德优秀者给予奖赏是繁荣社会的唯一办法。让内行指引外行，让规矩人指引不讲道德者，是自然〔法则〕的要求；因此天资愚拙、行为不端的工人永远不能成为师傅。天赋不足是无可弥补的，但小的过错却可纠正。所以，对品行恶劣者予以惩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为此，一个人每重犯一次错误，只须对其开业所需的无偿贷款延缓六个月再办，也就可以了。”
这乱七八糟的想法是多么地奇特，而且其指导思想是反动的马拉一方面对工人十分关心，因为他希望能使每个工人的工资确保最低限额，即他所说的合理工资，并使每一个技艺娴熟、品德高尚的人能借助国家的贷款而自行开业。
另一方面，他主张对工人严加监管，不许他们随意开业，并要对他们的品行进行审查，包括必须履行的结婚期限。特别是，他对五十年来经济的突飞猛进简直一无所知。是的，马拉看到了没有止境的竞争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但他对这些后果作了过分的夸大。因为不能说新的生产体制扼杀了工人们所掌握的技巧，相反，它只是对此技巧进行了改造。此外，马拉似乎没有想到廉价商品的大量出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必会引起的革命。他认为取消行会管事会和师傅制会导致手工工场的倒闭；这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他以为，工人们要自行开业，只须有此权利就行了。
他没有看到，大型作坊中的劳动分工是使产品达到低廉价格的一项必要条件，而努力实现低价则将有利于大生产的形成；可是这一道理已早由亚当·斯密阐明了，况且各手工工场日渐扩大的规模也每天都在证明着。废除行会束缚将会使资本主义工业实现大的飞跃。如果认为这样做是将工业生产无穷尽地分解成小型实体，是取消雇佣制，这一观点无疑是对历史的明显曲解。这位“先知”从未有过如此荒谬的看法。然而他连无产阶级即将取得的发展都未感觉出来，这使他怎么能够有一个坚实的工人政策和无产阶级政策呢？
他没有看到，无穷无尽的竞争将会使许多小业主和独立的小生产者变成无产者，反而认为（而且是带着一片恐惧），无产者将全都会变成师傅和老板。
马拉不太喜欢市政机构安排失业工人的公共作坊。由于他对任命作坊负责人和监工的市政机构很是憎恶，因而对整个作法深为怀疑。此外，他认为，那些来自法国各地区的受聘工人，彼此间既无联系也无爱国精神，是宫廷的阴谋家随意驱使的工具。1791年4月7日，他认为自己发现了“王权俱乐部”的一大阴谋，而此阴谋就是由这些公共作坊的工人执行的。“他们最近被揭穿的极其险恶的阴谋，是要挑动民众斗民众，通过他们所收留的穷人而屠杀热爱自由的人们。这一可怕阴谋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很久以来，大臣们及其在各省的代理人便把一大帮穷人即王国军队和各城市的渣滓弄到京城来了。巴伊把他们安排到了公共作坊里，因革命爆发而陷入困境，无以为生的公民却被他拒之门外。他把这些作坊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些同他一样出卖给宫廷的市政官员，让昔日的警察担任各作坊的负责人；由他们对工人做争取工作，把不能指望者一律解雇。
马拉对巴黎公共作坊的这一不满发泄，表明他此时指责国民议会与宫廷相勾结而对议会发出的猛烈抨击未能奏效。不错，马拉不断揭示的反革命阴谋虽使工人们深以为惧而常常有点不知所措；此外，他就工人们的贫困生活而从心底发出的充满同情的呐喊，也使他们感动不已；但他们此时尚未跟着他走。他们显然站在制宪议会一边。气愤不已的马拉因而对他们十分粗暴，指责他们不是受到反革命的蒙骗，就是成了反革命的帮凶。
4月7日这篇文章在作坊工人中引起了很大震动。这一震动在〔《人民之友报》〕4月10日发表的一封信（其中一部分可能出自马拉本人之手）中反映了出来。信是这样写的：“致人民之友······在济贫作坊工作的不幸者，是因工商业的衰败，迫不得已而进去的，您最近发表的关于他们的看法是多么地不公！不，他们大都不是坏人，而是善良正直的公民。他们的贫穷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命运播弄的结果和时代不幸的延续，是政府的胡乱决策，宫廷的挥霍无度、税收人员的中饱私囊以及——也是最主要的——元老们〔议员〕的贪污受贿造成的。这些元老对大家慈父般的关怀仅限于掠夺穷人的财产，以偿付国家的所谓债主······贵刊第422期显然由于印刷匆忙，无暇仔细审阅，因而似乎忘了这样一点：您是人民之友，是人民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并受到他们的爱戴，······我不认为穷人有权得到宽容。我的意思是，您对他们的看法应当更为公平。他们虽然身处不幸，但心灵洁白无暇；他们虽然地位低下，但却可引以为荣。因为他们并未因贫穷而有片刻离开美德这一无比狭窄的小径······工人大都为人正派，而且非常正派，虽然市政府，或更确切地说，土伊勒利宫班底的无耻之徒，为腐蚀他们而使出了一切见不得人的手段。
“德高望重的工人首先在这小小的‘共和国’中行使了治安法官的职能；他们对犯错误者进行了处罚，并把那些恶棍和所谓爱国者彻底清除了出去。不想这一有益的整饬却为那些负责人所不容；由于担心失去他们在此收容所谋取到的一点生计，这些来自民众的‘法官’不得不放弃了上述职能。是的，在这些济贫作坊中显然存在着卖身投靠祖国的敌人的叛徒和阴谋家，这就是巴伊所安插的密探和打手。这些作坊是为正直公民而开设的，但市政官员和管理人员却制定了一条又一条的规章，以便把他们开除出去，并把昔日的侍卫、武士、律师和小偷作为被收买的奸细和打手安插进求。亲爱的朋友，为了诓骗、诱惑和腐蚀正直的公民，管理部门无视国家法令和它自己所制定的规章；在各作坊所安插的，就是这样一些无耻之徒。
接着，马拉以一种既有点不悦又有点得意的笔调对上述来信作了答复，写道：“你在阅读本报时如果略加留意的话，便可发现，你所不满的说法只指那些密探、打手和恶棍。这些人是莫蒂埃和巴伊置正直公民的利益于不顾，从外省弄到巴黎来，安插进各公共作坊的。我正是由于替穷人辩护才遭到一些人切齿痛恨的，你怎么能认为我会污辱他们呢？说济贫作坊的工人已全被拉过去，这个想法我从未有过。我感到痛心的是，他们当中被居心叵测的市政官员收买，以便有朝一日对爱国者大打出手的无赖，竟是那样多。而这也正是你自己的看法，因此我们之间并无分歧。请向你的工友中对本报产生同样误解的人就此作一说明，并请将掌管各作坊大权的奸细开列一份名单寄来······”
