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学家饶勒斯

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写法。以描写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为主题的战争史曾经在几百年间是历史学家们喜爱的题材。可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文化史或者说文明史已逐渐在历史学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人们开始探索各国平民和平生活的发展趋向，研究艺术和科学，工业和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新的潮流中，人们对于的兴趣已没有对持久存在的发生的兴趣那样浓厚了。我在拙作《历史的哲学》（1903年巴黎版）一书中，曾经指出这个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是由一位阿拉伯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伊本 ·卡尔敦（1332-1406）在十四世纪开创的。

举世震撼的法国大革命也给历史学带来了革命的变化。圣西门就曾要求对工业和生产的研究给予优先的重视，从而把 “工业原则 “同军事原则和神学原则对立起来。奥古斯汀 ·梯叶里、基佐和米涅等第一流历史学家都赞同这个观点。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使这种关于历史的新的写法最终确立了下来。卡尔 ·马克思给这种写法规定了符合历史规律的形式。他把社会、政治、法学和宗教等方面从属于 “经济因素 ”，更确切地说从属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已不再是一个无人过问的地方，它象是一个工厂或车间一样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让位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集团的斗争。历史在民主化，它成了人民的历史。帝王将相从他们的宝座或者说从他们那一直受人赞扬的舞台上走了下来，同大厅里或竞技场上喧哗的人民群众混在一起了。

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历史的文风也出现了变化。它不再以华丽的文采来吸引读者而是着力于介绍和传授知识。它不再注重，而是提出一些。

历史学家饶勒斯在历史研究方面也象在其它方面一样努力进行归纳，把看来截然相反，完全不同的人的优点十分和谐地综合在一起。他那本出色的研究革命的著作便有意要把 “普路塔克，米希勒和卡尔·马克思”，即英雄史学，悲剧史学和社会史学糅合在一起。

饶勒斯被认为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只要读一读他的《革命史》便可以确信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曾经象他那样全面地研究了革命的经济 “基础”。他在《“制宪会议”导言》一文中对他的历史研究方法作了这样的说明：

我想用社会主义的观点向劳动人民，向工人们和农民们介绍一下从1789年到十九世纪末的各个历史事件。我认为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个十分广阔、内容无比丰富的历史事件，但我并不认为这个事件已经穷尽所有的问题，以后的历史不过是其发展的结果而已。法国大革命为无产阶级登上舞台间接地准备了条件，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两个基本条件：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但它实质上是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¹

饶勒斯这些话并不是机械地重复马克思的提法，这是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观察之后，对于当时的现实及其最基本的方面所得出的结论。

饶勒斯不仅研究了大革命如何使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他还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各个时期进行了研究。他看问题一直很仔细，充满现实主义观点。

路易—菲力蒲时代的资产阶级既反对贵族和僧侣，也反对工人，它 “一本正经地认为自己是历史的最后产物 ”，是理性在社会方面的体现。而当时的革命者也还未成为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 “空想“社会主义”主要在知识分子“中较为流行，圣西门的体系充满了资本主义思想，蒲鲁东的体系则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思想。

可是工人阶级已开始觉醒。当然，在1848年2月到1871年5月的资产阶级统治第二阶段，工人阶级的思想还没有明确下来，还处在混乱状态。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有威胁力量的阶级，统治阶级不得不把被“红色幽灵吓破了胆的 “各个保守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它。在巴黎公社时期，工人阶级的思想受到了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派等不同倾向的影响。

此外，在思想混乱的同时，运动本身也杂乱无章，乱作一团。1848年革命的准备工作是由民主激进派或者说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的，也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进行的，而且主要的可能还是前者。到了六月，资产阶级民主派便把无产者赶到了炎热的巴黎大街上²³

饶勒斯一直表明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决反对他们把一些现存的提法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饶勒斯热爱生活，对生活的各个极其错综复杂的方面深为了解。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在对革命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观点。《导言》中有几段谈到这一点，现全文摘录如下：

无产阶级究竟克服了哪些危机，进行了哪些努力，经历了哪些事物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这样大的发展，以致明天要起决定性的作用呢？这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党人都想谈一谈的问题。

饶勒斯坚持唯心主义的泛神论思想，把人同宇宙中的各种力量联系在一起。所以他在《导言》中写道：

不管人们同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有着怎样的关系，当人们陷入无比大胆、无比美好的梦幻的时候，他们的心早已越过人类社会而到达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同宇宙接触的结果使他们的心中激起了一股神秘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处于运动状态的永恒生命力，它在人类社会之前便已存在，在人类社会之后也将继续存在。因此，否认思想和遐想对于经济制度和一定的生产形式的依附关系是徒劳的、错误的，但只用经济形式的演变来简单地解释人类的思想发展也是可笑的和武断的。人们的思想常常凭借社会制度来超越它，同它作斗争；人们的思想同社会政权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冲突。允许开普勒和伽利略从事自由科学活动的是部分摆脱宗教束缚的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君主制。可是思想一旦掌握真理，就摆脱了君主、社会和人类。真理本身及其条理分明的关系成了思想直接活动的领域，所以尽管开普勒和伽利略曾经把现代国家作为其进行天文观察和研究的基地，但他们在观察或研究完成之后便只属于他们自己，只属于宇宙了。他们的思想跳出了他们曾依靠过，并在那里激发起研究热情的人类社会，只是按照广阔无垠的星空的规律行事了。

