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饶勒斯的社会主义观
饶勒斯被认为是一个。他本人从未想否认该词的积极意义。他具有伟大和高尚的品格，崇高的情操，心田里充满着激情，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而且十分重视思想的作用。这些都说明，饶勒斯确实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但是，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把饶勒斯的极其复杂的思想，片面地、狭隘地归结为某一流派，这是不公正的。饶勒斯憎恶任何思想枷锁，因为它们使人变得目光短浅，思想僵化。他讨厌一成不变的公式，热衷于广泛地调和各种对立面。
在认识论中，所谓是指那些否定世界存在的人。然而，如同我们指出过的那样，饶勒斯确认感性世界的。在史学领域里，是指那些只根据带有浓厚的和观点，来推论历史事件的人。然而，饶勒斯是一个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泛神论者，反对个人随心所欲地解释人类的命运。
饶勒斯始终忠实于他的一贯原则，即力求事物的统一。他希望把唯心观同社会主义唯物观结合起来。
在同保尔·拉法格就历史观中的进行公开辩论时，饶勒斯极力想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妨碍对历史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他可能比某些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更加了解马克思，因为他直接掌握大量的材料。他不同意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种种曲解；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 “每个思维现象统统归结为物质分子的简单结合 ”。
这不是有人说的那种精神唯物主义，即人的每项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肉体的要求和个人的福利。如果你们还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是如何对待英国的功利主义的，如果你们还记得马克思曾用鄙弃和轻蔑的口吻谈到耶利米、边沁这类功利主义理论家——他们鼓吹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地寻求个人利益——你们便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不但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决定的。他在这里指出了社会力量、集体力量、历史力量对个人行为所起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大于个人自私的动机。马克思指出了历史中最基本的东西：经济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
饶勒斯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庸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因为这些人把马克思的伟大和缜密的社会生活观贬低为某种为了填饱肚皮的社会主义，把错综复杂的生活仅仅归结为物质利益。“马克思指出了、集体力量、历史力量对个人行为所起的作用，而这一作用。“饶勒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含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门、，它不是以孤立和自私的个人为出发点，而是以社会组织为出发点。此外，马克思既不象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那样泛泛地研究，也不象泰纳那样使个人完全从属于。马克思所研究的是的、明确划分的社会：、，特别是他发现了其中奥秘的。
饶勒斯正确地解释说，马克思不认为，人类的发展是 “依据抽象的正义和权利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密切的因素是“经济利益的组织方式”，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更确切的语言来说，是 “生产方式 ”或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这比个人的物质利益不知道要复杂多少信。
个人的物质利益是极其简单明白的：追求更多的财富和实力，从而得到更多的活动手段和更多的享受。但是，生产方式则无全是另外一回事。为了了解生产方式，就必须了解整个 “社会力量 ”的体系，了解历史的 “解剖学 ”和 “生理学 ”，了解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
没有比历史唯物观更为复杂的东西了。饶勒斯正确和全面地阐明了这一学说的深刻含义。
历史唯物观和历史唯心观看起来似乎是互相排斥的。但饶勒斯并不这么认为。他指出， “现在人们的头脑里，这两者已经结合在一起，融为一体 ”。事实上，“现在没有一个唯心主义者认为，事先不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便可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 ”。另一方面，经济唯物主义者也常常引用正义和权利的思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 “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而且是 “正义和权利的最高体现”。马克思固然“嘲讽那些鼓吹正义思想的人”，但是饶勒斯仍认为可以把历史唯物观和历史唯心观统一起来。他发现，“四个世纪以来，从文艺复兴到现在，整个历史贯穿着矛盾对立的统一和结合 ”。他把这种力求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做法看成是 “整个哲学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标志和特点 ”。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遇到了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顽固的基督精神和复苏的古代精神。古代精神比主张逆来顺受的宗教要好：它崇拜和信奉自然界，而基督精神则谴责和否定自然界。
