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乌托邦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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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形式是随生产方式而转移的，和的形式以及的地位又是以家庭生活的形式为转移的。我们可以看一看，莫尔在其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中，想着怎样组织这些关系。从这一方面，顺便来讨论一下他对问题的立场，应该是最为适当的。

每座城市（在乌托邦以内）都由家庭组成，这些家庭又尽可能由亲属组成。因为妇女到法定年龄结婚以后，就随她的夫婿居住。至于男性子孙，仍留在家里，而以年龄最长的为家长。家长如耄老昏聩，次长者便继承他的位置。各城户口共有六千家（乡下的不计在内），为了使人口数目不至增减起见，就规定每家成人人数不得少于十名，不得多于十六名。儿童的数目并不确定。这个标准很容易维持，因为他们把大家庭的过剩成员迁到小家庭中去。但是整个城市人口数目如果超过原定标准，人们就用过剩人口补充人口稀少城市的缺额。全岛人口如超过原定标准，他们就从每座城市抽调一定数目公民，迁到邻近大陆，拣土著向来不耕种的荒芜地带依照自己法律建立殖民地。本地土著如自愿要加入殖民地，也受到欢迎。本地土著和殖民者的联合既然是出于自愿，通过共同生活方式和共同道德习惯，他们很快就打成一片；这对双方都有益处。因为他们凭借组织和机构，将原来不足维持一方生计的土地变成了现在为双方都生产过剩的地区了。

　　下边跟着是关于共同进餐的一段详细描写。这段描写虽然娓娓动听，但因其中没有什么本质的和重要的内容，并且也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所以就省略不谈了。这段描写是照下述方式结尾的。

他们的午餐时间短促，晚餐时间较长，因为午餐后他们还去工作，晚餐后他们就休息或睡眠了，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促进消化。晚餐时总要奏乐，餐后并有精美点心。在饭厅内他们点香、洒香油和香水，简而言之，凡可以提人精神、益人神智的事物，他们都应有尽有。因为他们坚信一条原则：凡无害于人的乐事都一概不加干涉。

　　关于乌托邦的就说到这里为止。现在可以谈一谈他们的婚姻风俗。这种风俗曾在仆役制一章中加以滑稽的论述：

女子到了十八岁才嫁，青年到了二十二岁才娶。在结婚以前，不论男女，如果纵情通奸，则受严厉处分，非经国王恩赦，不得再行结婚。但是这样一种过失会使奸情发生之家的家长或主妇受到严厉谴责，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玩忽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之所以要严厉惩治这种过失，是因为他们担心，若不严格防止纵情苟合，将少有人乐意订婚，因结婚将限制自己一生只能专一于一个对象上，而且还要担负因此而带来的种种责任。

①鲁滨逊在其英文译本中删除了整个这一段文字，这也表现了英国人的拘谨羞怯。

在这段引述的后面，还可以再加几句话来说明乌托邦女子的地位：

丈夫管教其妻子，父母管教其儿女，倘使过失重大，则由官方处罚，以资警诫。

　　这段引文已足够描写出乌托邦人的家庭和婚姻等形式。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陈述若全部引证，未免过于冗长而离题太远。

上面已经指出，乌托邦人的会餐是怎样娓娓动听而详细地描写出来的。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是莫尔个人的爱好，而是莫尔共产主义本质的一种流露。作为近代社会主义出发点的大工业不外是一种社会劳动制度；大工业企业要求成百成千的男、女、儿童按照计划共同协作。近代社会主义所企求的就是要把个别企业中的劳动社会性推广到整个社会的全部生产，并且也要让占有方式适合于生产方式。近代社会主义所企求那种全部社会组织的共产主义特质——或者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特质——是以现在已在一定程度内存在的为出发点的。

莫尔的生产出发点的是手工业和农民的农业，这两项正与上述情况相反，它们高度地起着决定各种行业的作用。因此，就特别强调了。对于近代社会主义来说，这一方面的集体性，是次要部分，而对莫尔的社会主义来说，却成了重要条件。在这一点上，莫尔的陈述是古代所谓社会主义现象，尤其是柏拉图共产主义，而不是现代社会主义。

共同用餐在莫尔看来很为重要，不但因为那是巩固社会团结的一种方法，而且还因为它是把（至少一部分）的一种方法。

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般可以作为一个检验社会主义制度特质的准确试金石。通过一个社会主义者对妇女所采取的立场，我们通常就可以看出他的趋向，纵然人们对他毫无所知。

那种人们称之为的甚或称之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他们让妇女陷入中，因而把她们排除到公共生活以外。社会主义与此完全不同。近代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大工业，这种生产方式把各门各户的种种细碎的家务劳动转变为公共的职业性的服务，而且一个工人的家庭——只要它还存在着——越来越感觉到的浪费，至于一家之主还可以有几分耐心忍受这种情况的原因，只在于主妇们无止境地贡献出她们的劳动力，并把他们的生活需要降低到最小限度。