人类社会的各种表现形式是由人类所处的经济环境决定的，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出发对人类进行研究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思想力量的影响。饶勒斯以多么优美而丰富的语言和多么高度精确的文字赞扬了马克思的这种思想！他并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的话，只是在谈到 “思想享有充分自由的时期 ”时，暗示了忠实地解释马克思思想的恩格斯说过的一句名言：社会主义是 “必然向自由的飞跃“。人类一旦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他们的行动将只由自己的本性和自由来支配。但未来的发展有赖于今天。 “现在这股微风在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虽然只掀起一些小小的浪花，但它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狂风暴雨。”

于是，饶勒斯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并对马克思的观点加以发挥后，对历史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他写道：

因此，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既有马克思的唯物论，也有米希勒的神秘论。经济生活无疑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原动力，可是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有思想的人便要求给予思想以充分的活力，迫切希望把要求统一的思想和神秘的宇宙结合起来。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亚历山德里曾经说过：“巨大的海浪把我们的小船高高托起，我因而看到了从海浪中钻出来的正在升起的太阳。“同样，经济革命的巨大波浪也将把人类社会这条小船高高托起，使得人类——这些劳累了一整夜而感到精疲力竭的渔民们——从更高的高处来迎接黎明的曙光，迎接即将在我们面前升起的思想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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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普路塔克、米希勒和马克思这三个伟大的人物，每个人都代表着一种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虽然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饶勒斯要把他们的不同特点都揉合到他的历史著作中去。结果做到没有呢？这个问题只有在对他这部书进行全面而公正的研究之后方可作出回答。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饶勒斯完全具备做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条件。首先，他天生具有识别真理的敏锐感觉。这是他的为人的最基本的方面。其次，他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也相当敏锐。他热爱工作，孜孜不倦。他能够全面地、系统地看问题，同时，对于细小的枝节也从不放过。没有任何问题能够难倒他，他什么问题都想研究一下，什么都想看一看，什么都想问个究竟。除此而外，他还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心胸无比开阔，判断是非铁面无私，而且知识极其渊博。你们看，他身上全部集中了做一个现代伟大历史学家所必具的高贵品质。

还有一个优点是饶勒斯所特有的，他的历史著作也因而有了特别高的价值。这就是他是一个泛神论的唯心主义者，这使他的眼界变得无比开阔。可以说，由于掌握了这种关于万物的统一性和渗透性的思想，他能够高瞻远瞩，把一切都一览无余，因而在评价比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时候不可能做出任何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偏听偏信的事情。相反，他能够从事物的整个发展去分析每一个事件，能够全面地看待一个伟大人物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因为这些优缺点是处在时而尖锐、时而缓和的矛盾状态中的。因此泛神论的唯心主义浸透了饶勒斯的灵魂。人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一个具有各种互相矛盾的特性的泪合体。人身上既有着超人的美德的萌芽，也残存着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令人发指的恶习。而且这些美德和恶习并不是相安无事，和睦相处的，相反，它们常常明争暗斗，闹得一塌糊涂。所以人是一直在不断变化的，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他不断地同自己作斗争。有的时候他吃了败仗，痛苦不堪，于是就衰落、就沉沦；有的时候，他又成了自身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于是就崛起，就复兴。饶勒斯对于人身上的这种斗争一直给予高度的重视，他密切地注视着革命英雄人物内心演出的一幕幕悲壮的戏剧。

饶勒斯由于亲身参加政治活动，对于政界和各个政党的内部情况具有深入的了解，因而拥有深入研究革命诗史的雄厚基础。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积极的政治活动更能使人了解历史。只有亲身参加历史的创造，才能深刻认识历史，才能看到其中的内情。大革命时期的人物距离我们今天并不太遥远，我们常常有同他们一样的想法和要求。在今日的巴黎经常参加社会党一个组织的生活，细心观察其活动情况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比读一些单调乏味的资料更能使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 1793年某个革命组织的实际状况。饶勒斯作为一个社会党人对于本党的活动十分注意，它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因此，他能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准确地考证许多事情，而那些成天埋在故纸堆里，想从那里发现一些名堂的历史学家就难以办到了。

