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狄慈根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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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约瑟夫·狄慈根，于1828年12月9日，生于科隆附近的布兰肯堡。这个曾经一度是一个强盗骑士的堡垒的地方，风景绝佳。古堡的一段城墙和四堆炮塔的废垒，依旧给景色衬托得如画。加之布兰肯堡高耸在一座满被密林和葡萄园的山上，画意就更浓了。山的脚下，莱茵河一条美丽的支流——西格河在蜿蜒前进着。

我的祖父，是一个富裕的熟练的制革匠和一个真正的小资产者；大约在1835年，他把他的制革作坊，迁移到附近一座拥有约四百居民的乌克勒兹村去了。乌克勒兹是法兰克福与科隆之间繁忙的驿路上的一个中继站，因此，它就显得相当的热闹。

我的父亲在三位弟兄和两位姊妹之中居长，他在兄弟姊妹当中，长得最像我的祖母。我的祖母是一个禀赋特异的女人，直到七十四岁的高龄，仍然以她美丽而杰出的丰姿吸引着人们的注意。狄慈根家是西格河谷一带最老的家族之一。锡格堡的地方志，就曾提到过好几个从一六七四年以来当过市议员和市长的狄慈根家的人。

我的父亲在乌克勒兹入小学，随后，一度在科隆上过中学。一直到十五岁，人们都称说他是特殊颖异的儿童。由于他有些喜欢恶作剧和精力过人，常使得乌克勒兹及其附近地区的牧师、市长和其他有声望的人士感到困扰。因为如此，我的祖父就把他送到奥布尔普列斯村的一个中学校去就读了六个月，这个学校的管理是一个规矩极为严谨的牧师。

尽管如此，他的青年时代和他对于爱的向往，使他成为了一个善于思索的青年。在我祖父的制革作坊里，他在工作之余，总是勤勉地研读着文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他的一个童年时代的伙伴在波恩大学读书，从和他的往还之中，我父亲获得了许多精神上的鼓舞。

在1845到1849年间，他在作坊里工作时，旁边总是打开一本书，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法文，而且说得非常之流利；因此，1871年法国的战俘曾经驻扎在锡格堡时，我们当时正住在那里，他竟然能够和他们交谈；使我惊异的，这一点在当时一些预科学院里的法文教师们还都做不到。在我父亲所留下的一些手稿当中，曾发现有从1847到1851他的青年时代所写的一些诗。这里我抄录两首如下：

无产者 　　难过的日子 　　小妇人，小鸽子， 　　——弗·什雷格尔
小妇人，小鸽子， 　　——弗·什雷格尔

在我父亲成长的初期，除在当时当地所获得的知识之外，由于他钻研了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而向往于社会主义。1851年，他初次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就立即使他成为了一个有阶级觉悟的社会主义者。

在“疯狂”的年代里（1848年），他变成为了一个“鼓动家”，在村庄的大街上，他站在椅子上向农民群众发表演说。

1849年的6月，他21岁，反动派把他赶到美国去了。在那里，在两年当中，他只是以间隙的时间从事于旅行的制革匠、画家和教师的职业；在大部分时间中，他是作为缺钱的流浪者，从北部的威斯康辛到南部的墨西哥湾，从东部的哈德逊河到西部的密西西比河，步行或者坐船，历遍了美国大部分土地。除掌握了英语以外，如他在1882年寄到纽约给我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认为这次旅行的最大的收获是：“他觉得他认识了一个地方和环境，在那里，一个人易于解决每日的食粮问题，而在我们这里（指当时的德国——译者）这却是这样沉重的一个负担。”

1851年的12月，他重返我祖父在乌克勒兹的作坊里工作，两年以后，他和一位威斯特伐利亚的名叫德劳沙根的小乡镇的热烈信仰宗数的孤儿结了婚。她的善良的心地和对生命的热爱鼓励了他，一直到1877年她死亡使她与他分离为止。

尽管他们的心灵的倾向根本分歧——我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具有偏激的资产阶级情绪，我的父亲是一个彻底的自由思想家和一个完全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和睦。

我的双亲之间的关系是很突出的，甚至直到结婚21年之后，正当我第一次行圣餐礼的时候——她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她催促着我热情地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改造我的父亲，引导他回到拯救灵魂的教会怀抱中来。尽管这次祷告仍然落了空，然而在我母亲的终生的诚笃中，我父亲的地位只是仅次于上帝的地位而已。