透过他们之间的争执与和解的这场戏，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作坊工人这时对马拉的鼓动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就马拉而言，他是希望能对他们产生影响，使之起而反对各作坊的监工和负责人的；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但马拉这样做，并不是要他们把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来反对，并不是要他们去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而只是要他们去反对宫廷和他恨之入骨、被他斥之为背叛了革命的市政府。因此这是一种阶级政策的腼腆尝试，因而还必然带有自相矛盾的方面。
然而试图从各种激情和政见中捞取好处的自命不凡之徒，任何时候都不乏其人；此刻在巴黎就有许多。随着旧的封建制的解体和对教会所占城市巨额财产的没收，处心积虑发家致富的冒险家一时大量涌现。不少人觉得，马拉既然对巴黎市政机构如此憎恨，对市政机构所控制的济贫作坊如此担心，那么他对建立可使受雇的工人摆脱其影响的大型私人作坊便一定是赞成的了。他们因而希望他能对此类计划给予支持。这样，因仇恨巴伊和市政厅那些科学院院士而变得十分天真的马拉，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他们的圈套了。他洋洋自得地把一嗅觉敏锐的资本家写的一封长信在〔《人民之友报》〕1791年5月27日一期上登了出来。信中写道：“致人民之友：亲爱的朋友，请相信，公共作坊的工人几乎全是爱国者，正如各作坊负责人全为贵族一样。这些负责人皆为十恶不赦的恶棍和漠视公共舆论的无耻窃贱，其中一人名叫缪拉，他是个醉鬼，过去曾在圣安东门以估衣为业，不久前破了产，现在负责一公共作坊，是莫蒂埃先生的一名打手、密探和刺客，成天穿着一套蓝色的衣装。”
这封信对一市政官员的攻击既然说得头头是道，马拉也就上了钩，而且中计很深。因为信中还对十来名“密探”指名道姓地进行了一系列谴责；接者，这狡猾的掮客随即递给他一份由勃卢雷提出的关于修建巴黎运河的资本家行善简要计划。我们这位“人民之友”对此计划显然深为赞同，他加了句按语：“此信对市政官员的徇私舞弊谈了些看法；巴黎郡选举人巴孔〔注：即皮埃尔·巴孔，巴黎市图书馆区治安法官助理。1791年3月24日，他向该区提交一份议案，主张在全市募捐，以修建一条从马恩河经瓦兹郡入海的运河。1791年4月8日，他写的一封信送各区区长传阅，请他们将此议案交各区大会审议。——编者注。〕所作考虑十分高明，现登载于后：‘令人不胜哀伤的是，在这启蒙运动的时代，又在法国的首都，一方面是穷人多得不可胜数，一方面却又是财源无比富足，竟然没有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在其行善之中能使劳动服务于需要，并使财富真正用来消灭贫困。我们看到，各济贫作坊和济贫工程的指导思想是对工人和有关巡视员进行腐蚀，公众因而看不到一点实际成果；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这些济贫机构的所作所为好象只是为了让人们忘记贫困和偷盗，而没有想到把那么多劳动力好好利用起来。要是这许多人愿意以翻地来打发时光而什么也不种，他们也就觉得自己做得很不错了。他们甚至认为达纳伊德桶〔注：达纳尹德桶，典出希腊寓言；意即无底的桶，意为无效劳动。——译者注。〕在今天非常有用，因为他们并不要工人做什么有益的事情，而只要他们不做坏事就行了。’”
由上可见，这个开场白可谓煞费苦心，甚至没有忘记引用一则古代寓言。可是且慢，现在该由资本家本人出场了：“不过，看到这一尴尬政策，既耗费大量金钱，所雇众多工人又劳而无获，且工人所得工资无论对于现在还是对于未来都无所助益，一个公民站出来，说道：‘你们每天在慈善作坊分发的钱是二万五千至三万利弗尔。请把这笔钱给我一半，并把穷苦工人全部交给我。那么我不仅会使贪得无厌的巡视员和懒惰成性的工人联合起来欺骗你们的事从此不再发生，而且会使这一大批劳力去从事一项有益公共的工程。这样将可给你们留下一座与世长存的丰碑，因为此工程不仅在建造时可为穷人提供工作，而且可在未来儿百年中使我们的力量得以增强。这正是由勃卢雷提出并经国民议会一项法令认可的巴黎运河修建计划希望实现的目标及基无可否认的好处。已成立的公司对于政府和入股人将按公司所提议的股份接纳他们参与公司的工作。
“我想〔依然是马拉在《人民之友报》所载巴孔的意见〕，市里要拒不同意平均每日至少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利弗尔的入股，以他这一大型有益工程早日完工，将必是对我们和后代的一种犯罪行为。况且所拿出的钱将会有益于公共，拥有大量股份的市政当局将参与运河收益的分配。做这种好事既可不必再为教济而耗费大量金钱，又是大大有利可图的投资。同时，同所有入股人一样，市里对于运河的修建和资金的使用将拥有监督权，而所动用的资金用不了多少年就会回到公共金库中去。
我们还知道，运河在商业上所带来的收益可使之在五十年后将所有股份清偿完毕，从而成为法国人民的一项美好的产业。各那显然会根据当地的要求，纷纷仿效首都，建造这类工程。
为了对所雇工人的表现完全放心，这些工人将携带其所在各区发给的证明信前往运河工地。工地管理机构将由巡视员组成；这些人因利害攸关将不会对懒散现象听之任之，而且会努力把这公共慈善事业办好。人们或许担心，这么多穷人被迫受到严格规章的约束，又无法指望各部门负责人会表现软弱而对他们有所通融，因而会引起骚乱：对此，我们会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对一群群工人加以监视和控制。因此，我们不但能保持良好秩序，使这一慈善事业起到真正作用，减少贫困，而且能不浪费一分一秒，使工程一定发挥效益。而这一切却是现在的济贫作坊管理机构所无法实现的。希望所有正直公民能给予我们大力支持。”
此计划实在完美无缺，天真的马拉立即在上面批了几句赞同的话语。确实，整个设想天衣无缝；提出此办法的大承包商，已经显示出后来的承包商在同国家商谈铁路的修建和经营合同时所显现的特殊天赋。他若立即将自己的资金全部投入，将可万无一失，而且十分有利可图。因为首先，巴黎市政机构所购股票每天平均为一万五千利弗尔，从而会提高股票的行市；其次，正如计划所说，市里因而在财政上给工程出具的这种证明，可使公众建立起充分的信心。