此外，饶勒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民主共和派，这也给他提供了很大方便。他的行动本身就是革命的继续。他自己就属于从大革命开始的整个革命发展的一部分，因而本身就体现了这种革命的发展。所以饶勒斯在研究革命的时候，也就是在研究他自己。他同革命已经合为一体。他在自己身上找到了革命的踪迹。同时，他也在研究革命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他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他认为大革命的英雄或先烈们讲过的话。他可能为自己不能在身后参加这个世界性的革命发展，因而不能重复那些自己说过的话而感到十分痛苦，他可能为自己不能再为那些肩负伟大使命的人传播自己的思想而感到十分遗憾……

他对于马克思深为了解，在经济问题上造诣很深，因而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革命的物质力量。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没有一个人对革命的经济史进行过象饶勒斯那样深入的研究。他掌握许多当时的经济生活的情况。因此他对革命的了解非常扎实，如同日常生活一样具体。在他的眼中，革命已不再是一出看起来很热闹但没有多大意义的古典悲剧或者民间剧，而是一场为实现新的生存条件和所有制，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无情斗争。他所看到的，已不再是一些互相在那里明争暗斗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而是一些为了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要求得到一块土地的有血有肉的人。

饶勒斯用几年时间写完了他的革命史，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刻。当时正是德雷福斯事件和为实现世俗化、民主制和社会改良进行斗争的时期（即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孔勃内阁时期）。如此繁重的工作，我们简直不知道他是凭着什么样的本事来完成的。

终身研究法国大革命而且其著作颇受好评的历史学家奥拉尔先生对此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们要把他的这个评价基本上全部在本书转载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一般说来，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兼顾哲学的历史学家往往没有多大好感。下面就是奥拉尔先生发表在他主编的杂志《法国大革命》上的一篇文章（1902年，第43卷）：

迄今为止，人们知道的饶勒斯是一个哲学家、演说家、辩论家。大家可能会担心他在初次涉及历史研究领域的时候，会不会显示出他在这一方面并不精通。然而事实却是他是一个道地的历史学家。他施展了他在历史学方面的全部才能，写了一部合乎真实情况的、具有科学根据和科学观点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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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尔对饶勒斯的这个评价同我们对他的看法完全一致。作为一个加入了政党的人，饶勒斯是有自己的好恶的，但他却能做到公平、正直、不偏不倚，这是因为对于真理的热爱在他身上压倒了一切，战胜了一切。

有些人才疏学浅或者心怀匝测，说饶勒斯的文章 “华而不实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这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是怎样说的吧：

我在前面说过，他根本没有考虑文章的文采。这一点在涉及基本内容，特别是涉及数字和事实的时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他在进行一般性评论的时候是否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呢？我随手翻开这部书，第1卷第770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农民注定要永远带着锁链，因为他们无法弄清楚锁链上的铁环哪一个是开头，进而断定它是用什么金属做的，用什么样的铁锤打出来的。“我可以想象到有些喜欢卖弄学识的人一定会讥笑这个比喻不伦不类。这些人读书只是浮光掠影，深入不进去。如果他们认真读一读，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比喻正是非常贴切而又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不但不愿把农民全部解放出来，而且要他们相信他们身上的繁重负担是由一些具体的压迫措施和剥削措施造成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炫耀自己，而是想说明作者就是这样写的。他就是通过一些比喻和统计数字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事实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人采用这种办法来精辟地分析法国社会的革命进程。 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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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来，奥拉尔似乎很有道理，因为确实是不存在的。所以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题目呢？可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就不得不承认饶勒斯是对的。历史涉及到国家、阶级和个人的根本利益。在国家、阶级和个人的手中，历史是用来捍卫其自身利益和生存，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和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武器。绝对客观，绝对公允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休谟就说过，几何定理如果能引起人们的利害冲突的话，那也会引起争论的。每个国家，每个政党，每个阶级，每个大历史学家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在认识上和思想上所达到的水平来解释历史的。

任何一本历史书都是不公正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社会主义世界观最好——这种看法当然是由的利益决定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所捍卫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同时在把人类的事业同工人阶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况且工人阶级不同于其它阶级，他不享有专门的特权（如出身和财产），只是根据一条内容丰富、广泛适用的原则——人人都能工作——提出自己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是当代最能持公正态度的思想。当然，这种历史观并不妨碍历史学家去占有各类确实可靠的材料和采用最完备的。奥拉尔说饶勒斯的《社会主义史》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这是很对的。

奥拉尔指出饶勒斯没有说明 ”他在研究和综合那些素材时有哪些明显的计划和构思“。大家看不出来他在国家档案馆查阅了哪些“种类”的资料。大家不知道作者在引用一些革命报刊的材料时为什么要厚此薄彼。他的书中所摘引的那些议会发言究竟出自何处？是《公报》还是《辩论报》？法律条文呢？饶勒斯是从《议会档案》找来的。奥拉尔善意地向饶勒斯指出，《议会档案》只有一次准确地转载过一篇法律文稿。有关 ”议会”的报导就更糟了。《议会档案》的那些作者常常张冠李戴，笑话百出。因此，在法律方面应该查阅议会会议记录，而在发言方面，应当查阅给这些发言出的专集，实在找不到的话，则应查阅《公报》，《辩论报》和《法兰西共和报》。奥拉尔还指出了其它的一些类似缺点。

