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商品性农业所遇困难的激增

我们已经看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现代的大生产，在技术方面把封建时代末期极度衰落的农业提到很高的高度。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同一的生产方式引起一些阻碍大生产底发展与推广的趋势，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这些趋势强有力地妨碍此种生产方式在农业内的绝对统治，也就是说，这些趋势不让农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达到最高的程度。我们已经看见，这些阻碍的趋势，促进了土地底碎分以后，甚至能够在某些地方引起农业方面技术的退步。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业起有害的作用并不单单是它对大生产所造成的困难。底影响在这一方面，也一样是有害的。我们已经屡次看出，土地的市价，在本质上，不是别的，而是资本化的地租。我们在这里只说而不说。建筑物、耕畜及农具底价格，像一切其他商品底价格一样，最后是由对于它们的生产所需的社会必需劳动时间来决定。

工业资本家同样也要支付地租或购买土地。但是地价只是他投到生产中的货币资本底一小部分。

在农业内就不是这样。所谓土地资本，即是说，资本化的地租，超过农业经营者不得不耗费在地产的耕作上的那一部分货币资本，如果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

在欧洲中部中等的和较大的经营内，牲畜都被饲养在厩内，对于经营的进行所必需的资本往往是土地资本的百分之二七——三三，但是这资本有时可以降到百分之一五或增至百分之四〇，这要看经营的集约的程度如何而定。这种生产资本在萨克森，一公顷土地平均为四一〇马克，而地产的平均买价为一、九三〇马克（参看“小商贩”，载郭尔慈：“农业参考书”，第一卷，第二七七——二七九页及克兰佛特〔Krafft〕：“商业经营”〔Betriebslehre〕，第五八——六〇页）。

布亨贝尔格（Buhenberger）引巴金的一个大农为例，这个大农的地产值四六、二三三马克。这个总额中有六、八二〇马克（百分之一四·七二）用在农具上，五、四八〇马克（百分之一一·九）用在建筑物上，而那时用在购置土地上为三三、九二三马克（百分之七三·四）（见“农民的状况”，第三卷，第二四九页）。

所耗费的全部资本中只有真正地在生产进程中起作用。

这样看来，农业经营者在自己的经营上，可以当作实际资本利用的，只是他的资本的一小部分。他一定要将他的资本的极大部分——的资本，付给土地的原主，以便得到他的允许来进行耕种。因此他的经营一定要经常地有着较小的规模和较小的强度，比受他支配的资本所能有的规模为小。

但是因为实际家（和理论家相反）在一定的、上面已经指出的限度以内，在资本底同等耗费情形之下，宁愿择取较大的，虽然是负债的地产，而不愿要较小的不负债的地产，那末要使农业经营者完全支付了地产价格那就很少有了。他差不多把受他支配的全部资本视为生产资本，并且把他打算进行的经营范围拿来与他的资本相适合。他并不支付地价或只支付地价的一小部分；地价成为他的债务，地价以抵押的形式加诸他的地产；换言之，购买者应有的义务是将地租付给他的债主——抵押品的所有者，这个所有者实质上就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

这样看来，地产所有者底每次更换就是债务底来源。如果认为，所有者的更换是土地所有负担抵押底唯一来源，认为土地改良的费用上的需要在这里可以勿庸注意，是言过其实的话，那末说这种更换是抵押债务增长底主要原因，那是完全可信的。

在租佃制占统治的地方，农业企业家可以把自己的资才完全用在经营上；在这种制度下农业可以更充分地发展其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农场经营就是资本主义农业的典型形态。

除企业家的资本底充分利用外，租佃制也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它容许土地所有者从相互竞争的农场经营者中选择最能干的和占有大量资本的，而在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的时候，农业经营者个人则是由他的出身底机会，由承继权来决定的。

这种情形在小经营之下就没有多大意义。农民的经营仍旧是很腐败、很简陋的。农用的儿女很早就参加经营的劳作，因而得到必要的知识。在个别的农业经营者之间禀赋上的差异在这里是有的，但这些差异都不怎样大而且也不会怎样地影响到经营上来。

大经营则另是一回事。大经营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管理大经营需要多方面的实际经验，需要基本的科学的和商业的教育。大地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更加变成具有城市的需要和倾问的一个阶级；吸引他们到城市来，他们自己的儿女受到城市的教育。农业方面的教育，对于大地主的儿子，决不像对于农民的儿子那样必要。他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教育，不是给他一些基本的农业的或商业的知识。此外，大地主虽然带了一些城市的风气，但还是深深地沉溺在他们的封建的传统内。宫廷和军队就是大地主后一代人的训练学校。出身的机会往往使年青人做了农业经营者，他在跑马场和上等酒馆学习过“功课”，并且成为酒和马底内行人。很显然的，这样的人在实际上是不会证明大经营优于小经营的。但是他的地产，特别是在地租增长的时候，还可以替他们长期地延缓着行将到来的破产。

租佃者情形又不同。他的地租不能抵补企业利润上的亏损。他也不能以地产作抵押来帮助自己；他每年必须按时交纳租金。如果，一方面，可以选出最有能力的农场经营者，那末另一方面，没有能力的农场经营者就很快地成为破产者。竞争对于农场经营者比对于同时是土地所有者的农业经营者起着更严重的作用。

然而除此以外，因为资本主义农场经营者在建得土地及建筑物上并不要花费什么，因而他可以将他的全部资本用在经营上面；因此在一定数量的资本下他能够以最大的强度去耕种较大的地产：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租佃制可以提供大量的纯收入。

但是租仙制也有它的黑暗面。农场经营者所最关切的，是为了要使土地能够提供较高的收入，他就去创造最优良的条件；可是他并不关心这种收入底经常性，他的租约为期愈短，则他愈不关心。他使土地枯竭愈速，则经营对于他亦愈有利。契约固然可以禁止他这样的经营，即使土质恶化和贫瘠的经营；租约在这一点上虽有明文规定，但顶多也只是做到把经营抑制在已达到的水平线而已，租佃制是不能怎样促进经营底进步。农场经营者全不关心于生产中的改善或采用新的耕种方法。生产上的改善和采用新耕种方法一开始就需要很大的费用，可是要表现出自己的良结果——全部或一部分——只能在租约满期之后；它们是租金提高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们提高地租，而不是提高他的企业利润。如果农场经营者不相信有可能在他的租期以内把所费的资本和利息一同收回来，那他是不放心去改善生产的。

租约为期愈长，则租佃制对于农业的进步亦愈有利。但是在地租增长过程发生着的地方，地主就有一切理由，尽可能缩短租约底期限；这就是将地租底增加完全放进自己荷包的一个最可靠的手段。

这样看来，在租佃制下，也和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的情形下一样，地租是有力地阻碍着合理的农业经营。承继权同样也是有力的阻碍。

只有实行土地的完全私有制，取消等级的特权和取消出身的特权，才能斩断束缚农业和工业的封建锁链。并使农业底继续向前发展成为可能。资产阶级的社会，不仅需要一切公民在法律之前平等，而且需要一切儿童在家庭内的平等，也就是说，在儿童间平均分配父母的财产。但是这曾引起农业迅速繁荣的同一制度，又很快地开始变成农业的新的锁链。

父母底资产底分割是大量资本集中的强有力的阻碍。但是资本的集中——不仅是旧资本集中底产物，而且也是新资本积累底产物。这种积累为数极大，虽然遗产的分配还在继续，资本的集中，却大踏步地前进着。

在土地所有权上，还说不上有适合于新资本积累的现象，至少，在旧文明国内，每一小块土地都有它的所有者。但是我们知道，土地所有权底集中比资本底集中碰到更大的困难。这里遗产底分配必然强有力地有利于土地所有权底不断分碎。

但是法律关系无论怎样深刻地影响到经济生活，后者总是决定的力量。因此土地所有权的分碎只有在前一章内所叙述的那些经济关系容许这种分碎的地方才能实现。但是在这种土地细分发生的地方，遗产的分配，就成为加速发展的极其真实的手段。

反之，在地产预定为商品经济之用，而不是预定为家庭经济之用，即是说地产为竞争所支配的地方，在最大的地产显然优于最小的地产，土地所有权底细分招致直接的与显而易见的不利的地方，例如在谷物生产占优势的地方，以及在农业经营者不能求助于副业的地方，情形就不同了；这里地产的分碎自然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就很难而且很少成为经常的制度。在这些地方遗产的分配，往往实现于这样的形式以内，即是一个承继者保留全部地产而付给其余共同承继者以他们应得的部分。因为这个承继者差不多永远不会拥有必要的资本来付给其余承继者以他们应得的部分，那末要实现这样一种分配，照例，只有承继者将地产抵押。这里付给共同承继者以他们应得的部分只是上述购买地产而没有充分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但在承继权之下，地产从这一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人手里是不能随意所欲的，而且在承继权之下自然而然地一代传给一代。这里承继权只会达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承继者得到自己的经营已经老早就负了债，并且他一定要把从经营获得的剩余用来偿付抵押利息，因此他就不能集聚资本和改善经营。即使他能偿清债务，他的继承者也会处于同样的状况，甚至还要负更多的债，如果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地租底增加或资本利息底减低或两者同时发生，由于这一个或这两个因素，地产的价值就增加了。

地产价值底增加对于不再作农业经营的人，对于出卖自己地产的人是有利的，但对于成为农业经营者的人，并购买地产或和其他共同承继者一同承继地产的人就不利了。有一种意见，以为设法提高地产价格或人为地保持较高的价格，是增进农业利益的有效办法，没有比这种意见更错误的了。这只是为现有的土地所有者底利益、农业银行底利益以及买卖地产的投机商人底利益着想的，绝不是为农村经济的利益，尤其不是为新的，行将代替旧的那一代农业经营者的利益，更不是为农村经济将来的利益着想的。