这里，再次体现了饶勒斯的基本思想：。如果把理性的东西同实在的东西割裂开来，或者”把实在的东西同理性的东西割裂开来”，这都是错误的。有人认为，理想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日益缩小，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一切理性的东西必然要回到生活中去”。“没有一种理性认识不是现实的反映，也没有一个客观现实不能归结为某种思想和得到理性的解释。”
我们想重复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Alles， was existiert， ist vernuenftig）。饶勒斯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
我认为没有必要提醒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马克思曾是黑格尔的精神弟子。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导言中也公开承认这一点（马克思在垂暮之年，又回到他的早期观点；这促使恩格斯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深入研究黑格尔）。马克思确认阶级的对立，确认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处于交战状态，这便是黑格尔的对立观的绝妙的运用。这一阶级对立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制造战争和分裂的这个制度，所以它同时又为和平融洽的新社会的建立创造条件。马克思喜欢引用赫拉克利特的一旬原话：”和平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战争只是和平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今天的冲突则是明天媾和的开端。”
饶勒斯赞同反映现代思想特点的 “对立同一性 ”。他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看到了这一同一性。马克思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呢？迄今为止，人类被历史的尚未觉悟的力量推动着。人类不能自觉地向前发展：虽然人类活动着，而经济的发展则推动它前进。“人类好比是在船上昏睡的旅客，他不参加划船，只是随波逐流；他至少不知道航向。偶而醒来时，他便发觉周围的景色变了。”
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人类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实现，阶级对立一旦消失，人类社会一旦按照公认的需要掌握大型生产资料，人类就将摆脱世世代代不觉悟的状态，不再盲目地被事物所左右，将进入一个不受事态约束，能主动调节事物发展进程的崭新的时代。但是，在充满光明和具有高度觉悟的新时代到来之前，人类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不觉悟和蒙昧的时期。
饶勒斯考虑“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是否能够和应该进一步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把经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结合起来。”
饶勒斯不愿机械地和人为地进行这种结合。但他也不愿把唯物观同唯心观完全割裂开来。他主张，“两者应该互相渗透，就象人的大脑的机械运动和意识的自发性互相渗透一样。”
我认为，大脑的任何运动都是明显或不明显地与某一意识相适应的；而任何意识也都是与大脑运动相适应的。假如我们打开脑颅，观察其中互相制约、互相关联的极其细腻的活动。我们便可通过生理现象看到思想、观念和意愿等心理活动。这对矛盾是在我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来加以解决的。
我们现在的思想是由我们过去的思想决定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现在的思想同时又是由将来才能实现的愿望和目的引起的。因此，“我现在的思想既是由过去一系列的思想决定的，又是由将来的思想引起的。”
大脑的生理活动和机械活动则不属于这种情况。这里，只是由决定的。
人们会说我们大脑活动的方式和我们的观念、思想和自觉发展的方式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矛盾。
历史也是如此。人们可以“用单纯的经济发展“来解释历史现象，但也可以用“人对更高生活形式的经常性要求”来解释。为此，饶勒斯不得不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进一步的说明：
马克思说：“人的头脑不会自发地产生权利思想，否划这种思想将是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人类的全部生活，甚至包括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在内．只是经济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
这些倾向是什么呢？这就是审美观和道德观方面的“无私的感觉”。低级动物的视觉和听觉很不发达。随着感官日益向高级阶段发展， “动物对宇宙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生存斗争的形式”。这就产生了欲望和快感，产生了追求绚丽的色彩和悦耳的音调的倾向。 “动物把宇宙看成是主宰一切的国王”。
除了审美能力之外，猿人还能 “从个性中找出共性，从千差万别的个体中找出世代遗传的相似之处 ”。总之，猿人已具有。
猿人发现了周围的同类。同情的本能在他的身上苏醒了。他觉察和揣测到其它同类的欢乐和痛苦。 “从生命开始之日起，人除了赤裸裸的私利之外，还具有同情心。这是人类和睦相处的基础”。