工人小家庭家务中的妇女劳动不但越来越不必要，而且成了日益不可忍受的负担，对妇女固然是这样，对男子也是这样。

同时，大工业也日益创造在工业方面使用妇女的机会和利益。这样，妇女就从狭窄孤立的家务中转到社会生活，而投身到阶级斗争中，这就使她们对于政治发展发生了兴趣，并唤起了她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热忱。

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以后，她们在政治上必然也相继获得解放。因此，公共生活中的两性平等，乃是近代每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也是每一个不是由小市民基础出发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基础出发的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要求。

莫尔在这一点上也正和我们对他在其他各点上所作观察一样：他在近代社会主义所依靠的物质条件尚未完备以前，就已预想到近代社会主义的一条原理。他由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出发，通过逻辑的思维，想出了这个原理。

我们已经看到（在第一编），资产阶级妇女——首先是大商人的妻子们——怎样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因而得以从事文化的和社会的活动。我们还进一步看到，莫尔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商人阶级的代表，怎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声疾呼地为妇女解放观念进行宣传。但是由于他在妇女解放观念中加入了人人都一律平等从事劳动的义务的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原理，所以这个观念就获得了另一个面貌，而与主张人文主义的妇女解放者的观念大大的不同了。那就是：。

如果说，莫尔在这里现身说法地证明了，像他这样一个天才的研究家，只要掌握了现实事实发展以后，就能预见社会发展的目的，那么，莫尔同时也证明了，那样的预感永远都不能完美无疵，因为发生这个观念的环境同时也在对这个观念施加限制。

莫尔通过共同用餐时的规定也只能部分地把妇女从各个家庭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仍然不得不保留这种家庭的一个有力的基础：。

生产方式决定着（参照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新路版，柏林，1946年，第35页）。拉丁文家庭（familia）一词，实际上并不指由血缘结合而成的集体，而是指因从事某种生产而结合成的集体。自然，农民的妻子和儿女首先不得不同他共同耕地牧畜，而当他的业务扩大时，还需要他的孙辈共同耕作。但是在生产中与这些亲属共同工作的奴隶在罗马也列为家庭成员，至于脱离生产的儿女，如已经出嫁的女儿，就不再列于家庭成员。家长是生产事业的领导人，也正因此，家庭成员对他必须绝对服从。罗马家庭的子女对家长也处于奴隶地位，而耐人寻味的一点就是，只有当父亲把儿子当作奴隶卖出去（至少在表面上，并且还要三次）之后，他的儿子才能脱离他父亲的无上权柄（patria potestas）。就是主妇也得服从家长。

中世纪农民的家长制家庭和家政也与此相仿，不过没有这样严格。那种因经营一定的独立的小农经济而联合起来的整体，也是一个。

中世纪的手工业也有类似情况，每一个手艺经营单位都是一个家政单位，也就是一个独立的家庭，师傅的儿女如果从事他种手艺，就不能算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而学徒和长工虽和师傅没有血缘关系（这是常有的事），却都是家庭成员。许多巧妙手艺都是家传秘法，儿童自幼耳濡目染，很容易学会。有时，一种手艺只限于一家（有血缘关系的家），世代相传。中世纪的手工业者正如农民一样，营业和家政紧密地关联在一处。凡共同生产的人，共同消费。家长是生产的领导人，但并不是家庭劳动产品的唯一所有者。

资本主义企业与此不同。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一起初就不和业主或经理的家庭处在一起，因此，工资劳动者有了成立自己的家庭的可能，这是行会伙计所作不到的；但另一方面，劳动者也可能因饥饿而死，而企业主还依然过着骄奢生活。而在行会手工业方面，行东和伙计是同桌进餐的。在资本主义反作用于手工业的情况下，手工业方面的营业和家政的统一越来越见松弛，最后完全消灭。反之，在农民方面，业务和家政的统一还继续存在着。

在莫尔的时代，在农业和工业方面，家庭和企业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莫尔借会餐方法虽使这种关系趋于松弛（至少是在城市手工业者方面，不是在乡下人方面），可是他并不能够把这种关系完全解散。因此，我们在莫尔书中，就看到了几乎可说是合乎古典形式的一个家长制家庭，这是因为这里的家庭是单纯空想，没有混淆视听的点缀东西把事物本质蒙蔽，令人难以识别。乌托邦人的家庭是一种生产组合，正好像中世纪手工业者的家庭一样，大部分是（不是必然的）由有血缘关系的人结合起来的。家庭的大小决定于技术的需要。农民家庭比手工业者家庭大些。农民家庭至少有四十个成年成员，而手工业者家庭只有十至十六个成年成员。一个家庭中的多余成员，用来填补其他家庭的空额。年纪最长的是领导企业、统率全体家庭成员的负责人。

