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乌托邦人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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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托邦》第二编中，拉斐尔·希斯拉德描述了乌托邦岛上所通行并使他如此陶醉的那些制度和习惯。我们首先听一听他关于所讲的话。他们的家庭制度、婚姻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都依赖这种生产方式并由此而产生。

拉斐尔叙说道：“乌托邦岛共有二十四座华美的大城市，各城市的语言、风习、制度和法律都是相同的。在地形许可下，各城市的设计和建筑方式也都是相同的。

①我们相信servus一字译为“杂勤”，比译为“奴隶”好些。鲁滨逊用“奴仆”（bondmen）来译此词，坎丁苦拉则用隶属随员（eygen Lüte）或隶属仆从（gen Knecht）来译。

关于农业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可以进而谈谈城市。

街道铺设得很好，既便于车辆交通，又可以防风。房屋轩敞美观，连绵不绝，列成长行。两排房屋之间，街衢宽达二十英尺。①

①莫尔时代的理想街道是那么宽！

全岛人们衣着的剪裁式样是一样的，只有男装与女装、未婚者服装与已婚者服装的分别。这种剪裁样式经常不变，既合身又悦目，绝不妨碍身体运动，既可御寒又可袪暑。这些衣服都由各家自制。不但男子，还有妇女，每人都要学上述职业。妇女因为体质较弱，所以只从事轻微的体力工作，多半从事梳毛、织麻等业。繁重工作都留给男子。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作时间缩短一节，我们可以拿的说法和的议论比较一下。我们将发现，他们的思路有类似点。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说的：

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可把工作日限制到必需的劳动时间……劳动的生产率越增长，工作日就越可以缩短，工作日越缩短，劳动强度就越增加。从社会方面来观察，劳动生产率是随着劳动的经济使用而增长的。这种经济使用不但包括生产工具的节约使用，而且还包括避免一切无用劳动在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个企业部门虽然厉行节约，而其互相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却引起了社会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漫无限度的浪费，同时还产生了不可避免而本身却是多余的骈支机构。

　　关于乌托邦的手工业和农业，就说到这里为止。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人们如果不到精疲力竭的程度，它们都有引人入胜之处。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劳动并不是单调腻人的，而是时有变化的。他们每人对自己劳动的产品，都有一种个人的关系，它们是他的骄傲和喜悦。自然，我们这里所指的不是中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只不过是隐蔽的无产者，只是给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人。

莫尔诚然可以这样想：农业和手工业本身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不需要严格的强制劳动。但是说到令人可憎、令人不快的那些工作又该怎么办呢？为了设法鼓舞人们从事这种工作，于是他就求助于宗教，宗教在他那个时代还拥有很大的力量。

他们（乌托邦人）当中有许多人，一心皈依宗教，因而忽略了科学。但是他们并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深信，人们必须终身勤劳，功行圆满后，才能修得来生善果。因此，有的人就献身于照顾病者，有的人就献身于修桥补路、清除沟渠、挖掘泥灰、斫树、掘石、锯木、运输木材、运送粮谷和其他物品到城市等等。他们不但为社会服务，也为私人服务，其顺从程度甚至过于仆役。遇有粗重艰难、肮脏不洁的工作，需要人做，而别人都因其辛苦嫌恶、望而却步的时候，他们却自告奋勇地欣然担负起来，并且孜孜不倦、不惜劳苦，使他人得以清闲舒适而不被苛责。他们既不以德隆望重之人自居，也不以自己劳苦功高而轻视他人。但是他们越是卑躬自谦地从事劳役，人们对他们反而越为礼敬有加。

①《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50—651页。

他们分为两个宗派。一派人实行独身不婚，禁绝与妇女来往，并且戒食荤腥及一切活物作料。他们抛弃尘世享乐，认为有害身心，而一心追慕来世冥福。他们苦行清修昼夜无间，祈求天福。

　　这些思想崇高、谦恭、热忱的劳动僧侣是和莫尔时代的懒散淫纵、态度傲慢的和尚截然两样的，不过单有这一伙人，还不足以完成令人不愉快的工作。有些工作是人们不能强加于一个虔诚笃信的人身上的，例如便是一个例子，凡从事此业的人，他们的性情必然变得凶悍粗暴。莫尔一方面希望乌托邦人能够摆脱这种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又是非做不可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莫尔就不得不自相矛盾地给乌托邦居民中的某一阶级规定：