最后，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可称为。人生来就是 “形而上学的动物 ”。因为形而上学的实质是寻求一切事物和一切规律的完全统一。随着 “互相寄寓的思想 ”不断深化，反映思想的 “词汇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样便产生了语言。
饶勒斯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即后来的发展只是经济现象在大脑中的反映。但是，他要求承认这样一个书实：大脑的基本力量通过美感、同情心和对统一性的需要，作用于。
我再次提请你们注意，我并未把智力同经济力量简单地并列在一起；我无意把我们的朋友加布里埃尔·德维尔在几个月前费了很大气力才分清的各种历史因素重新搅混。不，我不想这么做。不过，我认为，经济现象在反映到人的大脑里时，不可能不引起我刚才分析的原始本能的活动。我不能同意马克思关于宗教、政治、道德观念只是经济现象的反映的说法，因为在人的身上，思想和经济环境是互相渗透的，不可能把经济生活同精神生活截然分开。若要使两者处于隶属关系，那就必须首先把它们分开。但是，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人一劈两半，分为肌体和意识两部分；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历史上的人类一劈两半，分为理想生活和经济生活两部分。古希腊哲学家部分地论证了我的这个观点。
希腊人把经济现象和自然现象结合在同一个思想里。赫拉克利特所用的Kosmos（宇宙）一词，既指通过对立调和形式的世界秩序，又指通过派别调和形式的区域性秩序。“希腊思想家一眼就从混沌的社会中抓住了世界秩序。”
尔后，饶勒斯试图用目的论来批判似乎在否定事物的终结和事物的发展的历史唯物观。
光指出一种生产形式代替另一种生产形式是不够的；光指出奴隶制代替原始生番制，农奴制代替奴隶制，雇佣制代替农奴制以及集体制或共产制代替雇佣制，这是不够的。光指出这一点是不行的，必须进一步表态。这里究竟有没有发展和进步？如果有的话，那么衡量人类发展形式的决定性思想又是什么？倘若有人认为这种发展的观点过于形而上学，那么试问，为什么历史不按照另一种方式发展，而偏偏按照现在的方式发展：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从一个经济阶段到另一个经济阶段，从原始生番制到奴隶制，从奴隶制到农奴制，从农奴制到雇佣制，又从雇佣制到社会主义制？什么力量——我不承认天命，因我始终坚持积极的历史唯物观——推动历史朝着这样的方向，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发展？
假如你象饶勒斯那样承认 “人有人的作用 “，即承认人的基本力量的作用：美感、同情心和智慧，你就会觉得道理很简单。生产经济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矛盾和对抗是必然的。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了硬把人当作毫无生气的机器的专横制度的脆弱性，因为“谁都不愿沦为毫无生气的机器“（黑格尔）。饶勒斯始终忠于唯心的、人道的和客观的方法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由产生的矛盾上面，而不象马克思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由互相斗争的社会力量的性质产生的矛盾上面。作为动物的人反对机器人。人身上的力量自动地抵制盲目的机械力量对人的贬低。原始生番制本身具有矛盾，因为吃人是和人的同情本能水火不相容的。奴隶制对这一基本本能的伤害则要轻一些。农奴制和雇佣制也是如此。因此，一切历史运动都来源于“这对基本矛盾。”按照饶勒斯的思想，历史的基本矛盾是的人和遭到非人道压迫的、被当作的人之间的矛盾。
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反对这种关于社会发展过程的新观点，因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有其独到之处。马克思在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时指出，无产者是机器的“附属品”，是用于创造最大剩余价值的机器人。他引用亚里斯多德的话说，古代奴隶是。
马克思并不否定人及其全部机能。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笼统和深奥莫测，对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作用不大。饶勒斯所说的人的机能是确定无疑的。人一直在有效地发挥其机能的作用。但是，这些固有的机能并不能解释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的历史。为什么原始生番制被奴隶制取代，奴隶制被农奴制取代，农奴制又被雇佣制取代？人们可以说，这是美感、同情心以及智慧的积聚和发展造成的。但这一积聚又该如何解释呢？特别是和历史演变过程又该如何解释呢？
饶勒斯把历史学和社会学包括在一个哲学体系中，这无疑是正确的。应该全面地考虑问题，不能放过任何细小的真理。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人的一切作用。我们应该研究人的机能的性质、用途、影响和发展。
但是，马克思的方法无疑能够更为有效地解释社会发生的变革。饶勒斯赞同并且在其历史著作中杰出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借助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和经济现象中的一系列具体的力量。这些力量揭开了许多历史“谜底”，为我们提供了预测未来的可靠手段，而且常常成为我们的行动准则。
饶勒斯对事物一向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他承认，马克思没有否定人的因素，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一因素。饶勒斯说：
马克思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不是也把理想、进步和权利的概念包括在他的历史观里吗？他不仅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而且还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不再有使人类饱受痛苦的阶级对立。他宣布，人类将第一次获得广阔的和自由的生活天地，全体劳动人民将既具有工人的敏捷头脑，又具有农民的强壮体魄，人类将幸福地生活，巍峨地屹立在获得新生的大地上。