饶勒斯同意圣西门派历史学家和卡尔·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大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舞台。他反对把这场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错误说法。

所有制问题没有在任何地方认真提出来过。无疑，手工业者、工人和 “相当于小工厂主的制毡工 “确实参加了初级议会，如同他们在俱乐部参加候选人的选举一样。但他们没有任何理想可以提出来同被大革命解放出来、备受赞扬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分庭抗礼。他们只是希望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希望这个民主政权在发展过程中能保障一切权利，把各方面的主要力量都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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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有哪些特点呢？饶勒斯在经过一系列意义重大的调查研究之后答道：

普选制是新近建立的，几天前才第一次开始实行。无产阶级未能取得丝毫政权，它没有一个代表担任政府行政官员、省长、县长或镇长，而政治人材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出现的。1792年革命的力量还依附着、而且仅仅是依附着资产者。 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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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只有真正的代表参加国民公会。关于无产阶级唯一的这位代表，饶勒斯详细向我们描述了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不消说，他是从发生过第一次真正无产阶级起义的工业城市——里昂地区来的。

商界的唯一代表是里昂的一名商人居塞，可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和手工业工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国民公会中能有一名工人参加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工人名叫庞特·加戴（诺埃尔），他是圣艾蒂安的一名武器制造工。不过必须承认，此人的表现很是一般，没有在革命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他在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问题上发表的意见，我只找到他的一篇写成文字的东西。这篇东西文笔虚浮，态度狂妄，十分蹩脚。一些工人作家和工人诗人常常喜欢摆弄这种玩意儿，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语言具有纯朴而高尚的美，所以不愿使用它　　“公民们，杀害法兰西民族的凶手究竟可不可以或者应不应当受到判决，我不想以哲学的阳光来驱散人们在此问题上散布的诡辩的乌云。 “文章开头这样写道。现在的时局是这样危急，庞特却还有闲情逸志，诌了六行令人不堪卒读的歪诗：

饶勒斯指出 “一支新的、意识到自身特点的明显不同的力量“已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工人阶级第一次在法国议会中发表了自由、独立的讲话，态度虽然有点拘谨，羞怯，但这只是 “一棵嫩弱的幼芽“。指出这棵幼芽的存在，正是历史学家最起码的责任。然而只是在的史学出现之后，才有可能把这种阶级的事实揭示出来。这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史学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关心工人阶级在这一点上并不矛盾，这是同奥拉尔这样的历史学家真心诚意的想法不同的。

但是，人们对资产阶级已经谈了那么多，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呢？

饶勒斯反对袭用现存的提法，他努力把这个词的概念加以深化和扩大。他写道：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仅是一个成分极其复杂的阶级而且是一个变化不定的阶级。国民公会时代的革命资产阶级和路易·菲力蒲时代的以金钱谋取权位的资产阶级无疑在思想上和利益上有许多共同点。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国民公会时代的那些身为法官的资产者同路易 ·菲力蒲时代的资本资产者一样起劲。可是前者所怀抱的理想以及他们身上的灵魂是不同于后者的。作为大革命的捍卫者，他们所要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形象，而不是给资产阶级的个人利己主义以一定的约束。私人占有制是随着罗马法的执行，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出现的，他们对这种所有制根本不愿触动。为了大革命的利益和建立新的社会，他们当时完全可以让有产者多付出一点牺牲并克制其贪得无厌的要求和个人利己主义的欲望，在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给在大革命中建立丰功伟绩的人民以一定的报偿。可是他们保护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自己还要卖力。而大革命之所以只让为数很少的商人进入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不仅是因为商人和工厂主忙得分不开身（他们那时做生意并不象今天这样，由设在巴黎的有限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统一经营），也不仅是因为那些商人和工厂主没有法官那样的口才（这在民主国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因为大革命本能地不愿意让它的这项伟大事业打上的阶级烙印即过于狭小，因为

因此，大革命标志着两种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人类整个的思想运动。这就对促使革命爆发的基本因素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妨碍饶勒斯全面地去观察历史事实。因为马克思，虽然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来研究“经济因素”，但他并没有否认思想和精神的作用。