他们（乌托邦人）不把战俘（除去乌托邦人在战争中亲自俘获的外）①或仆役的儿子作为仆役；他们也不屑从外国招来仆役。他们的仆役就是因犯罪而判处强迫劳动的本国公民。另一种仆役就是被判处死刑的外国罪犯——这也是更常见的。他们把这伙人大量运往国内，给他们很少报酬，或根本不给报酬。这类仆役不但必须经常工作，而且还带着镣铐。但是他们对本国仆役的待遇最为严厉，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类人既然生长在那样一个优美的社会中，却仍然不能免于犯罪，那么他们定是怙恶不悛、宜处严刑的了。

　　但是，被判了刑的人们也并非处于绝望境地：

罪大恶极的人大部分都须受强迫劳动的处罚。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处罚使犯罪者同样觉得可怕，而对于社会较为有益。因为犯人的劳动比他们的死亡较为有用，而且他们的榜样比很快就被人忘怀的死刑能起时间更长的警世作用。如犯人起来作乱，人们就把他们当作是用铁棒、锁链都无法驯服的野兽一样处以死刑。安分认命的人们也不是没有希望。因为这些人在辛苦疲倦之下，如竭诚悔悟，并表现出他们痛悔前非甚于其痛悔自己招来的惩罚，国王就加以特赦，人民也可以申请减轻他们的强迫劳动或完全予以释放。

①这是很少见的。

仆役的各种劳动当中也包括屠宰和烹调工作。屠宰场设在城外。

仆役们屠宰了牲畜，刳出脏腑以后，才把肉送到城中。人们不愿让自由公民习见屠宰牲畜，因为他们以为慈悲温良原是他们本质中最可珍贵的性质，若习见戕杀生命，恐怕会逐渐泯灭本性。……在食堂中，一切令人生厌的繁重污秽的工作都由仆役担任。

　　关于劳动者和工作，就说到这里为止。现在我们可以简略叙述一下，整个社会对各个生产团体和对外国的经济关系。

每个城市每年都向亚马乌罗提（Amaurotum）会议派遣三位最聪明的老人作为代表，商讨全岛共同事宜。他们研讨各地缺乏什么，多余什么，而在各地之间调剂有无。他们这样实行调剂，并不必互相补偿，一个城市把过剩物资拨付其他城市时，对其他城市并不有所希图，而在向其他地方索取物资时，也不必有所报酬。因此，全岛俨然成了一个家庭。

当他们储备了足够的储藏品（他们认为必须有足供两年用的储备，以防来年歉收），他们就把剩余物资输往外国。输出的有大批谷物、蜂蜜、羊毛、亚麻、木材、胭脂（coccus）、兽皮、蜡、油脂、皮革和牲畜。他们把这些物品的七分之一慷慨布施给同他们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的贫民，而把其余物资贱价出售了。他们通过这种贸易不但能换来自己不出产的必需物资（缺乏的物资很少，只有铁这一项是他们所不出产的），而且带回大量金银。由于他们许久以来就从事这种贸易，所以已经堆积了很多金银。①邻近的各城市和国家都对他们积欠累累。他们所以要积累这些财宝，只是为了在作战时期能够雇佣军队，并贿买一部分敌人。

他们自己没有货币，也使用黄金。为了防止拜金主义的发生，他们想出一种妙计，这种妙计虽然十分符合他们的法律和习惯，可是和我们的却有天渊之别，使我们这些极度拜金好利的人难以置信。他们的饮食都用十分美观而不贵重的陶器或玻璃器皿，但他们却用金银制造便溺容器，这不仅使用于宫廷，也供私人家用。他们还用贵金属制造仆役的镣铐锁链。谁要犯了不名誉的错误，人们就给他们戴上金耳环、金链子，并给他们戴金戒指和金盖头。

莫尔就照这样叙述了他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情况。

①基尔曼（J. H. von Kirchmann）在其给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作的莫名其妙的肤浅“注释”中（《哲学丛书》，第68册），对我们这样说道：“

凡对本题略具知识的人，都不会认为莫尔的目的完全符合近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倾向。科学社会主义是以两种事实为依据的：一个是的发展，另一个是的发展。一方面，这种企业役使科学为其服务，现在在每种企业中都有了强制人们从事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社会性劳动的系统。大企业成了技术的基础，依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说来，无产阶级在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决定因素时，就会在这个基础上，依照自己的利益来布置生产。