这是要选择的两条路，资产阶级的承继权把农业经营者放在这两条路面前使之任择其一。

在某些国家内，特别是在法国，农村居民企图藉助“二子承继制”（Zweikindersystem）以避免这两条路的选择。无疑地，这会消除上述现存承继权底不利，但是这种制度也像企图帮助农民的其他手段一样，牵动着整个社会底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本身的发展需要人口大大的增加。劳动力极其缓慢增加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底竞争中就要落伍。这样的国家在互相竞争的国家间就会因丧失自己的政治权力而遭受危险，就没有可能把首先凭藉宜于武装的人数的必要军事力量投到历史底比重上来。在法国“二子承继制”的居于支配地位不仅引起国家军事力量相对的减少——法国人口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九一年只确加了二、〇〇〇、〇〇〇，即从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增至三八、〇〇〇、〇〇〇，而从一八八六年起甚至毫无增加，当时德国在同一时期人口增加了九、〇〇〇、〇〇〇，即从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增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它同样引起国内人口不能供给必要的劳动力，资本家只好从外国去吸取这种劳动力。他们招聘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瑞士人及其他国家的人。在一八五一年时外国人在法国的，总计只有三八〇、〇〇〇人，占人口百分之一，到一八九一年时、就已经有一、一三〇、〇〇〇，占人口百分之三。在德意志帝国内，情形相反，一八九〇年时住居德国的外国人只有五一八、五一〇人，占人口百分之一。这样看来，“二子承继制”损害国家底军事权力及工业生产率而顶多是缓和土地所有制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政府人员及经济学家们一点也不为挽救农村经济的这些方法所惑。

在法国，革命彻底地扫除了封建经济及封建的承继权。反之，在英国及德国大的土地所有制在资产阶级社会内还保存了极大的势力；这表现在承继权底一种特殊形态内，大土地所有制替自己或最低限度，替自己最有特权的成员保存了这种特殊形态的承继权——指定继承制。照这种制度，土地所有权从个人底自由财产变为一家世袭的财产，转为这一家的一个人（普通是遗产人的长子）使用，但无权将其全部或一部转让。承继者的兄弟姊妹有同等权利享受遗产人的动产，但有关指定承继人的地产则不得享受。普鲁士从农业危机时期起，指定继承财产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在普鲁士东部七省内，根据柯兰德所说，已经确定的有：

十九世纪以前	153	1800—1850	72
1851—1860	46	1861—1870	36
1871—1880	84	1881—1886	135

从一八七一年起最近十六年间，指定继承财产被确定的比十九世纪的最初七十年多得多。新的指定承继财产底确立还在继续着。不久以前在报上登载了一篇通讯，说普鲁士在一八九六年确立了十三起新的指定承继财产，在–八九七年则为九个。很明显的，这种确立并不是“关心农村经济”，而是关心少数贵族家庭底结果。

承继权底特殊形态就是农民指定继承制的一种变形，这种特殊形式并不把这样严格的限制适用到土地所有权方面来，它留给土地所有者大有自由活动的余地，但却同样地取消遗产的分割。在大农占优势的德国和奥地利的某些地方，这种形式如果不是在法律上，就是在习俗上被保留下来的。在最近期间曾颁布了各种法规，其目的在巩固这种习俗，并给它以法律的根据，因为保守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习俗上看出一个最有力的手段用来保护作为私有财产支柱的这个农民阶层。

这种承继形式能够消除从遗产底分割方面对土地所有权威胁的那些危险，最低限度在这种承继形式坚决地，毫不动摇地进行着的地方，这在我们看来是不会有丝毫怀疑的。但是在这样的场合之内，这种承继形式不是别的，而是使在先参加共同承继权的人丧失其承继权，靠牺牲大多数的农民来挽救，剥夺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承继权来，一言以蔽之，这是以增加无产阶级数量的手段来建筑水闸以防止愈益迫近的无产阶级。

在世袭的大的土地所有权之下，取消幼子承继权，例如，在英国所实行的，并没有多大意义。教会、军队、行政当局都关心着要给予有才智的，丧失承继权的这一辈人以薪俸优渥的差事。农民就不然。他们对国家和教会没有这样势力，以便为自己的幼子利用国家教会来做慈善机关。有限制的承继权在这里不是别的，而是所有的儿女，除一个以外，都注定去做雇农。

但是这种承继形式还以另一方法促进农民的贫困及无产阶级化，这种承继形式愈接近于家族指定承继制，即是说这种形式愈是反对土地的细分及因遗产的分割而负担债务，则促进农民的贫困及无产阶级化亦愈迅速。这种形式予土地细分的倾向以决定性的优势。这样看来，这种承继形式有可能扩大经营并将经营放在较为合理的基础上，但同时却使许多小土地所有者离开他们依依不捨的故乡的土地。

这种有限制的承继权形式无论在习俗上，无论在法律上对于小农都没有用处，这种形式对于小农只是一种锁链：小农的幸福与其说建立在土地所有制上，勿宁说建立在不依赖于土地所有的他们的货币工资上。这种有限制承继形式的使命，是在保护大农。在奥地利它只是对于“中等范围的”土地有作用，在迈克林堡对于至少耕种三七又二分之一德亩的农地，在布莱梅对于至少有五〇公顷的地产，在威斯特发里尼及布兰金堡对于从土地中所得的纯收入不下七十五马克的地产等等才有效。

大农底有限制承继权不仅使他的年幼的兄弟姊妹，他的年幼的儿女成为无产者，而且还有一种趋势，使他的邻人——小农也变成无产者。而这种有限制的承继权就用这种方法同样促进从农村向城市的逃亡，促进农村的荒芜，也就是说，妨碍着合理的农业底发展。

例如，在黑森关于“有限制的承继权的地方”，据说：“这里已经有好几年对于劳动者的缺乏发出了普遍的怨言。许多年富力强的人，没有一点私有财产，他们都从这里移居到工业区域；这里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农业经营者及大经济的所有者只好从他们当中去挑选自己所需要的劳动者”（见“农业劳动者底状况”，第二卷，第二三三页）。

这种情形在指定继承制下在极大范围内还是有力量。指定继承制对于大地产底构成和扩大是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在任何场合要是断言，在土地所有权内只是非集中化的趋势占统治并且只有人为地障碍才能抵抗这种趋势，那是不正确的。商品经济在农村经济内占统治的地方，集中和非集中的这两种趋势往住一个跟另一个之后出现或两者同时出现。据柯兰德所说，普鲁士东部各省，在上世纪（十八世纪）末期私人占有土地在一千公顷以上的，有二、四九八人，所占总面积为四、六八四、二五四公顷。这个数字中有三〇八人是指定继承财产底所有者，所占的面积为一、二四五、六一三公顷，即是比超过一千公顷的占有面积底四分之一还多。在法国没有任何指定继承制。虽然这样，可是在那里大经营增长得比德国更激烈，像第一六二页上所载的图表就证明了。在德国五〇公顷以上的经营在一八九五年时占全部农业耕种面积百分之三二·五六；法国在一八九二年时经营面积在四〇公顷以上的占总面积百分之四三·〇五。可惜在法国的分类统计中，只指出有四公顷之多的面积的经营数，而没有指出它们的总面积。最有趣的，就是增加最多的正是最大的经营数。在四〇公顷以上的经营在一八八二年时为一四二、〇〇〇，在一八九二年时为一三九、〇〇〇，减少——三、〇〇〇，其中：

	1882年	1892年
40—100公顷	113000	106000	减7000
100公顷	29000	33000	增4000

固然，这是经营的统计，而不是土地占有的统计，但它总指出了一般的趋势。土地占有的统计只会表现出比所引的经营统计还大的集中化，绝不会比它还小。

但如果说只有保护指定继承制才能产生大的土地占有是不正确的，那末说这种保护很有利于它的发生和发展，那总是正确的。这种保护同样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农业所达到的高度发展创造出必要的前提条件。

广大的地产首先便能为每个个别的经济部门在最能适合于这些部门的特性的范围及形式内去配给土地面积；它能够把不同的经济部门结合在共同的有计划的经济组织内；另一方面，指定继承制便于以加强经济为目的的资本积累，因为指定继承制使其免于因遗产的分制所招致的负累。根据一八八三年负债的数字看来，在普鲁士四十二个行政区内土地纯收入一塔勒（德国币名相当于三马克）的负债（包括被抵押的建筑物方面的债务）为：

指定继承财产及根据遗嘱特殊条件的地产	从土地上获得纯收入的其他财产
	500塔勒以上	从100至500塔勒	从30至100塔勒
20.30马克	84.40马克	54.10马克	56.20马克

保障指定继承制所固有的所有权，势必引起长时期的改良，而同样促进着租佃关系底发展，这些租佃关系，在佃户相信他的权利不致因地产转移到别人手里或在土地所有者破产情形之下而被破坏的地方，最容易发展起来。

所以，由于指定继承制而被保存的大地产底存在，产生两种较高形态的资本主义农业，在英国为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在奥地利为连合许多农家成一巨大的经营，这一事实我们不应把它认为是偶然的。

