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行动的统一

第三部 社会主义者

在人们中间，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饶勒斯最初属于中左 （1886年至1893年）；从 1893年至1898年他倒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接着，从 1898年到 1905年他又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转为改良主义的内阁派的社会主义；最后，在他光荣的一生的末期，即从1905年参加在地球厅举行的代表大会起一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主张 “统一”的社会主义。对于这类众所周知的说法，饶勒斯本人当然也是知道的。他把这种说法称为“颠扑不破的”，因为这好象是一张精确的“地形图”，上面清楚地标明：饶勒斯在其议员生涯的最初阶段属于中左。一些政敌出于党派的利益精心炮制并大肆渲染的这一说法在部分意义上其实也有它真实的一面。与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饶勒斯不停地在生活中学习，不断思索，深入和认真地研究生活中越来越错综复杂的问题。他顽强地追求真理，对人对己从来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考虑，仔细推敲，决不肯轻易放过。他在政治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要把疑难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项新研究一番。他的思想既缜密又开阔，不但能清楚地看到基本的困难，而且知难而进，敢于向困难挑战，把各种疑难汇集起来，加以剖析，力求彻底解决。他能恰如其份和熟练地运用辩证法，特别喜欢把各类问题按轻重缓急排列起来，以便完全制服和战胜它们。他是一个细心的、一丝不苟的和不知疲倦的观察家，因而能不断获得新经验和新知识。饶勒斯能在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洞察一切，抓住一切，了解一切——不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且抓住事物的本质。饶勒斯从来不会不懂装懂，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象他这样诚实的人。他在现实生活面前永远是一名好学生。他向周围的一切人请教，从最有名望的学者一直到报刊记者和最普通的社会党人。因此，议会大厦的走廊、编辑部、举行代表大会的大厅以及用于公众集会的商店货栈，都成了他的学习课堂。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在议会休息厅里被一大群代表各种政治色彩的记者团团围住这样饶有趣味的场面。他面带笑容，仔细倾听别人的讲话，尤其注意向对方提出问题。他在提问的同时，常常讲一些诙谐、幽默的俏皮话。对于别人提出的问题，饶勒斯总是有问必答，既亲切又认真，从不苛求于人。他向来不以势压人，故弄玄虚，或者强词夺理，而是象苏格拉底那样，用朴素易懂和风趣的语言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力求以理服人。那些听众便是他的老师，而他则是一名杰出的学生。他能用一句似乎是随口而出但又意味深长的话，一下子澄清争论不休的问题，使在场的老师们个个心悦诚服；或者用婉转的方式，结束争论，免得大家不欢而散。饶勒斯在同别人谈话或者交换意见时，不仅彬彬有礼，而且和蔼可亲。

人们不难懂得，由于采取了这种实事求是和服从真理的态度，饶勒斯在其政治生涯中，有时不得不改变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的观点和策略。而如今的政治家们惯于以势压人，把对方以及对方的论点完全不放在眼里，这种盛气凌人的恶劣作风成了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和吓唬外行的法宝。饶勒斯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从来 “没有天真地认为，在二十年的摸索、学习和斗争的过程中，自己是一成不变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决不会胡诌生活从未教会他任何东西。”

但是，变化是次要的。他的观点和策略的始终没有改变。这仅仅是在基调不变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些变化而已：共和的、世俗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力图把最崇高的理想主义同最具体的现实主义和谐地结合起来，把未来的力量同过去和现在的力量结合起来。

饶勒斯在文章里，曾明确无误地解释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他的基本倾向始终没有改变。这里，我们想引用饶勒斯为《议会演说》（1904年冉克拉里汇编出版）撰写的长篇序言中的一些典型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全部政治活动的实质是。