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先发展出它的缺点，然后才发展出必将克服它的那些因素的。无产阶级必须先成为一个经常存在的现实，必须先在人民中间成为一个重要部分，然后他们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才能向研究者表现出自己是可以担负社会改造责任的一种力量。另一方面，在商品生产体系下，大企业只有在、只有当大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当一无所有者和求人雇佣者的大军与他们对立起来以后才能获得发展。

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群众贫苦与大量财富，必须先已长期存在，然后它们才能发展出新社会的萌芽来。当萌芽没有孳长出来之前，一切想利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立的一种生产方式，来革除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的企图，都将悬在空中，而所谓社会主义也必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而不能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

十九世纪初期，这种情形仍旧，那么莫尔时代的情况又该怎样不利呢？十九世纪初期，已经发生了目标明确的工人运动；莫尔所知道的工人运动，只不过是手工业者和农民分子零散的秘密联盟和绝望的暴动。十九世纪初期，人们已经明显地看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向大工业过渡。在莫尔时代，资本主义才刚开始侵袭英国工业和农业。那时候，资本主义的统治还不够长久，不足以产生一种技术变革；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简单的商品生产之间只是存在着，并没有。

今天，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小农经营或手工业经营之间的差別就很明显了。前者比后者不但大得多，而且它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也极为悬殊。

十六世纪初期的英国，单纯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间差别还没有这样大。给商人织羊毛品的工人也和织工行会中的成员一样纺织。不同之点在于：商人比纺织行东雇佣的工人人数多，而且纺织行东的帮工也有当上行东的指望，而资本主义商人的日工则永没有当上资本家的指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行会生产方式在当时只有差异，而没有差异：两者都以为其基础。

农业方面也与此相仿。起初，资本主义佃农与封建佃户之间的差别，只是业务范围大小的不同。在资本主义佃农方面，看不到有改进耕作方法或使用改良工具的迹象，人口却有过剩的现象。这并不是由于农业生产率有所提高，而是由于过渡到更粗糙的田间生产，也就是从转变到了。

虽然在莫尔时代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在英国已经彰明昭著，可是作为资本主义根据的，同时也作为莫尔据以建立反资本主义社会出发点的基础，却仍然是和。

莫尔在许多方面必然与近代社会主义产生分歧，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方面的一些举动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的，如果我们糊涂地用二十世纪的标准而不用十六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话。例如出于当时无产阶级尚处于落后状态，因而他就反对任何一种人民运动，并拥护君主立宪制。同样，莫尔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也有许多落后之处。我们对于这一层倒不必引以为奇，值得惊叹的却是：莫尔的社会主义在那样不良的条件下，虽有许多落后之处，仍表现了近代社会主义的若干最重要的标记，因而他有权利进入近代社会主义者的行列。

莫尔共产主义的不合近代的几个方面就是他据以为出发点并且不能不据以为出发点的那个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其中最不符合近代共产主义的一个方面就是。

近代大工业最重要的工作，都落在科学方面。科学有条理地研究生产中所运用的各种机械的和化学的力量；科学也研究各种材料的机械的和化学的性质，而生产的任务，也就是改变这些材料；最后，在科学指导下，把科学所研究过的原理，应用于技术。留给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只有少数没有内容而却容易学得的机器或化学过程的操作了。

手工劳动这样空虛、简单，以致成了今天贬低手工劳动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了。它不需要人用心思，也不引人入胜，却起着一种令人望而生厌、蔽塞聪明的作用。结果就形成熟练劳动力被非熟练劳动力所代替、成年人被未成年人所代替、强壮工人被体弱工人所代替的现象。同时，这种趋向却越来越多地解除了资本家经常维持大批熟练工人的负担。同时，由于科学应用于生产，生产关系也经常改变；因为科学日新月异，竞争又日益逼人，致使新的改进层出不穷。昨天的机器今天已经陈腐，明天就完全被淘汰了。劳动者昨天在旧有机器上劳动，今天就得在另一种机器上劳动，到了明天又得在另一个企业中找寻工作了。

无产阶级一旦管理了生产，那些贬低工人阶级的因素，就会转变成为提高他们的因素。机器操作的单纯化，正为工人提供了可以随时调换他工作的机会，使得各种筋肉神经能够轮流活动，这些筋肉的谐和动作，正像现在完全非生产性的体操一样，使人振奋活泼。由于轮流从事工种不同的工作，工人自己因而也意识到他本身所蕴藏的潜力，并且他已由一架机器变成了自由人。同时，由于他们从事会缩短劳动时间的科学钻研，因而他们的工作恢复了精神的内容，因为钻研科学可以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与整个技术操作、经济机构以及企业的自然根源都有联系。因此，对他们来说，劳动就成了自由劳动，对于劳动必然性的认识就代替了饥饿的鞭笞。