在1792年那个最危急的时刻，受到革命形势波及的并不只是一个阶级：全国的人民都动了起来。

人们焦急期待的有关前线的消息要越过重重障碍方可传到人们的耳中。隆维失守了吗？凡尔登能守得住吗？呵！整个法国好象成了一个火热的熔炉，国民公会成了作战参谋部。选举活动常常不得不中途停下来，因为爱国主义者捐献的物品如潮水一般涌来，在这些物品中，有夹着纸币的信件，有漂亮的农村姑娘和富有的资产阶级小姐寄来的首饰和手镯。大家都希望以此为自由事业略尽绵薄。当男人们在选举议会或俱乐部开会的时候，女人们也聚集在教堂里，但她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进行祈祷——或者说，祈祷只占很短的时间——而是赶制军装、帐篷和绷带之类的军需物品。巴黎的报纸每天登载的新闻是：各个教堂都挤满了爱国的妇女，用公社的话来说，她们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服务。勒巴父子的信札对此描写得最为详细：在法国北部的加来海峡省，妇女们晚上提着小油灯来到教堂，把油灯挂在炉壁上，为受伤的士兵纺纱织线，缝制衣服。她们常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侧耳倾听来自前线的隐隐约约的炮声：敌人的大炮已经到达里尔城下了吗？有时候一个男人——镇子上或村子里的一位革命者一走进来向她们讲几句话，叫她们面对严重的局势，要始终如一，坚强不屈，以保卫我们伟大的母亲——自由的祖国。

饶勒斯把今天同未来、过去同今天的关系，从各个方面展现了出来，从而确立了和延续性。在教堂里虔诚地祈祷的妇女同时对于自由和幸福也怀抱着热烈的希望。在这些天主教徒的心中，旧的宗教信仰已经同争取人类解放的这种新的信仰融合在一起。所以 “人们摆脱了那种默默无言的忍受状态，这突如其来的反抗声浪简直把古老教堂的低矮屋顶冲垮了”。

历史所从事的不是破坏，而是用新的东西来取代和更新。饶勒斯的唯心主义的泛神论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沦，都把历史的延续性这条规律揭示了出来。这条规律同时也总结了实验科学广泛发展的理论。谁要是顽固地否认事物的这种永恒的相互关系，那就是有意不承认铁一般的事实。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是大革命中出现的一场主要内部斗争。饶勒斯对这场斗争的看法最能说明他那公平正直、胸怀宽阔的为人。

许多人都认为饶勒斯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确实，他在写《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一书的时候，正在同马克思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的 “不妥协的社会主义 ”展开激烈的斗争人们一定以为他可能会从大革命的历史中找一点子弹来对付这些整天唱着革命高调的人。如果这样去看饶勒斯，那就是完全不了解他的为人。对于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斗争，“这个社会主义的吉伦特派 ”——人们对于他的这一点了解很少——是坚决反对吉伦特派的。他在这部历史著作中经常批评吉伦特派，有关部分读来令人不忍释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于大革命的总的看法和他是怎样写这部革命史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多介绍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随着吉伦特派独霸天下的欲望越来越暴露无遗，连选举他们的人心中也产生了一种困惑不解的不安心情。可是吉伦特派得意忘形，刚愎自用，他们把不赞成他们的做法的罗伯斯比尔和巴黎视为仇敌，确信自己轻而易举便可以让巴黎以外的各省都跟着他们走，因而拟定了一个同对方决一死战的计划。如果他们胸怀宽广一点，度量大一点，不把马拉的少数带刺的、不起多大作用的讲话看得过于严重而去有意扩大事态，如果他们团结在丹东的周围，坚定地、一心一意地努力拯救祖国，建立自由的事业，巴黎很快就会放弃他们的成见，法国各个革命力量也早就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永世不衰的共和国了。可是他们要独占第一把交椅，谁要是对此稍有拂逆，那就是触犯天颜。他们要在大革命的顶峰成为一枝不容同类的独放的鲜花。

饶勒斯批评吉伦特派目光短浅，头脑发昏，刚愎自用。大革命的温和派在反对山岳派的时候所采用的暴力手段往往并不亚于山岳派。今天人们称之为 “机会主义者 ”的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暴力是力量薄弱、鼠目寸光的人最喜欢采用的一种办法。吉伦特派便是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大革命的策源地和心脏——巴黎——的。

更有甚者，有一个时期，巴尔巴鲁控制的那一帮法国革命力量都集中到科西嘉省和旺代省去了，吉伦特派轻率地离开了大革命的摇篮和祖国的心脏——革命热情一直高涨的巴黎——逃到法国最南端毫无生气的不毛之地去了。科西嘉省是法国最不出名的一个省份，不久之前才并入法国版图。旺代省的分裂思想和反叛思想也相当严重，吉伦特派竟想凭借这两个省的力量来拯救处于危难中的祖国。这种做法不但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因为他们如此轻率地便决定离开巴黎，结果只会削弱巴黎的防御能力。祖国的山河已经支离破碎，放弃巴黎而想保存那些残存的地方，这只会加速法国的灭亡。当然，如果我们根据他们这种离奇的私逃来指责吉伦特派犯了严重的叛国罪，那是非常不恰当的，但他们那些异想天开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吉伦特派是挽救不了大革命的祖国的。他们对祖国似乎怀有二心，正当需要把各种力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却在流向不定的卢瓦尔河和奔腾湍急的罗纳河上随波逐流，飘流到远方去了。不知道地方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那样留恋，如此丧魂失魄，以致看不到伟大的祖国正在遭到严重的威胁。