但如果大地产底这一形态甚至表现出比土地所有权底其他各种形态有更大的可能性进行更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的经营，那末也正是这种为指定继承制所保存的大地产，比土地所有权底一切其他形态更能消灭在最合理基础上进行经营的。这种必要性消失，首先是因为大地产底所有者没有必要在竞争的斗争中去保护自己的地产。我们不属于那些人，他们把市场上的竞争与生存斗争混为一谈并以自然的必然性来解释它们。社会成员底某种相互竞赛及选择最适当的，当然是一切社会继续进步及巩固已经达到的发展底不可缺少的条件。可是，要是有谁说社会主义社会底实质既不和这些竞赛相容，也不和这些选择相容，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阶级差别底消灭，各个社会阶级底生活程度底平等绝不意味着任何足以提高各个个人能力的社会差异底消灭。现时在工人联合会内部，在它的会员间并没有任何阶级的差别，任何生活舒适水准上的差别，我们看到差别是在尊敬上、威信上、个性表现底方式上以及和这些情形相适合的——在选举代表和管理全工会事务的人时的竞赛和选择，很显然地，这些差别在如像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复杂的整体内，还要更加增长。生活水准底平等，一点也不压制互相间的竞赛，而且也不会在调换较高的而同时是最负责、最困难的职务的时候，使选择最适当的人成为不可能；平等可能是这种竞赛底必要的前提条件。马的竞走，若是从跑马场底不同位置开姑赛跑那是不可思议的；一开始就处于不同等地 位的人们之间的竞赛，同样是不可思议的。然而，选择最适当的人只有在处于同一条件的人们当中才能实现。

这种竞赛和这种选择并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竞赛和选择现时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即已发生，在这种企业内占支配地位的不是像这些经济学者所了解的那种竞争，而是有计划的共同协作。作为经济生活调节器的这种竞争底统治，是开始于有计划的协作中止的地方。各个独立的企业底相互关系在商品生产下是由竞争来决定的。各个企业内部生产有计划地调节着，在这种情形下就会达到最高的节省；但是在社会内部生产仍旧缺乏一般的计划，如果生产不是成为完全混乱的，那只是由于生产过剩的生产品变得一钱不值，而那些在它们上面耗费了极少社会劳动时间和并不满足需要的生产品，却要在它们的价值以上支付，这是所能想像的最浪费和最不合理的制度了。

个别企业底所有者及管理者底选择方法也适应着商品经济内计划性底缺乏。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统治下，这种选择首先决定于，选择由竞争来决定，那已经是次要的了；可是这种选择的作用不是提拔最有能力的人，而宁可把没有能力的人捧上台，因而不是把没有能力的管理者辞退出他的企业之外，而是废弃他的全部企业——这种方法，就其残酷及无结果的浪费力量而言，在任何场合也可以和自然界中各个有机体底生存竞争互相比拟，姑无论它们在其他方面绝少共同之点。

但是这种方法无论怎样粗暴而浪费，在商品生产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统治之下，它是单独保证着各个企业内部生产底最大节省和最可能的合理配置。虽然指定继承制并未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下进步只能由竞争的强制力来完成，但是这种强制力量对于指定继底制是不存在的。指定继承制所保障的地产底所有者进行事业无论怎样不好，他只能因此减少他的收入，但不会使自己的地产遭到任何的危险。

幻想着藉助另一种指定继承制来保障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底完整性，那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资本极其变动不居，不会忍受这一类的束缚。资本经常处于物质交换过程中：今天它存在于货币形态内，明天又存在于生产资料形态内，后天又在商品形态内；它经受各种各样的缩小和扩大，危机期及繁荣期的交替等等。反之，土地，无论人们怎样常常拿它来和资本相比拟，它却完全受另一规律支配。土地本身不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受流通过程的支配。从物质方面说，土地与采取资本形态的生产资料完全不同。生产资料被摩损，土地却不被毁灭。生产资料由于新的发明，往往变成废物，土地则一成不变地仍旧为一切生产底自然基础。资本间的竞争随着资本的积累而增长，也就是说，随着工业和人口底增长而增长，土地则随着这种增长的比例而更加带有垄断的性质。

因此任何一家企图把指定继承制的限制加之于工厂或银行来保证其占有自己的资本是如何地不可思议，在土地所有权下要使这种限制去适合一家的利益，也一样是不可思议，虽然指定继承制并不如土地所有制底任何其他形式强制进行更合理的经营，现有的土地所有者在经营不良的时候，只是损害其自己，暂时减少自己的地租，但他不会破坏家庭收入底基础。这种基础能使几代人生活下去。

在受指定继承制束缚的土地所有权之下，经营的不良是很明显的。现代的指定继承制是以国家政权极关怀各个土地所有者家庭底幸福为前提，因为这个政权容许并维护指定继承制。属于宫廷贵族的这些家庭，于是便处于特权的地位；这一种职业使他们远离了农业而且使他们不宜于做农业经营者。虽然如此，但如果指定继承制的大地产不是属于最坏的经营，而有时甚至还是模范的经营，那末它们或者应归功于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因为这一类的地产对于这种租佃制是最优良的土地，或者应归功于现代的农业学校，提供大批有能力的管理人材，这些人材，为着低廉的工资就去替大地产底所有者服务，在他们的地产内找到最好的机会去应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但是疏忽而无能的土地所有者在选择其佃户或管理人时顶容易犯严重的错误。总之在多数大地产内优良的经营，不是证明指定继承制底优越，而是证明大经营底优越，大经营的优越甚至在最不利的情况下都能表现出来。

指定继承制妨碍最合理的经营不单是由于它保障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指定继承制或者一开始其本身就是大地产，或者，如像我们看见的，它促成这样大地产底构成，因为它排除土地所有权非集中化的倾向，而只许表现出集中化的倾向。但是地产愈大，则它所产生的地租总额亦愈多，土地所有者的生活亦愈奢侈。可是土地所有者们，尤其是指定继承的地产所有者，他们的封建时代的传统还很有力，他们极重视那些与土地的占有相联系的享乐。地产愈大，地产的某一部分经营愈好，地租愈高，则企图将地产的其余部分留着专供享乐之用，建筑华丽的庄宅、极其别致的花园以及饲养禽鸟的园囿等等亦愈大，也就是说，用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那部分地产亦愈小。此外城市中资本主义剥削底发展在同一方向内也有影响。随着剥削底增长，随着剩余价值量底增加，资产阶级中的奢侈也就增长，这种奢侈表现在别墅的购置和建筑——从财政大王的巍峨高大的庄宅以至小商人及工厂主的别墅——这些别墅其主要用途是在享乐，在这些别墅中农业经营反成—种副业。交通工具愈发达，城市与乡村间的来往愈便利，则这些别墅位置亦愈远，而农民亦愈大批地被它们逐出于自己的土地。

但是剩余价值量底增加及城市与乡村间往来底便利，不仅表现在别墅的建筑，而且表现在游猎底扩大，这种游猎已不是封建的特权，而且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享乐。这一方面引起森林的增加靠牺牲农民的地产，另一方面则引起野禽的加意保护和繁殖，甚至并不扩大森林的面积。不是单单森林供给野离以食料，野禽在田野及草地上都可觅到很好的食物。鸟兽底繁殖，像森林的增加一样，对于农民的经济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虽然如此，游猎底扩大有时对于农民也是有益的。这种游猎扩大到这样的地步，即在某些将自己的田地出租作游猎之用的农村公社内，需要超过供给，租价因之增加。在这样场合内每只山兔价值很贵，在农民看来，用自己土地的生产品来饲养山兔和鹧鸪比养牛和人更有利。对某些农村公社因出租猎场而得到很大的收益。但是农业底合理经营往往从狩猎方面碰到许多障碍。

这样看来，甚至城市中剩余价值的增加也会引起对农业有害的倾向，像地租的增加及承继权一样。至于说到承继权，那末它的有害的影响，那些经济学家愈接近农业的考察，就愈容易看出。但是他们以资产阶级社会利益底代表者资格绝不会要求取消土地承继权和将土地变为社会公有。理论上土地社会公有自然不是和资产阶级社会不相容的，但是资产阶级本能地觉得，资产阶级社会底各界都有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因此资产阶级坚决地反对土地公有，虽然土地公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虽然土地公有能将农业从某些最受限制的而且是随着每一代增长的惨痛之中解放出来。

资产阶级经济学宁愿以学术的方式专心研究征候，想出特殊的借贷形式，以便稍稍缓和在承继方面与地产转移有关的债务。资产阶级经济学大部分在解释两种承继制度——遗产底均分与一家中一人独占遗产——都一样是有害无益的，并且从这里做出结论……它们两者底必要性；这一个作为另一个的解毒剂。如果在英国指定继承制的各种形式占优势，而在法国遗产均分制占优势，那末德国却是一个极乐世界，那里这两种制度并肩地起着作用。可是我们不能承认，德国的农业所处的地位，由于此种情形，会比英国的或法国的农业好些。

但是上述的一切，还没有把在资本主义生产影响下发生和加强的对于农业有害的一切因索概括无遗。

我们已经看见，地租与农业经营者底债务是如何增长的。地租及借款利息只有一部分留在农村被消费者或被积累着；大部分则流入城市，而且这一部分还日益增长着。当农村还保存着自己的家长制的性质时，农民就不得不在邻近的地方去找出借金钱给他的人。他的债主不仅是农村中的犹太人、谷物和牲畜商人、店主、旅店老板，而且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富农，他们善于盘算并不比别人弱。但是随着一切关系底发展，借贷已不是一种为不良的经营或特别的不幸所引起的偶然行为，不是一种尽可能秘密进行的行为，因为借款底必要，往往能使借款者结束贫困的处境；由于利用信用借款已成为生产进程底必要部分，由于城市与农村间商品流通底发展，原始的、秘密的高利贷就为特殊的机构所排挤，在这种机构内，公开地进行信用借款业务，借贷成为正常的行为，而不是在绝望中才采取的最后手段。因此借款不是用高利（抢夺式的利息）来偿付，而是只用通常的利息来偿付。这些机构或者一开始就是在城市设立的，如银行及许多信用协作社，或者向城市资本家借自己所必需的资本。信用事业底这种转变乃是发展底必然阶段。但是它对于个别的农民无论怎样有益，整个讲来它只是标志着农村债务底增长，按照这种债务农村不得不纳税给城市；农村中被创造出来的价值底经常增加的那一部分都流入城市，而没有任何其他价值来抵偿。