在有了大生产以后才有可能，但是为了不使工人阶级沉沦，如上所说，莫尔当时主张把每个劳动者都牢牢地束缚在一种固定的手艺上，这也是必要的。在手艺方面对于工具的使用、运用工具加工原料的知识，并不是系统的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个人的、往往是偶然的经验积累的结果。在手工工场中的情形也是这样的。但在手工工场中，每个生产过程分为各种局部工作，每一个工人经常只需从事一种局部工作，这种工作学起来比学习一个固定的生产过程的全部操作和方法自然少费许多时间。在手工工场中，必须把一个工人长期束缚在他的局部工作上，只有这样，他才能掌握必需的技巧，使他的劳动达到尽可能的有效程度。由于工艺加工的复杂，所以从幼年起把一个工人置于一种固定的职业上，使他在一个手艺熟练师傅门下学会该行业的古昔相传的全部技艺。但是这种束缚并不是一种祸患，因为手艺工作还具有如我们上文所说的一定的刺激作用。

但是我们该怎样处理那些不属于手艺行业的工作呢？如何处理莫尔时代已经到处充斥的日工的工作呢？该如何处理那些污秽肮脏的如屠宰、扫房、扫街等工作呢？这些令人恶心的工作，正是凡夫俗子用以反对社会主义时所爱用的一种口实，因而成了全体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块绊脚石。傅立叶曾经企图通过在工作中导入一种心理学的往往是异想天开的动机来排除这块绊脚石。莫尔，如我们所见，也曾企图用当时还拥有很大势力的宗教杠杆，来达到相似的目标。但是由于他认为这样的杠杆还不济事，于是他就被迫求援于奴隶的强迫劳动，因而在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国家中竟引进了一个一无财产、二无权利只替別人工作的阶级。为了要减除这种奴役制的悲惨程度，在他左思右想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又把那些倘或没有这个阶级的存在其命运会更苦不堪言的人们归并在这个阶级以内了。从莫尔所站立的那个技术基础说来，他是不可能完全排除这个沦落阶级的。只有近代大工业，只有科学技术，才使我们有充分的机会，把各种工作的愉快和厌烦互相调剂，而把所残留的、可厌的工作加以简单化，使所有能工作的人都能完成，因而废除了一个被损害的劳动者阶级的特殊的强制劳动。现代的大工业已经缩小了愉快的劳动和不愉快的劳动之间的差别。这多半是由于大工业剥夺了先前工人们感到愉快的工作的诱力。但是近代技术已缓和了或完全消除了许多工作令人厌恶的程度。整个说来，一直到现在，技术在这一方面还很少有所成就。使工作引人入胜，并不是资本主义给大工业所定的任务。资本主义所要求于大工业的是如何，纵然这会使某些工作更加令人厌恶也在所不惜。只有当工人阶级对于生产方式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时，科学才能倾其全力解决如何消除令人厌恶的劳动问题。只要人们认真研究近代技术，这一类问题没有不能解决的。此外，如果把工业移到乡下，现在大部分令人厌恶的工作也都可以排除了，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加以讨论。

总而言之，既然有了近代科学技术，就可以消除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工作，以及消除把这种工作转嫁给一个特殊的劳动者阶级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就不再需要《乌托邦》中的仆役。

还有与近代社会主义相抵触的第三个特征，在这里也必须提及，那就是：。

莫尔想要让——这完全是近代的特征——他的社会中的公民尽可能地摆脱体力劳动，以便给他们留出进行精神和社会活动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他看来主要方法有三个：一个就是，以求避免当时无政府状态的经济生活所带来的全部无用工作，可是这种在莫尔时代的无政府状态和现在的比较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其次是，最后就是。

前两项是莫尔与近代社会主义的共同点，后一点则不然。事实上，在今天这个生产过剩时代，技术的改进接踵相继，而生产方式也使生产率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致资本主义的框架已经过分狭窄，而有冲破之势，以便一往直前地展开；在今天还说什么必须限制人的需要，以适应工作时间的缩短，就是对于情况的出奇的误解。

莫尔的时代是有所不同的。手工业的生产力发展得极为迟缓，往往不发展，有时甚至完全停滞不前，农业也是同样情形。对于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能指望它的生产在一定劳动人数的比例下能够显著提高。因而人们如果想要大量缩短工作时间，就不得不限制需要。