结婚不久以后，我父亲模仿美国工业的经营方式，在文特尔赛德开了一个制革作坊兼面包房的杂货店。他经营得很成功，以至于他很快就在卢皮克提罗斯村又开了一个支店。但是，一如他在乌克勒兹所习惯的，在文特尔赛德和以后他新开的商店里，我父亲总是只把一天的一半的时间用于做生意，而把其余的时间投于勤苦的攻读，其目的只是为了渴求知识而没有别的什么。

为了获得比在乡村经营所得到的收成更加迅速的经济独立，以便于可能会力从事科学；他于1859年再度移居美国，在美国南部进行一个更有利可图的买卖。但是，不久南北战争爆发了，他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生意就歇了业。一天早晨，他发现他的相识者中的有些人在他们的住宅前面被捕，原因是由于他们同情北方而给邻居们招致了不便。1861年，他就离开了亚拉巴马，重返莱茵，在乌克勒兹经营我祖父的制革作坊。

有一天，他的最大的妹妹提醒他注意《科尔尼希新闻》上的一则广告，俄国圣彼得堡一个大规模的政府的制革厂征聘一位熟悉先进制革方法的人担任技术经理。父亲应征了，1864年的春天，俄罗斯的国家律师谷罗到乌克勒兹访问了他，用高薪聘定了他。在几年当中，我父亲通过使用改良的机器和方法，使这个企业的生产增加达五倍。但是，1869年，他又重回莱茵地区，这次是到锡格堡，一个有着八千人口的小镇；在这里，他从他一个叔父那里继承到一所制革作坊。正是这笔财产，加上他自己希求一个更大的经济独立性和俄罗斯的政治局势，使他离开了圣彼得堡。对于他的离去，俄方很感惋惜，答应继续支付给他薪金，只要他每年去视察几个月就行。事实上我父亲为这个目的只到了圣彼得堡一次；这样，随后俄方只好决定放弃争取他的有价值的服务。

当他居留俄国的期间，我父亲写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一个工人所述的人脑活动的本质。纯粹与实践理性的再批判》。这一本书首次出版于1869年，由汉堡的奥图·梅斯纳尔书店发行。对于细心的读者而论，这本书包括了一个认识论的基础和进化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就是关于社会进化和阶级斗争之历史唯物论概念的说明。

通过他的理性批判，我父亲全面地和积极地处理了所有超自然的信仰问题。他说明只有思维的归纳方法、亦即从可感觉的诸对象以达于一般意识的方法才符合于人类认识能力所特有的本质，因而他揭示了长期所寻求的存在于思维与存在、本质与现象、精神与物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等之间的矛盾的解决。这样，通过了理性的批判，他达到了辩证法，或者说，达到了事物之不断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的理论。通过思维能力的分析，他发现了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即一般与特殊的主要关系；这一范畴应用到在时间系统里的对象时，就决定了相继的因果关系；在时间系统中的对象，表明属与种的共存关系；而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和其他一切关系、范畴与概念一样，都是从属于这一个基本的辩证关系或范畴。根据这同一个认识论的形式，康德的“自在之物”之说就是思辩的误解，而所谓“先在的”概念只是一种无意义的复述语；因为逻辑已最后地从形而上学的思辩领域过渡到自然科学——此处的“自然”应作广义解——领域中来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如何去分辨真理和幻象。

上述一段话足以简单地概述约瑟夫·狄慈根的以《人脑活动的本质》命名的第一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对这一著作的进一步闸述，详见他后来所写的《哲学的成果》一书。

在圣彼得堡，他还写了有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论文，发表于1868年莱比锡的《民主周报》，这个报纸是后来《人民国家报》和现在柏林的《前进报》的前身。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中，对我父亲关于经济学的理解给予过极高的评价。他并且到锡格堡访问过我的父亲。

另外一个朋友对我父亲思想的发展，也给过深厚的影响。这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父亲和他保持过通信关系。1871年，当这位哲学家逝世的噩耗以及他晚年所过的贫困的生活，为我父亲所得知的时候，我记得看到他第一次哭了出来。