地租也发生同样的情形。资本主义愈发展，则城市与农村在文化条件上的差异亦愈大，农村亦愈比城市落后，生活上的享受和娱乐的手段亦愈使城市与农村处于对立地位。同时城市与农村间交通底便利亦随之发达。如果地租十分高，如果地产达到这样的范围，可以租给佃户或委托雇员去经营，那末地主当然宁愿把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或小部分时间消磨在城市内，并在城市内花费他的地租。这种倾向底极端表现，就是走向不在主义，走向地主离开自己的地产，例如在爱尔兰和西西里亚，一向忽视家务就使无限的大地产回复到这样荒涼的境况，甚至地主在自己地产内短时期勾留都不能满足他享乐，而享乐又是这般地主底生活底唯一目的。爱尔兰和西西里亚的经营显示给我们为指定继承制所维护的大地产制度底悲惨结果，这是发生在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没有发展的地方，或者发生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不能消除这些悲惨结果的地方。但是除了极端的不在主义之外， 大地主暂时离开自己的地产已成为平常的现象，同时他的大部分地租从农村流入城市也成为平常的现象。在农村中地主底奢侈生活（打猎、华美的庄宅）也只有损害农业，促成耕种面积减少，及解放农民劳动力，而在城市中，同一的生活方式，却鼓励工商业底发展，引起各种职业底增加，劳动力底吸引及资本底积累。

日益增长的，且以极重的压迫加诸农民的货币税在同一方向内也起着作用。

在城市内生产一开始就是商品些产，商品生产底发展产生货币税。在农村内生产，尤其在最小经营内，甚至就在现在主要还仍旧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城市底发展强迫农村接受租税底货币形式，这不是从农业的生产方式中发生的，而起初甚至和农业生产方式，立于矛盾地位的，由于这种情形租税底货币制度就成为生产方式中变革底强有力的因素。

货币租税在农村中是自给生产发展到商品生产的一个动力。但是货币租税及农民底为资币所补偿的其他需要，往往比农村的商品生产及与之相适应的商业及信用机关，增长得更快。这种情形直到现在都常常是农民经常感到货币的困难及其依赖商业仲介人和高利贷者底原因。

但是这样厉害地压迫着农民的货币租税并不是促进农村底发展，而是促进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底发展。国家的税收只有极小一部分才用到农村方面：城市中设置兵营，城市中设有兵工厂、政府各部、法院。其次，在城市中有律师，当农民涉讼时，就得酬报他们；在城市中存在着以国家款项开办的中级和高级的学校、国库开支的博物院、戏院等等。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要分担文化设施的经费，但是农民却完全享受不到文化底福利。农民不懂文化，并且仇视文化，是不足奇怪的。因为文化只是以租税的形式加之于农民；农民对反动的宣传抱欢迎态度，这种反动宣传好像体念民艰，要求限制文化事业的费用，它不是设法将文化普及到农村方面去，不是设法消除城市与乡村间文化的对立。这将是未来社会底一个主要任务。全部政治生活集中在城市并不是因为对农业的敌视态度，而是由于比政府底愿望更有影响的经济力量底统治。现代的政府很亲切地对待农业，甚至如大家所知道的，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如粮食税、各种的鼓励及奖金来支持它。

但是在财产关系上，因这样的方法所产生的变动无论怎样剧烈，商品资财如没有城市资财底相当等价物，则其从农村流出底过程，不仅不停止，甚至也不受阻碍。所有这些补救方法终究只是有利于土地所有权；这是。我们知道，地租加重农业的负担；地租的作用，在租佃制下是明显的，可是在抵押制下就隐蔽了，但还是有力的。在租佃下这种支持使佃户能够付出更高的租金，在土地所有者和农业经营者同是一个人的地方，前者，显然和后者一同占便宜，但是地租底增加会引起他的地产价格底提高，这种情形，又会推动现有的土地所有者去增加他的地产上的债务，自然也会引起他的继业者——不管是买主或承继者——底债务负担底增加。经过短时期帮助农业，在这里就变为帮助实际的土地所有者，即取得地产抵押出借金钱的债权人。

这些债权人大部分都生活在城市内；在那里大地主消费其地租底大部分；地租底提高，由于赋税、奖励等等，并不意味着课城市的税以利农村，或使价值从城市回复到农村。地租底提高勿宁说是意味着，除农业以外，大量城市居民也被征敛，以利少数的，大部分住在城市内的地主及其城市中的债权人。

农业经营者为支付租税、借款利息及租金而不得不出卖的生活资料，如面包、角、牛乳等等之日益从农村流出，是与它们的等价物底返还不相均衡的，而且不断增加的资财流入城市相符合。同时因为农村居民供自己需要的家庭工业底不断衰落，因为农村居民对城市工业品需要底增加，于是这样的价值（与流入农村的它们的等价物相符）从农村流入城市亦随之增加。但是从价值律底观点说，这种流出虽然完全不是意味着农村为城市所剥削，可是实际上它像刚才叙述的诸因素一样，引起农村物质的榨取，引起土地缺乏养料。农业技术底进步，绝未补偿这种损失，而只是迅速地引起从土地中吸取地力底方法底不断改善，引起每年从土地吸取的和流出到城市的食物底数量之增加而已。

反对这种意见的人会提出一种见解，认为现代农学认定农业的静态为重心，并且要求从土地中吸取的营养物以适当的肥料重新回复到土地去。可是这种见解丝毫不能动摇上述的意见。土质不断贫瘠已是牢不可破的事实。在城市与农村目前的关系下及在现代土地耕作方法下，这种贫瘠在短时期内如果不施用补助肥料就会使农业趋于衰落。补助肥料有可能预防土地肥沃度底减少，但是要大规模应用补助肥料，这只是把新的负担加上许多其他不是自然必需底结果而是现存社会关系底结果的负担加到农业上。在城市与农村间对立消灭的时候，或至少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与荒芜的农村间对立消灭的时候，从土地中汲取的东西才能够完全回复到土地中去，补助肥料在这样场合内就仅是指以某些物质，使土质富饶而言，而不是抵消土地的贫痛。农业技术底每一成就，那时也就表示出土地中所含容易溶解的营养物底增加，即使不添加人造肥料。

很显然地，虽然农学十分进步，在英国从六十年代起至八十年代，麦的收成减少了，在这时期以前麦的收成是增加了的。一英亩年收平均为：

年代

收成底这种减低在八十年代停止了，这不是由于地肥底增加而是由于海外竞争把不适于种植小麦的土地变为牧场，因此只剩下最肥沃的土地用来耕种。种植小麦的面积从六十年代起到现在由三、八〇〇、〇〇〇缩小到一、九〇〇、〇〇〇，这就是说恰好缩小了二分之一。

此外还应当提一提，由于资本主义文化底继续发展，益加频繁地降临农业，并将极重的负担加在它身上。有些灾害在最近几十年来已经具有这样规模，许多国家的农业活动完全陷于麻痹了；关于葡萄虫及甲虫、马口病、丹毒以及猪瘟所招致的毁灭也值得一提。

“葡萄虫为害所受的损失，（法国）甚至引起税收的减少，在一八八四年时估计有一二五、九〇〇、〇〇〇法郎，在一八八五年为一六五、六〇〇、〇〇〇法郎，一八八六年为一七五、三〇〇、〇〇〇法郎，一八八七年为一八五、一〇〇、〇〇〇法郎，一八八八年为六一、五〇〇、〇〇〇法郎……根据新近的材科看来，葡萄虫为害所招致的损害还继续着。从第一次（一八八〇年）出现时起，这种害虫已遍及六十三区（一八九〇年）而且使几十万公顷葡萄园都变成一片荒土”（若累斯乔克〔Juraschek〕：“世界经济概论” 〔Uebersichten der Weltwirthschft〕，第三二八页）。

在德国由于马口病所受的损失其情形如下：

年代	养牲畜的户数	其中损失的头数
1887年	1242	31868
1888年	3185	82834
1889年	23219	555178
1890年	39693	816911
1891年	44519	821130
1892年	105929	4153519

一八九二年以后家畜流行病暂时减弱了，但是到一八九六年家畜流行病文延及六八、八七四户，其中损失的，总计有一、五四八、四二九头。

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

我们觉得，家畜流行病危险底迅速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从前有用的动植物品种，为“改良的”品种，即为人工选择底生产品所排挤。自然淘汰引起个体，最宜于保存物种的小农底选择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人工选择，就把这一契机放在一边；人工选择的任务就是最宜于变为价值的个体底选择和培养，它们需要最少的费用，它们成熟得最快，它们的有用器官最为发达，其不能变为价值的器官就会尽可能萎缩下去。这一类“改良的”品种产生的利益比自然发展的品种更大，但是它们抵抗不良条件的坚实性及能力则异常之小。同时由于改良品种底抵抗力底减少，它们就得到更大的传播。“改良的”动植物，只有在极周到极巧妙的照顾之下才度其幸福生活的，在现时，由于竭力保护和改善它们的经营，才找到通向这些经营的路。同时经营底性质也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在牲畜饲养底方法上尤为显著。牲畜赖以恢复其壮健和能力的夏季牧场已不存在，可是永远需要货币的农民，其放置牲畜的地方并没有改良也没有扩大。在农民的这些厩舍内，既狭小又污秽，就是中世纪粗壮的牲畜都很难在它里面过冬，现时羸弱的牲畜却一辈子关在它里面。甚至在英国就在高度发达的牲畜业内，厩舍大部分都很难令人满意。