饶勒斯还利用一切机会指出吉伦特派的折衷主义立场令入发指。他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在审判国王时所玩弄的花招。下面这段文字对当时政界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这种文章也只有饶勒斯这样一个亲身参加政治斗争、对政治斗争的内幕深为了解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布佐妄图从侧面展开活动，以便分散人们的注意。他当即要求把奥尔良公爵逐出国外。他说，废黜国王现在既已确实无疑，那就应该确保君主制能够永远废除。可是不管是把

吉伦特派不仅在重大问题上施展阴谋诡计，而且不放过一切机会反对那些最积极的革命者。可诅咒的九月事件就曾被他们用来疯狂攻击山岳派。

布佐写道，必须承认，错误首先在于当时的记者，特别是立法议会的议员，因为他们没有把议会的情况和巴黎市的情况告诉他们各自所属的省。他们当中胆量最大的人也只是做了一点和稀泥的工作，原谅人们的越轨行动，掩盖他们的过火行为和其它罪行。如果他们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告诉各省的选举议会，法国就得救了，自由、和平、幸福都能得到保障。各省选举议会只要通过一项决议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只需把议员们请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开会，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及其同党就进不了全国的国民公会。大家没有想到这一点，国民公会在巴黎举行，于是一切都完了。

一个真正的温和派，就是说一个思想委琐、不敢考虑重大革命问题、不敢采取重大革命决断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对眼光狭窄的温和主义进行这种批评的。

确实，作为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和革新者，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思想家和坚定的实干家，饶勒斯是一个具有真正革命思想的人。他勇于接受一切新的思想，敢于采取一切重大的决定。他从来不愿意把革命和暴力等同起来。他坚定不移地极力反对暴力，这不仅是因为他为人正直、善良、雍容大度，而且是由他的世界观决定的。因为他认为暴力会中断历史的连续性及其正常的，按照一定规律的发展，会破坏历史的法则以及事物和生活发展的规律。暴力是一种故障，它标志着事物不能正常地、平静地发展而采取突然爆发形式的根本弱点。暴力不仅是对生活的股视，而且也是一种尤能为力的表现，不能巧妙地掺和到历史现象中去，平稳地向前发展。暴力象一个精神病患者和性格暴戾的人一样，一旦发作起来便失去分辨力和节制力，毫无能力对自己加以约束和控制。

不幸的是，生活并不是一首悦耳动听的交响乐。它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驾驭得了的。它甚至很少考虑或者根本不考虑我们的要求。一些原始性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的程度，一有机会就会爆发。由于历史就是一部敌对社会势力的斗争史，所以历史的发展常常出现时而动荡、时而明显中断和时而出现剧变的现象。

不过这种剧变性并不排除历史是正常地、按照一定的规律、一定的步调、很有节奏地向前运动的。这种发展到了自然的终点便产生了革命。

每当人们想用“革命的“策略取代这种正常的发展，而发展的终点也横亘在那里不让人们强行取代的时候，饶勒斯是坚决反对这种“革命的“策略的。不过，他在这场斗争中往往做过了头，因而造成很坏的后果，因为他让一些向终点发展的力量来反对终点，也就是说以发展来反对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重新加以探讨。

饶勒斯憎恶一切宗派活动。他毫不留情地既反对吉伦特派也反对艾贝尔派。每当革命局限在某一派的小天地里而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饶勒斯就无情地指出来加以扞击。他要给大革命提供空气和空间，因为大革命标志着生活的欣欣向荣，而不是走向衰落。

饶勒斯以独具匠心的笔法把那些伟大的革命家描绘得惟妙惟肖。

下面就是他对罗伯斯比尔的生动描述：

罗伯斯比尔曾经直言不讳地表明，除了自由的人类之外，他不信仰任何上帝。但他在谈到 “玛丽亚的儿子 ”时，仍旧带着一种神秘的敬意。他不想一下子就把罩在上帝身上的纱幕撕碎，因为人民还在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心中所怀抱的最崇高的希望和最高尚的美德寄托在对上帝的崇拜上