其实，饶勒斯满可以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主人协会章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下面是章程中的一段话：
“1866年9月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2
饶勒斯把这一调和精神贯彻在实际行动中。他把改良行动和革命行动，议会活动和工会活动结合起来。总之，他把发展和革命结合起来。饶勒斯希望建立完整、全面、普遍和人道的社会主义。
饶勒斯的调和的观点受到法国工人党，即通常所说的”盖得派”的抵制和反对。在社会主义者尚未实现联合之前，这种反对尤为。饶勒斯不喜欢进行辩论。他讨厌一切不是和创造性的行动。但是，在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执政期间，他不得不为主张与共和党人合作的策略辩护。他用很有分寸的措词阐明了这一策略的主导思想，并且利用里尔市的选举结果来批驳的“盖得派”提出的策略。
毋容置疑，法国工人党在里尔市和北方地区深深陷入思想上的自相矛盾。
饶勒斯指出，那种认为“一切社会力量只是反动的一帮 ”的观点曾遭到马克思的毫不含糊的批驳。事实确实如此。这一观点经常在拉萨尔的头脑里作祟，它对拉萨尔的继承人施韦泽的思想所起的影响尤其明显。倍倍尔指责施韦泽替反动派和俾斯麦效劳，这决不是没有道理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有时应该支持 “他们的敌人的敌人 “，支持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马克思在一封《关于德国社会党人团结的信》中驳斥了拉萨尔的观点。
饶勒斯知道，作为 “盖得主义 ”的主力军的北方无产阶级是坚定的共和派和民主派。如同德洛里在图卢兹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他们一贯共和党人和反动派。饶勒斯指出，北方社会主义者采取的策略同茹尔·盖得的思想确实是矛盾的，后者把共和党人和反动派混为一谈。
假如共和党人和反动派果真是一丘之貉，社会党人就应该采取相应的策略。
试问，法国工人党根据什么原则，在第二轮竞选时求助于激进共和党人？法国工人党曾经说过，混在敌人阵营里的激进共和党人是很难辨认的。那末，工人党现在又是如何把激进共和党区分出来的呢？为了把激进共和党人纠集在自己的周围，法国工人党打出什么样的旗号呢？他们对激进共和党人说；“你们是共和派和民主派，我们也是共和派和民主派、因此你们应该投票支持我们。”但是，激进党人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只有在消除阶级对立之后，才会投票支持社会党人。他们只有在脱离反动营垒之后才会这样做。他们只有在确认投票支持共和党人或社会党人要比支持非共和党人或资产阶级更为有利的时候，才会这样做。因此，向他们发出呼吁的社会主义者设想，资产阶级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设想，至少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身上，阶级对立的情绪最终将被团结起来的共和与民主力量克服，而不管这种情绪原先是多么强烈。要么法国工人党在第二轮竞选时发出的呼吁是毫无意义的，要么这一呼吁包含了上述意思。这同第一轮竞选中的那种毫不妥协的态度截然相反。
不过，对于饶勒斯来说，竞选是一个次要问题。他所关心的是一个比竞选不知要严重多少倍的问题：改革。
工人阶级希望改革。我这里指的是迫在眉睫的改革。工人阶级之所以需要改革，这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为了不至于被重担压垮，为了更坚定地朝着未来前进。他们需要救济法，需要保护他们的劳动力，需要法律把每日劳动时间限定在人道的范围之内，需要把工厂雇佣童工的年龄提高，使儿童得到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他们需要让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拥有更大的监督权。他们需要加强工会的合法社会地位，使工会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权利。他们需要建立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疾病保险，老年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他们需要
法国工人党不是不懂得改革的意义，尽管该党的领导人茹尔 ·盖得有时在激烈的舌战中脱口说出一些反对改革的尖刻的话。盖得的法国工人党是当时法国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它要求并且接受改革，甚至包括那些 “小改小革 ”。但是，工人党——在这方面，它无疑是对的——不同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用改良来代替一切纯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换句话说，它 “改革，但改良主义 ”。
相反，饶勒斯则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思想从各方面向资本主义社会渗透的办法，冲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桎梏。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饶勒斯的关于万物的统一性、连续性和渗透性的基本思想。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延伸。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充分的改革，这就能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工人阶级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赞同目前处于少数地位的社会党所提出的各项改革，社会主义就能逐步地建立起来。”