饶勒斯在序言中写道：

我毫无愧色地接受要我把在议会中的演说汇编成册的建议。请不要以为这是为了炫耀自己。一个战斗不息的政治家如果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抱着自我欣赏的态度而不愿拿出反映昔日斗争的演说，那是一种轻率的态度。这些材料固然说明了个人的行动在迅猛发展的形势面前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但是为社会党人收集有用的宣传资料，从而帮助整个民主力量更加明确我们党的思想和行动，这不是没有裨益的。对于我来说，用真实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成长过程，也同样不是没有裨益的。我从来没有天真地认为，在二十年的摸索、学习和斗争过程中，自己是一成不变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决不会胡诌生活从未教会我任何东西。我第一次当选议员时，只有二十六岁，可以说还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我们这儿与英国不同，英国贵族很注重他们的子女在进入生活各领域之前的政治文化教育，而我们的大学和师范学校仅仅是中学的继续，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小天地，学生的思想有时确实十分活跃，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从未与外界的人和事有过直接的接触。在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的头脑里，从外面传来的最微妙、最深奥的信息有时却与最莫名其妙的无知混杂在一起。这好比居住在一间冷清而又宽敞的房间里，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连离得最近的物体也辨别不清；好比房间里摆满镜子，天边的霞光照进来，只是在那些镜子里来回反射，令人眼花缭乱而已。

从这份珍贵的自传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饶勒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在政治生活的艰难曲折和惊涛骇浪中毫不动摇，令人感动地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他是通过 “学习”也就是通过思考，通过对事物的理解和内心活动，最终接受社会主义的。在他开始学习的最初几年里，他就已经 “学习或接触过从费希特到马克思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饶勒斯具有敢于讲真话的这一难能可贵的品德。据他本人讲，他所接触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凭天生的直觉摸索到的这种社会主义具有这样的一个缺陷：他当时并不知道 ”在法国已经成立社会主义小组，这些小组正在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 ”。他在热切地追求真理和努力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同社会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发生接触，并着手研究他们的事业、饶勒斯首先发现，然后才发现和他们的组织。这一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研究饶勒斯以后与这些组织的关系的钥匙。他首先努力向突然展示在他面前的社会党人的生活学习，不断丰富原先学到的 “孤零零的书本知识 ”。同时，他又十分警惕 “新鲜事物 ”对他的 “巨大影响”，警惕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最初的传播者突然对他产生的 “十分强烈的诱惑力 ”。他凭自己的理性和眼力来判断这些创始人身上所具有的、最初曾使他眼花缭乱的魅力。换句话说，他正在努力使自己不要过分迁就和轻信别人，否则，即使最优秀的分子也会在精神世界的先驱和前辈面前变得唯唯诺诺，无所作为。他本能地力求保持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外界影响之间的平衡，以便在 “运动着的事物 ”中间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个性。

但是，饶勒斯始终不能克服他在法国社会主义创始人和最初传播者面前的那种腼腆和胆怯的心理。凡是认真研究过这位社会主义者一生的人，都能发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我只想在这里讲一件动人的事情：那是发生在统一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饶勒斯公开要求茹尔·盖得允许他改变对某一问题的态度，虽然他在头一天同这位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举行单独会谈时已经就这个问题做出过保证。他对参加会议的各组织的代表们说，他原先受了盖得的影响，后来，经过独立思考，他又 “反悔 ”了（我准确地记得，饶勒斯当时用了 “反悔 “这个词）。

饶勒斯在1903年或 1904年撰写了这份自传材料（《议会演说》一书于1904年出版）。这一时期，他遭到早期的法国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和代表们的猛烈的，而且常常是不公正的攻击。但他并不计较这些恶毒的攻击。他说，“尽管发生不和，甚至到了关系破裂的地步，”但他 “始终不能完全摆脱“那些 “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人” ——他们在历史上不可避免地发生分裂的时候扬言说，饶勒斯已经丧失社会党人的尊严——对他思想所产生的 “突然的十分强烈的诱惑力。”很难找到象他这样豁达大度，心胸开阔的人。看来，饶勒斯担心的是，如果不尊重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传播者，那就可能意味对这一思想的不恭。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位社会主义者的一生，我们再引用一份由他本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这是他在庆祝《社会主义评论》创刊二十五周年的宴会上的一次席间讲话。

他说：

我不能在纪念《社会主义评论》创刊的这一伟大的日子里，过多地回忆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情，因为这一刊物的特点恰恰在于她一方面充满着活力，另一方面她并不属于哪一个个人，并不带有明显的个人和宗派色彩。但是我不能不想起，当我还处于中左一边的时候，是《社会主义评论》首先向我发出召唤，并且为我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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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勒斯在其曲折多变动荡不定的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思想是什么？饶勒斯本人曾说过：“我始终是一个。”不过，这两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两者在他的身上是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和生动的整体：他是社会主义者，所以才是共和派；他是共和派，所以才是社会主义者。