莫尔当时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作用并不是，而是。牧场越加扩展，田地就越加缩小。这个现象的结果就是粮价上涨（部分是中于金银由美洲流入欧洲所致）。莫尔之所以有所感触，蓄意让乌托邦人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除了这个情况以外，还因为他那个时代（参见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统治阶级两性交际的骄奢淫逸，远远超过我们现代最为阔绰的摩登夫人。那时竞相追逐、大厦，陈设辉煌矞丽，而这并不是为了满足艺术需要，只是为了炫奇斗富。我们不难了解，莫尔为什么竭力反对这种情形——可惜我们不能够引证《乌托邦》中的有关段落，因为这将离题太远，也不难了解，他在愤慨之下，趋向于相反的极端，而竟使乌托邦人穿着皮衣和一色的棉服。

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认为莫尔是在宣传僧侣式的禁欲主义。正好相反。我们将会看到，莫尔认同那些不给社会增加额外劳动的无害的享受，表示自己也是一个地道的享乐主义者。

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莫尔非近代的方面显然是他那个时代的落后状态局限性所加于他身上的表现，不过这不足以使他的本质的和理想的近代特征因此而黯淡无光。

我们一加研究，就可以立刻看出莫尔的社会主义和现代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以及与原始共产主义（莫尔从田庄、农村和城市马克组合中还曾看到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和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据我们所知，他对这个共产主义是很熟悉的）的互相对立。由于当时生产方式的不发达，莫尔虽然极易把这些社会组织奉为模范，可是他既然深明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在当时主要由大规模贸易代表），所以他就不会不把因这种贸易而开始的新时代的标志加在他的共产主义趋向上面。

我们在第一编中已经看到，世界贸易怎样克服了原始社会的排外性和局限性；柏拉图虽然以民族作为经济单位，以代替村社，可是他也不曾超出这种界限。

并且，世界贸易也克服了原始社会的的排外性。

正如中世纪的城市一样，柏拉图的共和国也分为界限严明的几个等级，而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不外是最高等级的一种特权。

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乃是自由竞争：人人的竞争条件是一律平等的，等级差别因而完全取消了。资本主义把小型社会统一成为民族，而它的未来趋势也是要融合一切等级成为一个民族。

莫尔的共产主义也符合资本主义的这种趋向。，与莫尔得之于经验和研读的往古那种共产主义相对立。它因此比现代的无政府主义更合于近代精神，因为现代的无政府主义意欲分解一个民族为完全独立的集团和公社。

我们已经看到，乌托邦人的元老院是由各地区的代表组成的。这个代表机构组织生产、估定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法，并依统计结果分配劳动产品。各个地区：并不是商品的生产者，他们的产品也不和其他地区交换。各个地区都为整个民族进行生产。整个民族才是，尤其是。把剩余产品作为商品出售于外国的权力，也属于整个社会，不属于各个地区。纯利也归社会所有。金银成了民族的战争准备金。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民族以内人人平等只能归结为竞争条件的均等，这种平等在莫尔的共产主义中就必然成为。这个伟大原理就使莫尔和近代社会主义紧密地关系起来，而和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截然分开。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是——剥削者——的共产主义。在柏拉图的共和国中，唯一过着共产主义生活的特权阶级，就是“监护者”，他们把劳动看成一种失掉身份的事情，专靠劳动公民的租税生活。

《乌托邦》中全体人民的平等的劳动义务，只有少数人是例外：在有劳动能力的人们中间只有少数学者免除劳动。在体力劳动需要长期训练以致无法从事深刻的学术钴研的手工制度下，这种例外原是必要的。使劳动能够变成一种生产性的体操活动的机器，使这种例外成为多余的事，再说这种例外也无足轻重，所以我们就不必深论了。

的存在自然是和乌托邦中的人人平等相抵触的。我们前面已经述及这个矛盾应怎样解释。此外，莫尔本人对于他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落后虽然作了这种让步，可是他仍然尽量保存着近代的特征，他不把仆役定为世袭的（Stand），而定为一个（Klass）。仆役的儿女不再是仆役。有的仆役是来自外国的，如果他们愿意变更他们的地位，就可以变更。另一种是犯了罪过，失掉原自由身份，被判处强迫劳动的，这些人如果个人端正，仍然可以提升起来。

但是，特别值得提出并且和现代社会主义精神完全合拍的一点，就是和劳动义务平等，吸引。妇女和男子一样也得学习手艺。目前就说到这里为止，下一章在另一个场合还要回过来讨论妇女劳动。

