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莫尔写传记的人们

第二编 托马斯·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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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想给近代这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作传记的人，委实不能诉说文献不足。许多前辈的著述，足可以提供参考。但是他立刻会发现，凡是给莫尔写的传记都带着一种供香气味，有时甚至十分浓郁：不过这种香味却不是感恩戴德的后人对于那些通过其真知灼见促进人类发展的先哲们所焚燃的那种供香气味，而是天主教会在其圣哲面前使用的旨在迷醉信徒的那种供香气味。

莫尔对于在他眼前进展着的教皇神圣论和新教之间展开的大规模斗争，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他是拥护教皇神圣论的，并因此殉道了。天主教自从宗教改革以来极其缺乏伟大思想家，它当然需要这位声名卓著的人文主义者。莫尔是一位天主教的殉教者，是一位圣哲，虽然在不久以前还只得到半官方的承认。自从1886年以后，才经正式宣布，列入圣籍。但是自从他殉教以后，虔诚信徒都已把他奉为圣哲，加以崇祀，这对于他，至少对于他的传记，是大为不利的。

莫尔是在1535年逝世的。他的第一部传记大约是在二十年以后（在1577年左右），由他的女婿（William Roper）编著的。罗培尔是一个天主教徒，他这部传记是为莫尔剖白辩冤的一部著作，写作时期正当亨利八世的女儿“血腥玛丽”（“blutigen Mary”）统治期间，那时天主教对由这个君主所助长的教会分裂运动正发生着激烈的反应。在那样一种情形下，就难以期望传记家公平无私。但是根据我们的判断，罗培尔至少在下列范围内保持了公正无私：就是当时情势很容易迫使他奉莫尔为圣哲，而他居然不为这种趋势所动。他的为人质朴无华，冷静严肃，所述确实完全是事实，毫无道听途说，而且他也具有能够提供真实不妄的记述的条件。他本人在他所写传记的叙言中，就曾提到这一层：“我威廉·罗培尔，为莫尔，是其长女¹的丈夫，世人对莫尔的为人及其事迹，都不如我知道得清楚，因为我在他家一直住了，从未离开过。”

关于莫尔的生平，要以罗培尔的书最为重要，是最可靠的史料来源。但是正是使罗培尔成为可靠来源的那些特性，使我们只能汲取到有关莫尔的有限的认识。他的干燥乏味固然防止他流于极度兴奋迷惘出神的地步，而不至把其主人翁描写成一个超人的人物；但是这些特性也同样使他只囿于一曲之地，而不能理解莫尔的重要性，并且也没有指出可以说明这种重要性的一些事实。罗培尔的记载的绝大部分应当认为是正确无误的，至少我们没有发现重大的错误。但是在年代方面，他和所有给莫尔作传记的人们一样，难免十差九错。有关莫尔的种种事迹，写得杂乱无章，没有注明时期；他竟然也没有向我们道出莫尔的生年。他所叙述的事迹虽然大部分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他却并没有一五一十都讲出来。我们如果只有罗培尔所作的传记能可资依据，那末，我们举例说吧，就连莫尔曾写过《乌托邦》一事，也不可能知道。关于莫尔的讼案，罗培尔却娓娓不倦地津津乐道。

以后着手给莫尔写传的人，是坎特伯雷副主教（Nicholas Harpsfield），他也是在“血腥玛丽”统治时期继罗培尔之后从事写作的。他的著作不曾出版。曾向一个耶稣会士借到这部传记副本的（Bridgett）曾经透露说：哈尔普斯菲尔德所不同于罗培尔的，只是他除去罗培尔的著作以外还利用过莫尔本人的著作，我们从他这一方面没有得到什么重要的新材料。

继这个副主教之后，还有西班牙的一个圣多米尼克斯教团的（Dominikaner）修道士，鲁多维加·朴骚 （Ludovicus Pacäus），他是在1560至1570年间从事写作的，但是他的作品尚未完成，他就逝世了。我们倒并不因此有多大损失。因为那时的一个西班牙圣多米尼克斯教团的修士对这位英国人文主义者能知道什么呢！除了畅论虔诚外，难说还会有什么内容。