他在锡格堡的小制革作坊使他得以无间断地从事于研究，由于他无心于家人生产，锡格堡的这份遗产还能勉强维持他自己和他家庭生活之所需，假使他能保持这份遗产不动的话。可是他在这一点上却失败了，这就造成了我父亲后来痛苦的原因。时而由于这个缘故，时而由于朋友需要他的资助，遂使他遭受损失。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制革营业所获以便在金钱上接济一个朋友，他到丹麦去。但是，他的计划失败了，损失奇重。同时，他在锡格堡的皮革店与制革作坊，逐渐证明不能和日益发展的大规模生产竞争而获得赢利。终于，当他在1878年入狱三个月，在科隆等候判决之际，他最后的主顾们差不多全部跑光了。1878年，在赫德尔和诺布林谋刺德皇之后，德国当局为这震动一时的刺杀所慑，我父亲正是在这个影响下被捕的。被捕的直接原因还是他在科隆所作的一篇演说，题目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这篇演说在1878年于科隆印行，直到现在，它的许多新版仍旧被大量采用作宣传之用。

在从1869年到1881年留居锡格堡期间，我父亲为下列刊物写作了大量的有关经济学和哲学问题的论文：1870-1876年为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1877年为莱比锡的《前进报》；1880-1888年为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苏黎世的《新社会》；斯图加特的《新时代》；纽约的《纽约人民时报》，他还写了其他的一些小册子。我所知道的有下面一些，在莱比锡发表的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宗教》、《资产阶级社会（五讲）》、《政治经济学思潮》和《给亨利希·冯·西别尔的一封公开信》；在索林根发表的有《无信仰者的信仰》。

1872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国际大会上，我父亲是一个代表；当时卡尔·马克思向与会代表们介绍我父亲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们的哲学家”。

由于他缺乏实践经验，或者是由于缺乏公开演讲的才能，他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虽然如此，在莱比锡的农业区，他还是被迫接受了1881年议员竞选代表的提名。可是在竞选中，他被那些拥护“法律与秩序”的几个政党的联盟所击败了。1880年，当他锡格堡的买卖由于一些不幸的亲戚和朋友的连累遭到挫折，财产损失了一半；这时，正当我——他的长子——毕业于锡格堡的高等学校，他就要我到美国投入“高级的生活学校”，从而可以在那里为我们的家庭生活找寻出路。等我在这方面有所成就之后，我父亲才可能以宁静的心情致力于他毕生的事业；在这以前，在他刚完成他的《哲学的成果》之后，他的研究工作已经不幸被迫中断。

他是如何严肃地对待他的工作，这可以从他生前的一些叙述看出来，也可以从下面的他在1880年10月16日所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看出来。他在这封信里说：

“对我毕生的主要部分，你可能已略有所知，但是你是知道得不真切；原因是你太年轻，所以我就从来不曾提及；现在我很愿意与你谈谈。这样会使我们相互了解得更好。言归正传吧，从我的早年时代起，我就为了一个逻辑问题：‘一切的知识的最终的问题’，所长期困扰。它像石头一样压着我的头脑。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只有为供应生活所需而不得不去应付的时候，我才把这个问题暂时抛掉几年。但是，一当情况转为顺利，它又马上回来，并且是更强烈与更清晰，直到最后这几年，我才得出这就是我的毕生工作的结论。我的心里的慰籍与道义感要求我必须把我自己贡献给它，而且要完成它。假若在圣彼得堡的时候我已经像如今这样明确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现在还会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总不断地在找求一个伙伴，希望他可以帮我解决经济负担。在丹麦和索林根，我们既已有过经验（他曾经在索林根做过一次失败的皮革生意），为了这相同的原因，在这里我正由于缺少援助而不能再把生意做下去。我经常为这样一个目标而努力，以便使我的头脑从做生意当中得到解脱，从而可以集中精力于我的研究工作。最近这几年当中，我在度过一个难过的日子，因为这个问题既然与我成天地同起同卧，而生活问题却又不允许我用全力来对付它。现在让这一种情况过去吧！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在你长得更成熟些以前，我不能再多说什么。‘哲学丛书’出版人基尔赫曼提到过：研究哲学的第一个前提，是要有‘一个饱经事故的生活，一个见识过、体味过每一种苦辣酸甜和从事过与忍受过公平和悖谬的生活。’

从我在1880年5月赴美到他在1884年6月第三次赴美期间，他经常是每隔一两周要给我写一封信的。我已经把这些信汇集成为一册。这些信可能使更多的人感到兴趣，这不仅由于它们提供了洞察我父亲的精神生活和性格的东西，还由于它们蕴含着生活斗争所需要的世俗才智和不可估量的指导性，特别对年青和未经世故的人。