十九世纪末年，饶勒斯极力反对布朗基主义的革命观。由于他精通马克思的著作，故很容易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里找到关于的观点的论述。
人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在 1850年前夕曾同维利希-沙佩尔的德国革命派别进行过斗争。这些人企图按照布朗基的那一套，采取注定要失败的暴动和阴谋活动。马克思对他们说： “正当我们把德国工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德国无产阶级的畸形状态上来的时候，你们却极力阿谀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行会偏见，这样做。正象民主党人把‘人民’这个词变成神圣的东西一样，你们现在也把‘无产阶级’这个词变成神圣的东西。你们和他们一样用代替。
马克思还指责那些念念不忘1848年革命运动所取得的部分胜利并想继续那么干的革命者：“少数派（指维利希-沙佩尔式的革命者——作者注）提出教条主义的观点代替批判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的解释代替唯物主义的解释。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们说：‘不但为了改变现存关系，而且为了改变你们自己，使你们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以及同其它国家的战争。’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觉。‘”
以上那些话是马克思在1850年说的。社会主义新学派的创始人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反对任何革命冒险，反对任何过早地动员尚未觉悟和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进行起义的做法。马克思天才地一眼就看到了全部社会现象。他等待事物的推动力和人的革命主动性互相结合。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应该先于革命，以便使革命获得最大效果。马克思所说的显然不是要用发展代替革命，以致使革命变得毫无意义。不，他只想使革命变得更为有效。他要求在正常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因为只有依靠事物的发展，才能保证革命取得成功。暴力革命固然重要，但它只能是发展的结果。
饶勒斯无意中夸大了马克思的意思，他把马克思说成是。但是，饶勒斯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反对一味主张“动刀动枪”的唯起义论者，这显然是正确的。他说：
总而言之，西欧各国的民主发展方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压迫势力进行武装干涉的障碍。这些国家的民主制的建立不是采取突然爆发的形式。社会主义取代民主制也不应采取那种形式。使英国在 1860年至 1885年基本建立普选制的法律与革命一样深刻。但是，除了有识之士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一法律的确切意义。它好比一支默默绽开的花朵。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国家生活和政府活动中所起的新作用也相当于一场平静的革命：这是又一场 risorgimento3
的观点是继承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它完全符合饶勒斯本人的思想和哲学观。因此，尽管饶勒斯在思想上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他仍不失为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比 “法国马克思主义 ”的某些名正言顺的代表更加注重现实，因为这些人只知道照搬马克思的话，往往并不理解其中的真实和深刻的含义。
饶勒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根据历史的经验，反对布朗基关于制造革命的 “少数实干家“的理论：
这些叫做革命的重大的社会现象不可能或者不再可能是少数人的事。少数革命者，不管他们多么聪明和热情，不可能单独地完成革命，至少在现代社会里是这样。他们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我在《社会革命》一文中（《社会主义百科》第四卷——作者注），曾从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出发，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的历史是由大多数人创造的。“少数实干家”是有用的，也是必需的，但他们应该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应该获得大多数人的公开或不公开的支持。少数人也能够出其不意地获胜。但是少数人的革命迟早会被大多数人。这就是靠少数人进行的1793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公社革命失败的原因。饶勒斯十分正确地指出，“7月14日”革命和“8月10日”起义4虽然在表面上是依靠少数人的力量进行的，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整个国家”。整个法兰西都为7月14日的胜利欢呼。整个法兰西都赞同8月10 日的决定。使用武力是为了“有力地捍卫大多数人”。共和制在1792年取得的胜利是“符合一般人的意愿的”。
饶勒斯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
可以完全肯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不能只靠少数勇敢分子的努力或他们的出其不意的行动，而应依靠绝大多数公民的鲜明的和一致的意愿。如果不顾大多数公民的要求，只想凭运气或靠事情的偶然性行事，那就等于放弃改造社会秩序的努力。
为了证明他的论断，饶勒斯引用了李卜克内西的一段很有分量的讲话，这些话清楚地反映了饶勒斯本人的思想。
我们不应该问：你是不是雇佣工人？而应该间：你是不是社会主义者？