“威尔逊·弗克司（Wilson Fox）在其从郞卡郡（Lancashire）寄来的报告中证实，那些不卫生的，和建筑不良的安置牲畜的场所，因地方不宽阔和空气不流通，更促成牛羊间结核病底普遍。在别的场合一头牛需要六百立方英尺空气，这里却只有二百六十立方英尺，而隔离病畜的厩舍则全然没有。有一个目睹者指出，如果建筑厩舍的法律在乔尔莱（Chorley）区真正实行起来，那末要有百分之〇·七的牲畜厩舍应当加以取缔”(“一八九七年英国农业调査报告”，第三六三页)。

助长荒芜（为有害于植物的昆虫所造成的）的原因之一，就是食虫鸟底绝迹，食虫鸟的绝迹不仅是由于对它们的迫害所引起的，而且是由于农作物底发达使它们在筑巢时遇到更大的阻碍所引起的。在森林业方面，现代的大生产——建筑用的木料为薪柴所排挤和生长很慢的宽叶树为生长很快、迅速变为资财的针叶树所排挤——这都是因害虫更促成森林底荒芜。

如果现代经营底选择和方法减少植物及家畜的抵抗能力，使它们不能抵抗威胁它们的那些小生物，那末交通底发达便帮着这些有害的生物底迅速推广，使整个区域变为荒荒芜。土地生产物底柔弱性底增长和土地底贫瘠并进。除了肥料上的费用外，还有防止家畜流行病及害虫的费用，而在害怕花钱或在无力花钱的地方，灾荒就常常发生，而家畜流行病和植物底各种破坏者就会完成农业底毁灭。

大城市底发达和工业底繁荣，像我们已经看见的，引起土地正在增长的贫瘠并将新的，更大的负担，以防止土地的贫瘠而在肥料上经常增加的费用的形式，加在农业身上；但是城市及工业底影响并不限于此，它们从农业方面夺去了。

在第七章内我们已经看见，农业大生产底发达怎样把小农及农村劳动力底后备所从农村排挤出去。可是这个过程有它的一定界限。另一方面，我们在前一章内研究了定期的迁徙和暂时的外出，是由于小农需要补助的工资。这种现象往住也会引起从农业汲取对它的合理经营所必需的劳动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从农业汲取劳动力，资本从工业中、从城市中流到农业方面，也会促进农业措置在合理的基础上。可是在城市及工业区域底吸引力影响之下，农村人口底逃亡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

在城市内雇佣劳动者比在农村内有更大的可能性得到职业，更容易置备独立的家庭经济，更能享受自由和文化底福利。城市愈大，这些优点亦愈多，它们的吸引力亦愈强。

在农村内一个家庭只有获得（购买或租佃）私有的农业经营才能置备私有的家庭经济。这种情形在大经营发达的地方，就特别困难，因此在这些地方农村逃亡就特别厉害。但是在土地愈加分碎的地方，备置家庭经济也常遇到很多障碍。这样的经济对于仆役，雇农及女雇农是完全置备不起的，因为他们缺乏充分的储蓄。他们被命定不仅失去私有的经济，而已被命定做别人家的不自主的附属物过一辈子，结婚和家庭没有他们的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面前只有一条到达独立与自由，结婚与成家的路，而家庭和结婚底维护人，信教的大农或贵族地主是不允许他们结婚与成家的：这条路就是逃到城市去，逃到“无道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家庭与结婚底这些破坏者那里去。

从一个一生过着仆役生活且充满了生活情感的农民底一本小书中，随便几段都能表示出，这个动机在处于仆役地位的农村居民方面是如何强烈。我们在它里面找到如下的话：

“现在白由和人的尊严，无论什么地方都不像在仆役或一无所有 的农村劳动者当中那样受到损害。大家都知道，结婚对于农村劳动者是多么的困难，因此我们不必详论这个问题，而直接转到从这里所产生的后果。因为，一方面，绝大多数体力上正常发展的人不能完全压制性的需要，而另一方面，现代的社会条件使这种正当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为保护现代秩序而规定的限制，自然就经常地被违犯了。不正当的性交无条件地是这些困难条件底必然的后果，并且这种不正当的性交在农村的雇农及仆役当中逐渐成为这样平常的事，以致道德和宗教底说教者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把它们驱出于现社会之外。现代的婚姻对于这些阶级是办不到的，为什么他们会墮落到低级的性交勾当……很显然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雇农或劳动者底生活当然就充满了各极卑躬屈膝，做着许多秘密的勾当、欺骗、无耻、强暴及其他和人类尊严不相容的这一类事实。此外乡间的一般舆论在道德问题上还要比法官更严厉，因此，许多人宁愿在大城市底漩涡里面避开锐利的恶评。

，以致在那里除少数的幸运者外，一代复一代更加陷在更大的贫困和完全墮落的境地。然而农村无产者底后代，在他的家乡期待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叙述。对这样的人的商品虽有迫切的需要，可是这些后代底生存，顶多只是加重他们父母底负担；他们很少有可能得到父母的教养，因而他们也没有一点真正天伦之乐的观念；在绝大多数场合内，最大的光荣，自然是希望他们不要使公社的负担过于重大。他们的人生行程开始于他们父母底贫困与耻辱；没有充分的教养，就是人生行程的继续。最后，雇佣奴隶底苦命，就是他们布满了荆棘的道賂，往往不是为爱情所粉饰的道路”（约翰·姆·费尔哲〔Johann M. Filzer〕：“人类社会发展及农民特殊问题底研究”〔Anschauungen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Bauernstandes〕第一六一、—六二页）。

私有的家庭经济，不仅使他们能够合法的结婚和成立家室，而且使他们在自己职业之外，能够成为当地的公民，能够和意见相同的人联合，——工人群众集中在不大的区域内，也促成城市大工业内的这种团结；组织的力量与参加市政的和国家的生活就开辟一条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的道路，这种情形当然也会把农村劳动者吸引到城市中来。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农业愈精耕，则它给于自己的劳动者的工作亦愈不均匀。其实有些机器大大地减少了从事劳动者的人数，——例如打谷机使原先在冬季工作的劳动力底大部分成为多余的，别的机器——例如条播机——却正需要更多的劳动。轮种制经营也有必要种植需要培垅的所谓地下茎植物、马铃薯、甜萝卜之类，它们在发芽生长时期三番五次地需要人手的劳作，清除杂草和培垅等等。因此农业底精耕一般讲来有减少它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底趋势，其实在在同样耕种面积上它需要比较多的劳动人手。这种情形，一方面，引起雇工及因特殊债务而与经营联系的日工——在整年期间不得不养活他们——底人数之极端减少，而同时对于不因任何条件被联结于经营的日工却成为职业更不固定的原因。生存日益没有保障，在农业是工资唯一来源的地方，当然会把农业劳动者赶到城市去，固然在城市中也一样没有固定的职业，可是总有很多机会，在一个部门找不到工作，可以到别个部门去找工作。

交通道路发展愈迅速，城市与乡村间往来愈便利，农村劳动者愈熟悉城市关系，愈易跑到城市去，则迁徙到工业区域和城市底过程发生得亦愈迅速。

城市与乡村间，生产地与市场间，交通底便利也是农业中强度的商品生产底繁荣底必要条件。农业经营者大家都很热心地力争铁路及邮政底改善和扩大，但同是一个邮政局，它供给他们市场和播种情况的消息和商业信件，它也把逃避了乡村的奴隶地位移居到城市去的幸福的亲戚底信件带给农村劳动者，甚至带给他报纸，这固然是“善意的”，但不幸的是，它们愈是好意的，却愈是叫嚣着城市工人底幸福和过分的要求，因而使受凌虐的农村劳动者垂涎三尺。就是把机器和人造肥料运给农业经营者而将他的面包、他的牲畜、他的牛油供给城市购买者的钱路却从农业经营者那里带走了替他制造一切生产品的人。

军国主义也在这一方面起着作用，它把许多年青人从农村吸引到城市，并且使他们认识城市生活。谁要是去服军役，那他对于农业不仅是两年（指服军役期）而是永久地失掉了。大地主和富农——军国主义国家底强有力的拥护者，因此而感到最大痛苦这是不足为奇的。

羡慕城市最先只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而他们当中多半是未婚者。但是由于加在农业上的赋税的负担底增加，债务底增加，土地底贫瘠，由于农民经济和大生产（以及和海外生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边还要说到）竞争底加剧，由于要能够支持这种竞争只有经过过度的劳动，不便自己满足一切文化上的，有时甚至必要的生活上的需要，自愿退化到最野蛮的状况，——农民的土地就更加无力维系其所有者，从农村向城市逃亡更加深入到小农最多的区域内。这种逃亡就其范围而言，在现时已经超过了人口底自然增加并引起农业人口底绝对减少。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在德意志帝国内，农业经营数从五、二七六、三四四增至五、五五八、三一七，农业耕种底面积从三一、八六八，九七二公顷增至三二、五一七、九四一公顷。但是靠农业为生的人口在这同一时期，却从一九、二二五、四四五人，减至一八、五〇—、三〇七人，即减少七二四、一四八人之多。这种减少在小农人口最多的地方也和在大农人口最多和大地产占优势的地方一样；这种减少在普鲁士王国各省及整个联邦国家都表现出来，只有布鲁斯威克（Brunnswirck）是例外，在那里农村人口从一二〇、〇六二增至一二五、四一一。德国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如下：