在1880-1888年期间，我父亲写过两套关于逻辑问题的信。但是只有关于批判的知识原理那一部分，和《哲学的成果》一道，于1895年在斯图加特由其予以出版。关于经济学的第二套信，只有前七封在1888年到1884年之间在苏黎世的《社会民主主义》上发表。提到这些信时，1883年11月7日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道：

“……左尔格对于最近这三封关于经济问题的信，比起第一套关于哲学问题的信来，要更感兴趣。但在我自己来说，我对于逻辑问题比对经济问题要想得多一些，因为我不得不这样说，关于思维的艺术应当是我自己的劳动和发现；而关于经济方面的知识，我只是接受着马克思已经获得的成果。”

八十年代的初期，有许多来自波恩的大学生经常来访我的父亲，其中的布鲁诺·威利博士于1896年在柏林的《社会主义研究者报》上用如下的话发表他的印象：

“当我在宜人的锡格堡询问狄慈根的家的时候，人们指给我一所覆盖着葡萄藤、位于一条小河畔的花园中心的小房子。浸在水里的皮革以及橡树皮的气味在说明一个制革作坊的所在。一位美丽的高个子女孩把我引向会客室，同时招呼她的父亲。这一个舒适的居室标志着它的主人的好学，琳琅满目的图书远比点缀用的饰品多的多。贝朗瑞的一张肖像，也挂在这里。

1884年6月，我父亲第三次侨居美国。到美后不久，他就接受了在纽约新成立的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编辑的职务；这个工作他一直做到1886年，当我和我的两妹一弟请求他移居芝加哥时为止。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在俄国结了婚，这是我们家唯一留在欧洲的人。

1886年，我父亲在芝加哥写了一本六十页的书，书名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7年，由哥廷根-苏黎世的人民书店出版。同年，他写了《哲学的成果》。

1886年，《芝加哥工人日报》的编辑们被捕，一年以后，在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审判案中被一次盲目的判决判处了死刑；我父亲暂时担任了总编辑，并且一直成为这个报纸的撰稿人到他逝世时。

在这里，我想提一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挚友、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创始人左尔格在1902年《纽约人民日报》的《先锋日历》上所记的有关我父亲的二三事。

“当狄慈根第三次来美以后，他在新泽西州北部一个偏僻地区租了一所古老而差不多废弃了仅能容身的房子，虽然来访的客人们战战兢兢地踏上那座通向他的住室的摇摇欲坠的楼梯，可是他自己却泰然自若。1884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经济是基础（对个人也是如此的），知识的上层建筑就建立在它的上面。”他说道：“我们这个世界要生活，要在文明的姿态中吃着、喝着，尽管内心是野蛮的。但在我说来，只要我的私人经济能够安排得使我能够专心致志而不要担心上层建筑的话，那就是处于野蛮的环境中我还是心安理得的。’

“谈到要到德国去旅行的计划时，他在1887年11月27日一封信中写道：‘我要坐统舱去旅行，因为一个人所挣下的不多，在花出去的时候必须把他的钱多掂对几次。此外，我总觉得处于贫贱要比处于显贵舒适得多。’

“他的简朴的生活并不使他漠视外间世界的事物。他之欣赏生活和工作，可以从下面他写给他住在纽约的一个幼时朋友的信中明白看出来。

……我已经从彼得堡回到我们儿时生活过的西格河岸来了，在锡格堡修了几所茅屋，正在给人们制作皮革。我想起要说说我的愿望，你也许也强烈地为乡思所苦，以至于要离开哈德逊和美国人对金钱的追求，携着你的老伴和你劳动所得的物质财富回到家乡，以发掘与享受那些绝非无用之物也非被腐蚀了的财富——科学和人种历史演化的普遍真理。虽然照卡尔·福格特的说法，人是源于猿猴，然而，人毕竟是高等的动物。

人尽皆知的我的青春的胚芽、我长期在心中惨淡经营的婴儿终于已在奥图·梅思奈尔书店诞生了。它的命名是《一个工人所述的人脑活动的本质。纯粹与实践理性的再批判》，他的序言署名是约瑟夫·狄慈根，制革匠。让我把它推荐给你吧。