这是多么深刻，多少尖锐的心理分析！多么精辟，多么经得起推敲的评价！罗伯斯比尔的为人，无论是光明面还是黑暗面，都被饶勒斯全部揭示了出来。他认为罗伯斯比尔的主要特点是：真诚地热爱人民的事业，尊重入民。“罗伯斯比尔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敬意，对他们体贴入微。“同时，他认为罗伯斯比尔身上有“一股神父的味道和结党营私的味道。他总想表现自己绝对正确，态度令人不能容忍。他器量狭小，十分自傲，他一贯专横跋扈，以其一孔之见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他的脑际终日被某个观念萦绕着，心肠十分冷酷，久而久之也就把自己同自己的信仰等同起来，把自己的野心同自己所进行的事业等同起来。”这样，罗伯斯比尔的心理活动就被饶勒斯全部暴露出来了。这样一个人处在那种思想状况下，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而自己竟毫无觉察的。由于他做这些坏事为的是拯救观念——人类幸福的前提，所以他真心实意地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给人类做点好事，是为了造福人类。他作了权衡，认为好处大于坏处。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无法觉察的因素是相当大的，一旦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发作起来，他的自尊心和永远不能满足的个人欲望便会使他把人民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他也没有想一想，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利拿人的生命开玩笑去进行他所谓的拯救人类的事业。特尔克马达想给那么多的灵魂带来永恒的幸福，但他如果对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稍加怀疑的话，他是不会烧死那么多人的。

妄自尊大，虚荣心十足，这是每一个政治家都无法克服的两个弱点和永远洗刷不了的污垢，但罗伯斯比尔并不只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在道德上倒是非常廉洁的，他对于生活的热爱无比虔诚。”同时，由于他对于人性的每况愈下怀有悲观的情绪和错误的看法，所以便转向基督教，主张把基督教改造一番，使之为人类的复兴服务。事实上，这正是统治阶级长期以来一贯遵循的理论，即所谓 “人民需要宗教”的理论。这种观点把上帝打成是一个担任警戒任务的，要价不高、呼之即来的万能的“宪兵。”

饶勒斯看到了心肠冷酷的罗伯斯比尔内心所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位刚强的革命家，一方面致力于摧毁旧的势力，一方面却认为保留 “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寄托对”于人们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是自己挽救不了自己的，因此需要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来拯救他。于是天上有上帝，地上有罗伯斯比尔。地上的保护并且得到天上的配合。因此饶勒斯正确指出的罗伯斯比尔对于人民的尊重不过是一种相对的说法。罗伯斯比尔尊重人民，同样人民也尊重罗伯斯比尔以及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和上帝的化身所肩负的双重使命。现代社会主义认为，人民的解放应当由人民自己去进行，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距离这种认识还差得很远。

所以饶勒斯批评了罗伯斯比尔的想法，认为这种想法“充满危险“。因为这种想法大大利用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在道德观念的名义下把那种盲目的宗教信仰保存了下来。他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人们可以随意改变一种宗教——比如基督教——，可以把 “在历史上形成的、有血有肉、富有人性的上帝的形象 ”变成一种 “关于上帝存在的抽象的、静止的、苍白无力的概念。”

最后，罗伯斯比尔所创造的宗教一旦被他用来干预国家生活，很快就会恢复过去的宗教面目和习惯做法，把法国重新拉回到古代不容异端的状态中去。”

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象饶勒斯这样对罗伯斯比尔的性格和思想进行过这样深刻的分析。

饶勒斯对马拉的分析也非常成功。他不喜欢马拉，但能够公平地对待他。他不喜欢那些充满憎恨、心狠手辣、常常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的人。但他太了解事物的相对性和人们身上不可克服的弱点，因而没有把这些方面看得十分了不起。他知道仇恨本身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有些阻碍事物发展的障碍物，是由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缓慢现象造成的，把人杀死并不能消除这些障碍物。由于饶勒斯思想敏锐，又有无无比善良的天性，能够从多方面去观察一个人，所以他看到马拉身上同时还具有明智的和温和的一面。下面几段可以说明这一点：

马拉的明智的、温和的策略主要是在国民公会和公社发生冲突的时期形成的。他的报纸¹¹

以上摘录的是分散在《国民公会》各卷的饶勒斯对马拉的评价。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饶勒斯抓住了这位伟大革命家的两个主要特点：多疑和心胸过分狭隘。不过，说马拉对有钱人的憎恨是出于……对备受痛苦的人民的热爱可能要恰当一些。他也进行了一番“权衡”，把受尽折磨的穷苦人同作恶多端的几千名富翁作了对比，认为必须把后者消灭干净，使之永远不能欺压人民。我不认为马拉的“消灭富人”是为消灭而消灭。马拉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感情易于冲动，性格比较暴戾。要是存在某种替代的镇压办法，使他既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又能饶恕某个“贵族”，他是很乐意而为的。担心自己身上的温情会贻害自己，这种感情在他心中压倒了一切。他最恨那些对革命事业无动于衷，表里不一的人，他们明明看到有些人在做坏事，但胆小如鼠，不敢揭发。他敢于打抱不平，不怕做一个革命的“刽子手“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他把他个人的名誉和安全置之度外。他以提出激烈措施的办法来严格约束自己。人民在感情上所流露的好恶是很少会弄错的。人民喜爱马拉，因为马拉善于赢得他们的爱，即便是做一些失去理智、甚至犯罪的事他也在所不辞。