此外，这个承包商手中将可一下拥有大批劳动力，而且这些劳动力是以廉价雇来的，也就是说对工人所付的将是济贫作坊的低工资；因为在所提设想中没有一句提到要以劳动工资来代替上述作坊的施舍性工资。因此，借助市里的介入并以通过名副其实的劳动继续进行济贫工作为掩饰，这个算计精明的资本家将可拥有大批廉价劳动力。此外，他还会借口维护秩序，不浪费市里的资金和使公共救济走上正轨而对工人进行比现在的市政当局远为严格远为粗暴的控制，并将对工人一一排队，以懒惰和不遵守秩序为由而把其中体质较差，手脚不太敏捷而劳动欠佳，不能给这位出类拔萃的慈善家带来多少“剩余价值”的人赶走。计划中提到要建立更为严格更为无情的纪律，就是为了吸引公众，使他们对资金的正确使用感到放心。要是市里随意送来的个别工人胆敢提出过去市政当局制定的纪律要松得多随便得多，则这位承包商已借助马拉的威望事先讲明，各市属作坊负责人过去所以对懒散工人百依百顺，是为了笼络他们，把他们拉入王权俱乐部和叛变革命的市政当局搞的那些阴谋活动中去。因此，可以说，一切有利的方面，包括马拉的仇恨和猜疑心理，这个聪明过人的资本家没有半点不利用的；而把一百年来资产阶级社会所仅见的这个最为大胆的财政计划，在马拉的支持和推荐下，在《人民之友报》发表出来则是他最为成功的一招。
由此可见，在马拉身上，在已开始注意他的言论的无产者身上，经验还是何等地缺乏！无产阶级思想还在怎样的黑暗——至少与茫茫黑夜相近——中摸索！
然而马拉是真心实意，坚定不移地希望减轻穷人的痛苦和改善其境遇的。这便使这一可悲的错误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是的，他在此问题上如此失于判断，同他对市政官员的仇恨有着很大的关系。几天以后，报社一通讯员的来信使得他猛然醒悟了过来。他带着一片惊愕，急忙在6月3日一期上发表了这封信：“致人民之友：亲爱的马拉，请不要被娓娓动听的言辞所迷惑；这些人大都是小阴谋家，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什么都做得出来。那个让你在本报第471期刊载勃卢雷关于运河修建计划的家伙，所怀目的是希望有关方面能为此运河的开挖而向承包商每天提供一万五千利弗尔的经费。我不想对此人提出指控，然而你可知道，此工程的倡议者是一帮穷凶极恶之徒，如果接受他们的计划，那将等于把穷人的命运交给这些新的恶棍去摆布，而他们的无耻之尤实为世所罕见。关于勃卢雷，我不想说什么。他是他们的公认首领；那些负责测量、绘图和概算的工程师现正同他打的一场场官司，已充分说明他不过是个骗子。紧随勃卢雷之后的，是无人不晓的芒古里；他来自布列塔尼的雷思，以诈骗手段之巧妙而闻名当地······三星期前，我就听他说过巴孔要为勃卢重写的那篇文章的全部内容，此文已由你摘要发表······”
“我所以谈到他的计划，纯粹为了说明市政当局对公共作坊的居心不良。” 马拉的工人合作社计划
“一个可在几年内为首都一万名生活无着的穷人解决生计的简单易行的办法，而且不需要国库拿出一文钱。此计划的实施将给国家带来的好处。市政当局为使此计划受挫而提出的徒劳借口及所耍阴谋。”
“今天能在这里为穷人说话，是尽了我心中渴望多日的一项神圣义务。因为这些工人是人民中最为健康、最为有益的一部分。没有他们，我们这个社会一天也存在不了。这些宝贵的公民承担着国家的全部负担，而自己却未得到国家的任何好处。世间的无赖和贪官污吏是靠他们的血汗养肥的；但他们却受到了这些家伙的残酷虐待。当压迫他们的权贵在锦衣玉食中过着享乐的生活时，轮到这些不幸者名下的却只是辛劳、贫困和饥饿。啊，战神！要是我在某个时候希望能得到你的利剑的话，那只是为了给他们恢复神圣的自然法则；因为这个法则遭到了世间各个君王的践踏，并受到了我们的元老们肆无忌惮的无情破坏。”
“我此刻要向公众介绍的计划，是一位高明慈善家提出来的。计划一旦执行起来，便可在几年内解决几千工人的生计，而且无须国库拿出一枚铜板：不论所涉及的工人怎样多，都不必担心巴黎的秩序和安宁会受到破坏。几年后，面包价格将会每四斤降至七至八个苏，民众因而每年可节省一千多万，同时首都的财富将会逐年增加，从而为大批工人带来工作。总之，计划的实现可使八万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并有助于消灭乞丐，大大增加公共收入。所作设想很是简单：从圣摩尔开挖一条运河；运河将经过万森林苑，以便利用山丘下部的岩石；来往船只的费用将因而大为降低，因为这不仅可使之缩短八千特瓦斯〔注：特瓦斯，法国旧长度单位，一特瓦斯相当于1.94米。——译者注。〕的航程，而且可消除水下礁石，大大减少航行危险。
这一地区的天然河段既然不再用于航行，将可建造五十来座以水带动的工厂，如面粉厂、啤酒厂、加工大型器件的磨压厂、各种型的造纸厂以及金属拉丝厂；厂品输往外国，每年贸易额可达几百万。
万森城堡这座惨绝人寰的监狱，不断使人想起统治者的暴虐。他们当初建造它，就是出于复仇和发洩的心理。现在，城堡将由承包人出资买下，改建成大型谷仓，在首都和本郡的公民监督下，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为穷人提供食粮。因此，此城堡将会成为我们所赢得的自由普照人间的伟大丰碑。这个大型谷仓所存粮食可保存几年并将不断以新粮更换陈粮，它不仅可为各面粉厂提供原料，而且可使巴黎不再依赖贪得无厌的囤积居奇者。我们在丰收年景所经历的因人为因素而造成的粮荒，应使我们在今后变得聪明起来。
计划所需资金将由穷人提供，他们只须投入很少的钱，便可期望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具体办法是：将成立股金可退还的储金会，参加者涉及所有人，包括年长者。储金会设八万份数额相等的股份，即每股七十五弗利尔；可一次交清，也可在一年内每月交六利弗尔五个苏。三年后工程便将竣工。届时，上述所交款额将带有五厘的利息。随着部分入股者的死去及所建设施自然会得到的发展，此利息将会逐年增加。因此，一个入股者虽然只交五利弗尔，但这些设施的储备却会在某一天达到几十万利弗尔，这些钱随后将由国民继承。
至于工程所雇工人，将通过某种安排使他们每人认购一股中的一部分，从而使他们热爱本职工作，愿意为工程竣工出力；况目且他们所挣工资，应付日常生活将绰绰有余。储金会资金将不用来为任何公司提供信贷，而是用于公共福利，因此将到六百万利弗尔为止，这个数额对于修建所有工程和购买所之物，是足够的了。