他善于归纳，富有哲理，思想开阔；他喜欢通过事物的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寻觅事物深处的统一。他不是把共和国，哪怕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表面摆摆样子的共和国，同全面实现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对于饶勒斯来说，社会主义是民主共和制的延续和。另一方面，他认为，不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共和制只是一种毫无现实意义的空洞的形式，一个没有血肉的躯壳，是虚无飘渺的幻影，含混不清的许诺和不可能实现的遐想，尤其容易被反动派利用来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

这种共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统一是指导饶勒斯全部政治和社会主义行动的原则。这一原则合乎逻辑地和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民主力量、世俗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统一行动。

他在法国议会上说的句话，便是宣布这种行动的。

1885年12月 23日的《公报》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

“让·饶勒斯：你们看到了

这个指导饶勒斯全部活动的关于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联合的思想，早就神奇般地体现在他的第一次议会演说中。

他铿锵有力地说出了这“联合”这一宝贵的字眼，作为对阴谋反对共和制的波拿巴分子保尔·卡萨尼亚的回击。饶勒斯讲这句话的时机和这句话本身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实际上，保尔·卡萨尼亚曾经就政府在这10月这18日的第二轮选举中对选民施加压力一事，要求向政府提出质询。内阁总理布里松当即进行反驳，但他却不同意推迟质询。于是，保尔·卡萨尼亚在“左派议员的一片喧闹声中”撤回自己的要求。饶勒斯用”左派联合“这句话向后缩的右派质询者提出反质询。

如果我们知道，共和党人正是依靠了联合的力量，才在第二轮选举中免遭惨败，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位满腹牢骚的波拿巴分子的心情。1904年，饶勒斯在回顾这一时期时，曾经写道：

1885年大选之后，当我被选入议会时，共和党人的处境十分危急。保守派、帝制派和教权派夺走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如果他们没有获得更多的席位，没有能够成为多数派，这仅仅是因为共和派中的激进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经过第一轮选举的相互厮杀和火并之后，感到大势不妙，便在第二轮选举中仓促达成协议。不过，万一他们再次遭到失败，他们之间的协议就将化为乌有。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保守党人对此抱有巨大的热情和希望。不管怎么样，共和国一共才只有十五年的历史，这段时间还不足以消除人们对旧政权的眷恋，不足以排除复辟的可能性。自从革命使法兰西进入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以来，共和制处于所谓的政府危机阶段。战争一结束，共和派便利用王朝和法兰西的惨败，钻进了四分五裂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内部，搞出一个可笑的保守的共和模式。他们在“5月16日”事件中，击退了保守派的反扑，因为保守派立足于从过去的事情中得出的一鳞半爪的经验教训，任意占卜未来，向全国揭露说，共和制孕育着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结果连最信赖他们的人或者头脑最糊涂的人也都觉得他们言过其实。可是反动派却声称，他们的经验具有决定性意义²

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样，对于饶勒斯来说，社会主义除其本身的含义之外，还包含共和制这一基本思想。因此社会主义的行动成了捍卫共和制的行动，成了保卫共和制的最有力的武器。 1904年，饶勒斯曾就这个问题作过以下论述：