	1882年	1895年	减（-）或增（+）
在农业内	5881819	5619794	（-）262025
在工业内	4069243	5955613	（+）1886370
在商业内	727262	1233045	（+）505783

在法国也有同样现象。法国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有如下的改变：

年代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农业人口占人口总额百分比％
1876年	18968605	17937183	51.4%
1881年	18279209	19422839	48.4%
1886年	17698432	20520471	46.6%
1891年	17435888	20907304	45.5%

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也同样是农村人口底绝对减少，并且这种减少也同样是为劳动者人数底减少所形成。

在法国的农业内参加生产的人数，计有：

	1882年	1892年	增加（+）或减少（-）
自耕农	3460600	3604789	（+）144189
雇 农	3452904	3058346	（-）394558

在这里雇农人数底减少比德国更厉害。

在英国这个大的农业经营和大城市最发达的国家内，农业劳动者人数底减少表现得尤为厉害。在英国农业经营中雇佣势动者底人数，在一八六一年总计有一、一六三、二二七人，在一八七一年有九九六、六四二人，在一八八一年有八九〇、一七四人，在一八九一年有七九八、九一二人。他们的人数三十年来就减少了三六四、三一五人，即是说减少了百分之三一·三，或者说减少了。

但是这些数字还没有充分表示出农业经营所受的损失。我们已经指出，最年青而又能自立的人逃亡的特别多，留下的尽是儿童和老人。这种情形，无论就定期迁徙而言，或就彻底迁徙而言，都是的确的。但这只是意味着，由于农村人口数量底减少，同时它的工作能力亦随之减少。

最近的职业统计，给我们说明了这种现象。德意志帝国在一八九五年时总计有八、二九二、六九二人从事农业，八、二八一、二二〇人从事工业。在这两个职业部门内劳作的人数差不多彼此相等。但要是按照不同年龄把他们分类，那是怎样的不同呵！

14岁以下	14—20	20—30	30—40	40-50	50-60	60—70	70岁以上
农业
135125	1712911	1761104	1347206	1232989	1149404	702268	251685
工 业
38267	1770316	2321139	1750933	1206624	759403	336256	98282
在农业方面增加（+）或减少（-）
（+）96858	（-）57405	（-）560035	（-）403727	（+）26365	（+）390001	（+）366012	（+）153403

这样看来，农业让给工业一百多万的劳动力，正是从十四岁到四十岁最有工作能力的几类年龄；在不大宜于劳动的那几类，同样的超额（一百多万）留给了农业。

我们从巴洛德（C.Ballod）的著作（“都市和乡村居民底生活能力”〔Die Lebensfähigkeit der städtischen und ländlichen Bevölkerung〕，第六六页）中引用的图表含有更可惊的数字。普鲁士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一日公布的统计，每一千人中：

以年龄区分的人数	农村公社及采邑	二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农村人口增减
从出生到十五岁	379	313	（+）86
从十五岁到二十岁	94	100	（-）6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	143	210	（-）67 1
从三十岁训四十岁	122	149	（-）27
从四十岁到五十岁	100	105	（-）5
从五十岁到六十岁	79	66	（+）13
从六十岁到七十岁	54	38	（+）16
从七十岁到百岁	29	19	（+）10
总计	1000	1000	—

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些数字，这些数字我们是在霍德斯丁“论职业与财富底分配”一书中找到的。霍德斯丁研究了英国各伯爵领地从十五岁列四十岁年龄中人口的百分比。不必详细列举，我们只要引用八个最大的和八个最小的农业领地的绝对数字就行了。

伯爵领地	1891年每一千人口中：	伯爵领地	1891年每一千人口中：
	在农业力 面的人数	从十五到四十岁的总人数		在农业力 面的人数	从十五到四十岁的总人数
根廷顿	232	400	伦敦	5	494
凯布里	199	419	洛加斯特	20	479
盖莱佛德	186	407	德干	21	455
雷特兰	183	417	约克	31	475
林柯里	181	421	斯塔弗	34	446
赛弗克	177	406	兴里赛克	39	464
劳弗克	167	410	瓦尔维克	40	456
乌爱斯	149	416	姆鲁特	49	459
	最高额 421		最低额 446

在以年龄分类的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各层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显著的。农村人口底生活的坚强性、忍耐性自然也促进这种划分。但总之，这个图表很明显地指出，在同一劳动人数之下工业拥有大量最坚强的分子。

但是逃出农村的人极大部分不仅在体力方面是最坚强的分子，而且也是最有能力、最有知识的分子，因为正是他们才很快发现自己有必要的力量和勇气，而且比别人更早，更强烈地感觉到城市底开通与乡村底闭塞之间的矛盾。大地主们企图降低农村居民底学校教育程度来阻挠这种矛盾底意识底觉醒，都是徒劳的。城市与乡村间，经济关系极其密切，以致没有丝毫可能来预防农民，使不受城市底“诱惑”。地主们无论怎样努力用中国的长城来堵住自己的工人，可是他们所崇拜的军国主义却破坏了这个长城，并且把年青的农民引诱到城市去。学校教育程度底降低，没有任何可能藉报报纸书籍底帮助来获得知识，就只会使农村居民对城市底想像不是常常十分明显，而同样使农村中育知识的人更锐敏地认识到周围环境的粗野，并更迅速地逃到城市中去。

在统计上自然不能确定与农村的选亡有关的这个现象。但是大家知道，农业经营者抱怨的并不是一般劳动力底减少，而是抱怨劳动力底减少。

这种情形更增加城市与乡村间智力的鸿沟，这个鸿沟是城市在教育方法上，在鼓励智力活动底意义上占很大优势底结果。除农村人口底减少和智力的迟钝之外往往还有体力的退化。体力的退化并不限于工厂的区域。不充分的营养，建筑起完全忽视卫生要求的住宅，过度的劳动，污秽与愚昧，有害于健康的副业（家庭工业），在许多场合内也同样引起农村人口体力的衰落。

最近期间有些统计数字甚至被人用来证明工业人口在现时一般地已经宜于军事服务，也就是说，他的体力的发达比农业人口还好。但是因为这些数宇底证明性仍有待于争论，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去引用它们。

但如果此刻还不能一般地说农村人口底体力落后，那末在这一方面它当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优越性。甚至就在像瑞士这样的农民国家内，它已经不是以体力的康健出色了。在一八八四——一八九一年期间应征服军役的二四一、〇七六人中有一〇七、六〇七人是农村劳动者和农民。在这个数目中表现出（以百分数计）：

	得延期者	合格者	不合格者
农民	18.9	61.7	38.3
受检定者总数	19.8	63.0	37.0

也就是就，农民合格底百分数小于平均数。

不仅弄村人口底经济的和文化的水准及数量降低了，就是他的体力健康底水准也降低了。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使农业的一切负担增加，而且使“一切财富之源”——土地和劳动者也枯竭了（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笫十节“大工业与农业”，上述的思想在这一节内获得了它的极典型的表现）。

自然，农业生产并不是仍旧不涉及这些变化。首先对它造成这样多困难的，在这里所具有的意义和城市不同，问题不在于对工人应计划些什么，而在于从什么地方取得他们。在笫七章内我们已经指出，大地产在它已经排挤了小经营的地方，又努力人为地去创造它们（小经营）。城市的引诱愈厉害，则大地产亦愈努力把它所需要的劳动力，固着在土地上。但是在工业有极大吸引力的地方，为了要拘束劳动者并紧缚他使之作大地主的雇佣劳动，则单是创立小农地还是不够，在那里一定要有；新的小块土地被创立，地主就将它们出租，。新的封建制度就发生，但是不会长久。工业继续发展会结果它的性命。以履行某几项工作为条件的新租约，只能保存于附近工业不发达的地方。在工业出现的地方，就是最有诱惑力的也不能鼓励劳动者约束自己。他们宁可保持自由的处理自己的劳动力，以便有可能利用机会更有利地出卖它。

凯尔格尔宣称他从德国西北部农村劳动者状况底考察中所得的结论，是“无可争辩的”，他说：“对于劳动者和对于雇主一样，最好的、最有利的劳动关系，就在农业工作底大部分，除用经常的雇农以外，都由特种的佃户来做的地方，占着支配地位。这里雇主经常有充分数量的劳动力供自己支配，以便有条理地完成全部农业工作，而劳动者在物质方面则处于很优良地位，使他们有很多机会去储蓄并且在自己的意见和情绪上表现出十分的满意。”

虽然这种满足说得津津有味，可是有许多区域劳动者很受磨折，以致对这些关系并不满意。

两种因素妨碍着这种劳役租佃制底普遍推广。第一，是人们底顽固的独立的精神，他们害怕长时期担负任何义务，他们看出这些义务是一种奴役，其结果在威斯特发里尼区域潘德堡、布林瓦尔布及海克特等地方这种租佃制底施行好多次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矿山工厂及煤炭工业底直接靠近，这种工业（特别是在上连马克区，以后是在汉堡干布地方）毁灭了旧的劳役租佃制而又不使新的有可能发展起来。