饶勒斯用李卜克内西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加以概括：“社会民主党是，但不包括二十万大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和神父。”
这么说可能会引起误解。社会党不只是一个的民主党派。它是以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然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同全国大多数人的永久性利益一致的。无产阶级同样是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权利，无产阶级自己则无法生存下去，也无法建立自己的组织。此外，无产阶级还是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最坚决的战士，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因为他们不占有任何财产，同现在的社会不发生任何有机的联系。
把社会主义变成，这是正确的，这对人们的眼前和长远利益都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倘若把这一观点立即运用于问题，那便会引起混乱，无产阶级精神就会因此而衰退，小资产阶级精神将乘虚而入，而小资产阶级精神恰恰是时运不佳的小所有者所处的极不稳定的经济地位的反映。小资产阶级虽然不喜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的现象，但假如这一社会针对大资本在国内外进行的激烈竞争，采取一些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保护主义措施，或者向有巨额收入的人征收较高的所得税，以部分地满足小资产阶级的私利，那么，小资产阶级便会安于这样的社会。
饶勒斯极力主张社会党吸收一切反对寡头所有制的人，既吸收无产阶级，又吸收小资产阶级。他希望通过事物本身的发展和强有力的宣传来打开小资产阶级的狭窄的眼界。小资产阶级老是担心两件事：一怕丧失表面上的经济独立，二怕跟着革命无产阶级一起倒霉。
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 “缩小 ”了社会党的干部队伍，而饶勒斯则希望扩大这一队伍。但是，假如我们无限地扩大我们的干部队伍，我们将有丧失我们的中坚力量或依靠力量的危险 ——革命的无产阶级，我们将可能重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覆辙。
如果饶勒斯有时引用马克思或李卜克内西的话，这不是为了使他提出的关于发展和改革的策略具有某种革命权威性，不是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毫不妥协的人。饶勒斯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最讨厌那种伪装的人。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引用这些精辟的话，决不是为了使我提出的社会党政策具有某种革命权威性。假如我们大家在党内不能畅所欲言，那我们的社会党就太可悲、太糟糕了。
饶勒斯显然已经感觉到，主张包括受到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过去遗留下来的政治和宗教残余势力的苦楚的——不管他们受苦的程度如何——政党和个人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将有导致混乱的危险。
为了反对这一危险性，饶勒斯依靠三件东西：进行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组织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党，尽管它们之间有时也进行合作；同纯粹的组织建立密切的。
饶勒斯总是用最精辟、最透彻的语言来阐明社会主义的理想，消除了人们头脑中的种种糊涂观点。他关于最终目标的一段极其精彩的论述便是一个例子。尽管该文章发表在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社会党的日报上，但丝毫没有平庸的粗俗的味道。现特地转抄如下：
向所有的人说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性质，以便澄清由我们的敌人和我们自己造成的种种误解，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成功的首要条件。
饶勒斯不断阐述、解释和论证我们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他一向很注意不要滑到伯恩斯坦之流的谬论上去：就是一切，是微不足道的。饶勒斯的社会主义观的特点首先是他的。饶勒斯不是根据经济发展来推断社会主义的。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权利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它的目标是属于经济范畴的；而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它的灵魂是属于精神范畴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获得正常成果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建立起来的全面民主，就是从到的人权和公民权。
由于饶勒斯运用这种方法推断出社会主义，故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了解并经常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对立和互相斗争的阶级是产生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在其内部为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物质条件，生产力以及人的条件，即有觉悟的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他们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社会革命是从资本主义“工厂”中制造出来的。饶勒斯则想通过立法议会实现这一革命。