这两个教士的写作，都成了一系列天主教教士群起颂扬圣托马斯·莫尔的殉教事迹的先导者了。其中最为杰出，而写作最早的（除了上述两人），是·斯塔普略顿（Thomas Stapleton）。他在1535年，生于苏塞克斯郡（Sussex），正是莫尔死的那一年和那一月。他是一个天主教士，在“血腥玛丽”时代授予齐彻斯特（Chichester）的牧师之职，到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由于英国开始对天主教进行迫害，逃出英国，在杜埃（Douai）担任神学教授，1588年死在那里。同年在杜埃出版了他给三位托马斯所写的传记，那三位托马斯就是圣徒托马斯，圣托马斯·伯凯特（Thomas Becket）和托马斯·莫尔²。托马斯·莫尔的传记（名为vita et illustre martyrium Thomae Mori〔托马斯·莫尔的生平及其不朽的殉道记〕），占了这部书的三分之二的篇幅；这部传记的写作是“为了显示上帝的更高的尊荣，并诱启读者”。事实上，这部书是一部布道作品，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就其性质而论，倒很像一部福音书。因此，斯塔普略顿也如福音书作者和其前辈罗培尔一样，对样样事情，干脆不注明年月日期。他用不知究竟的一些字样，如“那时”，“于是”，“后来”等，来代替年月日期。但是，就是注明日期，如果不是说明一种历史的发展，而是一大堆轶闻、传言和神迹的杂凑，又有什么用处呢（何况其中一部分简直与莫尔无关，而是涉及其他“虔诚之人”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清楚地追溯传说故事发展的来龙去脉。罗培尔也已经写了他的奇迹史。但是详加审视，这些奇迹史便失掉其神异性质，而显得非常平凡乏味了。我们可以安然相信所报道的这些事迹是些个确有的实事。

例如，他给我们讲了下面这个故事（第XVIII，XIX页）：天主因为莫尔居仁由义，恪敬神明，所以显示加惠莫尔。罗培尔的妻子，玛加丽特，得了英国的发汗症，病情甚重。医生们认为她的病症已属绝望，无药可救。于是莫尔便到他的家庭礼拜堂，向全能天主至诚祈祷。请看，天主接受了这个祈祷，使他顿然想到，灌肠可能治疗她的病症。莫尔立刻把这种灵感告知医生，医生们都承认，如果能起死回生的话，恐怕只有用这个方法，并且惊讶，他们为什么先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疗法一经施行，于是玛加丽特病体复原了。

这一类简单神迹还不能满足这位神学教授先生。他根据仆役的闲聊和类似的来源，搜集了为数可观的神奇事迹、先机预兆、灵验梦境等，这些都是从罗培尔写了他的传记之后，人们为了追思莫尔所附会上去的。斯塔普略顿采用的既然是这些史料，所以这些传记就成为非常浅薄无聊、荒谬绝伦的了。对作者来说，其有利之点就是人们还不认为他是捏造这些史料的人。为了对十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表示敬意起见，我们至少应该认为，他原该把这些故事编造得更巧妙一点。

举例说罢，试看下面这个所谓“神迹”荒谬到什么地步：在莫尔逝世以后，玛加丽特把她的私蓄全部都倾囊施给了贫民，以便他们为其先父的亡灵作祈祷。当她想埋葬亡父尸体时，她自然再无余钱购买棺罩。该怎么办呢？真是良谋值千金。她家的一个女佣——哈雷斯（Harris）的老婆——终于拿定主意要到附近一个布商处，试探一下口气，肯不肯赊给几丈布。真是喜出望外！当她达到布商处时，她的荷包里竟突然有了刚够买布的钱，而且一文不多，一文不少！斯塔普略顿叙述的这个现款神迹，是从玛加丽特的女婢道罗提阿·科莱（Dorothea Coolly）得来的。至于说，罗培尔对这件事根本没有提过只言片语，斯塔普略顿并不因此而感到羞涩。