“这种情形底原因主要在于矿业及工业方面有很高的工资。它使订立长期租约或劳动契约对于每个农村劳动者都成为不利，在对工业劳动者需要增加的时候，这种契约会使自己失去出卖自己劳动力以获得利益的机会。”

那就是说，工业所关心的是要打消凯尔格尔先生底封建思想的前途。

从别处招用外来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经常的，一部分是临时的，外来的劳动者更加普遍了。如果农民底继续增长的无产化促进这样劳动力（即外来的）底供给，那末农业劳动者去到工业区域，就引起迅速增长的对他们的需要。在许多区域内要是没有外来的劳动者，农业的经营就不能存在。但是外来劳动者底劳动无论怎样重要，它只能将农业因劳动者底缺乏所经受的困难平均分配到整个地方，或者在招用国外劳动者的场合内，分配到几个地方，但它不能供给整个农业以新的劳动力。从外边招用的劳动供给这一个地方，那它就剥夺了别个地方的劳动，这些外来劳动者底劳动，是取之于东方的劳动力，以之供给西方：它把劳动者的缺乏推广到工业底势力还没有直接感觉到的地方，并且藉远离替迁徙准备下一个基础。外来的劳动者任何时候都不能代替到城市去的本地的劳动者。我们已经说过，从农村逃出去的首先是最有能力，最有知识的劳动者。反之，外来的劳动者都是从经济落后的地方出来的，在那些地方国民教育及农业都很低下；其结果不仅是整个农村工人阶级工作能力底降低，而且往往是农业方法上的退化。

例如，凯尔格尔从采矿工业区——威斯特发里尼寄的通讯说：“当地劳动条件底一般特征就是差不多完全缺乏本地的农业劳动者；甚至所有劳动者底儿女，得到认可以后，就完全献身于采矿业，因此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差不多全是从外地来的。从东部及西部普鲁士、黑森、哈诺威、威尔德克以及荷兰等处招来雇工，并且这些招寻不得不经常进行，因为雇工们在农业方面大部分不会留上一两年，当时他们还不知道采矿业方面劳动那么容易，工资那么高。到收获时期，外来的劳动者，尤其是从米金区来的，自己就是所谓毕连费德的收获人。谁能够，谁就在一切场合内避免雇用这些高价的外来劳动者，并努力用一些固定的劳动者来对付。在瑞姆及汉根两处倾地平均都很小，因之在那里这些收获人也很少出现，而在小土地占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瑞姆地方，这些收获人出现得更少。

诚然，根据某些报告看来，农业劳动者底真正缺乏在这些地方并不显著，尤其是在工业内如果情况不好的话；但是固定劳动者底极其缺乏和优良农业劳动者底极其需要，是会被觉察到的。许多报告都说到找寻劳动者的困难，而有一个报告里面则肯定说，劳动者底缺乏，尤其是优良的劳动者底缺乏，大到这样程度，以致多数农业经营者都无意经营。”（见“农业劳动者的状况”，第一卷，第一三三页）

在黑森大公国（上黑森）的报告中说道：“从前有过年年都出来做工的真正职业化的日工阶级；这些日工由于他们的工作证明了，他们学会自己的职业，并且在这种职业上取得经验，你可以信赖他们。但是这个阶级消灭了；多数的打谷机在冬季夺去了农业经营中的工作， 在工业区域内才能整年期间找到工作，于是，在七十年代中叶，就开始向威斯特发里尼、比利时、巴黎等地迁移，随后迁移到美洲、澳大利亚、阿根廷，以便在那里‘寻求幸福’。应当承认，他们当中有不少的人，的确在那些地方找到了幸福。现在他们从自己熟人当中拉拢一些可靠的分子跟他们走。所谓结过婚的雇工，——各国各民族底混血种，从瑞士、东普鲁士及西普鲁士、波斯、上西里细亚甚至瑞典等国来的，出现在他们的地方上；一部分是被招来的或被拐来的，一部分是自由来的，他们一般都是完全堕落的粗暴的，在和放荡的女工底败类乱交中过活的，沉于酗酒的一群匪徒，虽然他们缺乏职业的技能、缺乏知识、缺乏忠实，却往往替自己找到高工资的工作，如在农庄上当马夫或所谓‘司阍人’（牛乳业中的牧人和工人）。但是这些定居在这里的劳动力对于大规模种植甜菜的经营还是不够；于是在春初就从莱茵、爱赫斯费德，从巴伐利亚、什瓦慈瓦德、上西里细亚、波森以及西普鲁士等地招来大批新的外来的男女工人，他们得到高工资，一直到秋末为止，这是因为上黑森地方当地的居民不愿被雇在农场作长期的工作。”（见“农业劳动者的状况”，第二卷，第二三〇、二三一页）

最后，为了要解释工业进步所引起的农业底衰落，让我再举出第三个例。

鲁道尔夫、迈耶尔博士在自己的论文中（“新时代”，第一卷，第二期，第二八四页）引证波希米亚地方一个属于国库的，有几千公顷面积，种植甜萝卜及谷物的地产的管理者底报告。在报告中，这个管理者说：“在先我们要好几次用马拉的培土器来培垅为条播机所播种的谷物，但是现在我们不这样做了，因为不熟练的工人要管理它们，就会损失许多谷物。做经常驾驭耕畜的工作，而那些少数的，比较适宜的人都很快地换掉了。青年人在军役时期一旦熟识周围的世界，他们已经不愿作长期而繁重的劳动来换取低微的工资，他们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本地居民中留到我们名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儿童、妇女，我们只得从塔波尔（Tabor）这个偏僻的地方雇用雇工，他们很羸弱，而且很粗笨，他们不能用机器来做工作，因而马曳打谷机只好放在我们的棚里让它生锈。”

这些报道告诉找们，在现代农业中要利用那种在蒸汽及电气时代是最适当的工具——来抵偿劳动者底缺乏是怎样地困难。农业经营者并不是导出都能找到宜于做机器工作的劳动力，就是现有的劳动力也一天天地离开了农业。虽然如此，机器在我们这时代在农村中已有很大的成就，虽然它还远不能达到足以抵制劳动者缺乏所必需的那个限度。我们找出了这事的唯一指示，就是农业经营者企图藉机器底采用来帮助自己。我们在这里不是已经讲过，农业机器，就所生产的生产品数量而言，常常节省了劳动，但就而言，并不常常节省劳动。在一定的面积上，许多农业机器比简单的工具需要更多的劳动者。“在某些场合因为采用一些改良了的机器，人手的需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条播机对于一定面积底播种比简单的播种机或单单用手播种都需要更多的劳动”（见郭尔慈：“农村工人阶级”，第一六八页）。

末了，我们还要介绍抵消劳动者缺乏的第四种手段：充分的提高工査，较优的待遇，更经久的住宅，劳动者底最好的给养。这种手段当然是上述四种中最实际的，但是很显然地，为了要保证农业有必要的劳动力，这种手段还是有它的缺点。高工资并不是吸引农业劳动者到城市的唯一因素；冬季找工作底较大的可能性、较大的独立性，较易备置家庭，以及城市文化之高于乡村，这些因素除非工资非常提高，才能减弱它们的力量。

格罗斯曼（Grosman）在其著作“农业劳动者的状况”中写道“至 于说到女雇工的缺乏，那末在沿厄尔巴一带卑湿的沼泽地方人们主要是抱怨女雇工们到城市去。报告底起草人看出这种现象是极其可惊的，在邻近的小城市内雇用的女工所得的工资比她们在农村中所得的稍多二分之一（仅仅如此？）甚至在汉堡工资平均并不高，而用费却很高。”较优的待遇也一样无力长时期地栓住工人：“我们知道有许多地方农业经营者几乎不把雇工当人看待；雇工们住往不得不容忍很平淡的，有时是做碍很坏的饮食，他们常常没有一间帝稍微舒适整洁而温暖的房间，可以在里面消磨闲空的时间；有时他们不得不在垃圾堆上在房子底尽头收拾一间特别的卧室，那里没有地板没有可坐的椅凳，至于桌子更说不上了。反之，有人也许以为，任某些家庭内把安分守已的雇工们作为家庭成员看待，和他们谈及自己经营的事业，谈及他们的私事，和他们同一桌吃饭，这在那个地方往往是很平常的事，让他们在家里可住的房间内消磨空间的时间，或者分给他们别的舒适整洁而又很温暖的房间，同时作为他们的卧室，供给他们可读的报纸等等，他们就会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可是在这些场合，雇工们就渴望着找到一个邮务员、铁路职员、裁缝、店员等等职务的工作，或者在大城市内找一个位置，因为在那里可以过着比僻静而辽远甚至常常没有一家酒店的单调的乡村较为优裕的生活。安分守己的雇工们在目前高工资的情形下——假定他们不太早结婚，可惜这种情形是很偶然的——就能够很容易赚得一些工钱，以便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有可能尤其在目前地价低落的时候，购置一小块土地，在这小块土地上养四条牛和几头羊。”（见同书，第四二三页）

无论是高工资，无论是独自占有土地，都不能维系大批农村劳动者不逃出农村。农村劳动者事实上用什么别的方法才能得到高工资及较好的生活条件呢！没有这样一个企业家阶级，它会自愿地同意工资底提高，除非他这样做。农村雇佣劳动者现在还太软弱，还不能用自己组织底力量来达到这个地步。农村中工资底提高——只是劳动者继续缺乏底结果。高工资及劳动者底充分供给，至少直到现在为止，是农村中相互排斥的两极现象。