另一件很感动我也许会使你也感兴趣的事是：大约十四日之前，我们可尊敬的英雄，卡尔·马克思来访问了我。他携带着他美丽的女儿在锡格堡和我一起度了好几天。

约·狄慈根于锡格堡

“约瑟夫·狄慈根这个人生得长而美，和经常所描绘的歌德非常相似，体格匀称，举止诚朴，有着明快、开朗而充满着智慧与善良的眼睛。他的全貌使人油然起敬。特别在他和纽约的《社会主义者》的出版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在他代理编辑工作中和使他极为不愉快的社会劳动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上，他都处理得简直是太阔达和无私了。虽然他非常温文尔雅与举止谦虚，但他仍表现了丈夫气和真正的勇敢。在芝加哥的海马基特的炸弹事件之后，全国委员会想只有割断一切与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的时候，在由‘法律与秩序’的一些英雄们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中，狄慈根对当时许多受迫害者，当他们急需援助之时而予以援助。这在当时是非常需要性格上的真正勇气和力量才敢这样做的。对他来说，这确实是纯粹的人道和高尚的丈夫行为；对此，芝加哥的警察回报以搜查他的住宅和威胁他的子女。

左尔格继续写道：“因为狄慈根之为被捕者维护以及担任了《芝加哥工人日报》的编辑职务，当斯派司和他的同僚提起控诉时和以后，狄慈根遭到了朋友和敌人们的攻击。他企图缓和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作者注：必须指出，我们所提到的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指当时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即所谓“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热诚的、然而是异常偏激的在理论上不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对于这些人，我父亲想争取他们回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来。这些人并不像纽约和欧洲的同志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他强调指出为了符合有修养的智慧作用的需要，这对双方都是个共同的问题，智慧告诉人们：‘事物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分歧，没有级端性的分歧，没有全然迥异的分歧。矛盾可在适度的差别中得到解决。’他在他的《哲学的成果》中这样说。”

“在他给美国东部的一个朋友写的信中，他曾说过（1886年4月20日）：‘在我来说，对于一个人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并不重视这一区别，因为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是说得过多了。假若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有些是发疯而没有头脑的人，那么，在社会主义者中就有些儒夫。职是之故，我对双方的关怀是一样的。双方的绝大部分人都仍然需要教育，教育的本身就可导致和解。’

以上所引的话是左尔格说的。

凡是熟悉于我父亲写作的动人的笔调的人，只要一见到他本人，对于他的温柔与谦逊，莫不感到惊异。但是在这些特质的后面，还蕴含有他的真实信念的自尊感。在和他接触时，我们孩子们都有着极大的自由；但一旦我们滥用了这种自由或者表现了轻佻，他很快就要用几句话来责备我们，而且通常他只是善意地瞟我们一眼。比我父亲更快活的人是不易找得到的，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对亲属们忠实。

和对于费尔巴哈一样，死对于他并不是灾害。当他偶然有病时，他总逆来顺受，甚至心情很好；可是，他很怕长病在身，他自认他怕这一着。死亡终究证明是他的朋友，当他倒在我怀里呼吸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从他脸上看出死亡只给他几秒钟去经历痛苦与惊惶的威觉。心脏麻痹，两秒钟后他就死了。

这正是在1888年4月15日，一个愉快的星期日。早上，在从已披上了春装的林肯公园里散步回来之后，我们两人喝光了一瓶酒，已是兴致勃勃地回家吃饭。我父亲仍用平常的好胃口享用了这顿饭。饭后接着就要喝咖啡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来访。这就使他点起了一枝烟（因为通常这时他要睡半小时），同时参加了我们关于社会问题的谈话。对于所谈的问题，我这位朋友连皮毛的知识都没有的，但这并不会阻止了他说出一些最冒昧的话。虽然我对这种无知予以抗辩，我父亲变得生起气来，激动得为我前所未见。他用着我永远不能去怀的严肃而强调的语气说，在四十年以前，他就已预见到现代的工人运动，他进而阐明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已经面临崩溃的意见。恰在一句话没有来得及说完的中间，他中断了，一只手还举着，就在上面我所说的那种状态中死去了。他还不到六十岁。

朴素而无所铺张的，符合我父亲的性格的，我们在1888年4月17日，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佛勒斯特公园渥尔德亨墓地，把他的遗体安葬在被谋杀了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旁边。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