莫尔在其乌托邦社会中既然承受了个体家政的和家长制的家庭，那么他自然也承担其后果，虽然他尽力防止这些后果对妇女发生不利影响。

莫尔不但规定妇女在某种程度下仍然隶属于男子，而且还维持着家长制家庭特有的两性关系的形式，如要求幼女在结婚以前当守，又如严格禁止通奸或由妻子方面要求离婚等等。这些规定已经根深蒂固，直到今天还常常原封未动地仍然在起作用，虽然许多物质基础都已经改变。

在将近四百年之前的莫尔当然更没有法子摆脱这种状况。他所能做的只有把严格的婚姻关系加以缓和。但是他由于力图达到两性平等，就把加于妇女身上的种种限制也推行到男子身上，而不是把男子所享的自由推行于妇女。因而他就使这种严格程度更了。因此，他就要求男女两性在结婚以前，都守贞洁，禁止双方通奸。在离婚方面，他的法制只是略加缓和了一些。但是他却又宣称，婚姻应以互爱为基础，妇女不做丈夫的奴隶、丈夫不与人通奸等等都以互相爱好为必然条件。为了防止婚后懊丧或离婚起见，他想入非非地让新娘新郎在结婚以前赤身露体地彼此端详。这样异想天开，倒好像我们的莫尔是在低声叹息，在结婚之前，他不曾得到允许亲眼看一看他的阿丽丝的轻盈体态，他若是得到允许或许要看一个饱。

这样的凭空设想乃是莫尔苦思力索实现其观念的当然结果。当时的实际情况只发展到发生出这个观念的阶段，但还不能提供出实现这个观念所必需的条件。

莫尔的才智在陈述家庭婚姻时，必与他周围的事实情况进行一场比他陈述生产方式更艰苦的斗争。因此，我们在家庭和婚姻的陈述中比在有关生产方式的陈述中，就更多地发现，除了近代社会主义特有的原理之外，还有更多原理是与过去的生产方式和过去的家庭形式相适合的。他的会餐原则和妇女参加社会生活的原则（自然，他所说的社会生活还是他当时的生活形式），参加战事，担任僧侣职务，以及我们下边将要看到的选举官吏和学术研究等等原则都是合乎近代精神的。

但是维持妇女的隶属地位和维持家长制的独立家庭，却是与近代社会主义的倾向相抵触的，也是和莫尔本人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倾向不相融合的。

莫尔与柏拉图在这个讨论范围内也很少有共同点。莫尔是否曾真梦想过共妻制度，难以判断。关于这方面，伊拉斯莫斯曾对我们陈述过，但是他对于莫尔的社会主义理解甚少，难以尽信。我们所确实知道的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主张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和自由选择的婚姻，因而是与柏拉图的主张针锋相对的。柏拉图和拉科尼亚人（lakonisch）一样放荡不羁，和雅典人一样轻视女流，他主张共妻制度和由上司命令来确定匹配对象的办法。这两种制度都和近代人的感情大相抵触。

在这一方面，莫尔虽然离柏拉图远了许多，但是在对待方面，他们两人却又很接近，而和近代社会主义差别很大。他们两人都认为，他们理想社会中的人口数字应当保持。使人口数字保持均衡的手段，在这方面两个人自然各不相同。柏拉图把抛婴和流产认为是简便办法，建议施行，莫尔则没有这样的想法。莫尔主张一种社会主义的殖民和移民政策，这是和他当时现实的政策水火不兼容的。他不想制服或者剥削殖民地的土人，而想把他们作为权利平等的公民看待，让他们加入殖民地组织，并享受殖民者给他们带来的较高生产方式的利益。

可是他不得不和柏拉图一样，要求人口数字停留于固定的状况，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把他们的社会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的。这种生产形式是保守的，它们只是缓慢而不显著地在发展劳动生产力，而且在一达到某种高度以后，往往就僵化起来了。一国以内的全部肥沃土地一旦全都被垦殖，则于农民的农业基础而言，人口有显著增加而不受损害就不可能。

当大规模的工农企业出现以后，人口问题就改观了。这种生产形式使科学为它服务，并通过对科学努力不懈的钻研和通过科学的发现而不断地在革命着。劳动生产率也不断地在提高，因而人口就有可能稳定地增长。有时，这种增长正是这种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分工越发展，个别生产部门越大量生产固定的产品，则劳动生产率也就越增长。和的逐步增长乃是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一个先决条件。要实现这样一种增长情况，只有经由提高生活水平，也就是说，提高个人的消费和通过增加消费者的人数才有可能，换句话说，这样的增长情况必须通过扩大市场面积，或增加人口才有可能实现。

在某种情形下，也必须调节人口增长速度。但是要把人口限制在一个固定数字上（莫尔这样主张，并且他也不得不这样主张），却和近代生产方式以及近代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抵触。

[11.htm](第三章 乌托邦人的生产方式.md)index.htm[13.htm](第五章 乌托邦的政治、科学和宗教.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