虽然如此，除了罗培尔以外，斯塔普略顿仍然是莫尔传记取材的重要来源。斯塔普略顿把莫尔的文学活动详加描写，因而补充了罗培尔的不足，他所作的传记特别有用之处是在于他勤勤恳恳地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尤其是从莫尔的和其当代人的通信中搜集的），这些材料本身是有价值的，纵然我们根本不赞同作者的观点。

除了罗培尔和斯塔普略顿以外，人们往往还提到莫尔传记的第三个重要的史料作者，那就是与莫尔同名的、他的曾孙托马斯·莫尔，他是一个天主教教士，1625年死在罗马，在他的遗物中曾发现有一个手抄本，即他曾祖的传记，这部传记在1627年出版于伦敦。这部书畅销一时，不久即成为难得之物，所以在1726年，一个无名氏再度把它出版，书名为《国王亨利八世时代英国大法官及特命驻法国和德国大使托马斯·莫尔勋爵传。著者为其曾孙，托马斯·莫尔先生》。伦敦，1726年。XXXI，正文336页。这个版本因为有出版者的注释，所以很有用处。这位出版人看来比著者的见解深刻、态度严谨、头脑清楚。一部德文译本在1741年出版于莱比锡，标题为：《托马斯·莫尔爵士传等等。是由曾出版科略特（Coleti）和伊拉斯谟（Erasmi）传记的出版者译成德文的，并附有莱比锡大学教授基利斯提安·戈特利卜·约谢尔博士（Dr. Christian Gottlieb Jöcher）写的一篇序文。》最新的版本由约瑟·亨特（Jos. Hunter）出版：《托马斯·莫尔爵士传。著者为其曾孙，克雷沙克雷·莫尔，附有传记性的序言，注解和其他解说。》伦敦，1828年。LXIV，正文367页。在序言中，亨特附带作了一个正确至当的短评，说每当英国天主教徒相信自己时来运转的时候，就总有莫尔的传记出版：在“血腥玛丽”时代有罗培尔所作的传记，当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威胁英国时（1588年）有斯塔普略顿所写的传记，在查理一世（Karl Ⅰ）之下出现了克雷沙克雷所作的传记，此后不久，查理一世就娶了天主教的一个公主，法国的亨利耶特·玛利亚 （Henriette Marie）（第LXII页）。在这一篇序言中，亨特又详细说明，他从著者在这部传记中自述的事实看来，确信托马斯不可能是这部传记的作者，而这部传记是出自他的幼弟克雷沙克雷·莫尔的手笔。有关的几段叙述完全与克雷沙克雷的情况相符合。我们因此应当把克雷沙克雷认为是这本传记的作者。不过这个问题关系不大。克雷沙克雷和托马斯一样，也是一个狂信的天主教徒。

最后提到的传记也是最广为引用的一部传记，事实上，人们似乎应当认为这是最完善的，因为作者除听到与他曾经有过私人交往的人们的口述之外，还引证了家庭档案，并且此外他还可以取材于将近整整一世纪的历史研究的成果。他本来能够把家庭成员的详尽的事实知识和站在较高观点纵观事迹的历史学家的远大眼光结合在一起。结果，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克雷沙克雷·莫尔在导论中说，他所以写作此书，正与斯塔普略顿一样，是为了启迪自己和他人，他所注重的不是研求其理，而是为了要动人心；单是为了这个目的，似乎他就无需劳精疲神地去刻苦钻求了。全部书都是厚颜无耻地在抄袭斯塔普略顿和罗培尔的著作。一次他抄这段，下次又抄那段，即便抄写，他也不曾谨严从事，而是东拼西凑，并且有几次竟然大错特错；关于这一层，1726年的出版者已加以证实，他并且煞费苦心，将克雷沙克雷·莫尔的个别段落与斯塔普略顿和罗培尔书中的相应的段落作了一番对照互勘工作。