所以，意见无论怎样好听，要希望工资这样增高，以阻止劳动者不逃出农村，那是不行的。这种逃亡仍旧循着自己的道路进行，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止它。

安德生·格兰罕在其“乡村迁徙”一书中（引自霍德斯丁：“职业组织”，第三九页）关于这一点说道：“如果他们得低的工资，像在威赛尔地方，那末他们就迁居别处；可是如果他们得到高工资，那末——如在北安伯兰德地方，——他们也一样逃亡。如果农场小，如在斯莱佛德（林肯县）区，那末他们就离开这些农场；但是在农场很大的地方如 诺尔弗克区，农村的逃亡，还是继续增长。农村居民似乎深感悲观失望，觉得他在农村中已经不会有任何幸福的前途，他不假思索地把铲子、锄头丢在一边就跑开了。

因为自助是无力的，那末要解救这种不幸，就要有国家的强制。对于仆役采取最严厉的惩罚、对于破坏契约的惩罚、结婚的困难等等，当然是保证农业经营者有经常的劳动者；用禁北迁徙的办法使移居底自由中止或感困难，对移居城市的人造成许多障碍，如火车票价的增高等等，——所有这些情形当然会使那些要想暂时或永远离开的人滞留在家乡。但是前一种方法只是使农村生活对于雇农及订立契约的劳动者更加难以忍受，而这种情形又必然加强他们的逃亡。取消移居底自由，甚至假如工业人口和他们调剂，假如这种调剂能够实现，那自然是帮助了个别的农业经营者，但不能帮助整个农业。取消移居自由，就等于从无数小农手里剥夺了补助工资底唯一来源，并使他们陷于极度的贫困。取消移居自由同样使工业区域内依靠雇佣劳动者经营的各种农业成为不可能，囚为在那里，像我们已经看见的，要是没有外来的工人，农业就不能进行。取消移居自由是会延缓了经济落后地区农业底破产，而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则加速了它的破产。

防止农业中劳动者底穷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还没有长出治病的药单来。资本主义的农业到了十九比纪末期所处的地位，有如封建时代的农业在十八世纪末期一样：它已陷入死巷，无力用自己的力量从死巷中拔脱出来，而置于社会的磐石之上。

读了下面的几行，就可以想到过去一世纪的情景。“劳动者的缺乏，在进行大经营的地产内，同样在大农方面，即已存在而且是特别感觉得到的。由于劳动者的缺乏，极大的地产甚至农民的土地都分租出去：这种情形本身就引起不幸的结果：农业改良无法进行，反而引起特种，因为很少饲养大的牲畜，而且是专用厕所里的肥料。这自然是有害于土地的肥沃。结果，多沙的地方，在以前更重不是没有利益的，而，劳动者自己的田地往住任其荒芜，劳动者在高工资情形下以雇佣劳动所赚的钱比耕种自己的田地多”（“农业劳动者的状况”，第二卷，地二〇六页）。

这样的消息是从黑森地方来的；而从巴伐利亚来的消息是：“像一般报告中所说的，巴伐利亚有几处地方劳动者的缺乏不仅引起正规进行的经营不断的破坏，而且引起经营强度底降低。”（见同书，第一九〇页）

上面所引的关于外来劳动者底影响那段文字也值得和这些作一比较。我们且置全部技术的进步不谈，，农业底衰落无疑已经开始。如果劳动者底缺乏不停止，那末农业底衰落，会成为普遍的现象。 “劳动力数量底减少，必然会有一种结局，就”（见郭尔慈：“农村工人阶级”， 第一七六页）。

凡是使用雇佣劳动者的经营，都经受着劳动者缺乏底压力，但是在小经营内这种压力比在大经营内更易感觉到。小经营动用的资金，如果不是用来消除劳动者的缺乏，那末即使在有些地方扩用来缓和劳动者的缺乏也是太少。它们没有可以让给雇佣劳动者的土地，使其为得到土地使用权而完成一定工作为交换条件来维系雇佣劳动者。它们对劳动者的要求并不大，只要收入能抵偿从远处招来劳动者的特别费用。它们当然对那些住在附近的人特别照顾；它们完全不能利用机器，而对于充分提高工资，它们的资金也比别人少。

可是这些最小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正是利用那些最容易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别个地方的劳动者，即未婚的劳动者、雇农及女雇农。

在供作商品生产的，而不是专门或几乎专门供作家庭生产的诸经营之间，只雇用少数雇佣劳动者，而在农忙时期使用自己家庭底劳动力，可是这已足够维系所有者于土地上那些的经营，也就很少为农村的逃亡所牵累。五——二〇公顷的经营一般都是如此。逃出农村这种倾向，愈是包括农人口底大部分，则多半正是威胁这些经营的土地碎分底趋势亦迅速地减弱，这对于他们甚至是有益的。土地的需要因之减少，小地产的不相称的较高价格因之降低。土地底细分已不是有利的了；地产分碎为若干部分也中止了。这样看来，在德国正是这些经营在土地所有权范围内是唯一的，很能获利的经营，这是不足奇怪的。全部在农业使用中的面积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增加了六四八、九六九公顷，而从五至二〇公顷的经营底面积则增加了五六三、四七七公顷，从一至二公顷的经营底面积则减少了五〇、一七七公顷，从二〇至五〇公顷的经营面积减少了六二、八九八公顷。

农业使用面积每一、〇〇〇公顷中各类经营，有如下表：

年代	1公顷以下	1-2公顷	2-5公顷	5-20公顷	20-100公 顷	100-1000 公顷	1000公顷以上
1882年	24	33	100	288	311	222	22
1895年	25	31	101	299	303	216	25
增（+）减（-）	（+）1	（-）2	（+）1	（+）11	（-）8	（-）6	（+）3

显著的增加只是在于五——二〇公顷以内的中农经营，而减少最多的则是在二〇——一〇〇公顷以内的大农经营。

这些数字使国家底全体善良公民内心高兴，他们把农民看做是现存制度底最牢固的支柱。他们很兴奋地叫喊道，不，不，这种农业是不会被动揺的；马克思底教条对它们毫无用处。在这些数字中非集中的和集中的倾向实际上是互相抵消的，这些倾向在我们这一时代在农业中直到八十年代到处都可以看得出来。很显然地，农民底新的繁荣到来了，新的繁荣一定会使工业底一切社会主义倾向丢魂的。

，它不是生长在农民底底地基上面，而是生长在整个农业地基上面。它是那些原因底结果，那些原因使已被采用和被试验过的机器又被抛弃了，劳动契约底封建形式重新恢复了，田地为牧场所排挤，有些田地空间着不去耕种。就在替农业很圆满地解决其特殊的“劳工问题”，并替它开辟出新的繁荣底可能性的那一天，对于中等经营有利的诸倾向立即又变成了它的对立物。农业底兴旺与农民经济制度底继续存在——这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是两个互相排拒的概念。不仅是欧洲底经验，就是北美合众国东部各州底经验都有利于这个命题的说明。

我们也不应当希望，目前农业的衰落，影响一个相当时期以后，会使大的和小经营受排挤，会给农业中满足的中农那个阶级以绝大优势（还在十九世纪初期西斯蒙德就很热情地将这个中农阶级描述给我们了），会使这一阶级能够以自已的“不要前进一步”来对抗整个社会的发展。

如果中农阶级比占有土地底一切其他商品生产阶级，较少涉及雇佣劳动者底缺乏，那末，同时也正是中农阶级比其他阶级更感到现代农业所产生的其他负担的痛苦！中农是高利贷剥削和仲介人的剥削底主要对象；货币租税及军事服役更加繁重地加在它身上；贫瘠底危险更加威胁他的土地。因为这种经营是属于商品生产的经营中最不合理的经营，于是它更加不得不在非人的劳动和非人的生活方式帮助之下去进行竞争的斗争。我们想起一句俗话，就是说，小农在他们没有自己的耕畜时，还勉强过得去，“一旦有了私有的耕牛，他们的可怜生活就开始了”。

这些农民的相当大的一块土地，还可以把他们维系在土地上。可是这也只能维系他们自己，但已不能维系他们的儿女。像雇佣劳动者和小农一样，逃出农村的倾向也开始遍及于中农的子女，——工业愈接近他们，则这种倾向愈有力。有人从农民保持得很康健而又强壮的那一省，即斯连茲维-郭里斯廷省报道说：“那些雇农以及农民底子弟在未入军队以前是在父兄的经营内工作，在退伍以后，假如他们没有学会一种职业，才有时长期地回到农村。他们都跑到城市，因为农村生活已经不再使他们留恋。”（“农业劳动者的状况”第二卷，第四二六页）

但是中农底子女愈是很快地开始觉得营养很坏的、大部分直接受敲的、雇佣劳动者底境况底惨苦，他们愈是企图离开农民的野蛮状态，则中农底家属就愈加减少，也就是说，他们更没有可能进行自己的经营，虽然是有困难的，雇佣劳动者在这里就开始愈加起着很大的作用，并且劳工问题连同其他的不幸，对这个阶级就更加感觉沉痛。

在现时，中农就不再是真正保守的，满意现存制度的分子。恰恰相反，他们也渴望着现存制度的变革，正如最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但他们所取的方向，自然和社会民主党完全不同。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进行国家的变革。我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无论怎样奇怪，可是不像以前一样成为现存制度的支柱。农业的危机伸其魔掌于农村居民底一切商品生产的阶级；它也不顾惜中农。

[1-08.htm](第八章 农民的无产阶级化.md)[index.htm](考茨基 土地问题(1898).md)[1-10.htm](第十章 生活资料生产中的海外竞争及农村经济的工业化.md)