饶勒斯并不否认最终目标。但他想通过以普选制和立法权为主要武器的民主 ”运动 ”，来实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作为对议会的一种压力，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说，饶勒斯是个道道地地的和。他同意阶级策略，但只把它作为临时的手段。他说：才能向一切人提供自由发展的手段。孤立的、有限的和临时性的组织能够，保护数目有限的个人。只有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才能保障所有人的权利——不但是现在活着的人，而且是子孙万代的权利 （1901年）。饶勒斯并不要求把个人自由奉献给国家这个偶像。他说：“对我们来说，社会权利，国家权利只是所有人的权利的｀轨迹’。”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对人类权利的侵犯，而社会主义则是人类的真正的复兴。不要以为，使用 “正义 ”一词是幼稚可笑的；也不要以为，正义是十足形而上学的和可以任意解释的一种观念；更不要以为，暴君们能用这块极其普通的绯红色的料子替自己缝一件袍子。 ”不，正义这个词具有越来越明确和广泛的含义。”人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正义对于饶勒斯已经不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但是，“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建立起社会主义之后，才能是的。 ”
可以说，人类社会事先已经绘制出来。社会主义只需完成和实现这一社会。这是柏拉图或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是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典型代表。但他也谈到，一种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便能变成物质力量。不过，马克思指的是被一定阶级所掌握的体的思想：被工人阶级所掌握的社会主义思想。而饶勒斯则不愿割断思想的连续性。他从旧思想那里借用“正义 ”一词，力求通过社会主义实现正义的思想。这再次说明，饶勒斯主要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在 1901年写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体现人权宣言的，才能。 ”
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人权宣言只不过是革命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表现。革命的先于。对于饶勒斯来说，思想先于存在，“先知先觉”的柏拉图就是一个例子。“生活丝毫没有抹杀过去：它使过去服从于自己。革命不是决裂，而是征服。 ”（ 1901年）
因此，共产主义的根须已伸入资产阶级的革命权利，已伸入关于人权和生存权利的宣言。但是，假如没有
饶勒斯主义并不否定的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这是饶勒斯与他主张社会主义的老朋友（米勒兰、维维安尼和布里安）所不同的地方。饶勒斯没有摒弃无产阶级，他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和乌托邦式的学说。社会主义处于运动状态，它在整个现实生活中向前发展。它是一支生气勃勃的伟大力量，同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不久就能主宰生活。与局部、零碎地实现正义和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反，社会主义将全面地和决定性地实现人权。针对资本主义支离破碎地、狭隘地和杂乱无章地组织财富生产，社会主义提出同心协力共同创造财富的思想，主张通过大家团结一致的努力更好地发挥每一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辛辣地嘲讽和一针见血地剖析了资产阶级在课税剥削和垄断剥削中集中暴露出来的那种冷漠无情的傲慢和利己主义。社会主义以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和阶级组织来反对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
饶勒斯认为，激进党人试图以一个含混不清的竞选口号：“维护个人所有制 ”，来回答急待解决的巨大问题，这简直是他们在智力方面的耻辱。尤其使饶勒斯感到恼火的是，激进党人并不理解他们自己提出的，并且已经写入人权宣言的一般原则。饶勒斯觉得，与其说人权宣言符合激进党人的资产阶级性质，倒不如说激进党人资产阶级的原则。这是唯心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
饶勒斯在其一系列杰出的论文中，轻而易举地论证了 “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后来，沙尔 ·佩居伊把这些文章收集在《社会主义行动》一书里（1901年出版）。
所有制的形式和财产的主人经常变换。国家特别擅长破坏财产所有权。它不但利用，而且滥用这一权利。奴隶制是一种个人所有制形式，它被另一种所有制形式——农奴制所代替。接着，农奴制也消灭了。现在的所有制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但它被一整套课税制度弄得残缺不全，苛捐杂税把个人财产部分或全部地侵吞了。
资产阶级革命把所有制当作可以任意揉捏的面团。饶勒斯淋漓尽致地勾划出资产阶级革命史中的社会部分：
萨尼亚克在他的巨著《法国革命的民法》中写道：“革命党人在加强了所有制之后，却又在削弱它。个人完全有权任意支配自己的财产，这是人们的终身权利，但是它不应该危及家庭和社会。个人之上存在着天然形成的和人为组织的集团——家庭和国家。它们的利益不容侵犯，故立法者必须制定出有利于家庭和国家的财产转让法。”
由此可见，饶勒斯的唯心主义对经济现实有极其深刻的了解。不过，指出他的方法的主要特征，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饶勒斯在努力调和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一个把服从于的伟大的唯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