克雷沙克雷·莫尔的独创的造诣只限于几个故事，那些故事是在斯塔普略顿的著作出版以后流行于天主教信口雌黄神话的圈子中的，因而没有列入那位神学教授的作品中。这些故事比斯塔普略顿所讲的故事恐怕还要愚蠢一些。

单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有兄弟两个坐在桌子两旁，桌上放着莫尔的一个牙齿，两人都一心想得到这个无价的圣徒遗骸。这位升了天的殉道者用简单不过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这两个兄弟大为惊惧之下，看到那个牙齿竟会立刻分开，桌上摆着的已是两个牙齿了（该书第304页）。可惜，一分为二的这块骨头，在人身上原并不只有一块，如果是下颚的话，一个长着两个下颚的圣徒的奇迹比长着三十三个牙齿的总要伟大得多吧！

克雷沙克雷·莫尔的著作，毫无价值；可是它们然是关于托马斯·莫尔生平的一部最常被人引用的史料；它把罗培尔和斯塔普略顿所写的传记能作了一个简便的提要，而且比后者的著作更显得是真正依据祈祷书的体裁写成的。

此后大多数天主教人士所写的莫尔传记，据我们所知，只是把的书加以多少拙劣的引证诠释而已。料想读者不至于要求我们把十七世纪以来所出版的关于莫尔的全部天主教文献都加以悉心研究。这样研究一番，对于认识我们这位社会主义者不会有任何好处，上面我们随便举出的那些例证已经绰然有余了。

新教徒方面的文献也拿不出任何重要的莫尔传记来。开莱（Arthur Cayley）的著作，单从传记方面看来，也并不是一部出类拔萃的名著。其价值乃在于把莫尔的最优秀的文学创作，宣扬于广大群众³。

除了上述关于莫尔的三个史料来源以外，还有四部传记值得一提：即天主教徒、、新教徒（Seebohm）和（Hutton）。鲁德哈⁴和塞邦⁵都还虔诚，使人可以窥见他们的特殊的教会宗派观点，但是两人都远远超出了教会宗派的限制，而不使自己的眼光受其蒙蔽。

鲁德哈是德国南部的一位学者，似乎从来没有到过英国，但是他在戈根廷发现了关于莫尔的丰富资料，并善于取舍。他企图把莫尔各方面的活动都加以陈述，并依据同时代的其他材料，对莫尔的传记或加以证实，或加以补充，或加以改正。但是莫尔的重要作用，他似乎还不能理解。他的观点偏狭。但是这部书是一部体裁谨严，用力甚勤，实事求是的著作，不愧是十九世前半叶德国学者的著作，那时候，德国的科学还不曾因为风靡一时的争名夺利而陷于零落地步。有许多有价值的暗示是我们由鲁德哈的著作中得到的。

塞邦是从人们一向还很少研究的一个方面来观察莫尔的：即研究作为的莫尔和当时在英国活动的其他两位人文主义者和（Erasmus Rotterdam）共同工作的情形。他的陈述只写到科莱死的时候，即1519年。事实上，英国的人文主义从此也就结束了。以后，接着就是宗教改革。这部书中也没有再也没有提到莫尔为什么竭尽全力来为天主教事业进行辩护的这个问题。《乌托邦》一书虽然也曾被塞邦思考所及，可是他像鲁德哈或一向为莫尔作传的任何人一样，对这部书不知如何着手。在鲁德哈看来，《乌托邦》系二部游戏之作。至于塞邦，他虽重视此书，但是他却把重点置于书中所陈示的基督教哲学，而用极其平凡乏味的新教口吻加以复述。至于书中的共产主义性质，他竟然熟视无睹，或许是故意忽视，因为他对这个性质还是莫名其妙的。