通过这一道道地地的民办事业，我们将可使目子过得不太宽裕或靠其微薄积蓄无法改善的人，从此享有安逸的生活。这些人终身劳累，常常缺这缺那，甚至无法填饱肚皮；他们若不是因紧张的劳动或生活的拮据而身患重病，造成中年早逝，便只有在收容所发残年。而现在，八万穷人将可摆脱贫困，同儿女共享天伦之乐······这一简单计划只要略加介绍，便可得到人民所信赖的人给于的赞同和支持；对于这一点，谁不相信呢？可是哪里想到，就是这个计划，却受到了那些不称职的市政官员千方百计的阻扰？······”
“昨天，我到了爱国者加兰〔注：加兰（1753-？），面包师，选举人，巴紫市议会成员，1793年主管粮食。——编者注。〕的铺子里。一个工人要买个面包，拿出一张价值四利弗尔十个苏的指券。为了把钱兑开，他跑了十来家商店；最后终于换来零钱，但其中却有几枚硬币是假的。这个为难以兑换小面额指券而沮丧满怀的工人，于是长叹一声说道：‘在这个国家，我们已被那些本应多为我们考虑的人所抛弃，这可叫我们怎么活下去？’接着，他擦了擦泪，又说了一句：‘他们已渐渐把我们的耐心视为胆怯。可是我们工人在巴黎有二万人，个个身强力壮；总有一天，我们要结束这种拿我们寻开心的局面。我们至今一直听任这些资产者的蒙骗，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马拉与其土地改革计划 一个社会人的职责是由法律确定的。我们这个政治团体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共同的幸福，每个公民都应为此而努力。
“为什么？因为社会状况要求每个人能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其部分利益；作为对此种牺牲的回报，每个人可从国家得到保护，即其财产的保护和人身安全的保护。因此一个人对自己在世间最珍贵的东西——财产、安宁和生命——的维护，取决于他对法律的遵守。
〔注：由此可见，马拉的英国经历十分丰富，包括对农村经济的了解。但他对英国农村的大变动所注意到的，与其说是圈地不如说是土地的归并。——编者注。〕。”
共同的幸福协调起来。
〔注：关于这一点，马拉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把大型农庄改为小型农庄是农民在旧制度末和革命时期经常提出的一项要求。参见本卷（上）第244页。——编者注。〕。
“因此，法律在通过正当交换使土地连成一体，从而给土地所有者带来许多好处的同时，也应迫使那些自己不种地的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分成若干块出租，从而确保所有人的生存，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土地因小块耕地的合并而使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使收入增加时，我这个对我们的同胞素有良好看法的人，不相信他们当中会有人无理提出这样的埋怨：法律在将土地分给更多家庭耕种后，虽使农产品的分配更趋合理，但却剥夺了土地所有者对其土地的支配权，即随意出租的权利。因此，这一措施必会产生如下结果：首先可通过耕种的便利和农产品的合理分配而使公民社会接近自然状态；其次，可使粮食价格与劳动力恢复平衡；最后，可消灭农产品方面的一切垄断。这是因为有地耕种的人越多，打短工的人也就越少，他们的劳动日价格因而必会增加。另一方面，有地农民越多，粮食出售的竞争也就越为激烈。况且生计得到保障的乡村居民将会十分乐意出售剩余粮食，这样粮食贸易也就不愁没有货源了。”
富有土地所有者必会携带其财物回到农村来。我们很快将可看到一些开明人士会不耻下到田间去扶杖犁地；知识的传播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必会使农业生产出现飞跃······”
〔注：饶勒斯这一看法似乎有点乐观，国王逃往瓦伦事件发生后，制宪议会对民主运动采取了遏制政策，竭力强调宪法中有关选举的纳税规定，要求各级选举人须分别拥有或租赁相当于一百五十、二百和四百天工资值的财产。国民卫军的组成也由1791年7月28日法和9月19日法作出最后规定：只有积极公民方可参加。——编者注。〕。许多积极公民同消极公民的社会差异微乎其微，无法在政治权利方面坚持不同的做法。因此制宪议会虽然进行了抵制，但枉然无益，其闭幕不到一年，普选制便得以确立了。诚然，普选制的实行可以说同8月10日的革命声势不无关系，但1791年，罗伯斯比尔所作不懈努力及民众影响较大的市镇不声不响地逐渐对寡头法律所起瓦解作用，早已为此做好准备。因此，重大的改革虽然常因形势的剧变而突然得以实施；但长期的孕育和暗中的推动已经使之趋于成熟了。 入市税的取消 〔注：食盐税于1791年3月21日取消，间接税（即饮料税）于1791年3月2日取消。1791年3月20日法令取消了对于烟草的管制，从而使烟草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在全国得以自由进行。各市镇的入市税也随着1791年2月19日法的颁布而取消。——编者注。〕；不过，要是没有战争的话，革命以它所确定的四种直接税，是足可维持其预算的〔注：制宪议会所确定的直接税有三种，即土地税（1790年11月23日）、动产税（1791年1月13月）和营业税（1791年3月2日）。另一种直接税——门窗税——由督政府确定（1798年11月24日）。——编者注。〕。革命动乱的旷日持久和各级政权的涣散状态所造成的赤字，指券将可予以弥补。这样，虽然遇到种种阻力而一再推延，宪法所确定的完全仰靠直接税的税制，仍开始实施起来了。取消入市税的法令于5月1日生效。欢天喜地的民众如同沉浸于重大节日一般。午夜时分，巴黎一声炮响，报告人们该市各城门从此可以自由进入；装载着粮食、葡萄酒等商品而在城门边等候的车队，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进入市内。人们纷纷以廉价购买的成桶葡萄酒和大块大块的牛肉，办起了丰盛的筵席。工人们不断高呼着“国民议会万岁”的口号，他们已忘记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失望和不受信任而个个喜笑颜开。
〔注：见龚古尔兄弟的《大革命期间法国社会史》（1854年出版）。——编者注。〕。这含义丰富的比喻，不禁使巴黎瘦弱多病的穷苦大众因想起富饶的荷兰而感到无比的振奋。龚古尔兄弟这样说，要不是意在说明此庆祝活动是多么地粗俗和低下，我们本来会衷心赞同的。这两个以搜集革命轶事为乐的可怜文人，对盼望能填饱肚皮的民众发自内心的欢乐之情，始终感到格格不入。