这里只谈乌托邦人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示特征的标记也应当提出，那就是。

这个问题是一个完全近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贸易所造成的工业集中于城市而发生的。这种贸易作为世界贸易，产生了。全部知识和精神鼓舞的手段都集中在城市中，而乡村则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落得一无所有了。这个问题自然只有在一个没有的社会才能得到解决。

在莫尔的时代，这个问题并不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解决，人们还不曾预想到现代的大城市。可是在那个时代，城乡的对立在许多地方已经大行发展。别的不说，我们可以从田园诗的兴起（十五世纪时首先风行在意大利）看到这一层，这些田园诗表现了城市人对于乡村生活的渴慕，同时诗中表现了无端给农村人民所捏造的、不真实的多情善感和淳朴天真，显示出城市中人对于乡村生活是如何隔膜。

莫尔有特殊的良好机会，来观察近代生产方式如何使大城市日益膨胀而殃及社会的趋向，因为伦敦就是他那个时代飞快发展起来的一个城市。我们无法得到莫尔时代伦敦人口数字的可靠报告。这座城市的迅速发展可以从下面数字看出：伦敦在1377年，即在莫尔出生前一百年，共有35，000居民，①而在1590年时，即当莫尔死去55年以后，就其人口数目而论，乔万尼·保特罗（Giovanni Botero）已经把它和那不勒斯、里斯本、普拉格和肯特相提并论了，这样提叙它的人口，就要假定有16万左右。1661年，根据格伦特（Graunt）的记载，伦敦有46万居民，1683年，根据金氏（King）的记载，有53万居民，根据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的说法，则为696，000人。②后两个作者各所假设的市区范围并不相同。这个城市膨胀得极为迅速，因而在伊丽莎白时代，已经引起严重焦虑——多半是政治性质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伦敦所起的显著的政治作用。1580年，女王曾严禁在离伦敦城门三英里的范围以内违筑新房，并且下令每所房屋中只能居住一户。这道法律自然是一纸空文，但是它却证明了这个首都的飞快增长。

莫尔已经感觉到，蛰居城市，与自然隔离，是一种苦差事。我们现在还保存着他致科略特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他对于海阔天空的自然界的渴慕。他一遇机会，就离开伦敦，居住到郊区的乡村彻尔塞——现在已成了京都的一部分。

伦敦的情况、莫尔的慧眼和他的爱好，种种内因外缘交汇起来，促使他完全认识到消灭城乡对立的必要性。

可是必须首先把工业转移到农村，让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联合起来，然后才有可能达到消灭城乡对立的目的。要想让这种调剂过程不致使一般人陷于粗野不文地步，那么还必须要有一种技术方法，以便排除随小农经营方式必然带来的孤陋隔绝的状况。除个人交往外的其他的交流的手段——报纸、邮政、电报、电话等必须高度发展——还有、机器、原料以及人的运输，如：铁路、汽船等也都必须高度发达。最后，每个农业企业单位的规模必须宏大，使大量劳动者得以集中在一个企业场所，而能受到这种集中所显示出来的精神上的鼓舞：因此使农业大企业得以将数百名劳动者联合在一个企业“宫”中，从那里来领导企业。

①罗哲士：《六个世纪……》，第117页。

在莫尔时代，完全缺乏所有这些先决条件。但是他的目标在于达到崇高的精神修养，而不是要使全体人民粗野不文。因此，在他看来，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只好限于给每个公民分配时期的农业劳动，使儿童从幼年起就习惯于农业劳动；并给城市规模规定了一定范围，使其不超过这个限度。我们还会看到，任何一个城市，不论大小都以拥有六千户为标准，每户人丁十至十六人。这种设计自然不符合近代社会主义的本质。莫尔既然把他的社会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上，他也只能想出这样的设计来。

我们在这里又看到，莫尔的理想是近代的。但是他的理想的实现却因当时生产方式的落后而受到限制。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得足以使一个像莫尔那样见地卓越、受过严格训练并特别熟悉经济情况的观察者，在英国当时所提供的特别良好的环境下，看出它的来，不过这种生产方式还远不曾发展到足够提供出克服这些趋向的的程度。

由此可见，莫尔的共产主义就其大多数而论是近代的，而就其许多而论却是非近代的。

[10.htm](第二章 《乌托邦》一书的版本和译本——它的结构.md)index.htm[12.htm](第四章 乌托邦人的家庭.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