马拉的头脑十分清楚，他的缺陷并不是他身上所固有的，而是由于他个人对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阶级的看法造成的。他对于消灭一些坏人看得太重，过分采取了“外科手术的”办法。这正是古往今来的政权惯用的做法：把社会上的弊病说成是少数人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但这种恐怖主义是个人头脑发涨的结果。归根结蒂，统治世界或者说接受他人统治的毕竟是大多数，因此应当把大多数人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可是恐怖主义搞的那一套却是为渊驱鱼，把这些人给吓跑了。个人确实可以领头做出一些事情来，这在历来都是很必要的，但如果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后果就不堪设想。因此，个人的行动只有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才不会一事无成，或长久不了。大革命所保存下来的东西正是大多数人做的，或者说是为了大多数人做的，即为一例。

社会主义一贯考虑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它才摒弃了这种恐怖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因为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马拉作为一个头脑清楚，品行端正的人，他胸怀坦荡，但怀有过分的理想主义；同一切恪守陈规、思想又不对头的人一样，他只是把资产阶级时代大家所犯的错误，这个错误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结束。一些人毁掉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可以把它恢复起来。波拿巴就把少数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所毁掉的东西恢复了起来，建立了独裁政权。但他没有能够恢复旧的制度，因为旧制度已经被法国大多数人宣判死刑。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大革命时代的第三个关键人物——丹东。

丹东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饶勒斯喜欢丹东身上那一股火一般的热情和高超的思想境界。丹东使得斗争变化无穷，使得广阔而丰富多采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能够把“各种困难和人们之间的敌对的、仇恨的情绪淹没在斗争的洪流中。”这也是饶勒斯所擅长的地方．所以饶勒斯喜欢丹东，也就是有点儿喜欢他自己。饶勒斯的讲话也象”是从高山之巅奔腾而下的激流一样，充满激情，明澈似镜。同丹东一样他没有一点有害的或是无聊的想法，没有一句凭空捏造的谎言。”因此，饶勒斯得以实践他的诺言。他运用普路塔克的写法，把大革命主要入物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经久不衰。他运用米希勒的写法，把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放在历史的审判席上，以生动活泼的文字对他们的“错误“加以批评，对他们的优点加以鼓励，好象这些人物至今仍旧活着，好象这些事件刚刚发生不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经济方面掌握了大量的、扎实的材料，对国内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对大革命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了深刻的分析。法国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象他这样去研究历史。

如果运用得当，普路塔克、米希勒和马克思这三个人的方法，并不是不能糅合到一起的。不过应当把主要人物的影响局限在他们为环境所决定而必然采取的率先行动上。不能用否定过去的办法来理解过去。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常常就是否定。最后，必须承认，社会生活所仰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产力及其发展——是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根本基础和最后的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也不能否认，认识和思想的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认识和思想的因素不仅是少数人发挥的，而且主要是有觉悟、有组织的群众发挥的。

然而饶勒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是没有缺点的。社会民主党杰出的历史学家弗朗茨 ·梅林就批评过他在这项工作中走得太快，说他的写法是一种 “猛冲的作法 ”，用法国人的话来说是 “每小时150公里的作法“。他对待饶勒斯不够公正，指责饶勒斯对腓特烈大帝的作用——梅林对此人有深入的研究 ——评价过于乐观。

梅林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可能有点道理。是的，饶勒斯有时确实过于乐观，他常常把自己对问题的透彻理解和心中的火一般的热情带到他所研究的人和事物中去。可是饶勒斯的每一个观点都是事先经过深入而扎实的研究之后才拿出来的。他之所以很少弄错，就是因为他只捉出自己深入研究过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饶勒斯完全具备做一个历史学家所应有的杀件。法国和世界各地过去有不少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这种人今天也还大有人在，饶勒斯虽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比他们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

饶勒斯在写历史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在《1870-71年法德战争史》（收在《社会主义史丛书》中）一书里，首先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阐发自己的看法的。帝国妄图阻挠德国的统一，从而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全书便是围绕这个观点展开的。下面两段话概括了他的观点：

反对派、自由派和共和派很难对帝国的含糊不清的政策发表坦率的意见，澄清混乱不堪的事实。杰出的议会自由派在野党领袖梯也尔先生，莫名其妙地既有着精明的判断力，又怀有严重的偏见。他十分敏锐地看出帝国的对外政策软弱无力，自相矛盾，虚伪透顶。他曾经向帝国预言，它协助意大利统一，必会助长德国对于统一的要求，为德国的统一准备条件。帝国既然承认意大利有统一的权利，难道能说德国没有权利统一吗？

[08.htm](第二章 饶勒斯和教育.md)index.htm[10.htm](第一章 行动的统一.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