〔注：戒严法即禁止公共集会法于1789年10月21日由制宪议会通过。马拉在第34期《人民之友报》对此进行了抨击。——编者注。〕等以提防和镇压为目的的法律而言，其自私性也已显得不那么突出了。不但如此，议会还希望，入市税的取消在有助于改善民众生活的同时，能促进手工工场的繁荣。可是我们从下文将可看到，入市税取消后，虽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一些工厂主和承包商却拒绝增加工人的工资，理由是入市税的取消，已使他们的工资相应提高。 1791年的经济形势
〔注：波迈兹（1759-1800），弗朗德尔高等法院总检察长，杜艾管辖区所选贵族代表。——编者注。〕关于指券的发言发表了洋洋自得的评论，随后写道：“况且他也已指出，手工工场生产的停滞或确切地说疲软，是整个这场大规模革命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如果确实爆发了危机的话，这一谨慎态度将何以解释？马拉没有说，波迈兹未能对问题给予足够的强调；可见在马拉看来不过是存在着疲软而已······
〔注：参见本卷（下）第74页。——编者注。〕在对1790和1791年的巴黎选民进行统计时，发现1791年许多街区的积极公民比1790年多。这不是情况日益严重的迹象，而是相反。1791年11月1日，罗德雷〔注：罗德雷（1754-1835），麦茨高等法院推事，麦茨市所选第三等级代表；制宪议会闭幕后任巴黎郡总检察长。——编者注。〕在雅各宾俱乐部的会上说：“手工工场的生产现在是一派兴旺，肯定可为国家挣回不少钱来。”要是生产停滞的话，他怎么会在巴黎这些资产者和手工业者即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面前大谈什么兴旺呢？不要忘记，教会财产的没收在1791年给各个方面带来了多少笔生意！
〔注：即建筑师帕罗伊（1755-1835），共和二年因贪污罪受到查处。——编者注。〕从所拆物料中弄到了多少好处，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便可明瞭这些企业主有着多么清醒的头脑：巴黎的四分之一已掌握在他们手中，大笔生意滚滚而来。这一时期，人们抱怨颇多的硬币不足，部分地恰恰归因于革命给工商企业所造成的迅猛发展，因而毫不足怪。1789年的农业歉收，曾造成硬币大量外流。由于所流失的硬币这时尚未弄回，因此这个新社会只得靠仅存的硬币应付欣欣向荣的生活所带来的一笔笔数额很大的生意。
〔注：即亨利希·冯·西贝尔（1817-1895），德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期间欧洲史》。——译者注。〕也承认，指券发行初年，其贬值反倒有助于促进出口。金币和指券的差价对我国出口商就大有好处，因为他们在国际市场出售商品得到的是金币，随后在国内将金币换成指券可有很多赚头。
〔注：即罗兰，1792年8月10日至1793年1月23日，他第二次进入内政部。——编者注。〕在国民公会所作关于1792年第一季度外贸情况的重要报告，本书虽无法全引，但仍须在此提一提。报告中所谈这一时期的发展，显然并非一天形成而是与1791年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况且这一点已由上文所引罗德雷的有趣谈话得到证实。这位部长在报告中说：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出口为三亿八千二百万；为引起大家的注意，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句：按通常年景，这一时期的出口仅为三亿五千七百万；但今年则在全年贸易额中一个季度就增加了二千五百万。”
我国的棉麻织品已在国际市场站住脚。细麻布、花边和呢绒的销售都有所增长，而丝绸、纱罗、饰带和丝绸针织品今年第一季度销售之畅却是多年来少有的。因为一般年量，这类商品的出口不会超过三千六百万，而今年以来仅在德国方面就已销售四千五百万。”
〔注：见本卷（上）第145页注①。——编者注。〕为何觉得1792年的里昂虽在隆冬季节而妇女们的打扮却仍是那样花团锦簇，如同节日里一般，现在也就不难理解了。不知道——这只是纯粹的假设——是否由于逃亡到莱茵河彼岸的亲王和贵族，或以其自己的购买，或以其表率作用，而大大促进了德国对法国的丝绸进口。因此在开始阶段，逃亡只是使奢侈品行业的贵族主顾离开了法国，而没有使该行业彻底消失。
“与银币相比，纸币处于劣势的唯一原因是难以随意不兑开。一旦可以兑开，此缺陷便可弥补。手工工场的生产现在是一派兴旺，肯定可为国家挣回不少钱来。不过除五利弗尔的指券外，若不新增十个苏的指券，使之可以兑开，则此纸币将变得没有多大用处。”
〔注：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有关的民众心理状态。手工工人及其伙计所要求的，是实现工资率即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他们没有把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联系起来考虑。工资是按食品价格而不是按劳动确定的，劳动的社会职能未得到明确阐述便是证明。——编者注。〕。然而这本来会是提高工资最为有力的理由。 勒夏帕利埃法
本法律所涉及的，是同行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的联合。
〔注：劳动的自由胜过联合的自由。1791年7月20日，议会决定勒夏帕利埃法的各项规定在农村推广实行。这条不许工人进行联合和罢工的禁令，是资本主义为维护自由竞争而采取的一项主要措施。工人到1864年才赢得罢工权，建立工会权则到1884年才赢得。——编者注。〕。