最后，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本书初版以后出版的那些有关莫尔的最新的传记⁶。传记的作者是两位教士，其中一位是T.E.卜雷德该特，是神圣教主协会（Kongregation des heiligsten Erlösers）的会员，他著这部书是为了赞美1886年被尊为圣的天主教殉教者的。他在写作时利用了近代科学的全部材料，尤其是有关年代学方面的全部材料（并且摒弃了鄙俚粗俗、荒谬无稽之谈。但是他还谈不到从历史方面来理解莫尔。由于勉强突出莫尔的思想、尤其是其晚年思想所采取的天主教的，所以本书的读者也和罗培尔著作的读者一样，将永远不能体会到莫尔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精神巨人。他的全部作用都已被削足适履地塞在范围狭窄的天主教正教信仰之内。

我们倒不必因此认为作者欺诈不实。如果是一个骗子，所铺陈的要比他多得多。

最后，和卜雷该特一样，也是本着神学的倾向给莫尔写传记的。胡顿是牛津大学神学家，又是埃里（Ely）大主教的家庭牧师，他的著作第一版出版于1895年，第二版出版于以后几年⁷。他想证明，莫尔的神学与英国国教十分吻合。例如该书第282页这样说道：

“罗马神学家自然也有权利把他（指莫尔）尊奉为自己的殉教者，这是无需乎与他们争辩的；但是不论在神学上如何正当地推祟他，都不能否认，他属于历史上一脉相传的英国教会，对于他的宗教著作和其生平事迹加以深刻钻研，就会明了，莫尔是直到今天英国所仍应当引以自豪的一个圣徒。”（又参见第201页）

　　天主教和新教牧师们对于他们的帕特罗克鲁斯⁸莫尔的尸体所进行的这场争夺战，没有多大新的结果。不过在胡顿的书中，神学的倾向并不过分强调，这部书对于莫尔的发展过程作了一个非常浅易可读而细心谨慎的陈述，甚至对于《乌托邦》著者的社会主义也有某种兴趣。

由于这些传记家所以对于想进一步认清莫尔的那些人们说来，就有一件是特别显得重要而可以欢迎的事情，那就是可以使我们认识莫尔的其面目的那些史料是妥善保存下来了：。

他的零星著作的原始版本已经十分罕见了；但是他的著作全集，尤其他的拉丁文著作全集版本，在德国各图书馆还可以见到。莫尔的英文著作是在1557年奉女王玛丽（Mary）之命在伦敦出版的⁹。

他的拉丁文著作全集有三个版本：第一部1563年出版于巴塞（Basel），第二部1566出版于勒文（Löwen），第三部1689年出版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这个版本据开莱说（见其传记第274页）是最好的。因此，我们就以这个版本为依据¹⁰。

莫尔所写的若干篇论文、诗篇已在本世纪之初由A.开莱在其上述《托马斯爵士回忆录》中出版了。关于莫尔著作（译成新英文的），尚有一部类似的集子（一部分只采录信件和提要），是由天主教教徒的瑟·瓦尔特（N.Jos.Walter）在美国出版的¹¹。

在近来，除了《乌托邦》以外（关于此书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只出版了莫尔论的信件和他论皮科·冯·米兰多拉（Pico von Mirandula）的著作¹²。

除了莫尔自己的著作以外，他的朋友给他的信和有关他的信，也是评论莫尔的最重要的史料。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封至关重要，它不但因为所谈的人的人品，并且也因为写信人和收信人的人品，都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这封信是在1519年由的。信中载有与莫尔共同居住多年的一位至友关于莫尔的一篇直至写信时为止的郑重其事的生平事略。谁还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莫尔呢？对于想深入理解莫尔，除了这一封信以外，我们知道没有更好的导论了。据我们所知，这封信的德文译本还没有发表，所以我们乐意把原信全文译述出来（当时人文主义者的书信的体裁一般浮夸铺装，长篇客套，空洞无物，凡此等处，一概删节）。原信系用拉丁文写的，照当时通例，信中也不时散见希腊文的片言只语¹³。

原信如下：

“托马斯·莫尔¹⁴

^{15 16}

¹⁷¹⁸

¹⁹²⁰

²¹

　　伊拉斯谟就这样描写了近代第一个社会主义者。

“我凭这口宝剑向你发誓，

[04.htm](第四章 人文主义.md)index.htm[06.htm](第二章 人文主义者莫尔.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