任何人都无权忘记：早在一个世纪前，这个国家被迫经历了一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极端革命，但是它在保障充分的自主权和允许合法活动继续存在这两方面，从未受过长时间的、循序渐进的教育和培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后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定，新生的法兰西还未来得及消除的敌对势力常常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不顾国内的条件是否成熟，革命一举推翻了陈旧的君主制度。就在为了摆脱困境而进行的一场对外战争的可怕动乱中，旧制度彻底崩溃了。请允许我稍加改动地借用丹东的一句话：新世界诞生之后，正是通过激烈的和几乎是强制性的手段，才得以把遗留在母体内的这张王权 ”胎衣“清除干净。因此，共和制虽然是革命原则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但她更象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故。革命曾一度出人意料地转向完全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继续打着原来用以反对旧世界的人权的旗号，另一方面却限制公民的选举权，缩小行使这些权利的范围。他们把三百万无产者和穷苦人贬为消极公民。只有当资产阶级需要利用人民的力量来镇压王公贵族的叛乱时，他们才同意放松限制。甚至在同国王和逃亡分子的帮凶——教会进行殊死的斗争时，资产阶级依然不得不照顾大多数法国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一切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满足他们私欲范围之内的人，一切在新社会里业已获得好处从而妄想阻止革命向前发展的人，多少年来成批地加入了那些死抱住过去的利益或尊严不放，竭力维护旧制度和为反革命效劳的人的行列。这些人看到革命引起了所有制的大规模变革，便害怕随着革命的深入，新的所有制有朝一日也会发生动摇，遭到与部分旧的所有制类似的命运。由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在革命的进程中总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他们今天一齐转向反对政治民主，以防止这一民主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农民本能地对人民的自主权和对工人无产阶级持不信任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第三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一百年里，革命虽然取得节节胜利，但真正的、明确的革命只是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发生。革命力量除了在1792年和1793年的革命风暴中以及在 “二月闪电 ”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之外，在这漫长而又痛苦的一个世纪里，不是神权君主制复辟，就是假民主的独裁统治或者是资产阶级凭财产获得选举权的寡头政治统治。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宣告结束。革命采取了她的合乎逻辑和正常的形式——共和政体。但是，如果共和国内部的一切代表旧制度的势力，一切君主和王朝的势力，一切贵族和教会的势力，一切军事独裁和宗教独裁的势力，以及近百年来被革命所摒弃的一切阶层，沆瀣一气，对共和制设置重重障碍，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不过，一切旧势力和现代政治寡头再也无力建立一个持久的反革命政权，即使是一个不完全的政权也罢。尽管如此，他们仍狼狈为奸，不断兴风作浪．威胁共和制。只有到了该制度产生与其相适应的并能永远确保共和制存在的社会形式的那一天，他们的活动才会终止。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共和制就始终面临着威胁，始终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因为共和制本身包含着一对原则矛盾：人权的普遍性和资产阶级特权造成的种种限制之间的矛盾；代表未来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和旧制度的残余——“一切君主和王朝的势力，一切贵族和教会的势力，一切军事独裁和宗教独裁的势力 ”——之间的矛盾。在一个以普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资本主义寡头的存在对共和制构成了一个经常性的威胁。因此，在这样一个本质上是矛盾和对立的社会里，人们必须不断地为捍卫共和制而斗争。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饶勒斯不停地要求共和国采取社会行动，因为这是彻底巩固共和制的唯一办法。

饶勒斯高瞻远瞩，从这一角度深刻地描绘了法国的党派斗争。他从不用庸俗和卑劣的手法来指责某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和叛卖行为。

1885年的机会主义者和激进派曾因为反动势力的复苏而相互指责，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他们本应该怪罪于历史本身，同时也怪罪于他们在1881年至1885年的内部分裂。当时，关于向北圻^{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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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勒斯的政治观点来自于他对法国现代历史的一整套哲学观点。不了解历史的深刻含义，不了解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就不可能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饶勒斯的政治主张之所以了不起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来自于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间事物，即公众事务的和。这是政治家同庸俗的政客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真正的政治活动家同摇唇鼓舌的蛊惑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判断事物，那么，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他也能够公正地对待，或者说正确地评价自己的政敌。事实上饶勒斯比谁都更善于判断和了解其它营垒里的人。请看饶勒斯在1904年是如何刻画最为极左派所憎恶的茹尔·费烈的嘴脸的：

当激进党人在议会一开始就犯下这个决定性错误时，当激进党人和整个共和派都身不由主地卷入一场盲目的混战时，各机会主义政党则抱成一团，幸灾乐祸地在一旁观望。他们没有公开地向社会党人提出联合行动的建议。茹尔·费烈在过去的两年里，习惯于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多数派，但是这个多数派由于谅山一役⁶

饶勒斯对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是因为他在判断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时，总是以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能达到的那个阶段为依据的。他曾说过，这是他们在自己活动的历史和政治范畴内，愿意并且能够做的事情。他们虽然完成了自己的事业，但他们并未由此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茹尔 ·费烈很愿意建立一个“没有上帝和没有国王“的人类社会，但他并未想到还应建立一个 “没有老板 ”的社会。因此饶勒斯责备他 “停留在社会问题的门槛上 “。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的人立即会说：鉴于茹尔·费烈的阶级立场，他不停留在社会革命的门槛上。饶勒斯忽略了这一点。他所感兴趣的是各种思想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各个政党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他们的分歧点。能够吸引他，能够对他产生魅力的是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不是使他们分离的东西；是历史的连贯性，是人以及事物之间的统一和协调。饶勒斯是一个伟大的统一论者，伟大的调和论者；他热情支持和酷爱统一与调和，主张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他热衷于把哲学、政治和社会三方面问题结合在一起，他是宣传世界大同并为之奋斗的勇士。崇高的思想境界，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再加上富有魅力的天赋和善良的秉性——这一切使他具备与其哲学观完全吻合的政治观和社会观。饶勒斯是当代政治生活中最有才华的人。宽广的心胸和非凡的才智是产生这样一位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伟人的原因。我们的时代和整个法兰西都可以为他感到骄傲。