〔注：这一句话似乎不是直接引自马克思的著作，疑为饶勒斯本人的归纳。——译者注。〕他写道：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组织法，宣布劳动者为保卫自己的共同利益的一切联合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五百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这个法令依靠刑法和警察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家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中取消；而且还留了一手！最能说明资产阶级的这种彻底转变的，是下述借口：被卡米尔·德穆兰称为‘可悲的诡辩家’的法律报告人勒夏帕利埃非常坦率地说：‘日工应该比现在高一些······因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工资的数额必须使领工资的人能够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奴隶般的依赖状态’。但是，在他看来，现在是‘防止混乱状态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了’，这种混乱状态就是：‘工人为了提高工作日的价格’和缓和这种绝对的、几乎是奴隶的依赖状态‘而结社’。必须绝对制止结社，为什么？因为工人这样做会损害‘企业主即前行会师傅的自由’，因为他们在破坏前行会师傅的专制的同时——谁也想不到——却‘力图恢复革命所取消的行会’〔注：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00页。本书对这段引文的个别译法做了改动。——译者注。〕。”
〔注：关于这一点，《议会档案》有如下记载：勒夏帕利埃说：“我身边的人认为应将各城市商会排除在外。这是自然的。你们可以想象，我们当中没有一人主张不让商人们在一起谈谈自己的生意。因此我建议在记录中加上这样一条：考虑到刚刚通过的法令不应涉及商会，国民议会随即转入对此问题的讨论’。”——编者注。〕。看来草案是一致通过的，至少没有遇到任何反对。这种一致性是否就显示了它是一个阶级的法律？罗伯斯比尔和勒夏帕利埃即民主主义者和温和派这种心照不宣的赞同，是否就是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无产者的最初例证？勒夏帕利埃此时做的这件事是反动的；作为宪法委员会报告人，他正力图对民众的自由加以限制。然而他对各种各样的团体或组织所怀抱的憎恨，似乎不是假装出来的，似乎不是一种不过用来驱散工人力量的借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他对教会团体所进行的抨击是多么猛烈；大家想必记得，当教会以维护穷人的权利为由而力图守住其财产时，他曾大声嚷道：“难道穷人也自成一帮吗？”他认为，让穷人有饭可吃，有工可做是国家的事情，而不应由个人通过联合的方式解决。我们将可看到，勒夏帕利埃可以说是一个主张一切仰赖国家的个人主义者，除一切阶级的考虑外，不能容忍团体的存在。
“剥夺部分公民将自己武装起来的权利而把此权利给予另一部分公民，这是对新的社会契约的基础——平等——和神圣自然法则的侵犯······二者必居其一：法律和宪法或者为公共利益而制定，这样的话就应将其交给所有公民来维护；或者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制定，这样的话所制定的法律将十分可悲。
主席德·安德烈〔注：德·安德烈（1759-1825），普罗旺斯最高法院推事，艾克斯选区所选贵族代表。——编者注。〕问他是否已经说完。
〔注：拉鲍德（1761-1801），王国国库监理，艾棠普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站了起来：我说没有，是因为我发现，为了让罗伯斯比尔快点把话说完，你对待他的做法，同你在波迈兹和勒夏帕利埃发言时对待他们的做法不一样。
〔注：请愿权未明确写入1789年人权宣言。此权利应如何行使！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资产阶级主张由个人行使，无套裤汉主张由集体行，1791年5月10日，制宪议会通过决定，请愿不得由集体进行，只能由个人进行。——编者注。〕。
〔注：饶勒斯此观点值得商榷。马拉在评论1791年6月14日法时曾写道：“为了防止民众举行他们怕得要命的多种集会，他们剥夺了为数众多的壮工和工人合理讨论其自己利益的集会权，理由是这类集会可导致业已取消的行会重新恢复。”——编者注。〕。不过他知道得很多，十分清楚建筑业业主同工人发生的冲突，因而明确站在工人一边。意味深长的是，6月12日，即勒夏帕利埃法获得通过前两天，马拉在他的报纸上登了一封工人严厉谴责企业主的来信。信以大字标题登在头版头条：
致人民之友：
蓬塞，生于萨奥纳河畔的夏龙；他原来是个车把式，对建筑业一窍不通；但他精于盘剥之道，已从工人身上聚敛起九万利弗尔的年金。
康皮翁，原为巴黎一壮工，现为圣索弗尔教堂泥瓦工师傅；此人虽然极其无知，但却已将塔巴兰小公馆弄到手并拥有九万利弗尔的年金。
基约，当上泥瓦工师傅后，不知凭借什么本事今已成为拥有五万利弗尔年金的富翁。
毕埃弗，原为罗朗等人所雇用的办事员，其管理不善导致几位老板在所承包的商业大厦工程中破了产，但他却给自己积攒了一笔达三万年金的财富。
蒙蒂尼，圣安东关厢大街35号修缮工程负责人，现在巴黎拥有三所豪华住所。
夏瓦涅克，当年穿着木鞋到了巴黎，现已拥有四座漂亮的公馆。
科纳菲，原为采石场工人工资发放人，手中握有一支骑警队，贪污国家二百多万；他在库蒂伊给自己造了几个大商店，对工人的虐待和盘剥一如当初。
德拉勃，靠贪污意大利歌剧院建筑用款起家，现已拥有四万多利弗尔的收入。
戈贝尔，贪污布鲁纳大街几处工程的建筑用款二十多万利弗尔，随后在这条街上以五十多万利弗尔给自己造了几幢房屋。
佩罗，因娶了巴黎已故大主教波蒙的私生女而受到几家医院管理人员的保护，他刚刚带着每年二十多万利弗尔的收入告老隐退。
卢热文，担任泥瓦工师傅刚刚五年，现已成为拥有五万利弗尔年金的富翁。
1791年6月8日于巴黎
“尽管卖身投靠的谄媚之徒耍尽了欺骗伎俩，实际上，特权等级自然同国王沆瀣一气的那些代表人物所朝思暮想的，始终是摧毁人民所争得的自由，在此废墟上重新恢复专制制度。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后，他们的处境极为虚弱，不得不顺应形势的需要；因此装出一副心意至诚的样子做自己所不愿做的事情，口口声声说自己热爱正义，热爱自由；然而这绝非他们的肺腑之言。
因此想方设法解散他们的各类会议，使之处于瘫痪状态，让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孤立状态。这样，规定区级议会长期存在的法令很快被另一法令所取代，此法令使区级议会从属于市镇官员，其召集和所要讨论的议题皆由后者决定，从而使之变得名存实亡。
〔注：联谊会不同于俱乐部，因为它是消极公民的组织。其会费一般为每月两个苏，妇女也可参加。——阿·马迪厄。巴黎这一民众组织是小学教师当萨尔于1790年2月2日建立“男女爱国者联谊会”之后发展起来的。此“爱国者联谊会”也设在圣奥诺雷街的多明我修道院（即雅各宾俱乐部所在地——译者注），这类街区组织，平民百姓皆可参加，1792年8月10日后获得蓬勃发展。——编者注。〕的最为健康的部分，正不安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要求惩治贪污，并随时准备着给国民以启迪，发动国民同这些不可信赖的代表展开斗争。为了消灭这些起保护作用的组织，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其理由是这些组织以通过决议的方式篡夺了全部权力；而实际上，有关决议的通过只是为了反对压迫和暴政。
一项个人的权利，而这恰恰意味着任何团体都不能受到侵害和压迫，而不是一切团体必须默默忍受种种登蜂造极的污辱。
最后，为了防止民众组成他们所怕得要命的众多组织，他们剥夺了广大壮工和工人联合起来就其利益作出合理决定的权利，理由是这种联合可能会使已被取消的行会死灰复燃。
国家的事情。
由于不知道联合起来使其工资因指券的贬值而得到二倍、三倍的相应增长，因而其日常所需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好一个“不知道联合起来”，要是梯也尔知道制宪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就是禁止这种联合的，这个讽刺实在太为辛辣了。
〔注：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10卷）于1823至1827年问世：路易·勃朗的《法国革命史》（12卷）于1848至1862年问世。——编者注。〕。 建筑业木工师傅和工人的冲突
“这种联合组织正在王国蔓延并已在互相间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已由奥尔良市收到的一封信得到证实，该市寄来的一份抄件已查明与原件相符——其目的是要迫使企业主即前行会师傅提高劳动日的价格；是要阻止工人同雇佣工人参加作坊劳动的个人，通过双方协商订立协约；是要让他们在簿册上签名，保证服从联合组织所确定的日工资率及其擅自规定的其他规章。
为了推行上述做法，人们甚至使用了暴力，强迫工人离开他们做工的作坊，即使他们对自己得到的工资十分满意也不行。人们打算把各作坊弄得空无一人；已经有好几个作坊停工闹事，造成多种混乱局面。”
〔注：“义务会”，一种靠伙计间的联系而建立的工人组织。——编者注。〕。
“未履行该组织所规定的义务和规章者皆受到了严厉制裁。”
“现在，你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迄今为止，你们一直因此而难下决断——按照财政状况和公共习俗的需要，做出你们的决定了。
乡村农活已在各个方面进入繁忙阶段，到处都因丰收在望的年景而需要劳动力；不仅活多，雇用期也长。各郡即将开始道路修建，由于去年在这方面有所忽视，今年要做的工作将非常之多。国有财产的大量出售不仅扩大了私人占有的土地，而且给各地带来了活计，因为很少土地所有考愿同前人一样经营。
商业又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各类作坊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繁荣。工人师傅，特别是首都的工人师傅，个个在为自己难以找到伙计，完成订货而叫苦不迭。
1791年4月30日建筑业前木工师傅
在侵犯人权和个人自由方面已走得很远；
1791年5月27日巴黎市建筑业木工工人
关于工人日工资的固定规章。可是，木工业主以此集会不合法为由而拒绝参加。工人虽然受到了这些本应爱护他们、尊重他们的人——因为这些人是靠了他们才得以致富的——的蔑视；但仍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谨慎地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指出，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希望他们还是来参加上述规章的制定为好。工人在白白等了四天之后认为，木工业主这一顽固态度可能会造成混乱的局面，而防止混乱的出现，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接着又向国民议会主席递交了一份诉状。用他们的话说，他们在此诉状中对工人的行会性联合必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做了一番发挥；说此联合意在提高工资并以停工来实现之。
应当承认，他们这一做法实属居心不良；他们明明知道，我们成立这个组织是为了在病伤或年老时能互相提供帮助。但是，他们却把这叫做行会，这样的话，我们对组织应当怎样称呼呢？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把工人说得一无是处，诬蔑他们怀有罪恶的企图。
他们试图让人相信，工人是在谋求增加日工资并以停工强行达到目的。然而这一规章已在前行会师傅的大会上宣读，我们并给了他们一份抄件。规章第七条是这样写的：
工人保证，绝不利用师傅所面临的工期紧迫而迫使其支付的工资高于原先所商定的。”国尽议会在废除各种特权和行会制以及在宣布人权时，显然已经料到，人权的宣布对长期来受独断专行的业主摆布的穷人会有所用。还有，如果我们也象前行会师傅那样指责对方的话，则我们也会说，他们就天天聚在一起，为少付工人工资而共谋良策，结果使工人按一业主雇佣用后便不得不接受他所提出的工资，因为他们先已知道，别的业主不可能付得更多。业主对此无疑会矢口否认，然而有关证据却不胜枚举。