饶勒斯研究人和事物的方法是深入生活，；这一方法使他更加容易理解布朗基和瓦扬。瓦扬是饶勒斯的得意门生，但他也曾是饶勒斯的敌手。 1905年社会党统一以后，瓦扬成了饶勒斯的朋友和合作者。饶勒斯善于进行合法的活动，他是一位有觉悟的和通情达理的革命者。布朗基和瓦扬则一直鼓吹革命的方法，饶勒斯具有锐利的目光，从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从不为名人所吓倒。他能洞悉客观事物的本质，能在布朗基和瓦扬身上发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东西。请看他在 1904年是怎样评价布朗基的作用的：

首先上台执政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是贵族和僧侣的联盟。人民不是在革命政权的荫庇下和强制性的推动下，进行自我教育，从而由不自觉变为自觉地争取自身的解放。人民在反对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赢得并行使自由的权利，维护并行使国家的主权。布朗基的设想无疑已经过时，再也跟不上思想的迅猛发展。人民没有乞求革命专政的帮助，便建立了共和国。这一共和国优先考虑的是发展和解放教育事业。

从表面上看，这位冷酷无情、主张密谋的革命家阴沉忧郁，疑神疑鬼，一向沉默寡言。但是饶勒斯通过这些表面现象，发现布朗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积极从事共和合法活动的活动家，一个世俗教育的支持者。

瓦扬的情况更加有趣。正当早期社会主义组织——茹尔 ·盖得及其朋友们领导的法国工人党和主要受瓦扬影响的革命社会党——起劲地反对饶勒斯的时候，饶勒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瓦扬的哲学》的文章。他丝毫没有争论的意思。文章中的瓦扬以崭新的面貌，以进化论者，甚至可以说是以饶勒斯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令人膛目。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饶勒斯的敏感和他的思想的基本统一性：。下面是该篇文章队大段摘录：

几个星期以来，瓦扬公民游离于喧闹一时的争吵和无关紧要的分歧之外，泰然自若地叙述他的方法的特点。他依然是一位战斗的革命家。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他都支持和鼓励被压迫者为砸碎身上的枷锁而进行英勇和短促的斗争。他痛苦地看到，人类的进步常常要用暴力来换取；他希望民主迅速壮大，从而使人民的行动变得更自由、更方便、更广泛，使无产阶级不再需要象革命的资产阶级那样，采用流血的手段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但是，他心里明白，究竟采取哪一种革命方式，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自己。工人阶级也许有朝一日将不得不为了反对统治者的野蛮袭击和特权者的暴力，而奋起进行自卫斗争。“毫无理性 ”的民族主义会使 ”上等“阶级和中间阶级兽性发作，因此不能对完全的和平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饶勒斯根据瓦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充分加以发挥。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同宇宙和生活的总哲学观相联系的政治和社会哲学观。

二、这个哲学观应该是。二元论带来压迫和恐怖。因此，对于人类和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力量，不管它们表面上如何千差万别，如何相互对立，归根结底，它们在都是统一的。”

三、我们需要一部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它包括康德、拉普拉斯、黑格尔、马克思、孔德、勒南、达尔文和麦克斯韦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观点。饶勒斯大概试图发动一场同狄德罗和达朗贝领导的革命资产阶级百科全书运动媲美的社会主义百科全书运动。

四、在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应该采取的办法，用以协调眼前的日常斗争和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关系，协调 ”运动”和社会主义 ”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使两者互相衬托。

五、为此，社会主义必须有：（1）一个有明确纲领的阶级政党； （2）一个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它能适应社会主义不断深化的要求，这只能是，只能是坚决实行民主的共和制。

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进一步阐明，为什么这些主导思想是饶勒斯政治活动和社会主义活动的基础。

[09.htm](第三章 历史学家饶勒斯.md)index.htm[11.htm](第二章 饶勒斯的总政策.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