〔注：这里的主子和师傅，原文用的是同一词：“les maitres”，此处为双关语。——译者注。〕带着傲慢的神态明白无误地宣称，雇佣劳动者相互间不得进行任何磋商，其旨在提高工资的任何联合都是违反人权，违反个人所享权利的。竞争意味着独来独往，劳动契约必须在个人之间商定。当他们放肆地使实际上一直抱成一团的师傅对于分散的单个工人所占优势因此而合法化时，工人却不敢明确回答，他们除了联合起来，以共同停工来对付业主，无法捍卫自身利益，使其工资得以提高。
诬蔑他们怀有罪恶的企图，说他们想以停工的办法来增加工资。可见他们自己也把有条不素地坚持进行的罢工这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有效斗争手段，说成是犯罪。此外，在他们起草的章程，即向师傅们提出的规章中，他们规定自己不得因工期紧迫而停工；这就是说，在罢工可能会取得胜利的时刻，他们反而放弃了罢工权。
〔注：工人这时还没有能力弄清自己的社会团体地位和劳动的职能地位。这同当时以手工作坊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条件及民众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财产观，是分不开的。劳动界仍处于以手工业为主的经济环境中，没有形成任何阶级意识，怎么能认识到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社会后果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将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到那时，劳动将作为一种主要社会职能而存在。——编者注。〕。他们没有预感到经济体制将会出现不稳定性和日益明显的多变性；持续不衰的产业革命将很快到来；生产、物价和工资将会发生剧烈变化。因此，他们似乎希望制定一种一劳永逸或至少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持久规章。这种规章不同于旧的行会规章，因为它不是由师傅们凭借其权威独自制定的，而是业主和工人的协商产物；虽然如此，但二者都有着几乎一样的稳定性。
在革命狮子米拉波的时代，人们还把大手工工场叫做“联合手工场”······〔注：虚点为译者所加，原文所引这段引文，标点不明。——译者注。〕米拉波说：“人们只注意有几百人在一个厂长指挥下进行劳动的，通常叫做‘联合手工工场’的大手工工场；而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分散地独自经营的手工工场，几乎不屑一顾，把这些手工工场完全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使国家繁荣的真正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工场使一两个企业主大发其财；但工人不过是得到或多或少报酬的短工，他们丝毫分享不到企业得到的好处。
唯一自由的手工工场”。
〔注：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版，第806至第807页。——译者注。〕。”
〔注：巴贝夫此时正集中精力进行反对封建权利的斗争。——编者注。〕。马克思说，即便在恐怖政府时代，这个针对工人的法律也未取消，事实确实如此。而且应当补充一句，工人们即使在那些好象大权独揽的日子里，也未要求将其废除。他们的思想在别的方面，他们在一个观点——即法律和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上同革命资产阶级有着一致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主要不在于同资本的力量展开经济方面的斗争，不在于把无产者组织起来，通过一致的停工同企业主对抗；因为对93年和94年的无产者说来，这些办法都嫌太慢而软弱无力。当务之急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正如革命资产阶级曾利用国家的力量制伏贵族，没收逃亡者和教会的财产一样——通过极其有效、能解决问题的法律确保民众的福利。如果粮食售价太高，那就制定最高限价法；如果有失业出现，那就让市镇和国家为参加区级议会的所有公民发放工资，也就是以向富人强借来的钱养活无产者。如果有的工厂主所付工资不足，那就警告他们将把他们当作贵族看待，甚至象几位特派员所做的，把他们的工场交给国家，由国家以更为合理的条件让拥护革命的工人去工作。如果需要，可让国家做出榜样，象特派员在土伦所做的那样，给它所雇用的工人增加工资。
〔注：此观点值得商榷。勒夏帕利埃法即便在恐怖时期的鼎盛时刻也依然有效。1794年春（共和二年花月至稽月）发生有关工资的工潮时，巴黎公社国家工作人员帕扬就曾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由要求对各行业集会实行勒夏帕利埃法。——编者注。〕。
补充注释 1791年的政党和阶级 〔注：雅各宾俱乐部原为出席三级会议的布列塔尼代表于1789年在凡尔塞成立的一个俱乐部。该俱乐部由凡尔赛迁至巴黎后，即设在圣奥诺雷街的多明我修道院中（“多明我”原文为"Jacobins"，“雅各宾”是其另一译法），德穆兰在此借用“教会”一词形容雅各宾俱乐部，显然与此有关。——译者注。〕看来定会占据罗马教廷在传布基督教中所占主导地位。各地的爱国者俱乐部，集会或‘教堂’一开始出现便要求同它建立联系，认识一致的来信纷至沓来······雅各宾俱乐部是名副其实的国民调查委员会；对好人来说，其危害性比国民议会有关委员会要小，因为它所进行的揭露及所作出的决议都是公开的；对坏人来说，却要可怕得多，因为它同地方各分支所建立的联系把八十三个郡的拐拐角角都包括了进来。它的出色调查不仅令贵族闻风丧胆，而且为所有公民提供帮助，使一切弊端可得以纠正。确实，它似乎是国民议会下属的‘检察部’。各地被压迫者的诉状在呈送庄严的议会之前都要先送到这里。因此，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大厅里，来自各地的代表成天川流不息；他们或是向它表示祝贺，或是要求给予支持，或是让它提高警惕，或是请其纠正弊端。”
[08.htm](第八章 结盟.md)[index.htm](第一卷 制宪议会(上).md)[10.htm](第十章 逃亡瓦伦.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